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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通过比较国内外主流城镇化发展模式存在的问题，提出以山东德州“中澳”模式，使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相融合，通过农业产业化形成农村农户信用链，由信用拉动农村经济资金注入，由资金链带动金融链，从而实现金融助力三农发展，使传统农民转变为产业工人，提高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实现区域城镇化，进而推动全国城镇化。这是在当前国情下金融助力城镇化行之有效的重要途径。
关键词：农业产业化；中澳模式；金融助力城镇化
一、中国城镇化进程及问题
我国的城镇化发展起步于1978年直至2011年，用了23年的时间实现了由17.92%到51.27%的飞跃。相比于花了120年的英国、用了100年的法国、历经80年的德国等[1]，我国的城镇化发展堪称世界上最快速的社会运动。然而其背后却存在着一系列矛盾和问题。首先，农村户口和城市户口的“区别对待”。拥有农村户口的进城务工人员获取了在城市工作的许可，却无法获得与城市人口同样的待遇与福利。在社会保障方面，农民工参保率低，同时，农民工城镇自有住房率低。其次，伴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人地矛盾激化。很多地方甚至出现过暴力征地、拆迁的现象。例如，2012年山东莱芜市某镇就出现过暴力强拆，村民冲突的实例。土地征收造成农民失去了他们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土地，由于收入水平、消费水平、生活方式、教育程度以及享受的社会保障程度距离城市人口还有很大差距，很多失去土地的农民不得不选择将家人留在农村，自己进城务工。这又造成了妻离子散、留守儿童、独居老人等众多社会问题，也是农村社会不稳定的一个根源所在。因此，这些农民只是从身份上完成了农村人口变成了城镇居民的变化，生活水平却没有得到根本改善。
二、国内外城镇化发展模式分析
(一)国际城镇化发展模式
从世界的城镇化模式来看，主要有三种[2]：一是政府调控引导模式，这种模式的典型代表是英法德日韩。该模式是指中央政府引导城镇化有序进行，规划城市布局，规范城市基础建设，建设现代农业，城市与农村变革同步进行。二是市场引导模式。以推崇市场至上的美国为代表，该模式认为城镇化是市场自由选择的结果，任凭市场进行引导发展。但这种发展带来了诸多问题，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城市无序扩张，基础设施建设成本加大等。第三种模式是受殖民地历史束缚的模式。这种城镇化集中于一些殖民时期的大城市，由于极度缺乏财政投入，农村生活环境退化，造成大量人口涌入城市，使得城镇化水平畸高。
(二)中国城镇化发展模式
结合众多学者专家的观点和实践经验，目前共有三种模式可供参考。第一种模式是政府主导集中发展模式。通过旧城改造、城市重新规划等将农村人口重新安置。但是这种模式存在很多问题，例如这种模式需要政府大量的财政支出，城市发展过快，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城市公共资源紧张，交通问题，环境污染等。同时，在中国很多三四线城市中，兴建城市综合体却产生了供应量泡沫，例如鄂尔多斯，海南，贵州等地，已经出现了产能过剩。第二种模式是就地安置模式。这种模式是指不改变社会、经济以及产业结构，消除农民与城市人口在生活质量而仅非地域上的差异。但这种模式依旧需要大量的财政支出，在广大农村地区，财力物力人力投入都有限。尤其是贫困县由于财政困难，税收减免、财政贴息等优惠政策难以实施。因此在我国当前国情下，第二种发展模式并不是一个行之有效的做法。第三种模式是推动农业产业化经营，通过培养当地龙头企业，围绕当地特色农产品实现一体化专业生产及经营，形成产供销一条链。这种模式提高了农户参与市场的积极性，产业化模式将分散的农户与市场连接起来，使传统的农民转变为产业工人，提高收入水平[3]。下文将以山东德州庆云县的中澳集团为农业产业化的典型案例，具体论述农业产业化如何带动区域城镇化发展。
三、“中澳”模式概述
中澳控股集团是一家位于山东省德州市庆云县、从事肉鸭养育和深加工的民营股份制公司。中澳集团对社会贡献最大的在于首创的订单养殖模式，助力集团向集约化、标准化、契约化、规模化的农业产业化转型，带领当地鸭农发家致富，有力的推动了当地农村建设，促进了区域城镇化水平。过去，庆云县的农民主要以种植业为主，一些农民或者靠制作鞭炮赚取外快。加上庆云县地质多为盐碱地，土地贫瘠，农作物产量低，农民收入低，生活质量差，是国家的极贫困县。从2002年开始，中澳集团向村民宣传养鸭好处和订单养鸭模式，即农户加入养鸭合作社，实现一体化经营。2009年，中澳集团的产值达到22亿，占全县GDP的比例超过20%[4]。同时，中澳请养鸭专家免费为鸭农进行技术培训，养鸭农民的专业素质得到提高，从而降低了农业生产的内在高风险性。中澳集团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对肉鸭进行深加工，从各个环节解决了广大村民的就业问题。
四、农村金融体系缺失以及中澳融资困境
(一)农村金融发展滞后的原因
农村地区经济发展落后，农产品生产面临自然灾害风险、市场价格波动风险等。现行保险品种中，针对农业的险种太少，再加上农民缺乏担保品和质押物，缺乏相应的风险分担机制，农业项目没有适合的信用评级标准，商业银行的经营原则与农村经济高风险，低收益的特征明显相悖，农村金融的发展程度远落后于城市水平。大型国有银行于1997年开始进行商业化改革，大规模削减县以及县以下的分支机构，主要营业网点建立在大城市，贷款集中于大企业、大项目，贷款权力上收，审批权上收至市级分行。商业银行在农村地区已经退化成单纯的“存款银行”，对农村地区的贷款贡献度极小[5]。
(二)中澳融资困境
不论对于中澳集团，还是集团旗下的农户，都存在着融资困难的处境。就中澳集团来说，中澳每年都要为每个大棚养殖户垫付近20万元的物资，没有银行的信贷支撑就难以维持，可能引发资金链断裂。对于农户来说，单独获取银行贷款更是难上加难。由于农户缺乏实物资产作抵押，很多农民小额贷款由于个人信用水平低，贷款成功后由于难以追踪其贷款最终是否按照贷款目的进行用款，极易造成银行的呆坏死账。银行与农户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因此大多数银行不敢涉足此类贷款。
(三)解决融资困境的举措
针对融资困境，中澳从三方面解决这个问题。第一，成立农户之间的支付清算中心，加快内部资金周转，同时，2007年中澳集团成立了第一家养鸭专业合作社，中澳通过了解每个入社鸭农的道德品质，经营能力，以及他们的资金需求状况，对鸭农具有一定的控制力，从而形成一个信用链。合作社以自身优势向金融机构贷款，这样就解决了农业贷款中农户信用信息与银行掌握情况不对称的状况。第二，中澳集团组织农户们以五户为单位互相担保，向银行申请2万不等的贷款。第三，中澳集团提供高价赊销鸭苗，饲料以及兽药、高价回购肉鸭的服务，解决农户资金周转难的窘境。作为正式金融机构，国家开发银行于2007年提供给中澳养鸭信用社3000万元短期流动资金贷款，用于支持农户发展。自2008年以来，山东省金融学会开始关注新型农村金融体系建设，并在德州中澳集团建立了第一家金融理论研究与实践基地。中国农业银行山东分行通过对中澳集团这一农业产业化典型案例的调查研究，也给予了强有力的资金支持。当代的商业银行对于支农工作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一户一贷的资金支持模式，而且通过对农业产业化的龙头企业支持，带动农民增收。
五、结语
作为农业产业化的典型成功代表，“中澳”模式在山东各地纷纷效仿，例如山东寿光，建立蔬菜种植，流通和深加工的产业一条链。山东凯银集团从中国农业银行贷款30万元起步，逐步发展为集乳制品，肉制品，熟食制品，蔬菜生产、加工、销售一体化的大型农业集团。在潍坊的高密，济宁的金乡，当地政府和银行也积极支持农业产业化，扶持龙头企业，实现了现代农业的科学转型。对于金融机构本身来说，支持“三农”，帮助分散农村剩余劳动力，推动城镇化进程不仅符合国家政策，同时对中间业务，日常结算，工资，个人理财，银行卡，信用卡等业务也起到拉动作用。由中澳模式可见，真正实现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的融合、调整产业结构、促进区域城镇化，从而才能有效推动全国城镇化进程。
参考文献：
[1]陆大道,姚士谋.中国城镇化进程的科学思辨[J].人文地理,2007(4).
[2]李忠.世界各国城市化发展模式及启示[J].中国经贸导刊,2012(33).
[3]孙卓臣.改变农民命运的新尝试—农业产业化企业的金融革命[M].第1版.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2.
[4]中共山东省委.关于统筹城乡发展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的意见[R].内部文件,2009,11.
[5]李凤雨,杨墨竹.我国农村正规金融结构性失衡的实证研究[J].武陵学刊,2010,35(5).
作者:赵晓娟 单位:山东女子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