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寻找写作灵感？中文期刊网用心挑选的基于农户尺度的农村生态系统论文，希望能为您的阅读和创作带来灵感，欢迎大家阅读并分享。
1材料与研究方法
1．1研究区域概况
陕西省长武县洪家镇，位于黄土高原南部丘陵沟壑区(35°12'－35°16'N，107°40'－107°42'E)，海拔940－1220m，属暖温带半湿润大陆性气候，年均气温9．1℃，年均≥10℃积温为3029．8℃，年均日照时数2226．5h，年均降水量578．5mm，多集中在7－9月且年变率较大，多年平均无霜期为171d，热量供作物一年一熟有余。该区域是黄土高原地区典型的生态脆弱的强人类活动区域，辖区地域总面积49km2，其中耕地面积约为1718hm2，复种后的农业用地面积约为2342hm2，其中粮食播种(夏秋复种)面积为1161hm2，果园面积1124hm2，经济作物面积57hm2;当地从事农业人口数为13486人，占总人口数的90%以上(2008年数据)。历史上，洪家镇是陕西省的粮食主产区之一，当地农业经济的产业基础是单一的种植业(包括苹果种植业)，以生产初级农产品为主，生产、加工和销售未形成产业链，而由于家庭分散经营，又存在的市场信息不畅、技术含量低、规模小、生产效率低、抗风险能力差等状况。随着长武县发展成为全国的苹果优生区，洪家镇也成为该县重要的苹果产区之一，当地农业产业逐渐发展为以粮食种植业、果业、工副业为主的三元经济结构，农户家庭的土地利用方式、生计方式和收入结构等方面都发生了剧烈变化。
1．2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对社会－生态系统的研究，受系统本身的复杂性和开放性制约，相关数据的获取异常困难。文中主要采用传统的社会学调查方法，即将田野调查、问卷调查和半结构式访谈等方法结合起来获取数据，在2008－2011年间，共进行了两次问卷调查，内容涉及农户家庭的人员构成、经济收入结构及土地利用方式等各方面情况(收回有效问卷348份)。在此基础上，分别进行了5－6次的田野调查和入户访谈，就80年代以来农户自身的家庭状况、经济结构以及土地利用结构方面的变化等一系列的主题展开讨论。最后再抽取10户典型农户进行更为详细的问卷调查和访谈，跟踪其家庭情况的动态变化，运用社会－生态系统理论及其恢复力(resilience)思维，基于农户视角对乡村人地关系的演变与农户适应能力进行分析。
2农户家庭体制转换的结果与分析
2．1农户家庭基本情况
调查数据显示，目前洪家镇每户家庭人口平均为4人，其中(适龄)劳动力数量和初中以上人口数量均低于2人;农业土地主要用于种植苹果，平均每户复种后的耕地面积约0．5hm2，苹果林地面积却超过0．37hm2;在家庭收入方面，苹果收入平均约占总收入的56．92%(最高为90%)，外出务工为33．96%，而单纯的种粮收入，仅为总收入的0．38%。可见，当地劳动力普遍较为缺乏，劳动力素质也亟待提高，农业土地利用结构僵硬度较大，农户家庭对苹果收入的依赖度高，但农户的生计方式逐渐多样化，除从事农业生产，还涉及到建筑业、服务业、商业等多个行业，部分农户还存在兼业现象。
2．2农户家庭体制的变量选取和类型划分
通过对10户典型农户家庭在近几十年变化的跟踪，经过反复比选，从所获数据中筛选出描述系统体制状态的七个变量。同时，因每个农户家庭体制各自的状态不同，必要进行先期的分类处理，以完成对其家庭体制转换的具体过程分析。显著性分析结果显示，年人均纯收入是农户受到干扰时响应最为强烈的变量，因此将其作为样本农户的划分依据。
2．3农户家庭体制的分类辨识
低人均收入农户家庭的收入虽然都在3000元(2011年数据，下同)以下，但存在两种情况:一是年总收入较高，劳动力相对充裕的农户，其所拥有的土地面积相对较大且几乎都用于种植苹果，家庭对苹果收入的依赖性非常高，因其种植苹果的时间较晚，还有大部分果树尚未挂果(非嫁接状态下有6－7年的成熟期)，生产投入大，再加上抚养年幼子女的经济负担，家庭年人均纯收入不高。第二种劳动力相对缺乏农户，其家庭成员仅由独居老人和留守儿童组成，体力和精力的限制导致其所利用的土地面积较小，管理粗放，收入较低。这类农户有的干脆选择对劳动强度相对要求较低的牲畜养殖，有的则因健康状况欠佳，丧失部分劳动能力。中等收入农户，人均年纯收入在3000－5000之间，一般为4－6人的三世同堂大家庭，劳动力相对充裕，但青壮年劳动力主要是农忙时回家务农，农闲时在外务工，老年劳动力则一直留守在农村务农。该类农户的土地利用面积在0．3－0．7hm2之间，除有少量种植粮食作物外全部都种上了苹果树，由于该类农户种植苹果的时间较早，管理也较为精细，果树都已挂果且产量和质量都较高，经济效益较好。高收入农户人均年纯收入都在5000元以上，也是4－6人的三世同堂家庭，劳动力相对充裕。但又存在两种情况:一类是苹果种植专业户，家中青壮年劳动力在农村务农并同时从事非农行业，老年劳动力一般不参加农作或是零星帮忙，大面积种植的苹果，主要是依靠雇工务农，有的种植面积甚至多达1．3hm2，每年仅雇工费一项就在4000元左右。另一类的农户则开始由农户向非农户转变，祖辈家庭成员居住在农村少量务农，子辈和孙辈都在城里上班上学，有固定工作，经济收入也以非农业收入为主。
2．4农户家庭体制转换的过程分析
2．4．1农户家庭体制的两种状态
农户作为一种独立经营的生产单位，面临着市场和自然(气候)的双重风险，极易受外界干扰影响，发生体制转换。综合以上分析，结合前期对镇级尺度农村社会－生态系统体制转换的研究结果，当地农村社会－生态系统在自80年代中期以来的近三十年时间里，发生了以下变化:一是农户生计方式多样化。以前的农户家庭的劳动力都被束缚在土地上，仅从事农业劳动，现在除了务农还从事多种非农行业;二是土地利用结构的变化。以前农业生产技术相对落后，生产资料投入不够，土地生产效益不高，几乎所有的土地都用于种植粮食，而现在农业用地模式发生剧烈改变，粮食播种面积骤减，以苹果为代表的经济作物大面积种植，土地经济效益大幅度提高，粮食播种面积比率已从1984年的近100%降为当下的17．97%左右;三是农户家庭收入结构的变化，由以种粮收入为主转变为以苹果收入为主，外出务工等多种收入为辅。综上对农户生计模式、土地利用结构和收入结构的分析，该区农村社会－生态系统中的农户家庭体制确已发生转换，即由传统农业体制(R1)转换为新型农业体制(R2)。
2．4．2不同类型农户家庭的体制转换差异性
对于较低收入的农户来说，在体制发生转换的最初期，受较低的经济水平或较少劳动力数量的影响，对政策调整的感知不敏感，对苹果市场相关信息的响应也较晚，直到后期有了一定的经济积累后，才开始将土地利用方式转变为种植苹果。但目前，随着家庭中青年劳动力的流失，老年成员体力和精力不济，其对相关信息和政策更为漠不关心，也缺乏对未来土地利用模式的规划和计划。这类农户还兼具一些传统农业体制的特点，处于新型农业体制的早期。中等收入的农户早期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家庭成员文化程度较高，劳动力较充裕，其本身也具有一定的创收意识，在当时温饱勉强满足，土地几乎仅用于种植粮食的时候，就敢于寻求新的土地利用和经营方式，在当地农业生态试验站(1984年建立)工作者的指导带动下，积极响应苹果种植推广优惠政策，快速转变土地利用方式，在1986年就开始种植苹果;另外，他们也努力寻找如饲养牲畜(猪、奶牛等)，种植葡萄、烤烟等经济作物，外出打工等多种生计方式来增加家庭收入。这类农户家庭体制转换的最为典型，处于新型农业体的成熟阶段。收入相对高的农户，不但早期经济收入较好，还具有较强的开创意识和增收意识，除了对农业政策和相关的市场变化相当敏感，敢于在系统体制转换的初期抓住机遇，快速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从而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又开拓了像办农村托儿所，苹果自运自销，与他人合伙投资做生意等其它经济风险和效益都较高的生计方式。至目前，这类农户有的已具备了向其它体制状态转换的可能性，即已经具备了其他系统特征并处于新型农业体制的后期阶段。
2．5农户家庭体制转换结果的适应能力评价
适应能力即适应力，其强调的是系统中的社会成分(系统管理中起作用的个人或团体)对其抵抗外部干扰的能力的影响。由于不同类型农户家庭体制转换的程度不同，其在面对如苹果价格下跌、极端气候等干扰打击时，恢复生产、生活的能力各不相同，即对外部条件变化的感知力和响应力的综合素质－－适应力(Adaptability)不同。文中对农户家庭体制适应力的量化，是选择适应力的替代物(Surrogate)来计算得分，确定农户所具有的三种资本，7个指标作为替代物。其中，社会资本代表农户在遇到不可预期的干扰时，及时采取有效措施的反应时间和恢复的时间，经济资本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农户在受到扰动后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的投入。而在自然资本中，土地面积越大，利用结构越多元化，其应付各种病虫灾害、旱灾、雹灾等的能力越强。其中，收入多样性指数表示农户收入来源的多样性高低和各种收入的均匀程度。当农户所具有的社会资本和自然资本越大，农户家庭的年纯收入越多，收入多样性指数越大，收入依赖指数越小，其自身所具有的适应力越高。同时，对三类农户家庭体制的适应力得分显示出，适应力的高低与其体制转换的程度存在一定相关性，即在由粮食作物种植为主转向以苹果种植为主的新型农业体制下，随着农户家庭体制状态转换的加深，其适应力呈现出一定的正相关关系。即这种体制转换对农户家庭应对外界干扰是有利的。
3讨论
在新时期城乡转型的背景下，西部农村地区的土地利用和种植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如收入成分和生计方式的多样化等因素，都构成当地农户家庭体制转换的驱动力。文中从农村社会－生态系统的微观尺度入手，基于农户研究我国黄土高原生态脆弱区农户家庭的体制转换，采用选择替代物的方法来量化农户家庭抗干扰的适应力，并通过这一指标来衡量这种转换对其是否有益，为农户自身也为从农户层面对当地整个农村社会－生态系统农村人地关系的适应性管理提供相应的对策。为未来在更大尺度，如将乡镇和县域的人地关系演变研究结合起来，分析不同尺度下农村社会－生态系统的演变及其影响因素和驱动力提供研究基础。事实上，将脱胎于生态学的恢复力思维中的适应力概念，应用到社会－生态系统中还有待进一步的探索。农村社会－生态系统作为SESs的亚型，其本身的复杂性、开放性和各变量之间相互作用的综合性极大的增加了研究困难，文中虽以小尺度体制研究为突破口，有效简化各变量的复杂性相关关系，但也存在以下值得改进的问题:1)各农户家庭体制转换过程中，肯定会存在不同农户家庭之间的变量相互影响的扰沌现象，但该种关系较难体现出来;2)对某个系统体制转换的适应力计算应是动态的、变化的，不同阶段应考虑选取不同的替代物才更符合事实。例如，对于处在新型农业体制后期向非农户转变的高收入农户来说，其适应力似乎是在降低，这是因为本研究中只计算了农户在其农业生产活动中的适应能力大小，忽略了对这类农户来说重要的从事非农行业带来的自身适应力的提高。3)文中对农户家庭体制转换过程的研究排除了导致其自身体制状态剧烈转换(速度和方向改变)的社会事件，如家庭成员分家、意外事故等，仅是通过提取常规系统变量来追踪系统的动态性，分析系统体制的转换过程等。
4结论
通过对近30年来黄土高原农村社会－生态系统中农户家庭体制转换的研究，结果表明:1)当地农户家庭体制确已转换，即在家庭收入结构，土地利用方式和生计方式等方面发生变化，劳动力已从单一的农业生产活动中解脱出来，家庭体制由传统农业体制转换为新型农业体制;2)在相同的农村社会－生态系统背景下，农户家庭自身情况的不同会影响到体制转换的程度，即分别处于初期、中期和后期的不同阶段;3)农户家庭体制的转换程度深浅与其适应能力的高低存在一定的正相关关系;4)从农户尺度看，这种向新型农业体制的状态转换对系统来说是有利的。
作者：蒋维 杨新军 王俊 单位：川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西北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