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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环境治理对环境绩效管理的作用
在董事会的受托责任的机制下，董事会必需承担经济、道德和社会责任（包括环境责任）。公司治理要求公司对社会和利益相关者承担责任，董事会必须对各个利益相关者负责并且要时时刻刻关注利益相关者的需求和期望。公司的环境绩效代表着利益相关者对公司的期望，而这种期望已为公司董事会所普遍接受。因此，公司应加大环境投资的力度以响应利益相关者的环境期望，如在环境资本支出方面的投资。从社会道德方面，董事会应对其公司的道德行为负责。董事会应建立相关机制以确保已形成的道德标准深入到公司各部门及员工之中。由于环境保护属于董事会的道德责任，因此，一定程度上，道德责任的存在促使了董事会加大对公司环境资本支出监督的力度。公司的环境投资决策包括在环境战略监管之中。在环境战略监管方面（无论是主动或是被动），环境资本支出的规模无论大小，对重污染公司来说，都具有非凡的意义。因此，公司应完善环境治理机制，加大在环境资本支出方面的投资力度。
（2）公司环境治理对投资决策的影响
公司治理监控的功能包括了董事会在其经济责任下对公司投资的监督。因此，公司治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各种投资决策，如并购，重组等。公司治理对公司的研发支出也有着深远的影响。而与公司并购相比，研发支出与环境资本支出在诸多方面是相似的，如收益不确定性、风险性等方面。对此，学术界争论最大的是公司过度的治理是否会减少其对研发的投资力度。实际上，无论何种形式的公司治理都会限制其研发投资力度。例如，董事会的构成和规模及董事的薪酬会影响研发的投资力度，此外，股权结构也会影响公司研发支出的水平及力度。另一方面，董事会也监督着经理层以削减研发投资来谋取利益的不当做法。因此，本文提出假设：环境治理机制与环境资本支出力度正相关。
2研究方法
2.1样本选择
本文选取了2010年环保部公布的16类重污染行业，共涉及593家上市公司作为样本公司。本文还搜集了相关重污染公司2010~2012年年报和社会责任报告以作分析、参考之用。通过对这些重污染公司年报和社会责任报告进行简要分析，我们看到年报中上市公司所披露的环境会计信息具有多样性。
2.2实证模型
本文构建实证模型如下：环境资本支出力度t=（环境治理机制t，环境效果t-1或t-2，经济特征t或t-1，规模t，行业t）。在实证模型中，公司环境资本支出的力度与环境治理机制以及环境效果和财务指标有关。因变量为环境资本支出力度，自变量为环境治理机制、环境效果、经济特征、公司规模和公司所属行业。本文从两个方面来计量环境治理机制：第一，社会责任（环境）董事委员会的存在；第二，具有环境意识的董事会成员的比例。另一方面，考虑到社会责任（环境）委员会的存在及公司的管理层对公司环境治理的影响，该公式将董事会和社会责任（环境）委员会层级的治理纳入到分析变量中。而由于环境资本支出受公司的规模及该公司所属行业的影响较大，故公司的规模及其所属行业的变量也包括在该公式中。
2.3变量计量及数据来源
表1总结了各个环境变量的计量指标。本文中环境资本支出的力度通过公司2012年环境资本支出总额与资产增加总额之比来确定，环境资本支出总额数据为公司社会责任报告中与环境保护有关的资本支出额或者年度财务报告附注中披露的固定资产或资金使用情况中有关环境投资数据。对于环境治理机制，通过公司是否设有一个具备明确环保要求与措施的社会责任（环境）委员会和具备环境意识的董事人数来确定。董事的环境意识指董事成员具备环境专业知识背景或曾在环境部门任职，任何在环境部门任职或具有环境专业知识的董事都为公司增强了环境意识。这两个变量的数据可以通过查阅2012年公司社会责任报告或年度报告中有关董事会成员构成资料取得。关于环境治理的弱势则以社会责任报告的披露为量度。
我国环保部于2008年对部分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进行了强制披露要求，同时鼓励其他上市公司自愿披露。因此，该变量描述了三种情况：上市公司自愿披露或非自愿（强制）披露或未披露社会责任报告。上市公司对环境治理的重视程度可以通过公司社会责任报告披露的层级反映。同时，还体现在公司环境违规和环境罚款方面。各地区环保部门会定期公布公司环境违规以及被行政罚款的信息。本文从2012年各地区环保部门官网中公布的信息收集该数据。公司对其环境治理的重视程度作为实证模型中计量环境效果的重要变量。社会责任报告披露层级、环境违规企业数以及环境处罚代表了实证模型中环境效果这个变量。最后，财务控制变量的计量。本文选取公司期末净资产收益率这一指标，现金流量的增长通过环境资本支出投资的前两年现金流量的增长来计量，公司期末总资产的自然对数来代表公司规模特征，同时行业指标变量也包括在该模型中。
3研究结果
3.1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2给出了关于环境资本支出、环境治理、财务控制变量方面的统计数据。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出，环境资本支出的中值达到31,000,000元（均值145,110,000元），样本公司环境资本支出力度平均值为7.22%。环境治理机制方面，平均有51%的样本公司设有社会责任（环境）委员会；11%的董事会成员具备环境方面的专业知识。环境治理效果方面，每年平均有10.5%的样本公司环境治理不力，10.1%违反环境法规，并且每1,000,000元销售额中有1.79元环境方面的罚款支出。在经济特征方面，样本公司都是大公司，平均总资产为303624万元，每年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1.07%，现金流量基本保持稳定状态（平均现金流量增长率为1.64%）。此外，该样本涉及十六种行业类型，其中尤以石油化工（27.1%）和制药（15.8%）行业为本文分析的重点。
3.2变量分析
本文假设环境治理机制与环境资本支出力度呈正相关。根据表3，我们可以看出，在环境治理机制所涉及的变量中：设有环境委员会的公司与未设有该机制的公司相比，前者在环境资本支出方面的投资力度更大(p<0.0751)；董事的环境意识(p<0.348)对环境资本支出的力度的影响并不是太大。因此，此处大胆假设，环委会才是对环境资本支出的投资决策有着重要影响的治理机制；环境效果涉及的变量中，样本公司中环保意识较淡的公司(p<0.000)和环境罚款较多的公司(p<0.084)在未来年度将会加大其在环境资本支出上的投资力度以避免因环保不力而造成公司更大的亏损；公司环境资本支出的力度与公司违反环境法规的次数之间没有很强的联系(p<0.149)；当然，公司的经济特征也或多或少地影响着环境资本支出的力度。从表中可以看出，现金流量的增长与规模较大的环境资本支出有一定的联系(p<0.006)；盈利较多的公司投资在环境资本支出上的资金相对来说要少得多，而具有较新资产的公司在环境资本支出方面却愿意投入更多的资金。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环境资本支出的力度很大程度上由公司的环境效果和公司的经济特征所决定，而除社会责任（环境）委员会的设立有一定影响外，公司的环境治理机制对环境资本支出的力度的影响却很小。
（1）社会责任（环境）委员会的特征
此处假设环境委员会的存在能够加大公司的环境资本支出力度，而以上的分析正好为该假设提供了相关论据。公司治理文献都表明董事会下委员会的特征对公司财务信息的披露、结果及公司决策有一定的影响。据此，我们猜测社会责任（环境）委员会的特征也可能影响公司环境资本支出的力度。通过对样本中设有环境委员会的公司进行分析，本文提出了与环委会相关的两个因素：社会责任（环境）委员会的规模及每年举行会议的次数。一方面，从公司的构成结构中可知，董事委员会的规模反应了其在公司中的权利及影响力。Goh(2009)提出规模较大的审计委员会在对内部控制不足的及时性补救上往往比规模小的委员会更能成功。这就足以表明规模大的社会责任（环境）委员会在与环境有关的决策上更有发言权，同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公司的环境资本支出力度。而另一方面，对于社会责任（环境）委员会每年举行会议的次数，Larcker等人(2007)认为该种会议实际上是表明董事会监控力度的一种方式。因此，当涉及到环境事项时，社会责任（环境）委员会频繁的会议能够加大公司对其环境资本支出的投资力度。在此，本文使用这两个变量来替换实证模型中的社会责任（环境）委员会变量以探究委员会规模及会议次数对公司环境资本支出力度的影响。
规模较大的社会责任（环境）委员会对环境资本支出力度的影响不太显著(p<0.066)；社会责任（环境）委员会的会议次数这个变量也与公司环境支出的力度没有联系(p<0.363)。而社会责任（环境）委员会和具有环保意识的董事(p<0.037)这两个因素却与公司环境资本支出的力度显著正相关。因此，社会责任（环境）委员会便成为了公司一项重要的治理机制，它能决定其它机制在公司中是否能够产生效力。这些分析结果支持了公司环境治理能够影响其环境资本支出力度的观点，同时表明董事会已经意识到承担自身的环境责任以及实施好相关的环境治理机制是确保已建立的环境规范能被遵守的前提条件。从表中我们还可以看出，环境效果对公司环境资本支出的力度也有着影响。以环境资本支出的年份为时点，一年前的环境弱势行为(p<0.029)和两年前的环境违规行为(p<0.028)与公司环境资本支出的投资力度相关，这与之前的分析相符。而两年前的环境罚款却与环境资本支出的强度呈负相关的关系(p<0.068)。关于公司经济特征方面的探究结果则与先前的回归分析相类似（不包括盈利这个变量，该变量在表4中已确认为非重要变量）。总体上说，这些分析结果显示了公司环境治理机制（如社会责任（环境）委员会的存在）、环境效果及经济特征是如何影响着一个设有环境委员会的公司环境资本支出力度的。
（2）公司环境治理和环境战略的相互作用
该部分的分析以公司环境治理和环境战略的相互作用为重点。本文运用主成分分析法，重点确定了公司委员会的存在和具备环境意识董事的比例是否能够被归纳单一的治理元中。其分析结果正如表5A中所呈现的那样，这两个变量都由相同的元所承载（即环境治理因子），有1.412的特征值，47.07%的解释方差百分比。两个变量的载荷（因子和变量间的相关性）总体上达到预想结果，全都超过0.40（委员会=0.761；具有环境意识的董事=0.505）。环境资本支出包括强制性因素和自愿性因素，因此，这给本文的探究增加了另一层难度。自愿性的因素表明公司在环境战略上投资的多或少可以自由选择，从这方面来讲，公司进行环境治理完全是出于人道主义（即公司自身所承担的社会责任）。具备积极环境战略的公司与在环境战略上消极被动的公司相比可能在环境资本支出方面投资的更多。因此，公司治理对环境资本支出的影响就很有可能取决于公司的环境战略，为了更好地探究环境治理对环境资本支出的影响，本文考虑了环境战略和环境治理的相互作用。由于公司的各个时期的战略都属于公司机密，难以为外部预测和察觉，公司环境战略亦是如此，所以本文以环境效果中涉及的变量来代替环境战略因子中本应涉及的变量。正如表5B显示的那样，本文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将环境效果中涉及的所有变量结合成一个独特的因子，而这个因子就代表着公司环境战略因子。环境效果中涉及的所有变量都承载在同一个因子中，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出，该因子具有1.494的特征值和49.79%的解释方差百分比，其中环境的治理不力变量的载荷为0.755，违规行为变量的载荷为0.807，罚款变量的载荷为0.523。
4结语
本文探讨了公司环境治理对其环境资本支出力度的影响。文中已经说明，从利益相关者和道德的角度来看待公司治理时，环境资本支出等重要的环境议题应属于与公司经济、社会和道德责任相关的公司治理的一部分。据此，本文提出该假设：以环保和利益相关者责任为目的的公司环境治理机制增加了公司投入到控制和减少环境污染的资金比例。对所有样本公司的分析结果表明公司的环境治理机制在特定情况下影响其环境资本支出。总之，由于社会责任（环境）委员会的存在，公司环境治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环境资本支出力度。也就是说，当一个公司设有社会责任（环境）委员会时，该委员会的规模以及具有环境意识的董事等因素与环境资本支出的力度呈正相关。以上分析结果表明董事意识到了他们肩上担负着的对利益相关者的环境责任，同时运用环境治理机制来确保已有的环保法规能在公司中得到很好的遵守与施行，另一方面也说明董事通过监督具有战略性的投资决策实现了其经济责任。
本文创造性地将公司治理与资本支出结合进行研究并论证了二者之间的关系，为上市公司今后环境治理的实践提供了理论依据。但是，本文仅仅以重污染类行业为例，没有考虑到其他行业。同时，由于没有专门的环境资本支出数据资料，本文选取数据的口径可能存在误差，这些是今后研究应考虑和注意的问题。
作者：廖果平 陈玉荣 单位：常州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