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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基于C-D函数认为新型城镇化发展通过资本投入、劳动力转移、创新效应影响经济增长。构建主效应模型和包含交互项的模型，基于2010—2019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采用混合OLS和FEM方法检验新型城镇化发展的经济增长效应。结果表明：总体上，资本投入强化了新型城镇化发展的经济增长效应，劳动力转移的边际作用正在减弱，创新效应尚未显现；分区域看，资本投入对促进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作用显著，劳动力转移有利于促进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经济增长；生产函数；OLS；FEM
0引言
城镇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是学界关注的重点问题，国外学者基于工业化先行国家的经验分析，较为一致地认为城镇化会促进经济增长，有研究发现特定异质性因素对某些国家城镇化经济增长效应产生了影响[1]，如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流动等[2]。在城镇化发展能否以及如何推动经济增长的研究上，国内相关研究大多证实了城镇化与经济增长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并认同城镇化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区域差异。但在城镇化发展具体通过哪些因素推动经济增长的问题上，尚未形成较为一致的结论，现有研究的观点集中于以下三个方面[3—6]：一是城镇化进程中固定资产投资持续增加拉动了经济增长；二是城镇化推进中劳动力城乡转移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明显；三是城镇化发展中存在区域技术溢出，创新能力提升对地区经济增长有重要作用。相关研究呈现多元化结论，本文基于C-D函数认为新型城镇化发展中资本投入、劳动力转移和创新均可能影响经济增长：一是城镇基础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投入增加，进一步带动私人产品需求和投资；二是新型城镇化发展中农村与城镇两部门预期收入差异促使城镇非农产业吸收农业转移人口；三是新型城镇化的推进发挥了创新效应，提升技术水平，推动经济增长。基于此，本文采用混合OLS和FEM估计，通过基准回归和区域异质性分析检验新型城镇化发展的经济增长效应，探究其内在作用机制和影响程度，为进一步发挥新型城镇化发展的经济增长效应提供参考。
1研究设计
1.1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统筹实施“四大板块”和“三个支撑带”战略组合，包括东部、东北、中部、西部地区的“四大板块”区域划分，有助于统筹我国区域不平衡国情，推进区域协调发展。其中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10个省份；东北地区包括辽宁、吉林和黑龙江3个省份；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6个省份；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12个省份。综合考虑数据可得性、代表性、科学性及客观性，最终选取“四大板块”30个省份（不含西藏和港澳台）2010—2019年面板数据实证研究新型城镇化发展的经济增长效应，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以及各省份统计年鉴和Wind数据库，部分数据经计算得出，缺失数据采用移动平均法填充。
1.2变量说明
本文涉及的主要变量如下页表1所示，其中核心解释变量新型城镇化发展UQ采用改进的熵值法进行测度，具体指标选取、测度方法及结果见文献[7]；解释变量LR表示农村与城镇间劳动力转移的变化情况；创新CT借鉴孙叶飞等（2016）[8]对技术进步的衡量方法，基于R&D、地区生产总值、专利申请授权量综合计算得出。
1.3模型设定
参照郑鑫（2014）[9]的研究，本文在经济增长理论基本假设的基础上，引入自变量新型城镇化发展，令Y代表人均产出水平，用人均GDP增长率PGDP衡量；Z为新型城镇化发展，用其测度得分UQ衡量；人均物质资本K用人均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PK衡量；劳动力L的结构变化用非农产业就业人员与农业就业人员数量之比LR表示；技术进步率A用CT衡量，按照C-D函数构建新型城镇化发展的经济增长效应计量模型：Y=Zα1Kα2Lα3Aα4（1）=(UQ)α1(PK)α2(LR)α3(CT)α4（2）为减少波动幅度，对上述变量取对数，构建主效应模型如下：lnPGDPit=α0+α1lnUQit+α2lnPKit+α3lnLRit+α4lnCTit+uit（3）经济增长可能与资本投入、劳动力转移、创新效应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有必要引入交叉项，将新型城镇化发展与资本投入、劳动力转移、创新分别进行交叉，得到包含交互项的模型如下：lnPGDPit=α0+α1lnUQit+α2lnPKit+α3lnLRit+α4lnCTit+α5lnUQ_PKit+α6lnUQ_LRit+α7lnUQ_CTit+uit（4）其中，i为截面单元序号，t代表年份，uit为残差项。
2实证分析
2.1平稳性检验及协整检验
为避免非平稳数据建模造成伪回归，采用LLC、Brei-tung、IPS、ADF、PP五种方法对面板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根据投票法综合判断检验结果。模型中除lnPGDP、lnLR、lnUQ_LR外，其余5个变量存在单位根，进行一阶差分后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序列是平稳的，单位根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发展与创新对面板数据进行差分后，容易丢失原始数据本身的信息，使得建模效果减弱，采用Kao检验判断变量间协整关系，检验统计量拒绝不存在协整关系的原假设，即新型城镇化发展与经济增长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表3显示了Granger因果检验结果，即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新型城镇化发展是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同时，经济增长也是新型城镇化发展的Granger原因，二者互为因果关系，有着循环累积因果效应，资本投入、劳动力转移、创新是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再用Hausman检验对应采用的模型形式进行判定，结果显示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随机效应，应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
2.2基于OLS和FEM估计的基准回归
实证模型加入交互项后，原变量系数含义可能发生改变，先进行主效应回归再加入交互项进行回归，以便分别进行解释。作为参照系，进行混合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对新型城镇化发展的经济增长效应进行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如下页表5所示，模型Ⅰ为主效应模型的回归结果，模型Ⅱ、Ⅲ、Ⅳ为分别加入资本投入、劳动力转移、创新交互项后的回归结果。F检验的P值为0.000，强烈拒绝了混合回归可以接受随机效应的原假设，认为固定效应回归优于混合回归。表5的F检验结果显示固定效应回归优于混合回归，允许个体存在截距项，但由于未使用聚类稳健标准误，使得检验的有效性有待进一步考证，故再进行LSDV回归。LSDV估计结果显示，大多数个体虚拟变量都比较显著，因此，拒绝原假设“所有个体虚拟变量都为0”，模型存在个体效应，经再次确认，固定效应模型更为适宜。总体来看，FEM估计结果显示新型城镇化发展具有显著的经济增长效应，通过资本投入、劳动力转移驱动了经济增长。表5主效应模型Ⅰ及加入交互项的模型Ⅱ、Ⅲ、Ⅳ的估计结果均说明其他条件不变，新型城镇化发展每提高1%，将促使经济增长提升超过0.52%。新型城镇化发展中资本投入和劳动力转移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资本投入每增加1%，经济增长提升0.27%；劳动力转移力度提升1%，经济增长提升0.22%；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尚不显著。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创新的经济增长效应往往具有一定的时滞性，新技术从研发到投入使用和推广往往需要较长的时间周期。新技术的前期投入会消耗大量成本，甚至会显现一定的负向作用，创新的作用在初期往往并不明显。除此之外，还可能存在创新因素中未考虑及难以衡量的一些因素，如企业家精神等。再对加入交互项后的非线性模型进行分析，加入交互项后，变量系数反映的不再是斜率变化，交互项若为正值，说明二者相互增强；交互项若为负值，则相互抵消。加入交互项后，表5中交互项并不显著，表4显示的混合OLS估计结果显著且交互项显著，其中新型城镇化发展与资本投入的交互项系数为正值，说明资本投入增强了新型城镇化发展的经济增长效应；新型城镇化发展与劳动力转移的交互项系数为负值，劳动力转移使得新型城镇化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边际影响降低，即劳动力转移的经济增长作用正在减弱。这是由我国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决定的，随着产业不断升级，需要的劳动力数量正在不断减少，因此，劳动力转移尽管仍会促进经济增长，但其影响程度正在不断降低，符合我国从经济增长到高质量发展，从“制造大国”转向“制造强国”的实际国情。
2.3区域异质性回归
对新型城镇化发展的经济增长效应的区域异质性进行分析，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对主效应进行估计，如表6所示。四大区域板块的主效应回归结果显示，东部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其他条件不变，区域新型城镇化发展每提高1%，将促使区域经济增长提升0.36%。其中，资本投入每增加1%，区域经济增长提升0.32%，劳动力转移每增加1%，区域经济增长提升0.46%，创新的作用不显著。中部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也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其他条件不变，新型城镇化发展每提高1%，将促使区域经济增长提升0.82%。劳动力转移对中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显著，这可能是由于中部地区劳动力的转移还是以流出为主，尽管人口转向非农后，就业结构有所改善，但拥有较高人力资本的劳动力并未实质性增加，对区域经济增长并未形成有效的促进作用。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区域经济增长效应显著，资本投入也对地区经济增长有正向作用，其他条件不变，西部新型城镇化发展每提高1%，经济增长提升0.43%。其中，资本投入每增加1%，区域经济增长提升0.34%。劳动力转移和创新的影响不显著，可能是由西部地区较为落后的经济结构造成的，作为劳动力流出的主要区域，西部地区第二产业大多是承接东部地区的产业专业，高端制造业及服务业并不发达。东北地区由于观测样本不足，回归结果不显著。根据下页表7含交互项的回归结果，中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与资本投入、劳动力转移的交互项显著，其中资本投入将增强中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的边际经济增长效应。与处于较高阶段的东部地区不同，对中西部地区增加资本投入，尤其是用于城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完善的政府支出，有利于更进一步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劳动力转移使得中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边际影响降低，即中西部地区劳动力转移促进经济增长的边际贡献正在减弱，尽管中西部地区剩余劳动力转移呈现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但其作用效果正在不断降低，中西部地区吸纳剩余劳动力的能力与经济结构可能存在错配，将剩余劳动力转化为经济增长的动力还需要与之匹配的产业支撑。总体来看，所有实证结果与C-D函数基本吻合，均显示新型城镇化发展具有显著的经济增长效应，验证了新型城镇化是拉动经济增长的强力引擎。
3结论
本文采用混合OLS和FEM估计对新型城镇化发展的经济增长效应进行了基准回归和分区域实证检验，主要结论如下：（1）总体来看，新型城镇化发展具有显著的经济增长效应，主要通过资本投入、劳动力转移驱动经济增长。劳动力转移对经济增长的边际作用正在减弱，即虽然现阶段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从总体上促进了经济增长，但其对经济增长促进的边际作用正在减弱，这与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阶段相一致。新型城镇化发展通过创新驱动经济增长的作用并不显著，可能是由于创新所显现的经济增长效应往往具有一定的时滞性，新技术的扩散往往需要较长的时间。（2）从四大区域板块来看，东部地区劳动力转移对区域经济增长有显著促进作用，长期以来区域劳动力以流入为主，城镇劳动力增加将较大程度促进东部地区经济增长，中西部地区劳动力转移促进经济增长的边际贡献正在减弱。西部地区资本投入对地区经济增长有着较为明显的积极影响，这可能是由西部地区较为落后的经济结构造成的，西部地区第二产业大多是承接东部地区的产业，高端制造业及服务业并不发达。
作者：赵娜 单位：陕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