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学思想论文范例

本文作者：黄腾华 黄灿灿 单位：福建农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福建农林大学食品科学学院

严家显(1906-1952年),字仲扬,江苏吴县人,昆虫学家。1931年获得金陵大学农学士学位。此后,他又获得燕京大学理学硕士学位。1937年获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博士学位。1940年6月,严家显接受邀请来闽创办福建省立农学院并出任首任院长。长期以来,对于严家显农业教育思想,学界尚缺乏全面深入的研究。笔者通过对现存文献的研究,力求真实诠释严家显的农业教育思想,以求教于方家。

一、十分注重科学研究

从本科的金陵大学、硕士的燕京大学和博士的明尼苏达大学,严家显先生的读书生活都是在最科学先进美国高等教育理念教育下完成的。尤其是明尼苏达大学是美国“赠地法案”下创办的世界名校,主张“大学要积极主动地为地方经济服务;大学的任务是将学生培养成为有知识专长的公民;大学要发展知识,并成为向社会传播知识的场所。”[1]所以,当严家显先生出任福建省立农学院首任院长之后,便明确地提出了学院的治学方针:“大学农学院以研究、教学、推广为三大任务,必须兼顾并重,联系进行,其目的为造就具备实际工作能力与切合社会需要之人才”。在他的主持下,学校制定的1940至1941学年校务行政计划中就有“拟定各项试验及研究计划”、“本院与国内其他农业机关实行研究合作计划”和“遴派员生从事粮食增产督导计划”等项目。当时虽然没有专职研究人员,但每年都由学校总经费中统筹安排一定的研究经费。如1943年在学校总经费120万元中安排调查研究费9540元,1945年在总经费200万元中安排了学术研究经费14万2千多元。[2]学校规定讲师以上教师,都应参加科研,要求每人每年有三篇以上论文,调查报告或专著,发表于省内外报章杂志。严先生身体力行,在繁忙的公务之余,积极从事科学研究。在这期间,他撰写了《农业和科学》、[3]《略谈植物病理与经济昆虫》、[3]8-12《蔗螟生活史及其危害损失》等论文。在经费极其紧张的情况下,为了潜心学术、解决实际问题、启迪广大学子、发展我国农学,严家显与诸位同仁创办了福建省立农学院的学术刊物———《新农季刊》,成立了以他为首的十位教授和副教授组成的编辑委员会,并于1941年1月出版发行第一期。严先生为之撰写了发刊词,详述了创办福建农学院之目的,学院当前之任务、研究应该注意的问题,最后阐明创办《新农季刊》之愿望:“同仁等爰抱斯旨,不揣简陋,或埋首于实验,或奔波以调查,如有所得,愿供同好,以求匡正,区区本刊之辑,仅发其轫,不计其功,但呱呱堕地之本院,如能从抛砖而得贤达之金玉,从学步而得进步,则幸甚矣!”[3]1严家显始终注重研究“本省农业之重要问题,根据事实,从事观察俾作切实解决之准备,教学则除努力充实学科,提高程度之外,随时当与研究相辅而行,尤须顾及本省及本国之环境,俾开矫除隔靴搔痒之弊而得适合目前我国纸环境及需要”,[3]1也就是坚持教学、科研紧紧围绕着福建农业生产和经济社会发展而进行,不作无病之呻吟。这一时期,许多教授的研究成果大都结合发展战时经济,提高农业生产,尤其着重围绕粮食增产而进行的。

二、始终重视教学工作

为了保证农业高等教育质量,严家显领导下的福建省立农学院始终坚持严谨治学,实事求是的作风。其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

1.注重师资队伍建设

虽然农业院校中药学专业有着与医药类院校中药学专业的共性，但更主要的是体现了自己的特色，即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掌握以“中医药理论”为主线的课程和以“药用植物生产”为主线的课程之间的关系，使学生既具有中医药思维，又具有科学思维。根据农业院校中药学专业培养目标和培养要求，参加实习的学生必须深入生产第一线，亲自参加中药材的育种、栽培、采收、加工、质量分析等生产环节，把所学的理论知识用于中药材的规范化种植中，圆满完成生产实习任务，并在教师的指导下完成一项中药材的专题研究。为突出农业院校中药学专业的特色，提高学生的试验实践技能，河南农业大学以金银花、丹参等中药材种植基地为校外实习单位，进行了以下探索和实践。

一、校外生产实习基地的选择

校外生产实习基地是学生提高专业知识和技能的重要场所以及了解社会的窗口，因此，加强校外实习基地的建设是做好农业院校人才培养的重要举措。根据河南农业大学教学工作安排及本科生人才培养方案规定，本科生生产实习作为学习环节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培养学生实践能力、专业知识和动手操作技能都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因此，从实习基地的选择上，要采取实地考察和资格备案制度，由主管教学的老师组成考察小组，每发展一个实习基地，要先期到企业中药材种植基地考察中药材种植规模、经济效益和人员管理，尤其是注重学生的生活和住宿条件，如果有不符合的地方，向企业提出建议，待企业符合实习的要求后，学院会与企业签订教学科研实习基地合作协议，进行授牌仪式，并在学院备案。这样既增加了对企业的了解，也引起企业对实习工作的重视。

二、全员导师制为实习作铺垫

近几年，河南农业大学实施本科生全员导师制，每名导师每一级带4~6名本科生，导师在引导学生适应大学生活、理论学习、综合实践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河南农业大学中药学专业本科生全员导师制于第三学期开始实施，导师不仅要协助学生安排学习计划，指导学业，提供专业引导，提高学生在大学期间的专业能力，促进本科生创新能力的培养，还要在生活、品行与心理等方面指导学生，引导学生个性化、差异化发展。同时，以河南省中药资源开发与利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河南农业大学中药材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这两个科研平台为依托，以河南地产大宗道地药材为载体，鼓励本科生参与导师承担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河南省科技厅项目、河南省教育厅项目等科研项目，通过学科前沿科研项目的参与，巩固学生的专业思想，进一步加强学生的试验操作技能，激发学生对科研的兴趣，促进科研基础知识的积累，既培养了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也为生产实习奠定了基础。

三、实习前的准备

生产实习内容确定后，在进入校外单位实习之前，指导教师还要召开实习小组会议。首先，强调纪律，包括实习时间、试验等；其次，是怎样去学习企业的管理模式等。此外，还要就责任管理、个人时间管理、个人压力管理、个人金钱管理、自我与他人的关系、自我了解、价值观、爱情观等方面再次进行生活教育，帮助他们了解个人管理、自我意识、人际关系，爱情等方面的观念，并且作出明智的选择，使学生有信心进行有意义的实习之旅。虽然学生已经学习过《试验设计方法》《科技论文写作》《中药材规范化生产质量管理规范》及与药用植物生产相关的课程，并且经历过实践教学及参与导师科研项目的锻炼，但在进入实习以前，还要再一次进行试验设计方法、调查方法的培训，最后还要在学校科教园区进行田间实战练习。另外，指导教师、指导学生以实习相关内容为关键词或主题词进行文献检索，并向学生提供一些文献检索的途径。比如在学校图书馆CNKI全文数据库、维普期刊全文数据库、万方学术搜索等，然后指导学生阅读所查的文献，进一步讲解如何从文献中获取需要的信息。通过此过程，逐步提高他们查阅文献的能力，并对下一步的生产实习做到心中有底。通过实习前的这些准备工作，让学生熟悉中药材田间试验设计中的问题和方法，并对学生的思路和想法进行积极引导和适时鼓励，以便下一步帮助他们顺利完成自己的试验。

抗战前，中国已有金陵大学农学院、中央大学农学院、四川大学农学院和浙江大学农学院四所“名牌”农学院。而在1946—1949年短短4年时间里，北京大学农学院就“白手起家”一跃成为当时国内最好的农学院，“由这两个农学院(北京大学农学院和清华大学农学院)为主体合并组成的北京农业大学更是远强于当时由中央大学农学院、金陵大学农学院及浙江大学农学院部分系合并组成的南京农业大学”。这是俞大绂在学科系别设置、筹资与人才选聘等方面所做的贡献。

一、科学设置学科系别

“农业为较复杂学科，复深于地域性，教学之实施，实宜因时因地而变，以谋当地需要之适应。”［2］“俞大绂在金陵大学办农学院的经验丰富。”［3］

(一)从理论和农业实践出发科学设置学科门类和系别

俞大绂在对北京大学农学院进行专业设置时进行综合考虑，最后确定了农艺学、园艺学、森林学、畜牧学、兽医学、昆虫学、植物病理学、农业化学、土壤学和农业经济学共10个系。大致分为基础学科和应用学科两大门类。1.农业基础学科类植物病理学系要求必须具备高深的化学知识，防病比得病后再医治要有利且容易，要求在经济性原则下开展植物病害集体防除和抗病育种等研究。农业化学系开展农产品分析和农产品加工方面的研究，当时的农产品加工以酿造为主，与园艺品制造不同，以理论化学、生物化学、高等有机化学为基础。土壤学系研究土壤的改良和土壤与作物的关系，主修土壤肥力、土壤微生物学、土壤物理、测量学等课程。2.农业应用学科类农艺学系中遗传学是主课，也是育种学的基础;作物学则分门别类设有稻作、棉作等专门课程;还要学习偏重于田间的试验设计学。园艺学系的园艺品制造与高等物理化学有着密切关系，一切园艺产物需要调制、贮藏和装罐，这都是研究的对象。昆虫学系研究如何进行害虫的防治，主要学习昆虫毒理、杀虫药剂及经济昆虫学。森林学系以树木学为基础，研究造林学、森林利用，最终目标为促进林业发展。畜牧学系注重家畜育种和家畜饲养，动物遗传是其基础课程。兽医学系研究的对象是家畜，学习解剖学、药物学、组织学、寄生虫学等。农业经济学系着重于社会科学，学生要有自然科学与农业基本常识。主要有农业统计、农村经济、农村调查、农村社会、农业政策等课程。

(二)以前瞻性和因地制宜的理念指导科系设置

俞大绂1920—1924年在金陵大学农学院进行本科阶段学习，1928—1932年在美国爱荷华州立大学农工研究院学习，获博士学位。1914年，金陵大学始办农科，1930年，金陵大学农科、林科改组为农学院。金陵大学农学院仿照西方农科大学创设农业系科。至抗战结束，大学本部下设农业经济、农艺、农村教育、植物学、园艺、森林、蚕桑、植物病虫害与农业工程学共9个系以及农业专修科、林业专修科和农业推广部，学科门类已很齐全。而俞大绂在有悠久农业传统的爱荷华州立大学的学习经历又使他形成了一套自己的想法。他在北京大学农学院进行系科设置时，针对中国南北地域差异，不开设金陵大学农学院和浙江大学农学院设置的蚕桑(学)系，针对北京大学办学思想、培养目标、学术资源等特点，注重学生基础学科的培养。北京大学农学院在全国各农学院当中分系最多，其中昆虫学、植物病理学、畜牧学、兽医学和土壤学都是国内第一次单独成系。其优势是“分系多则必修学科可以比较少，或者更适宜于学习的需要，在学生课程的排列上，的确有许多方便和合理之处”［4］。其实这些新系的设置，既填补了国内空白，又偏重于农业领域更为基础性的学科，同时也很好地利用了北京大学基础理论教学方面的优质资源。

本文作者：朱启臻 曾富生 单位：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 大庆石油学院人文学院讲师

在技术革命日趋显著的社会环境下，社会迫切需要培养大批创造性、应用性、高层次的复合型人才，以满足产业部门、应用部门和管理部门的需要。而现实情况是：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规模过小与社会日益增长的需求存在着巨大的矛盾[1]。导致这种矛盾的主要原因是尽管目前高校培养的大量学生更多地走入应用性强的岗位，但培养模式依然沿袭学术型人才的培养惯性，导致长期以来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的不匹配。这一现象已经引起教育部门的高度重视，教育部《关于做好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工作的若干意见》中明确规定，从2009年开始，扩大招收以应届本科毕业生为主的全日制专业硕士学位范围；认为开展全日制专业硕士学位研究生教育是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积极主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对高层次应用型专门人才的需要，是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需要，是进一步完善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制度的需要[2]。但是这一转变的实现，除了社会的需求等外部环境外，还依赖于高等学校自身条件的建设，本文结合农业推广硕士多年的培养实践，对提高全日制农业推广硕士培养质量的途径进行探讨，旨在为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改革提供依据。

一、创新教学内容和方法

农业推广硕士研究生教育面对的生源行业背景十分广泛，但其培养方向很明确，主要是为农业与农村管理机构、农业企业、农业服务等岗位培养高层次应用型技术和管理人才。农业推广硕士专业学位设置以来一直是以在职人员为主要生源，这些研究生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职业实践经验丰富，而全日制的农业推广硕士生源没有这样的优势。在生源缺乏职业经验而又要按职业需要来培养学生的前提下，对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理念和方法均提出了新的挑战。把专业学位研究生作为应用型高级人才来培养，在教学内容上应与学术型人才的培养方向有所不同。但是在现实中，许多学校的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缺少优秀教材与案例，与学术型学位研究生教育没有显著差别，有的培养单位甚至直接使用普通研究生的教材或将其简化后使用，或直接照搬国外案例或教材，这种做法难以适应应用型人才培养需要。特别是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极易出现学术化倾向，与学术型人才教育难以区分。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不仅需要我们对其要有全新的认识，而且需要做许多开创性的工作。

目前特别迫切的是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创新。就农业推广硕士研究生的教学内容而言，我们认为必须强调综合性。经过多年的实践，人们普遍达成这样的共识：农业推广硕士的知识结构应涵盖农学、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传播学和行为学等理论与方法。但是这种综合性并不是把不同学科课程简单拼凑起来就能体现，因为简单地拼凑不可能产生综合效果以形成培养特色。综合性体现着创造性，多年来中国农业大学在形成综合性课程方面做了十分有益的尝试，如“农业推广学”就是体现应用性的一门综合性课程，它综合了农业科学、信息传播学、社会心理与行为学、组织学、教育学等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不仅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也形成了实践性很强的操作方法，被评为农业推广领域的国家精品课程。目前我们正在建设的“农业社会学”也是一门适合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综合性课程。农业社会学运用社会学的理论和视角重新审视农业，综合了现代农学、农民学、农业经济学、制度学、组织学、文化人类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形成了属于自己学科特点的独立的理论体系和分析问题的方法。特别是把农业和农村政策的制定作为该学科的落脚点和归宿，使得这一学科具有了很强的实践性。如果每个专业学位类型都能够形成3~4门具有创新性且符合中国本土特色的综合性课程，对推动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内容的创新无疑是十分有益的。

关于农业推广硕士教育的教学方法，我们在实践中逐渐形成了案例教学和参与式教学模式。特别是参与式教学方法对培养专业学位研究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十分有效。研究者概括了参与式教学的许多特点，诸如参与性、互动性、民主性、合作性、开放性、激励性、发展性、反思性等[2]，但作为专业学位研究生参与式教学方法最基本的要点有三个：

1.问题导向

我国古代科学技术发达，仅唐代的8000余卷藏书中，就有4000余卷与历算、天文观测、农业生产、医学和工程技术相关。春秋战国时期《吕氏春秋》中的《任地》《审时》《辩土》被认为是我国最早的3篇论文，其中出现了一般论说文体的引经据典、提问题、摆现象、陈述观点等写法，甚至还出现了用“一曰”“二曰”“三曰”等汉语数字标识二级标题层次的最初形态［1］。然而，我国真正意义上的科学论文，特别是期刊科学论文在清代中期的《吴医汇讲》中方才初见端倪。这之后，相继有李善兰(1811—1882)、徐寿(1818—1884)等中国科学家发表了有关素数以及律管研究等原创论文，从而表明李约瑟(JosephNeedham，1900—1995)关于到18世纪中国科学除中医学、农学外，“中国科学便和世界的科学汇成一体”，“已不易分辨出中国思想家和观察家所作贡献特殊风格”的说法［2］，有一定偏颇，起码以李善兰、徐寿为代表的一批科学家在接受和融通西学的能力与水平同样处于世界前沿。这表明我国期刊科学论文体早在清代中期和晚期已形成了具有现代意义的论文样式，并最早出现在中医学、数学、声学等领域。

1最早的期刊中医学论文

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至清嘉庆六年(1801)的《吴医汇讲》，既是我国最早的医学杂志，也是中华第一刊［3］。该刊相继发表41位作者的94篇医学文章。其中发表在《吴医汇讲》卷一王云林的《祷告药皇誓疏》，叶天士的《温证论治》，以及唐大烈的《张、刘、李、朱后当以薛、张、吴、喻配为八大家论》(图1)已经具备了中医科学论文的基本特征。该刊于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发表的王云林(1645—1710)《祷告药皇誓疏》是迄今所见中国继承传统医德以来最早的医者誓词，亦即中国版的《希波克拉底誓言》。它传承了孙思邈(541—682)《大医精诚》的内容，也在“忍辱安贫”方面丰富了其内涵;但更重要的是它将其条理化、誓言化，标志着我国医德作为一种准则、一种信条、一种规范的表述，开始萌芽和生发，是中医业逐渐走上成熟的标志之一。“药皇”，即药王，《吴医汇讲》指韦慈藏、启玄子、王冰，后世供奉的药王也有唐代名医和我国医德的提出者孙思邈;“疏”，即分条陈述，祝告文。它在形式上，已有篇首刊眉(《吴医汇讲》卷一)、骑缝刊眉、按篇编码(便于重新分类再版)、主编者(长洲唐大烈立三氏纂辑)、审阅校对者署名(门人沈文燮玉调氏校订)、作者署名与简介(王云林:“讳家瓒，号缄斋，?赠文林郎，徐州府学教授。年六十六岁，殁于康熙庚寅。此篇系令曾孙绳林授梓。绳林名丙，号朴庄，吴县恩贡生，世居包衙前”)［5］、论文篇名(《祷告药皇誓疏》)、文末附载孙岱东、唐大烈的审稿意见和编辑评语等。在立论、举例、分析、论证上，第1步，提出问题，依据文中注类型的参考文献，如“窃闻《诗》云……《书》曰……又曰……此列圣所垂之明训也”，引用了《诗经•大雅》和《尚书•大禹谟》有关善恶吉凶的论点，并由此提出是否会“惠迪吉，从逆凶，惟影响”?［6］即是否行善即有百祥，作恶即有百殃，从于道德有福，违反常道就会有凶咎?第2步，分析问题，以作者自己命运多舛，一线单传，6个儿女皆殇，到无论贫富，先怀悲悯，兢兢业业于中医外科家传而相继得二子的例证，说明《诗经》《尚书》所言不谬。第3步，解决问题，提出结论性建议，即“王家瓒七誓”，要求儿子谨守此誓，并专门救济“贫病无告，烟火不继之家”和“每有不堪之惨”的患者。由此可见，其论证有理有据，论文的基本要素皆已具备。其选题也符合“发前人所未发”的求新原则。这篇《祷告药皇誓疏》的宿命论或佛教因果报应说自然应予批判，但也有谋事在人、劝人向善、多做好事的积极成分，“谋事”就是要有医德。郭月霞也认为“虽文字不免掺杂迷信，然本意在宣扬医德”［7］。唐大烈门人顾景文在随同温病学奠基者叶天士游洞庭山时，在舟中口述笔录其言谈，并特约发表的《温证论治》一文，最早提出“温邪上受，首先犯肺，逆传心包”［8］的认识，形成了察舌、验齿、辨斑疹、辨白疹等诊治方法，将其发展变化分为卫、气、营、血4个阶段，渐成外感温病和辨证施治的金科玉律，从而与《内经》的热论、张仲景的《伤寒论》一样，均成为论述外感热病证治的划时代的代表作，也是温病学说走向鼎盛的奠基之作。该文经唐大烈修改润色后，首刊于《吴医汇讲》。此后，《临证指南医案》《医门棒喝》《温热经纬》等医著竞相转载，奉为圭臬。其弟子吴鞠通、章虚谷、王孟英等，以及儿子叶奕章、叶龙章等，也都传承光大，成为著名医家。《祷告药皇誓疏》《温证论治》与春秋战国时期最早的3篇农业栽培论文相比，在引经据典、推求本源、解释疑难、论断推理方面有许多共性;但不同的是其载体形态开始由图书向连续出版的期刊过渡，出现了署名、作者简介、连载、特约稿、编辑评语、同人评审、随到随镌等新的形式，文体也有了口述笔录、述评、短评、讲稿、遗著再整理等多样化体裁，除引用经典以外，也以自己亲身经历为例，特别是其“发前人所未发”“两说并采”等做法，成为我国图书论文体向期刊论文体转化的一个标志。

2最早的期刊数学论文

清同治十一年(1872)，同文馆在北京创刊的《中西闻见录》相继发表了中国数学家的一批数理天文学论文，在我国期刊科学论文演化史上具有特殊意义。其中，以1872年第2、3、4期连载发表的中国数学家李善兰的《考数根法》(图2)［9］一文最为重要。它标志着中国人对素数问题，即费玛定理最早的研究。李善兰在翻译《几何原本》后9卷时，开始沿用《数理精蕴》的译法将素数译为“数根”。伟烈亚力从李善兰处得到一个判定素数的方法，将其译成英文，并于1869年5月10日给香港的一家英文杂志《有关中国和日本的札记和答问》(NotesandQueriesonChinaandJapan)写信，附上李善兰所得的这个定理，当月，便被冠以“中国定理”(ChineseTheorem)发表于该杂志，即若2p－2≡0(modp)，则p为素数，亦即费尔玛(PierreFermat)定理的逆定理。当然已知其定理不真，但它引发了许多讨论和争论。李善兰采纳欧洲人对“中国定理”的意见，发表了《考数根法》，从而成为我国素数研究第一人［10］。在该文中，李善兰并未列入“中国定理”，想必已知费尔玛定理的逆定理不真，故给出了自己的素数判定定理，又给出了4种判断素数的方法，得到了相当于费尔玛小定理的理论。他在全然不知西人素数论的情况下，独立地获得了近似结果，虽说晚于欧洲，但亦首开我国数论研究之先河，功不可没。1897年，《湘学报》转载该文，同年又被收入《西学新政丛书》之《算学名义释例》《中西算学九种》之四、《湘学报类编》本和《湘学报大全集》本等。此外，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中国数学家戴煦(1805—1860)的《求表捷法》，涉及幂级数、对数和三角函数造法，运用级数计算对数和常用对数，得到了与牛顿相同的结果，遂由传教士艾约瑟(EdkinsJoseph，1823—1905)译成英文，在伦敦刊行，也堪称19世纪中期我国数学家的重要成就之一。传教士所办期刊科学论文体的特点是科学消息报道、科学问答、科学论文翻译、科学论文编译等体裁的大量使用，甚至是百科全书、教科书上科学知识的选择性连续介绍，很少有纯粹的科学论文体，即便有，也是以社论、评述等形式出现的一些有关科学与社会问题的论述。因此，在此背景下李善兰发表的《考数根法》等原创性科学论文就具有特殊的意义。它虽然在科学论文的论证方式、符号体系使用、公理化概念的建立等方面还是落后于西方，但这毕竟标志着中国学者促使科学论文体走向近代化的重要进步，特别是在号称“科学之母”的数学领域获得突破，就更显得弥足珍贵。

3最早的期刊声学论文

中国科学家徐寿发表于《格致汇编》第3年第7卷(1880年8月)的《考证律吕说》一文，亦为我国有重大影响的科学论文之一。《格致汇编》的主编者傅兰雅，本来把此稿寄到英国，请一位声学家评审，但这位声学家对中国科学家的研究颇为赞赏，结果被推荐到英国《Natuer》杂志，于1881年3月10日以《声学在中国》为题发表。徐寿对乐律学有独特的爱好，青年时代即曾复制古乐器，晚年热衷于律管的管口校正实验，研究律管的半黄钟与正黄钟不相应的问题，得出“两支相差八度的同径管，其管长比为4/9”的最新结论，推翻了黄钟律管与长为其一半的半黄钟管应该刚好相差八度音的传统说法，从而攻克了困扰人们上千年的一大难题。晋代的苟勖(?—289)和明代的朱载?(1536—1611)都曾对此有所研究。徐寿在朱载?“理虽近似”，但“尚未密合”结果［11］的基础上，缩小管长，用九寸长(1市寸=3．3•cm)的开口铜管实验，发现按传统做法截去其一半并不能得到八度音，但再截去半寸稍长一点，则能准确地得到八度音。他反复截取不同管径的铜管进行验证，所得数据均完全一致，从而否定了弦管同律论。然而，这与英国物理学家丁铎尔(J．Tyndall，1820—1893)《声学》(徐建寅，傅兰雅译)1874年由上海江南制造局刊行的有关论述不符。清光绪六年(1880)十月，徐寿让傅兰雅将此结果译成英文，向丁氏求教。同时，他们将信件也寄给了《Nature》杂志。最终，徐寿的研究结果虽然使用的实验材料最简单、最原始，但却得到了与英国物理学家瑞利(LordRayleigh，J．W．Strutt，1842—1919)勋爵在《声学理论》(《TheoryofSound》)中发表的理论推算公式相同的结果。1881年3月10日，徐寿的实验结果以《声学在中国》为题在《Na-ture》杂志发表，并以“编者按语”宣布“一个古老定律的现代科学的修正已由中国人独立地解决了”［12］。徐寿用中文在《格致汇编》发表的《考证律吕说》和《格致汇编》主编者傅兰雅在英国寻找专家评审，并推荐到《Natuer》发表一事，加之傅兰雅要将《格致汇编》打造成“中国的《科学美国人》”的办刊抱负，使《格致汇编》渐成19世纪中国文明进程的标志，不仅发表了诸如关于巴斯德细菌学说的科学家演讲体、傅兰雅考察英国工业的考察报告体等一批新的科学论文体裁，而且论文所涉内容也越来越广泛，遍布于数学、热学、光学、电学、力学、化学、天文学、植物学、动物学、地质学、工程技术，甚至科学方法、科学思想和自然科学史等各个领域，大大丰富了我国期刊科学论文的题材体裁。

摘要：以商洛学院涉农专业的作物栽培学教学为例，分析了教学中存在的学生缺乏学农热情、重理论轻实践、教学队伍单一、课程内容与实际生产脱节等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教学改革措施。

关键词：作物栽培学；教学改革；地方本科院校 

作物栽培学是研究作物生长发育、产量和品质形成规律及其与环境条件关系的科学［1-2］，是农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生产实践表明，作物栽培技术在提高粮食产量的贡献率高达60%［3］，为我国粮食安全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随着耕地面积的不断较少，如何在有限的土地面积上稳定提高粮食产量，日益受到各级政府的关注。商洛学院作为商洛市唯一的一所地方性本科院校，开设涉农专业已有较长的年份，作物栽培学作为涉农专业的专业课，在培养高水平农业专业人才，服务区域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目前，围绕作物栽培学教学的教学改革已取得了许多成果［3-7］，这些研究大多集中在农业院校的农学专业，而有关地方综合型本科院校涉农专业的教改研究则鲜见报道。因此，针对当前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探讨教学改革措施，深化作物栽培学教学改革，对于地方本科院校培养高质量的农业现代化人才具有重要的意义。

1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1.1学生缺乏学农热情

受历史原因和传统思想的影响，涉农专业相对弱势，无论薪资如何，第一产业都是最缺乏吸引力的弱势产业［8］。而目前00后的大学生，除少部分农村生源的学生外，五谷不分的情况十分常见［5］。笔者在教学过程中了解到，相当比例的学生毕业后不愿意该行就业，对该课程的学习仅限于取得学分的阶段，有部分学生流露出“上大学就是为了跳出农门”“搞农业太累太脏”等有待提高的认识。

1.2重理论轻实践的矛盾突出

摘要：畜牧兽医专业的科技创新是促进国民经济飞速发展和提高国民生活质量的重要途径，创新型专业人才是畜牧兽医专业科技创新的重要保障。笔者根据日本畜牧兽医类高校的本科和研究生阶段教学模式分析了日本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的特点及其保障条件，得到了构建我国高校畜牧兽医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的启示，即实行“宽进严出”的政策，构建具有特色的人才培养模式，注重学生创新能力培养，加强合作交流。

关键词：农业高校；畜牧兽医；创新型人才；教学模式；保障条件

日本作为与我国隔海相望的亚洲邻国，其早期的文化、政治、经济以及人文思想等几乎都源自我国古代，尤其受到唐宋中华文明鼎盛时代的影响。而19世纪60年代末，日本在西方工业文明的冲击下，开展明治维新，学习欧美现代化的改革政策，走向工业化道路，积极兴办学校，开展创新培养模式［1］。日本国土面积约38万km2，人口约1.3亿，相当于我国的十分之一。然而1949年以来，日本在物理、化学、生理医学等自然科学领域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有27人，仅次于美国居于世界第二位［2］。不难看出，日本在创新教育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功。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畜牧业是农业的重中之重。然而相比于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我国畜牧业还存在相当大的差距［3］。当前，我国畜牧业正处于向集约化、产业化、健康化、专业化方向转变时期，要求人才应具有较高的理论知识和熟练的专业技能。因此，笔者根据日本畜牧兽医类高校的本科和研究生阶段的教学模式，分析了日本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特点及其保障条件，通过借鉴和学习日本畜牧兽医类高校的先进经验，探索创新型人才的培养规律及适合畜牧兽医专业实际的应用创新教育模式的实施方案，以期培养出面向基层和生产一线，从事技术、管理、科研与服务一流的畜牧兽医创新型人才，也为相关专业创新人才培养提供参考。

1日本高校教学模式

创新型人才与高校教学模式密不可分。所谓教学模式，是指在一定的教育理念和理论的指导下，为学生构建的知识、能力和素质结构以及实现这种结构的方式。高校教学模式的改革是创新型人才培养的最基本、最核心的问题，从根本上规定了人才特征，集中体现在教育思想观念上，具体包括培养目标、专业设置、课程体系、教学内容、培养途径和教学运行机制等内容［4］。日本国立或公立高校的畜牧兽医专业教育采用产学研合作与生产实践紧密结合的教学模式。其畜牧兽医人才教育基本沿承了欧美畜牧业发达国家的教育模式，日语中的谚语“日荷关系”体现了日本在畜牧兽医人才培养上对荷兰经验的学习和借鉴［5］，注重培养和挖掘学生兴趣，注重理论及实践相结合，注重创新在企业生产中的作用，并参照欧美的评估标准成立了自己的评估机构，其生产企业也与欧美多数发达国家相似，设有独立完善的职业技术培训系统，做到既强化专业理论教育，又注重应用实践锻炼［1］。在高校和企业的科研合作方面，一些日本高校建立了产学研一体化的培养体系和以高校附属农场为主的教育、科研体制，通过引入市场机制，建立教学、科研、开发利用与生产实践一元化体系，建立联合或合作研究制度等多种形式的横向联合机制，高校通过与企业签订培养合同等方式共同进行科学研究，实现产学研合作的企业本位模式。

2日本畜牧兽医专业教学模式的特点

2.1本科生培养阶段

近代以来，我国农业经济逐渐走向衰落，尤其是1840年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凭借强大的军事力量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导致中国的社会性质发生变化，社会动荡不安，民族危机空前严重，自给自足的农业、手工业经济和农业生产逐渐衰落，农业科技衰败不堪，农业人才极度缺乏，农业教育处于停滞状态。在有识之士的呼吁和倡导下，腐朽衰败的清政府开始警醒，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发展农业教育，培养农业人才，引进西方农业科技，改良中国农业，开启了中国农业教育近代化的道路。这一历程与近现代社会剧变相呼应，也与教育的现代转型，尤其是新教育的萌生、创立、拓展、制度化、实验及调整这段曲折艰辛的探索相伴随，无独有偶，其间的脉络恰好是近代各个历史阶段的教育坐标系，在中国近代高等农业教育专门领域的图景则反映出一般、普遍性中的特殊、个性色彩：如西方农业科技的传入与晚清农业教育思想的产生；先进人士创设团体、报刊、媒介、译述农学书籍；近代高等农业教育在维新时期兴起；民国初年以后高等农业教育近代化的转型与学科体系的形成；“五四”运动直至20世纪30年代初高等农业教育在学科层次、本土化与国际化交流等方面的提升，等等。丰富、复杂的事件材料建构了多姿、鲜活的农业教育画面。其中“壬子癸丑学制”、“壬戌学制”的条文规章，张之洞、邹秉文、杨开道的农业教育思想以及农业留学教育的推进，又成为亮点或重要支架，带有特殊意义。在近代中国农业教育发展中，高等农业教育得到优先发展，成为农业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培养了大量农业科技人才，推动了近代农业科技的起步和发展，而且极大地提高了农业的近代化水平，在农业教育近代化的历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目前，在教育史领域中，反映近代高等农业教育的研究成果很少，以中国高等农业教育近代化为研究对象的著作还没有出现，此领域的研究属于空白地带。时赟教授的这本著作弥补了该领域的长期薄弱及困顿的状况，丰富了中国教育史的研究内容，并且明确了高等农业教育在培养农业人才，发展农业科技，直接服务农村社会方面的应尽职责，凭借这一媒体传播，使读者能够清晰地了解中国高等农业教育通过科技、人才及实验创造直接作用于社会生产与生活的功利性与建设性价值。由于中国高等农业教育近代化的史料零散，亦没有多少前人的研究成果可供借鉴，对零散史料的搜索与考证又得花费大量时间，需要研究者以极大的精力全力以赴。本书作者时赟在河北农业大学学习工作已多年，掌握了扎实的农业学科和农业教育方面的专业知识，具有丰富的农业教育理论和实践经验。此外，河北农业大学历史悠久，本身是近代中国最早的农林大学之一，源于1902年的直隶农务学堂，保存了丰富的农业教育史料，为本书的写作提供了便利条件，对本课题的研究具有很大的优势，为开展原创性研究并增强其可信度提供了前提。

在这里，拟依据最新整理出版的文献资料，对该所农业高等教育机构作一介绍，以资实证案例的作用。时正值清末“新政“时期，袁世凯曾以《省城设立农务局片（光绪二十八年七月初二日，即1902年8月5日）》上奏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陈述欧美日本等国，都以商战立国，对农业十分重视，其科学方法值得我国借鉴。奏折中称：“直隶地瘠民贫，非讲求地利，振兴农业，不足资生计而裕度之。查外洋虽以工商立国，而尤注意于农务，专部以统之，学堂以教之，故近年欧美农学，精益求精。其取法泰西，获效最著者莫如日本。臣前在省城设立农务司，委道元黄璟管理局务，聘订日本农学士楠原正三来直考求种植之法。兹据该道阾请，先于城西设立农事试作场一所，俟办有成效，再行逐渐推广。惟农功必期实验，考察不厌精详，现派黄璟偕同楠原正三前赴日本购办农学器具，就场试验，设学教授，并查考该国农务各新法回直仿行。”[1]196清政府则决定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由直隶总督袁世凯在保定西关外霍家大院（今铁路以东至原地区公安处横跨建华南路一带）创办直隶省农务总局，袁世凯委派道员黄璟（字小宋）为总办，李兆兰为农务局帮办，占地40余亩，盖起校舍，聘请日本人为顾问、技师和教习，招收速成、预备两科学生，并在附近征地百余亩，建起“农事试作场”，供学生“就场试验”。这便是我国最早的农业教育高等学府——直隶农务局。直隶农务局于1902年在保定设立了规模颇大的农学试验场，用科学方法培育良种予以推广。并且在保定直隶农务局内创办直隶农学务堂，分种植蚕桑、制造糖酒等科，该学堂是全国最早的农科学校，成为如今河北农业大学的前身。袁世凯在直隶农务学堂联：“儒通天地人技近道矣；学纵欧亚美一以贯之。”[1]197任何一项课题的研究都离不开科学的研究方法，尤其是对中国高等农业教育近代化这一复杂的专门领域探讨，更需要科学合理的研究方法作工具。本书以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为指导，运用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综合研究和个案研究相结合、量化分析与质性分析相渗透以及古今中外研究方法对中国近代高等农业教育发展的脉络进行梳理，总结提炼高等农业教育产生的动因、发展轨迹、影响因素、存在问题及其内在关系，为读者提供了该专题的丰富认识资源、精神食粮，并有裨于人们思考“三农”问题，建立和谐新农村社会，实现全面小康的社会现代化理想而有所资鉴与启迪。

一统观全书，从内容、思想、体例结构尤其是学术创新等方面综合来看，有如下特点：

（一）观点创新

在研究中，作者表现出很强的整体把握能力和过硬的学术功底，其观点具有独创性，而且言之有据。书中详尽地介绍了中国高等农业教育近代化起步的社会背景和动因研究，使读者能够清晰地了解中国古代农业教育的成就与局限，中国高等农业教育近代化转型的动因和农学会、报刊等在高等农业教育近代化中的作用。此外，书中的很多观点十分新颖，而且论证充分。例如，作者根据不同学者对中国高等教育近代化阶段划分的理论，并结合近代中国高等农业教育发展相对滞后的特点，将中国高等农业教育的近代化划分为三个阶段进行设计：第一阶段，从1897年杭州蚕学馆的创建到1912年“壬子癸丑学制”的建立，是中国高等农业教育的起步阶段；第二阶段，从1912年到1922年“壬戌学制”的建立，是中国高等农业教育近代化的转型阶段；第三阶段，从1922年到1937年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是中国高等农业教育近代化的发展阶段。

中国近代史以重大历史事件及社会思想变革为依据，划分为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洋务运动、维新运动、辛亥革命五个依序而又交错的运动与斗争不同阶段的历史，其间的辛酉政变、同光中兴、百日维新、义和团运动与新政宪政改革等杂糅、分布期间，蔚为一部充满血泪的抗争，又不断探寻实验的多角性历史画卷。这种历史的纵向嬗变、演进的社会历史体系，成为一般共识，具有普适性意义。但就专门史而言，由于受特定研究对象的限定，必然应体现出其个性化的多样性，具体到经济史、文学史、教育史、宗教史等均是如此。本书探讨的高等农业教育属于教育史的专题或农业史的领域，在阶段性问题的把握确立中，更应有其独特性，这应该是一种历史智慧与研究创造性的突出表现。由于学制是办学的章程，具有教育法制化的意义，不仅是新教育发展的方向，也是设学兴教的依据，更是督察评估的指标或项目要求。因此，论近代各级各类教育，都要考究学制的内容。清末的1902—1903年“新学制”包括《壬寅学制》、《癸卯学制》两部，其中都有农业学堂的设计，但真正颁布实施的却只有后者。由于包括农业在内的高等实业学堂在民初首任教育总长蔡元培主持下的教育改革才被列入专门学校，归于高等教育之列。因此，本书并未对清末学制详加论述，此举蕴涵了对高等农业教育研究对象的清醒认识。当然，这或许也与近代化格局中清末新教育流弊的理解不无关系，但在我们看来，适当地加以梳理与阐释并赋予其应有的历史地位还是有必要的。

“癸卯学制”的课程计划改革了传统教育内容，具有面向世界的国际意识。表现在实业教育上，则是要求初等商船和中等各科实业学堂，加设外语课和相关的国际贸易及商务来往知识，有意识地进行世界市场专业人才的培养。“癸卯学制”规定，各省至少设立一所完全制的实业学堂，并由地方督抚考察当地情况后，就本省“最相需最得益”之实业门类，选派学生出国留学。这种“相需”与“得益”的办学思想，是对中国传统教育唯义理所在、不求利益的旧格局的突破，它反映了市场经济的要求，意味着中国近代教育开始成为文化知识与社会生产之间的桥梁。“癸卯学制”规定各种实业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不同专业的应用技术人才，确定了近代国民教育和人才教育的基调，教育开始与社会生产、国计民生相联系。该学制是西方实业教育制度中国化的第一次尝试，但由于时代和统治者的局限性，它也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一是章程尤其是关于实业学堂的规定，基本上是仿照日本的学制，对国情的考察不够，即在没有受到普遍良好的普通教育毕业生的前提下，盲目重视高等实业教育，忽略了中国社会最需要的初中等实业教育，不重视实习实践。二是由于章程是在清政府的谕令下，由封建官僚要员张之洞、荣庆、张百熙等人拟定的，它打上了极深的封建烙印。它强调修身和中国文理为各种教育之根本，各级学堂都要设修身或人伦道德课，其中初、中等学堂的修身、读经各占到每周总学时的47%、28%。[2]417-420基于上述缘由，本书作者实际上是以1912—1913年《壬子•癸丑学制》和1922年《壬戌学制》为界限，对高等农业教育近代化进行阶段划分。1912年学制颁布前，重农思潮和实业救国思潮逐渐形成，其倡导者借鉴西方近代农业实践的经验，大力发展农业教育和科技，推动了近代高等农业教育的兴起，然而，近代早期农业教育尚处于起步阶段，发展还不完善，具有很多缺陷。民国早期处于北洋军阀的统治下，政局动荡，割据一方，造成了种种矛盾与困苦。但各豪强势力为了扩充实力，争取民意，又纷纷借助实业、工商的资源，在相关政策、环境条件下给予便利。尤其是此时恰逢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各国忙于战争，美国则争做军火买卖，从中谋利，无暇东顾挤压中国资本经济。这就为民族资产阶级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以轻工业为主的工业产业及股份制资本发展迅猛，也由此催化西方科技文化传播与近代教育改革。高等农业教育制度得到进一步改革，农业教育学科体系初步形成并逐渐完善，由学习日本逐步向学习美国转型，农业教育、科研、生产一体化的办学体制引入中国，中国高等农业教育的发展进入转型阶段。从此，美国化教育模式、专业设置、课程模块以及实验方法占据主流地位，其他如传统农业教育内容及方式的沿袭，日本、欧洲大陆国家近代农业教育成为辅助，这种态势至少持续到新中国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