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寻找写作灵感？中文期刊网用心挑选的梯级城镇化发展关键节点与风险研究，希望能为您的阅读和创作带来灵感，欢迎大家阅读并分享。
摘要：成都市是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成都市在新型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建立了从中心城市向农村梯级扩散的城镇化发展模式。尽管这种模式具有综合性、创新性等众多优点，但是在具体实施中仍存在着统筹和协调、效率和公平等矛盾和风险。本文研究如何有效防范梯级城镇化模式产生的社会风险，以政府管理、社会治理、资本运营等多种模式，消除梯级城镇化模式中的弊端，理顺体制和机制，对于深入推动成都市新型城镇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社会风险；梯级城镇化；新型城镇化
总理指出，推进城镇化，关键是要提高城镇化质量。成都市被批准为城乡统筹实验区，形成了以双中心城区为核心，联合卫星城市、小城镇、农村社区协同发展、层次有序的“梯级城镇化”发展模式，这也符合国家新型城镇化战略的总体要求。以增强中心城市辐射能力，串联行政辖区内的中小城市、小城镇以及新农村社区共同发展，这一模式的成功必须建立在政策、资源、产业、人口、交通等复杂的内外环境因素的相互协调和作用上，整个城镇化系统的运转需要高度协同，否则容易出现风险隐患。对成都市梯级城镇化模式的社会风险研究有助于确立更适合的城镇化模式，并为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路径提供借鉴。
一、基本理论
城镇化发展中涉及的社会风险溯源于乌尔里希•贝克（1986）的风险社会理论，社会风险管理被视为是集合政策、角色、策略和行动的体制和社会的整个过程（Bo⁃horquez和Enrique，2011）。因此通过寻找社会风险形成的原因及外部环境和风险源的特征与类型（谢俊贵，2009），运用社会风险识别工具，建立评估和防范的框架和模型（Holzmann和Jørgensen，2000；林义，2002；黄英君，2013），最终实施社会风险管理策略（Holzmann，2001）就具有重要意义。我国新型城镇化的研究源自国外城镇化发展理论，但也有很大不同（苏小和金彦平，2013）。张丽萍和郑庆昌（2013）研究了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与小城镇建设模式；孙长青和田园（2013）建立了新型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吴旭晓（2013）研究了新型城镇化效率演化趋势及其驱动机制；巴曙松（2013）、魏人民（2013）分析了我国城镇化进程存在的问题。当前研究的热点是我国新型城镇化战略下如何控制风险、减少损失、化解社会矛盾。
二、成都市新型城镇化发展现状及问题
作为城乡统筹试验区，除了中心城区提升城镇化品质，更重要的是如何将包括广大农村在内的非中心城区的城镇化水平快速有效地提升。
1.发展现状
不仅成都市域内外的跨区域人口流动量很大（特别是对四川省内其他地区人口的吸引较快），在市域范围内“农村—中心区”的直接市民化（户籍或常驻）跨越型城镇化，“农民—县域中心”“农民—城镇”以及通过“土地流转、集中安置”“社区重建”等就地城镇化形成了特色鲜明的梯级城镇化模式。2016年成都市GDP总量达12170亿元，人均GDP已突破一万美元，城镇化率超过70%（2016年年底统计数据），已开始城镇化中后期发展，即增速平稳、追求发展质量的提升阶段。
2.存在问题
成都尽管总体情况在中西部处于较好水平，但是与国内外发达地区相比仍然存在很多问题。（1）市域范围内城镇化水平差异明显。成都市不同区域之间城镇化水平差距较大，城镇体系结构不均衡。特别是偏远郊县及农村的公共服务水平、基础设施配套等硬件条件较差。而市中心城区（四环路以内198平方公里范围）人口密度过高，产业规划与用地规划以及人口增长存在矛盾，资源承载力和人口容纳力已经达到极限，环境品质恶化，城市病严重。产业链，特别是近年来重点发展的新龙头产业上下游存在缺陷——信息、物流等短板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产业扩张。已完成改造的小城镇及农村公共社区的配套仍然与中心城区有显著差异。随着成都市城镇化进一步深入，公共服务硬件设施的巨大投入将会面临棘手的效率低下的问题。作为西部城市，固定资产投资带动的快速增长已经呈现疲态，通过产业升级带来效率提高和模式转变才是当务之急。总之，城镇化水平的差异导致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巨大不平衡，使社会风险隐患加大。（2）梯级形态并未固化，仍呈现单向流动的趋势。要形成规划中以“中心城区+卫星城与县域中心+小城镇+农村集中区”为模式和结构的城市发展体系，就要实现从城市中心区到农村边缘区域相对平衡，要素有序流动的可持续发展态势。然而因交通、产业基础等的限制，流动人口的职业城镇化与农村人口的户籍城镇化之间存在明显不同。中心城市拥有较好的社会条件，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更愿意选择从农村向城市进行职业性的流动，而因为房价的原因，加上农村户口的附着利益（土地权益等）使农民不愿意放弃农村户口选择市民化，新生代农民工户籍城镇化意愿较低，所以空心化现象愈发严重。而政府在进行管理时，不得不为农村户籍人口提供大量基础服务，而实际上的单向流动又让社会资源闲置，且投入难以为继。（3）区域间产业基础不平衡，竞争加剧。大量研究表明，小城镇建设的成功与否很重要的因素在于产业发展基础的好坏，资源潜力突出，自我造血功能强，更容易形成较有特色和成效的产业发展模式。而当前条件好的小城镇已经完成改造，对于其他小城镇来说，产业创新乏力，同质化现象严重。缺乏完善的管理体系和合格的人员，特色不突出、管理和经营者观念陈旧，缺乏创新的动力和潜力。随着西成高铁、成贵高铁等大动脉的即将开通，成都市对外经济和社会的交流将更加畅通。然而城市本身对外部资源和人口的吸引能否抵消东部等发达地区的虹吸效应和马太效应的影响值得警惕。今年以来，武汉、西安、郑州等中西部城市纷纷开展了对大学毕业生资源的争夺，这不仅是人才的竞争，也是对人才背后社会资本的竞争，这些现状考验管理者的智慧，左右城市发展的未来。
三、对策及建议
2017年7月，成都市国家中心城市产业发展大会提出了实施东进、南拓、西控、北改、中优的“十字方针”战略，产业布局亦需要基于此进行重构，来推动差异化布局和集群化发展，增强产业聚集力、辐射力和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十字方针的提出对成都市梯级城镇化的发展模式进行了重构。
1.中优解决中心城区的发展瓶颈
通过对中心城区的优化解决日渐严重的城市病，中心城区的开发体现出高规格、高质量的发展格局。在生活和居住上，以低容积、重环境、慎开发的思路实现优化。特别对于老旧城区的改造，都要以可持续的发展模式来进行规范。而在产业发展上，应大力提倡生态友好的都市工业、现代金融服务业、楼宇经济、总部经济等新业态的发展。中心城区将由过去的单中心摊大饼模式改变成为“天府新区+中心城区”的双核。这从根本上开放了核心区域的发展空间。新的区域的开发有条件、有资源、有意识地避免产生老旧城区无法解决的发展弊端，通过人口、产业、资本、环境等的优选和培育实现快速提升。中优打破了过去梯级模式中城区最大的边际效应递减问题，同时能够实现资源的正向溢出。
2.次圈层承担高速发展的主要任务
优化中心城区后城市经济和社会的高增长要由二圈层来体现，如天府新区南部和实施东进策略的城市东部区域。以基础性优势产业为立足点，提高卫星城和区县的建设标准，吸引人口流入和产业聚集。通过向外延伸市级公共服务设施、转移工业、商贸业等来促进卫星城发展，逐步疏解中心城区的产业和人口。改善和提升交通条件（半小时经济圈）、完善公共服务配套和培育有特色的可持续发展产业，以快速路、环线高速公路和轨道交通为重点，实现高效衔接、转换和分流，国铁网络与城市地铁网、有轨电车网、公交网等形成联动，强化中心城区与郊县的交通联系，特别是轨道交通的快捷通勤功能。
3.以特色小镇建设为目标进一步优化小城镇发展体系
2017年7月我国第二批“中国特色小镇”名单公布，使成都市的“中国特色小镇”数量达到了3个。以中国特色小城镇建设体系为标准进一步完善成都市小城镇规划体系，加大资金投入和政策支持，突出特色鲜明的旅游、工业园区、农业产业、互联网+、淘宝小镇等资源，培育新的增长点。实现农村社区以产业化为导向的特色小镇升级目标。综上所述，成都要努力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就要继续坚持中心城市的转型升级和县域经济的支撑以及农村区域经济和社会的统筹发展，将中心城区与天府新区双核，到重点区，远郊县，再到小城镇和美丽乡村的政治和经济体制的梯级形态中呈现的各级资源进行有机整合，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提升城市发展动力，实现社会稳定和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干春晖,余典范.城市化与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和升级[J].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03(4):3-10.
[2]赖露.成都市新型城镇化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D].成都：西南交通大学,2015.
[3]顾兴树.成都市新型城镇化“梯级模式研究”[J].中国市场,2014(46)：166-167,172.
[4]孙长青,田园.经济学视角下新型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J].河南社会科学,2013(11):56-58.
[5]樊红敏.城镇化进程中的社会风险[J].人民论坛，2011(14):29-31.
[6]吴旭晓.新型城镇化效率演化趋势及其驱动机制研究[J].商业研究,2013(03):44-51.
[7]魏人民.新型城镇化建设应解决七个失衡问题[J].经济纵横,2013(9):12-15.
[8]田鹏.就地城镇化动力机制研究：兼论小城镇战略的当代转向[J].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77-82.
作者:顾兴树 单位:西南民族大学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