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监督论文范例

摘要：“透明性”是科研诚信治理中的一个重要概念。科技期刊在科研诚信协同治理中具有4个方面的重要作用:维护出版规范的守门人、严守审校流程的控制人、维护同行评议权威的责任人和科研诚信协同治理的倡导者。科技期刊的上述4个作用不宜夸大，且应同机构开展积极互动和信息共享，才能负责任地履行自身在科研诚信治理中的职责，进而对推进科研诚信协同治理产生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透明性;学术诚信;协同治理;科技期刊

近年来，随着科学共同体对科研诚信的关注度增强，“透明性”通过资助、评价、监管等机构的规则制定、教育培训和调查程序等环节，被引申为科研诚信协同治理的一个重要概念。本文认为，科研诚信协同治理中的透明性(transparency)最初在出版环节达成共识，即“出版透明”［1］。进一步发展，透明性还包括“研究透明”，即研究人员在研究设计、执行和发表成果等环节保持透明［2］;以及“监督透明”，即学术监督机构在规则宣讲、程序合规、专家复审及结论公开等环节保持透明。科技期刊作为科学发现的承载者和传播者，应在强化自身保持学术出版规范的同时，开展对透明性的研究和实践，体现其在保持透明性中的不可替代作用，进而与研究人员和监督机构一道推进科研诚信的协同治理。

1综述

1．1共识。Gabriele提出应重新思考科研领域中资助、出版、教育、监管、实验技术和学术氛围的关系，以增加透明性［3］。Kretser等提出应通过再现研究、建立开放科学标准、鼓励期刊发表“意外”研究成果和出版透明等，以鼓励负责任的科学研究［4］。Moher等在总结第六届世界科研诚信大会的研究论文中讨论了“透明性”在科研过程中的不同表现，认为研究人员在研究过程、成果、数据共享等核心环节应遵守学术规范、保持透明性［2］。根据以上学者观点，透明性应是科研诚信治理中的基础性概念，它既可以联结科研活动中的计划、执行、出版和评价，也可以联结科研规范的规则、共识、惯例，还可以联结学术监督中的教育、调查、处理和信用修复等环节。失去透明性，则学术机构、科学共同体和监督机构就会陷入谷仓效应，在维护科研诚信的成效上事倍功半。因此，透明性问题也是世界科研诚信大会关注的议题，其宗旨“促进科研人员、教学人员、教育科研机构、科研资助机构、政府相关管理部门、科学出版相关编辑和审稿人等相关各方交流与经验分享，建立协同推进负责任的研究”［5］，更为协同治理提供指南。

1．2透明性的特点。首先，透明性意味着共享(sharing)信息。我国科研诚信建设联席会议制度规定，各成员之间要共享信息，并有“重大科研诚信案件应加强信息通报与公开”和“加强科研诚信案件调查处理的协调配合、结果互认和信息共享”［6］的要求。其次，透明性意味着公开(openness)信息。科技主管部门制定科研诚信治理的政策并将之到网络上，国内学术监管部门对学术不端案件的通报，期刊通过撤稿、更正和发表关注声明［7］，甚至通过撤稿重登的方式［8］，向学术界展示透明性。最后，透明性必须是双向(bidirectional)行为。只有公开，不一定透明。例如，在学术调查案件中，隐去关键信息后进行公布，常常会被认为调查处理过程不透明［9］。仅有共享，也不一定满足透明的要求。例如，仅仅在联席会议机构间的共享信息，未对第三方特别是科学共同体共享该信息，则也会影响透明性。忽视这些特点，将会对透明性的理解造成偏差。

1．3科技期刊的透明性。科技期刊在维护透明性方面具有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作用。科技期刊通过采用专家评议和独立审校流程的方法，参与科学新发现的过程并向学术界传播其科学价值，并通过坚守学术和出版规范，采用公开或共享等手段，对科学发现过程中的错误、不当或不端行为进行纠正，从而维护透明性。表1展示了透明性的含义及其在不同阶段的表现，显示科技期刊通过维护透明性参与科研诚信的协同治理。

2019年6月1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作风和学风建设的意见》，该意见从国家层面对广大科技工作者提出了转变作风、改进学风的总体要求及为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环境做出了明确指示，表明了我国科研作风、学风建设的决心和信念，也对未来我国科研文化的提升起到了导向和引领作用。此外，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加强科研伦理和学风建设,惩戒学术不端,力戒浮躁之风”“营造良好的科研生态”。这为进一步改善我国科研创新软环境提出了具体要求和着眼点。针对新形势下对科研作风、学风建设的新要求，结合科技论文在科研成果转化与实践中的重要作用，现浅谈科技期刊编辑在科研监督与诚信建设的作用，与读者共飨。

1我国科研诚信问题现状与原因

学术诚信是科技创新的重要基石，也是衡量一个国家科研素养的基本标尺，可以说，“无诚信，无学术”[1]。科研诚信是学术道德的底线，也是学术管理的根基。科研诚信是指科技工作者在科研活动中本着追求真理、实事求是、崇尚创新、开放协作的核心科学精神，遵守法律法规，恪守科学道德准则，遵循科学共同体公认的行为规范[2]。近年来，科研诚信问题事件屡屡曝出，学术论文“剽窃、抄袭，一稿多投”，实验数据篡改伪造，虚假论文代办，无学术贡献作者挂名等学术不端事件时有发生，对整个学界的学术氛围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也使学术的权威受到了巨大的威胁与挑战。剖析我国科研诚信问题现状的原因，可以从社会因素、环境因素及个人因素等3个方面进行。

1.1社会因素——缺乏科研诚信管理体系

科研诚信是科技工作者在科技活动中秉承诚实、信任、公正、尊重和责任的价值观总和[3]，这既是科技工作者道德素质的基本组成部分，也是相关监管部门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科研诚信所涉及的层面远不止于对科研人员的科研不端行为的约束，其更重要的是体现在制定和落实科研活动行为规范和规章制度上。制定和完善科研诚信相关管理办法和体例约束，规范科研人员在科技活动中的行为，这需要管理工作者、政府监管部门乃至全社会的共同努力。然而，科研管理体制行政化、同行评议制度缺陷、科研管理人员失职等管理环节的欠缺与疏漏[4]，导致目前我国科研诚信管理体系的不完备，对有关学术不端行为缺乏有力打击与惩戒，在造成论文泛滥的同时，也制约着我国科技事业的健康发展。

1.2环境因素——对科研人员的过度评价

健康良好的学术文化氛围是促进科研人员保持学术诚信的基础。在当前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的新形势下，社会竞争日益激烈，科学技术已然成为决定社会经济发展的第一要素。人们逐渐认识到科学教育的重要作用，社会上也逐渐出现了对科研高度关注的局面，其中对医学相关研究的关注尤为明显。然而，在现有科研大环境下，“唯论文、唯学历、唯职称、唯奖项”四唯评价层层压迫，科研人员的情况不仅与职称评定、绩效奖金直接挂钩，还成为了制约科研学生毕业就业的关键因素，这不仅增大了学者的教学和学习压力，而且容易催生一些学术诚信危机。现行学术评价导向存在“重量轻质”、“以刊评文”和“行政主导”等弊端和不足[5],由此导致一些科研人员急功近利、投机取巧、利益熏心，自觉或不自觉地追求快捷的学术成果，最终导致“学术失信”层出不穷。1.3个人因素——科研人员学术诚信意识淡薄科研诚信是科研人员主动恪守科学价值准则，进行负责任科学研究的行为规范，这要求科学工作者具备较高的道德信仰和自律能力[6]。然而，一些科研人员受功利主义价值观的影响，摒弃学术诚信职业操守，千万百计钻空子，为迎合现行评价体系，渴望通过以较低的利益获取较高的科研回报，不惜以身试险，触犯道德底线，最终导致各种科研诚信乱象。此外，高校是科研成果产出的重要基地，对高校科研人员的科研诚信教育是防范学术不端的重要举措，科研道德素养教育缺失是诱发学术不端行为的重要原因；然而，目前国内开设关于学术规范教育课程的高校寥寥无几[7]，超过40%的学者未曾接受过系统的科研道德和学术规范教育[8]，高校及科技工作者科研诚信问题屡禁不止，也与相关学术诚信教育的缺乏关系密切。

科学技术的更新与升级给传统出版业带来新机遇的同时，也提出了新的挑战。学术出版作为出版业的重要分支，也正在经历数字化升级与转型。就学术期刊而言，单一的纸质出版形式和对纸质内容进行简单搬运的数字平台出版形式，已经与当下用户多样化、碎片化的阅读需求以及快速获取知识的要求渐行渐远。增强出版在此发展背景下应运而生。笔者梳理国外业界增强出版的实践发现，英国皇家化学学会(RSC)最早推出了富媒体超文本标记语言(HTML)形式的增强型论文，借助超链接实现了科学论文的知识扩充[1]。国外期刊出版社，如SpringerNature、PLoS、Elsevier等增强出版的应用相对成熟，期刊集群及单刊平台均已实现“传统论文+增补内容”模式的增强出版[2]。而国内，不管是学界还是业界，增强出版均处于探索时期。占莉娟、胡小洋和朱琳峰、李楠从我国增强出版的发展现状、现实瓶颈等方面进行分析和探索，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推进策略[3,4]。崔玉洁、包颖、廖坤等探讨了学术期刊增强出版的3种模式：纸刊增强出版、网页增强出版、微信增强出版[5]。这些研究成果从理论的高度为国内学术期刊转型与发展提供了一些具有参考性的建议。但关于增强出版的版权清算问题，尚无学者进行详细分析与讨论。近年来，增强出版的实践在我国逐渐出现，比如在期刊论文末尾通过附加二维码进行了相关资料的增补。2017年，中国知网开始探索一种全新的数字增强出版模式。在出版业面临全媒体数字化转型与升级的今天，厘清增强出版发展优势、探析推进过程的困境，以探寻合理的实施策略来推进增强出版战略、创新知识服务能力，是具有学术价值且符合现实需求的。

1增强出版的优势特征

增强出版是语义出版研究中分离出来的一种类型[3]，是出版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新兴的出版形式。简单来说，增强出版就是通过数字化技术，在传统出版物上添加超链接实现学术期刊相关信息和数据的有效整合。当读者在选定某一期刊内容进行阅读时，为其提供获取实验介绍、原始实验数据、科研团队背景、调研记录等资料的便捷性通道。增强出版具有以下几个重要优势。

1.1呈现形式多元化

增强出版这一新兴形式的出现，有利于打破纸质载体或单一网页的出版物形式。一方面它能够综合运用多媒体技术，如图像、音频、视频等，实现文本内容的可视化，有效拓展文本的表现形式。另一方面它能够实现对论文的结构性分解，抽取关键章节、重难点部分、实验数据等进行附加内容的链接和注释，然后以标签云、标签树等形式进行呈现。这样一来，就为论文本身增添了很多附加信息，实现了平面出版形式向立体出版形式的转换。增强出版利用DataCite、EPIC、CrossRef等交叉链接和引用[6]，汇集与原始出版物有关的其他科学数据与信息，扩大读者的知识获取量。

1.2学术成果充分共享

传统学术期刊出版，因受限于篇幅，作者在撰写论文时，一方面要对文本内容进行精简和凝练，另一方面需对实验细节描述和原始数据呈现进行取舍，文章中一般只保留初始数据和最终结果[5]，这不利于实验过程以及相关背景资料和信息的完整化呈现，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读者的理解难度。而增强出版能够有效解决这一问题，通过富数据、交叉连接等形式，突破纸质载体的限制，为读者创设一个广阔的数据空间。与此同时，学术成果相关信息的增补，实验数据和过程的全公开，有利于降低阅读难度，减少读者为充分理解结论而进行的推导演算，从而实现论文作者学术成果的充分共享与传播。

摘要：梳理了出版机构以及作者以外的出版相关者(编辑、同行评议人、媒体传播、期刊评价及媒体评价)的伦理责任。国内行业学(协)会、出版机构和出版相关者应开展更多维度的探索，在期刊出版相关者层面进一步完善治理，制定伦理政策，形成完整的期刊出版伦理生态，促进期刊出版活动全方位规范、多方协调及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科技期刊;出版伦理;出版相关者;伦理治理;伦理责任

作者、出版相关者(编委会、编辑、同行评议人、媒体传播、期刊评价及媒体评价)与出版机构共同参与出版活动，在出版活动的链条中，互为影响，互有责任。出版活动中的伦理涉及作者开展科学研究、论文写作及发表()、信息传播、期刊评价等过程，完整的出版伦理学规范和准则应该关照到出版机构、作者、编委会成员、编辑、审稿人、传播者、期刊及媒体评价等各方各类行为。国际上，经过多年的实践积累，已经形成了行业学会和出版机构不同层面的出版伦理规范。比如，在2017年11月，国际出版伦理委员会(COPE)整合《期刊编辑行为准则和最佳实践指南》和《期刊出版商行为准则与最佳实践》推出了新的“核心实践”(CorePractices)［1］，指导和帮助出版商、研究机构、期刊等多方出版相关者共同维护和促进学术诚信。大多数国际出版机构也制定有自己的出版商指南，如Elsevier制定的《出版伦理》(PublishingEthics)［2］、JohnWiley＆Sons制定的《科研诚信和出版道德最佳实践指南》(BestPracticeGuidelinesonResearchInteg-rityandPublishingEthics)［3］，均对自己期刊的出版行为进行了伦理规范。国内已有大量有关作者伦理方面的编辑学研究文献发表，关注作者的学术诚信与学术不端、关注生物医学期刊涉及人的研究伦理审查等方面的问题。例如，李玉乐等［4］分析文献发现，近10多年来国内出版伦理研究的热点主要为学术不端行为的原因分析、防范学术不端行为的策略与建议、对出版伦理的思考与建议、科技期刊存在的出版伦理问题等。但国内有关出版伦理的研究对于出版机构、除作者外的出版相关者(编委会、编辑、同行评议人、媒体传播、期刊及媒体评价等)的关注和实践不多。作者也是出版相关者，鉴于已有大量研究关注作者层面，本文所涉及的出版相关者不包含作者。国家新闻出版署于2019年5月29日的CY/T174—2019《学术出版规范期刊学术不端行为界定》提出了审稿专家和编辑者的学术不端［5］。国内科技期刊出版机构和编辑在今后的理论研究和出版实践中，除科研规范、伦理审批、作者署名外，应加强对整个出版领域同行评议、版权管理、利益冲突、信息传播、期刊评价等更多相关内容的关注［4］。鉴于编委会多由期刊的学术领域相关的顶尖科研人员组成，他们既是作者、读者、审稿人，或作为单本期刊的学术领导者参与期刊出版机构的部分管理性质的决策性工作，或带领编辑做一些出版环节中的终审工作，编委会专家个人的角色存在多元交叉和转换，涵盖在其他出版相关者不同角色中，本文不再单独表述。以下从不同角度探讨科技期刊出版机构及各相关角色的伦理责任。

1出版机构的责任

1．1发表优质学术内容。《关于深化改革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意见》指出，科技期刊传承人类文明，荟萃科学发现，引领科技发展，直接体现国家科技竞争力和文化软实力［6］。科技期刊在传播创新成果、推动学术交流、培养科技人才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此，出版机构应该:1)强化使命担当和社会责任，对社会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期刊的出版应该以发表和传播精品内容为己任，不断推进期刊成为本学科领域内最优秀的期刊。2)避免发表粗制滥造的低劣信息，避免单纯以满足为目的来获取收入的逐利行为。SCI指挥棒造成的发表要求，大量到国外的期刊上，很多“掠夺性期刊”或巨型OA期刊掠夺性现象应运而生［7］。这些期刊利用科研工作者的压力，或通过电子邮件寻找目标，或通过中介机构向作者推介期刊，作者时需支付高额论文处理费(APC)。无论是否严格进行同行评议，这些期刊多数在网站上都声明其遵循了国际同行评议标准，对论文进行了同行评议。2020年2月，科技部的《关于破除科技论文中“唯论文”不良导向的若干措施(试行)》中宣布:“完善学术期刊预警机制，定期国内和国际学术期刊的预警名单。”［8］12月，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国际期刊预警名单(试行)》，通过综合评判期刊载文量、作者国际化程度、拒稿率、APC、期刊超越指数、自引率、撤稿信息等，列举了具备风险特征、具有潜在质量问题的学术期刊［9］。“掠夺性”期刊还催生了工厂的产生。“掠夺性”期刊和巨型OA期刊的掠夺现象需要通过行业治理、社会监督，不断促进优胜劣汰，改变低质量期刊滥发论文的局面。国际上，多个学会或出版平台如ALPSP、DOAJ、INASP、ISSN、LIBER、OASPA、STM、UKSG和出版商联手创建了网站ThinkCheckSubmit，帮助作者识别“掠夺性”期刊。同样，中文“掠夺性”期刊是抛弃学术期刊质量性(学术质量、编辑质量、出版质量)、公正性、导向性办刊原则，忘记了学术期刊初心，纯粹以掠夺作者稿件处理费为目的的期刊［10］。国内相关管理部门、行业学会应该进一步加强治理，帮助作者识别“掠夺性”期刊网站，甚至期刊假网站或“”网站。3)避免为追求影响因子的不当自引或联盟引用，杜绝为追求经济利益或评价指标的各类不端行为。

1．2注重学术、文字质量和传播质量。学术期刊内容为王，除了学术内容质量，文字质量和传播质量也是优秀出版物的重要标志。高质量的出版物读起来行云流水，给人耳目清新的感觉。国际期刊出版经验表明:1)出版机构应具备完整的编辑手册，指导和培训编辑以科学的精神认真进行文字加工，保证科学语言表述的严谨性，避免表述的冗余和杂芜;2)期刊出版机构还应该建立出刊后自审、年度审读等审查机制，文字质量奖惩措施，保证和加强期刊的文字质量不断提升;3)精美的构图、新颖的封面、高品质的印刷和装帧都是构成优秀出版物的重要元素，多数一流的期刊都有一流的封面创意，配合重点文章传播的短视频、网站头图等增强论文传播的设计［11］。这些方面，国内科技期刊值得进一步学习和尝试，加强探索。

1．3提升效率，快速出版传播。让优秀的成果最先、广为传播，既是作者的心愿，也是出版者重要的责任。开设病毒肺炎(COVID-19)优秀科研成果学术交流平台，是中华医学会杂志社对优先出版能力的一次应急实战，对适应优先出版而优化的同行评议、编辑加工、生产制作、上线等流程的一次全面的演练，对各种管理制度的科学性、完备性进行了全面检验。2020年疫情初期的统计数字表明，文章从投稿到网上，平均用时6.2d，与国外知名出版平台相差无几。不同于国外预印本未经同行评议上线，中华医学会杂志社平台的所有论文均经过严格的同行评议。刊出时滞大幅度缩减，缩小了与国外期刊的差异，吸引了国内一批优秀科研论文首选在国内优秀期刊平台投稿和优先出版。作者十分重视论文首发确权时间、发表流程时长、平台的影响力及传播力，因此，加速期刊出版的数字化转型，建设有影响力的优先平台，就能吸引优质稿件回流，让更多优秀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12］。出版效率是信息传播力和期刊服务能力的重要指标。《美国科学院院刊》(PNAS)2019年停止纸刊订阅，2021年转向持续出版模式(优先出版与正式出版整合为一次在线发表)。文章完成同行评议和文字编辑立即在线发表，研究人员可更快地发现和引用研究成果。中华医学会杂志社自2020年12月推出“优秀科研成果优先发表平台”，正是考虑在确保学术质量的前提下，优化稿件审核和出版流程，大力压缩各流程时滞，提高出版效率，构建快速交流的学术交流生态系统服务作者［12］。国内平台需要加强对国际标准化技术的学习与应用，通过国际通行的标准化技术支撑，加强数据的多平台交割、共享、互联，提升信息的快速传播能力，增强国际显示度和国际影响力［13］。

从历史经验来看，司法保护、行政保护、社会组织保护、权利人私力救济构成了版权保护的四大体系。每次应对因应重大信息技术变革而带来的各种版权问题时，通常也惯于从这四方面寻找出路。但于当下的学术期刊自身而言，其能力范围所能发力的领域主要还在私力救济层面。面对融媒环境中的诸多版权保护之困，学术期刊至少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寻找突围之路。

1.增强意识：版权是“命根”

与新媒体相比，纸质学术期刊虽具有利于深度学习阅读的优势，但随着电子阅读器技术的不断进步，这种优势不再为其独有，各种类纸质阅读感的设备正在逐步升级优化，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已将其作为主要的学习阅读工具。从长远来看，纸质学术期刊在载体上没有优势可言，学术期刊虽然有长年积累的品牌优势，但最大的优势还在于拥有大量高质量的专业内容。高品质的专业内容是支撑品牌的基础，没了它，品牌自然也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然而，诚如前文所述，如果版权保护防线丢失了，学术期刊的内容优势也会失去，广大学术期刊也可能重蹈报纸的覆辙，成为网络媒体的“免费奶妈”。因此，融媒环境下，学术期刊们应该树立版权是“命根”的意识，认识到版权是生存之基和发展之源。面对时下版权侵权可能带来的一时蝇头小利，如被网络媒体非法转载引来的社会关注的提高，应该持有足够的警惕，切莫贪小失大。试想，如果优质的内容都无偿在网络媒体刊出了，长此以往，谁还会看纸质学术期刊，纸质学术期刊还有何存在的价值。

2.自我规范：建立完善版权管理机制

有条件的单位可设立版权部门，专门管理相关版权工作。对于存量论文的版权信息做必要的补齐、归类、入库、数据化等工作；对于增量的论文，通过合法无争议的方式获取版权，尽可能与作者签订书面授权协议；在通过“用稿声明”方式获权时，尽力遵循格式合同签订的自愿、公平的原则；在要求作者承担责任时增设对价条款，使作者也享受相应的权利，如在要求作者转授信息网络传播权时，承诺在权利的使用中，作者也享受一定收益。加大员工版权培训力度，增强版权意识。自身不主动侵权，在修改论文时必须征得作者同意，作者不同意不能发表；没有获取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论文，若要在网络使用，如将论文转发至微博、微信公众号时，须得到作者的许可；对于侵权行为不回避、不放任，积极维权，有条件的可以采取技术保护措施，给论文进行加密技术、水印加载技术处理，阻止和追踪侵权行为。积极挖掘版权衍生价值，介入现代的版权运营，如利用品牌影响和掌握的作者资源开展商业性的行业学术教育培训，主动与新兴数字出版商，如百度文库、360图书馆、爱学术、道客巴巴等新兴的知识在线平台进行合作。针对“免费分享”版权文化，可尝试让网络用户免费试用，但通过与学术期刊新媒体运营商搭建各类新型的内容平台来创收，如参与建立目前在国际非常流行而且实践效果不错的开放存取（OA）开放出版平台，推出类似国内知乎、问答等模式的行业性知识付费平台等。

3.建立联盟：形成抱团取暖的集聚优势

小弱散是我国学术期刊的最大不足，也成为影响学术期刊版权保护能力不足的根本因素。尤其面对大型网络服务商的侵权时，完全处于弱势地位。如何解决，短期之内值得考虑的路径是，建立学术期刊版权保护联盟，整合资源，集体行动，形成抱团取暖的集聚优势。联盟组织合力推动学术期刊相关版权法律的完善。对关涉学术期刊媒介融合的关键法律障碍加以排除：①对于没有获得作者信息网络传播权授权的存量作品允许学术期刊网络使用时可以“先使用后付酬”。②对于“孤儿作品”在提供确凿证据证明其是“孤儿”身份的前提下可以在现行网络使用。③主张学术期刊对论文信息网络传播权的部分分享权。即在论文的网络使用中，须经得作者和学术期刊的共同许可，因为许多学术论文如果不经过这样知识再生产的熔炼，是不能发表的，或是不能以很光鲜的状态公开发表的，特别是核心、权威期刊上发表的高质量论文，期刊及编辑发挥了重要甚至决定性的作用，这是学术界的共识。简单说，论文的知识生产不单是作者的创造，其中也有学术期刊的大量辛勤付出。集中对成员的版权侵权问题进行维权，通过群体维权行动，产生社会公益影响，进而纳入行政保护的范围。版权的行政保护具有效率高、威慑力大的效果，也是我国所特有。但是其所针对的保护客体，要求是有一定社会影响的侵权活动。单一学术期刊的版权遭受侵权时常很难借助这样的手段，但联盟成员的众多类似案件则可以为版权行政执法部门所关注。此外，联盟组织还可以主动与相关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联合，搭建坚固而通畅的版权授权桥梁，监督促使科学版权价格评估机制的形成；展开相应的版权培训和宣传，推动学术期刊版权素养的整体提升，等等。

随着技术创新与媒体生态变化，三年来媒体融合加速推进，前行至深水区。学术期刊为了破解传统传播渠道的“中断”或“失灵”问题，几乎全部把数字传播的权利转授给了中国知网、万方等大型期刊数据库，并尝试运作“两微一端”，希望由此搭上互联网和新媒体的高速列车，实现华丽转身。然而事与愿违，聚合型的数据库由最初的合作伙伴，摇身一变成了竞争对手，导致孤立的纸本期刊学术传播中心的地位日趋旁落。大型期刊数据库不仅垄断了学术期刊的在线传输渠道，更为致命的是引领读者“去纸质化”的阅读方式和数据库下载论文获取信息的方式。可以说，学术期刊在媒体融合的过程中，旧的瓶颈尚未突破，新的问题又开始缠绕，距深度融合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1．复合型编辑人才缺乏

媒体融合不是不同媒介形态的简单拼接，而是技术融合、渠道融合、平台融合、内容融合、经营融合、管理融合等全方位的调整，新技术的采用、传播渠道的改进、内容生产方式的创新、传媒组织形态的升级、传媒产业链条的重构、管理体制与政策的改革都要随之发生相应的变革。技术融合是整个媒体融合的基础，其中最重要的是数字技术和互联网技术，它们在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融合过程中能发挥巨大的推动作用。然而，目前传统学术期刊的人才储备与技术支持无法满足媒体融合建设的需求。我国学术期刊的主办单位以高校、科研院所以及学会为主，由“体制内”任命的部分期刊领军人物，具有较高的专业水平和很好的学术理念，却缺乏驾驭新媒体业务的技术素养，没有树立拓展新媒体业务的基本目标，更没有规划新媒体业务的长远战略。目前很多学术期刊已通过集成的采编系统实现了审稿、编稿、发稿过程数字化，以及这一流程与PC端和互联网的融合，但这一流程与移动互联网的融合却进展迟缓。其关键在于，缺乏新型的复合型编辑人才。老编辑对新融合、专业技能（信息检索能力、计算机操作能力与多媒介转换能力等）的缺乏了解和掌握影响了他们对学术新媒体的热情和探索精神，影响了互联网思维在学术期刊领域的运用和发展，更制约了行业借助融合业务技能实现对多种媒体的资源整合。

2．媒体融合主导权缺位

我国现有传统媒体管理制度产生于计划经济时代，形成了以审批制度、主管主办制度、行业管理制度、属地管理制度为核心的规制政策。在这种体制下，传统学术期刊一直保持主流学术传媒地位，发挥着主体性作用。“其一，拥有公开出版的刊号，具有体制授予的合法身份，不存在‘无米之炊’的生存威胁；其二，牢牢把控着学术信息源（专业边界）和作者资源（学术水准），目前还没有任何学术新媒体能够与其分庭抗礼，对其构成挑战；其三，在现行的学术评价与期刊评价机制之下，只有具有正式刊号的期刊才能得到行政权力部门与专业评价机构的承认，尽管纸本期刊的传播功能早已名存实亡，但其‘记录功能’仍然受到学者们的重视。”［15］然而，恰恰是这类媒体，在媒体融合的道路上走得跌跌撞撞，深陷“不做等死，做了找死”的困惑之中，无法承担起媒体融合的主动权。其主要原因有三：一是缺乏国家主导的大型公共服务数字出版平台，表现为具有公益性质的学术期刊没有公共技术平台的强力支撑，盲目“嫁接”或重复探索；二是学术期刊的市场主体地位模糊，身份尚为事业单位或改制后只是换块牌子的“翻盘企业”、改制后依然没有建立现代法人治理结构的传统媒体，在与新媒体融合过程中必然遭遇体制障碍与规制约束；三是学术期刊分散弱小、技术落后、经济实力不强，作为媒体融合中的被动者，它们根本没有实力与能力去主导媒体融合。互联网企业与新媒体公司是否具有媒体融合的主导权？答案也是否定的。从技术、平台与资本实力来看，它们有舍我其谁的优势。然而，在深入思考探究媒体融合发展的趋势时，我们会察觉到一些悖论的存在。首先，民营力量主导媒体融合，势必与党和政府强调的媒体的政治属性、舆论导向冲突，很难满足“可控可管”的传播要求；其次，中国知网、万方等大型期刊数据库虽然在数字传播方面几乎取代了纸本传播，但其在学术信息源、专业编辑权威性、学术共同体关系等方面存在明显的短板，因而无法替代学术期刊承担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再次，互联网企业与新媒体公司并没有获得体制授予的合法身份，还不具备与学术期刊刊号相当的学术传媒地位。目前流行的微信公众号与论文在线网站，不过是学术期刊的附庸或补充，暂时不足以动摇学术期刊的主流地位。

3．政策与规制缺陷

新媒体与传统媒体融合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也给政府的媒体管理工作带来严峻的挑战。一是多头管理、权责不一。在互联网的监管上，工业和信息化部是行业主管部门，公安机关负责打击利用网络实施的各种犯罪活动，文化部门对文化产品、文化活动实施监督管理，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负责全国网络出版服务的审批和监督。这种管理体制职能交叉、条块分割，致使在监管的具体过程中，形成政府管理越位或政府管理缺位两种现象。比如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国是把互联网和手机作为信息产业来定位的。但互联网和手机既有产业属性，又有媒体属性。单纯由产业部门管理，很容易造成行业管理和舆论监管的脱节。特别是新闻出版广电部门实行严格的内容监管，而电信部门只管传输不管内容，结果因传输平台的不同，就会产生天壤之别的规制差异。二是法律“跟不上、管不住”。近些年，虽然我国在新媒体管理方面已出台数部法律法规，但总体上立法层级不高、法律效力较低，“一方面，行政机关对现行行政法律文件的修改、补充滞后于新媒体的快速发展，造成法律制度不该有的缺位；另一方面，各行政机关进行听政活动所参照的法律文件多为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效力较低，仅限于本部门范围，造成有法可不依的尴尬；且各行政机关在制订、执行部门规章和行政规定时往往各行其是，又造成了行政法律制度执行的冲突”［16］。在学术传播领域，“双重管理体制”使传统媒体在发展新兴媒体业务时，远不如商业新兴媒体那样能够放开手脚大胆创新，经常是稍有创新、稍越雷池，就可能被“约谈”、批评。在媒体融合的大潮之下，尽管互联网与新媒体具有快捷、方便、及时、聚合等优势，但所在企业仍然拿不到体制所承认的正式刊号，那些仅在网络平台或新媒体上发表的论文统统被排除在体制认可的评价之外，这不能不说是体制壁垒与规制政策滞后性的体现。

人工智能(ArtificialIntelligence)是研究、开发用于模拟、延伸和扩展人的智能行为的综合性学科［1］。人工智能正在改变数字媒介，为学术期刊的数字化传播带来新的知识谱系和更富个性化的内容，并使得跨平台共享成为可能，其优势主要是信息与受众间围绕信息内涵和外延的交互性增强。人工智能技术有助于解决中国学术期刊在传播过程中普遍存在的受众定位不清、传播形式缺乏吸引力、与受众互动不足、用户黏性和活跃度较低等问题。学界对人工智能技术在学术期刊传播中的应用已有初步探讨。主流的研究视角是概述性地讨论人工智能在期刊传播中的作用，例如:刘闯［2］指出人工智能可以积极分析用户需求，通过对用户静态/动态属性的分析构建知识图谱，从而优化用户浏览效果;陈鸿等［3］指出人工智能对期刊发展可起到政治支持、技术支持、观念支持和行为支持的作用;向飒［4］指出人工智能可加速学术出版的流程再造，实现选题策划便捷化、生产印刷按需化、营销发行精准化和知识服务智能化等愿景。部分学者分析了人工智能在期刊传播中的应用困境，如范军等［5］和刘平等［6］认为阻碍人工智能与出版业融合的关键因素有弱智能限制出版自动化、专业出版人才建设乏力、版权和责任风险大、生产方式触及伦理法律边界。还有学者分析了人工智能时代期刊传播的发展趋势，如张耀铭［7］指出建设国家级数字化学术传播平台是学术期刊传播转型的关键进路。海外学者的研究以2010年为界，此前的研究聚焦于知识管理和专家系统，以对基础理论和概念的探讨为主，此后更多关注集群优化算法。在人工智能领域论文的数量上，美国是主力军，中国位居第二，印度和欧洲国家紧跟其后［8］，全球人工智能研究排名前10的国家占该领域全球出版份额的74．32%［9］。Wade等［10］指出通过人机交互所发现的用户意图，能让学术服务商更深入地了解研究人员在寻找什么;学术出版商可使用学术知识API(AcademicKnowledgeAPIs)来理解学术用户搜索的内容，并从微软学术图(MicrosoftAcademicGraph)软件中发掘更多相关信息。他们同时指出，由于技术过于复杂且灵活性不足，语义Web方法(SemanticWebapproach)发展缓慢。总体来看，学界对人工智能在学术期刊传播中的应用已从理论和实践方面展开了探讨，但仍存在以下不足:(1)大部分研究是概述性地讨论人工智能对出版业态整体的影响，而专门探讨人工智能应用于学术期刊传播的研究很欠缺;(2)在少有的探讨人工智能与学术期刊传播融合的研究中，鲜有学者提出流程如何嵌合、平台如何运行的系统性设想;(3)几乎没有学者结合我国的具体案例，剖析人工智能在学术期刊传播中应用的难点和对策。本研究基于人工智能在出版业应用的现状，解析人工智能在中国学术期刊传播中应用的优势和存在的问题，勾勒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中国学术期刊传播平台，并结合方正出版大数据平台，探讨本研究设想的平台的创新性、可能遇到的瓶颈和对策，以期填补当前学界同类研究较少的空缺。

1人工智能应用于学术期刊传播的现状与问题

学术期刊的数字化传播能掌握受众特征，将传播主体与受众匹配，增强传播效果。当前，中国学术期刊传播中需解决的关键问题即提升传播效果。

1．1人工智能在学术期刊传播中应用的现状

在学术期刊出版领域，人工智能已开始发挥重要作用，主要表现在4个方面。(1)辨别洗稿式论文抄袭。例如，对于形容词替换、语序调换等修改语句类的抄袭，可利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NaturalLanguageProcessing)识别近义词，并基于时间递归神经网络技术(LongShort-TermMemory)的记忆特征，识别被改动的语句结构。(2)发掘学术资源和潜在审稿专家。如，美国非盈利机构泰德(TED)旗下的话题分析工具彩虹人工智能(iRis．AI)，通过对用户输入的语段或论文摘要进行机器学习(MachineLearning)，从中提取包含语义背景的关键词，并基于此为用户推荐与被检索话题高度相关的资讯和论文。(3)辨别论文数据的可信度，辅助编辑制订用稿决策。如，通过扫描论文的关键信息点(实验环境、统计方法等)，甄别数据篡改的可能。(4)通过算法自动向潜在读者推送学术资源。如，国际学术出版推广工具趋势(TrendMD)能实现论文跨平台自动推荐，不仅增强了期刊的显示度，还能精准定位目标读者群，已被爱思唯尔(Elsevier)、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协会(InstituteofElectricalandElectronicsEngineers，IEEE)等采用。具体到学术期刊传播流程，许多国际出版集团已实现与人工智能技术的融合。如，施普林格－自然(SpringerNature)的关联开放数据平台科研图谱(SciGraph)借助NPG本体(NPGOntologies)进行语义建模，通过数据融合、知识发现、内容计算和语义图形数据集，提升论文在传播过程中的可获得性，为编辑、学者、会议组织者提供知识服务和数据工具［11］;爱思唯尔收购了伯克利电子出版社(Bepress)的标志性产品———基于云的机构存储库平台数字共享(DigitalCommons)，该平台具备提供存储库、元数据结构、访问接口和跨机构聚合与发现等功能，有助于爱思唯尔掌握更多论文引证、论文传播效果方面的数据［12］。部分中国出版商也已运用人工智能技术提升学术期刊的传播效果。如，世纪超星公司推出的域出版平台，它具备学术期刊数据库搭建、移动出版、社交共享等功能，能通过智能画像了解用户特征，用算法实现动态精准推送，通过智能社交增强用户间的联系［13］。

1．2人工智能在学术期刊传播中应用的优势

实现论文呈现多媒体化，优化内容分发，增强传播效果。一方面，学术期刊可通过智能语音和知识图谱技术，用适配多种设备的方式对论文进行再加工，增强论文的可读性，为论文增添音频和视频传播形式;另一方面，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对用户研究领域、教育背景、阅读喜好、阅读完成度进行分析，可优化内容聚合和分发机制，解决信息过载与用户个性化需求间的矛盾。如，数据搜集公司图谱(Graphiq)已开发出语义搜索引擎知识图谱(KnowledgeGraph)，它允许用户根据话题展开搜索，获得相关主题的数据集，还能生成与报道内容匹配的可视化图表［14］。辨别读者观点，评价和反馈传播效果。一方面，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对用户阅读时长、用户社交分享等信息进行解析，可了解论文影响读者的具体方面和程度;另一方面，通过自然语言理解(NaturalLanguageUnderstanding)、语音识别、深度神经网络(DeepNeuralNetworks，DNN)等技术，学术期刊能从读者在社交媒体上对论文的评价中，辨别读者观点，掌握比论文浏览量、下载量和被引频次更精准的学术反响。如，威盛电子研发的人工智能平台“欧拉密”，其能实现对90%的语言的语义理解，从而实现提问、信息记忆、知识辅助理解和歧义消除等功能［15］。

摘要:增强出版是一种新兴的融合出版模式，通过丰富科学数据的内容呈现形式和传播途径，提高论文的学术影响力。根据出版媒介的不同，重点分析归纳了3种增强出版模式:纸刊增强、数字出版平台增强和全媒体增强。从参与主体、出版环节、规范性等方面提出了增强出版的推进策略，以期为科技期刊增强出版的实施提供参考。

关键词:科技期刊;增强出版;增强特征;融合出版模式;增强推进策略

科技论文和科学数据都是科研的重要成果，是数字化科研时代重要的战略资源［1］。科技期刊的传统出版模式已不能满足当下用户多样化的需求，需要一种更强大的出版模式来提高科技期刊出版的灵活性和多样性，因此，增强型出版应运而生。这是一种强化型出版模式，通过在传统出版物的基础上增加研究数据以及关联外部资源，综合运用数字化技术，对论文内容进行结构化和可视化，改进论文的表现和传播形式。国外关于增强出版的研究及应用较早，2009年URF基金会提出了增强型出版物的概念［2］，vanGodt-senhoven等设计了增强数字出版物原型［3］，Bardi等介绍了增强出版的数据类型及增强出版信息系统的功能特征，规范化了增强型出版物模型的组织架构［4］。SpringeNature、《PLoS》、Elsevier、《RSC》等期刊和出版集团的增强出版服务已较为成熟，有相对完善的出版体系和流程，实现了“根出版物+增强内容”的增强出版模式，使传统论文与任何类型的增强数据相互链接，并能在各学术圈便捷地分享，在推进知识传播、提高知识服务能力以及内容增值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李小燕等通过介绍增强出版的本质和内容示例，提出了增强出版的实现流程［5］;崔玉洁基于新媒体技术研究了科技期刊增强出版的新模式［6］;刘锦宏等通过介绍增强型出版物的判断标准和特点，分析了增强型出版物的发展模式［7］;占莉娟等分析了国内学术期刊增强出版实施的现状和推广瓶颈［8］。国内的增强出版仍处于起步阶段，还没有大规模的应用。本文在介绍科技期刊增强出版特征的基础上，分析归纳了增强出版的3种融合发展模式，并提出了几种推进增强出版的可行性策略。

1科技期刊增强出版的特征

增强出版是在传统出版的基础上进行增强的行为，包括论文研究数据的扩展、阅读及传播形式的扩充、编辑流程的强化等［2］。增强出版的前提是对传统论文进行结构化和碎片式处理，以链接更多的增强内容，其不是简单的资源汇集，而是对分散资源的汇整，然后进行知识加工和共享。将数字化技术与增强出版合理地融合，才能有效提高学术期刊的影响力。

1．1数据增强。传统科技论文因受篇幅和版面的限制，很难详尽地阐述整个科研过程，为实现科学数据的有效整合及共享，需要在传统出版物的基础上增补相关的科研数据。增强出版的基础和核心是传统出版物，也称根出版物，增强出版是呈现“根出版物+增强内容”的形式。增补的科研数据包括采集样本、公共数据集、调查问卷、推导过程、参考资料、实验记录、推理过程、实验环境和软硬件配置等，可以是文本、图表等简单的数据格式，也可以是音频、视频等立体的形式［3］。增补数据对作者也是一个监督和自检，作者需要提供科学且准确的数据，以供读者对研究过程进行重复。

1．2论文整体增强。针对整篇论文进行内容增强包括收集并整理关于论文的专业评价和引用情况［5］。如《Nature》中的相关新闻与评论、音频视频、编辑总结、相关文献推荐等;《PLoS》中的媒体报道、读者评论等;Elsevier中的图片摘要、论文亮点、相关书籍、引证论文等。期刊编辑部或其他专业研究机构根据专题方向或研究热点，对已出版的论文进行适当的选取和封装，以合集或专题的方式对已有论文进行再次推送，延长了论文的传播活跃期，增大传播频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