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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指导性文件和产生指导性文件的机构，在当代的政府管理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些机构为政府提供指导意见并影响环境政策的制定，智库便是其中之一。政府机构用这些指导性文件去解释新出台的政策，重新解读现有政策，或对特定的优先问题提供意见和建议。政府和环保产业的从业者对于指导性文件都有极大的需求。在“危机时刻”，智库对于指导性文件的从若干角度来说，都可以被看作是一种试图影响政府层面的行为。在全球环境变化这个问题上，某一政府或机构在决定要咨询哪个智库和基于某种目的时，会考虑世界观的差异。
【关键词】
环境治理；气候科学；智库；政策贡献
一、前言
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被认为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为严峻的公共政策之一。解决方案非常复杂，它涉及到经济的各个领域。应对危机的方式也极其棘手，因为碳排放的问题挑战着现代经济的核心（Sachs，2015）。人们曾经一度急切需要有效的指导，但反对气候科学的激进活动，这其中就包括一些智库，将活动政治化并延缓了气候政策的制定（McCrightandDunlap，2010）。气候变化的延后反应增加了应对的风险（Sachs，2015）。尽管此后十年关于人为因素导致气候变化在科学界达成了一致，并用了二十年时间不断举办国际对话，但全球温度还在持续上升（NASA，2015）。为了缓解和适应气候变化，许多地区性的因素加入到了“自下而上”的策略中，但活动受到国家政策和全球生态系统责任划分的影响，效果有限。伴随着全球温度的上升，不同的国家面对不同的挑战，但2℃是公认的不可控的变化临界点（Len-ton，etal.2008）。国家军事和安全政策的制定也越来越多地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Mabey,Gallagh-erandBorn，2013），而且不可控的气候变化正在威胁着国际的和平与安全（UnitedNationsSecurityCouncil，2007）。前沿的智库团体认为，尽管《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改革步伐滞后，但却是最有可能就气候变化使全球达成一致的（SivaramandLivingston，2015）。《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应对气候变化的一次重要机会就是2015年12月在巴黎举办的气候大会。在准备阶段，来自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的主要环境智库和气候研究机构形成了《气候变化协定》（ACT2015），首次使全球利益相关者和深入研究机构在12月的会议之前研究探讨巴黎大会的核心元素。《气候变化协定2015》（ACT2015）已经产生了一些详细的指导文件，而这些文件放在世界资源研究所的网站上。不受约束的指导文件以及产生这些文件的机构在当代政府管理中起了重要作用（Cashmoreetal.2015）。智库提供指导意见以此来影响政策的制定。政府机构用这些指导性文件去解释新出台的政策，重新解读现有政策，或对特定的优先问题提供意见和建议（Doyleetal.2013）。指导文件的满足了政府（Cooper，2011）和环保产业从业者（Wegneretal.2005）的强烈需求。在“危机时刻”智库对于指导性文件的被看作是一种试图影响治理领域的一种深思熟虑的举动（Dean，2010）。从政府治理的角度来说，智库通过文件规范政府行为，通过制造话题使政府在决策过程中将其意见内化（Cashmoreetal.2015）。因为指导性文件是没有约束力的，所以智库团体的信誉度会影响其文件的有效性。人们会比较少内化信誉度稍低的智库提供的指导。那么如何识别智库的信誉度呢？最近下降的智库的信誉度意味着，当就某一公共政策寻求指导时政府需要在许多智库中“慧眼识珠”。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智库与公民社会项目（TTCSP）做了一项智库全球同行业评审研究对他们进行分级。《全球智库指数报告》，这项被称为“智库中的智库”（McGann，2014）的研究本身就是一个不具约束力的指导性文件，这些专业从业者就是为了帮助需要咨询与指导的人们如何识别信誉良好的智库。即便智库在北美和欧洲相当广泛，对智库的同行业评审排名也是有问题的，尤其是对那些并没有从政府机构独立出来以及那些专注的话题容易挑战西方价值观的智库。例如，在过去的几年间，世界资源研究所（WRI）在12月巴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谈判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它与《气候变化协定2015》（ACT2015）的成员一起为全球主要利益相关者做咨询服务，探讨巴黎协定的核心元素。然而，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全球智库指数报告》对全球最好的150个智库进行排名，世界资源研究所（WRI）并未上榜。这是因为世界资源研究所（WRI）没有提供有效的指导吗？还是根据DunlapandVanLiere(1984)所讲，它关注全球性危机，而这个社会危机极大地挑战了西方主流的社会范式。也许政府机构在解读《全球智库指数报告》如何对环境智库和他们所的文件进行排名时，会将世界观也作为其考虑的因素之一。
二、世界观、气候学和政策
在一些有关环境的文献中，许多分析学者在不讨论是否由人类引发环境变化的情况下，用普遍存在的西方世界观主流社会范式和笛卡尔的二元论解释环境剥削的行为（Freudenburg,FrickelandGram-bling，1996）。西方的世界观影响人们如何去分类，如何根据既有的类别去理解世界，但这种具体的分类却扭曲了真实的世界，因此受“错置具体性谬误”影响的分析对公共政策做出的建议是不适应环保情况的。环保问题即便不是全球性的也常常是跨国界的，然而政府部门要在民族国家框架的范围内解决环保问题，就要强加社会边界，从新界定社会反应和社会责任的范畴。具体的划分，例如区分全球性与国家性，国家性和地方性，政治的与经济的，或者社会的与环境的，都会影响有效的环境分析与治理。直到具体的分类被广泛质疑，“环保”的概念被扩大，根植于政治和经济思维的结果主义偏见才不会一直渲染政策建议，而这些政策并没有为解决资本主义扩张局限的社会变革做好准备。许多作者认为西方的世界观导致了环境问题，因为在资源丰富的时期产生的物理和社会环境的知识，已经不再适应资源枯竭的时代。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公共政策的分析被以人为本的世界观所影响，认为即便没有其他的生物种类人类也可以存活，治理方式夸大了政治改革的作用而弱化了生态崩溃所带来的后果。如果因为过度捕捞和污染加剧渔业突然崩溃，那么为了建立可持续发展的渔业政策还有什么作用？如果我们认为那些社会公认的定义是理所当然的，我们就做了自己观点的囚徒。为了验证范式改变的必要性，Catton和Dunlap比较了西方世界观主流社会范式的一些方面，这些方面出现在全球环境变化分析师的文章中。新环境范式和其他一些类似理论认为人类社会是一个依赖型生态系统，不能不受到自然力量的影响。环境范式挑战了西方发展模式中关于技术进步是经济无限增长常态的假设。当气候政策的拥护者给予环境范式很大支持时，部分保守的美国智库将西方世界观主流社会范式的核心元素引入讨论，使人们对环保产生质疑，产生抗议行动。到2000年，几个美国保守组织强烈反对环保，认为全球环保主义对于美国的国家主权和经济力量是一种威胁。美国开始退出一些国际环保条约，同时国内的反对运动也对有效的环境指导加以限制。反对运动成功地影响了美国政府的气候变化政策。McCright和Dunlap在2010年分析了像哈兰特研究所、竞争企业学会这样的智库是如何运用非决策性技巧去挑战气候科学的合法性并阻止美国在政策制定上有所进展的。反对环保的智库并没有直接攻击环境政策而是攻击环保行动所主张和环保政策所依赖的环境科学。通过攻击全球环境问题的科学依据，反对环保的智库促成了美国在全球环境政策上的顽固立场（Grundmann，2007；Har-rion，2007）。
三、世界观和智库排名
为了反映排名过程如何受到不同世界观的影响，我们列出了《2014年全球智库指数报告》中的智库，它们代表了三种不同的世界观。布鲁金斯学会（BI）、查塔姆研究所(CH)和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EIP）代表了主流的社会范式。2014年的全球智库排名把他们列为全球顶级的智库，但是智库专家DianeStone也特别指出他们是“保守派研究所”，组织严谨、涉及领域广、政策重点广泛。世界资源研究所（WRI）、斯德哥尔摩环境研究所（SEI）和世界观察研究所（WI）是环境范式的代表。2014年的排名认为它们是名列前茅的环境专业智库，但是Catton和Dunlap也同样指出专项研究使得环境智库免受西方主流世界观关于人类中心主义和例外主义的影响。哈兰特研究所（HI）、竞争企业学会（CEI）和里森（R）代表了非决策型计数范式，因为这些智库的行为与他们的世界观一起被广泛记载（DunlapandBrul-le，2015；McCrightandDunlap，2010）。主流社会范式的智库在2014的排名中各项指标都成绩不俗。三个智库在政策分析中均受好评，但即使面对即将到来的国际对话，三个智库也并未关注环境政策。布鲁金斯学会（BI）、查塔姆研究所（CH）在2014年的环境智库排名中也十分靠前，但从对他们网站发表文章的分析来看，就像其他问题一样，他们对于环境问题的探讨还处在一个较大的政策框架中。基于政治原因，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EIP）支持加州和德国主导巴黎气候大会。与此同时，布鲁金斯学会（BI）基于经济原因支持非洲作为发展中国家主导，这就导致了对于巴黎气候大会的评论被弱化。环境范式的智库（WRI、SEI、WI）相对他们专业领域内的良好声誉，排名有些靠后。虽然他们并不是公认的全球顶级智库，但是在美国国内被广泛认可。世界资源研究所（WRI）在政策、研究和对外关系方面广受好评。它也是唯一在能源与资源政策中排名较高的智库，而主流社会范式智库在此领域无人上榜。作为《气候变化协定》的共同成果，世界资源研究所（WRI）在他们的网站上贴出了很多关于2015年巴黎气候大会的指导性文件。为了达成可行的气候政策，他们提出了十分具体的建议，强调法律的多元主义,非国有协作伙伴关系和边界模糊化，以便承认相互依存的国家与国家的关系。文件还将国际治理放在首位，如同大气科学展现的那样，需要根据多边准则和规范平衡各个国家的治理方法。他们建议公共政策要结合公平的原则，并根据国家间不同的生态缺陷、责任和能力制定不同的法律条文。文件还指出经济增长是我们的目标，但是考虑到气候变化所带来的不利影响，低碳经济势在必行（Oberthür，etal.2015）。即使最近在募资方面进入低谷，非决策型计数范式的智库（HI、CEI、R）依然积极参与美国政治。根据2014年的排名，哈兰特研究所（HI）在其他智库中是网络化程度最高的，并以运用社交网络知名，对于公共政策的影响也是相当巨大。竞争企业学会（CEI）和里森（R）虽然在排名上低于世界资源研究所(WRI)和世界观察研究所（WI），但在全美智库中排名却很高。竞争企业学会（CEI）同样也是顶尖的环境智库，但在排名上还是明显落后于世界资源研究所（WRI）、斯德哥尔摩环境研究所(SEI)和世界观察研究所（WI）。
四、结论
《全球智库指数报告》通过排名为我们提供了信誉度的指导，但却掩盖了隐藏在智库活动背后的世界观之间的斗争、挑战和转换。智库指导性文件的用户当决定要咨询哪个智库以及基于什么目的时需要考虑世界观的差异。布鲁金斯研究所（BI）作为环境智库的排名非常高，但同时也是“保守派”的一份子严重地沉浸在西方的世界观中，他们的分析主要集中在以国家为中心的公共政策上，很少涉及全球环境变化。环境方面的专业智库并不受此限制。世界资源研究所（WRI）把自己放在国际领导者的位置上，与《气候变化协定2015》（ACT2015）的成员一起引领即将到来的气候谈判。但他们却需要面对四面楚歌的窘境，反对活动的智库运用非决策型技巧阻碍气候变化政策取得进展。世界资源研究所（WRI）在排名上也远远落后于布鲁金斯学会（BI）、查塔姆研究所（CH）和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EIP）。甚至在一份包含150名全球最佳智库的名单上，世界资源研究所（WRI）也没有上榜。但当涉及到全球气候变化的分析时，世界资源研究所（WRI）则不可小觑。当考虑到气候科学时，他们利用的范式与适应和缓解环境变化的政策十分契合。然而有意识形态倾向的智库所组织的反对活动对他们信誉度的排名可能有所影响。即便有这些反对活动，世界资源研究所（WRI）依旧是世界上最受认可、排名最高的环境智库。环境智库的指导意见处于西方世界观的边缘，但边缘化并不能成为否定他们的理由。世界资源研究所（WRI）在他们网上贴出的与《气候变化协定》合作的关于巴黎气候大会的文章，在使用者看来动态的世界观对肯定他们的价值是十分有用的。
作者：Sherrie Steiner 单位：印第安纳大学—普渡大学韦恩堡分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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