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素养培训范例

本文作者：张洁 徐雯 单位：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传媒教育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香港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

研究问题

本研究的研究问题是随着笔者参与的师资培训次数不断增加，笔者与一线教师、校长、教育管理者们的接触不断增多而逐渐显现和清晰的。2009年作为培训的第一阶段，我们先后在北京、杭州、武汉、沈阳、上海，进行了7次针对中小学教师的师资培训。为了了解培训效果，我们设计、发放了调查问卷，组织部分学员进行了小组讨论。根据教师们的反馈，2010年起我们调整了培训内容和方法，并将培训对象从普通教师扩大到中小学校长和各级教育管理者。为了深入了解校长和教育管理者们的意见，我们在培训后对他们中的部分进行了小组焦点访问或深度访谈。通过深入交流发现，校长和教育管理者们与教师一样认可开展媒介素养教育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但他们又有各自关切的问题。带着从师资培训中搜集来的各种疑问，笔者重新审视了自己在黑小开展媒介素养教育课程研究的情况，对该校校长和教师进行了深入访问，并对实验期间黑小教师及校长发表的教案、论文等进行了详细的文本分析，努力从实验学校的经验中找到应对挑战的方法。综上所述，本研究的研究问题主要聚焦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媒介素养教育要在现有中小学教育体系中系统开展，教师、校长、教育管理者应分别关注什么问题?其次，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研究方法

为解决研究问题，本研究先后采用了问卷调查、深度访谈、文本分析等多种方法。首先，在师资培训的第一阶段，我们对参与培训的285位学员教师进行了问卷调查。调查问题主要包括:你是否希望在自己的学校开展媒介素养教育，你最感兴趣的媒介议题是什么等。第二，根据第一阶段调查结果，笔者调整了师资培训的策略。先后在北京、安徽铜陵、安徽繁昌、湖北武汉开展了5次针对中小学校长及各级教育管理者的培训，培训内容除了原有的理论阐述，我们还进行了示范课演示。为了了解校长及各级教育管理者对媒介素养教育的态度和看法，我们对某些校长和教育管理者进行了多次深度访谈。第三，发现问题之后，更重要的是解决问题。作为与笔者长期合作的实验学校，到2010年9月，黑小不仅实现了由专职教师自主开设媒介素养教育课程，而且有计划地组织和实施了各年段、各学科教师开展媒介素养教育与现有学科的融合实验。更为可喜的是，2010年12月底，北京市东城区教委在考察、评估了黑小前期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决定批准成立“北京市东城区第五个校本课程研究小组———媒介素养教育课程专题研究组”，以黑小为核心，吸纳周边兄弟学校及东城区少年宫，进行更大范围的媒介素养教育课程研发和推广。作为全国第一个系统开设媒介素养教育课程的小学，黑小是如何解决课程定位、课程形态、师资培养等一系列问题的?黑小的经验能否给我们一些启示?带着这些疑问，笔者一方面对黑小校长、科研主任、参与实验的教师等共12人进行了深入访问;另一方面对黑小校长及教师在实验期间发表的各类文章、教案等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主要发现

在师资培训第一阶段的问卷调查中，共有285位学员教师参与了调查，回收到的有效问卷共149份，问卷回收率为52%。经统计分析，没有人在参加培训前“听说过‘媒介素养教育’或相关概念”，在培训现场也没有教师表示曾经接触过相关内容。即便如此，在短短3个小时的理论培训后，共有100位教师明确表示“愿意在自己所在的学校开展媒介素养教育”，占参加培训教师的35%。从笔者在培训现场与教师们交流的情况来看，除了35%的参训教师明确表示愿意开展媒介素养教育外，几乎所有的教师都表示高度赞同开展媒介素养教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但不少教师指出他们没有权力决定学校开设什么课程以及课堂教学中能包括什么内容。因此获得校长的认可和支持，是他们开展媒介素养教育的前提条件。根据第一阶段的调查结果，笔者从2010年起调整培训策略，将培训重点转换为中小学校长及各级教育管理者。通过在培训现场的交流互动，笔者了解到对校长和各级教育管理者们来说，媒介素养教育同样是个新鲜、陌生的领域，但他们很快就认同了开展媒介素养教育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例如，2010年1月在针对北京市各级教育管理者及校长代表的培训中，有代表发言说:“大众传媒是孩子成长的重要环境，传媒素养教育应该从娃娃抓起!”以及“网络等传媒是现代社会的标志，一段时间以来，我们谈网色变，只堵不疏，媒介素养课程的开设就提供了很好的思路。”2011年5月，在笔者对武汉市武昌区教育局官员及全区47所小学的校长、教师代表进行过理论培训和示范课演示后，29所小学的校长和教师代表表示愿意成为媒介素养教育试点学校，占参加培训学校总数的61．7%。武昌区教育局副局长更明确表示“从区域推动来说，媒介素养教育我们肯定是要做的。这个态度和这个决定，是勿庸置疑的”。笔者历时三年，纵观在全国东部、中部、西部10个城市和地区开展的20次师资培训经历，笔者清晰地发现，即使媒介素养、媒介素养教育等概念对教师、校长及各级教育管理者是崭新和陌生的，但大家很快就能认同开展媒介素养教育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这无疑是因为近年来媒介技术的飞速发展和中国社会生活的巨大改变。正如武汉市武昌区的一位校长所言:“孩子们所处的时代背景与我们成长时代背景完全不同，我深深地感到开展媒介素养教育是非常有必要的，这对孩子们的生活乃至今后的影响至关重要，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摘要：在信息时代，面对新媒体的冲击，教师媒介素养问题逐渐凸显。新媒体环境下，教师角色逐渐发生转变，为了满足新媒体教学环境以及角色需求，高校教师需要具备良好的媒介素养。为此，本文系统阐述了媒介素养的概念、内容，并从培训体系的构建以及教育观念的转变两个方面阐述了新媒体时代高校教师媒介素养教育策略。

关键词：新媒体；高校教师；媒介素养

随着以微信、微博为代表的新媒体技术的广泛应用，高校教师思想政治工作中机遇与挑战并存。新时期，高校教育教学工作的有序开展应以提升高校教师媒介素养，构建校园信息传播平台，采用接地气的形式，充分发挥教师对于大学生的舆论监管以及思潮引导作用。新媒体作为一种全新的传播媒介，其以更加丰富而又多样的形式，快速的传播方式，个性化的服务内容，具备了广播、电视以及报纸等传统媒介难以比拟的重要优势。

一、媒介素养概述

1.媒介素养概念

媒介素养指的是人们在解读以及批判各种媒介信息的能力，以及将媒介信息用于个人生活以及社会发展中的能力。这个概念鼓励公民积极的使用媒体，制造各种形式的媒体产品，成为对信息具备独立而又主动思考能力的个体，从而提升社会文化品质。作为受众来说，高校教师要主动接受传媒素养教育，加强自身传媒职业精神。所以，针对高校教师而言，媒介素养指的是高校教师对各种形式的媒介信息的批判与解读能力，使用媒介信息构建教育资源，合理利用媒介教育功能的素质与基本能力。

2.媒介素养构成

摘要：现阶段的高职教育引起了社会上的高度关注，这是人才培养的重要手段，同时在培养的多元化方面表现的非常突出。高职英语教学是重要的组成部分，越来越多的企业要求就业人员具备较好的外语素养，因此在高职英语的教师素养上必须更好提升。互联网+的背景作用下，高职英语教师新媒介素养提升成为重点关注的对象，并且在具体的策略实施过程中，一定要考虑到教师的诉求和反馈，让高职英语教师按照主动提升的方式来前进，这样才能在未来的教育理念上不断改善。

关键词：“互联网+”；高职英语；教师素养；新媒介

我国在高职英语教师新媒介素养的培养过程中，正处于认识提升的阶段，因此在很多措施的实施方面表现出探索的特点。互联网+的背景作用下，高职英语教师在日常的教育理念、教育方法上必须不断的优化，要站在正确的角度来探索，促使高职英语教师新媒介素养的提升思路不断改变。另一方面，新媒介素养包含的内容非常多，在教师参加培训的过程中，要让教师畅所欲言，对目前教学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以及新媒介素养的具体要求明确，这样才能在长期的提升上得到更好的成绩。

1互联网+背景下高职英语教学的现状

高职教育是国家培养人才的重要手段，同时对各类知识的传播具有较大的影响力。高职英语教学在近几年正不断地思考新的方式，最大的目的是希望在长期的教育和发展上，能够按照新的思路、新的方法来完善，并且在不同的教育理念、教育方法上强化。互联网+的背景作用下，高职英语教学的各类措施、方法必须不断调整，尤其是要站在学生的角度来探讨，对不同的知识传授方式，以及学生的英语技能提升，按照循序渐进的模式来调整，最大限度的促使英语教学的质量更好提升。互联网+背景的条件下，高职英语教学遇到的难题是比较多的，尤其是同学们能够通过新的方式来学习英语，教师不再是唯一的主体，此时对于高职英语教学，不仅是机遇，也是挑战。互联网+背景带来的辅助技术是非常多的，而且在高职英语教学中注入了新的理念，这是一种机遇，有利于高职英语教学体系从内到外的革新，并且在各类问题的综合处置上，能够借此来取得更好的发展成果，对高职教育的综合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但是，同学们对互联网+背景的掌握并不弱于教师，如果教师的素质不能高过学生，或者是难以对学生创建正确的指导，则意味着高职英语教学会出现很多的影响，这是新的挑战。高职英语是比较重要的科目，对学生的成绩提升、素养巩固、能力进步会产生较大的影响力。为了在今后的教育效率、教育质量上更好提升，一定要在互联网+背景的融合水平上更好地改良，在各类问题的综合处置过程中，采取科学的策略来转变，对相关不足的解决告别单一的思路和方法，在全局工作上取得更加卓越的发展成绩。

2高职英语教师新媒介素养的提升意义

2.1增强对新媒介的运用和创造能力

一、无所不在的流行文化   流行文化是20世纪以来最令人瞩目也备受争议的文化样态。它的最初形式是被精英文化主义者称之为“大众文化”(massculture)的所谓“劣质文化”。19世纪末，随着工业革命的爆发，文化得以与科技、商业和市场相结合，从而能够以文化产品的身份大批量地出现在消费市场上。一部分文化形式，逐渐从前现代社会的精英话语中挣脱出来，以其通俗、廉价的特征而深受广大平民大众的喜爱。然而，正是这些深受普罗大众喜爱的“大众文化”，却引发了一个多世纪以来以阿诺德、利维斯和法兰克福学派为主的文化精英主义者的无情批判。大众文化在一片被冠之以“下里巴人”和“意识形态欺骗工具”的讨伐声中挣扎着前行。   然而，尽管如此，大众文化并没有就此停歇脚步，反而在巨大的商业利润、媒体科技的进步和社会心理的相互关连中愈益膨胀。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愈发凸显出它的晚期资本主义性质，社会各个方面的“后现代”特征日益明显。大众文化的意识形态性质随之逐渐被日益丰富的文化产品所消解，大众文化不再只是那些“没有接受教育的、毫无素养的下层平民”的专属，追逐流行，引领时尚转而成为富有阶层炫耀财富的资本。也因此，西方社会更喜欢用"popularculture"（流行文化）来代替"massculture"，以反映流行文化广泛受欢迎的程度。   时至今日，流行文化已经随着全球化和后殖民主义的推动而波及到欧美世界以外的其它国家，成为一种具有全球化特征的文化现象和社会现象，并已在现代大众传媒的推动下渗透到了世界的各个角落和社会的各个领域。人们的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时时处处都充斥着流行文化的影子，流行文化已经上升至社会生活的中心。费瑟斯通曾说：“（后现代社会）消费文化中的趋势就是将文化推至社会生活的中心。”[1]詹明信则更为激进地干脆用后现代主义一词来意指文化，并把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文化逻辑或文化支配来讨论。他指出，后现代社会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遍及社会领域的惊人的文化扩张，我们社会生活中的一切……可以说都已变成了‘文化’”[2]   二、冲击：媒介流行文化对青少年的影响   商业、媒体、大众心理，是流行文化不断得以膨胀的三张王牌。其中，巨大的商业利润是流行文化发展的原始动力，高科技媒体是流行文化得以迅速推广的工具和保障，大众心理则是流行文化赖以生存的土壤。   商业媒体利用大众追逐时尚、彰显个性的心理需要和社会需要，以各种“类型化”的媒介流行文化将受众进行“区隔”，比如电视、电台不同类型的频道，不同时段的不同节目，不同流行元素的报刊杂志等，以此将不同的媒介流行文化消费群体作为商品“出售”给特定产品的广告商，以赚取商业利润。而受众则完全被商业媒体和广告所操控和摆布。   处于成长关键时期的青少年，由于还没有成熟的判断能力，因而是最容易受到流行文化侵扰的群体。流行文化以不可阻挡之势，毫无商量地侵入了青少年的成长空间，并控制了青少年日常生活的每一个层面：流行文化告诉他们应该吃什么喝什么，应该看什么听什么，应该穿什么做什么，应该怎么讲话，怎么思考问题……如此等等，以至于青少年在多变、娱乐、模仿和趋同的流行文化中表现出风潮般的集体盲动性，他们的需要、期望、目标、梦想，他们的情绪、态度和行为，他们的选择和决定，着魔般地被流行文化所控制。青少年对外部世界和自我身份的确认，已经在变幻的流行时尚中失去了最基本的判断力。   有学者称，后现代是青少年认同发展的一个新的社会语境。[3]在传统文化、传统价值观和传统权威受到冲击，流行文化、多元价值受到追捧的特殊时期，青少年的自我反思将会面临更多的挑战，这也增加了青少年期出现自我认同危机和社会认同危机的可能性。   也正因此，后现代社会就像一个万花筒，它闪着变幻莫测的影像，跳动着快乐的音符，我们欣赏着、期待着、投入着，却又纠结着、矛盾着、恐慌着。所以，詹明信说，尽管处于后现代社会的人们不清楚自己的个人身份，失去了计划性，但是，世界呈现出的即时、无分化的状态，却导致人们的一种生动体验：一种充满神秘而压抑情感刺激的生动体验。[4]这的确是后现代大众心理的真实写照，也是流行文化至今仍毁誉参半、颇受争议的原因。   三、抵抗：国外青少年媒体素养教育   商业利润的追逐和文化环境的净化构成了当代社会文化发展的矛盾。一方面是开放的、多元的媒介流行文化冲击，另一方面则是文化保护主义者、青少年保护主义者的坚决呼吁。当媒介社会学家希望大众传媒作为非商业的公共服务工具的理想主义立场失败以后，他们转而投身于从受众主体的角度对媒介流行文化进行识读和鉴别，以增强受众的媒体免疫力。为了抵制媒介流行文化对青少年的不良影响，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一些欧洲学者就提出了"medialiteracy"（媒介素养）的概念，以增强青少年面对媒介各种信息时的选择能力、理解能力、质疑能力和评估能力。   而进入二十世纪中后期，即使是最崇尚文化自由主义和鼓励媒介市场自由竞争的美国也意识到了培养青少年文化鉴别力的重要性。媒介素养这一理念迅速得到了欧美各国的普遍响应和广泛传播。至二十世纪末，这一概念又通过欧美各国相继传入亚非拉地区的国家，包括南非、巴西、中国的两岸三地。在倡导提高青少年媒介素养的过程中，西方国家形成和发展了适合于本国的媒介素养培养方案，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种形式：   （一）开设媒介素养教育课程   从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欧美国家的教育学家和社会学家开始致力于研究电视媒体对儿童和青少年的不良影响，并由此开展了一系列的媒介素养教育运动。首当其冲的，便是将媒介素养教育的内容融入到不同学科、不同类别的学校课程体系之中。目前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德国、挪威、芬兰、瑞典、日本等国已经将其列入全国或部分地区中小学的教学大纲。#p#分页标题#e#   学校的媒介素养教育课程一般有两种形式：融入课程式和独立课程式。融入课程式是指将媒介素养教育融入到现有的不同学科之中，在学科教学中渗透媒体素养思想。这种方式一般比较适用于较低年级的学生；独立课程式是指在教学大纲中规定开设专门的媒体素养课程，由专职教师主讲，一般适用于高年级学生。   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英国的英格兰和威尔士就已开设融入课程式媒体素养教育，将媒体教育课纳入国定课程(NationalCurriculum)，包括小学（5-11岁）和中学（11-16岁），[5]主要形式是将媒体素养内容尝试着融入到其它一些学科如艺术、英文中，而并非一门独立的课程。日本文部科学省2001年在中小学开设“综合教育课”，其中就包括媒体素养教育的内容。加拿大则在1999到2002年，在艾伯塔省媒介认知协会的支持下，开发了与媒介素养相结合的新型英语语言文学课程，并逐步在该省从幼儿园推广到12年级。此外，像历史课、健康课、法律课、社会科学和人类学等学科中也部分融入媒介素养内容。上世纪九十年代美国的《目标2000：美国教育法案》中鼓励艺术学科的课程内容标准包含小学和中学各年级的媒介素养教育内容。目前美国已有多个州把媒介素养教育内容编入英语语言、艺术、社会科学、历史、公民学、生态学、健康课程中。融入课程式一般是在有关学科中设立几个与媒介有关的主题进行讨论，或者在学科教学中专门拿出一段学时，进行独立单元式的教学。在独立课程式方面，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加拿大、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澳大利亚、日本等国家都陆续以必修课的形式将媒体素养教育写入该国的小学、中学教学大纲中，而大学则主要是在新闻传播类院系开设专门的媒体素养教育课程。教学内容皆围绕媒体语言、文本流派、媒体技术、作品分析、阅听人等方面展开。   （二）培养专职的媒介素养教师   媒介素养课教师的数量和质量是学校顺利开展媒介素养教育课的保障。进入21世纪，西方各国在积极完善媒介素养课程内容和形式的同时，也大力发展媒介素养教师的教育和培训。   英国许多学院，例如伦敦大学和南安普敦大学等，都设有媒介素养教育的教师培训项目，专门对从事媒介教育教学和研究的中、小、大学老师进行专职培训。在英国教育体系中，新闻学和传播学等传媒类学科，并不仅仅是一种操作性极强的功利性课程，教学的目的也不仅仅限于学习新闻和影视写作、编辑、摄影、剪辑和录音等制作层面的技术和能力，更重要的则是媒介素养教育。[6]法国则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就在高校中广泛开设了电影、电视记者、媒介文化的校本课程，在巴黎、莱尔、斯特拉斯堡等地的高等学校，专门为师范生开设了媒介研究课程。[7]这也为日后部分新闻传播类学生从事媒介素养教育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澳大利亚的全国性教师组织“澳大利亚媒体教师协会(AustralianTeachersofMedia)”，每隔18个月由各州成员组织轮流主持一次全国性的会议，讨论有关媒介素养教育的问题，并进行经验交流。美国东部地区和北卡罗来纳州都有媒介素养教育的教师培训项目。有些州规定，要获得媒介教育的教学职位，应当具有学士以上的学位，再加一项授课认证（大约30个学分的证书），教师可以从提供教育学位的正式机构得到有关的认证培训。[8]在新墨西哥州和纽约的社会组织则每年举行一次为期一周的媒介素养教师培训工作坊。此外，像媒介素养速成课程中心(theCenterforMediaLiteracy'sCrashCourse)、天普大学(theTempleUniversity)的媒介素养教育实验室等都有专门的工作坊以提供媒介素养教师的培训。   （三）媒介素养运动的社会支持   发达国家的媒介素养教育，除了以正规的学校教育为载体，还依赖于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一是家庭辅助教育，二是社会组织和协会的实际推动。其中，各种教育组织、社区组织、成教机构和宗教团体的推动是其主要特征。   英国政府和许多团体赞助的MediaSmart项目就是这样一个社会媒体素养帮助项目，家长可以通过项目提供的各种媒体教育资源帮助孩子正确地观看电视节目和广告。新西兰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地区辅助设立大量的关于媒体教育的第三方课程，并且在一些协会和组织的推动下开发统一的媒体教育标准。日本的媒体素养教育最初就是由民间团体所推动，发展至今，形成了由媒体专业人士和学校教育联合开展媒体素养教育的模式。加拿大媒介素养运动的最初也是在媒介素养教育协会(CanadianAssociationforMediaEducation,CAME)的发动下由众多社会团体自下而上共同推动的，并且在培训媒介教育的教师和联合学校开设媒介素养教育课程方面做出了很大贡献。此后，像AML（安大略省“媒体素养协会”）和JCP（加拿大耶稣会士交流机构）等社会组织一直致力于推动整个加拿大的青少年媒体素养教育。此外，美国CML（美国媒介素养中心）、MEF（美国媒体教育基金会），澳大利亚的ATOM（澳大利亚媒体教师协会）等知名社会团体都一直致力于青少年的媒体素养教育。   （四）制度和法律保障   为了保障媒介素养教育的顺利实施，一些国家已形成专门的制度和法律对媒介素养教育进行法定监督。如英国的“英国通讯管理局”(OFcom)，就享有制定媒体素养章程，以保障每一个公民的媒介素养权利的法定责任。[9]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北卡罗来纳州、佛罗里达州和新墨西哥州都已经制定了较为完备的媒介素养教育立法，以保障媒介素养运动的顺利开展。   媒介流行文化就像一个潘多拉魔盒，我们每一个人永远都不知道下一个从魔盒中跳出来的会是什么。青少年对流行文化极为敏感且又缺乏成熟的判断能力，而媒介素养，却能够成为他们“识读”、“鉴别”千变万化的流行文化的有力武器。希望国外的媒介素养教育经验能为中国的青少年媒体素养培养提供一些启示。

【内容摘要】网络文化安全建设要重视网络传播中的青少年群体，通过媒介素养教育增强青少年的网络安全意识，形成有效的保障防线。在网络暴力中，女性青少年更容易成为受害者。女性青少年在信息社会的发展也面临着数字性别鸿沟。媒介素养教育要强调赋权和参与，增强性别意识和安全意识。提升女性青少年的媒介素养需要媒体传播、政策保障和教育培训的合力，积极寻求解决之道。

【关键词】女性青少年;媒介素养;网络暴力;数字鸿沟

网络文化安全建设要在网络技术支持、网络舆情监管、文化内容创新、政策法律保障等各方面着力，还要重视网络传播中的核心要素“人”。人是传播的主体，一切网络文化传播都是围绕人进行的。加强网民媒介素养教育，才能够形成网络文化安全的有效保障和防线。面对网络文化存在的各种安全风险，增强青少年媒介素养、培育青少年网络文化安全意识，将有效提升网络文化安全的防范屏障，形成有效防线，对于构建繁荣健康的网络文化，建设中国网络文化安全体系有重要意义。这其中，女性青少年面临的网络文化安全问题有很多特殊性，需要在媒介素养教育中予以重视。

一、女性青少年面临的网络安全新问题

(一)网络暴力成为性别暴力的重要形式

面对网络文化不良内容的侵扰，女性青少年面临的网络61环境更为严峻。传统性别文化使女性常常被“物化”，被“凝视”。相比于同龄男性，女性更容易成为网络中被辱骂攻击和人肉搜索等暴力欺凌的对象。网络暴力是网络文化安全治理的重要内容。网络暴力主要表现为“借助网络的虚拟空间，用语言、文字、图片等对人进行伤害及污蔑。”①网络暴力包括了在网络上的语言攻击、侮辱谩骂、威胁诅咒、人肉搜索等，通过网络舆论进行人身攻击。这些暴力行为影响了社会稳定，破坏了网络文化安全。网络暴力已经成为性别暴力的重要形式。女性的网络安全问题，主要体现在网络中的性别歧视和各种对女性的网络暴力，包括网络霸凌、网络羞辱，针对女性青少年的网络骚扰、网络跟踪、网络威胁、人肉搜索、公布私密照片和视频等。还有一些以女性青少年为目标的网络性侵骗局，以“招募模特”“选拔练习生”“网络交友”“网络借贷”等名义，诱骗女性青少年拍摄和发送裸体照片、私密视频。甚至在一些社交网络游戏中，有人以支付充值卡券为诱饵，引诱女童，并在线下约见实施猥亵。根据中国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基金会女童保护基金的统计，2018年性侵儿童的案例中，熟人作案占比近七成。而熟人关系中有18．57%是网友关系。②这类性别暴力尤其需要引起社会重视。此外，网络传播中还存在一些针对女性的符号暴力，通过对网络语言符号的意义建构，传播对女性的歧视和偏见。如女司机被认为是“马路杀手”，女博士被看作是“第三类人”。一些网络新词汇体现了对女性的污名化，如绿茶婊、圣母婊。性别歧视在网络中盛行，甚至发展为一种“网络厌女症”，需要加以辨识和抵制。青少年对网络媒介充满了探求心和好奇心，但同时青少年的防范意识比较薄弱，这给一些暴力犯罪提供了空间和机会。网络的便捷性和匿名性，使得各种针对女性的暴力变得更加复杂隐秘。很多性别暴力都通过网络渠道实施，利用社交媒体、网络游戏、聊天工具等媒介平台，难以被发现和追踪。这种犯罪形式隐蔽性较高，青少年容易被欺骗诱导，被伤害重创，但这些过程甚至难以被周围的家长和朋友察觉。网络暴力会严重影响青少年的身心健康，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破坏网络文化安全。

(二)女性面对的数字性别鸿沟

摘要：新乡医学院（河南省本科省属医学高校）党委宣传部牵头组织，以学校校报、校园网、官方微信、微博等校园媒体为平台，以党委宣传部新闻和宣传工作者为师资队伍，近7年来深入持续实施未来医生（在读医学生）媒介素养教育，建设了较为成熟大学生媒介素养教育理论和实践体系，取得了较好的教育教学效果，有效提升了未来医生的媒介素养，有利于改善未来的医患关系，树立和传播中国医生的美好形象。

关键词：路径与成效；校媒；未来医生；媒介素养教育

新乡医学院（河南省本科省属医学高校）党委宣传部组织，以学校校报、校园网、官方微信、微博等校园媒体为平台，近7年来深入持续实施未来医生（在读医学生）媒介素养教育，建设了较为成熟大学生媒介素养教育理论和实践体系，取得了较好的教育教学效果，有效提升了未来医生的媒介素养，有利于改善未来的医患关系，树立和传播中国医生的美好形象。

一、对未来医生实施媒介素养教育的必要性

我国于2009年实施“新医改”，医疗服务回归“公益性”，至今已收到显著成效。但医患关系却日益紧张，医患纠纷愈演愈烈，“伤医”事件不断，医生救死扶伤的美好形象被颠覆，造成了尖锐的社会问题；形成了患者就医恐慌，也严重打击了医生和未来医生（正在接受医学高等教育的医学生）的积极性，导致了医疗危机。有研究发现，“媒体因素不是影响医患关系的主导型因素，但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①。有学者指出，医生群体缺失媒介素养，不善于使用媒介和主动参与信息传播，导致了信息传播的偏差和传播途径的不畅，加剧了医疗危机的形成。英国学者约翰·B·汤普森在其《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书中说，今天的大众传播媒介居于意识形态生产和传播场合的中心地位。美国传播学者斯坦利·巴兰也指出，媒介信息可以引发从一个意识形态到另一个意识形态的普遍转化。未来医生在长期接受西医教育、参与国际交流的同时，难免受西方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关键时刻，未来医生牢固树立主流意识心态显得尤为重要。媒介素养教育是如何增进人的媒介认知能力、使用能力、批判能力和参与能力的优质公民教育。传播学者Masterman指出，媒介素养教育的首要任务是培养批判解读能力。培养未来医生对媒介和信息的认知、批评性解读和使用、参与能力，对消解医疗危机、构建和谐医患关系、树立和传播医生良好形象、树立主流价值观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也显得尤为必要。因此，在全球化和我国社会转型背景下，对未来医生实施媒介素养教育能够为政府卫生部门和医院提升未来医生的传播力（如媒体沟通能力、健康传播能力、中华文明传播能力等），树立和传播中国好医生形象，改善医患关系、消解医患矛盾和医疗纠纷，矫正社会问题提供干预方案和建议。

二、结合校媒平台特点，创新未来医生媒介素养

教育教学体系2011年，该校党委宣传部牵头主导，协同学生工作部、现代教育技术中心、社会科学部、基层院系，在全校范围内实施大学生媒介素养教育。借鉴国内学校媒介素养教育课程体系，参考英国电影学院的大学生媒介素养课程综述，②结合河南省医疗卫生人员媒介素养教育程度调研结果，设计了未来医生CTL媒介素养教育课程体系。

【内容摘要】目前是自媒体高速发展的时代，辅导员作为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骨干力量，应顺应时代的要求，将思想政治教育及日常管理工作与自媒体相融合。因此本文从高职院校辅导员自身的媒介素养现状入手，结合自媒体时代的特点，探析如何提升辅导员的媒介素养，以促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开展的多样性和有效性。

【关键词】自媒体;辅导员;媒介素养

一、自媒体与媒介素养概念

自媒体(We－Media)又称“公民媒体”或“个人媒体”，是指私人化、平民化、普泛化、自主化的传播者，以现代化、电子化的手段，向不特定的大多数或者特定的单个人传递规范性及非规范性信息的新媒体的总称。简而言之，人人即是媒体，每个公民都可以利用载体平台，随时随地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目前我国受欢迎程度较高的自媒体平台主要包括:微信、微博、QQ、抖音、快手、贴吧、论坛、博客等。美国媒介素养研究中心对“媒介素养”给出了如下定义:媒介素养是指人们面对媒介各种信息时的选择能力、理解能力、质疑能力、评估能力、创造和生产能力以及思辨的反应能力。美国学者提出素养是技能和社交能力的结合，素养包括专注、参与、协作、对信息的批判性吸收和互联网技巧。自媒体新时代，教育工作面对着很多新挑战，辅导员作为学生学习、生活中接触最密切的人，应该主动地接受和顺应潮流，将辅导员的工作进行适当的转变，分析自媒体的特点，了解在自媒体时代下学生新的个性发展及需求，自我分析，提高自身的媒介素养，以便更好地开展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二、高职院校辅导员媒介素养现状

为了深入了解和认识当前高职院校辅导员媒介素养的现状，本文通过对四川护理职业学院问卷调查、对师生座谈、访谈等形式，深入调查了解发现当前高职院校辅导员媒介素养亟待提高。

(一)对学生媒介素养及需求缺乏了解与重视。1．自媒体对学生影响大、范围广。通过对辅导员教师及学生这两个群体，用不同的问卷进行调查，结果都显示在自媒体时代，众多的社交应用，诸如微信、QQ、微博等都已经成为了同学们日常生活和学习中不可缺失的重要媒介。但是调查中显示，大部分辅导员教师知晓目前这种状况，但是并没有将其纳入到思想政治教育范围里面的意识。2．学生通过媒体表达诉求的需求度大。通过调查及访谈了解到，同学们渴望对世界的了解与接触，通常通过微博、微信、QQ、贴吧等媒介载体来获取最新资讯，对事物的看法及观点的形成，也不再是受周围身边人的影响，而是在网络上与不同年龄、不同层次、不同领域的人进行思想上的交流与碰撞。并且相较于现实生活中的感情诉求，同学们更愿意通过网络平台进行互动与宣泄，在这里得到满足，逐渐地依赖上虚拟的网络世界。但是在与辅导员的访谈中了解到，大部分辅导员并未对这一情况引起重视，并没有将此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切入口。

摘要：经过对贵州广播电视大学远程教学学习者媒介素养的调查，发现远程教育学习者在媒介素养方面存在年轻化、经济条件一般、缺少批判、使用新媒介进行学习的情况较差等特点，提高远程教育的教学质量和学习者的媒介素养，可以通过加强资源建设、加强教师培训、开设专门的媒介素养课程等，提高大众文化素养，促进社会文化事业健康发展。

关键词：媒介素养；批判；全民教育

1929年美国媒介素养研究中心（centreforMediaLiteracy）给媒介素养作出如下定义：“媒介素养就是指人们面对媒体各种信息时的选择能力、理解能力、质疑能力、评估能力、创造和生产能力，以及理性的回应能力。”11933年出版的《文化与环境》中，媒介素养教育家欧·奥尔特曼和马·切墨斯提出了“文化素养”概念，在媒介教育领域，这个概念被定义为“媒介素养”。现代技术飞速发展，信息远程化对远程教育起到了极大的的推动和促进作用。学习者的媒介素养直接影响了远程教育资源的效用意义。那么远程教育学习者的媒介素养如何呢？他们的基本媒介素养状况是怎么样的？我们可以采取那些途径有效提高远程教育学习者的媒介素养？以贵州远程教育学习者为例，通过问卷调查可以一窥端倪。问卷基于贵州电大远程教育学习者的基本情况，结合媒介素养和媒介素养教育的主要含义、内容和特点设计问卷。发放了300份调查问卷，收回294份，其中有效问卷271份。271份中有两份有效问卷只回答了基本情况，鉴于基本情况的真实有效性，仍然保留了271份有效问卷作为研究对象，问卷有效率为90.33%。本次调查覆盖了贵州广播电视学开放教育行政管理、法律、汉语言文学、会计、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土木工程、学前教育、护理学、工商管理十余个专业，深入到贵阳、兴仁、织金、纳雍、开阳、丹寨盘县、六枝、毕节、望谟、从江、等十几个基层教学点、工作站，调查覆盖面广，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基本能真实反应贵州电大开放教育学员的媒介素养情况，并且能代表西部地区远程教育学习者的媒介素养概况。

1远程教育学习者媒介素养调查结果与分析

通过对调查结果展开分析，依据媒介素养的含义来进行分类和整理，我们得出贵州广播电视大学远程教育学习者媒介素养的调查结果如下。

1.1贵州电大远程教育学习者基本情况

1.1.1贵州广播电视大学远程教育学习者以农村学员为主、年龄年轻化。贵州广播电视大学远程教育学习者大多来自农村，学习者以年轻人为主，其中，18-25岁的学习者占总人数的47.23%，这个数字表示近半数的学习者是是25岁以下的年轻人，25-35岁的学习者比例也很高，达到了36%。总的体现出年轻人居多，接受新事物的能力较快，受新媒体的影响，绝大部分学习者客观上多少有一定的媒介素养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