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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理论分析
节粮型畜牧业发展是否有益于粮食安全，或者说，耗粮型畜牧业的发展格局是否是导致我国粮食安全问题的主要原因，如若不是，那么发展节粮型畜牧业只能是“一厢情愿”的行为。本文将通过对粮食需求结构、产品需求弹性、城乡居民消费特征、饲料转化率以及消费习惯因素的考察来判断节粮型畜牧业发展模式对粮食安全的潜在影响究竟是怎样的。
1.1粮食需求结构转变可能导致节粮型畜牧业发展与粮食安全之间的内在冲突。
1984年以来，我国人均谷物消费呈下降趋势，消费结构发生明显转变，即人均谷物消费大幅下降，而人均肉食消费、水果、植物油、蔬菜、蛋、奶、鱼类等消费大幅上升，对畜产品消费带来的间接粮食消费对直接粮食消费具有替代作用。粮食直接需求下降，但间接需求日益上升，间接需求又主要体现在对饲料粮的需求上，而饲料粮的供需缺口在近些年呈现日益上升的趋势，尤其是大豆和玉米的进口依存度不断提高，再加上工业用粮的增长，结果我国粮食自给率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不断下降，从100%以上降低为2012年的97.7%，于是就产生了饲料粮需求不断上升的压力导致粮食安全问题恶化的认识。粮食需求结构的转变使得对粮食总量需求上升，不断地逼近和突破粮食供需平衡点。但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城乡居民对动物食品需求的增长主要由猪肉与禽蛋等耗粮型畜产品构成，这就意味着粮食安全就表现为如何满足居民对这部分增长的间接粮食需求，换言之，满足了该部分粮食需求粮食安全才有保障。以肉鸡为例，数据显示，从1996年到2009年，我国肉鸡的国内产量由618.4万吨上升至2009年的1210万吨，而与此同时，肉鸡的进出口贸易逆差由4139吨上升至573374吨，也就是说肉鸡产业存在较大的供需缺口。因此，发展节粮型畜牧业结果只能使粮食供需缺口日益扩大，因为消费者需求的是耗粮型畜产品，而社会却要提供更多的节粮型畜产品，某种程度上说，这是种资源浪费与要素错配；政策之于现实只能是“南辕北辙”。
1.2通过降低耗粮型畜品种的养殖数量，的确可以减少对饲料粮的需求，从而使口粮得到保障。
正是畜牧业的快速发展及由此产生的对饲料的大量需求带动了种植业的发展，在未来粮食增产的大部分将主要作为饲料，并且后者将成为带动粮食生产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一方面，我国节粮型畜牧业发展存在严重的饲料来源瓶颈，在我国节粮型畜牧业如牛羊的养殖主要以牧为主的饲养方式，而农区草原面积又呈逐年下降趋势，再加上禁牧等因素，导致节粮型畜牧业发展受到严重限制。尽管近些年提倡通过发展牧草、苜蓿等种植业来扩大牛羊等的养殖规模，但是，目前这些产业在我国尚处于起步阶段，方兴未艾，各方面发展十分不成熟，尤其是市场发育不充分，因此比传统农作物种植的市场风险还要高，对于传统的粮食作物而言，由于既可用于口粮、亦可用于饲料粮或工业粮，种植户可以根据市场行情的发展进行自由处置，或是满足口粮需要，或是换为货币需求，对产品具有自由选择权，显然这些优势是牧草产业不具备的：另一方面，由于种植业的高风险、高投入和低产出特征，种植业的比较利益日渐减少，农民种粮积极性日益消减，如果畜牧业对种植业的带动作用再进一步减弱，这对种粮积极性和种植业的发展无疑是雪上加霜。此外，据资料显示，尽管人口在不断增加，但居民对直接的粮食消费在逐渐减少，尤其是城市居民尤为明显，随着城镇化的发展，这一趋势只能进一步得到增强。所以，尽管人口增加产生粮食刚需，但现有人口对直接粮食消费需求的降低以及粮食间接消费对直接消费的替代可以弥补新增人口对粮食直接消费的需求。
1.3从城乡居民对食品消费的特征来看，城镇居民对食品价格的敏感度较强，即价格小幅度的上升（下降）会带来需求量的大幅下降（上升）。
节粮型畜牧业发展的结果必然降低耗粮型的猪肉、禽蛋产品供给，那么，这些产品价格上涨，考虑到敏感的需求弹性，产品需求将大幅下降，结果畜产品需求下降导致对饲料需求下降，最终负面影响将传导至种植业。同时，城市居民对间接粮食的消费弹性表现为正常品需求，也即间接粮食消费相对于直接粮食消费能产生更大的经济效应。因此，在我国居民对耗粮型畜产品消费偏好短期内无法改变的条件下，也即不同畜产品之间缺乏替代弹性时，人为地限制耗量型畜产品产量会降低对饲料粮的需求和粮食总产量，不仅对粮食安全造成负面影响，而且由于畜产品价格上升，居民生活成本增加，消费者福利恶化。所以，提倡节粮型畜牧业发展必须考虑相关产品的自价格弹性以及交叉弹性的影响。另外，从对饲料及其能量和蛋白质的转化效率来看，生产奶牛、鱼、肉鸡、蛋鸡是最经济的，生猪居中，而肉牛、肉羊是最不经济的。以饲料转化率为例，效率较高的是鱼和肉鸡分别为62.5和41.7，而肉牛和肉羊分别仅为11.1和12.5。反刍动物对牧草、秸秆等农作物的副产品有很高的质量要求，如果品质较差，这些饲料难以维持反刍动物的需要，还必须补充一定量的饲料粮。这说明牛羊等所谓节粮型家畜，由于其对饲料、能量和蛋白质的转化率较低，对资源的浪费更严重，因此其对粮食的节约程度可能是有限的。再考虑到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牛羊等反刍动物对前者的负面影响较之禽类及其他牲畜更严重。因此，在综合考虑经济效益、资源利用率以及生态环境效应之后，对节粮型畜牧业发展方式应进行更细致和深层的考量。
2实证检验
基于上述理论分析，本文将以统计数据为基础，通过构建一般可检验的计量模型对节粮型畜牧业发展模式与粮食安全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
2.1关于粮食安全的测度
目前，关于粮食安全的测度与评估有很多种方法，比如FAO的营养摄入评价法、朱泽的4指标简单平均法、徐奉贤德5指标简单平均法、马九杰的5指标加权平均法以及高帆的“横纵联合法”等，但总体而言，学界对粮食安全的理解多侧重于供给层面，而需求面往往被理解为粮食安全的影响因素同时作为解释变量进入实证模型中，显然这是有失全面性的。因此，在借鉴已有文献基础上，同时结合本研究目的，本文选取粮食产量波动系数（0.3）、人均粮食占有率（0.2）、恩格尔系数（0.3）以及粮食进口贸易依存度（0.2）四个指标，其中前两个指标用于测度粮食供给安全水平，而后两个指标则反映粮食需求安全，括号里的数据代表每个指标的权重值。
2.2解释变量的选取
核心解释变量包括耗粮型畜产品比重（主要指猪肉、禽肉及禽蛋产量占全部畜产品产量的比重）和耗粮型畜产品的需求弹性。之所以选择耗粮型畜牧业相关指标作为核心解释变量，是因为如果本文能够证实耗粮型畜牧业比重的上升能够为粮食安全带来积极影响，那么其比重降低就必然给粮食安全带来相反的影响，进而，节粮型畜牧业发展就会不利于粮食安全。同时，采用耗粮型畜牧业发展指标还可直接观测其对粮食生产及安全的数量影响。根据前述理论分析，耗粮型畜产品产量比重应与粮食安全正相关，因为前者可通过对饲料粮的需求拉动粮食生产；而耗粮型畜产品需求弹性与粮食安全负相关，即弹性越大，当价格出现一定程度上升时，需求以更大程度下降，结果产品总收益下降，打击畜牧业生产者的积极性，从而可能对粮食需求及其产量水平产生负面影响。价格弹性计算公式为：价格弹性=畜产品消费增长率/畜产品零售价格指数。在对模型进行估计时，分别采用全国样本和地区样本进行检验，对于后者的具体划分，通常的一种做法是将我国畜牧业生产划分为六大区域：华北、东北、东南沿海、华中、西南、西北，本文依据不同区域对耗粮型畜产品的需求特征和粮食产量高低将这六大区域进行合并，组成两大类区域，即将华北、华中和东南沿海合并为同一类区域，这些地区不仅对耗粮型畜产品需求和生产集中，而且也是粮食作物的主产区，三大地区粮食产量占粮食总产量的比重接近70%；该区域包括：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山东、河南、广东、福建、浙江、江苏、上海、江西、安徽、湖北、湖南，共15个地区；余下的西南、西北和东北地区合并为一类，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广西、四川、贵州、云南、西藏、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由检验结果可知，所有变量均通过显著水平检验，并且各变量对粮食安全的影响与理论预期基本一致。具体而言，第一，从全国来看，耗粮型畜产品产量比重每提高1%将对粮食安全产生0.21%的积极影响，即耗粮型畜产品产量提高有利于保障粮食安全；由耗粮型畜产品的需求弹性系数可知，该因素对粮食安全的影响大小为-0.1247，即需求弹性每增加1%将导致粮食安全水平下降0.12%。这说明就全国整体而言，耗粮型畜牧业产量下降将不利于粮食安全。从各控制变量的影响来看，所选四个变量均在1%的显著水平上通过检验，并且与被解释变量正相关，其中，城镇化水平的影响最大，影响因子为0.14，这说明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居民对粮食间接需求的日益增加不仅没有对粮食安全造成负面影响，而且为后者提供了更有力的保障。第二，从划分区域情况来看，对于一类区域而言，耗粮型畜产品比重对粮食安全产生了显著而积极的正影响，该比重每上升1个百分点将带来粮食安全0.3个百分点的提高，畜产品需求弹性对粮食安全的影响为-0.14。另外，控制变量的影响与全国样本的估计结果十分类似，均表现为与粮食安全正相关。不仅如此，通过与全国样本比较，发现大部分指标在对一类区域中的影响更大。第三，从二类区域的估计结果来看，与全国和一类样本估计不同的是：其一，耗粮型畜产品比重系数为负值，说明对于该类地区，降低耗粮型畜产品比重更有利于粮食安全，换言之，在该区域发展节粮型畜牧业将对粮食安全大有裨益。其二，在二类区域中，城镇化与粮食安全负相关。这说明，在该区域面临资源瓶颈下无法满足城镇化发展带来的日益高涨的粮食间接需求，从而导致该区域面临粮食安全恶化问题。
3结论与政策建议
未来对粮食的需求主要体现在饲料粮的需求上，而降低饲料粮需求，粮食产量可能会大幅下降。因此，节粮型畜牧业发展是否一定有助于粮食安全问题的解决，不能仅站在饲料粮节约的角度，还要考虑人为限制畜牧业发展对种植业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也就是说应综合考虑节粮型畜牧业发展对粮食安全的净效应。据此，本文给出一些政策方面的建议。首先，节粮型畜牧业发展必须考虑畜牧业对种植业、饲料加工业及其他相关产业的关联效应，基于前文分析，这就要关注不同畜产品的需求弹性、城乡居民的食品消费特征、消费习惯；同时，更要针对不同区域制定差异化的畜牧业发展政策。夏晓平等2010年的研究指出，我国各地区畜牧业发展不平衡，生产结构的区域化特征明显，并且这与资源禀赋、市场需求等因素密切相关其次，由实证检验结果可知，城镇化对粮食安全的影响存在地区异质性，因此，各地区在努力提高城镇化水平时应将其对粮食安全的可能影响考虑在内，即不能盲目地追求城镇化水平，务必结合本地区的资源特征、居民的消费习惯、农产品市场完善程度等进行与本地区经济社会条件相适宜的城镇化建设。最后，技术进步与升级是粮食安全和畜牧业发展的根本保障，当前，我国畜牧业的科技投资水平在整个农业领域中是最低的，与国外先进国家相比较则更低，进而导致技术对畜牧业发展的贡献度也不高。因此，政府应努力完善我国畜牧业科技创新体系及其运行机制，一方面，加强技术创新的环境建设，引导、鼓励科研单位与企业进行合作研发与创新，完善产学研机制、促进技术扩散；另一方面，加强技术创新基础设施建设和能力建设，构筑畜牧业科技创新平台。此外，应提高国民素质，同时宣传普及食品与保健知识，逐渐转变居民的消费习惯和饮食结构。有研究证明，消费者的学历和受教育程度越高，其对食品选择的随意性就越低，不是单纯根据价格进行食物数量的选择，而是更加注重食物的营养和品质。因此，提高国民素质是改变其消费习惯和传统的根本途径；除此之外，可通过社会各界媒体对健康的食品消费进行宣传和引导，提高和强化居民对健康食品消费的意识，进而，逐渐形成健康合理的食物消费结构。总之，考虑到产品需求弹性、产业关联效应以及口味稳定性等因素，调整畜牧业内部结构，转变产业发展方式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产业结构调整应当遵循市场规律和个体自由选择的原则，问题的关键是提升产业技术水平，提高畜产品的单产数量和饲料转化率；同时，通过提升消费者的整体素质实现饮食习惯的逐渐转变。另外，发展节粮型畜牧业政策也绝不应一刀切，应充分考虑地区异质性。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并非从根本上反对节粮型畜牧业发展，只是认为目前对该问题的认识有失全面性，仅强调了节粮型畜牧业发展的优势和积极影响，而对其在现阶段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认识不够；更为核心的是，政策必须在遵循市场原则和尊重个体权利的前提下进行渐进式的调整。
作者：张兴 张炜 单位：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管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