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族文学论文范例

摘要：非物质文化遗产凝聚了中华民族最宝贵的文化基因和精神信仰，将其作为旅游资源和乡村旅游一体化融合将是未来促进乡村旅游发展的重要途径。本论文对抚顺新宾满族自治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当地乡村旅游一体化融合所面对的挑战进行分析，并提出发展策略意见，以期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抚顺新宾满族自治县未来的乡村旅游场景构建与规划中打下坚实基础。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乡村旅游；一体化融合；新宾满族自治县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乡村旅游资源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在漫长的发展历史中创造和传承的杰出文明成果。它记录了人类进步和发展的轨迹，具有重要的文化和现实意义。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的宝贵财富。然而，随着人类社会现代化的发展，新型的文化娱乐方式不断涌现，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传统的民间文化受到严峻挑战。抚顺新宾满族自治县是满族的发祥地，“非遗”项目众多。新宾非遗网收录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共计8大类21个项目。国家级项目包括：新宾满族剪纸、新宾满族秧歌。省级项目包括：新宾满族放路灯习俗、新宾满族婚俗、新宾满族祭祀、满族清明节插佛托习俗、人参炮制技艺、巴图鲁乌勒本、新宾满族故事。市级项目包括：新宾满族唱家戏、新宾满族祭祀舞——跳虎神、新宾满族祭祖——跳家神、新宾满族八碟八碗、兴京根艺。县级项目包括：新宾民间歌谣、新宾卡戏表演、新宾满族年俗、新宾民间小曲小调、新宾满族游戏、新宾满族火锅。抚顺新宾满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分类具体如下表1。从表1可以看出，抚顺新宾满族自治县非物质文化遗产数量众多、表现形式丰富、非遗资源历史文化价值较高。抚顺新宾是满族的故乡，是满族文化的摇篮，世代相传的各类民间文化资源极其丰富，在抚顺新宾满族自治县的非遗资源分布较多，同时以民俗、传统技艺为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具有较高的艺术观赏性。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乡村旅游资源

抚顺新宾满族自治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所蕴藏的历史、文化、独特与参与性一方面是极具吸引力的旅游资源，可以满足游客体验文化、寻求差异的需求，以提升乡村旅游的文化内涵；另一方面，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对乡村特色文化的挖掘、打造、传播，也为抚顺新宾满族自治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创造了新的生存空间，同时也有效促进了对非遗的保护与传承。随着时展，人们对文化需求的日趋渴望，在当今旅游业中文化旅游已经成为举足轻重的重要组成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乡村旅游的一体化融合不仅能够繁荣当地的旅游市场，形成一条乡村产业价值链，同时也会为非遗项目的保护提供资金支持，两者相辅相成，实现“帕累托最优”。

一、对于乾隆御制诗作的研究

近年来，随着对乾隆研究的深入，对其御制诗作的重视程度也日益增强，具体的研究成果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

第一，从文献学的角度对其诗作进行整理出版。这些著作或将其诗作纠集成册，或以某一特定专题对其御制诗做专门性的辑录、出版，或对诗歌总集进行刊误、版本考察。如《清高宗御制诗文全集》⑥将乾隆所有的诗文进行辑录，以便查找与研究。选本则有孙丕任、卜维义的《乾隆诗选》⑦，吴景仁的《乾隆蓟州诗集》⑧和石光明、董光和等的《乾隆御制文物鉴赏诗》⑨、《乾隆皇帝咏西苑北海御制诗》⑩等。《乾隆诗选》共选录乾隆御制诗190首，按照写作年代加以编排，并对所选诗作进行了简要的注释和题解，一些字词和典故也作了详细的笺注，有助于读者了解其诗作的概貌；《乾隆御制文物鉴赏诗》将乾隆存世的咏颂古器物诗作选录成册，全书分为《咏绘画》、《咏玉器》、《咏陶瓷》、《咏漆器》、《咏砚》五大类，为读者提供了可资研究和鉴赏的资料；《乾隆皇帝咏西苑北海御制诗》则是从光绪五年（1879）清廷刻印的《高宗纯皇帝御制诗集》中摘录咏西苑北海诗文639题701首，加上高宗御制《白塔山总记》、《塔山四面记》以及《永安寺古井记》、《御制玉瓮歌》一并结集成册，并附以建筑及景物现状照片近百幅，便于作者直观的了解乾隆咏物诗。这一类的论文如《清乾隆皇帝御制南海子诗文辑录》、《清•乾隆皇帝咏香山静宜园御制诗》等。对于乾隆诗作版本进行考察的成果主要是一些论文，晏爱红的《乾隆〈乐善堂全集〉版本改定考》对《乐善堂全集》的版本进行了考察。此外还有单嘉玖的《〈御制乐善堂记〉册页及其修复》、李人俞的《〈高宗御制诗集〉注释中的一处错误》等。这一类论文很少，都是从细微处入手，或对乾隆诗选的某一版本进行源流考订，或对其诗选的注释进行考察。从文献学角度来看，这一部分研究成果对于乾隆诗作的整理与考订有着很重要的意义。

第二，从文艺学的角度对乾隆诗作进行评价或研究。这一类别还未出现专门性的著作，只是在学者撰写的清高宗的传记中附带提及。具有代表性的如钱宗范的《乾隆》，其中第九部分以若干具体诗作为例，较为深入地剖析了清高宗御制诗的艺术水平和历史价值。在思想内容上，他认为：“乾隆的多数诗歌，是紧紧结合了他的政治活动而写的，不仅通俗易懂，而且具有现实主义的色彩。”周远廉的《帝大传》中第十三章第一节也简要论及了乾隆诗作，他认为：“总的来看，乾隆帝之诗，很多是纪实之作，包含了相当丰富的内容和深刻的政治含义，或述某事某制，或言己之政见，或为争取汉族名流学者，或臧否人物评论史事，从政治、历史的角度看，还是颇有价值的。”孙文良、张杰、郑川水所著《乾隆帝》第八章第一节中说：“乾隆留下的诗，技巧虽不足称道，内容却很珍贵”，“简言之，乾隆的诗是他一生政治活动和日常生活的实录，在他执政期间清帝国所发生的所有重大事件都可以从诗中看到”，“水灾之重，人民苦难之深付笔端，使人们对‘康乾盛世’有更全面的了解，可补正史之不足。”郭成康在《乾隆正传》一书中也称论乾隆诗作“不暇锤炼，以整体上来看，被后人评为‘格调不高，佳作不多’”，“从文学艺术的角度审视，这些近于苛刻的评论也许并不错，但乾隆数以万计的诗章中也时见清新自然的篇什。特别应该指出的是，皇帝献给孝贤皇后的上百首诗，堪称最见真情的上乘佳作。”更重要的是，“乾隆诗的价值在它的纪实性，古人有言‘诗以证史’，数以万计的‘御制诗’弥补了《清高宗实录》的不足，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也可以说是18世纪中国的一部诗史。”由此可见，乾隆诗作虽已引起学者的注意，但相对文学性而言，它的历史价值受到的关注更多，大家对其诗作的评价大多集中在史学意义的阐述上。这方面的研究论文并不多，现有的论文或探讨其诗作的思想内容、艺术特色等，或通过诗歌来探讨乾隆某一时期或者某一方面的心态。典型的如戴逸的《我国最多产的一位诗人———乾隆帝》，该文第一次全面论述了清高宗御制诗的得与失，归纳其诗风为：“不拘格律，不事雕琢”、“不主张立异，不使用绮词丽句”，“他的诗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和正襟危坐的道学气味，绝没有儿女情、脂粉气”。作者在深入解析、研究御制诗基础上，从历史的视角发掘出了各类御制诗的价值，并且认为“乾隆的诗，历史的价值大大超过了艺术价值。”。刘庆宇的《试论乾隆少年时代的佛教观—————以〈乐善堂全集〉为中心》从《乐善堂全集》诗文的解读中对乾隆少年时代的佛教观进行了分析。而傅东光的《御笔〈林下戏题卷〉与乾隆晚年的“林下人”心境》则从乾隆御笔《林下戏题卷》入手，籍乾隆不同时期所作的6首《林下》诗，探索其晚年归政过程中内心世界不断变迁的发展轨迹。钱宗范的《乾隆诗歌探析》，史礼心的《“十全老人”“十全”诗———清高宗乾隆的诗歌创作》、曹东方的《乾隆诗简论》等都从内容与艺术特色两个方面对乾隆诗作进行了分析；孙继心的《从避暑山庄的三块诗匾看乾隆皇帝的晚年心绪》、段钟嵘的《从山庄诗文看乾隆对儒道佛的态度》、江滢河的《乾隆御制诗中的西画观》等都通过对其诗作的分析探讨乾隆的心态。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对于乾隆诗作进行简单赏析的文章，如刘宝琴的《乾隆避暑山庄诗注释》、恩淑玲的《乾隆皇帝咏五台诗注释》等，承德师专避暑山庄诗选注小组也进行了一系列的乾隆诗作的选注。近年来，还有一些硕士、博士论文对乾隆诗作进行了专题的研究，如崔岩青的《清高宗御制纪事咏史诗研究》从史学史的角度考察御制纪事咏史诗的史学价值、史学意义，并在此基础上探讨清高宗的历史观、史学意识与成就。刘冬的《清高宗御制水利诗与乾隆治水》从乾隆御制的水利诗入手，对乾隆年间的水害，以及所采取的一系列治水措施进行了考察。章采烈《论乾隆御制〈四库全书〉诗的史料价值》对乾隆三十九年（1774）至嘉庆二年（1797）期间所写的107首关于《四库全书》编纂的诗歌进行了分类，认为诗作客观而真实地记载了《四库全书》纂修的全过程，是其他史料的补充。可以说，这些论文皆倾向于将乾隆诗作与史实相结合来进行考察，论文的侧重点在史，而不是诗。

第三，从文化学的角度对于乾隆诗作进行考察。如郭黛姮的《乾隆御品圆明园》通过乾隆的诗词，结合圆明园所构建的实体，阐述了园林特点，以及圆明园发展、变化缘由等，这属于建筑文化方面的探讨。蔡镇楚、施兆鹏的《乾隆皇帝茶诗与中国茶文化》则是从《御制诗集》中收录的近200首茶诗说起，纵论博大精深的中国茶文化,认为其茶诗开拓了中国茶诗与茶学研究的文化视野,这些诗作亦是诗文化与茶文化结合的产物,是中国文人饮茶之习的生活情趣和审美理想的诗化,是中国茶文化美学的艺术结晶与重要载体。诸如此类的文章还有巩志的《清朝乾隆皇帝诗赞建茶》、童光侠的《乾隆皇帝的陶瓷诗》、杨平的《乾隆御制诗文与圆明园植物特色》等。然这一部分的研究成果仅仅限于文化层面上的考虑，与其诗学思想的探讨也并没有关系。

二、对于乾隆御选书籍的研究

乾隆曾亲自为一些书籍撰写序言，表达对文学的观点，如《御选唐宋文醇序》、《新刻稽古斋文集序》等等。学者们对于这一方面的研究如下：第一，大部分成果集中于《四库全书》及《四库全书总目》等文献的研究。如郭伯恭的《四库全书纂修考》輱訛輨中第一章探求纂修四库全书的目的，其中就乾隆的编书动机做了一番分析，“高宗诏访遗书，编纂《四库》，其政治作用，一言以蔽之，即寓禁于征也。”作者从政治角度对乾隆的编书目的进行考察；而陈晓华的《〈四库全书〉与十八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中也有涉及乾隆的内容，如第四章《学术与政治之间》中将乾隆朝的政治与当时的学术相联系，对当时一系列的文学现象进行了解读，但对乾隆的文学思想却没有过多的阐述；再如司马朝军的《〈四库全书总目〉编纂考》，其中第四章《清高宗与〈四库全书〉》中，引用了大量乾隆帝颁布的诏令来论证其编纂思想，“《总目》的纲目出自钦定，帝王著作编列出自钦定，体例出自钦定，去取出自钦定，存目根据钦定”，行文中大量引用了乾隆帝的诏令，但作者着力于编纂过程，没有过多论及乾隆的文学思想。研究论文也大多着力于分析乾隆与《四库全书》编纂之间存在的政治因素，如张小芹的《〈四库全书〉乾隆谕旨中的“不收、改、删、销毁”等问题评议》，作者从乾隆在《四库全书》编修过程中下达的二十五道谕旨入手，将它们分为“不收”书籍的谕旨、关于改与删书籍的谕旨、关于销毁书籍的谕旨，从而对于乾隆在编纂过程中所体现的政治倾向做出梳理；此外如党为的《清高宗四库全书谕旨内史学与正统观研究》、张明海《谈编纂〈四库全书〉的目的及其时代特征》等亦从这一角度进行阐述。王作华的硕士论文《乾隆皇帝与〈四库全书〉的纂修》中第四章论述了乾隆学术思想以及满清皇族思想对《四库全书》的影响。这些研究成果集中对于《四库全书》、《四库全书总目》等的考察，通过对编纂过程以及删订标准的考察来解读乾隆的编书思想。第二，对其他御选书籍的研究，这方面的研究成果相对于《四库全书》的系列研究来说要分散得多，但其中也不乏对其文学思想进行探讨的文章。典型的如莫砺锋的《论〈唐宋诗醇〉的编选宗旨与诗学思想》輰訛輩，作者认为《唐宋诗醇》的编选体现了乾隆的编选宗旨———尊唐与尊杜，诗集特别强调诗歌的政治教化功能，对涉及民族斗争的内容相当敏感。

1应用技术型院校人文学科教学面临的实际问题

总的来说，应用技术院校人文学科面临的问题的实质，是对人文学科在新的课程体系和培养目标下的认识不到位。这种认识的不到位应从两个方面来分析：一个是管理者的认识不到位；一个是授课教师认识不到位，导致学科转型不到位。应用技术院校的管理者为强调“应用型”，提高就业率，以求在短时间内办出特色，根据社会需求，开设就业前景好的专业，提倡实践课程，希望学生就业时能“上手快”，理论课程的课时被大量压缩，学分被削减。而人文学科，如古代文学所讲授的是过去的知识，是历史形态的信息，看上去与现实生活是脱节的，对学生的就业似乎没有直接的帮助，久而久之，从直观上看，这些学科就成了一门“没用”的学科，学生也逐渐以为学习这样的学科是浪费时间。以长远的眼光来看，如此片面强调应用型专业，狭隘地理解实践课程，无论是对学校发展，还是对学生的人生发展都是极其不利的。另外，人文学科的教学转型往往未能与学校的转型同步，表现为授课教师不能为本课程在课程体系中找准位置，在授课内容和授课方式上依然沿袭研究型院校的做法，教学实际效果与培养目标有距离。研究型大学培养的人才必须具有深厚的理论基础。如在古代文学教学中，它一般强调学科的理论性、知识的系统性，比如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历史、各种文体的流变、各个流派的发生演变影响等。並且，应用技术型院校的古代文学教师，大多出自研究型院校，在教学中不自觉地沿袭了这种模式，但这显然与应用技术型院校的人才培养目标有了疏离。就中文专业的学生来说，“应用型本科教育应该要求理论‘坚实’，就是理论的科学性很准确实在，但是不要求过深。具体来说，一个正确理论摆出来，把它说清楚，让学生能够掌握这个理论就可以了。至于这个理论的来龙去脉、构成学派等等，就适可而止。”就其他专业的大学语文课程来说，如在古代文学教学中依然着力于探究文学发展的规律，各种文体或流派的发生演变，各个历史时期代表性作家创作的特点与差异，就势必会导致这样的结果：授课内容和方式陈旧，课堂上以教师的满堂灌为主，学生被动听讲，学习热情得不到提高，并认为学的东西都“没用”。可见，应用技术型院校中古代文学一类的人文学科面临的困境的实质是，在新的培养目标下，由于自身的非功利性，在课程体系中定位模糊。这种定位模糊，极易引起管理者、学生甚至授课教师对这门课的轻视。任凭这种轻视发展，势必会导致这门课程的日益边缘化，最终影响人才培养的质量。因为根据国发[2014]19号《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的要求，应用技术院校培养的人才应该是“文化素质+职业技能”，“文化素质”从哪里来？当然要从人文学科的学习中来。那么如何将非功利性的人文课程与培养应用技术人才这一功利性的目标结合起来呢？还需要管理者和授课教师正确深入理解“应用技术人才”的含义，转变观念，切实地为这个培养目标服务。

2解决应用技术型院校人文学科教学所面临问题的途径

解决应用技术院校人文学科教学所面临的问题，还得从思想认识和教学实际两个方面入手。首先，思想认识方面。就管理者来说，要记住“坚持以立德树人为根本”。如果学校的管理者被急功近利的办学思想所挟持，被浮躁的社会舆论所裹挟，一味地迎合市场需求，单方面追求技术、技能，那么大学将会变成没有“大学精神”的技能培训班。相反，应该牢记“高素质”、“职业技能”两条腿走路。如何确保“高素质”目标的实现？就是要重视人文类学科的设置。“大学教育不等于职业教育。大学教育的目标不能只限于给学生一种职业训练，而是要培养具有较高文化素质和文化品格的全面发展的人。因此，大学教育不仅要注重专业教育（科学技术教育），而且要注重文化素质和人文品格的教育（人文教育）。”“人文学科关系到一个社会的价值导向和人文导向，关系到一个民族的精神的塑造。”“如果忽视或者轻视人文学科，必然导致整个民族精神水平的下降，必然导致整个社会的庸俗化。”中国古代文学经典作品有着丰富的人文内涵：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关注民生疾苦，歌颂生命，热爱生活，赞美道德才华和独立的品格，亲近自然，重视乡情、亲情、爱情与友情……由于天然的感染力，文学作品在加强学生的人格修养、提升内在品位、提高综合素质方面，有着巨大的优势。而人文素质的高低，对学生职业生涯的长短和职业空间的大小有着深远的影响。近年来，杀医案、伤医案频发，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医学院教学重技术不重人文的培养模式，导致了医生人文情怀缺失，行医过程中与患者沟通不畅，频频引发惨案。所以，从管理层面来看，古代文学等人文学科应该受到相应的重视，课时、学分应该提高。

这样才能使“高素质”和“职业技能”均衡发展，而不是仅仅局限于技术和技能层面，制造没有文化的工程师。其次，教学实际方面，教师要改进教学方法。改进教学方法，不是仅指多媒体的运用等，“今人津津乐道的‘教学法’（如讲解时如何动静结合，以及怎么制作精美课件等），基本上可忽略不计。”也不是指我们通常理解的引导与鼓励学生进行古典诗词的创作与鉴赏。适当地引导和鼓励学生进行古典诗词的创作与鉴赏，曾被充分肯定过。但事实证明，这一做法只是针对少数对这方面有兴趣、有天分的学生来说是有意义的，对大多数学生来说并不有意义。这里说的改进教学方法是指在教学过程中将古代文学与现实生活的衔接，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学习能力，自主探究精神。具体做法，笔者以为最佳莫过于以下两种：一是以服务学生的长远发展为宗旨，采用案例教学法，以现实中的时事热点为案例，引导学生在古代作家、作品中寻找与现代精神相契合的例子，学会从古代文学中发现解决问题的智慧。比如以中日钓鱼岛事件为话题，串联起自屈原至陆游、文天祥，乃至秋瑾、黄遵宪等作家的经历和作品，探究爱国主义的真正内涵，使学生在钓鱼岛事件持续发酵的过程中，既能坦然面对日系汽车等日货，又能坚定“钓鱼岛是中国的”立场；以复旦大学研究生投毒案为话题，串联起李斯与韩非的关系、《古诗十九首•明月皎夜光》的内容，探究如何建立友善融洽的同学关系，面对别人成功时如何保持赞赏祝福的心态，遏制羡慕嫉妒恨等不良情绪；以网上流传的“丈母娘推高房价”之说以及电视相亲节目女嘉宾“宁可在宝马里哭，也不愿在自行车上笑”的择偶标准为话题，分析其婚姻观，并将之与《孔雀东南飞》中焦母的婚姻观、《西厢记》中崔老夫人的婚姻观、崔张的婚姻观作对比，帮助学生确立正确的恋爱婚姻观。采用这样的案例教学法要求授课教师不但能还原作品本身所包含的知识信息，还要能准确把握时事热点，并能敏感地将二者“接通”，探究这些知识信息与当今生活的联系，使书本上的“死”知识“活”起来。只要教师古今联系畅通谈吐自如，学生听讲定会“莫逆于心”，形成良好的课堂效果。

久而久之，无形中学生会有古今“不隔”之感，通过“尚友古人”学到古人的智慧，并将之内化，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增强其作为应用技术人才的内在涵养。二是以服务社会、促进就业为导向，加强实践教学，引导学生走出校园，一方面发现并阐释古典文学在现实中的运用。比如当今随处可见“中国梦我的梦”的宣传画，每一幅宣传画旁边都配有一首诗歌，可发动学生搜集这些诗歌，并分析古典文学知识在这些诗歌中的运用。如一个发式衣着古朴，正抱膝凝思，憨态可掬的小姑娘的宣传画旁边配的诗歌是：“始信泥土有芬芳，转眼捏成这般模样。你是女娲托生的精灵，你是夸父追日的梦想。让我轻轻走过你的跟前，沐浴着你童真的目光；让我携手与你同行，小脚丫奔跑在希望的田野上。呵，中国，我的梦，梦正香……”再如另一幅“管弦少年”的宣传画配的诗歌是“高山流水有知音，管弦少年奏心声。善曲歌罢和风煦，中国梦里处处春”。另外一幅“诗书继世长，忠厚传家久”的宣传画配的诗歌是“山路上的少年一脸阳光。山路上的书声诵着吉祥。山路上的书包装着未来，山路上的憧憬向着远方。诗书继世儿孙福，德耀门庭满族芳！”这些宣传画中包含着的古代文学知识：女娲抟土造人、夸父追日、高山流水等典故，“诗书”概念，古诗对偶押韵等常识……教师可引导学生搜集这些知识，并对这些知识进行梳理，请学生尝试着上讲台分析这些知识在当今宣传画中运用。这样做既能让学生切实地感受到古代文学的有用性，又能锻炼学生鉴赏能力、审美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当众阐释见解的心理和胆量。做到这一点，教师必须扬弃“传授知识型”的传统教育，实行“启发思考型”的创新教育，让自己成为一个促学者，指导学生做准备工作，纠正学生理解或讲解中的错误，使“教”与“学”两个主体的主动性都能调动起来。这无疑有利于学生独立思考，勇于创新，也有利于他们将来走上社会后能关注现实、勤于思考、敢于展示自我。另一方面教师应引导学生将所学古代文学知识转化成实际运用能力，培养创造性。应用技术院校一般都有一些校外实习基地，古代文学教学过程中教师应鼓励学生以这些基地为依托，积极参与社会上的有关活动，如地方旅游文化资源的整合，社区服务策划，广告公司、婚庆公司的创意写作等。这些新兴行业，为社会各阶层提供着适合现代生活的服务，但都需要深厚的传统文化为底色，以满足当下人们思想深处复归传统的渴望。如旅游产业与当地历史、文化相结合，社区服务弘扬仁爱、淳朴的风气，婚姻庆典插入孝道的宣传等，学生一旦深入这些活动就会不由自主地运用起在古代文学中学到的知识。在实践中他们不但会提高对古代文学的认识，也会改变学习古代文学的态度，更会体会到创造性劳动带来的快乐。而创造性也是应用技术人才必备的素质。教学中做到了以上两点，学生会早些融入社会，对社会所需、自己的优缺点有更明晰的认识，在就业时做到胸有成竹、自我定位准确。思想认识到位，才能发挥人文学科在“立德树人”方面的作用；教学内容调整、手段更新，才能赋予过去的知识和历史形态的信息以新的生命力，这样的人文学科教学才会既能满足学生这一生命主体获取知识的需求，又能满足他们自我发展的欲望，主动学习，增强就业适应性和竞争力。过硬的技术，加上良好的文化修养，才是真正的应用技术人才。

3应用技术型院校人文学科教学改革的配套措施

一、在网络广播影视中学语文

电脑的运用，软件的开发，使学生提高了学习的效率。因特网的兴起，给学生带来了巨大的信息资源。以往听广播，只闻其声，不见其人，这种情况容易调动学生的想象力和思考，使学生联想主持人的表情、动作和语言。有些电台播放的歌词非常优美，就像一首首的现代诗一样。对此，教师可指导学生抄录下来，并反复地记忆背诵一下，就可以陶冶学生的情操。另外，有的电台还播放一些名家散文或者小小说。当这些文章配着动听的音乐以声音的形式呈现在学生耳边的时候，对学生来说，无疑是一场听觉大宴。比如，在学习老舍先生的《养花》时，我把中央电视台“艺术与人生”栏目搬进了语文课堂，获得了成功。我是这样做的：教室内移开讲台，模拟中央台布置。任选4名准备好的“老舍先生”，他们在一阵热烈的掌声中走上台。教师任主持人，台下学生都是观众和记者。就课文中的中心思想，老舍先生是如何养花、如何爱花的这些主题，教师、学生和“老舍先生”进行了良好的互动。教师与学生像朋友一样平等对话，各自选择适合自己的角色去参与学习、参与实践。当学生的理解有偏差时，教师及时精妙地加以点拨。师生在交流中对课文的中心思想和主要内容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同时在交流中让学生的思想境界得到了提高。

二、在平时与人的交流中学习语文

语文是一门需要在现实生活中实践的学科，我们说话其实就是语文在生活中的呈现。当我们听了一个故事之后，把它完整地叙述给小伙伴们听；当我们放学回家后，把一天的见闻感受告诉父母；当我们走在大街上，边走边描述一下环境的变化；当我们跟父母去菜市场，与小商贩讨价还价，这些都是在生活中运用语文的表现。另外，在我们的生活中，有许多生活阅历丰富的老人，他们经历过很多我们闻所未闻的事情，倾听他们的故事也是提高语文能力的一个过程。在倾听中，我们可以听到许多奇闻轶事或者民间俗语。这些鲜活生动的语言恰恰是我们平时语文课堂上所缺乏的。

三、在谜语对联歇后语笑话中学语文

中国的文化博大精深，有很多流传下来的俗语和笑话等。这些古老的语言中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如谜语这一形式。猜谜语其实是一种文字游戏，谜语有谜面和谜底两个部分，一个字、一个动物或者一件事物，都可以通过谜面的形式来形容出来，然后人们根据提示来猜出谜底。有些汉字的谜面，读起来生动有趣、概括能力强，当我们猜出谜底之后，就会非常轻松、愉悦地就记住了这个汉字的特点。当然，有的谜面概括的知识就更丰富了，如有的是对地名的描述，有的是对人物特点的概括。这样的谜语，既锻炼了学生的思维能力，又丰富了他们的语文知识。在猜谜的时候，教师可以鼓励学生积极参与，要求学生自己以班内同学的名字为谜底设计几则谜语。学生热情高涨，一则则精彩的谜面被设计出来。如：“夏日里的渴望———是清风（施青峰）”“结婚———成亲（程钦）”……总之，抓住生活的点点滴滴，眼里有资源，心里有教育，语文课程资源就无处不在。

四、引导学生在社会生活中实践语文

第一篇：高中语文实用类文本阅读策略

一、实用类文本概述

我们要分清什么是实用类文本，此类文本主要包括哪些文本类型，这些文本类型各有什么样的形式特点，实用类文本阅读的题材主要有新闻类文本、访谈类文本、传纪类文本、调查报阅读等。每种文本都有自己的形式特点，以传递不同的信息，以新闻类文本为例，它有迅速及时、内容真实、语言简明等基本特点，文体结构一般分为标题、导语、主题、背景结语等部分。对于不同的结构部分都有不同的信息传达，如导语会概述新闻的主要内容或者事实，鲜明地揭示新闻的中心思想，如果学生在语文学习过程中牢固地掌握了新闻文体的相关知识点，对于考试项目中所指中心思想的考核直接就可以从导语中来寻找答案。另外对于访谈类文本，我们就可以理清关于访谈的初衷，通过访谈需要达成什么样的结果，根据这个思路准备查阅资料，了解访谈背景，准备访谈纪要，确定访谈主题。要有敏锐的眼光，善于发现新问题、新亮点、新材料、见微知著，准确判断这些新材料中蕴含的价值。从整个完整的访谈过程着眼，准确理解文意，从而正确判断考核项目。对于传纪类文本、调查报阅读等也都可以按照此种思路，掌握文体特征及相关的知识链接，深刻理解文意，从而对于考核项目做出正确判断。虽然各种文体各有不同的特点，但是对于此类文本也有共性规律：结构简单明了，语言准确鲜明，表现手法相对单一。相对来说，对于实用类文本的规律和特征也就比较容易把握，但是我们也不能因此轻视了此类文本阅读，要在同与不同之间，找出关键点，从而达成从文体的角度准确而鲜明地理解文意。

二、实用类文本阅读考查形式分析

我们需要特别注意文本阅读的考查形式，实用类文本阅读一般考查方式有两种，一种就是结合文体考察文体相关的知识点，包括该文体的理论知识及写作要求等，这也是我们在前面强调通过掌握文体知识来解答考核项目；另一方式就是把文本阅读作为一般的阅读材料，考察学生的综合阅读理解能力，不涉及文本的文体特征。

三、高中语文实用类文本阅读策略分析

我们需要综合理解文章的中心思想，通过对文本的反复阅读，充分理解文意，站在全文的角度分析和理解文章传达的信息，通过信息掌握，对于解答项目中不符合文意的部分做出排除。这一点从表述上比较简单，但是这更是学生平常文学知识沉淀的升华，只要学生在平常的学习过程中注意阅读，广泛涉猎，增强了文感，提高了文学素养，对于文字的理解对于文意的掌握自然就会有很好的效果，这也是目前在校高中学生比较欠缺的部分，需要我们的教育工作者在平常教学过程中多给学生创造阅读的环境，正确引导学生的阅读方向。掌握了实用文本阅读的基本策略，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也要注意一些要领。

第一篇：高中语文教学探讨

摘要：

语文是一门重要的人文社会学科，是人与人思想交流时重要的工具。在完整的高中教学工作中它有着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作为其他学科的基础，提升学生的理解能力以及人际交往能力，是它的宗旨。在新课程的标准下，教育工作把重心放在探究性学习上。探究性教学的具体表现如小学数学分层异步教学。高中语文的探究性必须切实实行。才能使高中生能够更加适应社会的发展。

关键词：

高中语文教学；探究性学习；新课程标准；教育工作；创新；实践

第三次全教会于1999年召开，提出学生素质教育应把重心放在了培养创新精神和动手能力上。教育部为了培养出更过具有竞争精神的人才，多次对教学方式进行改动。为了改变以往过于强调机械练习、强硬、呆板地被动接受知识点而不能灵活引用掌握的“填鸭式”被动教学现状，提倡学生举一反三，主动去发现问题，提出问题，敢于实践，大胆地质疑。高中语文的探究性学习旨在能引导学生提出疑问、追踪、探求，把重心放在学生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上。

1目前高中语文教学的消极现象

新疆在历史上曾经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桥头堡，也是文化贸易的集散地。作为东西方文明的孔道，古代新疆提供了东西方交流和互补的大舞台。从某种意义上说，东西方文明的交流无疑始于人类的好奇心，因而不顾远隔千山万水，想尽一切方式去“相会”，开通了玉石之路、丝绸之路、瓷器之路、香料之路，相互交流情感，交换商品，凿空、打通了地理和情感的空间，因而得以共享“成果”。   新疆也因此得以成为人种蓄水池、文字博览馆和四大文明的交流地。   新疆是一个多个民族、多元文化、多元宗教并存的地区，在这块土地上，生活着以维吾尔、汉、哈萨克、回、蒙古、柯尔克孜、塔吉克、锡伯、乌孜别克、满、达斡尔、塔塔尔、俄罗斯13个民族为主的47个民族。它们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各自创造了本民族灿烂辉煌的民族文化，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目前，新疆仍然保留着以九种语言、六种文字为载体，分别来自绿洲、草原、山林文化背景，根据不同岁时、节令和场合的需要，由各族群众自然维系的品类繁多的原生态民间文艺活动，以此构成了中国西部多族别、多语汇、多重文化背景异彩纷呈的民间文艺画卷。   一、民间文学艺术定义   民间文学艺术也称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同时使用“traditionalculturalexpressions”和“ex-pressionsoffolklore”两种表达方式。198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审议并通过了《保护民间创作表达形式免被滥用国内立法示范条款》，在该示范条款中，受保护客体被表述为“民间文学艺术表达（expressionsoffolklore）”，而不是笼统地称“民间文学艺术（folklore）”，也没有使用“作品”一词。我国《著作权法》中采用了“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一词。我国民间文学通论认为，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是指在一国国土上，由该国的民族或种族集体创作，经世代相传，不断发展而构成的作品。   由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来源于民间，是千百年来无数劳动人民聪明智慧的体现，因此，内容和种类非常丰富，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定义也变得比较困难。这一概念可能包括世界范围在众多群体中产生的习俗、传统、艺术表达形式、知识、信仰、产品、生产方法等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和大多数国家对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保护都倾向于较宽的范围，一般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防止不正当利用及其他侵害行为的国内法示范法条款》的范围相同，“具有由某某国家的一个群体所发展和持有的某种传统文化遗产特征的，或者由反映这一群体的传统文化期望的一些个人所发展和持有的某种传统文化遗产特征的作品”，即包括：口头表达形式，诸如民间故事、民间诗歌及民间谜语；音乐表达形式，诸如民歌及乐器；活动表达形式，诸如民间舞蹈、民间游戏、民间艺术形式或者礼仪形式；有形表达形式，诸如乐器、建筑艺术形式。而且这样的定义和列举也不是封闭的，相关的国家可以自由地提供他们认为应该保护的传统文学艺术作品的名单和种类。   总体来说，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有以下一些特征：第一，通过口头传授或者模仿的方式代代相传下来；第二，反应了一个群体的文化和社会特征；第三，包含有这个群体的文化遗产元素；第四，由不知名的作者或者由群体创作的，以及经过该群体的认同由有权利、责任和被许可的个人创作的；第五，通常不是为了商业目的，而是目的在于宗教信仰和文化的表达；第六，在这个群体中一直持续地进化、发展和继续丰富。   这是目前我们所知道的关于民间文学艺术的全部概念，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的提出，基本上是在民间文学艺术的基础上又有所提升。本文不拟在概念上进行阐述和对比。   二、以三大史诗为代表的新疆民间文学保护状况   （一）三大史诗和口头传统   1986年，由国家文化部、中国文联、国家民委、、财政部联合组织发起，实施“中国民间文艺十套集成”编纂工程。新疆在此时也启动了该项工程。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经费、人力，也由于翻译等原因，史诗未能纳入当时的工作视野之中。其实，史诗属于叙事诗之中，不必单列。但它有特殊的地位与价值，而且蕴藏量极丰富。单独将它结集在一起会更为醒目，在中国乃至世界文学史上凸显它的价值与地位，“中国无史诗”之论也就不攻自破。   在中国，口头传承至今仍然是一个十分活跃、有生命力的传统。人们采用众多叙事形式与类型重新讲述古老的故事，转述个人的亲历事件，传播客观知识，评判人间是非。口头传统为人们的经验和日常知识、地方性的历史事件、传闻、幽默的智慧、道德评判和艺术趣味提供了有效的表达方式。在职业故事讲述者之外，口头传承是日常生活中与讲述活动的社会情境紧密相关的艺术。一个简单的母题可以出现在不同的文本类型当中，包括口头俗语、谚语、惯用语、笑话、轶事、故事、传说、回忆、寓言、俗谣、民歌、曲艺、手指游戏或儿歌。民间叙事的研究者、民俗学者、文学作品研究者或历史学家在研究口头传承时，依赖的是固定的口述文本。尽管仅就技术而言，当今时代具有重现声像的可能性，但是，最重要的固定文本形式仍然是书面文字。对口传内容的每一次书面转录，都意味着将口头形式转变成书面形式，由此引起的对口传内容的改变是不可避免的。民歌、俗谣和其他的短小韵文等易于记忆的形式，尚可以比较容易以韵文的形式被重新转写出来，可是，对民间叙事文字的转录就相对困难了。   在西方怀疑和认为中国没有史诗的时候，中国三大英雄史诗《玛纳斯》、《江格尔》、《格萨尔》从民间横空出世，显示了中国游牧文化口传心授的璀璨，与中国农耕文化形成的文献典籍共同组成了中国悠久的文明史。同时也有力地驳斥了西方对于中国无史诗的妄言。   中国三大英雄史诗是古代柯尔克孜族、蒙古族人民将反抗外辱、统一部族、历经变迁的民族命运，创编成英雄豪杰征战四方、降妖伏魔、除暴安良、建立美好家园的壮丽诗篇，经历几代艺人不断增益和荡气回肠的演唱，而逐渐形成的气势恢宏的英雄史诗，在世界上享有盛誉。中国少数民族三大英雄史诗中的两部，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和蒙古族的《江格尔》都以新疆为主要流传地，另一部藏族的《格萨尔》在新疆蒙古族群众中也有变体《格斯尔》流传。新中国成立以后，《玛纳斯》、《江格尔》、《格斯尔》（在藏族地区称《格萨尔》）等著名少数民族英雄史诗的搜集、整理、翻译、出版和研究取得重要成果。#p#分页标题#e#   （二）《玛纳斯》的收集整理出版和研究情况   《玛纳斯》在民间流传了近千年，在我国主要流传于新疆克孜勒苏柯尔克孜族自治州。同时，《玛纳斯》也是跨国界的英雄史诗。除我国新疆地区之外，地处中亚的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以及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北部有柯尔克孜族居住的地方也有流传。这都显示了《玛纳斯》的独特价值。目前，《玛纳斯》已被列为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入选名录。它是我国民间口头文学的代表作之一，是柯尔克孜族语言和哲学的典范，也是迄今为止柯尔克孜文学艺术的巅峰。   我国记录整理的、由被誉为“当代荷马”的著名“玛纳斯齐”居素甫•玛玛依演唱的史诗共八部23.6万余行。“玛纳斯”是这部史诗的总名，各部都以该部主人公的名字命名，如《玛纳斯》、《赛麦台依》、《赛依台克》、《凯乃木》、《赛依特》、《阿色勒巴恰与别克巴恰》、《索木碧莱克》、《奇格泰》。每一部都独立成章，叙述一代英雄的故事；各部又相互衔接，使全诗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有机体。《玛纳斯》为传记体长篇史诗，人物情节、叙事结构紧密相连，谱系完整，气势恢弘。悲剧美和崇高美是贯穿始终的主要特征，这在东方史诗中是惟一的。《玛纳斯》描述了玛纳斯家族八代英雄的生活和业绩，反映了柯尔克孜人民联合兄弟民族反抗卡勒玛克、克塔依奴役的斗争，体现了柯尔克孜民族勇敢善战、百折不挠的民族精神与民族性格。这是一部具有深刻人民性和思想性的典型英雄史诗。   生活在天山南北和帕米尔高原的柯尔克孜人至今仍传唱着本民族的英雄史诗《玛纳斯》。人们在咏唱和聆听中，寻找着祖先的身影和声音。《玛纳斯》就像一轮明月，辉映在他们头顶的夜空里，清晰地浮现出柯尔克孜人的前世今生。   现已过九旬高龄、仍健康幸福地生活在阿合奇县的居素甫•玛玛依老人是当今世界惟一可以完整演唱八部史诗的人。在柯尔克孜族民众中间，他和已经去世的另一位演唱大师艾合买提•玛木特居素甫老人深受柯尔克族族人的尊敬和爱戴。   我国对《玛纳斯》有计划的收集、记录工作始于新中国成立，对柯尔克孜史诗《玛纳斯》的收集记录工作经历了三步。   第一步：20世纪50年代进行的柯尔克孜语方言调查，记录了史诗的某些片断，使得《玛纳斯》从一起步就注定了不寻常。起步早、动手快、高起点，这一切为今天的申报工作在历史的那一刻都做好了铺垫。而这一切，还只是开始，以后的工作接踵而至，及时收集、整理和翻译，也使得这部史诗从一开始就幸运地得以记录和存在。   第二步：1960年，中央民族学院实习组在帕米尔高原   记录了史诗的第二部，并与新疆文联的工作人员合作译成汉文、维吾尔文发表。在北京，成立了国家级的史诗《玛纳斯》研究会。作为新疆的文化资源，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给予了高度重视。20世纪60年代以来，由新疆负责的《玛纳斯》工作组，对史诗进行了全面调查，初步查清了新疆境内的《玛纳斯》流布区域和玛纳斯齐的分布情况，进一步对一些有代表性的史诗异文进行了记录、录音、整理、翻译。中央有关部门和新疆有关部门密切合作，多次组织过对史诗的收集?记录和翻译工作，先后用汉文、维吾尔文、哈萨克文发表过史诗的某些片断。   第三步：1978年以后，对史诗的调查、记录工作又重新开始。在北京和新疆文化艺术工作者的努力下，史诗八部的记录、整理工作全部完成。1984年，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史诗第一部第一册和第二部的第一册（均为柯尔克孜文）。1995年，整理出版了居素甫•玛玛依演唱的《玛纳斯》（柯文）八部23万余行，吉尔吉斯文版八部，翻译出版了汉文版第一部及精选片段。有关专业机构陆续启动了《玛纳斯》八部18卷和新疆少数民族民间文化系列丛书汉译工程。2010年，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厅成功申报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①   （三）《江格尔》的收集整理出版和研究情况   蒙古民族有着悠久的英雄史诗演唱传统。根据德国著名蒙古学家海希西的统计，迄今已经以各种方式搜集记录的蒙古史诗大约350种，其中1/3的文本被翻译为一种或一种以上的西方文字（搜集地域包括俄苏、蒙古国和中国）。这些流传至今的史诗文本，数量可观，从中可以见到许多相当古老的成分。因而有学者推断说，蒙古史诗的演唱传统至少已达数世纪之久，其源起甚至可以上溯到氏族社会时期。显然，史诗的发生、演进过程，以及史诗中所蕴涵的社会历史内容（尤其是史诗与历史人物和特定事件的关系）及其艺术技巧等问题，一直是中外学者长期关注的问题。特别应当注意的是，蒙古史诗的学术研究史，若是从西方人最初的搜集工作算起，已经延续了大约200年左右。相关的学术研究著述亦可谓汗牛充栋。俄苏、蒙古国、德国等国家，都有大量的蒙古史诗研究著述相继出版。“就整个研究水准而言，中国学者的研究，无论在资料的积累与搜集资料的规范化方面，还是在探讨问题的广度和深度上，都还不能同国外学者已经取得的成就并驾齐驱。应该承认，蒙古史诗理论建设的主要成就是由国外的学者完成的。这即是我们颇感缺憾的地方。”②20世纪80年代初，《江格尔》研究室工作人员深入蒙古族聚居的24个县、市，对《江格尔》进行了大规模普查，拜访加•朱乃、皮•冉皮勒、普尔布加甫、才•哈尔次合、李•普日拜等105名江格尔齐，共采录民间口头流传的《江格尔》187盒录音磁带，其中包含157种变体。还收集到了非常珍贵的《江格尔》手抄本，初步完成了对《江格尔》史诗大规模普查的历史任务。   1981年开始，一方面继续搜集《江格尔》史诗的新变体，另一方面抓紧进行对《江格尔》的整理和翻译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1982～1996年，先后分几批出版了14册《江格尔》资料本，20多万行诗。1986～1990年，整理出版了70部《江格尔》文学读本三大卷，约10万行诗。为了让广大蒙古族人民欣赏《江格尔》，又将《江格尔》由托特蒙文转写成胡都木蒙文，先后于1988年、1989年和1996年分三册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随后，组织翻译人员将《江格尔》文学读本译成汉文，分六册，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还有1996年由内蒙古科技出版社以经卷式版本影印了《江格尔》手抄本。#p#分页标题#e#   1982～1996年，在新疆乌鲁木齐市和北京先后召开了四次国际、国内学术研讨会。之后，在历次研讨会上宣读交流和报刊上发表的研究成果，汇编成《江格尔》论文集，共计汉文版一册和蒙文版六册，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   随着以上所述的有关史诗《江格尔》图书的陆续出版和各种活动的举办，使《江格尔》史诗在国内外文化界中已成为人人皆知的著名文化遗产之一。从而使国内外出现了《江格尔》研究热潮。自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末，在我国报刊上公开发表的论文已达500多篇，研究专著近10部。   （四）《格斯尔》的收集、整理、出版和研究情况   新疆卫拉特蒙古《格斯尔》内容丰富，语言精练，几百年来这部史诗自青海流传至新疆，为适应卫拉特蒙古方言、习俗、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等，由艺人不断地进行了再创作，现已具有卫拉特化的特点，有别于其他蒙古《格斯尔》。《格斯尔》是蒙古族和藏族人民共同创作的同源异流的优秀文化遗产，也是世界级珍贵非物质文化遗产。   《格斯尔》传入新疆蒙古族民间之后，很快得到广泛流传，并与卫拉特蒙古悠久的历史和文化传统相融合，经过卫拉特人民的不断加工再创作，形成了具有卫拉特蒙古风格的《格斯尔》。《格斯尔》在新疆蒙古族中广为流传。党和国家一直很重视《格斯尔》的抢救和研究工作，先后把它列入国家社会科学“六五”、“七五”、“八五”重点规划项目。新疆蒙古族聚居区采录到了吕日普、卓•道尔吉、吴特卡等32名格斯尔齐讲述的60多种变体，收集到托忒蒙文手抄本10册。在此基础上，以地区分册整理了4本资料本。经认真筛选和编辑、整理了12章文学读本卫拉特《格斯尔》，用托忒蒙文版和胡都木蒙文版出版。先后出版了《新疆蒙古族长诗精选》、《江格尔故事梗概》、新疆蒙古族长诗汇编《哈尔查莫尔尔根》、《江格尔论文集》（上、下册）等。还编选出版了中国社科院重点科研课题《格斯尔全书•新疆蒙古族格斯尔卷》、国家“九五”重点图书规划项目《格萨尔文库》第二卷《卫拉特格萨尔本》。   三、以十套集成为代表的民间文学保护状况   在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首先实施“三套集成”以后，文化部配合搞了“七套集成”，最后构成了“十套集成”。新疆同样如此，新疆自治区文化厅承担了七部集成，新疆自治区文联承担了三部集成。在边疆实施这一工程具有特别重要的战略意义。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大国，在文化上具有跨境分布的特点。目前，周边的一些国家正在大力关注民族民间文化的整理，并把一些文化形式进行了注册式抢占。我国开展此项工作，不仅要抢救，还要抢先，抢先比抢救还急。否则，我们的文化主权就会受到侵害。“这种文化主权包括三个内涵：第一是创造发明权。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是我们中华民族创造发明的；第二是所有权。我们创造的东西归我们拥有。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帝国主义侵略我们，我们的创造权和所有权分离了，我们的文物被大量巧取豪夺。第三是阐释权。对中国文化，中华民族最具阐释权，而且这种阐释最具权威性。我们的文化主权曾丧失了不少。巴基斯坦在80年代就出了30卷《格萨尔》，似乎它是国际《格萨尔》研究中心。维吾尔族的纳瓦依是我们新疆维吾尔族的诗人，在中亚建有纪念馆和资料库，而我们就没有。越是开放的年代，边疆越会处在前沿。过去很多落后的边疆现在正在成为热闹的地方。这种热闹的地方，我们如果放弃了文化关注，将会遗患无穷。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化主权的流失很可能导致国土主权改向，所以，对文化主权要上升到国家安全的高度去认识”。③   这些民族大都是跨国民族，民族民间文学作品在同一民族中都是有流传的。过去这些相邻国家对民族民间文学作品的搜集、整理、刊发仅限于本国，而近些年来，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国际化，各国纷纷把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工作纳入到政府有组织的计划之中，呈现出同一民族的民间文学作品谁先申报出版，谁就占有主权的势态。   新疆60年的发展，从文化的角度来看，是从少到多，文化的档次、质地从低到高，文化的规模形态从小到大，这样一个不断积累、不断壮大、不断发展的过程。历经20余载有上万名专家、学者和文艺工作者参与的《中国民族民间十部文艺集成志书•新疆卷》陆续完成编纂，顺利出版，十部文艺集成志书约1600万字，被称为中国“万里长城”文化工程，包括完成的《中国戏曲志•新疆卷》、《中国戏曲音乐集成•新疆卷》、《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新疆卷》、《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新疆卷》、《中国民间歌曲集成•新疆卷》、《中国曲艺志•新疆卷》、《中国曲艺音乐集成•新疆卷》、《中华舞蹈志•新疆卷》、《中国歌剧史•新疆卷》，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新疆艺术史上最全面的一部巨著。   国家重点艺术科研项目的《中国戏曲志•新疆卷》、《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新疆卷》、《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新疆卷》、《中国民间歌曲集成•新疆卷》以及《中国音乐文物大系•新疆卷》等已经出版面世，因编纂成绩显著，先后两次得到文化部和自治区文化厅的表彰奖励。   新疆民歌、民间故事、民间谚语三大民间文学集成编撰工作均已完成，以上成果不仅及时抢救保存了新疆丰厚的民族民间文化遗产，而且也为弘扬优秀民族文化传统提供了借鉴。   《中华民俗大典•新疆卷》包括维吾尔族、汉族、哈萨克族、回族、蒙古族、柯尔克族、锡伯族、塔吉克族、乌孜别克族、满族、达斡尔族、塔塔尔族、俄罗斯族等13个新疆世居民族的13大类民俗事象，以汉文版出版。目前，已完成了《中华民俗大典•维吾尔族卷》、《中华民俗大典•汉族卷》、《中华民俗大典•哈萨克族卷》等13个民族的卷本，总计202.42万字，并做好了出版准备。   四、其他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状况#p#分页标题#e#   新疆民族民间文学资源丰富。多年来，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自治区政府有组织、有计划地抢救、保护民族民间文学作品，先后搜集、整理、翻译、出版了维吾尔、哈萨克、蒙古、柯尔克孜、塔吉克、锡伯和乌孜别克等民族大量的民歌歌词、神话传说、民间笑话、民间故事、寓言、谚语等丰富多彩的民间文学遗产。新疆民间文艺家协会根据新疆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特点，在县卷资料本的编纂工作中，编了四套，即故事、歌谣、谚语、长诗，共编纂出版了县卷资料本432册，其中长诗22卷，选收了长诗186部。   由于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国家卷的编纂任务重，不仅作品量大，涉猎文种多，翻译的难度相应也大，直至2006年底，三卷才最终完稿。   新疆是我国少数民族民间长诗的故乡，据不完全统计，就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蒙古族就有近800部长诗。就其数量，新疆民间长诗不仅在国内，就是与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相比都是独占鳌头的。长诗在维吾尔等民族中被称为达斯坦，是新疆维吾尔、哈萨克、蒙古、柯尔克孜等民族民间文化长廊中最璀璨的一颗明珠，是民间文学最主要的表现形式，同时又是民族民间文化传承的主要载体。如果说故事、歌谣、谚语是漂泊在民间文学海洋中的一叶小舟，那民间长诗就是一艘巨轮。民间长诗可以说是民间文学的综合，它内容丰富，场面宏大，包容性强，涵盖了民间文学作品的方方面面。   民间长诗的种类较多，有创世长诗、神话长诗、历史长诗、生活长诗、爱情长诗、习俗长诗等。民间长诗所涉及的题材重大，时间跨度长，影响力强，通常以某个民族历史生活的侧面为主题，真实而又艺术地反映出某一民族的文化心理、社会背景、审美取向等。   “达斯坦”是维吾尔、哈萨克、塔吉克、塔塔尔、乌孜别克族人民对叙事长诗的通称，在山林、草原、绿洲不同民族聚居区，常有年长的艺人伴着苍凉的古琴声，用委婉有致的曲调，情真意切地讲唱英雄传奇、爱情凄美的故事，观众里里外外簇拥、全神贯注倾听的场景，让人无法怀疑“新疆蕴藏着数百部叙事长诗”的推断。   第一，维吾尔叙事长诗。在民族民间叙事文学方面，维吾尔族有叙事长诗《福乐智慧》、《艾里甫与赛乃姆》、民间故事《纳赛尔西•阿凡提》。维吾尔族叙事长诗不仅数量多，题材广泛，反映了不同时代劳动人民丰富多彩的生活，刻画了众多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而且在艺术上呈现出各自不同的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达斯坦”是新疆维吾尔族历史悠久的一种曲艺形式。“达斯坦”为维语，意为“叙事长诗”。作为曲种的达斯坦，是以说唱长篇韵文故事为基本特征的。叙事长诗之所以成为说唱表演的曲艺形式，是由于维吾尔族借用本民族的大型音乐套曲、古老的“木卡姆”中的曲调选段来歌唱表演的，如《艾里甫与赛乃姆》、《玉素甫•艾卖提》和《阿不都热合曼汗•霍加》、《好汉斯依提》等。民间传唱的达斯坦曲目虽然成百上千，但以曲本形式被记录下来的并不多。哈喇汗王朝时期，麻赫默德•喀什噶尔里记录了《阿里普阿尔图阿》、《比凯希阿尔斯兰王子》，拉布胡孜记录了《玉素甫与孜来哈》等。叶尔羌人玉素甫阿吉于明弘治、正德年间（15世纪末）完成的《艾里甫与赛乃姆》是只唱不说的曲本。清乾隆二年（1737），维吾尔人肉孜•买买提抄录的《艾里甫与赛乃姆》是一种说唱形式的维吾尔达斯坦，叙说部分442行，叙唱部分1262行。清光绪六年（1880），由无名氏抄录的《艾里甫与赛乃姆》，是完全演唱的维吾尔达斯坦，至今仍在莎车地区广为流传，被视为维吾尔达斯坦的代表性曲目。此外，还有维吾尔族古典文学《热比亚与赛丁》、《帕尔哈特与西琳》。   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系列维吾尔族达斯坦选集。据初步统计，已发表的达斯坦达110部，《福乐智慧》是喀喇汗朝的著名长诗，由玉素甫•哈斯•哈吉甫于伊斯兰历462年（1069）撰成，曾献给喀什噶尔的统治者桃花石•布格拉汗。全书共85正章、3附篇、13290行，采用阿理孜格律写成。内容涉及社会、政治、经济、哲学、文学等各个领域。《福乐智慧》用清新、形象、生动的语言表述难懂、抽象、枯燥的哲学概念和伦理思想，产生了非常好的社会效果。该书散文体序言作者说：“秦国和马秦国的学者和智者都同意这一点：在东方，在整个突厥斯坦未曾有人用布格拉汗的语言，用突厥人的语言创作出比此书更好的作品。此书在各国因其十分有用而有不同名称。秦人称其为《王君之宝鉴》，马秦人称其为《国家之眼睛》，东方人称其为《统治者的装饰》，伊朗人称其为《突厥王书》，一些人称其为《劝王书》，土兰人称其为《福乐智慧》。”这充分说明了《福乐智慧》的影响力。   《福乐智慧》原本已佚，现存三个抄本：回鹘文抄本，一作赫拉特本或维也纳本；苏鲁斯体阿拉伯抄本，又作开罗本；纳斯赫体阿拉伯字母抄本，又作纳曼干本或费尔干那本。   第二，哈萨克叙事长诗和达斯坦。哈萨克民间文学中，民间达斯坦和阿肯阿依特斯是最优美的形式。哈萨克民间达斯坦数量之浩繁、内容之丰富、语言之生动流畅、思想性与艺术性之高深，是哈萨克族的真实写照，表现了哈萨克族人民的风格、气质、社会结构、生活特点、民俗风情。哈萨克民间达斯是在哈萨克族古代神话、传说、诗歌、谚语和故事等民间文学丰厚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是哈萨克人民丰富的民间文化财富，据统计，哈萨克族有200多部长诗，它包容了哈萨克族古代历史、生活各个方面，成为哈萨克族政治、经济、历史、文化、语言、哲学、宗教、军事、美学、习俗的百科全书。哈萨克民间达斯坦可分为英雄史诗、爱情长诗、历史长诗、长诗新编（黑萨）等。而哈萨克族阿肯阿依特斯是勤劳的哈萨克人，以奇特的智慧和饱满的感情创造了光辉的草原文化。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哈萨克族用阿肯阿依特斯（对唱）艺术歌唱真理、忠诚、美好、友谊、智慧和才能，用尖锐的语言批判和揭露残忍、愚昧、懒惰、不平、剥削等社会的阴暗面，表达了人民的共同心愿，表达了对生活的无限热爱和对未来的无限期望。哈萨克民间达斯坦和哈萨克阿肯阿依特斯带着哈萨克歌的魅力和草原文化内涵广泛流传和保存于民间，以口述的方式一代又一代传播到今天，成了哈萨克人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群众性精神文化。#p#分页标题#e#   在哈萨克族群众的日常生活中，演唱叙事长诗既是一种娱乐方式，为家庭聚会、群众聚会增添喜庆、欢乐的气氛，也是传承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形式。他们从各种题材的叙事长诗中了解了本民族的历史、文化、风俗、礼仪等。所以，“汉族把历史写在了书中，哈萨克族把历史写在了阿肯的嘴上”。逐水草而居的哈萨克族人构成了具有浓郁草原特色的民俗和民间文化，其中，哈萨克族达斯坦就折射出了哈萨克族人的智慧，是该民族文学作品中最优美的形式，也是哈萨克族人生活的真实写照。它是在哈萨克族古代神话、传说、诗歌、谚语和故事等丰厚的民间文学基础上形成的，反映了哈萨克族宗法社会制度、婚丧嫁娶、衣食住行的特点，还有一些草原上不成文的习惯等。   哈萨克民间达斯坦和阿肯阿依特斯在国外主要分布和流传在哈萨克斯坦、蒙古等地，在我国主要分布和流传于伊犁州、博州、阿勒泰地区、塔城地区、木垒哈萨克自治县、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等哈萨克族聚住区。在国外，对民间达斯坦和阿肯阿依特斯保护工作从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就相当广泛地开展，随着沙俄进入中亚地区，俄罗斯学者和哈萨克学者开始搜集、整理和研究并刊印出版。   到了20世纪初，民间达斯坦和阿肯阿依特斯内容更是得到大规模地搜集记录和归档。仅在哈萨克斯坦阿乌佐夫文学艺术研究所的手稿档案资料中就保存着成千上万行的记录资料。在我国，对民间达斯坦和阿肯阿依特斯搜集、整理、出版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60年代初，少量地进行了民间调查、记录工作。特别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与整个民间文学工作一样，对民间达斯坦和阿肯阿依特斯内容的搜集、整理、出版、研究工作得到迅速发展，大量的民间达斯坦和阿肯阿依特斯得到搜集。并在搜集和发表民间文学作品的基础上，开始了分类单行出版工作。按国家计划和兄弟民族的“四套集成”（民间长诗、传说故事、民歌、谚语集成）一起被纳入了科学轨道。随着“四套集成”工作的顺利进行，哈萨克民间达斯坦和阿肯阿依特斯的搜集、整理、出版的水平更进一步发展。出版了第一、第二卷《哈萨克阿肯阿依特斯选集》。现在正准备出版第三届阿肯阿依特斯选集英、汉、哈文本。2009年出版了《哈萨克阿肯阿依特斯选集》汉译本第一集。2010年，新疆文化厅艺术研究所主编，交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哈萨克族阿依特斯论文集》。   新疆今后还将翻译出版《哈萨克民间达斯坦》2～10卷、《哈萨克阿肯阿依特斯选集》2~10卷，并力争把《新疆少数民族文化工程系列丛书》打造成弘扬少数民族精品文化和开展民族团结教育的精品工程。新疆少数民族民间文化工程叙事长诗系列《哈萨克民间达斯坦》（第1卷）、《哈萨克阿肯阿依特斯选集》（第1卷）举行发行仪式，这标志着新疆首批哈萨克族文学艺术作品汉译版正式面世。   在哈萨克族漫长的历史上，叙事长诗记录着民族历史和自身的符号，是哈萨克族重要的历史记忆。   尽管叙事长诗起源于何时尚无定论，但人们相信，哈萨克族民间达斯坦是与哈萨克民族的生活、历史同时产生和发展的，是在哈萨克族古代神话、传说、诗歌、谚语和故事等民间文学丰厚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是哈萨克人民宝贵的民间文化财富。根据目前的调查，哈萨克族达斯坦有300多部，可以分为英雄长诗、历史长诗、爱情长诗和长诗新编。如10世纪前后流传于锡尔河流域的《霍尔赫特祖爷书》、产生于10纪弘吉剌惕部落的《阿勒帕米斯》、产生于12世纪克普恰克部落的《库布兰德》、产生于14世纪金帐汗国时期的《英雄塔尔根》、产生于13世纪的《克里木的四十个英雄》、产生于15世纪前后的《勇士康巴尔》等。爱情长诗的产生，最早可追溯到英雄长诗产生的年代，最晚延续到了历史长诗形成的时期，如《阔孜情郎与巴艳美人》大约形成于10世纪，《吉别克姑娘》形成于18世纪后期。有一部分爱情长诗是突厥语族的几个民族共有的，如《居素甫与孜来哈》、《阿衣木与哈丽玛》、《莱丽与麦吉侬》；而《阿依曼与巧丽潘》、《玛克帕勒姑娘》、《萨丽哈与萨曼》等是哈萨克族特有的。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82～2000年出版了7辑《哈萨克民间爱情长诗》。   20年前，新疆民间文艺家协会在新疆哈萨克族居住的28个县内搜集了大量的达斯坦，并出版了36本县卷本，都是靠录音磁带听写编辑的，由于当时没有对于田野作业的认知和技术支持，没有录制演唱现场和背景的录像、录音等，这是一个遗憾。   第三，柯尔克孜族的史诗。柯尔克孜族史诗经过半个多世纪以来民间文艺家们辛勤努力，目前已经收集到了百余部。与本民族的英雄史诗《玛纳斯》比较，这些长诗篇幅显得短小，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有的人物也出现在《玛纳斯》当中，所以人们又把这些长诗称为“肯杰叶普斯”，即“小型史诗”。柯尔克孜民间长诗可以分为英雄长诗、爱情长诗和神话长诗三种类型。这些民间长诗的演唱者，柯尔克孜称为“交莫克秋”，柯尔克孜族演唱民间叙事长诗的形式分为三种：其一，以散文讲说形式表演民间长诗内容的，柯尔克孜族称之为“觉交莫克”。它是由一人表演，没有乐器伴奏，全凭即兴发挥和语言感染力征服听众。如昭苏县阿克苏乡的尕吾特巴衣，他是北疆地区觉交莫克的代表艺人。他讲说的《布达依克》（鸟王凤凰）等20余部曲目，篇幅宏大，结构严谨。阿合奇县的苏里坦•阿里讲说的《江娥勒•木尔扎》等数10部觉交莫克，在南疆最负盛名。其二，以讲说为主夹杂少量韵文说唱的表演形式，柯尔克孜族称之为“交莫克”。这种说唱交莫克由一人表演，不要乐器伴奏。用散文叙述故事情节，以散板节奏的韵文演唱表达人物的对话与独白。乌恰县的拉利坎是继承了说唱形式交莫克的代表性女艺人，她的代表曲目是《库尔曼别克》等。其三，以完全韵文演唱形式表演民间长诗的，柯尔克孜族称之为“琼交莫克”。18世纪柯尔克孜族皈依伊斯兰教后，借用波斯语，把“琼交莫克”也称为“柯尔克孜族达斯坦”，把其演唱者也称为“柯尔克孜达斯坦奇”。代表性艺人有阿合奇县的居素甫•玛玛依，除了《玛纳斯》，他还演唱《艾勒托什吐克》、《库尔曼别克》、《江娥勒•木尔扎》等10多部作品。另有阿图什市哈拉峻乡的托略克•托勒汗，他演唱的代表作有《阿拉西汗》、《英雄比什凯克》、《叶山凯勒德》等30多部。另外，乌恰县黑孜苇乡的艾什玛特•玛买特，他的代表作有《库尔曼别克》、《库交加什》、《加尼什•巴衣什》、《布达依克》等。“琼交莫克”的唱词多为七八音节为一行的韵文体，不定行成韵（或换韵），重首韵，有尾韵。一唱到底，无散白。每部长诗都有自己专用的曲调，而专用曲调在演唱时又可即兴发挥。#p#分页标题#e#   天山区域是个开放性的区域，交通比较方便，柯尔克孜族各部落之间的联系也比较密切，民族文化尤其是达斯坦革新与变化的速度很快。而帕米尔相对较为封闭，这一区域的民众就较为完整地保存了自己原有的风俗习惯、语言特征和民间文学。群山环抱、空气稀薄也成了保存柯尔克孜族达斯坦最古老的宝库。与维吾尔族混居在南疆叶城一带的柯尔克孜族人日常都说维吾尔语，他们已忘记了母语，但在表演达斯坦时，他们却用柯尔克孜语。塔什库尔干的柯尔克孜族歌手在演唱时，故事部分使用的是柯尔克孜语，但诗歌部分，却掺杂使用了维吾尔语和乌孜别克语。   第四，锡伯族的史诗。锡伯族的史诗《西迁之歌》是一段真实的历史，记述了锡伯族先民自东北跋涉、千里迢迢至伊犁河畔屯垦戍边的故事，悲壮的曲调拉开的一幕幕艰辛的迁徙场景，激励着一代代后世子孙。阿凡提•纳斯尔丁是维吾尔族等民族经年累月塑造的机智人物形象，用这一名称编创的一则则嘲讽邪恶、愚弄权贵、伸张正义、倡导公德的幽默故事，令人忍俊不禁，风靡天山南北。   第五，维吾尔族的《维十二木卡姆》。在灿若星辰的新疆民间文艺画卷中，《十二木卡姆》是维吾尔人民在古老的韵律和俗乐基础上，伴随着音乐、舞蹈和文学的发展，不断汲取时代生活内容和民间娱乐形式，历经千百年磨砺而形成的大型歌舞套曲，享有“百科全书”、“音乐之母”的美誉。   新疆维吾尔木卡姆是中国新疆各维吾尔居住区的各种木卡姆的总称，是集歌、舞、乐于一体的大型综合艺术形式。现代维吾尔语中，木卡姆一词主要是指“大型套曲”。此外还有法则、规范、曲调、乐曲、散板序唱（奏）等多种含义。就特定的文化语境而言，木卡姆已经成为包容文学、音乐、舞蹈、说唱、戏剧乃至民族认同、宗教信仰等各种艺术成分和文化意义的词语。中国新疆维吾尔木卡姆在历史长期演化的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魅力。   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主要有十二木卡姆、刀郎木卡姆、哈密木卡姆、吐鲁番木卡姆。目前在新疆各绿洲流行的多种木卡姆，都与《十二木卡姆》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如流传北部的《伊犁木卡姆》是《十二木卡姆》的直接传承。其他绿洲由于地域相对独立，其歌舞在接受《十二木卡姆》的同时，显现出文化的主动选择，这就是乐队组合、主奏乐曲的使用、歌词内容的取舍和发展上又显示出自己的特色。   新中国成立之初，来自北京的文艺工作者与新疆文化部门，共同着手对维吾尔族木卡姆等民间文化遗产进行整理。通过对木卡姆大师吐尔地•阿洪等民间艺人传唱的记录，抢救性地保留下一批民间艺术资料。   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近50多年以来，维吾尔族民间音乐始终以“半口授半定谱”的传承方式平行传播着，随后才是完全定谱阶段，而对已留下的《十二木卡姆》的录音从结构上进行推断，存有明显缺漏。目前，已出版的几种维吾尔木卡姆，都未做到“音谱同步”。学唱和研究各种维吾尔木卡姆的可靠版本尚待编撰。   新疆艺术学院、新疆木卡姆艺术团等高校和文艺团体相继成立。这期间，新疆创作演出了大型维吾尔族木卡姆歌舞《且比亚特木卡姆》、民族交响音乐《木卡姆变奏曲》等一批优秀剧目和节目，整理录制了木卡姆音乐共12部盒带。同时出版了《维吾尔十二木卡姆》、《丝绸之路音乐文化》、《哈密木卡姆》、《刀郎木卡姆》等书籍和光盘。来自新疆专业艺术团体和民间的艺人多次在国内外演出，扩大了新疆文化艺术在世界上的影响。   1992年11月，国家民委、文化部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在北京联合主办了木卡姆国际学术研讨会、中国维吾尔木卡姆展览、《且比亚特木卡姆》歌舞晚会和木卡姆交响音乐会等系列活动。1997年7月，自治区文化厅在乌鲁木齐举办中国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成果展。2003年，《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被文化部、财政部列为“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全国首批10个试点之一。   目前，全疆已经组建四个木卡姆传承中心、传承点，制作维吾尔《十二木卡姆》多种音像制品，开展木卡姆艺术进学校、进课堂，编撰出版《丝绸之路新疆传统文化丛书》之《木卡姆》、《解读维吾尔音乐珍宝木卡姆》、《刀郎木卡姆的生态与形态研究》、《中华瑰宝———维吾尔木卡姆》、《高空勇士阿迪力》和《中华舞蹈•新疆卷》等多种介绍维吾尔木卡姆的书籍。2003年，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被列为“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首批试点项目；2005年，中国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   第六，汉族、回族、锡伯族共同创造的新疆小曲子“新疆曲子”是汉族聚居的乡镇普遍流行的说唱艺术，自清朝中期以降，经久不衰，至今已成为新疆特有剧种。新疆曲子剧俗称“新疆小曲子”，是由陕西曲子、青海平弦、兰州鼓子、西北民歌等流入新疆后，融合了新疆各民族的音乐艺术，而逐步形成和完善的一个具有独特风格的地方戏曲剧种。主要流行于东疆的哈密、巴里坤，北疆的乌鲁木齐、昌吉州、伊犁地区、塔城地区和南疆的库尔勒、焉耆等地，是由新疆汉、回、锡伯等民族共创共享的地方戏剧剧种。传统剧目有《张琏卖布》、《拾玉镯》、《三岔口》、《虎口缘》、《十字坡》、《牧童与小姐》、《老少换》、《虎口缘》、《李彦贵卖水》、《杀楼》、《坐楼》等。   新疆曲子剧产生于民间生活，具有很强的民间性和地方性。解放后，在有关部门扶持下，这一剧种又有新的发展。同时在音乐唱腔等方面均有所创新。   五、新疆民族民间文化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逐步走向全社会   2005年底，新疆启动了历史上时间最长、规模最大、参加人数最多、覆盖面最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   经过普查，3772项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项目已获确认，其中少数民族项目占95％以上。如今，新疆已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52项，自治区级185项，地（州、市）级535项，县（市）级2480项。#p#分页标题#e#   现在，新疆已经初步建立了自治区、地（州、市）、县（市）三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体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已由原来的局部、单一保护转向整体、全面保护。国家和新疆两级财政每年拨付1000万元用于新疆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同时，新疆已经建立了自治区、地（州、市）、县（市）、传承单位和传承人四级的民族传统文化保护网络，全疆拥有各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机构72个，拥有各类专业传承中心22个、传习所28个。   在新疆自治区文化厅、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的努力下，2006年、2008年，63项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分别列入第一、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些努力使得新疆民族民间文化艺术得到了有效保护，民间文化艺术得到了薪火相传。此外，中国新疆维吾尔麦西热甫申报成功为联合国“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9年，《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出台；2011年，《新疆维吾尔木卡姆保护条例》出台。这几项法规的出台成为新疆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的法律依据。   尽管如此，新疆民间文化艺术的保护形势依然严峻。   许多民间文化艺术项目都面临着“人亡艺绝”的局面。“从目前看，日益发展的交通、通讯、电视和市场经济以其庞大的力量和渗透性，成为打破封闭和实现现代化的马前卒，扩大了时空的交流程度，新疆各个绿洲相对孤立和封闭的状况日益解除。现代文明的气息动摇了几千年形成的传承机制。民间聚会规模也随之越来越小，都使许许多多的民间文化艺术生存的空间越来越狭小，同时还面临发生着变异的危险。市场经济的发展使急功近利成为普遍心态。这一社会氛围，不利于整个社会关注传统文化以及保持传统文化的相对稳定和逐年积累。经济发展的‘向前看’导致了社会容易引发‘失忆’状态。如何改变这些困境，保证文化原生态都是一个艰难的考验，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关怀和集体温暖。”④新疆民间文化博大精深。它们大多存续和生活在新疆诸多少数民族的农舍与毡房中。无论男女老少，“只要你用的是一颗善良的心走进新疆，新疆就会毫不吝啬地把它的无与伦比的博大注入你的骨血，使弱者变得强大，使强者变得悲悯。如果有一天你经过艰难攀登登上了新疆的某一座大山大岭，那是你的幸运，但要小心，千万不要以为你征服了什么。新疆的大山大岭是不可征服的。新疆的大山大岭和西藏的大山大岭一样，是人类梦寐以求却永远也达不到的高度：永恒”。

一、发与“现代国家文学史观”

在近年来的现代文学史观的探讨中，发的声音是较为独特和引人注目的。“现代国家文学史观”是发近年研究成果的新体现。按发的界定，“现代国家文学史观，主要指在现代民族国家发生的所有文学现象、生成的所有文学形态、出现的所有文学运动和文学思潮流派都是属于国家的、民族的，而不是某个阶级、某个社团和某个党派的。这一现代国家文学史观是建立于现代民族国家观念之上的”。

众所周知，现代意义上民族国家概念的形成是受西方观念的影响产生的。晚清以来，一大批留洋知识分子和士大夫在感受西方先进制度文化的基础上接受了国家并不是建立在单个民族基础上的理念，以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主权的确立作为现代国家形成的判别标志。由此，现代意义上的国家观念才逐步被认可。现代意义上国家观念的形成带来的冲击是巨大的，反映在中国现代文学领域就是确立了不同民族的创作都是现代中国文学的重要构成者，都应得到同样的重视和尊重。这里所言的尊重不是空洞的，而是不同民族文学的创作特征和其背后的独特文化形态都应得到同样的尊重。同样，发生在现代中国时期的不同文学形态也应得到同样的重视。这其间不仅是古语体创作、旧体诗词创作应该受到文学史书写者的注意，在特殊时期产生的不同文学阵营内的优秀作品同样应该得到重视。在现代中国时期，由于艺术主张的不同，不少优秀的作家作品曾长期处于被埋没状态，有些时至今日还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我们发现，“闲适作家”“性灵派”等曾被我们摈弃的作家作品，艺术上的独特性和成就并不亚于我们耳熟能详的左翼作家，只是由于特殊的原因导致他们渐渐被我们淡忘。文学史固然是国家意识和民族精神塑型的产物，但其本身并不直接就是政治斗争史。在此情形下，发“现代国家文学史观”的主张就显得较为突出了。“从特定意义上说，现代中国文学就是现代中华民族文学，它不分新与旧、左与右、雅与俗、多与少，只要是隶属于现代中国的文学，都应纳入国家文化宝库。所以，现代国家文学史观至少有两个功能特点：它把从晚清（国家现代化开始）到今天的所有文学都引进研究主体视野，上与古代中国文学对接，下随国家现代化的步伐延伸，即‘上可封顶下不封底’，可以系统地完整地动态地考察和梳理现代中国文学史的流变，这就避开了上述文学史观在时空上的局限，此其一；从横向说它对现代国家所拥有的一切文学都一视同仁，平等相待，尽管在统一的价值坐标上不同形态文学的思想意义和审美价值有高低之分，而作为现代国家的一种文学形态与其他形态文学之间的关系却是平等的，价值标准和评判态度也是公正公平的，这就消解了民族的、阶级的、党派的观念在文学评价上所残留的偏见，此其二。”

就这些论述而言，我们发现“现代国家文学史观”有意识地打破了现代文学“新”与“旧”、“古”与“今”、“雅”与“俗”以及流派思潮之间的界限，将它们都纳入“现代中国文学史”的关注视野，不仅注意到了“纵向的历史”还注意到了“横向的历史”，突出了不同史实间的联系和关系，无疑是以往中国现代文学史学科观念中很难出现的。事实上，只有在史的编写研究中更多地注意到复杂多样的史料，拨开政治的偏见与愚见，突出史实间的联系和关系，才可能从整体上把握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从而客观地书写出动态的历史来。从这个意义上看，发“现代中国文学史观”的提出经得起推敲，对以往中国现代文学史学科和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研究是一次大的提升。需要指出的是，发“现代国家文学史观”的提出并不是一个完美的存在，尽管在理论的开拓度上体现出了较强的创新性，但开拓创新的同时意味着进行的是前人很少涉及的工作。这样，理论中需要完善的地方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现代中国文学史观”在操作性层面存在问题。如果说以现代国家作为书写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基础，那么这一构想无疑是宏大和具有较强包容力的，但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摆在了面前，即我们以何来统一这么多的文学类型，如何界定它们价值的高低，这其间包括“雅俗”“新旧”“中原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学”等的定位和评价问题。由于创作形态的不同，白话文学和古语体文学创作的追求有所不同，其内涵的精神、理念以及情怀也必然有一定的差异。同样，不同文化孕育出的不同民族文学的取向和追求之间的差别也是迥然不同的。如果采用现有的评价体系和评价标准，那显然是行不通的，但新的评价体系和标准又要为各个形态、各种类型的文学所接受，一时之间也很难寻觅得到。所以，尽管“现代中国文学史观”的构想是有较大的史学价值和史学意义，但真正要付诸实践，无疑面临着诸多必须解决的难题。

二、黄修己的新探索

早在1995年，黄修己就出版了《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在现代文学研究界尤其是治中国现代文学史学的研究者中产生了较大的反响。黄修己的治史观念在新世纪有所深化。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中，黄修己将影响中国现代文学史编写的几种史观概括为“进化论”“阶级论”“新民主主义论”和“20世纪中国文学”。这种概括是可以商榷的。首先，从逻辑学上看，一次概念的划分应持同一标准。“20世纪中国文学”是一种学科构想，对应的是“中国现代（当代）文学史”学科，而不应是具体的文学史观。其次，“新民主主义论”作为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中国化的体现，并不能等同于属概念“阶级论”，更不能获得和“阶级论”相对等的地位，将二者对等列出犯了“属种概念并列”的错误。这些可商榷之处黄修己在2007的修订版中作了调整，可视为其史学思想的新发展。同样，在《中国现代文学史观的建构、解构和重构》和《培育一种理性的文学史观》等论文中，黄修己对历史的反思也值得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研究者关注。

黄修己认为，“历史，我们所编写的历史，没有‘绝对之是’。作为己经发生过的事实，历史具有绝对的客观性，有‘绝对之是’。但正因为是己经发生过了的事，我们只能靠遗留的史料、史迹去认识它。而保留至今的史料、史迹，有完缺真伪等问题，即使己经全部掌握也不可能完全还原历史的真实原貌。再说史料中最重要的毕竟是文字材料，而语言是不可能完全达到生活真实的，‘能指’不可能完全达到‘所指’。这些文字材料己经与生活原样有了距离，更不要说人为的改篡了。何况后人写史，是不可能完全客观的，因此所有的史著都是特定条件下的人对历史的一种认识过程”。黄修己的看法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无限书写提供了可能性和必要性等层面的参照。对于事物的关注，我们的认识总是不断地深化与细化，任何认识过程都不可能一下子成熟，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研究与讲授亦是如此。时至今日，此门学科的系统存在也只有60年左右的时间。尽管过去的这段历史距离今天并不遥远，但试图凝固它、建立一种权威的尝试都没有成功。在此意义上，重构与反思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诸多问题是历久弥新的话题。尽管现在也有在全国范围内产生较大影响的现代文学史著，如钱理群、温儒敏和吴福辉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等，但其存在的问题也是不可忽视的。以《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为例，在编写体例上我们发现其不够清晰，很多地方重复和繁杂的内容比较多。冰心是第一个文学十年较为出色的小说、诗歌及散文创作者，在小说部分概括出了“冰心体”，散文部分同样有“冰心体”的概括，而实质上这两种“冰心体”在书中并没有大的不同。类似的问题《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中有多处，以郭沫若为例，书中在给予其专章的篇幅后在“‘开一代诗风’的新诗创作”中仍有不少他的相关论述。这促使我们思考的问题很多，如是不是现代文学史教材的编写一定要采用以时间为纲，以主流和非主流来反映现代文学的发展等。黄修己虽没有明确提出具体形态的文学史观的构建，但话语的背后可以看出他并不认为应独尊某种史观为“正统”，在认识历史的问题上他强调特殊时代背景和研究者个人独特的秉性等因素，这是治史包容性的体现。黄修己的这种思路具体到新世纪现代文学史观的研究中是很有借鉴价值的。当我们在阐述自己的史学观点时总是不自觉地把“它”当作自己的“宝贝”爱之又爱，而潜意识中对别人的观点不以为然。事实上，不管是现代文学史还是其他形态史的书写都只是我们个人对过往的一种主观感受，在阐述自我的同时不能漠视甚或排斥他人，这恰恰是现代文学史观研究中需要时刻警醒的。“绝对之是”本不存在，同样，试图统一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认识注定也经不起历史的检验。黄修己治史视野的开放性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编写、研究及教学的推陈出新有着较大借鉴意义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