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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技术理性倡导以征服自然、控制自然为前提的人类中心主义，催动着城市经济快速发展，但也是造成城市环境污染的根源。生态理性是一种以自然规律为依据和准则、以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为原则和目标的全方位的理性。技术理性与生态理性在思想基础上的差别，必然会在现实中呈现出物本导向与人本导向的矛盾、“越多越好”与“够了就行”的抵牾、线性经济与循环经济的对立。生态理性契合了城市环境治理的发展内核，对城市环境治理起到了基础支撑和功能引导的作用，是对技术理性的根本超越。
城市化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对城市经济系统概念框架中涵盖的经济、科技、交通以及社会文化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城市人口的持续增长和高度集中，能源消耗的水平增加以及消费升级，对城市生态平衡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和冲击，对人类的居住环境和生活质量亦产生各种不利影响。“超大的城市，巨型的都市，居住的机器已经变成制造污染的机器。”“城市吞噬无数的资源和能源，并且产生数量同样可观的废弃物。”〔1〕矿物燃料消耗的增长和废弃物的排放超过了城市环境容量，加剧了城市环境污染，其主要表现是大气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固体废弃物（垃圾）污染、噪声污染等。城市环境污染问题的凸显是多种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既有“技术解”的技术原罪论，也有“市场解”的市场失灵论，也有“制度解”的制度缺失论，更有“价值解”的人性贪婪论。但是，这一切都离不开人的主观行为，而人的主观行为都受其思维方式支配。事实上，技术理性的张扬和僭越是城市环境污染的根源。因此，要减少或消除城市环境污染，转变思维方式即从技术理性走向生态理性是一条根本途径。“问题是由人性的片面发挥而造成的，它也只能在全面理解和发挥人与世界本质一体的‘类观点’。只有转换思维方式，才能从根本上改变人的思想、行为和态度，进而彻底改善人与自然的现实关系。”
一、城市环境污染的技术理性根源
在人类早期，由于科学技术不发达，生产力水平低，人们对自然界、自身和社会的认识能力比较有限。“自然界起初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们对立，人们同它的关系完全象动物同它的关系一样，人们就像牲畜一样摄服于自然界。”〔1〕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其在生产和生活中的广泛应用，人们逐渐拥有了改造自然的强大力量，人类的理性意识也得到了升华。科学技术与理性意识之间出现了一种不断加速同时也愈显偏狭的双向互动，技术理性逐渐成为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思维方式和实践原则。技术理性具有以下主要特征：其一，它以数学的结构来解释世界，企图借助数量关系、逻辑推演将客观世界及其构成要素同自己的内在目的分割开来，将其作为达到自己目的的材料或手段；其二，它追求实用目的，将对世界万物操纵与控制的效率作为自己的价值目标；其三，它将事实与价值严格区分开来，只关心如何去做，而不关心是否应该去做，只追求工具的效率和各种行动方案的正确选择，不追求对目的合理性的质问〔2〕。由此可见，技术理性具有两个鲜明的工具主义取向。其一，是对自然界的限定，即把自然限定为必须交付实用价值的质料或材料，并依据这个定势尽其所能地加以技术开发，不计后果；其二，是对人的限定，即把技术体系中的人限定为职能角色，并按照标准化、精确化、效率最大化模式对其予以组织、管理和规训，而不管他的属人特征。当纯粹工具性的应用走到极致，就必然产生异化。马尔库塞认为，技术理性的异化是“人类在改造社会道德的同时，创造出不完全合理的社会关系、社会制度、社会体制，他们破坏社会的和谐、损害人类利益，威胁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甚至成为敌视人类的破坏性力量。”〔3〕受技术理性扩张的支配，人们把自然界仅仅看作是满足人类日益膨胀起来的物质需要的原料仓库，依据物理、化学规律及技术可能性去大肆掠夺自然资源，粗暴干涉自然进程〔4〕。这种价值观加剧了人与自然的冲突。恩格斯指出：“当一个资本家为着直接的利润去进行生产和交换时，他只能首先注意到最近的最直接的结果。一个厂主或商人在卖出他所制造的或买进的商品时，只要获得普通的利润，他就心满意足，不再去关心以后商品和买主的情形怎样了。这些行为的自然影响也是如此。当西班牙的种植厂主在古巴焚烧山坡上的森林，认为木灰作为能获得最高利润的咖啡树的肥料足够用一个世代时，他们怎么会关心到以后热带的大雨会冲掉毫无掩护的沃土而只留下赤裸裸的岩石呢？在今天的生产方式中，对自然界和社会，主要只注意到最初的最显著的结果，然后人们又感到惊奇的是：为达到上述结果而采取的行为所产生的比较远的影响，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在大多数情形下甚至是完全相反的。”〔5〕技术理性的泛滥，使得一些城市急功近利，重经济增长，重财富增加，重眼前，轻环境保护，轻生态资本，轻长远。为了获利，人们可以围湖填海、打洞挖道、无节制地抽用地下水，人们也可以粗暴地利用更多的城市土地、排放更多的工业污染物，进而导致了诸如“城市热岛”、“城市荒漠”、“城市垃圾围城”等突出问题。这种大量开发、大量生产、大量排放的生产生活方式对城市生态环境造成了极大破坏。技术理性何以造成城市环境污染？首先，技术本身具有反自然性。第一，技术改变原先环境的物质格局。人类利用技术不断“进化”、修复、再组织，并“生长”出自然界没有的新材料新物种。在技术“魅力”的诱惑下，人类正尝试利用科学技术扮演“造物主”的角色，现代社会中典型的例子就是人造材料、核技术、杂交技术、克隆技术、转基因技术等等，均意味着环境物质格局的新变化。例如，人造材料中的纸张得益于造纸术的发明，而纸张的获得是以牺牲绿色植被的生命为代价的。绿色植被具有调节气候、保护土壤、净化空气、净化饮用水、储存养分和再循环等生态功能，绿色植被的减少必然导致水土流失和土地荒漠化。再比如，人类开采矿石，使用化石燃料以来，人类的活动范围就开始侵入岩石圈。而大规模地开采矿石，就必然破坏自然界的元素平衡。在城市，由于城市集中了大量的工厂、车辆、人口，城市居民许多活动都向大气、水体、土壤等自然和人工环境排放有害物质，使自然环境的组成、状态发生了变化，结构、功能遭到了破坏，引起环境质量恶化。新兴化学原料的生产为城市居民带来物质文明的同时，也让城市居民品尝化学带来的苦涩。第二，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打乱了自然界的自我调节机制。技术因其具有精确性、标准性和效率最大化，很容易被资本所挟裹。技术与资本的合谋成为资本追求最大利润的有效手段。为了追求最大利润，资本不仅要不停地循环，而且还必须要不断地进行扩大再生产。对此，马克思说：“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新发现的财富的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根源。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具有理智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1〕这样，自然就被彻底“征服”了。可见，当自然成为满足人类欲望的纯粹对象时，自然的价值也就仅仅体现在它的使用性和物质性上，而自然本身的多重价值和多重意义却被支离、肢解，最终在资本逻辑的统治和人与自然的双重异化下，人类的永续生存和自然的生态平衡走向危险的边缘。马克思曾经说过：“在私有财产和金钱的统治下形成的自然观，是对自然界的真正的蔑视和实际的贬低。”〔2〕其次，技术理性倡导以征服自然、控制自然为前提的人类中心主义。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作为宇宙之主体地位得到了显著增强，人类从此不再像原始文明或者农业文明时期那样匍匐在大自然的脚下。人类对大自然的态度开始倒转，由“敬畏”、“顺应”变成“征服”与“拷问”。“人是自然的尺度”、“人是自然的主宰”等思想开始甚嚣尘上并逐渐占据了统治地位。在这一理念的驱使下，认识自然、征服自然和支配自然日益成为人们对待自然的一种价值取向和行为哲学。从培根提出的“知识就是力量”和“要命令自然必须服从自然”到笛卡儿宣扬的“给我物质和运动，我将为你们构造出世界来”，到康德提出的“人是自然的立法者”，到洛克主张的“对自然界的否定就是通往幸福之路”，再到黑格尔信奉的“自然界绝对精神的外化”，等等，都充分表明，人类中心主义思想正日渐成为近代以来人类思想中居于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建立在人类中心主义思想上的工业文明城市发展模式，使得自然被异化为压榨的对象，人对大自然的态度由依赖、利用变化为滥用，人从自然的守护者变为自以为是的“主人”和自然的“终结者”。忽视经济匮乏性而进行的努力最终成就了绝对的、不可逾越的匮乏。这种绝对的、不可逾越的匮乏又会进一步对生态平衡和不可再生或不可重组的自然资源进行破坏，结果导致人类生产的破坏性远远超过了人类生产的创造性，使城市生态系统处于一种岌岌可危的边缘。英国生态学家爱德华•戈德史密斯忧心忡忡地指出：“全球生态环境恶化可喻为第三次世界大战，由于这场大战，自然在崩溃，在衰亡，其速度之快已经到了这种程度：如果让这种趋势继续发展，自然界将很快失去供养人类的能力。”〔3〕
二、技术理性与生态理性的现实冲突
技术理性倡导以控制自然为前提的人类中心主义，遵循“人为自然立法，自然为人显法”的原则，而生态理性则倡导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遵循着“自然为人立法，人为自然显法”的原则。技术理性与生态理性在思想基础上的差别，必然会在现实中呈现出物本导向与人本导向的矛盾、“越多越好”与“够了就行”的抵牾、线性经济与循环经济的对立。
（一）物本导向与人本导向的矛盾
技术理性发轫于启蒙运动。农业文明时期的物质匮乏、技术落后的社会现实使得它不得不以物质追求为目标，不得不创造性地制造自然界所没有的机器和原材料，并进行高效率、可控制的机器化生产。机器化生产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标准化、批量化，反映的是人类在其自身存在和发展中经常表现的一叶障目的短视本性，呈现出一种典型的“物本主义”的发展观。“物本”导向，是人从属于物的发展方式，是典型的工业文明状态下的利益追逐，持续地扩张人类中心主义的生存定位和理性主义的思维方式。这样攫取式的发展，究其实质是政绩主导和增长拜物教的〔1〕。“无论如何不应当妨碍经济增长”成了一把保护伞，遮盖了许多不好的事情和做法，对经济增长数字的关心超过了对人本身的关心，对“物”的注意超过了对“人”的注意〔2〕。物本导向的“活在当下”逻辑和“机会主义”逻辑的聚合与重叠，引致很多地方政府摆不正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无所顾忌地开采土地、矿产等资源，污染大气、水资源，肆意排放工业废弃物，从而对城市生态环境造成了极大破坏。人本导向中的“人本”区别于人类中心主义，打破那种为了人的利益不择手段损害生态价值的观念，真正地尊重人们生存必需的生存环境和发展空间。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关系从来就不是割裂的、相互脱离的。马克思指出：“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之中的。”〔3〕同时，“人本”中的“人”也不是仅仅追求物质生活的单一需求之人，其需求揉合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其中，生态需求是其他需求的基源，也是“人”幸福的基础和根源。指出：“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4〕由此可见，“生态幸福”是“人”的幸福的密码，也是“人”的幸福的根本。
（二）“越多越好”与“够了就行”的抵牾
任何一种生产或生活形式都是建立在能源基础上的，而且是建立在复杂的自然生态系统上的。因为生产需要必备的生产资料，消费需要必要的消费资料，这就意味着几乎每一种生产或生活都会和自然的生态系统进行交换，并彼此产生相互作用与相互制约的关系。尤其是在市场经济下，资本无孔不入，任何阻挡它的力量都会被它消灭。为了“理性地”、高效率地追求物质财富，技术理性固有的灵性与本真日益丧失，逐渐屈从于经济利益至上的盲目与冲动。“出现了用以衡量工作成效的客观标准：利润的尺度。成功不再是个人评价和‘生活品质’的问题，而是主要看所挣的钱和所积累的财富的多少。量化方法确立了不争的标准和森严的等级，已不需要由任何权威、规范、评价尺度来证实。效率就是标准，通过它来衡量个人的效能：更多比更少好，钱挣得更多的人比钱挣得少的人好。”〔5〕美国学者弗•卡普拉就曾断言，在技术理性的操控下，“几乎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是围绕着一个共同的甚至可以说是唯一的目标进行，这就是：追求更多的物质财富”〔6〕。如果说“越多越好”是技术理性的精神内涵，“虚假需求”的制造和“消费异化”则是技术理性价值变现的主要方式。随着技术的发展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生产这个环节在经济过程中逐渐变得比较次要，消费却成了经济活动中的决定性环节。在“物欲至上”的价值追求和“越多越好”的发展原则指引下，衡量一个人是否幸福以及多大程度的幸福标准就在于是否有尽可能多和尽可能高档的消费。美国消费分析家维克特•勒博曾形象地为消费主义做了宣传：“文明庞大而多产的经济……要求我们使消费成为我们的生活方式，要求我们把购买和使用货物变成宗教仪式，要求我们从中寻找我们的精神满足和自我满足……我们需要消费东西，用前所未有的速度去烧掉、穿坏、更换或扔掉。”〔7〕然而，这种消费主义具有反生态特征，一是消费主义造成了对自然资源的大量消耗。因为消费主义的消费观强力推动了商品的无度产生，进而加速了自然资源的消耗和人类向大自然的过度开发和掠夺。也就是说，正是掠夺式消费引发了生态危机。正如艾伦•杜宁所说，“消费不是为了满足人的正常生活需要，而是为了满足不可满足的欲望，它不仅不可能产生（直接地或间接地）任何生产效率，更不用说最大化的经济效率，反而造成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而且滋生一种贪得无厌的极度享乐主义。”〔1〕二是消费主义造成了大量废弃物，大量废弃物是城市重要的环境污染源。可以这么说，受消费欲望驱使的不当消费行为，是更长久、更本质造成资源危机、环境污染和生态退化的深层原因。法国生态学者安德列•高兹非常敏锐地察觉到了技术理性是人与自然关系异化的直接动因，进而指出了生态理性的内在合理性，他认为：“生态理性在于，以尽可能好的方式，尽可能少的、有高度使用价值和耐用性的物品满足人们的物质需要，并因此以最少化的劳动、资本和自然资源来满足人们的物质需要。”〔2〕在高兹看来，生态理性不是追求利益的最大化，而是行动的适宜和适度，不是盲从于欲望的无度而一味追求经济增长，而是将物质所需自始至终保持在生态阈值内，从而实现生产、消费与自然生态系统的平衡。故而“够了就行”成为生态理性最为根本的价值信条。“人们为了使其工作控制在一定限度内，就自发地限制其需求，工作到自认为满意就行，而这种满意就是自认为生产的东西已经足够了。‘足够’调节着满意度与劳动量之间的平衡。”〔3〕“够了就行”摆脱了“越多越好”的困境，是对物质绝对占用观念的摒弃。使人真正成为自由全面发展的人而非受物欲驱使的动物。不仅如此，“够了就行”消减了奢侈消费、盲目消费、过度消费对资源环境的压力，精神丰富且物质简朴成为生态理性的突出特点。总之。生态理性“够了就行”的发展原则，就要通过投入较少资源消耗、较小环境压力、较少劳动时间生产使用价值高、耐用性好的产品，摆脱“越多越好”的技术理性的束缚，以“更少但更好的”生产范式，实现经济发展方式和经济空间格局的绿色化。
（三）线性经济与循环经济的对立
传统农业，特别是工业的生产方式都只是考虑“最近的、最直接的有益效果，那些只是在以后才显现出来的、由于逐渐的重复和积累才发生作用的进一步的结果，是完全被忽视的。”〔4〕这种以“线性生产”为特征的生产方式将自然是一种外在于人类的对象客体，是可以任意占有、开发、使用的被动客体，因此，体现着技术理性的资本力量就可以尽其所能“开发”和“征服”自然。依据这种价值观和思维方式，传统自然再生产和经济再生产过程是“资源—产品—废弃物”的线性经济流程，其特征是“高开采、低利用、高排放”。这种经济模式将地球看作是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丰富储藏库，也是一个能够容纳无限废弃物的垃圾场。这实际上是一种无限度“欲求”、无节制生产、无控制排放、无理性消费的经济模式。这种模式通过反向增长的自然代价来实现经济的数量型增长，所以很“省”又有很高的效率。但是，线性经济模式必然大规模消耗自然资源、大范围污染环境、大量排放废弃物，因而是一种不可持续的伪增长模式。循环经济理念是针对自然环境的承受力和承载力提出来的。这种经济发展理念是在传统的线性经济发展理念上的改革，将资源的再生作为经济活动的最终环节，而商品的物质性消费则成为经济活动的中间内容。经济生产环节的革新连接了经济活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实现了经济生活过程的循环性。与线性经济不同，循环经济是一种“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反馈式或闭环流动的经济模式，其特征是“低开采、高利用、低排放”。循环经济是新的生产观，它要求尽可能地从源头减少资源消耗和废弃物的产生，要求所有的物质和能源尽可能地在不断进行的经济循环中得到合理持久的利用，要求废弃物最大限度地转化为资源，变废为宝，从而把经济活动对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影响降低到最尽可能小的程度。同时，循环经济也是新的消费观，倡导适度消费、简朴消费、循环消费的观念。一言以蔽之，循环经济是一种充分考虑资源环境承载力和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发展模式，它要求以“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为社会经济活动的行为准则，尽可能节约资源消耗，提高资源利用率，最大限度地减少污染物排放和废弃物生产。从这个意义上说，循环经济是对线性经济的根本超越。
三、城市环境治理的生态理性支撑
城市环境治理是一项系统的社会工程，涉及到方方面面。在宏观层面，表现为城市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建设等各项事业的和谐发展。在微观层面，则表现为城市产业布局合理、城市空间布局优化、城市基础设施完善、城市人文价值健康等等，这些内容的实现都离不开人的具体操作，都受到人的思维方式的支配。无数的事实表明，思维是实践的先导，行为主体有什么样的思维和怎样进行思维是引导行为主体进行实践活动的前提。生态理性作为一种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特定思维方式，一经形成，就会成为稳定甚至固定的思维模式，不仅对城市的生产和生活行为产生“润雨细无声”的自律和他律作用，而且也从根本上提升了城市环境治理的速度、效率与效益。
（一）城市环境治理的生态理性基础支撑
生态理性是指人们基于对自然生态环境的变化以及人类自身生产和生活消费活动可能对生态环境产生影响的考量，以自然规律为依据和准则、以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为原则和目标的全方位的理性。生态理性蕴含着非人类中心主义、可持续发展和生态公正的环境伦理观。在生态文明时代，对城市环境治理的各个阶段、各个层次、各个方面起着统领作用。在物质层面上，生态理性注重运用新技术、新能源和新工艺流程来改善传统的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和大量废弃的循环经济模式。循环经济的三个基本特点，减量化、再循环、废物再利用，为城市节约资源和高效利用资源创造了现实条件。比如，建立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回收系统、城市废旧物资回收系统、城市中水回用系统和城市污水厂污泥综合利用工程等能够将城市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降低到最低限度。因此，循环经济是一种生态经济，是对传统经济发展模式“高投入、高开采、高排放、低利用”的线性经济的革新。一方面，循环经济通过生产生活方式变革，以物质的循环利用、减少废弃物的排放和资源能源的消耗、资源的再生为手段，使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能量、信息之间的转换和流动形成良性循环，把满足生态需要控制在生态阈值的范围之内，从而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另一方面，循环经济理念指导下的新型工业也并不是低水平的或同一水平上的不断循环运转，循环经济主要通过科学技术的创新来提高资源能源的利用效率，降低经济活动中的资源能源消耗，以最少的资源创造最大的社会财富，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在精神层面上，生态理性走出了人类中心主义的桎梏。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人是最具能动性的要素。如果人类能够体认自然规律的客观性与人类自身的有限性，摆脱经济主义和物质主义的束缚，放弃一切对自然界失去理性的消费主义、享乐主义行为，从价值取向到生产生活习惯自觉地进行重大的调整和变革，则城市环境治理必然走向绿色化、可持续化。
（二）城市环境治理的生态理性功能引导
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的活动受到客观规律和劳动工具的限制，而认识和改造社会的活动则受到思维方式的规范。正如著名学者张康之所说，“在今天，为了认识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正在生成的行动，或者说，为了建构这一历史条件下的行动模式，社会科学的研究就应当从思维方式入手。”〔1〕作为认识秩序或规范之特殊形态的思维方式向人们昭示的是认识活动的“应当”或“怎样”，它对主体认识活动的规范作用是显而易见的〔2〕。思维方式通过引导、激励、约束、扶助等各种方式，对人们的自由意志施加影响，对人们的行为进行干预。生态理性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对城市环境治理起着重要的功能引导作用。生态理性能使城市环境治理规范有序。城市环境治理是地方政府、辖区内环境敏感性企业、环保非政府组织、城市居民共同的事业。如果各个费、循环消费的观念。一言以蔽之，循环经济是一种充分考虑资源环境承载力和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发展模式，它要求以“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为社会经济活动的行为准则，尽可能节约资源消耗，提高资源利用率，最大限度地减少污染物排放和废弃物生产。从这个意义上说，循环经济是对线性经济的根本超越。
四、城市环境治理的生态理性支撑
城市环境治理是一项系统的社会工程，涉及到方方面面。在宏观层面，表现为城市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建设等各项事业的和谐发展。在微观层面，则表现为城市产业布局合理、城市空间布局优化、城市基础设施完善、城市人文价值健康等等，这些内容的实现都离不开人的具体操作，都受到人的思维方式的支配。无数的事实表明，思维是实践的先导，行为主体有什么样的思维和怎样进行思维是引导行为主体进行实践活动的前提。生态理性作为一种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特定思维方式，一经形成，就会成为稳定甚至固定的思维模式，不仅对城市的生产和生活行为产生“润雨细无声”的自律和他律作用，而且也从根本上提升了城市环境治理的速度、效率与效益。
（一）城市环境治理的生态理性基础支撑
生态理性是指人们基于对自然生态环境的变化以及人类自身生产和生活消费活动可能对生态环境产生影响的考量，以自然规律为依据和准则、以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为原则和目标的全方位的理性。生态理性蕴含着非人类中心主义、可持续发展和生态公正的环境伦理观。在生态文明时代，对城市环境治理的各个阶段、各个层次、各个方面起着统领作用。在物质层面上，生态理性注重运用新技术、新能源和新工艺流程来改善传统的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和大量废弃的循环经济模式。循环经济的三个基本特点，减量化、再循环、废物再利用，为城市节约资源和高效利用资源创造了现实条件。比如，建立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回收系统、城市废旧物资回收系统、城市中水回用系统和城市污水厂污泥综合利用工程等能够将城市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降低到最低限度。因此，循环经济是一种生态经济，是对传统经济发展模式“高投入、高开采、高排放、低利用”的线性经济的革新。一方面，循环经济通过生产生活方式变革，以物质的循环利用、减少废弃物的排放和资源能源的消耗、资源的再生为手段，使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能量、信息之间的转换和流动形成良性循环，把满足生态需要控制在生态阈值的范围之内，从而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另一方面，循环经济理念指导下的新型工业也并不是低水平的或同一水平上的不断循环运转，循环经济主要通过科学技术的创新来提高资源能源的利用效率，降低经济活动中的资源能源消耗，以最少的资源创造最大的社会财富，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在精神层面上，生态理性走出了人类中心主义的桎梏。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人是最具能动性的要素。如果人类能够体认自然规律的客观性与人类自身的有限性，摆脱经济主义和物质主义的束缚，放弃一切对自然界失去理性的消费主义、享乐主义行为，从价值取向到生产生活习惯自觉地进行重大的调整和变革，则城市环境治理必然走向绿色化、可持续化。
（二）城市环境治理的生态理性功能引导
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的活动受到客观规律和劳动工具的限制，而认识和改造社会的活动则受到思维方式的规范。正如著名学者张康之所说，“在今天，为了认识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正在生成的行动，或者说，为了建构这一历史条件下的行动模式，社会科学的研究就应当从思维方式入手。”〔1〕作为认识秩序或规范之特殊形态的思维方式向人们昭示的是认识活动的“应当”或“怎样”，它对主体认识活动的规范作用是显而易见的〔2〕。思维方式通过引导、激励、约束、扶助等各种方式，对人们的自由意志施加影响，对人们的行为进行干预。生态理性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对城市环境治理起着重要的功能引导作用。生态理性能使城市环境治理规范有序。城市环境治理是地方政府、辖区内环境敏感性企业、环保非政府组织、城市居民共同的事业。如果各个。
作者:余敏江 单位: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