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学分析论文范例

作者：赵仲明 单位：中国音乐学院

学术精神是学术研究工作中的一种诚笃精神，一种批判精神，一种超越精神。它鲜明地体现在学者执著的理论信仰、敏锐的问题意识、强烈的批判意识，以及整体的学术思想之中。在中国音乐学术史上，我们或许并不缺乏具备上述特征的学问家，然而，关注世界、关注时代、关注当下，并始终以开放的学术胸襟博采众家之长，兼容并蓄，同时在其学术研究中保持着高度学术责任感与学术使命感的学者，恐并不多见。本文通过对于润洋先生20世纪70年代末至2000年以后的主要学术著述的分析研究，探讨于先生学术思想发展的基本脉络及其重要学说在当代中国的西方音乐史学、音乐美学研究领域中的理论价值与学术意义，以表达笔者对于润洋先生80华诞暨50年学术生涯的诚挚敬意。

一、反思探索期（70年代末至80年代）

20世纪70年代末至整个80年代是中国现当代史上意识形态的“拨乱反正”期，同时也是于先生学术生涯中非常重要的“反思探索期”。“历史研究”与“美学评价”既是始终贯穿在于先生学术思想中予以强调的两个研究范畴，同时也是于先生构建理论学说的“两大基石”。然而，对于这一学术思想的探究，我们却可以追溯到他70年代末的学术著述之中。《器乐创作中的艺术规律》是于先生70年代末发表的一篇论文。当时，虽然“”已经被粉碎，但在我国音乐创作领域内的极左思潮并未完全消失，器乐创作中的标签化、图解化、概念化现象仍然较为普遍。比如，歌颂伟大领袖时采用《东方红》的曲调；寄托对革命者的哀思时采用《国际歌》的动机；表现人民军队时则采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对此，于先生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辩证法的基本理论，从音乐学的角度对当时的现象提出了批评：器乐的认识作用和社会功能，不在于它是否能为人们提供抽象的理性认识，揭示具体的哲理或观念，而在于从感情上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从感情的积累和深化加深对社会生活的感受能力和认识能力，进而影响对社会现实的感情态度。这是音乐、特别是器乐所具有的独特作用。忽视了这个特点，势必造成对器乐的政治内容、器乐为政治服务的狭隘理解。所谓“必须紧密配合政治运动”、“写中心”就是这种狭隘理解的产物……要求器乐直接表现抽象的政治概念，要求器乐必须直接为政治运动服务，这难免要导致器乐创作的概念化，丧失器乐所特有的艺术表现力量，同时也就丧失了器乐真正应该具有的政治内容。①值得注意的是，于先生在这篇文章的结尾处，以音乐学家特有的理论敏感和远见卓识特别提到了音乐学学科中的“历史研究”与“美学评论”。并且，他充满理论自信地指出：思想禁锢已经打开，思想的解放必将为艺术的真正繁荣开辟道路。在器乐创作领域中，我们应该在一系列的实践和理论问题上拨乱反正，努力探索其中规律性的东西，为未来器乐创作的繁荣创造条件。我们相信，这样的探索也必将对整个音乐创作、表演、历史研究、美学评论产生有益的、深远的影响。②经过了十年动乱后的中国，一方面出版界在引进与出版外版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著作方面空前繁荣；另一方面，我国的人文科学研究以及人文社会思潮也十分活跃。随着一大批对我国人文学术影响至深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以及其中关于哲学、美学的译著出版（如黑格尔《美学》《/西方美学家论美和美感》、格罗塞《艺术的起源》、克罗齐《作为表现的科学和一般语言学的美学的历史》、鲍桑葵《美学史》、科林伍德《艺术原理》、苏珊•朗格《艺术问题》《/情感与形式》、胡塞尔《现象学的观念》、卡尔•波普尔《猜想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李普曼《当代美学》），以及我国哲学界、美学界一批著作的陆续问世，我国的音乐美学著作出版与学术研究也开始复苏。

1978年，奥地利音乐学家爱德华•汉斯立克的音乐美学名著《论音乐的美———音乐美学的修改刍议》（第一版）中译本出版；1981年，英国音乐学家戴里克•柯克的《音乐语言》中译本问世。之后，中央音乐学院和上海音乐学院率先在音乐学系里成立了音乐美学小组，并着手对一些外文音乐美学文论与著作进行编译，并以此作为我国音乐学院的音乐美学选修课参考教材。③然而，从这一时期开始，作为音乐学的学科任务———“历史研究”与“美学评价”就再也没有离开过于先生的研究范畴。虽然，我们可以说于先生强调“历史研究”与“美学评价”的学术思想与我国当时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人文社会思潮，以及音乐学界以往的研究状况不无关系。但更重要的是，我们还应看到这一学术思想与于先生一贯坚持的理论信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辩证法，以及作为音乐学家特有的理论自觉———问题意识与批判意识直接相关。他博览群书，从不排斥任何不同己见的理论学说，且博采众家之长；他关注世界、关注时代、关注当下，但绝不是关注时髦，而是关注在时髦的当下被抛弃的和被遗忘的学术思想和隐蔽不彰的某些理论渊源。

以1978年汉斯立克《论音乐的美———音乐美学的修改刍议》中译本的出版为例。1981年，于先生在题为《对一种自律论音乐美学的剖析———评汉斯立克的〈论音乐的美〉》的一篇论文中，对汉斯立克及其“情感表现不是音乐的内容”④、“音乐美是一种独特的只为音乐所特有的美”⑤、“音乐的内容就是乐音的运动形式”⑥等学说率先进行了批判。但所有的理论批判却也是通过大量的史学举证和美学剖析后才得出结论：汉斯立克的学说是唯心主义的错误命题，是与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根本对立的立场。⑦并对这些表面看起来似乎仅只是音乐美学领域中关于他律论与自律论的学术之争，但实际上却是直接挑战甚至动摇我们长期以来坚持的反映论情感美学及其更为深刻的一系列带有原则性和根本性的理论问题展开论述。包括于先生在随后几年中发表的《符号、语义理论与现代音乐美学》（1985）和在《罗曼•茵加尔顿现象学音乐美学评述》（1988）等论文中，也同样坚持了“历史研究”与“美学评价”并重的学术思想与研究方法，并分别对苏珊•朗格的“艺术符号理论”、阿达姆•沙夫的“语义学理论”，以及对茵加尔顿“纯意向性对象”以及胡塞尔现象学等理论学说予以了公正客观的史学评价和美学评价。#p#分页标题#e#

如果说，以上所举论文仅是于先生在这个时期对西方各种理论学说进行的剖析性研究的话，那么，1988年他发表的《关于音乐基础理论研究的反思》一文，在笔者看来，则是于先生经过近十年的反思探索之后，从哲学理论层面上对音乐与音乐艺术的本质、属性、形式、内容、存在方式，以及与之相关的史学、美学、技术理论等学科的一次深刻的学术总结与理论分析。在很大程度上，这篇重要论文基本完善了于先生“理论构建期”与“理论深化期”的学术思想，同时也为他在未来的两个时期中取得更多的学术成就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若非如此，于先生断不能在这篇论文中，在谈到“历史研究”与“美学评价”二者在音乐学研究中的相互关系时，更为明晰地指出：以我国的西方音乐史学研究为例，除了史学理论、方法论本身存在的问题之外，音乐美学研究的落后，种种似是而非的音乐美学观念充斥史学工作者们的头脑，这是阻碍音乐史学发展的重要原因。当我们的音乐哲学观念还处在较低的层次，对音乐美学的一系列重要问题都不甚了了，甚至被许多错误的观念所占据时，我们恐怕是很难去把握和揭示这门艺术的历史发展规律的……在音乐技术理论领域中，关系相对间接一些，但它的深化无疑也有赖于研究者们基础理论素质的提高，否则这门学科就只能永远停留在经验论的、工艺学的水平上面很难使自己站在更高层次的理论水平线上。⑧显而易见，这一论断既成为了于先生后来的“音乐学分析”理论学说（1993）以及《现代西方音乐哲学导论》（2000）与《悲情肖邦———肖邦音乐中的悲情内涵阐释》（2008）专著的重要理论基础，同时也构成了他所有学术著述中特有的一种理论品格。恰如1982年他在一篇纪念导师卓菲娅•丽萨的文章中所说的那样：（除了体系音乐学外）“丽萨在音乐学上做出贡献的另一个领域是历史音乐学。她在体系音乐学领域获得的（诸多）成就，是与她在历史音乐学方面的渊博知识分不开的。对于她来说，这两者之间很难划出一条严格的界限。她的音乐美学论著总是给人以强烈的历史感，而她的音乐史学论著中则总是包含着理论的内容。”⑨毋庸讳言，随着时代的进步与学术的发展，作为卓菲娅•丽萨的学生，于先生强调和坚持“历史研究”与“美学评价”并重的音乐学研究理论与方法不仅明显比其师丽萨更为深阔，更重要的是，由他倡导的“历史研究”与“美学评价”这一研究方法已在中国当下的西方音乐研究领域中产生了意义深远的影响，并成为了一种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辩证法理论与哲学基础之上的、具有中国学术特色的音乐学研究。

教育部高教司1998年4月2号文件《关于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若干意见》曾明确说：“我们所进行的加强文化素质教育工作，重点指人文素质教育。主要是通过对大学生加强文学、历史、哲学、艺术等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教育，同时对文科学生加强自然科学方面的教育，以提高全体大学生的文化品位、审美情趣、人文修养和科学素质。”这从国家层面强调了文化素质教育在人才培养中的重要性，强调了人才培养的文化意义。以教学为主的新建地方本科院校由于升本时间短，学校缺少深厚的文化积淀及高度的文化自觉，要实现大学文化传承与创新的使命就只有将文化功能与人才培养功能相结合，通过培养具有一定文化素质的应用型人才来实现大学的文化使命。在新建地方本科院校，学生的专业知识和专业能力需要通过专业教育来完成，而文化修养则要通过通识教育来实现。因此，重视和加强通识教育，从大学文化传承和创新的角度进行通识教育改革，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是新建地方本科院校发挥文化传承功能的重要途径。

一、明确通识教育理念是有效实施通识教育的前提

目前，我国大多数新建地方本科院校在实施通识教育时普遍存在如下一些问题：一是在价值层面上以工具理性指导人才培养，忽略了大学本身的人文情怀和价值追求。在人才培养模式的设计中与下游的高等职业教育相似，“以就业为导向”、“一切为了就业”成了人才培养唯一的指导思想，就业率成了高悬在高校领导头上的“达摩克里斯之剑”，以至于大四成了就业年和“空巢”年，学生为了就业无心学习，到处找场子、通路子。在教学方面，通识教育则让位于职业技能教育，通识教育仅仅是专业教育的补充，是游离于专业教育之外的附加部分。二是在课程设置方面，首先是公共必修课程中的思想政治理论课侧重思想政治教育，形式上重视，实质上没有得到重视；其次是课程教学急功近利，学生学习心态浮躁；再次是通识课只重数量、不重质量，学生只求学分、不讲学习效果；四是专业理论课负担过重，学生无法安心于通识学习。三是在师资队伍方面，教师缺少一定的文化底蕴。由于新建地方本科院校近年来都面临一个快速发展期，学校连年扩招，规模急剧扩大，对教师队伍资源形成了巨大的压力，高素质教师的补充远远不能跟上学生数量的增加。再加上这些学校引进人才首先考虑的是急需的专业人才，而不是从事通识教育的教师，学校高水平的人文专业教师紧缺，加剧了教师队伍学科结构不合理的状况。所以，新建地方本科院校不可能象国内一流的本科高校那样积聚起一批能开设高质量通识教育课程的教师力量。四是在操作层面上，通识课程建设不到位，教学管理不严格，教学内容没有主要方位，教学方式单调，使通识教育课程不能适应应用型人才培养的需要。存在上述问题的根本原因还是学校对实施通识教育的本质和理念认识缺位，对通识教育在培养应用型本科人才中的重要性认识不足。通识教育原意是教导人要接受全面的、完整的教育，加强学生的人文修养和人格的完善。通识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学生能独立思考，对不同的学科有所认识，从而能将不同的知识融会贯通，培养出一个完全完整的人。通识教育的成形在美国，它是美国大学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不断提高自身的适应性的产物。1945年7月，哈佛大学颁布了著名的“红皮书”——《自由社会中的通识教育》，报告强调，通过通识教育应该帮助人们“有效地思考、交流思想，做出适当的判断并区别不同的价值观念”。158国内著名学者李曼丽博士则认为：“就性质而言，通识教育是高等教育的组成部分，是所有大学生都应接受的非专业性教育；就其目的而言，通识教育旨在培养积极参与社会生活的、有社会责任感的、全面发展的社会的人和国家的公民；就其内容而言，通识教育是一种广泛的、非专业性的、非功利性的基本知识、技能和态度的教育。”17根据以上论述，大学通识教育作为一种教育理念，是关注作为整体性的人的教育，是使每一个人都能接受适于自身需要与特点的教育，是求得每一个人身心健康、全面发展的教育。通识教育所追求的是高等教育的本质和大学的使命，因此，人文教育和人文精神的培养是通识教育的主要内核。通识教育的理念和目标符合我国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也与国家对大学生素质教育的要求相一致，与大学文化传承创新的功能相吻合。当前，我国已经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基本情况与20世纪30-40年代美国高等教育的状况十分类似。在人才培养方面，新建地方本科院校面临着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对各类应用型人才的需求及学生就业竞争的巨大压力，究竟是全面“育人”，还是功利性地“制器”，这是摆在新建本科院校面前需要正确抉择的一个战略性问题。其实，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前提是高素质，然后才是应用型。一个大学生走上社会以后，只有人格健康、文化修养好、科学素养强，再加上扎实的专业知识和能力，才能更好地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服务。通识教育可以避免新建地方本科院校因专业结构单一、专业划分过细、专业功利性过强的现状，培养适应性和社会责任感强的人才。因此，新建本科院校要真正理解大学通识教育的目标，以先进的通识教育理念引领人才培养全过程，不仅要重视“制器”，更要重视“育人”；要在组织实施大学通识教育的过程中，建设具有应用型人才培养特色的通识课程体系，以专业教育为根、通识教育为本，将通识教育融入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的整体改革之中。

二、课程建设和改革是发展通识教育的核心

应用型人才的素质规格必须有严格的课程体系来支撑。目前，大多数新建地方本科院校的通识教育课程都由公共必修课和公共选修课（通选课）组成。由于历史的原因，公共必修课程中占主要比例的是思想政治理论课、大学英语、计算机和公共体育（一般要占40个学分），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对大学生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大学英语是培养大学生的语言交流能力，这些课程是无法承担通识教育任务和实现通识教育目标的。公共选修课程则是天女散花式地多而杂，数量有数百门之多，课程内容没有深度，课程间没有内在联系，形不成有效支撑专业教育的课程方向，教学要求不严，导致很多学生混学分。很明显，目前所实行的公共选修课方案实际上未能达到通识教育的目的，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通识教育。通识教育的核心是通识课程体系的建立，建立核心课程体系是解决上述问题的出路，也是美国和国内高水平大学通识教育课程改革的成功经验。我国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等高校曾相继学习哈佛大学的经验，推出了自己的核心课程体系。但问题是，作为一所新建地方本科院校，其办学理念和办学定位有自身的特殊性，以教学为主、培养应用型人才、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使命决定了这类学校不能盲目照搬哈佛和国内一流高校的做法。而新建地方本科院校学生的学习能力以及根深蒂固的学习习惯也不一定能完全适应哈佛大学的做法。相比之下，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经验更值得我们借鉴。麻省理工学院的自然科学通识课程不似哈佛芝加哥的自然科学课程多为所谓“非专业的科学课”，而是与专业紧密结合的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课程。较有特色的是，麻省理工学院对理工科学生的人文社会科学要求较高，理工科学生必须选修至少8门其质量份量和严格性很高的人文社会科学的课程，而且规定至少3门必须集中在某一特定领域，如历史、哲学、文学等。基于上述案例，新建地方本科院校在建立自己的通识教育课程体系时要重视以下几点：一是核心课程要以人文社会科学课程为主，坚持少而精的原则。人文类课程是人类文化精华的主要载体，人文精神是养育大学生健全人格最核心的心理营养。在以理工类专业为主的一些新建地方本科院校，理工类专业基础课程中的科学素养已基本满足学生发展需要，应更加关注学生人文素养的培养。因此，通识教育要以人文社会学科课程为主线，精选包括传统文化（如四书）、伦理学、文学、外国经典、中外历史、哲学等课程，通过这种知识教育、道德教育、伦理教育、生命教育等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这类课程特别要渗透中华文化传统，使通识教育内容本土化。因为“文化传统是一个民族世世代代积累而成的精神财富，是一个民族发展动力接连不断的源泉。文化传统可以造成一个民族的自尊心、自豪感和自强精神。有了它，一个民族在遇到难以应付的历史环境的挑战的时候，就有可能激发民族活力，解决面临的复杂问题，使民族获得新生”。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千百年来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也是全人类的宝贵精神财富，其特有的道德理想、人生态度、价值追求、思维方式在今天仍有不容忽视的教育价值。二是要改革现有公共必修课程体系，实现真正意义上的通识教育。由于中国的国情和历史原因，目前的公共必修课框架还不可能有大的变动，但其教学内容可以整合，如思想道德课程可以与传统伦理教育相结合，融入中国传统道德元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可以与介绍西方经典哲学思想结合起来进行教学；大学语文可以从文学和传统文化的视角进行课程改革；大学英语课程，它应不仅是一门语言课，不仅是为了学生考级，我们要通过大学英语对学生进行国外先进文化和精神遗产的教育。即使是大学体育课程，也可以体现通识教育的内涵。传统体育课程的目标过于关注人的生物学意义，侧重身体需求和生理需要，而忽略了学生作为“人”的心灵渴望。现代大学体育完全可以渗透“精神、道德、人格”教育，使体育课同样充满人文情怀。三是要将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相互融通。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是相互支撑的课程教学体系，从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培养的视角来看，通识教育能使学生获得将来社会生活适应过程中除专业知识和能力外所需要的知识素质和能力，专业教育则满足学生在就业岗位中的职业要求。通识教育要求学生在知识领域上的适度宽广，强调的是横向上的知识面和基本技能；专业教育则是对学生某些专业领域知识和能力的深度要求，主要强调纵向上的理解。作为学生，能以人文和更宽广的科学视野思考和处理专业问题，或能从精深的专业角度来观察、适应社会的变迁，都是一种非常有益的修养。学校的专业教师，要在专业教育中渗透通识教育的理念、精神，把历代科学家和专家对真理的不懈追求和改造客观世界的人文情怀、顽强精神，以及自然规律中的美学原则等渗透到教学中。另一方面，不同专业学生的专业教育要与不同的通识课程相匹配，例如，培养建筑工程师，要学会造房子，就要学习专业课“结构力学”；房子要造得美观，就要学习美学；造的房子质量要好，不会成为“楼歪歪”，则应该学习伦理学。因此，美学与伦理学应是建筑类和艺术类学生必修的通识课程。四是重视公共选修课程建设和管理。目前大部分实行学分制管理的新建地方本科院校，都有公共选修课课程模块作为通识教育的重要补充。但这类课程多而杂，课程开设随意性大，管理混乱；师资基本以青年教师为主，开课质量不高；学生对选修该类课程积极性不高，听课不认真，考核不严格。因此，学校要对公共选修课进行整体规划和建设，并在建设经费上给予扶持；要根据学科和专业特点对现有的公共选修课进行疏理，要按大类整合，如人史类、艺术类、科技类、经管类等，以便于学生根据个人需求及专业特点进行选择；要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所提供的优秀网络课程资源，以“网络课程+辅导教师”的形式充实到公共选修课体系中；要重视通识课程教师队伍的建设，加强对通识课程的教学管理和课程评价，提高师生对通识教育的自觉意识。五是开设通识教育系列讲座。新建地方本科院校在通识教育师资不足的情况下，可以充分利用校内外优质教学资源，开设专家讲坛、系列讲座，对不同专业或不同需要的学生进行相关的通识教育。每位专家教授在自己熟悉的专业或相近领域内精心准备若干讲座，学校可建立精品讲座专家库或网站，学生根据不同专业需求选择相应的讲座接受教育，经教学管理部门考核后承认一定的学分。

三、严格要求和教学方法改革是通识教育成败的关键

摘要：中华美学精神在最本体的层面体现了中国人的审美方式、思维方式、表达方式。目前，学界对中华美学精神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理论来源、体系构建以及理论研究意义方面，整体上偏理论性、宏观性，个案实践研究相对匮乏；理论研究中，体系尚待完善，如何具体实现中华美学精神的现代性转化，已有研究涉及，但成果较少。因此，开展具体、详实的中华美学精神指导实践个案的研究，使中华美学精神成为当代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拓展中华美学精神的研究视角是后续研究需要着重关注的问题。

关键词：中华美学精神；体系研究；述评

一、中华美学精神研究背景

我国美学研究已有百年历史。百年中，中国美学研究主要脉络如下：20世纪初，以王国维、梁启超为代表，用西方美学标准研究中国文学艺术；20世纪30、40年代，以朱光潜、宗白华为代表，开始在美学研究中融入中国传统美学的内容；20世纪50、60年代，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美学研究的理论依据；20世纪80年代，随着我国全面开放，美学研究开始出现民族化倾向，以吴冠中先生为代表的艺术家从艺术角度弘扬民族之美的探索，掀起长达数十年的关于什么是美的大讨论。20世纪80年代，中华全国美学学会和中华全国美学学会全国高等学校美学分会成立。朱光潜教授在首届全国美学学会上做了关于美学和美学史研究问题的讲话。中华全国美学学会第二届年会探讨了审美教育、中西方美术史研究方法等问题。21世纪初，我国出现对中华美学精神的研究。2003年，袁济喜在《论宗白华的魏晋美学解读》一文中指出：“宗白华在‘五四’时期对魏晋美学的解读，体现出他力图通过对中国传统美学的体验与研究，重构中华美学精神的识见。”［1］1993年美学与文艺研究丛刊出版；1996年《美学与艺术学研究》创刊；21世纪初，北京大学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推出了“三大出版工程”。这些文献代表了当代美学与艺术学研究的水平，但未对“中华美学精神”“中国美学精神”“中国传统美学”“中国经典美学”进行具体、明晰的界定。［2］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曲阜参观孔府和孔子研究院时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明确提出了中华美学精神的概念，掀起了对中国传统美学研究的新高潮。

二、中华美学精神研究概况

在中国知网以中华美学精神为篇名搜索。至2020年12月，共获得文献189篇。其中期刊论文102篇，博硕士论文3篇，报纸文章84篇。期刊论文作者来自高校的文章有72篇，来自社会科学院等相关研究机构的文章有19篇。从基金来源看，国家基金项目14项，部级项目5项，省市级项目19项。中华美学精神论文发表平台相对较高，主要有《文艺研究》《艺术百家》《社会科学辑刊》《艺术评论》《民族艺术》《民族艺术研究》《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贵州大学学报：艺术版》等重要学术期刊，《文艺报》《中国艺术报》《中国文汇报》《光明日报》《社会科学报》等报纸。此外，中国文联出版社、文化艺术出版社等也是近年来中华美学理论成果发布的重要平台。这些成果构成了中华美学精神的研究体系。已有成果集中在理论来源及特质、理论体系构建及原则、理论研究意义及指导实践的个案研究等方面。

（一）理论来源及特质

一、研究方法

1.访谈法围绕本专业近几届毕业生及实习生存在的问题及对学生培养的意见和建议，共召开了2次座谈会。2011年5月23日，在光明初级中学召开了上海市黄浦区部分体育骨干教师座谈会，主要有来自大同中学、光明中学、市南中学、尚文中学、市八初级中学、光明初级中学及商贸旅游学校等校的骨干教师。同年5月29日，在上师大徐汇校区体化楼310会议室召开了上海市部分体育教研组长、教研员座谈会，出席人员为七宝中学、市二中学、上海市实验学校、莘庄中学、汾阳中学、一师附小等校的体育教研组长及徐汇区、黄浦区、原卢湾区、静安区、杨浦区等区的体育教研员。

2.问卷调查法针对上师大体育教育专业课程设置存在的问题设计了一份调查问卷。问卷设计后，请有关体育教育方面的专家进行了效度检验，表明此问卷效度颇高。问卷发放对象为上海师范大学体教专业2012届留在上海工作的毕业生，共发放问卷70份，回收69份，回收率为98。6%;其中有效问卷67份，有效率为95。7%。采用重测法对问卷的信度进行检验，重测时间与第一次问卷时间相隔10d，将2次问卷结果进行相关性检验，得到相关系数为0。87，表明此份问卷信度较高。

3.数理统计法对问卷调查结果在EXCEL统计软件中进行百分比统计。

二、结果与分析

1.本专业学生存在问题及上海市中小学的要求

1.1生源质量在下降，教学技能需加强近些年上海生源的减少导致学校可选择的体育生不足，生源质量亦下降较大。不少学生是因学习成绩较差高考前临改体而“误”入此行的，只能称其为体育积极分子。这些学生进入了体教专业后，因为身体素质较差、体育基础较弱，发展空间不大。由此出现教学技能较差状况，尤其是在教案书写、吹哨、口令、讲解、示范、队列队形及队伍调动等方面。中小学要求在平时教学中及教育实习前能加强教学技能方面的学习与培训。

摘要：

随着经济和社会的不断发展，世界呈现出包容性发展的趋势，西方茶文化在这一趋势的推动下迅速传播到中国，中国的茶文化也随着世界文化的大融合、大发展趋势迅速走向世界，影响了越来越多的外国友人。在中西茶文化碰撞、交汇、相互影响的过程中，中西方茶文化各自的深刻内涵以及相互差异，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并直接对茶文化的翻译问题产生了显著影响。基于这一背景，在现阶段对中西方茶文化的内涵及翻译进行科学分析，是非常具有现实意义的，并将非常有助于中国茶文化影响力的继续扩大、提升。

关键词：

中西方；茶文化；内涵；翻译

中国是茶叶大国，是茶叶的原产地，也是茶文化的发源地。在茶叶长途跋涉传播到西方国家后，通过长期的历史积淀，西方也逐渐形成了与中国茶文化截然不同、独具特色的茶文化内涵与体系，并主要通过饮茶习惯、饮茶方式、饮茶礼仪等表现出来，让茶叶这一古老的中国饮品在西方土地上焕发出异域风情。本文在参考相关文献、资料的基础上，结合当前中西方茶文化的客观现状，对中西方茶文化的内涵进行了分析和比较，并对茶文化的翻译提出了一些可行的建议，希望对相关人士有所启示。

1中西方茶文化的内涵分析

中国是茶叶的故乡，是茶文化生根发芽的地方，有着深厚的茶文化积淀，茶文化也显著地影响着由古至今的中国人的行为礼仪、性格品质，可以说，中国茶文化是中国人的一个鲜明标签和深刻烙印。西方虽然接触茶叶、茶文化的时间和中国相比少得多，但近代以来，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也逐渐形成了一套独具特色的、和中国乃至东方国家有显著区分的茶文化体系。早在十六世纪的时候，英国在强大的生产力、军事实力的支撑下，战胜了西班牙战队进而获得了海上霸权，走上了向外扩张的历史征程。从那时开始，英国和世界范围内其他国家的物质、经济往来日益频繁，也是在这一时期，官方色彩鲜明的东印度公司首次将东方茶叶带入了英国，并作为商品销售。这种珍贵的东方树叶，当时由于在英国数量稀缺而价值不菲，主要作为药品和养生饮品而存在，流传于英国皇家贵族当中，并很快获得了越来越多英国人的喜爱。因此，英国的茶叶供应量逐渐增加，开始越来越多地影响到英国的中下层人民，获得了广泛的民间人士的喜爱，成为英国人休闲、社交中使用到的重要饮品。随后，随着英国的不断扩张，英国的茶叶供应量越来越多，逐渐在英国人当中得以普及，英国人和茶叶产生了不可分割的情感，这种英国茶文化也开始逐渐渗透到西方世界的其他国家当中，产生越来越深刻的文化基础。由于西方国家和中国在文化差异、民族背景、生活方式等方面的不同，西方国家逐渐形成了显著区别于中国的茶文化内涵，并逐渐形成完善的西方茶文化体系。茶文化在西方国家从萌芽逐渐走向成熟，散发出强大的魅力和吸引力。和中国的农耕文明不同，在西方国家的文化领域中，茶文化更多扮演的是一种开放的、优雅的角色。西方人对于茶叶饮品的感受，不仅在于味觉，更在于品茶过程中的自我精神实现和与他人的精神交流，茶文化在西方国家的内涵变得非常集中而深刻，这和西方国家商业文明的发展是息息相关的，也表现出西方人对茶叶的深刻喜爱和情有独钟。在此基础上，西方茶文化的内涵逐渐扩散而细化，英国形成了喝下午茶的习惯，饮茶这一极具文化氛围的活动已经成为了英国人乃至西方人生活、工作、社交、休闲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如果说英国的茶文化专注于文化“点”魅力的绽放，那么中国茶文化则更加倾向于从千年历史中缓缓走来的极具民族文化积淀的茶文化普遍影响及成熟形式的展现。中国的茶文化经历了千年历史的塑造，已经和中国儒家文化、道家文化、佛家文化完美融合，极具中华文化魅力与特色，成为中国的标志性文化载体与文化形式。在中国人眼中，茶文化的内涵是广泛而深刻的，涉及到茶叶的种植、采摘、制作、饮用、茶具选择、茶室布置、茶服搭配、茶事活动等与茶叶相关的方方面面，并完全上升到精神层面。茶文化的内涵之于中国人，兼具了形式美、内容美、精神美，在饮茶活动的每一个细节上，中国人都乐在其中，并自觉实现了肢体活动和精神活动的交融。中国茶文化的内涵之庞大、含义之深刻、形式之优美、影响之深远，是只言片语难以描述的，它已经深入到中国的文化当中，深入到中国人的骨髓当中。

作为群经之首的《周易》，是形成中国文化特色的元典之一，对包括文学在内的中国社会文化生活各方面产生了深刻影响。近年来研究易学与文学关系的成果非常丰富，同时出现了梳理、反思这些成果的综述若干篇，如张善文的《〈周易〉与文学的关系研究综述》［1］144－157和黄黎星的《观其会通、探其精微———关于〈易〉学与文学关系研究的思考》［2］等。在易学与文学关系的研究中存在两种范式，即自上而下的理论研究与平行类比的个案研究。   首先，二者研究对象不同。前者是选择重大文学理论问题的宏观研究，后者则是围绕作家的作品、批评及文学思想而展开微观的个案研究。其次，理论基础不同。前者的理论基础是《周易》本身，后者的理论基础则是作家阐释易学的相关著作。第三，研究方法不同。前者是追根溯源的，是从《周易》出发，寻找其对于文学影响的痕迹;后者则是将作家本人的易学著作与其文学著作看成一种平行类比的关系，分析二者之间一致的趋势以及相互关系。   一、自上而下的理论研究易学对于文学理论的影响是全面而深入的，其中文道观、言象意、阴阳辩证、通变、美学思想等是易学与文学关系研究中的焦点问题。   (一)文道观   《周易》在六经中最具形上性，在宗经的文学观之下，讨论文学的形上之道，自然很难离开《周易》。《文心雕龙•原道》受到《周易》非常大的影响。祖保泉的《〈文心雕龙•原道〉臆札》认为，刘勰在《周易》的基础上建立了文道观，他的道是儒家的，《原道》从理论体系的建立到语词运用，都受到《周易》的影响。［3］王运熙的《〈文心雕龙•原道〉的思想倾向》、王小盾的《〈文心雕龙〉和〈周易〉的关系》都认为《原道》的“道”和《周易》的“道”主要用法相同。［4－5］李奇云的《影响范式研究:〈周易〉与〈文心雕龙〉》运用统计方法定量测定《周易》对《文心雕龙》的影响，得出的结论是:“《周易》对《文心雕龙》影响最大的在《原道》篇。”［6］《周易》如何具体影响《原道篇》，周勋初的《〈易〉学中的两大流派对〈文心雕龙〉的不同影响》认为《原道篇》的道，与《易》中的道涵义相同，是指事物的本质和规律。［7］   范文澜先生认为刘勰是经学古文学派，周勋初有不同看法。他认为刘勰受到汉易与王弼易学的双重影响，其“文”、“道”关系论也受到易学两大流派的影响。黄高宪的《〈周易〉对〈文心雕龙〉“原道”论的影响》则认为:《原道》与《周易》的“道”相同之处在于:《易传》的解易理论对“原道”的影响，包括《易传》的“观物取象”说、“八卦生成”说、“三才”说、“乾坤，《易》之门户”说等。［8］王少良的《〈易传〉及魏晋玄学的文艺本原论》认为除了《文心雕龙》之外，《易传》还对其他的文学本源论产生影响，他认为古代文论中的文道观是在《易传》及魏晋玄学的启发下而获得的周密阐述。［9］黄黎星在《易学与中国传统文艺观》一书中认为《周易》之道是文学起源论与本质观的最重要的思维原点，［10］他还在《〈周易〉对欧阳修文学观念的影响》、《刘熙载〈艺概〉中的援〈易〉立说》二文中对欧阳修、刘熙载的文道观从易学的角度做了解读，［11－12］他认为欧阳修“重道以充文”的思想来源于《大畜》卦。［11］范中胜的《〈周易〉与欧阳修的文道观》则在黄黎星文章的基础上，更全面地讨论了欧阳修文道观的思想来源，认为《乾•文言》的“修辞立其诚”，《大畜》卦的“刚健笃实，辉光日新”，《贲卦》的文质关系论是欧阳修文道观的思想来源。［13］   (二)言、象、意   《周易》言、象、意的思想经过王弼《周易略例》的进一步阐释，对意象理论、典型理论等产生了很大影响。   1．意象   易象与意象本自相通，章学诚《文史通义•易教下》说:“《易》象虽包《六艺》，与《诗》之比兴，尤为表里。”胡雪岗在《试论“意象”》中说:“‘意象’这一概念最早出现于殷周之际的《周易》中。”［14］朱良志的《象———中国艺术论的基元》则认为中国古代艺术表达的途径是用语言来创造象，而这种重“象”与“易象传统”有很大关系。［15］王振复也说:“中华意象美学智慧的源头在《周易》。”［16］168易象如何影响意象?敏泽的《中国古典意象论》认为《周易•系辞》的意思就是:言、意所不能完全表达的，可由“象”来表达，就是说，“象”比“言”、“意”更具有表现力。［17］《周易》提出的言、象、意的关系有两个影响:一是由小见大，由具体表现一般的原则;二是“象”所具有的象征性特征，使得易象通于诗的比兴。党圣元在《谈“易象”》、《象•实象•假象》等文中认为:《周易》的“易象”及“取象”说、“言”“意”关系说对文学形象理论产生影响，他认为易象有“形象”与“象征”两个特点。他说:“当我们把易象的这些特点与诗歌的‘比兴’……加以对比，可以发现它们之间达到了惊人的一致。”我国古代形象理论“溯其源头，实始于‘易象’及《易传》之‘取象’。”［18－19］吴廷玉在《易象与意象》中探讨了从易象到意象的三个阶段:(1)由《系辞》发端，后以王弼为代表的魏晋玄学所讨论的象、言、意的关系，为审美意象说的建立奠定哲学基础。(2)《系辞》“称名也小，取类也大”的创作经验总结，以及司马迁沟通《诗》、《骚》与《易》的批评实践，揭示出意象营构的规律与模式。(3)王充、刘勰对易象之象所做的语义转换，“意象”这一古典美学的核心范畴便最终生成。［20］贺天忠在《“意象”说:中国古代第一个系统的诗学理论》中认为意象说的理论经历两次大的理论建构和三次自身的理论提升。其中《周易》“立象以尽意”和“观物取象”说，构成了意象说的理论基础，王弼的言、象、意理论，进一步丰富了意象说的理论基础。［21］#p#分页标题#e#   2．典型   王元化指出《文心雕龙》的“称名也小，取类也大”包含了“个别蕴含了普遍，或具体显示了概念的特性”。［22］卓支中则把这种典型理论的源头从刘勰追溯到《周易》。他在《立象尽意以小见大———〈周易〉中形象与典型思想试探》中认为《比兴篇》的“称名也小，取类也大”之论来于《周易》，这正是“典型性”理论的胚胎。［23］马白在《论〈易传〉的美学思想》中也说:“《易传》‘类’的思想，开后世艺术概括论、人物塑造论的先河。”这种思想“对小说、戏剧中的人物塑造的典型化做出了方法论的指导”。［24］陈桐生的《〈史记〉与〈周易〉六论》分析了司马迁的典型理论与易学的关系。他认为:《易传》“名小旨大”的思想，是中国最早的典型理论。司马迁运用这种典型化理论去批评屈原，同时是他史传创作的指导原则。［25］司马迁《屈原贾生列传》对《离骚》的评价化用了《系辞》之语，认为《离骚》以芳草美人比拟主人公志行高洁，并寄寓国家前途与命运的重大主题，文约辞微，文小指大，言近旨远，这实际上就是典型化理论。   (三)阴阳辩证   叶朗认为《易传》与《老子》是中国辩证法传统的两个源头，“同样构成了中国古代美学史上辩证法传统的两个源头”。《易传》的辩证思想从四个方面影响古典美学:阴阳刚柔的美的两大类型的统一、文艺发展中的通变思想、“知几其神”的审美标准与理想、“修辞立诚”的诗品与人品的统一。［26］78《周易》阴阳辩证思想与文学关系的研究成果主要是从辩证思维、艺术风格、理论范畴等三个角度展开的。   1．辩证思维   蒋树勇的《中国古代艺术辩证法思想的哲学传统》认为《易经》中的‘变易’与‘不变’是中国哲学智慧的光芒，影响了姚鼐的阳刚、阴柔之美，刘勰、叶燮的变与不变的通变观。［27］《文心雕龙》充满辩证智慧的文学思想与《周易》密切相关。缪俊杰的《略论〈文心雕龙〉中的辩证法思想》认为刘勰关于“神与物”、“体与性”、“通一与变”、“情与采”、“动与静”、“夸张与含蓄”、“以少总多”、“文约辞简”等关系的阐述，都受到《易经》影响，充满了辩证智慧。［28］马白的《从方法论看〈周易〉对〈文心雕龙〉的影响》认为刘勰运用《周易》“分而为二”的思想，分析文学现象的矛盾，提出一系列对立统一内容的命题;运用《周易》“变动不居”的思想，考察文学发展的轮廓通变;运用《周易》“类族辨物”的思想，辨别了事物的异同，建立完整的文体论。［29］宗小荣的《通变成文极数定象———从〈周易〉的辩证思想谈我国诗歌形式的发展变化规律》认为从诗骚到二、三、四、五、六、七等杂言，以及古诗、律诗、绝句、乐府等诗体，诗、词、曲、赋等文学样式的变异演化，其原因就在于文学内部的阴阳对立、刚柔相推和奇偶相生、量变到质变的矛盾运动，这些都可用《周易》的辩证思维来解释。［30］黄寿祺、张善文的《〈周易〉对立变化创新思想中的美学意义》指出《周易》朴素辩证思想与“寓和谐于对立”、美的相对性、美的创新等美学思想密切相关。［31］仪平策《“中和”范式•“阴阳两仪”•“一两”思维》一文则从《周易》的辩证思维出发，探讨了中国美学以“中和”为境界的思想源头。［32］   2．阴阳风格论   易学的阴阳、刚柔之分，对于文学风格的划分产生影响。陈永标在《试论阳刚阴柔之美》中说:“阳刚阴柔之美，最早出现于殷周之际的《周易》。”“真正以阴阳刚柔去阐发外在的自然和社会现象的变化的是《易传》。”［33］李小成《周易的阴阳之道对古代文学风格主流形成的影响》认为《周易》对文学风格的深刻影响表现于:阳刚之气与“风骨”，阴柔之美与“平淡”的艺术追求。［34］风格的二分法与《周易》阴阳思想有关，《周易》崇尚刚健的思想对“风骨”论产生影响。如朱良志认为《周易》具有崇阳抑阴的思维倾向。［35］王振复也认为《周易》推崇的刚健生命力，而这种刚健生命力衍生出刘勰的“风骨”说。［16］150杨凤琴《风骨论及其思想渊源》认为《周易》崇尚刚健博大的力量，正是风骨论的深厚底蕴。［36］   3．艺术范畴   成中英认为有中国、西方、印度三类辩证法，中国特色的辩证法是来自于《易经》的“阴阳辩证法”。《周易》阴阳辩证法是诸多创作论范畴辩证统一的思想来源。邓军海的文章《〈艺概〉风格论的阴阳辩证精神》就以此理论为基础，分析了《艺概》中的柔与刚、圆与方、沈与快、婉与直、密与疏等范畴。［37］王小盾在《〈文心雕龙〉和〈周易〉的关系》中认为《风骨》和《隐秀》是阳刚阴柔风格二分论的滥觞形态。［5］在《〈文心雕龙〉风格理论的〈易〉学渊源》中他进一步完善了他的说法，认为《文心雕龙》的风格理论体系包括十个范畴。其中作为美学理想的范畴有“风骨”和“隐秀”，作为基本风格类型的范畴有《体性》八体。其中“隐秀”、“风骨”相当于阴、阳二仪，“典雅”、“远奥”、“精约”、“显附”、“繁缛”、“壮丽”、“新奇”、“轻靡”八体则分别对应于“乾”、“坤”、“震”、“艮”等八卦，刘勰构建风格学体系的理论基础主要来于《周易》，是以八卦序列为其模型。［38］   (四)通变思想   《周易》的通变思想对于文学发展观，尤其是《文心雕龙•通变篇》产生很大影响。马茂元《说〈通变〉》、刘文忠《〈文心雕龙〉儒家的渊源关系》、张国庆《略谈〈文心雕龙〉中的“通变”》等文均认为《系辞传》的“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刘勰“通变”观的思想源头。［39－41］学者大多从《周易》的角度去挖掘刘勰“通变”原意。穆克宏的《变则其久，通则不乏》认为刘勰的“通”为继承，“变”为创新。［42］他的观点受到不少学者反对。蔡钟翔不同意穆文观点，在《释“通变”》中他从《易传》及王弼易学的角度出发，认为“通变”包括文学创作论中的通变以及文学发展论中的通变。《易传》具有“反本”以及事物螺旋上升的思想，刘勰的通变与《易传》相通，所以“‘通变’既包含了‘反本’……又可以与复古相通”。所以“通”不仅有继承意，还应该包括复古。［43］童庆炳的《〈文心雕龙〉“会通适变”说新解》本于“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穷”、“变”、“通”、“久”顺序来阐明《通变篇》中“会通适变”的内涵，他提出了“运动”说，认为“变”是文学创作发展的横向运动，“通”是会通古典作品的纵向运动，刘勰是想把文学放到运动变化中来考察。［44］詹福瑞在《中古文学理论范畴》第四章“文变”部分，对文学通变观做了全面深入的研究。他认为《文心雕龙•通变》有四种解释:复古说、继承革新说、会通适变说和变新说。他对《周易》中的“变”、“通”、“通变”、“通其变”、“变通”、“变而通之”进行分析后，得出三个结论:“通”有通晓、贯通和通达之意;“通变”和“通其变”都有通与变化之意;“变通”指事物因变化而通达。“通变”与“变通”反映了《易经》作用的两个方面，通于变化和因变而通。他说:“‘通变’这一概念的内涵的核心是是趋时而变。所谓‘通变’即如《系辞》所说的‘通其变’，也就是通于文章的变化……又有文章因变而得通达永久的意思。”［45］232他认为通非但不包含继承的意思，而且恰恰相反。郭维森的《〈易传〉的文学思想及其影响》、陈良运的《周易与中国文学》、李平的《〈周易〉对中国古代文学思想的影响》等均对易变思想对于文学发展观的影响作了系统的梳理。他们认为《周易》还影响到了《毛诗序》、《诗谱序》、《文选序》、《诗式》、《诗源辩体》、《原诗》等著作以及袁枚、袁宏道、屈大均等人的文学通变观。［46－48］黄黎星在《易学与中国传统文艺观》的第四章对此问题作了总结。他认为易学的“变”除了“穷则变”、“变则通”等语之外，还有“生生之谓易”、“易一字而含三义”等。这些“变”的思想对于文艺思想都有不同的影响，他总结为六点:①变动不居:《易》学的观念性影响;②生生不已:文艺发展的生命力;③与时偕行:文因时变的认识;④变以求通:变化发展的要义;⑤变易不易:变化中的辩证法;⑥革故鼎新:新陈代谢的规律。［10］118－151#p#分页标题#e#   (五)美学思想   宗白华是较早阐释《周易》美学思想的学者，他在《中国美学史中重要问题的初步探索》中以《贲》、《离》为例，分析了《易经》包含的丰富美学思想。他认为《贲》卦主旨是文与质关系，《离》卦则有四层意思:附丽与美丽的统一，虚实结合，对称、对偶、对比的美感，通透的美。［49］20世纪80年代两部重要的美学史著作，李泽厚、刘纲纪的《中国美学史》与叶朗的《中国美学史大纲》均关注到《周易》。前书认为，《周易》对中国美学的影响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在于范畴的影响，作者以“文”、“象”与“意”、“阳刚”与“阴柔”等范畴为例，分析他们对美学的影响。另一方面在于思想体系的影响。如《周易》中人与自然的统一、阴阳的平衡统一与运动、辩证法等都是艺术创造的理论基础。［50］叶朗的《中国美学史大纲》认为《易传》的美学思想最重要的是提出了“象”这一范畴，以及围绕此范畴而提出的“立象以尽意”、“观物取象”的命题。［26］73王振复的《周易的美学智慧》与刘纲纪的《周易美学》是20世纪90年代相继出版的《周易》美学的两部专著。与其在《中国美学史》中所述一致，他把《周易》对美学史的影响归结为系统与范畴两大类。他同时重视《周易》在当代中国美学建构中的作用。在《易学与当代美学的重建》一文中，他认为在当代美学的重建中“易学处于十分重要的基础性的地位”，需要在《周易》思想的基础上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美学体系。他认为《周易》肯定人与自然、个体与群体统一的思想使得中国美学独具特色。［51］《周易的美学智慧》则聚焦到《周易》诸如“气”的一些元范畴，以及这些元范畴在美学史上的影响。［16］除了专著之外，还有一些论文较为系统地探讨了《周易》美学问题。如郑谦的《从〈周易〉看我国传统美学的萌芽》，就从“观物取象”与“立象尽意”———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滥觞、“以象喻理”———对文学特征的自发掌握、“称名小，取类大”———初露艺术概括的端倪、意内言外———诗词寄托说之所本、“物相杂为文”与“贞夫一”———艺术辩证法的最初启示、阴阳刚柔说———风格美论的先声等六个方面较为全面地分析了中国美学的源头。［52］刁生虎的《〈周易〉:中国传统美学思维的源头》认为:《周易》所奠定的天人合一、阴阳和谐、隐喻象征、直觉体悟等思维方式开启了中国美学的东方传统，成为中国传统美学的源头活水。［53］蒋凡、张小平的《〈周易〉对古典美学和文论批评的影响》简要地概括了《周易》对古典美学和文论发展的十大影响，如阴阳之道、观物取象、中和之美、言意之辩、贲饰尚素等。［54］   还有一些论文以微观的视角探讨《周易》的美学思想，这其中《贲》卦尤其受到学者的重视，相关的论文有很多，诸如张慧的《贲饰尚素:论贲卦的审美内涵》、［55］傅志前的《贲卦美学初探》、［56］王煜《〈周易•贲卦〉对中国美学的沾溉》［57］等。周行易的《〈易经〉与毕达哥拉斯数学美学比较》是一篇角度新颖的文章。该文比较了《易经》数学美学和毕达哥拉斯数学美学，分析了他们在各自文化系统中的影响。作者认为“参差变化美”是《易经》数学美学体系的总体特征，体现出一种变化与流动的艺术精神，导致了中国文艺“寓变化于整齐”美学原则的形成，成为中国文艺讲求参差错综美的一个观念源头。［58］   二、平行类比的个案研究   平行类比的研究方法，是萧驰在关于王夫之的诗学与易学研究中首先明确提出的。和自上而下的理论研究不同，平行类比的个案研究主要从作者本人的易学著作及其思想出发，研究其对自身文学创作诸方面的影响。近年来随着易学与文学关系研究的不断深入，平行类比的个案研究正受到学者越来越多的关注。扬雄的易学思想主要反映在《太玄》、《法言》等著作中，张涛的《汉赋与易学》联系他的易学思想分析扬雄赋的一些创作特点。［59］阮籍对易学深有研究，著有《通易论》。钱志熙从《通易论》出发来探讨《咏怀诗》。钱著认为，从主题来说，《通易论》“蕴含着阮籍对自己所处的现实的真实感受”，其中“天地一终”、“人物憔悴”的一段话“可作《咏怀》诗基本主题的概括”。另外，《周易》“天人之际”的思维模式对《咏怀》的意象创造、表达对象等均有影响。［60］148－151   王勃精通易理，著有《八卦卜大演论》，王木青的《论王勃的周易美学思想》即联系此论阐述王勃的太极美学思想，如太极之美的生生不息、阴阳合德、辐射之美等等。［61］查正贤的《试论王勃的易学时命观及对其文学创作的影响》从王勃易学“时不可以苟遇，命不可以终穷”的时命观入手，探讨它给王勃文学创作所带来的影响。这种时命观不但直接成为其创作主题，而且还渗入到其文章的肌理中，影响着文中的情感流程及艺术感染力。［62］李凯的《范仲淹与〈易〉学》论述范仲淹的易学思想，并且联系其易学分析了范仲淹律赋的一些创作特点。［63］李文炳的《试论欧阳修及其作品与〈易经〉的关系》分析了欧阳修的易学在易学史上的地位，并且分析其作品中流露出的易学思想。［64］黄黎星的《〈周易〉对欧阳修文学观念的影响》、［65］《〈周易〉“乾坤易简”说对古代文论的影响》［66］二文分析欧阳修的“文道关系”论、“简易为文”说、“穷而后工”说等所受其易学思想的影响。作者认为《大畜卦》与欧阳修的文道观有关，《周易》的忧患意识则影响了欧阳修“诗穷而后工”的理论。笔者《从“困极而后亨”到“诗穷而后工”》一文对此提出不同看法。拙文认为《易童子问》解释《困》卦时提出了“困极而后亨”的命题，可能才是“诗穷而后工”的思想渊源。［67］   张善文的《论以易理为核心的“邵康节体”诗歌》与王利民的《〈伊川击壤集〉与先天象数学》都联系邵雍的先天易学来探讨其诗歌特点，他们认为邵雍哲理诗是其易学义理的申言，其中包含邵雍象数易学、先天易学的思想。［68－69］拙文《“以易释史”———邵雍咏史诗的一大特征》是从其易学思想出发，来探讨邵雍咏史诗的一些特征的。［70］#p#分页标题#e#   在宋代易学与文学关系的研究中，苏轼是最受关注的一位。冷成金发表了一系列相关成果，如《试论“三苏”蜀学的思想特征》、［71］《从〈东坡易传〉看苏轼的情本论思想》、［72］《从〈东坡易传〉看苏轼文艺思想的基本特征》等。［73］他从宇宙生成论、存在论、情本论、事功论等角度分析《东坡易传》的哲学思想，认为苏轼是一个“情本体”的哲人和诗人，其易学思想是文艺思想的基础，而文艺思想又是哲学思想的重要实践形式。随后作者以《东坡易传》“情本论”为核心分析了苏轼文艺思想的哲学根源。金生扬的《〈苏氏易传〉研究》是第一部专门研究《苏氏易传》的专著。该书考辨《苏氏易传》的作者，分析其经学成就、思想特色，还探讨了《苏氏易传》与其文学思想的联系，特别强调了《苏氏易传》“无思无为”的易学思想与苏轼自然为文的文学思想的关系。作者说:“《苏氏易传》又是苏轼对其文艺思想的总结提炼，其中处处闪现出他在文艺上所表现出的熠熠光彩。”［74］   谢建忠的《苏轼〈东坡易传〉考论》认为《东坡易传》中哲学观念对其文学观念产生了深刻制约和影响，他在考辨了《易传》的作者、系年后，论述了《易传》中刚柔动静的辩证哲学思想对他文学思想的影响。作者认为《东坡易传》的“至柔胜物，柔外刚中”的宇宙观、人生观深刻地制约着苏轼的文艺观，如苏轼的“随物赋形”论、“自然成文”论等。［75］阮堂明在《论苏轼对“水”的诗意表现与美学阐发》中以苏轼《易传》“水”为中心，论及苏轼的人格与文艺观。宇宙万物之形成、万物生生化化的运动、万物“独化”自生的存在属性，以及自然主义的人性论等，苏轼皆借水阐发和说明。然后作者由水的“随物赋形”论到苏轼的随遇而安;从水的“柔外刚中”来看苏轼的人格精神，进而根据“随物赋形”来比喻文艺创作特征和规律。［76］马兴祥的《苏轼的“因物赋形”论》特别强调了“因物赋形”的性质是“柔外”与“刚中”的完美统一。［77］   张煜在文章《〈东坡易传〉与苏轼的诗文创作》中认为苏轼易学具有心学化的倾向，而且有三教融合的色彩。作者拈出“诚”与“自然”的哲学范畴，讨论它们对苏轼创作的影响。［78］而杨遇青《“志气如神”与“以神行智”———论〈东坡易传〉中“神”的观念》则拈出东坡易学关于“神”的一系列范畴，他认为苏轼易学“神”的概念反映在艺术创作中就是“入神”、“凝神”、“无心”的观念。［79］刘文元在《从〈东坡易传〉看苏轼〈前赤壁赋〉之“无穷”观》一文是从《东坡易传》思想出发，来理解《前赤壁赋》中变与不变的辩证法。还有很多学者选择从易学到文人品格这样的研究路径，认为《东坡易传》中的易学思想和哲学智慧正是东坡人格的文化底蕴。［80］   如耿亮之的《苏轼易学与其人格》，［81］杨庆波、李秀原的《从〈东坡易传〉看苏轼的理想人格》，［82］齐磊、刘兴明的《苏轼人格气象的易学解读》［83］等。拙文《随与健:苏轼易学影响下的人格理想与文艺理想》抓住《东坡易传》中的《乾》、《随》二卦，认为其中的“生生不息”与“因物赋形”的思想是苏轼“刚中柔外”人格理想以及“刚健含婀娜”文艺理想的渊源。［84］陈书录在《吴伟业诗歌创作与〈周易〉的“一与多”》中，分析吴伟业所受到黄道周易学思想的影响，继而梳理了《周易》“一与多”的思想在吴伟业诗歌中的表现，如人与人、物与物或人与物、物与人的组合方式;色彩在“一”与“多”自然景物描写中的对比关系;“一”与“多”的关系在其诗歌结构中以及《圆圆曲》中的表现。［85］陈柏华的《从〈明夷待访录〉之命题看〈周易〉对黄宗羲的影响》认为黄宗羲仿效《周易》借托“明夷”寄寓情怀，《周易》朴素辩证的发展史观对黄宗羲产生影响，并且他的书中还吸取了《周易》治国济民思想，构建治世之法。［86］   萧驰的王夫之诗学与易学的研究，既有方法论的启示，又有具体的操作实践。他对王夫之的“现量说”与“情景”理论做了新的思想溯源。他认为“现量说”是“直接承自《周易》的宇宙哲学背景”，宇宙在王夫之看来“存在于一絪缊生化、流动洋溢、无始无终的动态之中”，诗是人采自宇宙大化的一片光影，现量是在流动洋溢的宇宙“取景”时的不加追叙、不假思量、不参虚妄。［87］13萧驰认为王夫之的“情景交融”理论与其“乾坤并建”的易学方法论是相平行的。他说:“在船山诗学的‘话语宇宙’中，其‘本体宇宙论’的‘乾坤并建’的原则表现为‘情景并建’的原则和方法。”［87］80萧驰将王夫之易学与诗学看成一种平行关系，存在精神一致之处，他把这种研究叫做“平行类比”的研究。他说:“这样做的好处也许是更贴近船山本身思路的发展，和更少的揣测性。”［87］94   自上而下的理论研究与平行类比的个案研究，一是着重理论，一种重视创作，一偏宏观，一偏微观，二者恰好构成了互补，共同推进易学与文学关系的研究。

一、青少年宫职初期教师教育存在的问题

(一)制度管理要求较多，人文关怀较少

随着各地青少年宫的规模扩大，年轻教师与青少年宫管理层的距离有所拉大，管理方面自上而下的要求和规定比较多，关心了解新教师思想动态的对话交流相对不足。新教师的苦恼、思想波动，往往只能靠新教师自我消解。同时，传统的理念认为，新教师应该更加严格地遵守规章，甚至会从严格的层面上升到比较苛求的层面。这些都不利于新教师的健康成长。

(二)以老教师的文化形态来影响同化青年教师

年轻人本该有体现自己年龄特点的文化形态。然而目前各地青少年宫并没有较多关注这一问题，而是强调融合适应，过早地消磨年轻人的创新精神，教学行为仿效施行，生活态度归于平庸。假若机械地套用师徒结对，让一些仅具年龄大、教龄长特点的“师”来带新教师，会客观上强化一些消极观念与行为。

(三)过早强调教学竞争

目前全省各地的青少年宫面向青年教师的教学竞赛比较多，有教学设计比赛、说课比赛、上课比赛、论文比赛、案例比赛等。以往比赛的参赛对象往往是具有1年以上工作经历，35周岁以下的青年教师，最近几年，有些青少年宫把新入职的教师也列入参赛对象。这样，分散在相对成熟的教师群中的职初期教师，很早就开始了与同事的教学竞争。这样的开局会使新教师的个人成长路径出现偏移，心理体验走向孤独焦虑，同时会更看重功利性的成果，许多本该深入理解的教育理念，来不及细细体会便已惯熟了传统的“步势”，这会影响其对教育教学本质的理解。

摘要：文章首先以美国、日本和新加坡为例，对国外通识教育进行了简述，然后论述了国外通识教育对我国高校教育教学的启示，包括构建保障机制、建立课程体系、改革课程内容、创新评估方式。

关键词：高校教育教学；国外通识教育；美国；日本；新加坡

1999 年 6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这标志着通识教育在我国全面开展，而素质教育的本质就是通识教育。目前，我国的通识教育实施进度缓慢，通识教育与高校专业课程、必修课程之间的冲突一直存在，而且在探索通识教育本土化的道路上缺少创新，仍然停留在小范围开展、试验性进行的阶段。首先进行通识教育课程改革的是美国，随后是日本和新加坡，相较而言，我国通识教育改革开展得较晚。美国是最早提出通识教育理念的国家，而日本、新加坡与中国同属东亚文化圈，通过分析以上三个国家的通识教育情况，可以总结出适合我国的通识教育道路，从而对我国高校教育教学给予一定启示。

一、国外通识教育简述

（一）美国

1.改革历程。1828 年，耶鲁大学发布耶鲁报告，将教授古典科目和培育学生“心智”作为教学目标，《北美评论》对这份报告做了评论，并在文中第一次提出了“通识教育”一词。随后哈佛大学进行了通识教育课程改革，要求学生在校修习 18 门课程，可以自由地跨学院选课，全部课程自由选择，但因没有全部学生共同学习的科目，难以形成共同文化。1909 年，哈佛大学进行了第二次通识教育改革，建立了主修制和分类选修制[1]，强调课程作业集中化，以避免学生选课盲目化，影响知识体系建立。分类集中制既满足了学校培养整体学生，使其建立基础知识体系的要求，又激发了学生的兴趣爱好，能促使学生成为具有完整心智的人，形成自主判断力，这对全世界的通识教育体系都有借鉴作用。二战后，国际社会秩序重新制定，美国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的“领头羊”，这让高校开始反思大学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1945 年，哈佛大学发布了《哈佛通识教育红皮书》，这份报告中将通识教育课程划为人文、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三个板块，要求学生从各板块中选择学习。2009 年，作为通识教育改革的“领头羊”———哈佛大学推行《通识教育特别工作组报告》，建立了新的课程结构，将课程分为人文学科、逻辑推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四大领域，新加入了逻辑推理板块，更加注重思维训练，从只是关注学习知识的层面上升到大脑思维的训练层面，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和探究精神，并将终身学习理念贯穿其中。

2.实施现状。①哈佛大学。2019 年，哈佛大学开始实施通识教育的新要求，新要求确定了“4+3+1”式的课程体系，即 4 门基础课程、3 门分布课程、1 门经验与数学推理课程。4 门通识教育基础课程由通识教育项目直接管理，课程标签包括美学、文化与阐释；历史、社会与个人；社会科学技术；伦理与公民。这部分课程是通识教育的核心。3 门分布课程分布在艺术与人文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或工程与应用科学三个领域中，学生需要从这三个领域中各选择 1 门课程。1 门经验和数学推理课程指学生需要学习带有数学推理标签或任何数学、应用数学、计算机科学、统计学的课程[2]。②布朗大学。布朗大学的通识教育模式以“自由”为特点，每学期提供 1 800 门课程供学生自由选择。学校认为学生是成年人，了解自己欠缺的地方，并且知道自己喜欢的东西，故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并结合导师建议选择课程，构建适合自己的课程结构。课程分为人文类、艺术类、生命科学类、自然科学类和社会科学类 5 大类，大一、大二没有分专业授课，学生需要在两年的时间内学习 12~22 门通识课[3]。③芝加哥大学。芝加哥大学的通识教育课程分为 3 大领域、7 个模块（人文、文化研究、艺术、物理科学、生物科学、物理科学、社会科学），每个模块中按照某一个主题上课。每个主题课程上课时间为 2~3 个学季，这样可以一个主题为中心，将多个学科的知识融会串通。每位学生需要修读 15 门通识课程，占总学分的 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