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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奶业在近些年快速发展，但产业大而不强，国际竞争力不足。本文将奶业纳入生态系统的分析框架，全面分析这一产业的整体情况，以找到突破奶业发展瓶颈的方法。分析发现：中国奶业生态系统内部利益分配失衡，产业链协同的互动合作式升级路径是实现奶业生态系统优化的可行思路。在对奶业生态系统内部协同路径进行具体分析后，本文从企业、行业组织和政府层面提出了保障奶业生态系统有效协同的策略建议。
关键词：奶业；生态系统；产业链；协同；共生
奶业是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产业。与西方相比，中国奶业起步较晚，规模较小，发展较慢，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着生产过程粗放、生产成本较高、低端产品过剩、高端产品不足等问题，国际竞争力明显不足。从发展路径上看，中国奶业与西方奶业发达国家有着很大的差异，西方国家的奶业先由奶农自发组成各种形式的合作社，然后在合作社指导下兴办加工厂，形成利益高度一致的一体化产业经营模式，而中国奶业产业链的中游奶制品加工企业（简称“奶企”）与奶农利益分离，产业链的粘合度不高[1]。未来中国奶业要想实现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需要将整个产业链的参与者结成利益共同体，高效协作，共同发展。以自组织理论中的协同观来研究奶业生态系统中各要素的运转机制，有助于找到实现奶业产业链各环节共生共赢的路径，为中国奶业升级提供思路。
1中国奶业生态系统陷入失衡困境
1.1中国奶业生态系统的构成
相对于其他产业，奶业有着产业链长、涉及环节多、要素关联强的特点，呈现出很强的商业生态系统特性。与传统价值链不同，商业生态系统突破了不同产业之间的界限，不仅涵盖了供应商、生产商、分销商、关键技术提供商以及融资机构等各种利益相关者，还包含消费者、媒体和竞争者等对企业运营产生影响的因素[2]。运用生态系统的思路进行产业分析能够更全面地分析影响奶业发展的各类要素，找到奶业共同进化的路径。中国奶业生态系统主要由奶源环节、生产加工环节和营销环节构成[3]，具体结构见图1。原奶供应环节关乎奶源质量，是决定整个奶业系统稳定性的关键。饲草养殖、种畜养殖、挤奶设备和粪便处理等会影响原奶质量。目前中国在原奶供应环节还存在较多问题，具体体现在：中国许多奶农为节约成本仍然采用秸秆喂养，而这种饲料营养价值小，产奶效果不好；奶农引进的品种多为杂交牛，纯种奶牛较少，因此产奶质量达不到国际先进水平；在奶牛产奶过程中，合适的挤奶设备能够有效提高挤奶效率和奶牛舒适感；粪便处理决定了养殖环境的好坏，如何高效地进行循环再利用一直是奶牛养殖需要思考的问题。生产加工环节是决定奶制品产出的关键，联接了上游的原料环节和下游的销售环节，是整个奶业生态系统的主导力量。与其他奶业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原奶成本较高，奶制品的国际竞争力明显不足，此外，中国奶企生产的奶制品种类较少，且多为低端产品，很少有奶企生产奶酪、黄油等高端奶制品。销售环节是决定奶业生态系统能否持续运转的关键，只有在这一过程才能实现从商品到货币的转换。在互联网经济比较发达的市场环境下，中国奶制品通过线上和线下2种方式进行销售，更为灵活。但就目前来说，中国奶制品主要供给国内市场，国外市场的开拓十分有限。近些年，中国消费者的人均食用奶制品数量在提高，尤其在“二孩”政策放开后，中国居民对奶制品的需求量进一步增加，但在国内市场中，秩序混乱、价格乱定、功能乱吹、广告乱登等现象层出不穷，消费者对国产奶制品的信心愈来愈低，国产奶制品的品牌竞争力愈显不足。综上可以看出，奶业生态系统的权利分配不均衡[4]，出现“倒U型”现象，即中间高两边低，奶农处于明显的弱势地位。近几年频频出现的奶农“倒奶杀牛”事件，表明中国奶业生态系统存在着不稳定因素。
1.2中国奶业生态系统内部利益分配失衡
一般而言，原奶供应环节由奶农控制，生产环节和销售环节由奶企控制，因而在奶业生态系统中存在2个主要的共生利益主体，即奶农和奶企[5]。中国奶业生态系统中原奶供应商与奶制品加工商的关系与西方发达国家有着很大的差异，西方国家先有奶农，奶农进行奶制品加工，并投资公司进行产品的销售，纵向产业联系紧密[6]，利益分配均衡；而中国奶业是在有了奶企后，由奶企向奶农采购原奶，因此中国的奶企在与奶农建立的关系中具有很强的主导性和议价能力，奶农利益得不到保障。在中国奶业生态系统中，原奶供应、奶制品加工和奶品销售3个环节的成本和利润不成正比。企业的成长是一个不断寻找合适生态位的过程，生态位移动或变迁的过程也是企业变异的过程。可用生态位理论来分析奶农和奶企的偏利关系状态。偏利关系是指奶农与奶企在合作过程中利益分配严重不均衡的一种状态，奶企得到了绝大部分利润，而奶农只能获取极少数利润（图2）。奶农在奶业生态系统中处于被动状态，而奶企可供选择的原奶供应商多，有着很强的议价能力，它能不断压低原奶的采购价格，侵占奶农的利益区间。这种不平等的关系往往会使合作双方面临较大的关系风险，这种关系风险不仅影响了奶农的生存，也对奶企的品牌形象产生不利影响。对奶农和奶企来说，建立对称平衡的稳定供求关系才会有助于整个奶业生态系统可持续地健康运转。互惠共生关系是指奶农和奶企在合作过程中都取得了令自己和对方满意的收益，这种收益格局不存在相互挤压，是建立长效关系的正确方式。在产业一体化趋势日益显著的背景下，奶业生态系统中的不同要素之间具有相互依赖、协同进化和共生共荣的特征。在互惠关系中的生态位重叠并不意味着奶农和奶企为争取高端生态位会开展激烈的竞争，而是一种功能和资源的互补状态，各自都具有比较优势的个体才能形成这种互惠、互利的生态位共生关系。当不同的利益主体结成了互惠共生关系后，整个系统就会达成平衡、有序、稳定的状态，对奶业的长远发展十分有利。
2产业链协同是实现奶业生态系统有效运转的可行思路
2.1产业链协同有助于奶业生态系统实现利益均衡
协同的观念来自自组织理论。自组织理论描述的是在没有外力的作用下，系统也能够自发地从无序走向有序。协同一般涉及的内容是自组织的动力机制，研究的是系统中的子系统或节点企业通过何种相互作用来促进系统的演化。哈肯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了协同学理论，他指出系统中的各元素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这种力量会促使系统演变成一种新的结构，这种新的结构对整个系统的进化更有利。在奶业生态系统内部，各子系统之间都存在着协同作用，促使整个系统获得一种整体效益，实现1+1>2的效果。Rosabeth等[8]指出，生态系统中各个要素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非常重要，而通过合作才能更加高效地提高创新能力，应采取各种方法强化各主体间的互动和联系。在权利和利益分配严重失衡的奶业生态系统中，尤其需要运用协同的思想对奶业生态系统进行重新整合设计。通过产业链协同，可优化每个环节联接的速度，提高每个环节规模化生产的能力，全面优化产品结构，增加奶酪、黄油等高端奶制品的供给量，实现整个奶业生态系统的升级。
2.2奶业产业链协同的媒介要素趋于成熟
在奶业生态系统的运行过程中，不仅需要奶农、奶企这类核心主体通过信息流、资金流、物质流等内生媒介实现协同，也需要政策、技术及市场等外部媒介发挥协同作用。
2.2.1内部媒介
信息流通方面，“互联网+”时代信息通信技术日益发达，信息和知识的传播形式已经由线性传播转为网状传播，传播速度大大提高，信息的效用也在不断提升。当今企业间的合作关系可以通过网络即时签订，为不同主体间的持续沟通创造了便利的条件。资金流通方面，“互联网+金融”功能日益完善，企业间货币流入和流出的时间和空间更易被企业自由掌控，资金流通更为顺畅。物质流方面，当今物流体系以及配套的基础设施都日益完善，无论是自建物流还是和第三方物流合作，都能很快实现。
2.2.2外部媒介
政府方面，中国政府出台了多项管控政策，增加了规制力度，打击了行业内乱象，此外还出台了多项补贴政策，减少了奶业某些环节的运行成本，及奶业内各主体进行协同发展的机会成本。技术方面，在智能制造背景下，食品追踪技术已趋于成熟，已在水产等多个行业开始应用；大数据分析技术日趋成熟，能够对顾客需求进行精准分析，整个奶业生态系统可以围绕顾客需求的特点和数量进行原料的供应、奶制品的生产以及运营销售。市场方面，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国居民对奶制品的需求在不断增加，这为奶业产业链的协同创造了契机。
3中国奶业实现生态系统内部协同的路径
不同企业结成的互补共生体能够通过内部物质、资金和信息的流通，削减和消除资源瓶颈、分散或降低创新风险和减少交易成本，从而达到协同进化的目的。中国奶业生态系统内部的协同是进行解构和重构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将各子系统中的各种元素进行重新排序，组成一种新的合理结构，通过内外部媒介的作用，将不同子系统进行有序联接从而形成一种可持续发展的循环生态系统（图4）。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国家之所以能够实现奶业规模化和集约化发展，无一例外其产业链在横向和纵向上都有着很强的一体性和协同性[9]。在中国奶业生态系统的优化过程中，可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不仅要注重各核心主体间的横向协同，还需要注重围绕一些核心主体的其他关联主体的纵向协同，只有进行高效的纵横联合才能实现奶业生态系统的高效运转。
3.1奶业生态系统上游环节各要素的协同
在整个奶业生态系统中，原奶供应是决定整个奶业系统能否健康运转的主要环节。奶农与其外部关联因素进行有效协同衔接能够大大提高整个原奶供应环节的效率。在原奶供应系统中，饲草供应、奶牛供应、设备供应、原奶收集以及粪便处理都会影响原奶供应的数量和质量。对“小而散”的牧场可进行整合，建立规模化养殖系统，按照正规牧场制度进行统一全面的管理；对牧场可建立高效的管理信息系统，记录不同要素的投入/产出情况，计算各要素间的匹配度，并根据市场的原奶需求和牧场的发展需求进行动态化调整。在调整过程中，将牧场的信息反馈给各要素的外部供应系统，不仅能获得适合牧场奶牛生长和产奶的饲草、奶牛种畜、挤奶设备、粪便治理方案，还有助于外部供应系统优化自身的产品结构。此外，牧场还可以与原奶收集的各类主体按照合理的利益分配原则建立正式的契约关系，避免无奶可收和原奶过剩的问题出现。
3.2奶业生态系统中游环节各要素的协同
奶业生产系统是将原奶转化成奶制品的环节，奶企生产加工的能力和水平决定了奶制品供给的数量和质量。奶企要引进最新的生产设备，采用最新的生产工艺，进行生产流程的优化，生产高质量的产品。奶业需要建立严密的质量检测体系，保证奶制品生产的每一个环节都处于可控可监测状态。此外，生产设备是由一系列的零配件构成，一些核心零配件的质量对生产设备的质量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奶企可加强与核心零配件供应商的互动，掌握奶产品生产设备的前沿动向，奶企也可通过合作研发等方式获得设备，从而建立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对于加工制造类企业，提高生产环节和废弃物处理的环保性非常重要，奶企可与第三方环境治理公司合作，减少“生产”中的废物排放量，增加“排放”的废弃物的资源化利用水平，建立一种绿色环保的奶制品生产系统。
3.3奶业生态系统下游环节各要素的协同
奶制品的售前、售中和售后管理是奶业生态系统下游环节的主要任务，这些任务完成的效率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顾客关系、竞合关系等外部关系的协同互动水平。在互动中，可与渠道商、顾客以及外部服务组织进行资源培育和资源整合，共同创造价值。企业在与顾客进行互动时，应建立价值共创的观念。在当今的市场中，顾客是市场的主导者，奶企应不断追踪顾客需求的变化，完善顾客消费评价的反馈机制，根据顾客需求来定义产品的需求和使用情境，最小化企业与消费者间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企业在与渠道商进行互动时，应该根据渠道的反馈系统动态地调整线上和线下的布局，实现2种渠道整体利用效果的最大化。中国奶业内的竞争十分激烈，企业需要不断关注竞争者动态，针对竞争者的营销措施进行恰当的营销设计，保持与行业同步。外部服务企业，包括媒体、广告、市场调研公司、营销咨询机构等，都在采用不断优化的新技术和新工具，企业要保持敏锐的感知，用最新的、最有效的方式完善自身的销售系统。
3.4奶业生态系统上游、中游、下游的整体协同
奶业生态系统各环节都具有很强的模块化特征，这些环节之间存在各类接口，要想在这些接口处进行有效的对接就需要不同环节之间的信息、物质能够流通顺畅。信息的同步性是奶业生态系统内部协同的前提，这需要整个生态系统中正向反馈流和逆向反馈流能够持续不断的循环流动。单主体创新模式已经无法适应快速变化的环境需求，尤其是在网络经济时代，奶业生态系统中的各相关主体都必须由独立创新向协同创新转变。在奶业上中下游的协同过程中，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建立一种乳制品追溯系统，通过这一系统能够追踪乳制品的原料来源，以及饲草和对应的奶牛信息，解决奶业各环节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实现奶业生态系统上游、中游、下游整体协同的最好方式是进行全产业链协同，光明、伊利等中国奶企正在探索全产业链协同的发展模式，已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4保障中国奶业生态系统高效协同的对策建议
奶业生态系统的建设是长期工程，需要各方的协同与配合。仅仅依赖企业自身和行业组织来实现整个奶业的协同发展还存在很多不确定性，需要政府发挥其调控效能，通过顶层设计来推动奶业生态系统的优化进程。
4.1企业需强化协同能力
奶业各相关主体企业要形成结成利益共同体的观念，建立信息共享机制，通过各种网络渠道将自身的供应能力、生产能力、销售状况等信息在奶业内进行共享，形成共享知识库。利用大数据进行分析，将奶业系统中的供需关系进行很好地对接和匹配，实现各企业间在技术、产品和价值方面的协同发展。各主体间应建立正式的契约关系，以此为纽带建立战略联盟，进一步推动企业间信息共享的步伐。
4.2行业组织需完善功能
行业组织应发挥对内规划发展的职能，不断提高自身内外部资源的获取能力及资源配置能力，在整个奶业生态系统中进行资源整合。按照最优配置的原则，对奶业生态系统内部进行拆分、组合、衔接、协同，提高系统内各要素的配合效率。行业组织还需要组织各类原奶以及乳制品生产力和生产水平的培训，提高奶业生态系统的整体水平，为不同主体间的协同合作打好基础。此外，行业组织还要完善协商机制，规范会员企业行为，提高行业的自律性，尽可能减少奶业生态系统协同中的各种扰乱因素出现。
4.3政府需优化政策设计
利益分配不平衡是奶业生态系统不稳定的主要原因，政府应该优化其政策设计，完善奶农和奶制品生产企业的利益分配。首先，制定统一的原奶收购定价机制。未来，可借鉴其他国家的做法，引进第三方的质量检测机构，或提高奶站等原奶收集主体的原奶检测功能，对原料奶进行质量检测，确定原奶所属质量等级，对于每一质量等级的原奶制定不同的最低收购价格。其次，平衡对奶业各环节的补贴机制。政府可以在制定补贴政策时进一步提高对奶业生态系统中弱势主体的扶持力度，减少其优良原料和先进设备的投入成本，提高其改进生产的积极性，从而实现奶业生态系统的协同进化。
作者:张月月 胡峰 王晓萍 单位:浙江工商大学全球价值链研究中心 浙江财经大学东方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