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史研究范例

摘要：我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存在许多问题，研究方法比较狭窄和落后，因此我们要从整个学科视野出发进行研究。音乐学是一个整体，每个子学科之间都存在着紧密的联系，无法分裂开来。民族音乐学与中国的近现代音乐史之间，有着许多相同点，因此前者对于后者而言具有许多可借鉴的方面。我们可以针对此进行详细分析和研究，从中得出许多发展启发，从而有效扩大了我们的研究范围。本文从民族音乐学的视角出发，研究其对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传承发展的启发。

关键词：民族音乐学；近现代音乐史；启发

从目前来看，我国音乐学趋于将各个分支学科进行整合，同时逐渐融合与之有关的其他学科，因此民族音乐学对我国的近现代音乐史发挥了重要的借鉴作用。从音乐史的发展趋势中，我们不难看出，民族音乐学与我国的近现代音乐史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二者互相推动、共同发展，关系十分紧密，在研究方法等方面上逐渐渗透、融合，从民族音乐学的发展中，我们能够得到许多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的启发。

一、民族音乐学的内涵

民族音乐学是一门刚新兴起来的学科，包含了世界上众多优秀的音乐理论，针对各个民族的音乐进行详细研究，与区域的历史和文化息息相关。在发展过程中，民族音乐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在借鉴其他学科的同时，又不丢失本学科的优势，不仅持续对研究方法进行改革创新，还不断进行批驳思辨，寻找更适合、更实用的研究方式。我国地域广阔，有着众多的民族，因此我国的民族音乐学也有着属于我国独有的特点，从中能体现丰富的民族元素。许多音乐家们针对不同地域和文化的民族音乐进行分类，与众多相关联学科相互渗透，并整合成一种系统，逐渐完善发展成为了现在的民族音乐学。民族音乐学有着许多特点。首先，民族音乐学有着多种多样的研究对象，例如人物和环境等都可以作为其研究的对象，与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研究方法有所不同。对于民族音乐学而言，会更加关注作者创作的原因和背景，一个时代的人民群众以及环境会对音乐发展有着怎样的影响，民族音乐学未来的发展趋势怎样，这都属于民族音乐学的研究范围，这也给中国近现代音乐史起到了积极的借鉴作用。其次，民族音乐学非常重视研究方法，会尝试通过多样化的方法来解决问题，并使其在实践中得到充分应用。第三，民族音乐学提出了这样一个疑问，对于外国学者来说研究我国音乐时，是处于什么样的视角呢？是局内人还是局外人？会使用国外的研究方法还是我国的呢？这也是研究的不同角度。然而过于刻意地追求新方法并不一定是件好事。我们应当在实际情况的基础上，逐渐扩大研究的视角。第四，现如今的民族音乐学越来越注重对文化意义的研究，每个民族的音乐都能够展现出各民族独有的特点。同时，音乐与其他学科的联系也变得更加密切，逐渐成为了一个整体。第五，民族音乐学在发展过程中存在一定矛盾，那就是应当保持独立性还是借鉴其他文化。只有相互借鉴才能够持久发展，但在借鉴其他文化的过程中，难免会在一定程度上破坏我国独有的民族特点。直到现在，这也是一个很难定夺的问题。第六，目前社会公众普遍关注的一点，那就是民族音乐学中的伦理道德问题。学科研究与人类之间有着密切关系，我们要从社会中取材，又要将研究后的结果贡献社会，因此我们就要处理好民族音乐学研究中的伦理道德问题。

二、从不同视角出发，推动我国音乐学科发展

民族音乐学的研究范围非常广泛，无论是西方艺术音乐还是非西方艺术音乐，是民族传统音乐还是现代流行音乐，在民族音乐学中都有所涉猎。民族音乐学现在依旧在不断完善发展，而推动其发展的主要原因就是新研究成果的出现。在研究中会出现许多全新的问题，为音乐史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新的思维方式，在各种类型的音乐之间建立起联系，促进其共同发展。民族音乐学中有着许多我国音乐史可借鉴的地方，例如我国近现代音乐史想要专门深入研究某一方面的音乐，那么民族音乐学就起到重要的作用。民族音乐学十分重视各种学科的联系，积极吸收其他学科的优势，并应用于自身发展。就拿中国近现代音乐史来说，也在不断发展和变革，如果以研究民族音乐学的角度和方法来研究中国近现代音乐史，我们就可以改变传统的思维方式，获得许多新的启发。各种类型的音乐都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它们之间或多或少都有一定的联系。通常情况下，我们都是对其整体进行研究，但这样得到的研究结果并不够详细深入，因此我们便从不同视角出发，对各个部分都进行详细的分析研究，进而产生出不同的音乐学科。我们在进行近现代音乐史研究时，既要从整体出发，拓展我们所要研究的范围，也要注重局部，找到新的研究突破口，从而进一步得到发展的启示。

考古学上反映的距今 3000 年前后，辽西地区自然生态和由此影响的经济形态的变迁， 在中国东北具有典型的代表性。它的动因可以从气候、环境变迁和民族迁徙等多方面探究。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历史上自然生态的每一次大的变迁， 都深深影响着一个区域的文明进程和民族文化的形成。 这无疑是今后东北史研究中应予以特殊关注的生态资源变迁问题之一。

东北史研究与东北地域文化的关系

地域文化研究， 是世纪之交兴起的区域文明和社会文化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 在东北史研究领域中，地域文化研究，与区域民族史、专门史研究，是互为伯仲的重要方面。在我看来，地域文化研究是地方史研究的第一要素， 它积淀了一个地区自然的、历史的、社会的多元文化蕴涵，同样也是东北史研究的重要学术领域。 而在孙先生的第九个问题“关于文化”一节中，并没有提“地域文化”的概念。而我认为，谈到东北史研究中的文化问题，无论就社会文化，还是民族文化，其中首要的问题， 应当是如何界定和划分中国东北大的地域文化类型。2006 年 10 月，在哈尔滨召开“黑龙江流域文明”学术讨论会，出版了《多维视野中的黑龙流域文明》论文集。会上许多人均认为“黑龙江流域文明”，是中国东北代表性地域文化之一。③会上我亦应邀首次发表了 《辽河文明与长白山文化和草原文化———中国东北三大地域文化论》。这篇与大多数与会者视角不同的论文， 在 “编者的话” 中这样评述：“王绵厚先生学养深厚， 眼界开阔，其中国东北三大地域文化说，从宏观上梳理了黑龙江流域文明与中国东北其它区域文化之间的关系。”切中了我的初衷。我的本义，并不是否定存在“黑龙江流域文明”，而是意在探讨如何从宏观上界定中国东北应有几个大的地域文化。 因为在此前后， 学术界已有东北地区“五大流域文明”、“浑河文明”、“凌河文明”、“辽河文明”、“长白山文化”和“鸭绿江文化”等诸多地域文化的命题。这些提法如果就一个局部的地区看，似乎每一个“区域文明”都有其合理因素，因为“文明”是一个难以量化的载体。但广义博大的“地域文化”，显然并不应局限于一条河流或一个民族区域， 而应是一个有着广阔的自然生态链条和传承有序、 特色鲜明的社会人文(民族)内涵的大区域文化系统。从这个意义上看待和确认“中国东北三大地域文化”。我认为，其形成至少应具备五大文化要素。

其一，独立的、自成体系的自然生态系统。如“长白山文化”区，无论从山系和水系上，都具有以山川、林泽为特征的独立自然生态系统，无论在中国东北还是在东北亚都独具特色。西部的“草原文明”区，亦无不如此。

其二，具有不间断的“文明起源”或文化传承的连续性。以“辽河文明”为例。在“辽河流域片”的上、中、下游，连续发现了 50 万年前的本溪庙后山、28 万年前的营口金牛山、 十几万年前的海城仙人洞和喀左鸽子洞等旧石器文化，以及从 8000年前的兴隆洼、7000 年前的阜新查海、沈阳新乐，5000 年前以 “牛河梁遗址” 代表的 “古国文明”和 4000 年以来以“夏家店下层文化”代表的“方国文明”。这是迄今为止，除黄河流域连续发现从百万年前的河北泥河湾到几十万年前的北京周口店、内蒙古河套，到陕西半坡仰韶文化和山东、河南等地的龙山文化外，中国北方包括东北亚地区，无可比拟的文明起源的重要地区。 它的文明发展的连续性和先导性， 显然不是同处东北的黑龙江和松花江流域的其他“流域文明”可以比肩的。

其三， 具有稳定的、 显明地域特色的经济形态。上述所举的辽河文明区、长白山文化区和草原文化区，前者是公认的东北亚前沿、环黄渤海北岸的以“汉文化圈”为主的农耕文化区；后二者的东部山林和西部草原经济形态，则亦十分凸显。这三大经济形态区的形成， 既不是靠一条河流的局部资源独立形成，也不是在一个历史时期(朝代)短期形成，而有其深邃的长远的历史根源。这是构成一个独立的大的地域文化区的深刻经济基础。

其四，依托大的地域文化，在历史上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族发展谱系。 仅举历史上民族系统最复杂的“长白山文化”区为例。十年前我在刘厚生先生主编的《中国长白山文化》的“考古编”中，略举了长白山南系的“南貊”系统的高句丽等民族，长白山北系的肃慎、 挹娄等民族， 长白山东系的“东秽”和沃租等民族，长白山西系的“北秽”和夫余等民族。这些举略可能并不完备，但其各族系有一个公同特征： 这些民族在长白山区系的发展演变中，都具有数千年的历史。它的土著文化影响，至今仍有余绪。这是任何一个单一的“流域文明”难以实现的民族文化传统，体现了“长白山文化”区， 作为东北亚大区域民族文化体系的连续性和广博性。

作者：潘林紫 冯彩媚 单位：广西艺术学院音乐学院

引言历史研究，以其探究事物的历史发展轨迹和溯求根本，成为人类全面认识世界的基础步骤。戏曲音乐的历史观察是戏曲音乐研究的学术架构基础。戏曲是一种以文学、音乐、表演为核心形态要素的综合艺术形式。戏曲音乐的历史学研究并非仅有音乐而孤立其他，而是从音乐入手，观察在音乐制约之下的文学、唱腔、念白、板式、曲牌、器乐等。历史研究是以史料作为结论的提取素材，戏曲音乐的历史关照，其文字性史料，体现为文学形态的剧本、戏词，辑录于各类文献中相关“演剧”景况的描述性文字。曲谱属于符号性与文字性共有的史料。此外，演剧图像史料、文物、遗演剧址等实物，都可以作为论证过程中重要的论据。另有口述传说，也可作为相互作证而用。本文所论，侧重在文字性史料及乐谱史料的关照。音乐研究是不能脱离曲谱的，戏曲音乐如是。但戏曲音乐直接相关的乐谱史料，比其文字性史料来说，数量匮乏，地方戏曲更是难见晚清以前的曲谱存世。因此，戏曲音乐的历史研究，进展缓慢，目前只能在形态学上进行曲体结构分析、表演艺术上进行唱腔分析等研究角度有所积累。本文所指历史研究，即立足史料，对某剧种或其下属某声腔、某板式等结构单位的音乐形态进行其风格、特色的历时性动态的演进，观其变化等学术论证。本文仅提出“构想”，因广西戏曲音乐以文字史料和曲谱结合进行体系化研究尚未形成，遂提出构想及论证，呼吁未来有更多同仁关注研究并参与其中。广西曾可见有桂剧、壮剧、彩调剧、邕剧、丝弦戏（剧）、采茶戏（剧）、牛娘戏、牛歌戏、鹿儿戏、客家戏、文场戏、唱灯戏、师公戏、壮师剧（戏）、侗戏（剧）、毛南戏（剧）、苗戏(剧)、鹩戏、仫佬戏①等20个戏曲剧种。目前，在广西区图书馆的文学书库、地方文献库和广西地方报刊库进行史料搜集工作所获史料所记载的信息，其内容主要集中于剧本、音乐曲谱、演剧情况、源流、戏俗、科班艺人等，下文将对此进行简要陈述。

一、文字史料与曲谱概述

（一）剧目剧目即剧本。现有桂剧、彩调、邕剧等剧种的传统剧目汇编书籍中，如1963年的《广西戏曲传统剧目汇编》（共64集），包含了彩调、桂剧、邕剧三个剧种上千个剧目。这些剧目剧本，描述故事并有简单提示演员的动作、走位。其他剧种的剧本，主要在《中国戏曲志•广西卷》中，如苗剧、仫佬剧等建国才产生的剧种。现刊行的剧目，基本为故事讲述的戏剧台本，少见曲谱随附。在广西上世纪50-80年代的期刊，如《广西艺术》、《广西文艺》、《广西戏剧通讯》、《漓江》，这些期刊选登有粤剧（当时分为小型粤剧、新粤曲）、彩调（当时1955年前称调子戏）、桂剧、采茶剧的剧目剧本。《广西文艺》仅在1954-1956两年，共24期（有12期未留藏本）就刊登了34个剧目剧本。另外还有专门刊登某一剧种剧目的刊物，如《彩调丛刊》（1-6）《桂剧丛刊》（1-4）。这些刊载或有重复，但剧目的数量也是巨大的，还有大量的单个剧目成册出版。

（二）唱腔收录及曲谱汇编现有唱腔曲谱以彩调、桂剧最多，其次有采茶戏、壮剧；其他剧种较少。主要集中于《彩调常用曲调集》（1964）《桂剧音乐》（1961）等书中，有一小部分则见于《广西文艺》等期刊中。《中国戏曲音乐集成•广西卷》《中国戏曲志•广西卷》两部大型集成，收录了上述彩调、桂剧等广西可见的，相对成熟①的所有剧种。戏曲唱腔因流派风格有异，演员传谱有异，常见同一唱段有多个版本记谱，体现不同艺人演唱、不同研究者记谱。不同版本记谱，会有旋律片段、唱词上的差别。这是中国传统音乐的一大特点，也可给研究带来困难，但也是比较研究的宽广空间。地方性剧种，如桂南采茶戏的曲目曲谱，则曲谱比较多且集中。在广西艺术研究所编写的《桂南采茶音乐》（1985年）一书中，就有广西各地区采茶的茶腔、茶插（小调）、曲牌、锣鼓音乐的曲谱，此辑曲谱的学术性较强，记谱者不仅尽量再现音乐及歌词原貌，甚至顾及到方言的差异，体现地方戏音乐的核心特色：地方语言与音乐的结合。

（三）记载演剧、戏俗的志书在《广西戏剧史料集》（下文称《史料集》）和《广西戏剧史料散论集》（下文称《散论集》）中，《史料集》收录私人著作中相关广西戏曲文字的摘抄、近代广西戏剧活动的各项文件和启示、艺人墓碑碑文、各地区历代县志中描述戏剧的片段摘录。《散论集》有编者对一些文字史料及口述史料的对照论述以及部分桂剧科班史料。志书、笔记、游记中所录史料大多是某文字片段中涉及此地有剧，这类文字如远观异事，一言带过。唐宋时期，此地多见为傀儡、傩等属于民间歌舞戏形态阶段的戏曲雏形、多附在祭祀巫卜这样功能性较强的行为中，其艺术形态较为简单，与现今可见的仪式音乐较接近，音乐性不强。而且史料中所述景况，更多可明确为歌舞形式，是否演故事不得辨之，即是否具备了戏曲的必须特性尚不明确。这样的史料记载为今日的地方戏曲研究带来一些争议性的问题，有些艺术种类，如文场，应归其为戏曲还是曲艺②，在一些后人所编文献的分类中，有将文场归置于戏曲类，也有归置于曲艺类，虽然今天将其视为曲艺的居多，但既有不统一的现象存在，可见学术研究上所基于的解答还不够充分。在布告所录文字这类史料中，“剧”之针对性就比较强，如《宣传部函知南宁市各戏院听候派员审查戏剧文》，《广西省戏剧审查会为改良禁演桂剧先行试演征求社会公评启事》这样的篇目，前例应还包含了话剧等剧类，而后例就比较明确是针对桂剧所发。此类史料，描述事由、条例等较为周详，甚至还能涉及剧目罗列，但音乐风格、艺术形式等，就不得所见。各地方的县志所录文字中，有各种民间演剧风俗，体现了民间崇拜、节庆、文化联谊等不同层面的演剧模式，大都简单明了的，信息相对齐全。

（四）科班、艺人传略专门将此单独呈现，因这类内容在史料中所占比重较大，且关于科班的记载，多是口述形式，也有部分是表演艺人兼地方文化部门工作者执笔而作，即现今所指“口述史”。这部分口述史料，大部分由各地区戏剧研究室或市戏剧研究室研究员，采集于上世纪50~60年代。艺人传略方面也以在世老艺人或其子女的口述资料为主。如《广西地方戏曲史料汇编》就有不少口述史料。桂剧、彩调、粤剧和壮剧的科班与艺人史料相对要多，主要呈现科班开办时间地点、科班教师、教学情况以及各行当演员。口述史料一般作为佐证而用，也有些专题，只见口述史料存世，但也必须多有佐证，下结论便更为强调“客观”以衡定。（五）《中国戏曲志•广西卷》中所呈戏曲“所有事”作为编撰针对性较强的志书，《中国戏曲志•广西卷》（下文称《戏曲志》）史料呈分类式辑录。《戏曲志》所列出大事年表、剧种表、广西地方剧种分布图、志略、剧种、剧目、音乐（声腔与腔调、剧种音乐）、表演（脚色行当体制与沿革、表演身段和特技）、舞台美术（化妆与脸谱、服装、装扮选例、砌末道具、舞台陈设与布景、舞台布景选例、舞台灯光与效果）、机构（科班、学校及训练班；班社、剧团；业余剧团；作坊与工厂；群众团体、研究机构；演出公司）、演出场所、演出习俗、文物古迹、报刊专著、轶闻传说、谚语•口诀•行话、诗词•楹联、传记等18个类项，以及附录中有戏曲会演、调演、摄制电影、录音唱片、磁带名录等。该分类可以说是一个相当完备的戏曲研究学术构架，附录的学术参考价值也非常高。《戏曲志》所录史料，虽不尽然齐全，但其方向指引的意义是非凡的。#p#分页标题#e#

七一1-多年前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由、、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创建了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并于1931年11月成立了以江西瑞金为首都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开展了一系列史无前例的政权建设探索，取得了大批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其中中华苏维埃地区轰轰烈烈的体育事业(下称苏区体育)就是“革命战争文化的奇葩”.   因此，苏区体育是中华民族最具革命意义的传统体育，最具有鲜明区域特色的本土体育，理应得到当今体育学研究者的重视.江西赣南师范学院的曾视教授对此独具匠心，儿十年如一日，潜心对苏区体育史料进行挖掘、收集、整理和研究，所做出的成就，聚沙成塔，独占鳌头，得到体育史学界和体育史研究专家们的交口称赞.   上一世纪70年代中期，时任江西赣南师范学院体育系田径专业教师的曾飘同志在红色故都—瑞金接受革命传统教育时，就敏锐地感到当年赤色体育的巨大生命力，并开始投身对其资料的搜索，整理和研究工作，并陆续在报刊杂志上发表有关文献资料和研究成果，引起中国体育史学界的关注.   1981年，由北京体育学院谷世权先生和杨文清先生合编出版的《中国体育史》一书，编有“中央苏区红色体育”的章节，首次把“赤色休育”编人了教科书.1982年出版的《中国体育大百科全书•体育)，也编撰了苏区“赤色体育”的有关条目，其中不少条目取材于曾飘先生的研究成果.1985年，由曾机先生历经艰辛研究编撰付梓的《苏区体育资料选编》由安徽省体育文史办公室印刷发行.此后的十几年间，曾抓先生不遗余力，在红色体育领域辛勤耕耘，且硕果累累，其中尤以1999年9月出版发行由其担纲主编，作为《中央苏区研究丛书》之一的(中央苏区体育史)(江西高校出版社)倍受学术界关注.   全国十多家报刊对此套丛书发表了报导和书评，其中多篇书评中对《中央苏区体育史》给予了专门评析，较一致地认为:该书不但“首次发表了不少鲜为人知的苏区体育史料，还在理论研究上也有许多新探索，……为过去所不多见.”“在国内尚属首次，填补了中国近代体育史研究的空白”“该书始终注意了以史为鉴，以史育人，为现实服务的宗旨，通篇洋溢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是一部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生动教材”.   难能可贵的是曾奴先生对苏区体育研究虽已是硕果累累，但他满怀对革命先辈的崇敬，对红色土地的深情，对体育史研究的执着，始终在这一领域笔耕不止，于20(抖年又推出其自述是“倾注30余年的心血”，实现他的“30余年的愿望与梦想”的力作—《苏区体育)(中央文献出版社，20(抖年12月)全书汇集、整理了各类苏区体育文献和研究资料2(X)余篇，共54万余字.   原国家体委体育文史工作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前(体育文史》杂志主编毕世明先生欣然为该书作序，对曾飘同志在工作中表现出的高度事业心和责任感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该书和四年前由其主编的《中央苏区体育史》，集中反映了我国研究苏区体育的主要成果，是对我国体育科学的重大贡献.   “不仅会受到我国体育工作者的重视，也会得到各国体育史研究者的关注”，作为一名生在红土地，长在红旗下，在江西这篇老革命根据地工作30余年的体育理论工作者，本人几乎是放下手头所有工作，将这部大著，一览到底.阅读之后，有以下深刻感悟:   其一，对苏区体育介绍全面，资料丰富详实，编撰思路独具匠心，为开展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系统研究提供一了有益的借鉴.   其二，旁征博引，深人浅出，对苏区体育进行了较全面的学术研究，丰富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学术研究思路.   其三，求真务实，开拓创新，展现了苏区体育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为弘扬中华民族革命传统体育文化莫定’了基础.我们需要在弘扬赤色体育革命传统体育文化的基础上，加大研究力度，与时俱进，使赤色体育这一典型的中华民族优秀传统体育文化不断发扬光大.   曾飘所著的(苏区体育》是为集赤色体育之大成，不负作者长年累月，用心良苦，向世人展示了赤色体育的宏伟画卷.苏区军民以极大的革命热情和责任感、大力提倡和开展体育运动，并在此后的长征路仁、抗日革命根据地、各解放区，直至新中国不断发扬光大，对当今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仍具有重大影响.

摘要:以第四届中国建筑口述史学术研讨会的成功举办为契机，对中国建筑口述史研究近二十年的发展情况进行梳理。基于对文献内容的分析，建构了中心视角下的建筑口述史、乡土建筑口述史和口述史方法应用的论述框架，并简述其发展概况。在此基础上对口述史在两种不同倾向建筑史研究中的发展情况、各自的特点及整体方法应用上的注意事项进行归纳总结，旨在为后续该方法在建筑学中的研究提供思路启发和参考依据。

关键词:中国建筑史;口述史;综述;方法应用

中国建筑历史研究视野，由改革开放后的“二元•比拼”，走向近十余年“交叉•发见”的内省，进而从内需出发对建筑历史与理论进行思考重构，构成了近期建筑历史与理论的学术前沿[1]。2018年是中国当代学人从口述史视角重构城市史、建筑史、园林史的重要时间节点——第一届“中国建筑口述史学术研讨会暨工作坊”在沈阳建筑大学召开。至2021年已是第四届，众多学者借助这一交流平台“把握学术‘要津’，进而不断开辟新的工作‘大场’”①。第四届建筑口述史学术研讨会暨圆桌会议上，学者们的关注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口述者记忆的可靠性与真实性；群体访谈所展现出的更好的约束机制；访谈前及过程中的技巧和注意事项。现代口述史自1948年创立的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研究室开始，经过七十余年的发展，已应用于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等众多学科。在建筑学领域，虽然国内近年来口述史研究硕果累累，但缺少系统的综述将丰富的研究成果梳理清晰。以第四届研讨会的成功举办为契机，笔者梳理了21世纪以来中国建筑口述史的论文研究情况和发展脉络，以期为后续建筑口述史研究提供一些思路启发和参考依据。

1建筑口述史文献整理与研究框架

在知网、万方和维普围绕“建筑口述史”中拆分的多种关键词组合为语法限定进行论文（2000年1月—2021年10月发表）检索，共检索出285篇研究论文，整合筛选后共提取出与主题紧密相关的110篇文献。结合中国建筑口述史文库四辑（2018—2021年出版）中的103篇论文，通过文献内容分析，将研究方向总体分为中心视角下的建筑口述史、乡土建筑口述史和口述史方法应用三类。中心视角下的建筑史关注中心层面的近现代史研究，包含建筑教育史、建筑师历史及建筑项目或机构历史；乡土建筑史中的研究对象为符合带有“本土建筑”“民间建筑”“自发建筑”等描述性特征的建筑②，藉命名为此方向，其下细分为地方建筑史料挖掘、遗产保护与村落保护、营造技艺与保护传承，以及社区营造。口述史方法应用包含理论探索和应用实践两方面。综述层面聚焦于其方法应用的研究（图1）。

2建筑口述史发展情况综述

2.1研究情况及发展趋势

1949年以后的头30年，马克思主义被确定为意识形态，成为指导一切学术研究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史学虽然也是新史学的一支，但在对政治史的重视上与传统史学并无大的差别。马克思本人写出的唯一一部可以当作史学著作看待的著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就是一部典型的政治史著作。新中国初期的史学在唯物史观指引下，强调历史就是阶级斗争史，着意书写革命，关注重心也还在政治。可以认为，直到1980年代中期，第一波新史学浪潮对于以政治史为重心的传统史学的冲击，效果并不明显。

新史学对政治史的第二波冲击力度相对较大。这波“新史学”浪潮为大陆史学界感知始于1980年代。从世界范围看，这一波新史学浪潮早在1929年法国《年鉴》杂志创刊时便已涌起，只因学术交通不畅，其对中国史学的影响出现了时差而已。1980年代以后大陆学人认知的“新史学”主要是第三期年鉴史学以及“二战”后在美国兴起的新文化史。新文化史关系语言转向(linguisticturn)，有其特殊学术理路，姑不具论。年鉴学派在其存在的80余年时间里主张前后殊异。第一、二两期的领军人物布洛赫、布罗代尔等或强调整体史，致力于不同历史元素的整合，忽略属于偶然性的“事件”，或注重长时段、大空间以及“人类”而非具体“人物”的宏观观察，经济及社会史成为言说重心。第三期年鉴史学放弃对于整体史的追求，试图以剥夺人类在历史上的中心位置的方式掀起史学领域里的“哥白尼革命”。这一代年鉴学人以超脱于社会的“心态史”以及不甚讲求因果关联的“系列史”肢解了年鉴先驱建构的多少偏重系统性的史学躯体，在取得多元化成就的同时，也带来了史学“碎片化”的问题。

尽管如此，在对政治史的态度上，先后几代年鉴学人并无异同。几乎所有年鉴学人都在强调自己特定关怀的同时排斥政治史。“把政治史赶下王位，这是《年鉴》的首要目标，也是新史学最关心的问题之一。”②《年鉴》排斥政治的倾向从政治类文章在其创刊后近50年全部论文中的比例一直不到6%，最低时仅占2．1%可以清楚窥见。这样做固然有学理方面的考虑，③但历史研究的原动力乃是影响历史论说的现实关怀，历史家的论域选择总是与特定的时代需求发生联系。排斥政治的《年鉴》及年鉴学派诞生于1929年这一世界经济危机发生的年份，洵非偶然。尽管强调多元，但对经济与社会的高度关注则成为布洛赫、费弗尔、布罗代尔等两代《年鉴》派代表人物提倡的“新史学”的重要特征。作为历史学家，布罗代尔对经济现象及变化规律的认知让许多权威经济学者望尘莫及，以至于雅克•阿塔利提议将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他。④很明显，摆脱世界经济危机的需求是促使年鉴学派远离政治的重要原因。

除了经济原因之外，年鉴派学人疏远政治还与西方国家的政制大多已趋向稳定，政治的内涵已发生变化有关。虽然对什么是“政治”会有不同的解释，但建设和管理国家应是政治的基本意蕴。建设关系国家基本制度建构，管理涉及制度运作，两者均与权力分配及与权力相关的利益分割相连接。西方国家政制建构经过两百余年调适，动荡期多暂告结束，这一层面的政治至少在他们看来已不成其为问题。而运作层面的“政治”则异化为诸如反恐、环境保护、世界范围内的人权保障一类与通常理解的政治不同质的政府行为。在这样的变化语境中，西方史学家不再关注传统意义上的“政治”实在是情理中的事。

中国历史学家面临的问题则不同。近代以来，政制建设与运作的问题一直没有很好解决。整个民国38年，国家人民历经磨难，所争均在于此。即便是在今天，政治改革问题仍然处于不断探索之中。彼岸不认为是问题的政治在此岸却一直是国人期待解决的牵动全局的重大问题。俗话说“饱汉不知饿汉饥”，已然温饱的西方史学界的学术关怀不包含对中国国情的认知固无可指责，处于“饥饿”状态的中国学人也不知道自己的需求，而盲目以西方学者的学术关怀为时尚，以年鉴学派基于自身需求提出的主张作为思想及学术食粮，不关注政治史的取向蔚然成风，也就有些不可思议了。

这一风气造成了严重的问题。首先是致使民国政治史特别是北洋政治史的研究成果数量呈下降趋势，在全部民国史研究中所占比例也与其重要性不成正比。以历史学科重要刊物《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1期至2011年第4期刊载的文章为例。12年间该刊登载涉及民国史的各类文章共计471篇。其中政治类86篇，外交类34篇，思想学术类58篇，经济类53篇，社会类51篇，军事类22篇，教育类11篇，宗教类4篇，学术综述109篇，书评36篇，其它7篇。在全部民国史的文章中政治类86篇，占18．3%，而北洋政治仅8篇，占政治类的9．3%，占民初及北洋史研究全部102篇文章的7．8%。从数量和比例上看，虽然较之政治史占绝对统治地位的时代，18．3%的比例已有所下降，但与同期其它类别的研究相比，还是处于相对优势。然而涉及民初及北洋时期政治的研究成果则明显偏少。民国在大陆存在共38年，民初及北洋时期15年，已占到将近40%的时段，但在民国政治类所占的比例仅有9．3%，这是极不相称的比例。这样的比例显示，民初及北洋时期政治史在整个民国政治中的重要地位已被极大低估，而同期的中国南北对峙，以北洋为统系的北方政治更是被严重忽略。

在政治史研究成果已经不多的情况下，中共党史这一本属政治史的研究领域因被带有政治色彩的学科分类法划到政治法律类，又进一步减少了民国政治史研究成果的数量与比例。即便从纯统计学意义上将党史学界的研究成果也算成民国政治史的成果，但在既有的学科分类法已使许多从事党史研究的人在学科认同上“异化”的情况下，他们的研究也很难进入历史学者的学术视野。所以今后中共党史研究要得到历史学的学科承认，也还有个重新确定自己学科认同的问题。杨奎松教授曾呼吁改变中共党史的学科分类，使之真正成为历史研究的一部分，是很有见地的。

民国史的断裂与延续

民国史的研究以往主要着眼于推翻帝制、创建民国的重要性，强调与皇权制度的断裂，但近年来对民国时期前后的延续性问题，学界开始有更多的思考。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的杨念群从正统性与合法性的角度强调民国与清朝之间的延续性。他认为，民国时期在建立民族国家的过程中从帝制时期汲取了许多资源。比如“大一统”的观念，对民国沿袭清朝多民族疆域有重要意义，使其国家体制表现为一个特殊的混合体:对内是一个多民族共同体，对外则是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又比如政教关系，传统的科举制使道德教化和政治结合成一体，结合成中国特有的政教系统和国家治理技术，未入仕的士绅在地方社会通过教化，使政治成为一种道德行为，弥补正式行政系统的不足，而民国时期的教育改革改变了这种政教一体的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民国的合法性危机。因此，他指出，在研究中华民国历史的时候，不仅要注意断裂和建设新的国家制度这一面，还应该更多把眼光放在与前清内在传统的无形、微妙的联系上，把清朝和民国国家治理的方式结合起来，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

北京大学历史系的王奇生也同意这种强调历史延续性的观点。他指出，虽然政治史强调“民国史”的范畴，思想史家却常把晚清民国看成是一个整体来讨论，社会史学者也往往在研究中混用明清与民国的史料，因为在他们看来两个时期并没有结构性变化。这使他反思现在以“问题”为核心的史学研究可能过于强调研究对象的时间边界，忽视了历史发展本身的延续性。因此，他也主张不要割裂晚清史和民国史，尤其是近现代史的学生们不应该囿于学科分际，不修明清史的课。他甚至认为，随着民国史研究的深入，“民国史”的概念应该淡化，甚至消失，民国38年的独立性在更大的时间尺度上可能并不存在，尤其是当我们的研究视野从政权更替转移到其他领域中去的时候。

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的叶文心归纳了历史中承续的几种表现形式。一是功能性的承续，有些机制在功能上有必要存在，比如知识和权力要以合理的方式结合以维系某种社会结构的稳定性，如果旧机制断裂(比如科举制的取消)，就会有人努力把它重构，以保持这种功能的有效运作。二是路径依赖的承续，但这可能是不值得或者不必要的承续，比如军阀割据的时候以“民主”的旗号，行封建之实。三是国家的延续性，国家作为一种权力场域的稳定性，可能超过了群众运动在一时之间能释放出来的变革动力。桑兵补充，还有一种是人员的承续，北洋用晚清的官员、国民政府时期用北洋的官员，都会带来隐性的承续。

四川大学历史系的罗志田则强调民国时期激烈变化的一面。他指出，在近代中国，往往是社会精英在主导并鼓吹激烈变革，使得过去认为几千年不变的常态，忽然变成了严重的“问题”，比如家庭问题、农村问题。他进一步提出在“建国”问题上的断裂。在辛亥革命中，成功达成的是“驱逐鞑虏”的民族主义口号，但民国肇兴后，面临的却是前所未有的“共和”问题，民族问题淡出，建国问题凸显，重新界定和确立“国”与“民”的关系成为关键。罗志田还指出，很多近代出现的新现象和新事物，除一些被制度固化外，更多在不知不觉中渐为研究者所“熟悉化”，即变态被看作常态，反而遮蔽了不少问题。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的杨奎松是研究民国时期中共革命史的专家，他更多地观察到1949年的断裂，许多民国时期已经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制度，在1949年建国后就断裂了，比如在法律领域。对一些社会史基本问题的认识，在1949年前后也有明显的断裂，比如1940年代后期和1950年代的山东农村调查，对于地主和农民之间关系的认识是有差异的，1950年代的调查较前出现了大量阶级分化和压迫的内容，这种变化到底是因为调查者的缘故还是因为当时社会的变化?需要更多更细致的微观研究去反映各个地方具体的变化脉络，在空间多元性的基础上，整合出社会变迁的总体大势，否则就容易受概念化思维的影响，对社会现实的理解过于狭隘、固化和片面。叶文心在讨论中也强调1949年的重要性，她认为现在我们研究民国史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思考1949年是如何发生的，以及1949年在整个20世纪中国的历史脉络中到底有何种意义。

民国史的关键词:革命

摘要：坚定文化自信，必须坚定教育自信。坚定教育自信，需要教育科学自信，教育科学自信离不开教育史学科自信，教育史学科自信不仅是教育科学自信的主要组成部分，而且是教育自信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文化自信的重要组成部分。学科自信是指学科研究者、学习者、应用者对所从事的学科之价值、地位、前景有着一种充分的信任，并保持有在这个学科领域学习、研究、工作能够有所作为的信心，能够取得成功的心理状态。学科自信是学科发展的重要心理条件，是学科发展的重要精神力量，是学科人应具有的可贵精神品质。当下，教育科学的发展尤其是教育史学科的发展迫切需要学科自信的支撑。试想如果教育史学科缺乏学科自信，从事教育史学科研究、教学、学习的学者、教师、学生对教育史学科的价值滋生怀疑，对教育史学科的前景心生暗淡，教育史学科的建设发展将是难以想象的。因此，要在坚持学科自信中、提振教育史学科信心中不断推进教育史学科的建设和发展。

关键词：学科自信；教育史学科自信；教育史学科建设

引言：

从文化自信与教育自信关系说起2016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指出：“全党要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有了‘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的勇气，我们就能毫无畏惧面对一切困难和挑战，就能坚定不移开辟新天地、创造新奇迹。”他特别强调“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2017年10月18日在党的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报告中进一步指出：“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些重要论述不仅指明了自信的巨大力量，而且把文化自信提到了极为重要的地位，彰显了当前坚定文化自信的重大意义。就文化自信与教育自信的关系而言，坚定文化自信、推动文化发展，迫切需要教育自信。坚定文化自信必然要求坚定教育自信；教育自信是文化自信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自信需要教育自信的支撑，通过教育自信才能推进文化自信，任何对中国教育的不自信，都会损害对中国文化的自信。文化自信与教育自信的这种关系是由文化与教育的关系决定的。因此，推进文化自信，必须推进教育自信，坚定文化自信，必须坚定教育自信。坚定教育自信需要教育科学自信，教育科学自信是教育自信的组成部分，提升教育科学自信，才能有效推进教育自信。教育科学自信离不开教育史学科自信，教育史学科自信不仅是教育科学自信的主要组成部分，而且是教育自信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文化自信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民族优秀的教育传统本身就是优秀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优秀的教育传统是中国文化自信的重要基础之一。坚定文化自信，需要坚持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的教育传统，这就需要教育史尤其是中国教育史学科发挥记述、研究、展示、宣传中华优秀教育传统的作用。

一、教育史学科建设必须有学科自信

自信是作为主体的人相信自己的思想、道德、能力、水平的一种积极心理状态。自信具有重要价值，自信是提高思想道德水平，取得学习、修养、工作成功的有利心理条件；是争取事业成功的精神力量。缺乏自信心是学习、工作成功的心理障碍。学科自信是指学科研究者、学科学习者、学科参与者对所从事的学科之价值、作用、意义、地位、前景有着一种充分的信任，并保持有在这个学科领域学习、研究、工作能够有所作为的信心，能够取得成功的心理状态。学科自信对于学科发展意义重大，学科自信是学科发展的重要心理条件，是学科发展的重要精神力量，是学科人应具有的可贵精神品质。由此我们认定教育科学自信是指教育科学研究者、学习者、应用者对教育科学的价值、作用、意义、地位、前景有着一种充分的信任，并保持有在教育科学领域学习、研究、工作能够有所作为的信心，能够取得成功的积极心理状态。教育科学自信是教育科学发展的重要心理条件，是教育科学发展的重要精神力量，是教育科学工作者应具有的可贵精神品质。我们相信21世纪是重视知识、重视智慧、重视能力、重视创造的世纪，因而必然是重视人的潜能开发、重视人的智力开发、重视人的教育与发展的世纪，而与这些密切相连系的教育科学将成为科学研究的热点，走向科学研究的中心。同理，我们认定的教育史学科自信是指教育史学科研究者、学习者、应用者对教育史学科的价值、作用、意义、地位、前景有着一种充分的信任，并保持有在教育史学科领域学习、研究、工作能够有所作为的信心，能够取得成功的积极心理状态。教育史学科自信主要包含和体现在学者自信、学生自信、学术自信三个方面。所谓学者自信是指教育史学者对所从事的学科所具有的自信心，即对学科价值、作用、意义、地位、前景的信任与信心；所谓学生自信是指从事教育史学科学习的学生对所学学科的价值、作用、意义、地位、前景所具有的信任与信心；所谓学术自信是指从事教育史学科研究的学者、包括学生和应用者对学科所处的的学术地位、学术水平、学术成果、学术能力、学术品质、学术风气、学术领军人物充满信任、拥有信心。教育史学科自信是教育史学科发展的重要心理条件，是教育史学科发展的重要精神力量，是教育史学科工作者应具有的可贵精神品质。当下，教育科学的发展尤其是教育史学科的发展迫切需要学科自信的支撑。教育史学科缺乏学科自信，从事教育史学科研究、教学的学者、教师，从事教育史学科学习的学生对教育史学科的价值滋生怀疑，对教育史学科的前景心生暗淡，教育史学科的建设发展状况将是难以想象的。

二、教育史学科建设应当有学科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