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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识教育视域下农耕文化的传承
[摘要]伴随着“文化自信”的提出,弘扬和传承优秀的传统文化成为当下社会文化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作为具有中国历史文化色彩的农耕文化,其传承和保护必须从原有的学者式研究中走出来,在通识教育的视域下走进大学本科教学,培养大学生对农耕文化研究的兴趣,从而达到对该文化的自觉传承与保护。
[关键词]通识教育;农耕文化;传承保护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农耕文化经历了几千年的积淀和发展,影响了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毫无疑问,农耕文化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主干成分,也是构建中华民族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精神文化资源。但是,伴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和工业文明的兴起,农耕文化的一些表现形态常常被贴上“落后”“愚昧”的标签,同时由于市场经济中对利益的重视,很多优秀的农耕文化形式面临着后继无人,逐渐走向衰亡的尴尬局面。在通识教育的大背景下,作为文化传播和研究的重要载体和组织机构的高等院校,尤其是农林院校,必须改变原有的农耕文化传承研究的学者模式,将研究成果转化为广大青年学子可以认知和学习的人文素养知识,培养大学生保护和传承农耕文化的意识。
1农耕文化的界定及研究情况
1.1农耕文化具有优秀的传统文化基因
随着农业文明社会的形成,农耕文化便植根于中国传统社会的方方面面,无论是相关政权的更迭,还是中国传统的道家、儒家的哲学思想,无不体现着农业和农耕的社会影响力和内在的文化基因。从农耕文化的特征研究来看,彭金山教授总结出农耕文化的“应时、取宜、守则、和谐”哲学意蕴,这也进一步体现出了农耕文化在生产、生活、政治、道德、文化方面的精神特质。从规定性研究来看,张永丽教授对农耕文化的界定分为狭义和广义两个方面。狭义农耕文化,则是指建立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上的意识形态,即小农意识,包括价值观念、道德意识、思维方式等。广义的传统农耕文化是建立在传统农业经济基础上的文化形态,是生产关系、社会关系、典章制度以及与之相适应的道德、风俗、习惯等意识形态的总和。从农耕文化的地域性研究看,其中的农耕文化不仅仅局限于传统的汉民族的中原农业文明研究,还将视野放宽至青藏高原的农牧文明、西南的梯田文化、北方的游牧文化、东北的狩猎文化、江南的圩田文化、蚕文化与茶文化等,这可以说是将农耕文化的内涵和外延进一步丰富和充实的体现,同时也说明农耕文化对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作用。基于以上的研究,笔者认为,农耕文化应是一种以农业生产为重要载体的系列活动,包含了相关的生产关系、社会关系、道德关系、文化教育等内容的意识形态性文化。
1.2农耕文化研究的成果丰富
传统农耕文化融入思政教育的意义
摘要:传统优秀农耕文化蕴含优秀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将其融入高校思政教育可助力乡村文化振兴,可提高大学生的综合素养,还能丰富高校思政教育的内容。但是传统优秀农耕文化融入高校思政教育面临城市化冲击、外来文化冲击和传统思政教育的弊端等问题。因此,高校思政教育要充分发挥课堂主渠道作用,利用社会实践研修,优化教育传播设计。
关键词:传统优秀农耕文化;高校思政教育;意义;困境;路径
国务院的《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中指出,要“深入挖掘农耕文化蕴含的优秀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充分发挥其在凝聚人心、教化群众、淳化民风中的重要作用”。鉴于此,本文拟从传统优秀农耕文化融入高校思政教育的意义、困境和路径三个层面来探讨如何让传统优秀农耕文化更好地提升高校思政教育的效果。
1传统优秀农耕文化融入高校思政教育的意义
文化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记忆与情感纽带。传统优秀农耕文化是乡村文化振兴的“根”。传统优秀农耕文化融入高校思政教育可助力乡村文化振兴,可提高大学生的综合素养,还可丰富高校思政教育的内容,增加高校思政教育的吸引力,有助于高校老师高效开展思政教育工作。
1.1助力乡村文化振兴。特别重视传统优秀农耕文化对乡村振兴的作用。2013年12月,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强调,“农耕文化是我国农业的宝贵财富,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不能丢,而且要不断发扬光大”。2017年12月,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他指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必须传承发展提升农耕文明,走乡村文化兴盛之路”。传统优秀农耕文化的务实与和谐等特点决定在其乡村振兴中能促进科技、社会与经济等的可持续发展。高校是传承文化的圣地,高校学生中有不少来自农村或有农村生活的经历,如果他们在大学学习期间有计划地了解传统优秀农耕文化,将有助于保护、传承和利用中华优秀传统农业的思想理念、生产技术、耕作制度等,助力乡村文化振兴。
1.2提高大学生的综合素养。在费孝通看来,文化是“社会共同的经验的累积”[1]。传统农耕文化底蕴深厚、流传久远,蕴含了丰富深刻的哲理,为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三观指明了方向。如《齐民要术》“种谷”篇记载:“顺天时,量地利,则用力少而成功多。”汉代班固的《汉书·货殖列传》曰:“顺时宣气,蕃阜庶物。”这些阐明中国传统农业发展中经济再生产与自然再生产的可持续发展观都体现了“取之有时,用之有节”。此外,传统农耕文化蕴藏和谐思想对大学生成长极具启示意义。东晋陶渊明描绘人与自然环境和谐统一的自然美景是“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孟浩然描画的宜居美景是“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这些“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和谐智慧不仅让我们感受传统农耕文化旺盛的生命气息,还启示我们要保护好人类生活的自然环境。正如阿尔贝特·施韦泽所说,中国文化体现了人类的生态智慧,是最丰富的和无所不容的哲学[2]。这些传统优秀农耕文化意蕴深远,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三观,必将提高大学生的综合素养。
乡村振兴下特色小镇发展探究
摘要:建立健全城乡融入和发展体制机制是党召开后的产物,需以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乡村振兴战略为改革发展方向,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作为加快特色小镇建设的重要着力点[1]。本文立足于长春市文化保护与发展实践,对长春市特色小镇建设作出实地分析,评估现状,并提供出了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创新人才引进机制、为乡村振兴提供智力支持,全面开展原生态文旅小镇建设、打造新品牌等长春市特色小镇发展的可行性建议。
关键词:乡村振兴战略;特色小镇;长春市
我国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后,十分重视乡村的发展,乡村发展也被列入战略领域中,并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作为乡村振兴战略发展的方针[2],为乡村发展提供方向。同时也充分体现了国家对乡村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多方面的重视。乡村发展战略中首次提出“特色小镇”,对特色小镇的发展十分重视,明确说明特色小镇要注重特色。原生态文化是特色小镇的精髓,将其融入特色小镇的建设中,能够进一步促进乡村发展。在建造特色小镇的过程中,乡村发展也受到了社会关注。因此,乡村振兴战略对乡村的未来发展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一、长春市特色小镇建设在乡村振兴战略发展下的基础需要
(一)产业发展强劲。长春市是全国重要的东北老工业基地,目前的工业体系具有较强的综合性,主要有汽车、石化、农产品加工等多个领域。长春市对吉林省的经济发展也做出了卓越贡献,为省内创造了更多的就业岗位,更为吉林省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在具备这些特色资源以及一定产业基础的情况下,特色小镇的建设也由此发展起来[3]。例如,红旗绿色智能小镇、鹿乡梅花鹿小镇等,都是长春市特色小镇的代表,拥有极强的产业基础。这对特色小镇的持续发展具有很大影响。
(二)区位优势明显。长春市地处东北亚中心地带,占有较大的地理区域优势。长吉图国际合作项目的开展,更是让长春市处于腹地位置,在中蒙经济发展过程中长春市也发挥了重要的节点作用。伴随长春市多方面的不断发展,国家级新区、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等成为不可或缺的对外开放区。长春市的特色小镇也几乎都建在这些园区中,建在此处的原因主要是有园区以及特色小镇建设的优惠政策,同时还能提高知名度,这在一定程度上为特色小镇的对外开放提供了有效途径,使得长春市的特色小镇充分发挥区位优势,进一步促进了特色小镇的持续发展。
(三)生态资源丰富。长春市具备丰富的生态资源。长春市位于北温带,气候适宜,区域森林面积达到423万公顷,占吉林省森林面积的二分之一。自然保护区约35个,其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有13个,气候适宜,适合居住。具备独特的自然资源,这为特色小镇的发展提供有利条件。另外,优越的自然资源使得生态型特色小镇逐渐步入发展趋势,其中以关东文化小镇、波泥河苗木花卉小镇等为典型代表,为特色小镇的发展提供动力、增加活力,成为生态环境发展的一道亮丽风景线。
地域文化在博物馆展示空间设计的应用
摘要:博物馆是保存、延续和传播地域文化的重要场所,对于传承和发展地域文化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与使命。该文作者通过调研分析广西地区博物馆空间设计中对地域文化的应用,提出针对广西地域文化元素在博物馆展示空间设计中的研究策略,让广西地域文化元素在博物馆展示空间中散发独特的魅力,旨在构建广西地区的博物馆展示空间设计的地域形象,让广西地域文化得到更好的保护、传承与发展。
关键词:广西;地域文化;博物馆;展示空间设计
一、广西地域文化
地域文化指民众在特定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下,经过长时间生活逐渐形成的,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宗教、民风、民俗、文化、习惯等区域文化链。广西地域文化经过数千年的传承和发展,形成了具有鲜明地域特征的民族形象。随着社会的发展,广西地区逐渐将浓郁的民族文化内涵和独特的表现形式展示在大众面前。广西地域文化包括壮锦、铜鼓、绣球、鼓楼、风雨桥、民歌、世界文化遗产——左江花山岩画、桂林山水景观等。这些地域文化元素都有其独特的艺术魅力,为广西的地域文化增添了许多色彩。广西地域文化与博物馆之间关系密切,博物馆用其展示风格、空间形态、展陈手段、陈设设计等方式,体现当地的地域文化特征。因此,博物馆对于传承广西的传统文化、凸显广西地域文化特色、体现时代精神风貌等方面都起着重要作用。
二、广西地区的博物馆空间设计的地域文化应用调研分析
随着我国博物馆数量和种类的不断增加,各种设计风格也纷纷涌现。异彩纷呈的设计风格为博物馆带来了不同的氛围和效果,同时也推动了博物馆空间设计的发展。笔者曾前往国内外众多优秀的博物馆进行调研,调研结束后将其与广西的博物馆空间设计进行对比,总结出我国当代博物馆展示空间设计的风格以新现代主义风格、民族多元化风格和地域性风格居多。有些博物馆的展示风格十分标新立异,也有一部分博物馆的展示风格不尽如人意。总体而言,这些展示设计风格对推动广西地区博物馆展示空间设计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经调查和对比分析,笔者总结了当前广西地区博物馆空间设计主要存在的问题。第一,博物馆展示空间设计在运用地域文化元素时,过于注重其外在形式,未能有效挖掘广西地域文化的精神和内涵。第二,展示内容的层次感不够突出,缺乏地域文化色彩。第三,博物馆的展示布局手法相对单一,缺少让观众体验、互动的设计项目。第四,博物馆展示空间设计的展示材料过于商业化、大众化,缺乏地域特色等。针对以上的调查分析结果,笔者提出以下几点关于广西地域文化元素在博物馆展示空间设计的建议和策略。
1.博物馆导视系统的特色
乡村振兴下乡风文明建设意义探索
摘要:乡风文明是乡村振兴战略的灵魂与保障,乡风文明建设有利于改善农村农民生产生活面貌,有助于营造良好乡村风气、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风文明建设,一是要转变政府认知观念并提高农民政治思想素质,二是要创新乡村治理体系并强化农村文化设施建设,三是要优化人文环境弘扬优秀民俗文化。
关键词:乡村振兴战略;乡风文明;建设
一、乡风文明的逻辑内涵
乡风文明主要强调的是乡风,但最终落脚点在文明上。“乡风”就是乡土风俗,指农民在日常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中所形成的、且在一定范围和一定时期内被乡民仿效、传播的习惯、风俗、行为规范。文明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产物,它是人类进入到高级阶段的一种社会进步状态,因此,文明是人类社会中各种相互关联的高级属性和特征的集合体,它表示着人类社会的物质和精神生活不断发展、进步的状态。综上所述,乡风文明的内涵是指在农村形成崇尚文明、崇尚科学的社会风气。通过在乡村地区推行移风易俗、弘扬农耕文明、传承传统美德等,使农村地区发展呈现出文明的状态。乡村振兴战略下的乡风文明,包括三个方面的内涵:首先,文明乡风。乡风就是乡村的风气,是指特定乡村中人们的信仰观念、礼节风俗、习惯传统和行为方式的总和。而文明乡风则是在一定区域内被农民世代相传,具有价值引导作用的、积极的乡村风气。文明乡风是乡风文明建设的主要领域与重点内容。其次,良好家风。家风是家庭的性格与形象,是每一位家庭成员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集中体现。良好家风是乡风文明建设最基本的组成单位,由内向外影响着文明乡风和淳朴民风。最后,淳朴民风。民风是乡村人民共同表现出来的一种道德风尚和精神风貌。乡风文明建设的关键点在于农民的精神文明建设,通过关注农民的主体地位,提升农民的精气神,以发挥农民的主体力量。
二、乡风文明建设的价值意义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农业人口大国。据统计,截至2019年底,我国农村人口有5.5亿多人,约占总人口的39.2%,农村人口基数庞大是我国人口分布的现实。此外,当前我国乡风建设总体水平落后于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农民的综合素质较低,极大地制约了农村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不难看出,进行“三农”建设和乡村风气建设直接关系到农民的生产生活面貌改善、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等重大问题,对现阶段农村的经济社会发展和未来国家性战略的实施都有着长远意义。
(一)从现实价值性上讲,进行乡风文明建设有利于改善农村农民生产生活面貌。1.有助于提升农民精神面貌,形成健康积极的生产生活作风。乡风文明建设的主阵地在农村,主体参与者、建设者、受益者都是广大农民群众。首先,进行乡风建设对于农民科学文化素养与思想道德素质的提升有着积极作用。通过在农村地区宣传党的政策方针,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助于改变农村居民落后愚昧的观念陋习以及长期以来安于现状、不思进取的封建小农意识,提升农民的思想觉悟与道德水平。此外,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引领农村风尚,有利于调动广大农民参与乡风建设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培养农民的主人翁意识,使农民能为乡村建设献言献策;其次,加强乡风文明建设是满足农村地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现实需要的必然要求。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们的需求开始呈现多层次、多样化、多方面的特征。政府应从实际出发,切实认识到乡风建设的重要性与必要性,通过举办各种形式的文化活动,改变长期以来农民单调、庸俗的生活娱乐方式,提升群众的审美情趣,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的精神文化需要。总之,乡风文明建设适应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和时展潮流,满足了群众对精神文化需求的期待,可以为农村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2.有助于营造良好乡村风气,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加强乡风文明建设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和谐社会建设的客观要求与长期任务。通过挖掘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民俗文化,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并将两者有机创新融合,在乡村地区打造先进文化、思想的主阵地,倡导“勤劳致富,开拓进取、奉献社会”等良好风气,有助于在农民群体中形成崇尚科学、反对迷信、倡导新风的价值观念,从而推动形成文明、健康、积极向上的村风民风。此外,新农村建设是一项复杂的、常态化的综合工程,涵盖“五位一体”总布局的各个方面,在农村地区营造良好风气,有利于形成经济社会发展与精神文化事业建设的良性互动,在实现区域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对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实现稳定、可持续发展,甚至整个社会的发展进步都有着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
蚕桑主题观光农业发展制约因素及策略
摘要:蚕桑产业是中国历史最为悠久的传统优势产业之一,已有5000多年的历史。随着现代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中国蚕桑产业也在不断转型发展。如何将蚕桑产业与现代观光农业进行深入有机融合,开发延伸其潜藏的产业优势、资源优势和文化优势成为今后发展的重要方向之一。近年来,观光农业以其生态、健康、绿色、休闲等特征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注意力,各地的观光农业园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发展规模和水平也越来越高。建设发展过程中,各地的观光农业园区也遇到了诸多新问题,主要表现在科学规划、经营管理、整体竞争力和吸引力等方面。文章根据我国蚕桑主题观光农业发展的特色和现状,提出高品味、高质量建设的相关策略和建议,以促进蚕桑主题观光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蚕桑产业;观光农业;可持续发展;策略
1蚕桑观光农业的涵义、功能及现状
1.1蚕桑主题观光农业的涵义
观光农业主要是指利用城市周边的空间、农业自然资源和乡村民俗风情等条件,通过合理规划、设计、施工,建立具有农业生产、生态、生活于一体的农业区域[1]。蚕桑主题观光农业是指在现有的蚕桑产业资源基础上,深入挖掘整个蚕桑产业链的历史文化价值、科普价值、实用价值,通过将蚕桑产品的生产与旅游观光深度融合与科学规划设计,使游客切身体验农耕文化、自然风光和精美产品的同时,感受蚕桑辉煌历史文化的魅力,得到身心的放松、体验和享受。
1.2蚕桑主题观光农业的功能
第一,蚕桑主题观光农业最基础的功能就是农业生产功能,与传统农业一样,观光农业也可以为人们提供各种农副产品,如桑叶(芽)、桑果、桑枝、蚕蛹、丝绵等,同时蚕桑观光农业更重视种养殖过程中的生态性和绿色性,能为消费者提供更加优质、环保和健康的农产品。第二,蚕桑主题观光农业的主要功能就是休闲旅游功能,通过开发各种蚕桑产业资源,可以为游客提供各种农事体验项目,如亲手摘桑养蚕、采摘新鲜桑果、品尝特色蚕桑菜肴等,这些项目都有助于让人们沉醉于农耕之乐,减轻压力。第三,发展蚕桑主题观光农业具有拉动社会经济的功能,除了可以直接带动蚕桑产业发展外,还可以间接带动交通运输、餐饮住宿、商场零售等行业的发展。第四,蚕桑主题观光农业还具有社会教育和文化传承的重要功能,为许多城市人提供了认识农业、体验农业劳动的机会,同时也为游客提供各种民俗文化项目,使得各种优秀传统文化得以传承[2]。
生态视角下乡土文化传承
近年来工业化与城市化在经济发展的浪潮中不断向农村地区挺进,越来越多的农村经历着变革和改造。万顷良田变成高楼大厦,农民摇身一变成为工人,而更可怕的是城市文化对乡土文化的侵蚀和破坏。我国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推动农村扶贫项目的发展,帮助贫穷落后的乡村摆脱发展困境。实践证明,扶贫项目重经济而轻文化,往往只重视基础设施建设和资金投入,重视科技教育而忽视人文关怀。更有甚者,“文化扶贫”即是将所谓城市的先进文明引入到乡村社区,用城市“先进、科学、繁荣”的文化代替乡村“落后、愚昧、贫穷”的文化,完全否定乡村文化的价值和意义。费孝通(2007)在乡土文化研究方面有深厚的造诣,在《乡土中国》一书中展示了乡土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从基层看,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靠种地谋生的人才明白泥土的可贵。城里人可以用土气来藐视乡下人,但是乡下人‘土’是他们的命根,在数量上占着最高地位的神无疑是‘土地’”。 现代化在改变人们衣食住行的同时,也带来了思想与意识的强大冲击。资讯流动促进了社会变迁,而电视、互联网等现代传播媒介更是深刻改变了人们的乡土意识和传统的价值观念。原本以乡土文化为载体,以淳朴、善良、亲情和伦常为乡土文化核心的生存价值理念在现代文明所带来的现代价值理念的冲击下渐渐远离人们的生活,消逝在城市化的狂浪中。由于乡村文化价值无法与现代化的发展要求相一致,越来越边缘化便成为其最终的归宿。与此同时,具有一定知识和素养的乡村知识分子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纷纷逃离乡土,加之乡村学校教育的落后和对乡土文化的忽视,造成乡土文化不仅失去了生产与传播的主体,更失去了传承的载体。自古以来,中国就是一个文明古国、农业大国,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和丰富的乡土文化资源,乡土文化的传承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本文试图通过一个亲身实践的另类的乡土文化保护和传承的社会工作案例来阐释运用整合的社会工作方法推动乡土文化传承的可行性和优势所在,为关注乡土文化传承的研究学者和实务行动者提供借鉴。 一、共识与困境:乡土文化传承的综述 费孝通(1998)深入中国社会的基层,用“乡土性”来概括中国的社会特征,他指出中国的社会生活与泥土息息相关,人们具有浓厚的乡土意识;在讲究礼俗的社会里,规范人们行为的不是法则、规范,而是人情、习俗;中国的社会关系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差序格局”,“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他们活动范围有着地域上的限制,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是一个熟悉的,没有陌生人的社会。”学者于建嵘(2001)认为乡土具有文化意义,强调与传统农耕文明相联系的社会特性。 不同学者对乡土文化的界定是不一样的。朱方长、李红琼(2005)从乡土文化产生的基础与主体的角度分析,认为乡土文化是一种生发于农业社会,蕴含于中国文化传统之内的农民文化传统,由方言、风俗、观念、信仰、宗教、社会组织等“文化因子”通过世世代代的相传和积淀逐步形成,农耕文化是乡土文化的本质。廖亚辉(2005)从乡土文化的内容及特点出发,认为乡土文化是在血缘或宗法式的小农经济的基础上形成的,强调“礼”的重要性,在内容上以等级制度和家族家法制度为主。乡土文化保守而封闭,是一种融礼治文化、家族文化与安土重迁文化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黄文彩(2009)在乡土文化的呈现方式上有所突破,认为乡土文化包括有形与无形两种形式。有形乡土文化是指乡土各种生活用具和生活设施等有形的文化载体,无形乡土文化则包括价值观、传统风俗、民间艺术等文化形式。谈朝晖(2006)从农村与城市的地域差异出发,指出乡土文化是当地人民在与客观生活劳作环境长期相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兼具中华民族的共性与地方特色的民风、民俗、价值观和社会意识等。他将城市文明作为参照,凡是在中国范围内,具有鲜明地域特征,有别于城市文明的文化即是乡土文化。 在乡土文化的研究领域,文化流失已经成为学者普遍关注的问题,从不同的角度研究文化流失的影响。有学者侧重乡土文化主体的研究,认为农民是乡土文化活动参与和传承的主群体,也是新农村建设内生本源的主体,对乡土文化的忽视会削弱新农村建设的主体力量(刘广宇,2007)。刘铁芳(2008)也认为乡土文化的流失将导致传承主体的文化认同困境,代表先进文明的城市外来文化的冲击导致乡土文化秩序的土崩瓦解,乡村文化的边缘化直接导致了乡村青少年对乡土文化的冷漠,在精神上没有文化寄托。廖亚辉(2005)从文化功能的角度出发,强调乡土文化对乡村社会的稳定作用,认为城市文明的冲击,经济观念的强化、家庭意识的淡化以及恋土情节的弱化等会影响农村的社会结构,动摇农村社会的稳定基础。黄文彩(2009)侧重文化保护的重要性,认为城市化与现代化加速了乡土文化的败落。由于生产方式、思想观念的演变,乡村中古老的民俗风情、道德理念也濒临瓦解。一旦乡土文化得不到保护,优秀的民间艺术、传统技艺、农耕文明将濒临灭绝。在学者中有着这样一种共识,乡土文化流失对乡村社区的日常生活乃至延续发展都具有深远的负面影响。 在乡土文化传承方面,现有研究主要集中于教育领域,关注教育与文化的关联、教育与文化传承的关系等;学者普遍认同将家庭、学校和社区作为文化传承的主要场域,教育则是文化传承的主要途径。冯增俊(2001)关注教育与人类文化的关系,将教育上升为文化传承重要途径的高度,认为只有教育才能让文化得到广泛传播和发展。要实现文化的传承,必须把教育作为重要的载体和途径,通过教育来发展文化,传承文化、整合文化。王军(2006)认为文化知识的传承是通过教育来实现的,民族文化的传承过程是使个人智力与非智力因素在具体的社会实践中得以发展的必要手段。曹能秀与王凌(2009)梳理了教育与文化传承的关系,指出民族文化传承可以通过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区教育等三种形式来完成,强调通过教育实现文化传承的方式是多样化的。在三种传承方式中,黄胜(2009)着重强调了学校教育是民族文化传承的重要途径,因其具有目的性、组织性、计划性以及普及性、大众性、广泛性等特点。王润平(2004)注重传承方式的创新和改进,指出中国的文化传承应从自足式单一传承到参与式多样化传承,从全面泛化传承到有限强化传承,从正向传承到某种程度的反向传承,从机械传承到有机传承,从依赖性传承到建构性传承。#p#分页标题#e# 受到全球化的影响,国外也有学者针对乡土文化传承的问题展开研究。有学者针对全球化所带来的农民身份认同感普遍缺失的问题,强调应该重视和保护文化的多样性,要让具有现代思想的农民通过乡土文化来明确自己多重的身份(汉娜•威特曼,2007)。国外的研究中,学校教育依然被认为是对文化传承具有重要意义的方式,埃德加•莫兰(1999)认为文化会不断被创造和再生,因此文化需要被传输、教授与学习,通过个体身上的学习、再生,从而实现文化的自我延续和发展,确保其异质性与多样性。有学者从主流文化与地方文化的关系出发,认为在任何社会中主流文化与地方文化之间都不应是一种相互排斥的关系,而应是交互影响相互依存的。同时强调学校教育的重要性,“去文化”现象不是教育期望的结果,学校教育应调节好地方文化与习得的主流文化的差异(威廉F.派纳、威廉M.雷诺兹等,2003)。还有研究从文化与社会变迁的观点出发,认为地方文化要与全球化的大背景相适应,全球化、技术化、网络化确实对地方文化带来冲击,但是地方文化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要与其他文化和领域进行交流,促进自身的发展,与时俱进;地方文化不应该成为博物馆里的静态展品,它是活生生的动态的演绎,也需要创造性地改变以应对外界的变化,文化的变迁将继续保留其原有的身份与价值(温迪•格里斯沃尔德,1999)。国外的研究多强调尊重文化多样性,对与文化传承的方式和途径的研究多集中在学校教育。 乡土文化流失的负面影响成为该领域的学者普遍的担忧,而加强乡土文化传承的迫切性与重要性更是一种共识。但是,学界对于乡土文化传承和保护的具体措施和方法却多集中于家庭和学校教育。根据我国国情,家庭结构在乡村正在经历着演变,主要承担传承教育责任的父母一辈出于生计需外出打工,空心化的趋势不容忽视,因此通过家庭教育来传承乡土文化的途径有待商榷。另一方面,学校在“唯分数主义”和“唯升学主义”的大旗帜下,多侧重应试教育,对于文化的传播并不注重,更别提被主流文化视为“愚昧落后”的乡土文化了。而且,在师资严重缺乏的乡村地区,文化教育的推行更加举步维艰,乡土文化的传承陷入了困境。鉴于此,寻求一种有别于传统家庭和学校教育模式的另类的乡村文化传承方式、摸索我国乡村文化传承保护的新模式迫在眉睫。 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起初以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所导致的现代农业对环境的破坏为目的,然而在发展过程中被其他学者所借鉴和引申。其中,费边社会主义者亚瑟(Arthur)对马克思的生态学思想的发展作出了特殊贡献,他创造了生态系统概念,并把有机界和无机界都置于一个复杂的唯物主义合成体之中(约翰•B福斯特,2004)。生态系统的视角启发我们将宏观自然社会环境与社区日常生活辩证地统一起来思考,面对生态环境中人的问题,静态单向度的结构功能分析忽视了主体与环境的有机联系,强调应该借助生态中人的视角重新审视困扰个体的社会政治生态根源,逐步回归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及社区为本的社会工作,以便系统整合地回应贫困及不可持续发展等关乎民生的重大议题(张和清,2001)。 笔者发现,以往的研究将乡土文化流失与其背后深刻的社会政治根源割裂开来,把乡土社区文化流失当做社区本身的问题,因此难以回应乡土文化的流逝和没落。相信乡土文化有其珍贵的价值,更相信文化流失不只是社区的问题,不只是社区个人的问题。本文将以亲身经历的文化保护实践为基础,探讨生态系统视角下运用整合的社会工作方法1传承和保护乡土文化的可能性。 二、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质性研究方法,在文献法的基础上,主要采用民族志田野调查法,强调研究场景的自然性和真实性,以提高研究的解释性和推广性。 (一)文献研究 通过文献研究,掌握目前为止主题相关研究工作的全景,为研究奠定基础。乡土文化传承的社区社会工作在中国大陆的实践几乎没有,可参考的先例很少,所以研究必须查阅相关文献,以形成正确认识才能对实践作出探索。本研究主要从电脑数据库、国际互联网、著作和专业期刊论文、报纸、杂志等多种途径收集了相关资料,获得了较为全面的信息。 (二)民族志田野调查法 民族志田野调查法最重要的研究手段之一就是参与观察,它要求调查者要与被调查对象共同生活一段时间,从中观察、了解和认识他们的社会与文化2。笔者于2010年7~10月参与到“城乡合作、公平贸易,共创生态文明与可持续生计和文化———暨广州农村社会工作试点项目”3的行动计划中,主要负责“参与式农耕文化与生态文化评价、保护与弘扬”的相关工作,扎根广州从化仙娘溪村,与村民同行,亲历乡土文化保护和传承的行动计划与实践。 三、一个乡土文化传承的社会工作实践———绿耕从化项目 在项目需求评估阶段,团队发现这里的传统宗族观念比较强,宗族内的互助现象普遍,而且几乎村村都有族谱保存。村民具有较好的村风和村俗,对客人普遍热情,青年人也比较尊老,每逢初一、十五都要到祠堂祭祀,宗族内的换工很有特色。村里的老建筑特色保存比较完整,很多习俗也有完全的保存。 但是在调研的过程中,团队也发现大部分村民对以上的这些传统和文化普遍都觉得没有什么,他们觉得这些都是祖祖辈辈留下来的传统,农村哪有什么文化,平时除了看电视就是打牌,很少娱乐活动4。由此可见村民本身对当地的文化的认同和归属感不强。在这样的背景下,团队试图通过整合社会工作方法在社区开展文化发掘和传承行动,让村民意识到农耕和乡土文化的重要性,从而提高他们保护乡土文化的意识。 (一)以民宿为载体,保留传统建筑和农耕文化 长流村地处山区,这里的建筑以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土坯房为主,大部分的村民一家几口人挤在狭小的单层房屋里,部分房子已经发霉或者墙体出现裂缝。近年来,由于外来文化的影响和外出打工发家致富,小部分村民推倒原先的土坯房,建成独栋两三层的水泥房并装修一新。这在村里引起不小的反响,村民纷纷效仿,凡是家里有点积蓄的都争相建房子,没有积蓄的也和亲戚朋友借钱建房子,甚至于在村里“住在土坯房是一种贫穷的象征”也已经成为一种共识。项目团队认为土坯房虽然因年久失修而存在漏雨或者墙体开裂等不安全的现象,但是从文化多样性的角度出发,土坯房是长流村的一种建筑文化,因此有必要对其进行保护。项目团队基于这样的考虑,租赁村内闲置旧屋并进行改造,建成民宿,用以开展乡村生活体验项目。在此基础之上,团队也开展了旧家具的收集和翻新活动,挖掘旧家具的故事和文化意义,其中包括一些年代久远的农具和生产工具,挽救几近被淘汰的宝贵的农耕文化象征。团队希望通过这种反其道而行的另类行动,让村民意识到这些建筑和器物的独特性和文化价值,挽救正在减少的土坯建筑群和传统农耕生产工具,保留传统的建筑和农耕文化。#p#分页标题#e# (二)以社区为平台,发动社区口述史行动 乡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村史、家族史,但是在现阶段长流村也面临着传承断裂的问题。首先,作为村集体记忆的村史和家族史由于乡村识字率和教育滞后等问题,并没有意识地通过文字记载下来,大部分是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和传递而一代代地延续下来的,因此便没有准确的文字资料记载。另外,很多知晓这些历史的村中长者正在渐渐老去,而新一代的青壮年又外出打工,孩童因其“久远、封建、迷信、糟粕”等原因而不愿去学习和接触,加剧了这种文化断代的危险。项目团队希望通过口述史的活动,在社区营造一种重拾集体记忆的氛围,让记忆中的历史通过口述和文字记载的方式保存下来。一方面,通过志愿者口述史小组到各家各户与村民聊天获得家族和生活方面的历史,另一方面,通过实地参观村中的名胜古迹和祠堂等建筑,让村民回忆讲述关于村子历史演变的故事。在这个过程中,让村里的孩子与项目同行,共同接受这种文化的熏陶,潜移默化地影响他们对乡土文化的认知和态度。在获得村史资料的同时,长流村村民也被集体记忆所唤醒。 (三)打造社区文化空间,构建文化活态社区 传统的乡土文化保护往往通过讲道理或者说教等方式对村民展开教育,使得文化始终还是与日常生活格格不入的一些外在之物,最终还是难以达到文化传承的目的。团队警惕这种将乡土文化与社区分隔的倾向,致力于将二者结合起来,将乡土文化嵌入到村民的日常生活之中。团队将民宿、祠堂和乡村博物馆结合起来,将村史、家族史、农耕文化史等文字资料制作成展览品,打造一个乡土文化气息浓厚的社区。村民们生活的社区就是一个活生生的文化博物馆,村民在接受文化熏陶的同时,也将这些原本鄙夷的文化重新重视起来,起到了传承的效果。更重要的是,项目组将文化保护的项目与生计项目结合起来,推动村民保持原生态的耕种和栽培技术,使得农耕文化在村中也被实实在在的日常劳作传承下来。 (四)发动妇女小组,自觉维护社区文化空间 项目希望通过助人自助的社会工作理念来帮助村民实现可持续的生计和文化,因此发挥村民的自主性显得尤为必要。项目组希望村民可以自觉地维护营造出来的文化氛围,而不是当社会工作者离开的时候,这些村史展览就成为摆设,乡村文化保护不是一阵风,应该是可持续的,村民要将这种传承和保护的理念贯彻到日常生活和劳作中。在社会工作的社区工作中,发掘和培育社区领导是很重要的。在项目的另一个行动计划中,社工组织了生计妇女小组,她们主要承担生态健康农副产品的生产任务和乡村民宿的经营。社工通过将生计与文化、民宿与文化社区联系起来,发动妇女小组自觉承担起维护社区文化空间的任务。社会工作强调发挥服务对象的自主性,因此在社区文化氛围营造的过程中主要扮演协助者的角色,由村民和妇女小组承担主要的决策和计划工作。 四、讨论 在绿耕从化项目的乡土文化社区建设案例中,看到了农耕文化传承的另一种可能性,并且这种以社区为平台的整合社会工作实践模式较之于家庭和学校教育、社区教育在乡土文化传承和保护方面有其优越性。 (一)生态视角下的乡土文化流失问题 卡森和马克思的生态观都强调资本主义发展计划如何破坏生态链与生态平衡。马克思更是从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生产、贸易关系等方面批判资本主义生产交易方式如何破坏人与地球新陈代谢,从而导致生态链“无法修复的断裂”(约翰•B福斯特,2004)。从生态视角出发,将个体的问题与其所在的社区、国家、世界联系起来,找到引发问题的社会政治根源。如图1所示,资本主义、全球化和消费主义影响了国家的政策制定,国家鼓励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而城市化与扩大内需政策又进一步塑造着农村劳动力的流失和城市文化对乡村文化的侵蚀,最终导致乡土文化缺乏传承主体,乡村社区漠视乡土文化。因此,营造一种新的社区文化氛围,在主流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形态之外保存一种独特的乡土文化的存在,便是社会工作介入的思路所在。尊重多样性,尊重劳动人民的智慧,不要求村民要完全接受一整套城市文化或者一整套乡村文化,只希望创造一个他们可以去自由选择的平台,赋予更多的自主性,允许有更多的可能性。 (二)整合社会工作介入乡土文化传承的探讨 在文章的第三部分,笔者介绍了绿耕从化乡土文化传承的具体经验,笔者将其归纳为整合社会工作的实践,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原因探讨 传统的功能主义取向的社会工作往往将问题个人化,具体到乡土文化的案例中就是把村民看成是愚昧的、乡土文化是落后的,于是所采用的策略也即是通过文化扶贫用所谓的先进文化来代替落后文化。然而运用整合的视角来看待文化流失问题,则是将问题与其背后深刻的政治经济社会原因联系起来,从而开辟出另类的乡村文化传承路径。 2.将文化项目与生计项目有机整合 绿耕团队在云南绿寨文化项目的失败教训就是因为只注重文化而忽视了农民最在意的也是农村工作最根本的生计问题。从化项目用整合的眼光和方法来处理文化与生计的问题,将文化整合进生计项目。 一方面,乡村民宿和社区文化空间吸引了城市消费者的目光,独特的乡土气息和优美的乡村环境让城市消费者在乡村体会到放松和惬意。他们给予村民的经济收益和意见反馈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村民的自我肯定,增强他们的文化自信,从而促使他们更自觉地保护和传承乡土文化。 另一方面,项目所推崇的可持续生计项目得到了传统耕作方式的支持,在激素、化肥等高科技产品垄断的农产品市场中别具一格。这是一件一举多得的事情,不仅传统的耕作技术得以保存,而且城市消费者可以品尝到健康的农副产品,最重要的是农民因此可以创收并更加坚定传统种植技术的使用,因此几近消亡的传统种植文化才得以保护和传承。#p#分页标题#e# 3.社会工作三大方法与社会工作理论的有机整合 项目团队突破了主流社会工作割裂工作方法的模式,将个案工作、小组工作、社区工作整合起来,以社区为阵地开展介入。以口述史活动为例,社工通过发动社区志愿者开展社区范围内的村史口述资料收集;组建村史小组,将村中有威望的老人请过来社工站谈村史话村俗;针对村中的重要人物(如村长),社工通过个案访谈获得更多的口述史资料。对话是一个生命影响生命的过程,在村民口述历史故事的时候,他们的心智和灵魂也进行着一场洗礼,这是一个互惠的过程。相比于功能主义取向社会工作关注个案数、小组数、社区活动数,整合视角下的社会工作更关注将社会工作的三大方法统整,更强调社区层面的意识提升和改变。同时,将三大方法有机整合的过程中,也即是一个各种理论综合运用的过程。如果一个理论对应一味药,整合社会工作方法就是一个灵活的药方,药是可以变的,但是效果却是以人为本、以社区为本的。 4.社工搭台,资源整合 整合视角下的社会工作注重工作员与服务对象之间的平等关系,而不是高高在上的专家角色。社会工作者充当资源链接者的角色,立足农村社区,以社区为平台,将相关的资源整合起来帮助案主实现自助。在文化传承的案例中,社会工作者一方面通过自身资源将村民、农户与城市社区居民联结起来,为很难有机会沟通的两个群体创造互相了解的机会,增加村民的文化认同感,实现城乡整合;另一方面,社工可以根据村民的需求为他们引荐专业人士,以民宿和社区文化空间的打造为例,社工将设计专业的学生志愿者与村民联结起来,让村民学习相关的装饰和家居空间摆设的知识,更好地营造社区文化空间。 乡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农耕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正面临着流失和没落的危险。每一文化的存在自有其价值和意义,强调对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并不是要树立新的文化霸权或者消灭主流文化,而是希望在主流文化之外依然可以存在更多的可能性,在主流话语之外可以听到其他的声音,文化应当是百花齐放的。如此才能使文化更加繁荣,使社会更加和谐。
传统海洋商贸聚落建筑学论文
1基于文献检索的传统海洋聚落研究现状考察
2013年,浙大王竹教授学术团队发表《建筑学视角下国内乡村聚落研究解析》及《国内建筑学及其相关领域的聚落研究综述》等文章(下统称浙文),对国内近三十年来传统聚落主要研究内容与现状进行述评,是目前学界关于此方向最新的专题研究,本文将以这些文献作为分析展开的相关参照。
1.1传统海洋聚落研究整体考察
浙文以“聚落”为题,对1979年至2012年11月1日时段内CNKI资料源进行文献检索与分类统计,本文遵循与之相似的检索路径,将检索时段延长至2014年6月1日,并将检索结果与浙文进行比对,两次检索数据的差异表明传统聚落价值及其对现代环境建设的启发意义仍是学界关注的重要命题。上述整体呈现的研究热度与深度不足以反应聚落因地域及类型不同而存在的个体研究差异,因此,海洋聚落考察需在明晰其类型本质基础上做专题性分析。海洋聚落是人海互动关系下“在一定地域内发生的社会活动和社会关系,特定的生活方式,并且有共同成员的人群所组成的相对独立的地域社会”,它的形成源自两种动力:一是以取得海洋生物资源为目的,二是依赖海上交通以获得地区间商品交换为目的,海洋商贸聚落形成即源自后者。由上述界定可知,“海洋”是此类聚落发生发展的核心介质,相应成为其最具价值的限定语,因此,本文首先选取“海洋聚落”为关键词进行检索,进而将“海洋”、“沿海”、“濒海”等词语与“聚落”并置组合补充检索,各次检索均将范围由“题名”扩展至“主题”,希望通过不同路径的海量查阅,实现对传统海洋聚落研究现状的整体把握。此外,由于上世纪80年代以来聚落逐渐取代民居成为学界研究主流,考量主题转换造成的研究滞后,本文以“民居”取代“聚落”重复上述步骤,并对“港市”、“港城”等相近主题作检索补充,以保证考察结果的客观有效。合并多次查阅所得,剔除重复文献并进行分类统计,本文大致梳理出目前建筑学视野下传统海洋聚落研究三个主要方向:聚落个案 研究,如以蒲壮所城、港里古村、台湾“鼻头”等为个案,探讨特定海洋文化制度下聚落生成、发展及变迁动因,并在此基础上归纳聚落形态特征(罗一南,2011;萧百兴,2012;张钰,2010);聚落类型研究,基于海洋文化发展与构成视角,探讨宋代港市、胶东沿海聚落、明代海防军事聚落发生机制、演变脉络、文化内涵与形态特征(谭立峰,2012;金月梅,2009;李政等,2005;卢山,2005);其他研究,主要以民居单体、公共空间、宗教建筑为考察对象,研究海洋文化视角下营造技术、装饰风格、建筑材料等特征(陈舟跃,2011;林翔等,2010;王治君,2008;姚舒然,2007)。
1.2浙东传统海洋商贸聚落区域考察
浙江是海洋大省,近海则言商,历史上浙东因地处东海中心、内河航运良好、社会经济发达等优势成为中国海洋贸易发轫最早的地区之一,至明清仍久禁不绝。贸易发展推动聚落生成,浙东相应形成以宁波为中心,北有乍浦、澉浦,东有舟山,南有象山、石浦、温州、台州的商贸聚落群以及散布其周数目繁多的卫星港镇,“宁波三江地区濒海聚落和城市出现较早,而且发展过程具有连续性,其中,港城的发展历史尤为引人注目”。本文在上述整体检索结果中加入“浙江”、“浙东”等限定语进行考察,依研究对象梳理出浙江省域传统海洋聚落研究方向:海防建筑,主要考察海防建筑整体及明代卫所个案现状与保存策略(赵欣,2008);营造技艺,主要考察浙东民居在海洋环境影响下的营建技术、营建习俗及形态特征(梁文会等,2009;王海松等,2012);特定类型,主要考察浙东石拱廊桥、宁海石窗等(高明赞等,2011;华炜,2004)。在此基础上,本文对浙东典型港城(镇)进行个案检索,明晰其各自在研究角度与热度上的现状,结果如下:乍浦、澉浦迄今仍缺乏建筑学层面关注;石浦倾向聚落保护与灯塔研究(杨溪等,2012,杨晓龙等,2012);温州以楠溪江乡土聚落为研究侧重;台州虽然研究成果较多(郑琦,2009;杨如茵,2010),但多数缺乏海洋意识,研究角度与一般聚落无异。
1.3宁波传统聚落个案研究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