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工艺论文范例

一、平面广告设计对传统民间工艺美术传承的逻辑必然

民间工艺美术源远流长，具有广泛而深厚的群众基础，蕴含着最丰富历史文化内涵，其民族地域特征最鲜明，其民族文化表征最显著。民间工艺美术来源于群众，具有广泛的识别性和鲜明的个性。平面广告设计作为现代艺术的一种形式，无时无刻不在受着民间工艺美术的影响。但是这种影响往往是被动、自发的，而不是主动、自觉的。这种被动与自发性主要体现在：或仅是平面广告设计个案中采取或选取了民间工艺美术的某一种形式，或在平面广告设计个案中受民族文化、民族美术的影响而潜意识地体现一些民族文化、民族美术的特征。事实上，作为现代艺术的特殊表现形式，平面广告设计的一条最基本原则——易读性，即能准确传达信息，让受众清晰理解广告所表达的意思。把民间工艺美术的思维、理念、特殊表现手法、表现形式、造型特征运用在平面广告设计中，更有利于为群众与广告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从而更有效地形成广告效应。尤其是品牌推广本身必须具有入乡随俗的特点，民间工艺美术为品牌推广的平面广告设计地域化、特色化提供了依据。平面广告设计要走出一条“民族个性”的道路，就必须根植于民族文化土壤中，并进行具有创造性的转化。

二、郴州民间工艺美术及对平面广告设计的启示

（一）郴州民间工艺美术郴州民间工艺美术，是郴州当地文化与中原文化、客家文化与岭南文化的相互融合的独特产物，是中国民间工艺美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艺术思维、艺术理念、艺术特征、艺术形式等方面具有鲜明的个性。但是在长期的实践中，郴州民间工艺美术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传承和运用。在分析整理郴州民间工艺美术的基础上，充分挖掘郴州民间工艺美术的积极因素，并创造性地应用于平面广告设计和平面广告设计教学中，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进行探索，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郴州民间工艺美术是湘南民间工艺美术中的一个重要部分，目前，专家学者们研究以郴州市民间工艺美术为主要，然后辐射整个永州市和衡阳市，即湘南地区。其研究主要从湘南古民居、湘南民间工艺美术、湘南民间石雕、湘南民间木雕等几个方面，对民间工艺美术进行了归类、分析和整理。依据研究角度的不同，对有关湘南民间工艺美术研究著作的代表作进行简要概括：（1）具有地方特色的湘南古民居著作，如唐凤鸣著《湘南民居研究》、范迎春著《湘南宗祠——建筑及装饰艺术研究》、王铁著《2012中国高等教育设计专业名校实验教学课题：湘南民居印象》等。（2）有关湘南民间工艺美术的课题与论文，如陆岚的湖南省社科基金课题《湘南民间工艺美术资源的挖掘利用与理论研究》、论文《浅析蓝印花布的色彩观》等。（3）湘南民间石雕的研究课题和论文，如何次贤的课题《湘南民间石雕的人文内涵、艺术价值及其保护与利用研究》、论文《湘南民间石雕艺术的文化寻绎》《从湘南民间石雕艺术看中国民间文化的崇德立德意蕴》等。（4）湘南民间木雕的研究论文，李曦《湘南民间家具的装饰特征研究》《湘南古民居的木材选用与木雕装饰》《湘南古民居木雕艺术》等。以上这些课题、论文、著作主要从研究郴州民间工艺美术自身的特征入手，广泛收集郴州民间工艺美术的作品，阐述民间工艺美术的概念并将其分类，系统的分析其造型、色彩及美学特征，部分著作还进一步研究了民间工艺美术产生与发展的历史文化背景。

（二）郴州民间工艺美术对平面广告设计启示（艺术造型的直接借鉴）

1.为平面广告设计注入新的设计灵感。

传统民间工艺美术是现代设计的土壤并影响其的发展，传统民间工艺美术来源于群众，并为群众所熟知，平面广告首先得被广大群众认识、认同并接受，因此将民间工艺美术引入平面广告设计，既对民间工艺美术加以提炼与创新，又能让平面广告为人民群众所理解，从而引起情感上的共鸣，以达到广告宣传的目的。改革开放以来，国际先进的平面广告是国内学习和引进的主体，西方文化也在其中自然而然的传入，从而使中国传统文化面临严峻挑战，特别是民间工艺美术正面临消亡的边际，将其引入到平面广告设计中，既为中国平面广告设计注入新的设计灵感，又为民间工艺美术的继承和延续寻找到新途径。

摘要：民间美术作为一种流传下来的艺术，本身具有较高的文化和审美价值，如果能将这些民间的优秀元素运用到高校美术教育中，不仅可以使我国民间美术技艺得到较好的传承，还可以丰富高校的美术教育资源，强化学校的美术教学的效果。本文主要从民间美术、高校美术教学以及民间美术在高校中的引用三个方面来对民间美术资源在高校美术教学中的应用进行研究，希望可以帮助到广大高校美术教师。

关键词：民间美术；高校美术教学；应用研究

民间美术历经几千年的民间工艺积淀，有很强的民族性，如果在高校美术教学中能够对民间美术元素进行合理利用，不仅可以凸显出我国民间工艺的地域特征，而且还可以更好的发挥美术的文化价值功能。

一、民间美术的传承方式

(一)书籍传承

文字的出现不仅方便了人们记录历史，也为民间美术的传承起到了很好的媒介作用，民间美术借助文字这一记录方式为后人留下了很多艺术珍宝，其中包括一些民间工艺的理论和民间创作者所画的艺谱，比如有明代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唐代的《工艺之法》以及先秦时期的《考工记》等，他们的来源都是各有不同的，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们均是经过几十代人日积月累的努力，逐渐完善并加工才完成的，这种传播方式加强了民间艺人之间的交流，同时也促进了民间美术的普及和传播。

(二)民间艺术品传承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与工艺美术的可持续发展”学术研讨会暨2006年中国工艺美术学会理论委员会年会于2006年11月18至19日在苏州举行。本次会议由中国工艺美术学会理论委员会主办，由苏州大学艺术学院承办。来自各高校及工艺美术研究单位的30余位学者和专家参加了会议，提交论文21篇。苏州大学艺术学院执行院长李超德主持会议，苏州大学白伦副校长致开幕词。苏州大学艺术学院党委书记廖军扼要汇报了该院的发展情况。与会代表在霏霏细雨中，兴致浓厚地考察了吴中区光福镇太湖村、山墩村和太湖度假旅游区舟山村的手工艺。从大会交流情况来看，学者们围绕年会主题，进行了多角度、宽视野的深入探讨，大家秉承关心民间、关注社会的精神和学术传统，各抒己见，表现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传统工艺美术的高度重视和人文自觉。会议涉及的几个相对集中的问题评述如下：   一、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问题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在国内刚刚起步，迫切需要人们对此进行理性思考，探寻符合中国实情的客观规律，深化认识和实践，避免盲目、机械、片面和功利。与会学者主动站在学术前沿，结合现实，从各个角度讨论了这一新课题。   张道一以《非物质文化遗产议》为题，阐发了独特见解。他认为，非物质文化是相对物质文化而言的，就非物质文化来说，重要的问题不在内容，而在对“非物质”性的理解。在传统观念中，像文学、音乐、绘画、舞蹈等可称作精神的和非物质的，但工艺美术和传统手工艺所表现的东西，却是以“物质”为主的。这是由于所有的艺术表现必有一个“载体”，这载体就是物质。艺术依托物质世界而成立，物质的繁杂决定了艺术的多样。那么，为何艺术在人们观念中又分为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呢？张先生认为：这里没有绝对的界限和标准，主要看艺术的倾向和人们的习惯，就像“日出日落”、“天圆地方”一样是一种感觉，实际上太阳并非从东方升起，地球也不是方的。由于艺术主要作用于人的情感和精神，故统称为“精神的艺术”。至于实用性的艺术（主要是工艺美术），它的物质特点显露得比较明显，人们也没有将其视为纯然的“物质文化”，一般只称其为“工艺品”，是物质和精神的结合。由此再看“非物质文化”，其倾向便易理解了。其中，技艺的特点最为明显，它是一种工艺加工手段，即所谓“心灵手巧”。一方面，只有做出了成品才能显示出“巧”来；另一方面，它又是长期磨练出来的形成历史的传统。过去的师徒制传承，为了维护其传统，有些家族式的“绝技”和“秘方”不得外传，虽有其历史局限性，却也充分说明了“非物质遗产”的性质。   中国工艺美术总公司总工艺师朱培初分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由来、保护的重要性、紧迫性和意义，综合报告了近年来了解到的中国台湾、日本、韩国对传统文化和民族民间工艺的保护情况，指出这些国家和地区对传统文化特别关注，保护工作起步较早。他特别强调中国台湾“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在《文化白皮书》中对传统文化和民族民间工艺所持的新理念。书中指出：一种文化如果只是依赖先人的遗产自豪，是不对的，因为文化不仅是固（原）有的部分而已，它必须是一个有生命的活的文化。要使文化的内涵不只是固守在传统文物和古代经典的范围，就必须使文化成为一个具有发展性的形态，让它充满生机，有转换或转型的可能。要不断有新的质素参与进来，也要不断吸纳、消融和转化这些成分，最后自我融汇成崭新的形态。所以，文化的意义就在于创造可以继续兴起的新文化。   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的引进，对于民族民间文化保护而言，既有积极作用，也有负面影响。特别是保护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备受学者重视。清华大学的王连海发表见解说，提出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的积极意义很明显，首先引起了业外人士的关注，促进和提升了全民全社会对传统工艺美术及传统民间文化的再认识，发挥的宣传作用不可低估；其次，促进了理论界思维的活跃，引发了专业人士对传统工艺美术的新思考；其三，对开发保护具体品种确实起了作用，但同时存在的问题也较多，负面影响较突出的是在理论界引起了混乱，至今尚未消除；再者，概念的引进还导致了地方或地区间相互攀比、恶性造假的现象；五是对各地民间美术的破坏相当严重，有的品种被列入名录后反而毁了，形成了摧毁性破坏。西安美术学院的赵农分析了《辛巳年》生肖邮票引发的侵权诉讼民事案，呼吁社会各界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背景中民间艺术的法律保护问题。他指出：社会在界定民间艺术品“原创”或“复制”问题上，在保护民间艺人权利的问题上都存在一定的认识误区。这与民间艺术品多被确定为“非个人的、连续的、缓慢的创作活动过程的产物”[1]，作者是“创作该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社会群体”[2]有关。概念的不确定，导致了法律保护的模糊和民间艺人权益保护的被动。他进一步指出：对民间艺人权利的有形和无形的侵害剥夺，已非常严重。如一些领导和专职人员利用职务权力将民间艺术品变成私人的收藏；主流艺术家在采风过程中的非法律行为；民间艺人自身文化素质的局限；地方政府对民间艺术的粗放式经营等。他认为，对人文学者的关怀，从根本上讲是一种对人类文化生态的关怀，这不是抽象的精神，而是实实在在的生存方式。现阶段，大量民间手艺人的生活仅处于温饱水平，目前最迫切的就是通过手艺致富，而出台相关的法律是根本问题。山东工艺美术学院的徐思民讲述了近几年考察齐鲁民间艺术的概况。他发现：在民间艺术的采访过程中，的确存在着假调查和卖弄、糊弄的问题。他对传统手工艺的传承表示担忧，认为靠近城市或地处城内和发达地区的一些民间艺术，通过市场经济运作尚能发展起来，延续下去，但许多地方性的民间艺术则是传不过来也承不下去。他以山东地区剪纸、泥玩具、旋木玩具、面塑为例，说明民间艺术不是萎缩，而是消失了，这是因为艺人生活艰难，民间艺术作品生存艰难是一个不可抗拒的事实。   #p#分页标题#e# 也有学者注意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中的问题。湖南商学院的李立芳，以湘绣申遗为例，强调在进行申报同类型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时，必须首先廓清艺术的历史文化渊源，比较其不同的文化背景，把握自身的文化形态，才能有助于在今后的发展中守住自身的文化优势。   二、有关传统工艺美术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传统工艺美术的可持续发展是工艺美术理论界长盛不衰的话题。但要探讨现代社会的工艺美术，首先得加深对古代工艺美术的认识，使认知有一个深厚的基础。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尚刚全面考察了古代工艺美术的特点，扼要而客观地陈述其整体发展脉络，体现了作者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观察视角和工艺美术史的研究方向。上海工艺美术职业学院的朱孝岳，则对中国传统工艺美学思想作了深入探讨。他认为，中国工艺美学思想有四大特点“以界他国而自立于大地”。一是礼乐相济，礼、乐二者统一在产品的设计、制作和使用过程中，体现了中国人既不畏艰难又随遇而安的特有性格；二是线的舞蹈，中国工艺美术设计讲究线的动态、味道，以线表现气韵，将生活中的变化、情感的起伏化为线乃是了不起的加工；三是中和之美，追求含蓄，又如食橄榄，真味久愈在；四是天人合一，崇尚自然天性与人力的巧妙结合。   目前，随着社会的全面转型，工艺美术将面临怎样的态势？在新形势下，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清华大学的李砚祖通过实际调研，对现代传统工艺美术保护与发展遭遇到的三大矛盾及存在的问题作了深入思考。他首先回顾了传统工艺美术的历程，对建国以来的工艺美术发展作了分期，在归纳了传统工艺美术所具有的产业、就业、市场和文化价值后，提出了工艺美术保护和发展存在的三大主要矛盾：其一，经济产业与文化事业的矛盾。工艺美术的经济性和文化性，使其常游走于经济产业和文化产业间，在不同层面上形成了两者矛盾。因此有必要将工艺美术既看作经济产业，又看作文化产业，还可将其作为文化艺术事业来认识、理解、研究和扶持，多方面、多角度地认识其本质和特征，从具体工作出发，加以不同处理。其二，技术更新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矛盾。工艺美术既是物质文化又是非物质文化。它从材料到产品均有显见的物质内容和形态，而工艺技术、方式方法、过程，乃至设计创意、作品功能都是非物质的。社会的变迁，使工艺美术业在技术层面上遭遇到机械工艺取代传统手工技艺、一些传统工艺失传或消亡的问题，形成了技术更新带来的对传统工艺技术保护的矛盾。为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工艺技艺保护，应有传统的和手工的两种限定。若不注重对手工性的保护，最终将导致传统工艺美术的消亡。其三，文化变迁与传统工艺美术传承的矛盾。工艺美术的传承是内在文化的传承，要求其不变，而文化的总体趋势则是变，这就带来了矛盾。现代社会，工艺美术传承的目的是文化保持，同时它亦有为当代生活服务的创新要求，因此而具有必然性。但这是有限度的创新，是在传承与保持基础上的创新。最后，针对工艺美术技艺失传、后继无人和传统技艺、工艺美术大师保护不力等现状，他呼吁：要从国家层面上关注和解决工艺美术教育发展和人才培养问题，对传统技艺和大师予以保护，要真正从组织上、制度上、人员安排及资金等方面落实到位，应在各地政府和相关部门的协同下，制定更为细化的具体到保护品种、技艺的方案和规划。苏州大学的诸葛铠结合纷繁的实际情况，在题为“适者生存：工艺美术的蜕变和再生”的发言中对李砚祖提出的问题作了回应。他指出：中国手工艺正面临着蜕变和再生的考验。但蜕变并不意味着消亡，而是以新的方式再生。然而，蜕变毕竟是脱胎换骨的改造。他认为，传统手工艺的市场日渐缩小、对手工艺品价值认识的偏移、手工艺的创作观念难以与时代同步是手工艺在近代潜在的蜕变因素；与市场经济不相适应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脱离的产品、“推陈出新”中的误区必然导致现代工艺美术的蜕变；而再生之路则可通过形式与思想内涵的分离和移植、形式与技艺的分离和移植、形式与实用性的分离与移植等途径实现脱胎换骨。   此外，还有学者撰文，通过个案对传统工艺美术发展进行探讨。苏州工艺美术学会的冷坚，以苏州戏衣业为例，探究其发展及缘由。苏州戏衣业因昆曲而兴，它成型于明代，繁荣于清代，在全国同行中占首位，行业中心地位始终未移。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随着影视业的兴盛，苏州又成为全国影视服饰的主要生产基地。仅改制后的苏州剧装戏具厂，剧装戏具的产销量就占全国总量的三分之一。来自南通蓝印花布艺术馆的吴元新，书面报告了近30年来对蓝印花布艺术的调查、实践经历和对其现状的认识。他说，蓝印花布已伴随江浙百姓走过了近500年历史。20世纪70年代始，蓝印花布在沉寂后借助外销而求得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南通工艺美术行业对蓝印花布进行了挖掘、研究、收集，开发设计了一系列新品。但近年来，蓝印花布却因缺少销售渠道而陷于困境，为此，他呼吁积极抢救蓝印花布艺术。   三、有关工艺美术教育和工艺美术理论研究方法的问题   艺术可以解救人类精神生活的危机，为此，工艺美术教育问题同样受到了与会学者的关注。湖北美术学院的张昕从文化自觉高度，就高等教育改革中应如何将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并重，强化对文化自觉意识的培养，在人文学科中开设人类文化遗产课程，建立文化遗产与知识体系的联系等问题展开了深入讨论。山东艺术学院的许大海重新审视了艺术设计教育的现状，阐明了建立艺术设计比较教育体系的必要性，分析了比较视野中艺术设计教育模式构建的理论框架和基本内容，提出了建构符合中国特色的艺术设计教育创新模式的新观点。苏州职业大学的濮安国，作为中国明式家具研究所所长，介绍了该所的发展计划和目标：对在高校中引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机制作了有益探索。   工艺美术理论研究方法的出新，对于跳出旧框框，促使研究工作逐步深入具有重要意义。苏州大学艺术学院的张朋川，引用最新材料，从湖南宁乡铜器群发掘谈起，以商代青铜虎卣为个案，对青铜艺术研究方法进行了思考。他认为，青铜器纹样的组合应有一定的规律性、地域性，不是任意的。而考古的类型学方法却将器型与花纹分开研究，我国的工艺美术史沿着考古思路来编青铜艺术，造成了青铜艺术研究中的一大问题。此外，中原是最早拥有青铜容器的，该地方恰恰不产铜。而湖南宁乡却出土了300多件铜器，其成分与中原的不同，并发现了古矿。这是否意味着到了商代晚期，作为一个方国会不会生产铜器呢？他独到的分析、介绍和由点而及纵横，再行融合的研究方法，对在研究方法上多加探索，由此提高整体研究水平无疑是很好的启迪。#p#分页标题#e#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王连海以南宋画家李嵩《货郎图》中的玩具为研究对象，对其中的风筝、泥人和不倒翁、扑扑噔、拨浪鼓、风车、鸟笼等六类玩具之样式、形态、材料、工艺、功能、用途、发展历史进行了解析，图文互证，体现了工艺美术史研究的一种深化。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尚刚，以“一幅巨作，几点猜测—关于大都会博物馆藏元代刻丝大威德曼荼罗”为题，对作品完成时间、开机时间、御容织于哪里、出自哪个作坊、性质作了详细考定，将原本是一篇文章的一个注充实成了一篇新论文。态度科学严谨，重视材料的搜索考辨，细密求证，精深而有新解，对工艺美术史的治学有积极影响。   在涉及到对民艺的田野调查方法时，张道一语重心长地指出，过去，我们研究时，多注意于艺术的外在形式，对于制作艺人及其技艺和艺术思想挖掘不够。今后，一定要关心它的制作者是怎么想、怎么做的，关心做的方法和技巧。护树要护根，保标要保本。徐思民则提出，民间艺术很丰富，有些在文献资料中很难查到，但艺人却能自圆其说，有头有尾。搞民艺调查，就是要把民间艺人的境界、味道记录到位，而不是带着现代人的审美观念走马观花，那样是无法把握民间艺术本质和真谛的。浙江工业大学艺术学院的袁宣萍，以撰写《浙江丝绸文化史》的体会，提出在工艺美术调查中当注重行业神崇拜、与行业相关的神话与传说、行业生产与生活习俗、古老的传统工艺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因为这些都是我们祖先的智慧结晶。   四、特点、展望和发展方向   苏州大学艺术学院执行院长李超德在会议结束时说，这次年会是一次高端会议，既有老一辈理论家，也有国内中青年一代的专家，机会难得，受益匪浅。会议讨论的内容十分广泛，上至产业政策、宏观理论，下到具体的一件作品，既有宏观思考，也有考据派的论述，是研究方法的一种学习。他指出，本次年会还是一次新的开端，大家集中起来讨论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关问题，共同的目的就是要把民族精神留住，把民族脊梁留住，把民族传统留住。中国工艺美术学会理论委员会副主任张夫也在会议闭幕之际发言，他认为本届年会开得非常成功。不仅来了不少德高望重的老先生，说明他们十分关注会议主题，还出现了很多年轻的新面孔，证明大家对热门话题非常关心。中国工艺美术学会学术部主任卢莹的发言反映出她对工艺美术的未来充满信心。她为专家学者都在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工艺美术的可持续发展而感动。她觉得特别可喜的是，原先大家都以为工艺美术技艺留下了，但文化失去了，工艺美术艺人很无助。现在有这么多人都来研究工艺美术的发展，工艺美术将拥有更好的前景。   综观本届年会，学术前沿性得到了充分体现，达到了举办者的预期目标。年会主题促使与会学者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统工艺美术可持续发展进行了新的探索。而新情况的出现，新问题的提出，新视野的拓展，新方法的运用，使得实证研究和理论建构都有所深化，今后的研究将在以下几方面深入：   1.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如何强调理性，坚持人本原则和人文立场已成为重大课题。怎样尊重民众的权益，实现理性保护和完整的人文关怀，避免因保护而牺牲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避免将文化保护变为文化践踏或生态破坏将成为研究和实践的热点。与之相关的保护中的共性与特性研究，如何因地制宜地运作，张扬文化个性，体现文化遗产价值也将得到深入的探讨。   2.新时期，传统工艺美术原生态的衰落和蜕变形态的衍生两种基本态势仍将持续下去。如何在蜕变过程中保留传统文化形态活的精神，怎样以传统形式承载新的内容，怎样正确处理原生态与蜕变形态、手工技艺与机械生产、保护与开发、传承与变异等一系列矛盾，使传统工艺美术融入现代生活，怎样在不同的理论层面上观照传统工艺美术，都将成为探索热点。   3.理论研究方法上，加强寻因寻根意识，提倡多元方法的碰撞与互补，使研究成果富有个性也是一个动向。中国工艺美术学会理论委员会副主任张夫也在年会上号召大家，传统工艺美术，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文化形态，对它的保护抢救研究非常重要，关系到民族文化、传统文化的存亡问题。此事迫在眉睫，现在不做什么时候做？我们不做谁来做？我们肩头的责任重大。希望我们以此召唤为动力，辛勤耕耘，并期待下届年会结出更加丰厚的学术成果。

【摘要】乡村旅游近年来呈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但脱离文化产业的乡村旅游无法维持稳定的发展。论文首先介绍乡村旅游和文化产业的概念，在此基础上根据相关信息或实践案例总结我国乡村旅游的发展现状和现有融合模式，最后，通过大量的分析与总结，剖析乡村旅游与文化产业的融合途径。

【关键词】乡村旅游；文化产业；融合途径；发展模式

1乡村旅游与文化产业的概念

从本质上来看，文化产业属于一种特殊的文化形态和经济形态，在现代化生产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简单来说，是以生产和提供精神产品为主要活动，以满足人们文化需求为主要目标的特殊产业。乡村旅游是以旅游度假为宗旨，以村庄野外与空间，以人文无干扰、生态无破坏为特色的新型旅游形式。目前，学术界尚未对乡村旅游的概念达成统一的意见，但基本包括两个方面的要素：一是发生在乡村地区的旅游活动，二是以乡村性作为旅游吸引物。从根本上来看，乡村旅游是建立在当地特色文化和自然资源的基础之上的，本身就具有一定的文化价值。文化产业为乡村旅游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保障，突出乡村旅游拥有的文化基础，表现出持久的旅游吸引力。从长远角度来看，乡村旅游要想获得可持续性发展，就必须与文化产业进行有机融合，借助文化产业的力量实现长效稳定的发展[1]。

2我国乡村旅游与文化产业的融合情况

2.1我国乡村旅游发展概况

截止2016年年底，我国乡村旅游游客量达到16.2亿人次，同比增长率达到8%。目前，我国乡村旅游主要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农家乐”。旅游者在享受乡村风光的同时也能得到诸多心灵上的体验。由于“农家乐”一步到位的解决了旅游者的衣食住行问题，所以是目前诸多旅游者乡村旅游的首选模式；二是“古村镇游”。旅游者在欣赏诸多富有古典特色的乡村建筑，更加深入地了解乡村文化的精髓；三是“传统民间工艺”游。借助当地传统民间工艺品来进行旅游宣传，不仅在无形中提高旅游地的整体形象，而且吸引更多旅游者的关注，进而产生旅游意愿[2]。

摘要：运用主题学研究理论，从主题、母题视角探究民间艺术，是当代文化语境下民间艺术研究的新视域。民间艺术与宫廷艺术、文人艺术、宗教艺术有密切联系，是这三种艺术的基础，具有母型性质。民间艺术也是民族传统文化的基础，是母体文化，具有典型的文化矿藏性质。从多维度思考，以主题学视角探讨民间艺术，研究传统民间艺术发展演变的文化路径和真实脉络，是更立体地看待民间艺术的有效途径。在当代文化语境下，研究民间艺术相关主题、母题，不仅能丰富中国艺术史学体系，而且更有利于深层了解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根基，真正做到从文化自觉到文化自信。

关键词：民间艺术；主题学；文化语境；艺术史主题学

研究方法在现代比较文学领域运用较多，通常用于分析文学主题的发展脉络，以及主题发展变化中母题的演变路径、主题和母题的深层次关系。目前，主题学在艺术理论上运用较少，民间艺术领域更容易被忽视。在比较艺术学中，主题学是对艺术主题的相关流变进行研究。具体到民间艺术领域，主要研究某个民间艺术主题在不同的时间（历史）和空间（地域）所呈现的不同艺术形态与相应的主题流变，及其母题与主题演变的相关理论问题。当代文化语境下，研究民间艺术主题学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不仅可以梳理历史上主要民间艺术的主题流变脉络，分析相关主题和母题发展的相互影响，丰富中国艺术史学体系，而且可深层探究蕴藏在民间艺术中的中华民族文化精神，增强民族文化自信，引领新时代人民群众的生活方式。

一、民间艺术的基础文化层次

大多数艺术史论家重视艺术史研究，取得了较多成果，但长期以来民间艺术易受轻视，未纳入古代、近现代艺术史编撰视野。从学科建设看，2013年艺术学升格为第十三大学科门类，艺术史也被列为一级学科艺术学理论下的二级学科。目前已有学者开始关注艺术史中的民间艺术研究，如长北的《中国艺术史纲》、李倍雷的《中国艺术史学理论与方法研究》等，为民间艺术领域注入一股清新的学术暖流。“民艺”概念最早由日本学者柳宗悦提出：“‘民艺’一词……谁都能理解民艺的‘民’就是‘民众’的‘民’和‘平民’的‘民’。”[1]柳宗悦将民众、平民所使用的艺术锁定为民艺的基本范围，所谓“民艺”实质上就是民间的造型艺术，即民间工艺美术。目前中国学术界的“民艺”研究范畴，比柳宗悦的“民艺”概念宽泛得多，不仅包括大量具有实用功能的民间工艺，还囊括代表人民群众审美情趣的若干民间艺术，如大众熟知的年画、剪纸等。当然，民间艺术和民风民俗的发展是相互交叉、相互影响的，容易被混淆。民俗艺术主要指特定区域内与民风民俗相关的艺术，而民间艺术的范畴更大，通常包括民俗艺术在内。虽然国内学界研究民间艺术已有近百年历史，但“民间艺术”一词作为学科出现，最初是由艺术学家张道一先生于1988年提出：“‘艺术’冠以‘民间’加以限定，不是作为艺术的一个门类，而是标志着一个层次，一个最基础的层次。”[2]他深入探讨了人类历史上民间艺术的发生发展，认为民间艺术不单是艺术发展的重要分支，更是艺术的一个最基础的层次，是一种具有母型性质的本元文化。这一理论观点在艺术史论领域影响重大，逐渐被学界认同。一般将中国古代传统艺术的发生发展分为四个分支：宫廷艺术、文人艺术、宗教艺术和民间艺术。其中宫廷艺术、文人艺术、宗教艺术的发生发展，与民间艺术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四种艺术都是在原始艺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前三种艺术在发展过程中，不断从民间艺术中汲取营养，为其所用。不管是题材内容，还是艺术风格，民间艺术都是其他三种艺术取材的源头，如民间的顶棚剪纸样式，就被吸纳进皇家家居的设计和制作中。民间艺术是一种母型艺术，是其他艺术的母体，具有典型的矿藏性质。民间艺术大多是实用的民间工艺，作者都是民间匠人。由于不像宫廷艺术、文人艺术那样高雅且有品位，民间艺术往往被社会轻视，民间工匠也多被人鄙夷，历史上鲜有留名。在学术理论层面，民间艺术的关注度也远不如文人艺术、宫廷艺术。张道一先生指出：“由于民间文化带有原发性，面大量广，一直成为其他文化摄取滋养的基地，因而带有‘母型’文化的性质。”[3]也就是说，民间艺术是民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民间文化不单是民族文化的重要内容，更是民族文化的基础层次。民间艺术是其他艺术形态发展取之不尽的矿藏，民间文化是其他文化形态发展的滋养之地，具有典型的“母型”性质。民间艺术和文人艺术、宫廷艺术、宗教艺术这四种艺术形态形成四个大的文化圈，可以作为研究中国艺术史的大框架，这四种艺术形态即是学术研究的主要-60-结构线。应当在这四条艺术史主要结构线的研究基础上，深入开展相关的艺术理论研究，从而构成艺术学理论学科“史”与“论”的基本研究路径。民间艺术的价值不仅不能忽略，反而应更加重视，备受全社会关注。民间艺术是中国艺术史学和理论体系最基础的文化圈，但中国自古以来奉行“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的很明显的重道轻器观念，民间工艺占民间艺术相当大的数量，自然被视为“器”之列。虽然文人艺术的若干素材及表现形式来源于民间艺术，而这种特殊的艺术创作现象往往不为文人所认可。传统书画艺术从专业和业余角度分为“隶家”和“行家”，文人不愿与民间匠人为伍。在古代，文人艺术家也常与民间艺人一起完成艺术作品。如明清时期的小说版画，文人绘制版画图稿后，交由民间工匠刻版完成，并印刷成品。也就是说，文人艺术家只完成前期的绘图，后续的刻印等一系列工作都由民间工匠承担。古代宫廷艺术大多也由民间艺人完成，只不过挑选其中技术最好的能工巧匠，按照宫廷材质、工艺、创作题材等要求完成艺术作品，仍会不自觉地加入民间艺术的技巧和观念。民间艺人无形中也影响着宫廷艺术的发展，比如宫廷陶瓷做得精美复杂，这些工作大都是由民间艺人完成的。宫廷艺术与民间艺术、文人艺术的观念和审美并无绝对的高低之分，只是从制作方面来看，宫廷艺术相较其他两种艺术更为烦琐，工艺要求更高。宗教艺术中的众多陵墓雕刻、石窟造像、寺庙彩塑、道观壁画等，也基本上出自底层工匠之手，他们同样是按照宗教艺术的题材内容及工艺程式进行制作。可见，无论文人艺术，还是宫廷艺术和宗教艺术，其制作都离不开民间艺人，民间艺术对文人艺术、宫廷艺术、宗教艺术在技术、观念以及作品表现的主题内容、表现形式、技艺手法等方面产生重要影响。在浩荡的历史长河中，这种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不容易被察觉，所以民间艺术易受忽视。追根溯源，民间艺术的“母型”性质在影响文人艺术、宫廷艺术、宗教艺术的发展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作为民族文化之根，民间艺术理应形成良性发展趋势。从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开始，便有了古代的“采风”机制，其中的“国风”即为民间歌谣。也就是说，《诗经》最初的艺术材料源自民间艺术。西汉时成立的汉乐府，工作任务之一即是采集民间歌谣。民间艺术和文人的审美趣味相去甚远，古代文人一般没有将民间艺术纳入他们所谓的“艺术”范围之内。但文人艺术受民间艺术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如唐代刘禹锡将原为民间艺术的巴渝竹枝词，加工创作成具有民间风味的文人诗，从三峡风靡全国，甚至走出国门，走向世界，产生了西湖竹枝词、岭南竹枝词、京都竹枝词和海外竹枝词等分支。至于中国文人画的渊源，极有可能是随着唐宋青花瓷的发展而产生的。颜色清新淡雅的青花瓷，与追求情趣意境的文人画确实有着艺术表现的内在一致性。宗教艺术主要宣传佛教、道教教义，表现儒家教化思想，一般采用民间艺术的表现手法，这可能源于民间艺术是老百姓最熟悉、最能接受的艺术形态。宗教雕塑、绘画、壁画的制作者——民间工匠群体庞大，最易于寻找，民间又存在大规模的宗教信仰群体，某些带有宗教信仰的官商、民众也自发地进行宗教艺术创作。可见，民间艺术作为一种具有“母型”性质的艺术形态，对古代的宫廷艺术、文人艺术、宗教艺术的产生和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唐代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提到：“自古善画者，莫匪衣冠贵胄、逸士高人，振妙一时，传芳千祀，非闾阎鄙贱之所能为也。”[4]卷一《论画六法》此书在中国艺术史中享有重要地位，其艺术观点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从中足以看出民间工匠的低下地位，也不难理解中国古代艺术史上民间艺术的缺失。古代民间艺术的创作者，大部分是普通群众，以农民为主，以及牧民、渔民等，还包括一些师承或家传的民间作坊艺人。他们创作的年画、剪纸、糖人、挑花、刺绣、纸马、石刻、木雕等民间艺术作品，大多是出于自发性的，具有自娱性和业余性，或为日常实用，或为装点环境，又或者愉悦身心，具有非功利性的特点。这些民间艺术作品和艺术活动，反映了人民大众的精神信仰和审美需求，是民众精神生活最真实的反映，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其他艺术形态，具有本元性，是“母型”性质的文化形态。在当今传承与创造性发展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伟业中，无论是提升文化自信，还是艺术史学体系的重构与建设，民间艺术都不可或缺。

二、主题学视角的民间艺术

美国学者弗列特里契（W.P.Friedech）、马龙（D.H.Malone）将文学的主题学研究方法归纳为：“打破时空的界限来处理共同的主题，或者，将类似的文学类型采纳为表达规范。”[5]也就是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中探究同一个主题。主题学最初运用于比较文学领域的民俗学研究，其研究方法也可以应用在艺术学理论学科中，比如研究艺术史的相关主题流变。民间艺术是艺术史的重要部分，当然可以利用主题学方法研究民间艺术的主题、母题流变，打破时间和空间的界限，探讨某个民间艺术主题，归纳总结出众多民间艺术主题在不同时空（历史和地域）中的发展路径和流变原因。从主题学视角审视民间艺术史学，将主题、母题介入民间艺术理论系统，首先必须明了通过主题、母题的理论研究方法，能够梳理民间艺术领域的主题流变问题，以及母题的发展变化会引起主题的演变，这样民间艺术的主题谱系形成一个由小及大的系统，成为中国艺术史学体系的基础部分。其次，主题学的研究视角能解决民间艺术领域的相关理论问题，怎么解决？这就涉及主题学介入民间艺术理论的具体方法问题。主题和母题角度的民间艺术理论研究，已有学者进行筚路蓝缕的探索。张道一先生在《麒麟送子考索》一书中，对“麒麟”这一艺术母题的原型进行追溯，探究历史上“麒麟”图像屡次出现的原因，考证母题“麒麟”为何向“麒麟送子”转变。实际上，张道一先生对民间年画艺术“麒麟”母题的发展引起主题变化的研究方法，与主题学理论不谋而合。他对民间艺术中的一个母题脉络进行分析，属于艺术史学谱系若干分支的组成部分。从主题的角度着眼，若干主题谱系构成一部艺术史，当然有些主题是相对重要的，有些则相对次要，这样就形成了较大的谱系和较小的谱系。艺术史可以看作一个宏大的艺术主题脉络，民间艺术则是其中一个艺术主题脉络的分支。这个民间艺术主题脉络又可分为众多的次级艺术主题脉络，如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的衣、食、住、行、用，便可以分别架构各自的主题脉络。宫廷艺术、文人艺术、民间艺术有各自的艺术形态，也存在相同的题材、母题、母题意象，有时表达的主题也趋于相同，或者是主题谱系在发展过程中存在交叉现象。当然大部分情况下，文人艺术、宫廷艺术、民间艺术中的人物、花鸟、山水这些相同的母题和题材，所表达的主题、意境又截然不同。比如花鸟题材，宫廷艺术表现严谨富丽，文人艺术表现轻松淡雅，民间艺术表现自然朴实。从一个具体的民间艺术母题出发，追溯本源，罗列它在发展过程中所涉及的主题变化，以及它与宫廷艺术、文人艺术、宗教艺术的母题、主题发展变化的内在脉络关系，这种清晰的主题耙梳是艺术史学研究的有效内容。主题学视域的民间艺术史学，是研究民间艺术史中那些相同母题或主题在不同时空（历史和地域）中所发生的发展演变。张道一先生在《麒麟送子考索》一书中，重点对民间艺术母题“麒麟”的演变路径进行细致考索。“麒麟”的原型为自然界中的“鹿”，它是一种性情温顺的动物，是“麒麟”的母题原型。经考证，最早的“麒麟”图形出现在西汉时期，为画像石中的图案。西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已经确立为全社会的主导思想地位。《说文解字》将麒麟解释为一种“仁兽”，而儒家的核心思想是“仁爱”。很显然，作为仁兽的麒麟，正是汉王朝推崇的儒家思想的具体化形态呈现。“鹿”作为一个艺术母题，有若干个主题发展方向，比如“长寿”主题，此处重点探讨这一母题向“仁爱”主题的发展。可以说，母题“鹿”发展为具有仁爱主题的“麒麟”，母题的形象产生了巨大变化，相应地它产生了一个全新的艺术主题。麒麟母题发展的另一个路径为“麟之趾”，人们祈愿自己聪慧的孩童为“麒麟儿”。自此，麒麟和儿童的母题便形成了紧密的联系，诸多的“麒麟送子”“天上麒麟子”等年画，便是人们求子、祝愿孩子如“麟之趾”般美好前程在中国民间艺术中的具体呈现。古时传说芣苡具有宜生功能，闻一多先生曾从《诗经•周南•芣苡》入手，深入分析古代妇女采集芣苡风俗的神圣与严肃。古代佛教的“磨侯罗”“化生儿”以及民间流行的“莲生童子”“大阿福”等，也是人们求子心理在精神上的反映。不同的历史阶段受儒释道思想的影响程度不同，也相应出现了不同的求子母题意象群，如“送子观音”“泰山娘娘”等。由此可见，麒麟的母题在历史中不断发展变化，形成了“多子多福”的主题。另外，民间有“天上麒麟儿，民间状元郎”的说法，也是“麒麟”和“儿童”的母题结合形成的“望子成龙”主题。张道一先生从母题、主题发展变化角度追溯“麒麟”的原始母题“鹿”，而后在不同的社会文化发展环境中，“麒麟”母题（意象）和不同的母题相结合，演变为“麒麟送子”以及“麟吐玉书”“麟之趾”等母题意象群。同时相应的民间艺术主题也不断演变，从最初的儒家核心思想“仁”，发展到“望子成龙”“多子多福”等民间艺术主题，以至演变为现代民众祈愿的“吉祥”主题。“吉祥”主题在民间艺术中广泛出现，追溯这一主题在民间艺术史学中的发展演变谱系，可以发现“麒麟”便是这一艺术史学谱系中的一个母题原型。对此张道一先生感叹道：“当陈旧的思想意识随着日月流逝，只剩下一个美丽的外壳时……由此转化为一种符号和标志，成为吉祥的象征。”[6]中国古代“吉祥”主题或许有若干主题、母题的脉络谱系，但在此呈现的是艺术史学中“吉祥”主题其中一个民间艺术主题谱系的演变路径。张道一先生对“麒麟”母题（或者说母题意象）如何发展演变为“吉祥”主题的民间艺术史学谱系作专题研究，为主题学作为一种新的研究方法介入民间艺术学的尝试提供了理论佐证。把主题学运用于民间艺术研究有重要的学术意义。民间艺术与原始艺术存在紧密的内在联系，是中华民族文化艺术发展的基石，也和宫廷艺术、文人艺术等艺术形态有着重要的内在联系。在艺术史学领域，从主题学视角窥探民间艺术作品的主题思想，具体包括探究众多民间艺术涉及的母题、题材、主题，以及母题变化和主题流变的内在关系，以此厘清民间艺术的主题谱系演变。民间艺术主题和母题演变形成的众多谱系，是民间艺术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和方法，也是艺术史研究的重要路径，对整个人类艺术史主题谱系的演变也有着重要影响。当然需特别注意，一定要将民间艺术主题置于大的艺术史学因果链中考察。主题学中的母题、题材、意象等因素，应当放在民间艺术史学的因果链中进行考察。“主题谱系”概念准确地解决了这一问题，为研究民间艺术的主题、母题谱系提供了新的可行路径。艺术主题是一个不断变迁的过程，可以追根溯源，并且不断向前发展。探究民间艺术的主题脉络发展变化路径，正是艺术史研究的重要部分。探讨民间艺术中众多的主题与其母题之间的关系，分析民间艺术的主题谱系与其史学路径的脉络关系，捋清民间艺术主题、母题的发展演变与大的艺术史学的关系，有助于研究主题学和民间艺术史学的内在逻辑关系，从而将主题学介入民间艺术史学研究的方法得以有效实施并产生积极作用。

摘要：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课堂、进教材、进校园，是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举措。该文研究如何挖掘地域特色文化，提炼民间文化精髓，并探讨在民间文化视角下如何构建中学美术教学体系。该文旨在借助荣昌丰富的民间美育资源，构建一套较为成熟的传统文化与美术课程紧密结合的教育教学体系，形成基于乡土美术资源的民间文化传承与教育的精品课程，有利于开展学生传统文化教育，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

关键词：民间文化；民间美育资源；核心素养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在信息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发展的背景下，我国的一些优秀民间文化需要进一步发展和传承。为了更好地保护这些优秀民间文化，《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明确要求学校高度重视“非遗”教育，促进“非遗”教育质量不断提高，探索新形势下“非遗”教育新的方法、途径和规律，在各级、各类学校深入开展“非遗”校园传承教育活动，提高“非遗”校园传承的水平和质量。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课堂、进教材、进校园，是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举措。荣昌历史悠久，素有“海棠香国”和“渝西明珠”之美誉。在荣昌一千二百多年的历史中，勤劳智慧的荣昌人民创造了丰富多彩的历史，也形成了璀璨的文化。荣昌有着丰富的民间美育资源。如：荣昌夏布享誉内外，扬雄曾在《蜀都赋》中赞叹“筒中黄润（夏布），一端数金”，如今远销东南亚各国；荣昌陶瓷历史悠久，其中安陶素有“泥精”之美称，在陶瓷行业中独具特色，其产品以“薄如纸、亮如镜、声如磬”而享誉中外；荣昌折扇经历代艺人刻苦钻研、精工创制，逐步发展成为风格独特的民间工艺品，“其精雅宜士人，其华灿宜艳女”，深受人民喜爱；荣昌桥、荣昌猪、荣昌海棠花等都是荣昌地域文化中不可缺少的组成元素。此外，还有路孔古镇、河包白塔、清升罗汉寺牌坊等有浓厚地域特色的建筑，为民间文化视角下的中学美术教育提供了丰富的人文资源。荣昌具有丰富的民间美育资源，为我们探索中学美术课程新路线提供了文化基础。因此，在现行美术教材的基础上将教学内容与地方特色紧密结合，探究基于传统文化的中学美术教育，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创新、民族文化的弘扬都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和意义。

二、基于传统文化视角的中学美术教育实践研究

1.了解本土非物质文化遗产，营造传统文化教育氛围

当今时代快速发展，一方面，学生的学习途径发生巨大变化，书籍、报刊、电视等途径已逐渐被网络所取代，各类网络信息冲击着学生的视野。另一方面，国家呼吁学生的审美方向回归传统，强调立足于传统文化，增强民族自信和继承传统的文化符号元素。回归生活，不拘泥于传统课堂形式的乡土美术实践，不失为一种改变学生学习途径的有效探索。首先，师生要“走出去”。教师要走出课堂，到民间学习本土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的知识，以提高认识，在此基础上结合自己的理解、消化，逐渐完善美术课程教学模式。学生走出课堂，深入自己熟悉的家乡，进行实地体验和田野调查。如：教师可以带领学生去荣昌安富陶艺小镇考察、调研，参观荣昌陶艺博物馆，了解地方陶器发展史；参观夏兴古窑遗址；还可以走进镇上的陶艺手工作坊，感受能工巧匠的精思妙想，亲身体验民间文化的博大精深。将实践活动与课堂相结合，不仅丰富了学习内容，创新了教学方式，而且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使学生的学习方法和学习态度都有了很大改善，对事物的认知更加深刻。其次，学校要虚心地“请进来”。荣昌有一批优秀的民间艺术家，如荣昌折扇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传承人陈子福、荣昌陶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传承人梁先才、荣昌区陶艺实践基地的陶瓷艺术家赵宁宁老师等。邀请这些非物质文化的传承人和民间工艺美术大师走进校园、走进课堂，开设不同类型的传统文化讲座，同时邀请他们举办展览、现场演示等各种活动，与学生面对面交流，能够营造传统文化教育氛围，让师生在享受乡土文化盛宴的同时增进对家乡的认识和热爱。

一、高校公共艺术教育的现状

高校公共艺术教育作为一项重要教育内容，对于学生审美能力的提高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它可以丰富他们的精神世界，培养团队意识和创造性思维，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实现。艺术教育能够加强学生的审美能力，提高学生的道德修养和综合素质，因此，高校公共艺术教育是其他任何学科都不能替代的一门重要学科。为了促进学校公共艺术教育的实施，我国教育部先后颁布实行了《学校艺术教育工作规程》、《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公共意识课程指导方案》等条例，加快了公共艺术教育的制度化与规范化进程，并且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我们在为高校公共艺术教育取得成绩感到欣喜的同时，还要清醒地认识到其存在的突出问题。从我国高校公共艺术教育的整体情况来看，基本上都设置了相关课程，但是得到的重视程度却比较低，甚至没有配备专业的老师，存在其他学科教师兼职的情况。另外，公共艺术教育的课程体系不够合理，教学内容和形式比较单一、落后，只是机械地向学生灌输理论知识，忽视了实践的环节，学生上课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不高，上课的目的主要是凑学分或者是单纯地觉得好玩，很难达到艺术教育原本的教学效果。

二、区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

在世界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中国以一个悠久的国家屹立于世界的东方，从古代中国到现在经济、综合国力等方面都很强大的现代化的中国，积淀了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文化没有中断的国家。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表演艺术、传统手工艺、社会礼仪、节日、风俗等方面，与艺术之间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我国国务院于2005年颁布了《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其中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做出这样的界定：“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种以非物质形式存在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世代传承的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包括口头传述、传统表演艺术、民俗活动和礼仪与节庆、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民间传统知识与实践、传统手工艺技能及与上述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文化空间。”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人们普遍热衷于追求快节奏、现代化的生活方式，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识和了解越来越少，如果任这种情况继续发展下去的话，将来的某一天，我们的子孙后代可能无法体会到优秀非物质文化带来的民族自豪感。保护与传承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在潜移默化中加深人们对非物质文化的了解，也有助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让中国文化之魂在世界上长盛不衰。

三、高校公共艺术教育引入区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策略

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种宝贵的教育资源，不仅可以增强学生的民族荣誉感和自豪感，还能发挥艺术的熏陶作用，提升学生的审美情趣。高校公共艺术教育的开展，应当实现与区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结合，让文化的魅力得到充分的发挥，提高艺术教育的效果。

（一）树立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教育理念

摘要：优秀的封面设计犹如锦上添花，既能体现书的内容与性质，又能带来完美的视觉体验。而镂空元素的运用能营造书籍整体造型的空间层次感，引导观者的视觉焦点，激发想象力与阅读兴趣，增加形式美感，使得书籍封面的表现语言更为丰富。进一步挖掘和开发镂空艺术的表现力，对镂空的图案进行创新与运用，使之与书籍封面巧妙结合，为书籍装帧设计注入新的活力，进一步提升书籍封面的审美趣味。

关键词：镂空；书籍封面设计；审美

封面是书籍装帧设计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代称为“书衣”，在书籍的整体设计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书籍封面能否快速吸引读者的兴趣，引导读者浏览书籍内容，首当其冲的就是封面的设计构思。作为实用的装饰艺术，封面的设计形式、格调与美学品位潜移默化地感染着每一位读者。封面也是书籍内容的精华凝练，更是书籍精神意蕴的形式化体现。因此，充分了解书稿的风格与内涵，合理开发新的封面设计形式，做到构思新颖独到、富有感染力，是封面设计的最终目的。随着近年来镂空艺术在各类设计中的广泛应用，其独特的立意风格能为现代设计带来独特的审美形式。不断挖掘传统韵味，反映时代精神，从而折射出设计者对美学意识的感悟及对形式美的追求与创新。

1镂空的表现手法

书籍封面使用的技法必须服从此书的精神内涵与装帧的整体效果，只有把握了封面与书籍内容间的内在联系，才能在此基础上创作出符合读者审美要求，具有时代感的封面设计。镂空是在物体上雕刻出穿透物体的花纹或文字，是在平面或立体空间内进行挖透的一种艺术手法。传统民间工艺剪纸就是比较常见的镂空艺术，凝聚着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化，洋溢着浓厚的民族色彩。书籍封面中的镂空手法一般以局部镂空为主，不同于整体镂空，局部镂空仅限于单个页面，因此需注意更多的细节表现。在局限的封面上进行镂空设计，除了位置、形态与大小，镂空部位与封面上的图形、文字的结合以及与周围页面的关系均需考虑，设计师应根据书籍封面的材质特性，有意识地对镂空形态进行调整。若镂空面积过大，可能会破坏封面的整体效果，也不易于存储。此外，镂空线条交接处的处理也需注意，可将原本复杂的形状简化，或放大镂空形态之间的链接处。根据镂空形态、位置、大小的不同，观者更容易从视觉、触觉上理解设计师所表达的意图，促使信息的完整交流。随着激光等现代化技术手段的引入，这门技艺突破了原有的局限性，镂空形态变得愈加多样化与精致，也极大地提高了制作效率。

2镂空的审美趣味

2.1体现传统韵味，丰富视觉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