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教育范例

摘要：艺术教育作为一种培养人感知美、鉴赏美、创造美的能力的审美教育，其目的是促进人的身心得到全面和谐发展，艺术教育在培养优秀人格以及素养的功能是其他学科所无法替代的。研究民族教育现代化应该要认识到艺术教育在传承和发展民族传统文化及促进社会多元一体和谐发展中的重要性，要转变思想观念，加大资金投入和政策支持，建立一支高质量的复合型艺术教育人才队伍，使民族地区的艺术教育事业在现代化进程中得到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艺术教育；民族教育现代化；重要性

何谓现代化？在林耀华先生的《民族学通论》一书中解释为：现代化就是指发展中的社会为了得到与工业发达社会中的某些特点而经历的社会经济的变迁以及文化变迁等的过程中。具体可以将其理解为技术发展、农业发展、都市化以及工业化这四个过程所组成。[1]随着现代化的发生，社会文化各方面都随之发生变化，也就是整个社会文化的变迁。而艺术教育属于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影响，其也是必须得建立在一定的社会基础之上，如果经济的基础越好，那也就代表着人们受艺术教育的水平更高。这也就说明如果社会整体经济越强，那其文明化的进程也就会愈发的快，并且社会也会更加的和谐。

一核心定义

一是艺术教育。艺术教育主要就是指以美术、音乐等为艺术内容以及手段的审美教育活动，其还是没有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其主要的任务就是培养人们的创作能力、审美观念以及鉴赏能力。还有部分学者认为艺术教育有着狭义和广义之分，从狭义上来说，艺术教育主要就是指培养艺术方面的人才，而从广义上来说艺术教育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还有部分学者认为艺术教育是一种感染性、参与性以及实践性非常强的一种教育活动。[2]二是民族艺术教育，主要是指在民族教育的框架之下，利用本土民族艺术资源，在民族地区的学校中开设以我国少数民族现存的各类艺术形式为主体的学习内容，运用文化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采用优秀民族民间传统艺术资源作为教学内容及教学手段，以培养学生民族艺术能力和民族艺术境界为目的的一种教育活动。

二艺术教育在民族教育现代化中作用

在中国近百年来的现代化进程中，在发展都市化的过程中我们是以牺牲乡村作为前提的，是乡村的加速度崩溃，促成了城市化的发展。我国的少数民族多处于乡村，在现代化进程中，物质发展得到了长足的进步，但道德开始混乱，价值观趋于模糊，因此急需修复乡村的价值，修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也即是在修复我们的传统文化，艺术教育在这个过程中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

本文作者：刘涛 单位：内蒙古师范大学经济学院

科学制定发展规划、教学大纲和计划

高校公共环境教育是指高等院校针对非环境专业学生开设的环境教育课程。我国从1995年开始，要求高校非环境专业开设环保公共选修课或必修课，作为非环境专业学生的素质教育组成部分。但高校对公共环境教育课程普遍不够重视，在公共基础课的教学中很少安排对非环境专业学生的生态环境教育课程。据统计，21世纪初，我国高校中仅有10%左右的院校在非环境专业中开设了环境科学方面的课程,而其中民族地区的高校更少。目前，虽然绝大多数高校认识到开设公共环境教育课的必要性，并且75%以上的院校初步开设了必修或选修课程，但由于各专业课学时紧张,特别是政治理论课学时比重较大,难以压缩,选修课实际开的并不多[3]。民族地区的高校环境教育更加薄弱。云南大学的一次抽样调查显示:通过学校开设的有关课程来获取生态环境保护知识的大学生仅占37.6%[4]。由于缺乏明确的发展规划，没有相应的教学大纲和教学计划，使得公共环境教育课程的开设缺乏规范性和约束力，随意性很大。

学校对公共环境教育的目标、内容、方法等也没有具体要求，缺乏相应的考核评价标准。因此，加强民族地区高校公共环境教育，首先要结合实际，制定科学的发展规划和详细的教学大纲和计划，确立指导思想、基本原则，确定发展目标、任务及具体手段措施，明确公共环境教育课程的性质、地位及特征，规定教学目标、内容、学时和学分等内容，使公共环境教育课程的开设规范化、科学化。具体公共环境教育课程的设置，要体现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交叉结合，要加强环境伦理学、环境法学、环境评价学、环境经济学、环境管理学、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等内容，要根据不同学科专业特点和需要开设不同层次不同性质的相关课程。第一层次为公共必修课与限选课，为所有非环境专业学生必须学习的课程。系统介绍环境生态问题、环境与发展战略以及环境治理等基本知识，培养学生的环境保护意识、环境保护的基本知识和科学发展观，使学生初步具有评估和处理有关可持续发展和环境问题的能力。第二层次为选修课，为部分非环境专业学生结合个人兴趣选择学习的课程。要结合特点，丰富多样，强化学科间联系渗透。第三层次为实践课，为理论课的必要补充。因为环境教育的实践性很强，没有一定的课外环保实践活动，就会使理论脱离实际，而这也是当前公共环境教育的薄弱环节。实践课教学的形式可以灵活多样。如在附近的自然保护区建立实践基地、组织野外考察、组织学生参观城市污水处理厂、人工湿地，开展环保社团活动等。

大力加强师资建设，设立公共环境教育教研室

师资缺乏是我国高校环境教育普遍存在的问题[5]，而民族地区由于环境教育发展滞后，表现尤甚，这成为制约高校公共环境教育发展的瓶颈之一。因此，必须大力加强师资队伍建设，配备一定数量的优秀专职教师。可以设立专门的公共环境教育教研室，由教研室统一负责学校的公共环境教育课程教学。以教研室为核心，吸引环境和其他专业的优秀教师到公共环境教育的教学、管理一线。要制定实施培训计划，采取多种方式，使教师得到有效培训，如参加进修班、学术研讨会，到发达地区做访问学者，出国进修、学习，提高公共环境教育教师的专业水平和施教能力。其中，对环境专业的教师着重于进行教育理论、实践的培训，对从其他专业抽调来的任课教师着重于进行系统的环境理论、实践的培训。

挖掘民族传统生态文化，加强学科渗透教育

本文作者：红卫 单位：格尔木市教育局教研室

格尔木市是一个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也是全国民族改革开放经济试验区之一。要使少数民族步入富裕、文明、幸福的先进行列,从根本上讲,取决于各民族自身的素质。开发和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在于大力发展民族教育,提高民族素质,培养各级各类少数民族人才。长期以来,由于地域、历史和社会的原因,格尔木市民族教育一直处于比较落后的状态,因此加快发展民族基础教育速度,提高民族教育的质量和水平,无疑是格尔木市各项事业发展的战略重点。

一、民族教育的特点

1.教育发展的不平衡性

受各种因素影响,民族地区的教育发展速度是不同的,有的地方大中专升学分数线较低,反映了民族地区的教学质量低。另一个表现是基础教育布局不合理,由于村落分散,交通不便,信息闭塞,学校分散,出现了“两少三多”的现象,即生源少、在校生数量少,年级多、语种多、课头多。

2.教育任务的艰巨性

人才匮乏是民族地区致富的最大障碍,教育落后是人才匮乏的重要原因,振兴民族经济的希望在于发展教育。然而,建国以来的民族教育发展历程告诉我们,人们的美好期望实现起来并不一帆风顺,教育过程的艰巨性构成了民族教育的又一大难点。

作者：刘红雨 艾小平 单位：喀什师范学院 华中师范大学

第三次全国民族教育会议指出,要尊重民族特点,民族教育的内容应采取适合与各民族人民发展和进步的形式;民族文字教材要反映地区特点和文化传统;在办学形式上,要采取多种形式。[4]边疆地区大都是少数民族聚居地，有自己的文化，学生大部分时间学习的课程，隐含的文化与学生生活文化相差很远，课程中灵活穿插民族优秀文化，发展特色的民族教育。教育对象的特殊性。教师在教学中必须以充分了解少数民族学生独特的文化-心理结构,认识少数民族学生的身心发展规律。[3]边疆民族的教育对象有民族性、地域性、教育根基低、学习氛围差，教育资源短缺等等，都是在教育过程中不能忽视的因素。此类地区主要聚居着少数民族同胞，甚至是多民族聚居，有各自的语言、文字，孩子一出生接触的便是本民族文化，在接受基础教育之前已经形成特有的民族性格、心理、情感、价值观的雏形；新基础课程改革纲要中明确提出“统整学生的生活世界和科学世界,增强课程的生活化”，明确边疆民族地区教育对象的特殊性，给他们提供“生活化”的教育。

教育评价的单一性。教育目的是规范课程目标的重要因素,学校性质、教学内容的不同影响,需要教育评价的“多元性”。[3]虽然国家目前大力推广“素质教育'，教育评价的单一性特别是体现在“分数论高低”，边疆民族基础教育评价也不例外。边疆地区教育氛围的落后、教育对象的特殊性、地区文化的多元性、教育资源的落后等要求教育评价功能的多元性。内地使用的评价量表、评价工具等，在边疆民族地区由于教育对象的差异而失去原本功能。比如双语教育中，“汉语能力”意在考察学生听说读写，是评价学生的重要标准；而忽视了民族语言的学习，是教育教学的误区。[5]由于边疆民族地区基础教育起步较晚，教育水平较为落后，以往研究边疆民族地区基础教育的学者大都从社会学视角出发，重在外在因素的影响，没有深刻分析阻碍其发展的深层次原因。

边疆少数民族基础教育落后的深层次原因

（一）教师工作任务繁重，师资力量薄弱。边疆民族地区事关国家政治稳定大局，教师不仅仅要完成指定教学任务，节假日还要求教师轮流值班维护地区稳定。民族成分复杂、经济社会条件相对落后、语言、生活习惯等障碍，都是难以吸引高学历、素质高的教师到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从事教育事业的原因。如贵州每年考上省外高校的近万人，但毕业返回人数不到30%，而有成就的在职在校教师特别是高等院校教师,却往往因得不到重视而向外流动。[4]此类地区培养的“高素质”人才，水平大都低于内地师范学校。国家在此地区推行的“双语教育”，教师质量和数量远远不能满足需求，精通民族文化、主体文化和现代文化的综合型教师则更为稀少。

（二）教师“民汉教学语言”转化艰难。掌握双语成为边疆民族地区教师基本能力的一种代表，在发展“双语”教育的潮流中，国家培养了一批“民汉兼通”的边疆民族教师，但是他们的汉语水平并不高。教师长期生活在此，大都习惯了使用本民族语言，形成了独有的思维模式。由“民语”向“汉语”的转化艰难，少数民族教师在“双语”教学过程中，“教学语言”的精确性转换能力不是一朝一夕获得的。要求“双语”教师本人要做到“真正”意义上的理解，生活环境、文化氛围的不同，民族教师掌握了很多汉语的应用，也难做到精确理解。特别是在理科教学中，国家要求必须用“汉语”授课，解释复杂概念可用民族语言来辅助。为应对“双语”转化，出版了针对双语教师的民族语言教案，但教师“民汉教学语言”的精确转化一直困扰着边疆民族教育。

（三）教学评价、教学内容、教师培训的不足。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虽然在地理位置上和内地相距甚远，也深受“应试”教育的影响，基础教育虽处于浓郁的民族文化氛围中，但教学评价以“汉文化”的国家课程的考核分数为主。在教学内容上，只关注“国家课程”要求的课程内容，而忽视了本地区独有特色的“多元文化”资源。在教学过程中，教师由于专业化发展水平较低，较为被动，不能恰当的融合身边的特色文化，造成了基础教育和现实相“脱节”；加上远离内地，“心理封闭”难免影响到教师。教师到内地培训的机会少，难吸收先进的教育理念，接受新鲜事物的能力比较弱。教师教育方式落后，教学内容年复一年的重复，教学资源闲置，自主性学习意识差，创新意识薄弱，加重了民族教育的落后。

宗教与民族教育的关系是西南边疆跨境民族教育发展中一直在探寻同时又尚未解决的问题。中国西南边疆跨境民族复杂多样的宗教信仰及由此产生的多元民族性格，使民族教育和宗教始终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在云南的25个少数民族中，有15个是跨境民族，占全省少数民族总人口的78.6%。[1]在这些跨境民族中，傈僳族、怒族、独龙族、景颇族、拉祜族以及部分地区的佤族、哈尼族、苗族受基督教影响较大；傣族、布朗族、德昂族全民信仰南传上座部佛教；彝族、瑶族、布依族、壮族信仰本民族传统宗教。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各种宗教形成了各自传统的势力，分别影响着千百万信教群众的生活。在全民信教的跨境民族地区，教育与宗教分离的原则并不是一两句话可以简单说清楚的。本文主要以信仰南传上座部佛教的傣族为例来分析探讨宗教背景下的民族教育发展策略。   一、引导宗教力量，形成傣族教育发展氛围   傣族全民信仰南传上座部佛教的历史渊源及民俗积淀，已经融入傣族的民族精神中，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佛寺教育，是傣族占统治地位的教育形式，寺院是傣族文化传承的重要场所，在傣族历史上曾经出现“舍寺院外无学校，舍宗教外无教育，舍僧侣外无教师”的局面。傣族地区寺庙众多，僧尼占总人口比例较大。例如，西双版纳州现有南传上座部佛教信众30余万人，佛寺586所（景洪市203所、勐海县281所、勐腊县102所），僧人4538人，其中祜巴16人、比丘（都）923人、沙弥（帕）3599人，在校僧人2250名。[2]德宏州南传上座部佛教信众有40余万人，佛寺607所（芒市市204所、瑞丽市115所、畹町10所、陇川县127所、盈江县125所、梁河县26所），僧人306人，其中比丘（尼）151人、其它155人。[3]佛寺教育是傣族原始教育向学校教育发展的第一块里程碑，它为该民族培养了一大批人才，不仅在宗教领域，而且在天文、历法、历史、地理、医药、卫生、文学、艺术、建筑、雕刻等领域都做出了创造性的贡献，对积累、丰富和传承傣族文化起了积极作用。到新中国成立时，佛寺教育仍是傣族教育的主要形式，出家当和尚是学习和掌握知识的必要途径，宗教教育与世俗教育没有完全分离，这一传统教育形式今天还影响着傣族的民族教育。据西双版纳州教育事业统计，截止2010年，全州小学178所，初中42所（含10所九年一贯制学校）。由于南传上座部佛教的长期浸润，傣族群众很舍得花钱修建寺庙，把它当作村寨的形象工程。因此相较村寨佛寺的金碧辉煌，学校相形见拙，不仅数量有限，而且建筑质量、档次也难以相比。傣族现在仍把佛寺教育作为传播本民族文化、教给本民族成员社会规范、使之社会化的重要手段。在传统上，傣族的男童一般7-9岁都要进佛寺学习，时间从几个月到几十年甚至一辈子不等，因人而异，没有硬性规定，大部分为三年。虽然现在傣族佛寺里的小和尚呈每年减少的态势，但因为这个年龄也正是他们应该接受国家法定义务教育的年龄，因此，对当地普及义务教育仍然造成冲击。   调动宗教人士的积极性，协调好宗教与教育的关系，对傣族地区教育健康发展至关重要。宗教生活已经成为傣族群众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浓厚的宗教情感及虔诚的宗教信仰，使宗教领袖和上层人士在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只要以诚相待，尊重他们，使他们认识到现代学校教育的发展与否是关系到傣族繁荣兴旺的大事情，他们就会为民族教育出谋划策，竭尽心力。通过他们的影响，可以提高群众对学校教育的认识，较快转变传统观念。同时，还可聘请一部分文化水平较高、具有专门知识技能的宗教界人士当客座教师或学校名誉校长，开设讲座等，既有利于协调民族教育与宗教的关系，又可解决民族地区师资不足的困难，增强合力效应，使民族教育办出特色，满足傣族地区各个层次的教育需求，真正成为傣族人民欢迎的教育。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傣族地区宗教对教育的影响将长期存在，我们要深入研究宗教，引导宗教界人士认识到致力于民族教育的发展是最大的功德，宗教界在兴学办教育方面也应有所作为；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流文化相适应，使宗教界理解和支持国家的教育方针和政策，号召和动员信教群众送子女接受国家规定的义务教育，支持教育事业的发展。   二、借鉴宗教教育，增强傣族教育发展实效   南传上座部佛教传入傣族地区后，由于获得土司政权的支持，几乎每个村寨都有一座佛寺。此后，佛寺既成了傣族宗教活动的场所，也成了傣族文化教育的学校。佛寺教育起着两方面的作用，一是培养佛教信徒，使信众接受佛教伦理道德和行为规范教育；二是开展文化教育，使男孩入寺学习傣文、历史、文学、算术、历法天文等文化知识。   从傣族民族教育史的纵向发展看，佛寺教育客观上起到了扫盲作用，在傣族的文化繁荣及培养本民族人才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但佛教凭借它来延续生命，又有取代科学文化知识教育的消极作用，束缚了民族文化的发展。因此对傣族宗教教育，既要看到它的保守性，也要看到它存在的合理性及其对民族教育的借鉴意义，寻找宗教与民族教育的结合点，发挥其积极作用。佛寺教育的许多方面是傣族地区学校教育应当借鉴和学习的。   佛寺教育不仅是傣族群众获取知识的重要场所，还是培养傣族民族人才的重要方式。傣族知识分子几乎都是由寺庙里培养出来的。编著民族历史者，民族文化作品的创造者，编写经文者，知晓天文地理者，行医治病者以及歌手艺人等，绝大多数是僧侣或出家还俗者。由此看来，佛寺教育实质就是傣族民族教育，它对傣族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有着不可低估的历史作用。   佛教宣扬“行善积德”、“劝人为善”，以各种仪式和生活规则要求教徒积善行，做善事，其对人的“德化”和“教化”作用不可低估。佛寺教育联系实际把寺庙教育和个人修行教育、宗教说教和个人宗教生活实践相结合，把宗教规范和个人日常生活中的伦理道德实践相结合，校正人们的道德伦理倾向，加深宗教感情，一步一步诱导人们走向虔诚。[4]在此过程中，佛寺教育以宗教的特殊力量训化傣族民众的心灵，改善他们的道德状况，客观上起到了修补道德残缺，升华人性中“善”的因素的特殊作用。#p#分页标题#e#   鼓励和支持南传上座部佛寺教育发扬爱国爱族爱教、团结进步、服务社会的优良传统，在政治上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如发挥佛寺教育中的育人因素，做好和尚学生的培养教育；继承佛寺教育中强调人的修性养成，知书达礼，文明礼貌及养成教育等好的内容；佛寺教育中和尚学习的贝叶经，涉及宗教、历史、哲学、政治、经济、天文、历法等等，包罗万象，囊括傣族传统文化方方面面的内容，是傣族和尚生学校文化学习的重要补充。   在现代教育作为民族教育的主流面前，遵循党的民族、宗教政策，为适应民族内部的一定需要，宗教教育有其存在的文化土壤，而且这种教育将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做出调适；另一方面，在有着浓厚宗教信仰的民族地区推行普通学校教育时，不能对其宗教文化背景视而不见，而应该认真加以文化上与民族学上的分析，使这种教育尽可能为青少年提供有吸引力的、可供选择的人生发展途径。   三、融合宗教文化，突出民族教育发展特色   佛教本身包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其他文化形式交织在一起，形成更广义的“佛教文化”。当今世界是一个多元文化时代，各个国家都十分尊重并极力保存、弘扬各民族本土文化，在教育领域中也呈现出一种“多元文化教育热”。多元文化教育要求在教育中尊重各种不同文化的特点，使各种不同的文化以平等为原则在教育机构中相互交融，这对于促进各民族的团结交流及其相互理解、相互尊重具有重要意义。尊重少数民族文化，保护好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不仅是对中华民族的一大贡献，也是对整个人类的一大贡献。发展民族教育应从民族文化具体情况出发，不能搞“一刀切”、“大一统”。   南传上座部佛教传入云南傣族地区后，便逐步取代了傣族原先信奉的天神、地神、勐神、寨神和各种鬼神的原始宗教。特别是云南土司制度建立后，宗教与土司制度紧密结合，南传上座部佛教受到傣族土司的扶持，获得了发展，因而对傣族地区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丰富多彩的宗教文化不仅对当地人民有极强的影响力，还保持了傣族共同体的稳定性，使历史传统、文化背景、社会心理、社会特点、生活习俗都与汉族地区有较大差异，具有典型的傣族地区特点。   由于教育基础薄弱、教学模式单一等原因，再加之傣族地区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使得物产丰盈，人民生活非常富足，傣族地区群众接受教育的平均年限较短，许多人还没有完全具备较快吸收新事物、迅速适应新环境的文化积淀，社会上还存在着习惯势力占主流的浓厚宗教氛围，观念更新、思想转化比较缓慢。傣族比较看重本民族的宗教和文化传统，缺乏竞争意识，易于满足现状，小富即安、知足常乐的思想深入人心。   傣族群众把宗教视为自己生命的一部分，宗教活动频繁，攀比现象严重，学生请假理所应当，学校正常的教学和管理秩序受到冲击。再加上越来越多的寺庙被作为旅游景点开发，香火越来越旺，傣民宁愿把孩子送入寺庙而不愿送到学校，儿童进入寺庙的年龄成低龄化趋势，一些青少年弃学念经，对他们而言，做了和尚就意味着不仅受到村民的崇敬，而且有了更多的娱乐机会，比纯粹的学生有了更多的自由，没有压力，没有作业，无忧无虑，严重影响了中小学教育的普及。宗教文化环境氛围并不能决定教育，它们之间是相互作用的交融与矛盾关系。通过教育使民族文化中的陈规陋习得以破除，优良的传统得以继承和发扬，民族素质得以普遍提高。发挥教育整合功能，融和民族文化，促进民族文化更新。这既是民族教育发展的动因，也是民族教育发展的条件。   当然，在浓厚的宗教氛围中，学校不可能成为一片“净土”，所以傣族地区的教育也必须打破其与全国一刀切的局面，面向社会实际，协调与文化氛围的关系，从小教育观走向大教育观，充分利用宗教文化中的精华，发展民族特色教育，培养出具有民族特色的人才。这就必须密切学校与社会的联系，使教育更加切合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更加切合傣族民众的需要，更加具有地方特色。   使傣族教育走向社会，走向实践，一方面，教育要发挥其交流整合不同类型文化的作用，增强各种文化的包容能力，要充分发挥自身的影响力和文化辐射作用，使教育深入社区生活和社会活动领域，对傣族人民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产生健康的影响，为民族文化更新发挥应尽的作用。另一方面，学校应从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遗产中做出正确的选择，分清主次轻重，使教育内容不是一种简单的文化堆积，而是滋生新的精神佳品，加强傣族文化的传播与熏陶，反映傣族文化风貌。多方位、多渠道地传授民族历史、文学与民俗风情，让学生辨别宗教文化中的精华与糟粕，了解自己民族的起源、形成和发展过程。在校内还要营造民族文化氛围浓厚的文化环境，扶持各种形式的校园文化活动，让健康向上、充满活力、富于创新、富有民族特色的文化风尚占领校园，比如，傣族是能歌善舞的民族，学校可以抓住这种文化优势，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民族文化节，融教育性、知识性、艺术性和技能性于一体，发挥环境育人、气氛育人的功能，使学生充分感受传统文化氛围积极因素的影响，使教育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   文化的更新是民族地区现代化建设中最艰巨的任务，因为它的对象是积累几千年之久的传统，傣族亦如此，他们的宗教传统已经渗透在人的社会生活、思想意识和行为方式中，其中无论是积极的方面，还是消极的方面，几乎都达到了根深蒂固的程度。这种渗透，是对人的一种无形的教育，这种形式的教育对道德教育中的行为规范、习惯养成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这种教育是在潜移默化中进行的，特别容易在普通群众中传播。[5]因此，要改变传统文化中消极、保守、落后的一面，就必须通过教育的各种方式和途径，改变人们固有的观念，树立现代化社会需要的新观念、新意识、新的行为方式，使傣民的教育方式、生活方式达到科学、文明、健康的水平。   宪法和教育法都明确规定了教育与宗教分离的原则，民族教育发展必须坚持这一原则，在宗教氛围浓厚的民族地区发展教育，必须协调好教育与宗教的关系，要从积极方面去理解宗教的社会功能。例如政治的整合功能，心理的调适功能，道德的教化功能，社会的公益功能，文化的推动功能等。否则，民族教育改革发展很难取得实效。因此，当地党委和政府要加强佛寺教育的管理，并引导佛寺教育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使其更好地推动傣族社会文化进步。#p#分页标题#e#   四、提高僧侣素质，创新佛教人才培养模式   目前傣族地区的僧侣文化素质偏低，导致一些群众盲目推崇境外僧侣，尤其是与缅甸、老挝接壤的一些边境村寨，擅自请境外的僧侣到佛寺当住持。对此，傣族主要集聚地的西双版纳州、德宏州各州县民宗局应加强管理，对有寺无僧和境外僧侣来境内住持佛寺的教育和宗教活动情况进行调查研究，并采取有力措施，加大对佛寺里的僧侣，如佛爷(长老)、和尚等教职人员的培训，对他们进行宗教知识、民族文化和科学知识的教育，让他们能够正确认识世界、宗教、民族和文化。对长期滞留境外的僧侣进行劝返工作，参加境内培训提高宗教、民族、文化素质，坚持自主办教。必须提高僧侣素质，适应佛寺教育发展水平，消除对民族教育的消极影响。   此外，还要创新佛教人才培养模式，发挥佛学院培养佛教人才的主渠道作用，提倡与国民教育学校联合办学。如云南佛学院西双版纳分院与国民教育学校联合办学比较成功。为了提高佛学院学僧的汉语文化水平，把佛学院学僧培养成全面发展的僧才，云南佛学院西双版纳分院于2005年3月开始与西双版纳职业技术学院联合举办“傣汉双语”中专班，由西双版纳职业技术学院的老师教授汉语课程，课程完全按照国民教育学校中专类的内容进行教学，佛学院的僧侣教师教授傣文和佛学，毕业后由职业技术学院颁发国家承认的中专学历。优秀毕业生再选送到云南、广东、上海等省内外佛学院和泰国、斯里兰卡等国外佛学院继续深造。这样，佛寺教育逐渐走向了健康发展，与国民教育学校联合办学也是民族教育的一种创新，更好地解决了一直困扰大家的傣族地区和尚生受教育的问题，提高了僧侣的素质。

作者：谷亚华 单位：山西大学商务学院

本文是通过查阅民族志、发放调查问卷、访问访谈的方法来收集材料，并从经济学、哲学、教育学和民族学等多个角度来分析问题，撰写而成。

一、大田村的经济文化与教育概况

大田村位于云南省广南县者太乡北部，距者太乡政府8.00公里，距县城90公里，到乡政府的道路为土路，去县城的道路更是崎岖不平，交通极为不便。大田村由29个村民小组组成。现有农户1310户，乡村人口为5788人，以壮、苗族为主(是壮、苗族、瑶族混居地)。全村土地面积100.06平方公里，属于高原地区，海拔1,100米，年平均气温20.60℃，年降水量1,260毫米，适合种植茶叶、油桐、野生菌等农作物。全村荒山荒地118120亩，林地25960亩，耕地面积5433亩，人均耕地0.95亩，主要种植玉米、水稻等作物。由于耕地崎岖不平和土质坚硬，大部分耕地只能是刀耕火种。2011年全村经济总收入1210万元，农民人均毛收入2090元，纯收入只有1231元。其中：种植业收入523万元，占总收入的43％；畜牧业收入190.1万元，占总收入的15.7％；林业收入101万元，占总收入的8％；外出务工的工资性收入188.3万元，占总收入的15.5％；其他收入占17.1%。种植业等为主。该村属于贫困村，农民收入主要以畜牧业、种植业为主。

由于该村经济发展落后，财政支持力度不强，教育也相对落后。该村建有小学12所，中学1所。校舍建筑面积2310.00平方米，拥有教师31人，其中中专以上学历的公办教师26人，民办代课教师3人。在校学生1142人，其中小学生880人，中学生259人。中学生只是总在校学生的29%。平均36个学生才有1位教师。全村建有文化活动室2个，图书馆0个，教学和文化设施简陋。校舍三分之一属于危房，配套设施严重欠缺。全村总人口中只有四分之一的人受过中学教育，受过中等技术教育的人仅有8人，考取大中专院校的只有3人。大田村地处偏远，属于高原地区，交通不便，文化事业和经济发展缓慢，农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有待提高。但就大田村的经济文化类型特点和优势来看，经济文化发展还是有较大潜力的。

大田村荒山野岭较多，可耕地偏少，土质不肥沃且坚硬。由于多是山地，可耕地耕种也不方便，不能使用机械化的耕种方法，甚至牛耕都困难，因此大多数农民都是用锄头铁锹等手工耕作种田，可谓刀耕火种的原始耕作。这种耕作方式不便统一施肥浇灌，因此农作物产量不高。但是自然资源丰富，一些荒山富产野生菌、灵芝等，且山地便于油桐、茶叶的生长，产量也较高。而且荒山便于牧羊、牛等，适合发展畜牧业。大面积荒山适合用于开垦植树造林，种植油桐树、茶叶，小部分用于放牧，然后利用畜牧和林业第一原料办一些油、茶叶、野生菌、牲畜毛皮等加工厂，大田村的民族经济发展将会迅速增长。

大田村是少数民族杂居地，民族文化氛围浓厚，主要民族有壮族、苗族和瑶族等。不同民族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和文化偏向，由于多年杂居，各种民族文化相互渗透和融合，所以又有一定的共同性，在一些文化风俗习惯上也有很大的相融性，互相接纳对方的文化风俗习惯。民族服装虽然保留着各自的特色，但审美习惯已有很多认同。并且这些民族大多心灵手巧，多才多艺，擅长编织、绘画、歌舞等文化艺术。根据本村村民的文化背景和特长，可以组织村民利用林业产品如树枝、树皮，畜牧业产品皮毛等编织一些花篮、器皿、家具、帽子、首饰等民族手工产品。还可以组织村民绘画一些民族画，搞一些剪纸等。如果他们能把经过加工后的农林、畜牧产品、手工民族文化产品销往各地及国外，换来的收入将比仅仅靠传统的农林牧业要大的多。因此大田村利用自身经济文化类型的特点和优势，做到大力发展优势林业、畜牧业以及民族文化手工业，再利用林业畜牧业原料进行深加工，大田村的经济定会有惊人的发展速度，大田村的村民物质文化生活也会随之有很大的改善和提高。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巩固女童受教育权的基础性地位和提高女童受教育的程度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有句话说：“教育了一个母亲，等于教育了一个家庭，甚至教育了整个民族。”多年致力于教育人类学领域的资深学者滕星教授主编的《多元文化社会的女童教育———中国少数民族女童教育导论》一书，于2009年由民族出版社出版。本书以诸多专家、学者在云南省澜沧县举办的师资培训讲座资料为雏形，经过设计、讨论、整理、撰写修改、校对审阅，最终得以定稿。该书系美国福特基金会、中央民族大学“985工程”中国民族基础教育研究中心的研究成果。在我国多元一体的文化背景之下，该书以全新的视角，运用不同的理论范式系统地阐释了女童教育，重点研究了中国少数民族女童教育。本书不仅在理论上有所创新，而且在实践上也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借鉴价值。其特点与价值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研究内容新颖，从多元文化背景的角度审视当代少数民族女童教育。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中国在各方面都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在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中同样成果斐然。然而，在取得进步的同时，一些新的问题也不断出现。其中，在我国少数民族贫困地区，普及义务教育仍然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而保障少数民族女童受教育权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本书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应运而生。   本书的整体结构、内容具有以下逻辑特点：从大到小，从粗到细，从整体到局部，从普遍到特殊。本书共十六章内容，第一章为“国内外少数民族女童教育研究历史与现状”，第二章为“少数民族女童教育与人类可持续发展”，第三章为“少数民族女童生存和教育环境分析”，第四章为“少数民族女童教育与政策法规”，第五章为“女童教育与机会均等”，第六章为“少数民族女童与多元文化教育”，第七章为“少数民族女童教育与双语教育”，第八章为“少数民族女童与学校教育”，第九章为“少数民族女童与低学业成就分析”，第十章为“少数民族女童与心理健康教育”，第十一章为“少数民族女童的生理、心理特征与教育”，第十二章为“少数民族女童体质与体育”，第十三章为“少数民族女童教育与教师性别意识”，第十四章为“少数民族女童与社区、家庭教育”，第十五章为“少数民族女童与职业技术教育”，第十六章为“少数民族女童教育与妇女扫盲教育”。   从整体上看，本书内容浑然一体，各章节间的结构关系“藕断丝连”，清晰的结构使得读者对于书中熟悉的或不感兴趣的章节，可直接跳过，直奔想要了解或者喜欢的章节内容。全书整体结构连成一体，各部分既有相对的独立性，可以各自独立成章。连而不乱、分而不散，这是本书结构体系的一大特点。   本书内容丰富，体系完整，详细而有逻辑。本书以多元文化理论的视角阐释女性教育、女童教育和少数民族女童教育，整体内容、结构思路清晰可见，连成一线。书中重点在于叙述、阐释现代社会中少数民族女童教育的现状及问题所在，如何发展少数民族女童教育并促进女童发展。由于我国文化背景的特殊性，即中华多元一体格局，这决定本书必须从不同视角来全面剖析和透视少数民族女童教育的方方面面，然后给出不同的参考性、指导性建议和策略，使不同地区、学校能根据具体情况进行调整、改善、实施。   在论述过程中，所有引用的材料和数据大多是第一手资料及实验项目里的材料数据。数据、资料不仅翔实可靠，而且具有推广性。这也是教育人类学的一大特点。由于教育人类学注重田野调查收集真实的第一手资料，所以书中引用的材料、数据都是经过实地调查得出的。例如在“低学业成就分析”中，就引用了“云南省拉祜女童教育问题”项目的一些资料。其中讲到，在少数民族边远落后山区，低学业小学毕业的学生，根本没有达到国家教育的标准要求，相差甚远；他们甚至不能清楚地读、写、算。这样升入初中的学生，基础太差，学不懂，很难坚持学习，这是我国少数民族地区辍学率高的原因之一，而不仅仅是我们通常所认为的经济因素。流入社会的这些学生不再学习，加上在学校里学到半懂不熟的知识也与他们的现实生活相差甚大，渐渐地他们又成了新一代的文盲，这是一个令人痛心和值得反思的现象。这是在我国普及九年义务教育过程中重视入学率、毕业率，而忽视教育质量所产生的严重问题。再如，在论述职业技术与女童教育中，引用了在甘肃省启动的“UNDP／401”项目。项目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成功地把职业技术教育镶嵌到基础教育当中，为发展少数民基础教育和提高教学质量，培养实用初级人才，符合当地需求与人民意向，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同时，这一成功经验具有很强的推广和借鉴作用。这些数据和资料都是从实验项目得来的第一手资料，真实可靠，令人信服。   第二，具有一定的理论深度，从教育学、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的理论视角探讨少数民族女童教育问题。   我国幅员辽阔，各民族在民族文化、风土人情、生活习惯等方面丰富多彩，差异性大，这决定了我国民族教育的复杂性和艰巨性。这些特殊因素，决定了我们必须区别对待少数民族教育。但是仅从教育学单一的学科理论去探讨少数民族教育显得力不从心。基于这一点，本书从教育学、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的理论视角探讨、系统总结和完善了少数民族女童教育理论。   本书根据内容需要，也使用不同的学科理论视角对少数民族女童教育进行阐释。例如在“第五章女童教育与机会均等”中，主要用到了社会学的学科理论，同时也结合了教育学的理论知识。不同学科理论的交叉论述使得阐释问题更加清晰明确。如在第九章“少数民族女童与低学业成就”和第十五章“少数民族女童与职业技术教育”中，主要是运用了人类学的多种理论知识，辅之以其他学科理论。在这两章中以人类学田野调查，获取第一手资料进行分析整理，并据此做出具体的参考性对策，进行理论建构，明显体现着应用人类学的学科特点。#p#分页标题#e#   第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运用教育人类学的田野研究方法研究少数民族女童教育。   本书的另一个特色是理论分析与实践指导始终紧密结合在一起，贯穿于每一章节之中。本书在每一章的论述中，从“理论—实践”进行指导，给实践应用提供科学的可操作性的建议。书中不论是在材料引用上，还是研究方法上，都体现了教育人类学的田野研究特点，以贴近当地少数民族的实际情况为基础。比如在“少数民族双语教育”与“职业技术教育”这两章中，我国和国外相比是有很大差异的。我国少数民族双语教育南北差异很大，不可一概而论，在对南北双语教育的指导上也是不一样的。北方少数民族聚居相对集中，民族语言适用性相对广泛，并且民族语言和文字同时存在具有相对长的历史时代。而南方少数民族是小聚居，大杂居，语言流动范围小，而且多数民族没有自己的民族文字。这在理论和实践指导上必须差别对待。同样，由于南北的经济文化类型不一样，把职业技术教育植入少数民族地区基础教育，教授技术内容也就不一样。在论述这些内容时都是理论中有实践，实践中又有学科理论指导。这些都得益于教育人类学的田野研究方法。同时，从这些方法中得来的资料和理论也指导了不同地区的民族教育实践。可以说，这不仅是一本普及少数民族女童教育的知识读本，也是一本少数民族女童教育实践的实用手册。   第四，在实践上有助于推动少数民族教育的发展，提高民族素质，促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   本书以教育人类学的整体性视角、田野调查资料为基础，结合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实际情况，努力探索、开发适合于我国少数民族教育发展的道路，尤其是处境最为不利的少数民族女童。她们的成长、成才、综合素质的提高，是我国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一个关键因素。少数民族女童是民族地区未来的发展希望，是祖国的未来，她们的受教育程度是影响我国未来少数民族地区人口素质不容忽视的一个因素。如果我国少数民族女童得到良好的教育，少数民族地区人口、社会发展将逐步走上健康良好的发展道路。反之，将继续沿着：“贫困———人口素质低下———贫困”这种怪圈恶性循环发展下去。书中对当前限制少数民族女童受教育的种种不利因素，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分析与阐释；女童教育关系着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未来可持续发展，也是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要考虑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本书还就如何改善少数民族女童接受良好教育的各种建议和策略作出了深入的分析和探讨。例如，在“女童教育机会均等”一章中着重强调少数民族女性要提高自主独立思想、要有担当意识；而在“女童生理、心理特征教育”一章中，提出要加强她们的自身健康意识，培养计划生育的思想；另外在“职业技术教育”这章中，强调要多开发适合女性特征的技术知识，如缝纫、刺绣、美容等。   在西部大开发的新形势下，少数民族迎来了良好的发展机遇。在这样的背景下，书中讨论了国家、各级政府主管部门、社会、民族地区如何有效利用各种资源发展少数民族女童教育，加快社会发展。如书中讲到的：要充分利用好社会上的爱心人士的捐助、基金会的援助、社会企业集团联合办学与支助以及学术项目人士的力量等，使各方力量做到各司其职，各尽所能。这本书不仅是专业人士的学习资料，也是各级政府部门、制定方针政策机关部门和社会各界人士良好的科普知识和参考书籍，兼具专业性与普适性。在指导我国少数民族女童教育实践中，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借鉴作用。

一、云南少数民族青少年思想方面存在的问题

比如，民族寄宿制中小学教育稳步发展、认真推进民族双语教育、推进民族地区中小学教师综合素质培训、教师对口支援工作硕果累累、民族团结及少数民族高层次教育得以加强、积极引进国内外资金扶持民族教育等。但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云南民族教育也存在着一些问题，特别是在边疆青少年思想教育方面。充分了解边疆地区少数民族青少年的思想状态，发掘其思想背后的原因，找到解决其思想问题的办法，有积极的社会意义。具体而言，云南少数民族青少年思想方面存在以下问题。首先，青少年道德素质低下，道德情感单薄。例如：在西双版纳勐腊县第二中学，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学校刚刚投入使用的新教学大楼，楼梯及走廊上的电灯开关就已经找不到完好无损的了，而刚放在楼梯口的不锈钢垃圾桶也在几天之内被学生踢扁，在墙上还随处可以看到脚印。除此之外，学生“出口成脏”现象明显。在西双版纳州关累中学也有相关例子，每次班级的宣传委员出好的黑板报，学生会还没有进行检查打分，就已经被班里的部分男女生破坏。教室里的桌椅被学生弄得遍体鳞伤，特别是椅子绝大部分都是坏的，就连老师的讲桌也会遭到破坏。天花板上挂着的电风扇没有几个是好的。每当教导主任来批评的时候，学生并不觉得羞耻，反而哈哈大笑。其次，没有尊长之心，我行我素。例如：昭通细沙中学一位初三的学生嫌父母啰嗦，在学校操场上和父母吵起来。一般来说，父母子女间小吵小闹难以避免，但他的言辞让人听了心寒。他这样说道：“你们现在可以管着我，等我长大了看我怎么收拾你们，你敢打我一下我一定会打死你们！”。在关累中学，一次老师去上课时，发现班里几名同学在课堂上打架，无论老师怎么劝说，怎么想办法把他们分开都没有用，最后班主任来了，他们才把自己的手从对方身上挪开。课后问其原因，他们直接用哈尼族语骂老师。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我们发现在该学校，课堂上打架的现象、课上还是课后对老师直呼其名、进出教室和教师办公室很随意等不文明现象屡见不鲜。第三，学生之间人情冷漠，缺乏信任。在2012年11月18日，关累中学初二的几名女生被校外的社会青年殴打，地点就位于女生宿舍的一楼，现场有很多同学在围观，旁边也有本班同学在晒衣服，从开始被打到结束，长达15分钟左右，在这期间里没有一个同学报告老师或者是报警，他们都在那里看热闹。在围观的同学中，有人是被打那几个同学中的同桌和好朋友，他们也仅仅只是旁观。直到后来老师通过监控录像才知道有这么一件大事发生。同学之间的这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心态普遍存在，值得深思。第四，铺张浪费，节俭意识弱。随着国家不断加强对教育事业的投入力度，目前大多数民族地区的中小学生每天都可以享受营养餐，一般都是一袋牛奶加面包或者一个鸡蛋，但相当一部分学生却不懂得珍惜，牛奶、面包和鸡蛋在他们眼里可称不上是食物，而是变成了打闹的工具。牛奶被他们用来相互泼洒，鸡蛋用来打架。当发完营养餐之后，校园里经常可以看到满地泼洒的牛奶和粘在地上或墙上的鸡蛋。有的学生连父母给的钱也在浪费，校园里随处可见喝了一半多就随手扔掉的饮料，或者拿着父母的血汗钱到处请客，到网吧玩等。第五，早恋、早婚现象严重。早恋这一现象对于青少年来说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但早婚却只局限于一些地方。对于云南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青少年来说，早婚现象正常不过。文山州广南县就存在大量这样的例子。一些少数民族青少年过早地结婚，甚至部分学生在学校不认真学习，辍学回家结婚。正直读书大好时机的年龄，他们却过早地担负起家庭的重任，小小年纪就为父为母。文山州是壮族、苗族之乡，因而广南县的学生大部分都是壮族和苗族，在初中这个阶段年龄一般都是13~16岁左右，根本没有达到法定的结婚年龄。其中较为严重的是有些初中女生是因为跟一些男生发生关系后怀孕而退学回家结婚的，还有一些没有读书的也有早婚现象。他们在15、16岁就结婚了，18岁就已经是孩子的爸妈了。虽然社会在不断发展，但这些地方的观念还比较落后，不只是父母，就连一些学生也认为女孩子迟早是要嫁人的，读书也是浪费钱，不如早点嫁人，还可以有个家，也可以为娘家赚点彩礼钱。第六，厌学、沉迷网络及校园暴力现象严重。在“知识改变命运”的社会大背景下，按理来说人们都应该知道学习的重要性，可事实并非如此。少数民族青少年辍学现象严重，有的地方是因为陈旧的“读书无用”观念。他们认为读书浪费钱，还不如趁早回家赚钱，到外地打工比读书划算。还有的地方是受环境的影响。在西双版纳，主要经济来源就是靠种植橡胶，而橡胶又是特别值钱，因此，一些学生家里很有钱，他们就不愿意读书了。在他们的观念里，无论读多少书也无济于事，即便是上大学回来以后也是种橡胶。特别是如今，大学扩招，随之而来的就是就业压力增大，许多大学生毕业了也很难找到像样的工作，“读书无用”的观念在他们心中更深了一层。他们不重视教育，我们姑且不说没来学校进行九年义务教育的青少年，就连待在学校里的学生有些也不是来学习的，部分学生长期沉溺于网络，特别是各种暴力的网络游戏之中。同时，由于学生纪律单薄，民族气息浓厚，校园里时有暴力发生。比如，云南边疆孟连一中爆发的校园暴力事件，其恶劣程度令人震惊。总之，民族地区青少年在思想上和其他地区青少年一样，道德意识淡薄、道德观念模糊、道德认知与道德行为脱节等诸多问题，但是这些问题背后则带有更多的民族特点。因而，我们必须挖掘出这些思想问题背后的真正原因来，才能做到对症下药。

二、云南少数民族青少年思想问题出现之根源

民族地区出现的问题只有结合民族实际来解决才能产生事半功倍的效果，但是在解决这些问题之前则必须要对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做一个详细而客观真实的调查，并对调查所得资料进行归纳整理，进而才能获得较为客观的结论来。具体就云南民族地区少数民族青少年思想问题之根源来说，主要可以从宏观的社会层面、中观的学校层面及微观的个人层面入手去分析。就宏观的社会层面来说，首先，社会转型期多元文化并存杂糅现象明显。改革开放以前，民族地区人们生活在一个相对封闭的世界里，外界对于他们的影响不大，因而他们还可以生活在传统民族文化编织的意义世界中，自得其乐，自我满足。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流动人口的涌现，民族地区的人们走出大山，外面世界的人进入大山，“一来一往”中民族地区这个封闭的世界变得开放了，各种思想都传入到民族地区和民族地区人们的脑中，再加上民族地区人们对外界思想的抵抗力和鉴别力低，这就直接导致民族地区出现多元文化并存杂糅的现象。而民族地区青少年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也就变得无所适从，这直接导致了其思想动荡，选择多样。其次，民族地区环境多样，差距明显。云南是个多民族地方，地域差异明显。比如，有深处乌蒙山贫穷落后的昭通，也有号称旅游“圣地”的丽江和香格里拉，还有靠橡胶致富的西双版纳等。民族地区青少年所处环境不同，所受影响也各异。昭通地区少数民族青少年出现思想问题的很大原因在于其所处环境恶劣，生存问题的解决还未完全解决，理想前途对于他们来说是如此的遥不可及；如果说昭通境内的一部分青少年还在为生存而犯愁，西双版纳州的一部分青少年则在面对着大自然带给他们的丰厚馈赠的时候变得不知所措，迷失了自我；地处滇南的文山州的苗族、壮族同学则还被传统的早婚习俗所束缚，不能自拔。因此，云南少数民族地区青少年面临着不同的环境，因而产生了不同的思想状态。再次，“读书无用论”像瘟疫一样在云南民族地区传播。就整个中国大地而言，新一轮的“读书无用论”正在兴起，引起这股思潮的原因多样。但就民族地区来说，其原因则更为复杂。对于大多数地处民族、边疆、贫穷的青少年来说，翻越大山的勇气刚建立，走出大山的无能无助又凸现出来。对于这些青少年来说，读书的意义被眼前的现实所掩盖，自甘堕落之心再现。就中观的学校层面来说，第一，学校经费投入不足，教学资源缺乏，教学设备落后。民族学校大多处于边疆山区一带，交通不便，经济发展滞后，地方财政很难为学校提供经济支撑。学校教学软硬件设施跟不上时代的步伐，校舍危房还没有完全改造。据统计，云南省有7个民族聚居的乡镇中学还有危房5.7万平方米，需要经费3000多万元，正在建设中的这7个民族聚居地的13个县的学校建设，需经费3580万元。正在扩建和新增建的150所寄宿制小学，基建和设备费约1.5亿元，这些资金现在都没有落实[2]。资金投入问题，具体表现为：其一是总体投入不足，按照要求，全省确定教育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全省不低于20%，地州市要高于20%，但一半地州教育支出比例在20%以下，全省教育支出比例仅达到16%~18%；其二是各级配套投入不足，省里加大了投入，县、乡两级在配套投入上也花了不少财力，但地州的配套投入落空；其三是教育投入浪费大，很多地区校舍规划、布局不合理，工程质量差，甚至校舍建设上贪大求全；其四是多渠道投入不足，除政府投资外，只有群众集资，其他投资渠道不顺畅。如此的教育投入现状，直接导致了民族地区教育上的滞后，民族地区青少年的思想教育难以落到实处，也就不以为奇了。第二，师资力量薄弱，教师队伍具有不稳定性。对于师资方面来说，首先是教师的素质普遍偏低。民族学校发展滞后和师资力量存在着一定的关系，一些教师的文凭比较低，对学生的教育方式方法存在着局限。有些地方还存在着大量的代课教师，在这些代课教师中，有的是任职多年的老教师，长期处于闭塞的环境之下，导致其价值观和思想的滞后，因而对学生的教育会有一定的影响。还有部分代课教师只是高中学历。高中毕业后，由于学习成绩差而无法上大学，当地政府就出低于其他教师的工资来聘请他们到学校担任教师。据统计，云南民族小学、民族中学、民族高中专的任课教师学历达标率分别为90.94%、89.04%、71.27%，比全国基础教育专任教师学历达标率分别低7.68、6.18、12.2个百分点。其次是教师的数量远远少于当地的需求。大多民族学校都处于落后的边疆山区，自然环境恶劣，经济发展落后，许多教师不愿到这些地区任职，即使在职的教师都是想通过各种考试远离这些偏远地区，因此学校缺乏教师。有的地方甚至是一师一校，整个学校的全部事物都由一名教师来承担。第三，民族地区学校教育理念亟待更新。民族地区教育资源的有限和教师队伍建设的滞后，最为直接的结果就是导致其教育理念的落后，再加上受民族地区学生素质状况参差不齐、当下的教育考评体制、民族地区社会及家长的需求等多方面原因的影响，使得民族地区很多学校上至领导，下至一般教师都认为让学生走出大山就是其教育的成功。在这种教育理念的影响下，“升学率是动力，尖子生是关键，后进生是累赘”、“重知识，轻能力；重科学，轻人文”的思想十分突出。总之，民族地区学校教育上的不足也是促使当地青少年出现各种思想问题的原因之一。就微观的个人层面来说，首先，一部分民族青少年思想意志薄弱，自卑心理严重。少数民族学生重体力、轻智力的现象比较明显，再加上深处边疆民族地区，传统语言的阻碍使得他们学习文化科学知识显得十分吃力，很多学生跟不上学习进度，学习成绩较差，学生自卑心理严重。其次，家庭原因导致个人思想问题突出。在我们的调查中，发现民族地区由于早婚现象严重，离婚率相对较高，单亲或者离异家庭的青少年受家庭环境影响重大。比如，据调查我们发现很多初中里面所谓的“男老大”或“女老大”都是这样家庭的孩子。因此，我们认为民族家庭原因导致民族青少年存在不同程度的家庭教育残缺，这就直接影响到了他们的身心发展。第三，民族习性浓厚。在短短的三个月实习期间，很多学生在实习地青少年身上发现了许多问题，但对于他们来说，印象最为深刻而又突出的问题就是民族地区民族青少年早婚现象，看到了早婚现象对于当地青少年个人身心发展上带来的种种弊端。同时，民族青少年由于受民族风格和习俗的影响，使得他们在解决很多问题的时候不是采取协商、和平的方式，而是采取暴力、群体斗殴的方式，这就为学校管理带来了诸多不便。

三、云南少数民族青少年思想问题的教育对策

通过描述和分析云南民族地区少数民族青少年思想问题存在的现状及原因，切实解决其思想问题，我们认为教育就是最好的也是最有效的方式，要真正做到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的“三位一体”，着力提高教育的“效果、效率、效应”，从而培育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少数民族及中华民族伟大事业的接班人。

（一）家庭教育要体现现代性和时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