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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草地畜牧业是三江源区牧民赖以生存的传统生计产业，被称为生计型畜牧业。如何处理好畜牧业发展与牧民生计的关系，是三江源地区发展和生态保护中必须要处理好的一个现实问题。随着三江源国家公园建设的推进，对这一问题的求解非常必要和迫切。在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进展中，应从生计视角对草地畜牧业进行全新审视，探索通过草地畜牧业发展进一步改善牧民生计环境，增加牧民的生计资本，优化牧民的生计策略，建立“草地畜牧业——牧民生计”的关联机制，探索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协调发展新模式，助力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一、引言
生计是民生之本，小民生计，大国根基。可持续生计作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原住居民可持续生计问题也是始终伴随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尤其是国家公园建设的根本性问题［1］。探索人与自然和谐发展道路是国家公园的重要功能。全球范围内的国家公园建设实践已经证明，只考虑单方面的保护，不考虑原住居民生计，不仅可能使大量具有极高保护价值的区域得不到有效保护，往往也会催生原住居民破坏生态行为的产生，更不会达到国家公园的管理目标。从现实看，草地畜牧业是三江源区牧民赖以生存的传统生计产业，被称为生计型畜牧业。对三江源国家公园建设来说，如何优化保护园区内的生态—生产关系，协调当地牧民畜牧业生产活动与保护当地生态系统及其生物多样性之间的矛盾是公园建设过程中已经面临的现实问题［2］。对整个三江源来说，如何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更是一个亟待求解的新问题。贯穿以上问题的焦点是如何处理好畜牧业发展与牧民生计之间的关系？这需要我们对此问题予以理论思考和实践探索。鉴于三江源这一区域的特殊性、复杂性，梳理现有研究成果，发现已有研究远远不能满足现实发展的需求，尤其是从牧民生计的视角去研究三江源生态保护和畜牧业发展的研究成果更是缺乏。笔者认为，在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进展中，应从生计视角对草地畜牧业进行全新审视，通过草地畜牧业的发展进一步改善牧民生计环境，增加牧民的生计资本，优化牧民的生计策略，真正建立“草地畜牧业——牧民生计”的关联机制，将有着特殊而重要的示范引领意义。
二、从生计的视角审视草地畜牧业
（一）草地畜牧业和牧民生计休戚相关。董世魁、任继周（2015）指出，草地畜牧业是长期历史演化过程中在全球干旱、半干旱、高寒、干热地区形成的草地、家畜与人之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自然资源管理系统，在生计方式上，草地畜牧业可以定义为以草地家畜牧养为主的自给自足的生计方式以维持生计的有效生活方式。草地生态、家畜生产和牧民生计休戚相关，三者在历史长河中相互适应、协同进化［3］。对三江源地区的牧民来说，畜牧业发展必须重视和处理好“牧民”这个关键一环，在长期的繁衍生存过程中，藏族人民形成了一系列特有的思想理念、行为准则，并深深融入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畜牧业发展和牧民生计早已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依存局面。
（二）牧民生计已嵌入“草地畜牧业——生态保护”发展演变逻辑中。从历史和现实看，畜牧业是三江源地区的重要支柱产业，也是当地牧民赖以生存发展的主体产业。自建政以来，三江源经济社会发展中得出的一条宝贵经验是，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不论在什么情况下，畜牧业的基础地位都不可动摇，任何时候都不能放弃畜牧业。自2003年实施三江源生态保护与建设工程以来，三江源地区取得了较好的生态保护成果，但这一成果的取得离不开禁牧减畜和生态移民带来的成效。但受牧民文化素质、思想观念的影响和现实条件的制约，留居草场的牧民往往不能在减畜禁牧的条件下，及时转变生产方式和经营手段，提高畜牧业的经营效益，其生产生活正在承受着现代化、市场化的压力；而脱离草场、移民城镇的部分牧民，增加了水、电、燃料等许多硬性开支，由于其自身技能的缺乏，很难在短期内融入城镇生活、学到新的谋生手段形成生计替代，特别是减畜禁牧后，部分移民的牧民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政府要生态、牧民要增收的不同的利益诉求，客观上增加了实现牧民生计可持续的难度。李惠梅（2018）研究指出，三江源牧户响应生态保护战略，不仅面临收入损失或减少的威胁，更直接的影响是，牧户选择过以前那种生活的权利被限制；另外，受长期生活习惯的影响，牧户必将支付更高的生活成本以维持以前的生活状况，增加的高生活成本和牧户的不适应或风险厌恶心理将导致他们的福利水平受损［4］。可以看到，牧民生计已深深嵌入“草地畜牧业——生态保护”发展演变逻辑中，不能就“生计”谈“生计”，就“畜牧业”谈“畜牧业”、就“生态”谈“生态”。
（三）新时期牧民可持续生计的实现，需要处理好畜牧业发展与国家公园建设的关系。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是党中央国务院批复的第一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国家公园的首要功能是重要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完整性保护，纳入全国生态保护红线区域管控范围，实行最严格的保护。根据《三江源国家公园总体规划》，三江源国家公园一级功能分区共58个地块，核心保护区6个，面积为90446.6平方千米，占整个园区的面积达73.45%，核心保护区禁止人类活动，一般控制区严格禁止开发性、生产性建设活动，除国家重大战略项目外，仅允许对生态功能不造成破坏的有限人为活动，这种情况下，部分原住居民，特别是若干较大的聚居点乃至乡政府驻地被划入核心保护区域，同时，未来三江源国家公园范围内符合严格保护的区域将逐步提高保护强度，核心保护区面积逐步扩展，一般控制区逐步缩小，这导致该区域人地关系越来越复杂，牧民生计必将受到较为深刻的影响。从笔者田野调查看，在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过程中，当地牧民群众也确实遇到了保护和发展相协调的挑战、生产生活方式改变的挑战。当前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建设已成为园区牧民可持续生计的最为重要的背景，牧民家庭长期以来形成的内在均衡性、平衡性逐渐被打破。可持续生计的实现，需要准确把握畜牧业发展与国家公园生态保护的关系，这也应是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建设中的共性问题。
三、草地畜牧业发展支撑牧民可持续生计的路径探索
从生计视角探析地畜牧业发展支撑牧民可持续生计的路径，关键是从三江源整个人地系统入手，基于可持续发展、可持续生计、生态学等理论，发现生态系统、生产系统和生计系统循环链接的关键，坚持生态生产有机结合理念，用可持续生计观发展畜牧业，将畜牧业发展与牧民生计一体化设计、融合推进，不断探索自然保护和资源利用的管理新模式。结合三江源实际，提出以下三方面路径。
（一）强化积极外部干预，通过草地畜牧业发展进一步改善牧民的生计环境，塑造牧民生计必需的安全公正空间。陆雅琴（2015）指出，生计的外部环境一般包括国家、社会和资源环境三个方面，外部环境是农民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即为农民生计活动提供发展的条件，同时又对农民的生计在一定的程度上起到了制约的作用。要详细的了解和分析农民可持续生计系统就必须了解和分析农民所处的外部环境系统，分析农民生存的各种环境因素对可持续生计构成的影响［5］。鉴此，在国家公园建设进程中，首先要引入政策要素，持续争取国家层面的政策支持，在生态补偿、草原保护、教育、就业、社会保障等方面请求政策性支持，使牧民有均等化的获得必要资产、公共服务等方面的机会，为牧民生计可持续提供必需的公平空间；其次，应该注重以草地畜牧业的发展来保护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按照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功能定位和保护目标，探索建立与国家公园建设相适应的畜牧业生产经营模式，切实加大草原保护力度，转变传统的分散的经营方式，确保为牧民可持续生计提供必需的生态安全空间和产业发展空间；第三，受传统观念支配，在三江源边远牧区乡村，牧民群众戒杀、惜售现象比较普遍，牲畜出栏率和畜品率很低。在草地畜牧业发展中，应持续转变牧民思想观念，通过严格执行禁牧封育，落实最严格的草畜平衡制度，实现精准轮牧精准休牧，规范、约束和利用好好牧民传统生计。
（二）树立“投资于人”的理念，通过草地畜牧业发展进一步增加牧民的生计资本，实现生计资本的积累和优化配置。生计资本是可持续生计资本框架的核心内容。英国国家发展署建立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DFID）确定了建立生计所依据的五种核心资本类型，即物质、人力、社会、自然、金融五项资本体系。该分析框架认为，人们要取得积极的生计成果，必须有不同类型的资产。单靠一种资产是不可能产生人们所寻求的多样化的生计成果的。不同的资产组合将会产生不同的生计结果。侯双（2016）指出，生计资本内部相互联系、相互影响［6］。郭占峰（2009）研究发现，农民合作社在增加农户五种生计资本方面均发挥着重要作用［7］。李双元（2018）研究指出，股份合作社使畜牧业资源得到彻底整合和有效配置，实现了畜牧业生产效率的大幅度提高、人力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效率、产业附加值内部化和人与自然的和谐［11］。鉴此，在草地畜牧业发展中，应牢固树立“投资于人”的理念，可借鉴普达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突出以教育资助为核心的社区素质提升计划，重点对牧民群众的人力资本进行投资，提高牧民受教育意识和支持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积极性，激活、增加牧民群众生计资产；当前，生态合作社经济组织在保护生态、发展生产、增加收入等方面的作用越来越明显，应借鉴“股份制”草地畜牧业合作社运行的经验，加快牧民经济合作组织建设，引导牧民将草场、牲畜折股量化，积极打造“资源集约化、资产股份化、生产专业化、经营协作化、用工统筹化、营销市场化”的专业合作组织；应更加重视实施新型职业农牧民培育工程，为畜牧业发展尤其是国家公园建设的提供可持续人力资源支撑。
（三）尊重牧民的意愿，通过草地畜牧业发展进一步优化牧民的生计策略，实现宜牧则牧、宜农则农、宜工则工、宜商则商。杨培涛（2009）指出，所谓生计策略，也就是资本组合和应用的方法。生计策略的目标是实现自己最终的生计目标。生计策略是动态的，需要随着外界环境的变化进行调整［8］。江进德（2012）认为，当农户的传统生计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等问题有矛盾时，比较可行的解决方法就是改变传统的生计方式［9］。胡晨成（2016）指出，多样化的生计策略对于生态环境保护有积极的促进作用，生计策略单一化对于生态环境有着阻碍作用。鉴此，在草地畜牧业发展中，应坚决摒弃“头数”畜牧业，坚持绿色高端现代生态畜牧业发展定位，在控制放牧面积不增加的前提下，利用国家公园品牌增值体系，提升草地畜牧业产业链、价值链，让牧民更多地分享畜产品加工和流通带来的利润；应积极探索“草地畜牧业+”，积极打造休闲农牧业、观光农牧业、创意农牧业等草地生态畜牧业新兴业态，对牧民传统生计进行必要的优化升级；应不断解放富余劳动力，鼓励引导、扶持富余劳动力积极从事公园生态体验、环境教育服务以及生态保护工程劳务、生态监测等工作，探索多样化生计策略，真正实现宜牧则牧、宜农则农、宜工则工、宜商则商。
四、结论
建立“草地畜牧业——牧民生计”的关联机制，从人地系统作为一个整体的角度审视了畜牧业发展和牧民的关系，可有效解决畜牧业发展与牧民生计相互割裂的问题，有力促进草原生态、畜牧业生产发展和牧民生计的良性互动，探索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协调发展新模式，旨在让世代居住在国家公园内的牧民真正成为三江源生态保护和国家公园建设的主体。建立“草地畜牧业——牧民生计”的关联机制需要绵绵用力、久久为功。现阶段应注重将关联机制建设融入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青海省创建全国绿色有机农畜产品示范省战略部署中。应善于借力国家公园建设，系统性前瞻谋划一批与关联机制相关的工程项目。用足用好现有生态保护和草原畜牧业政策，大力推进草地畜牧业基础设施建设，改善生产条件，提升草原畜牧业综合生产能力。
作者:李明 吕潇俭 单位:青海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 青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