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论文范例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概念

在对马克思大众化的根本概念完全明确后，就需对哲学大众化的概念进行明确了。所谓马克思哲学大众化，即是指将其抽象化转变为形象具体化。大众化中所说的“大众”是指人民大众，其自身具有突破政治、经济、地域、年龄、性别等限制的特点。自改革开放后，现今社会的进步发展使得我国开始出现一些新型的社会阶层，他们同样归属于人民大众的范畴中。在社会现代化建设中，对于群众的理解也需跟随时代的发展而改变，促使其具有一定的时代性特色。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人民大众能够对马克思哲学理论灵活运用并用其对各类实践、改造活动进行科学指导，进一步实现自身的全面发展。与此同时，运用各类实践活动操作中所积累的丰富经验进一步改进完善马克思哲学理论，推动其良好发展。

二、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科学途径

（一）积极增强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意识

历史与现实均表明，在现今的社会中，大众化哲学的存在极为必要。所以，广大的哲学研究、教学者及人民群众需积极树立增强哲学大众化的意识，进一步增强对马克思哲学的信念。长时间以来，在我国出现了极为突出化的群众不懂哲学，学生不喜哲学、哲学招生淡薄、不注意加强哲学宣传的情况，最终导致出现马克思哲学被完全忽略，相关世界观、方法学说空洞、无力的问题。此种情况出现的主要原因为：大部分人未将哲学作为一门与实践活动相关联的科学，还未将哲学的概括、抽象性及现实、革命性进行有机结合。归根结底，是这些人未对哲学的理论与实践之间存在的关联性充分了解掌握，对实践活动与哲学的引领作为未完全明确。相关哲学工作者在推进其大众化时，需做到有的放矢，对社会实践中存在的新问题、情况充分认识及解决。另外，在马克思大众化的推进中，对于“庸俗化”的担心是完全不必要的。大众化并不等同于庸俗化。马克思哲学大众化是在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进行的一项具有高度政治意义的事业。所以，广大哲学工作人员必须将自己从课堂中解放出来，对自身的历史使命完全担负。

（二）多形式的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宣传活动

马克思哲学大众化是一项系统化的活动，需要相关研究部门、媒体、学校的共同努力。我国的哲学工作人员需加强自身与实际之间的关联，积极选取一个恰当适宜的课题。开展哲学大众化的研究，如哲学大众化推进的必要性；哲学大众化与中国化、时代化之间的联系；哲学大众化的实质、特点等。而相关出版部门则需组织编写一些不同风格、类型的大众化哲学读本。可以对《大众哲学》、《学哲学，用哲学》等书中进行借鉴。各家新闻媒体则需积极开展一些有关于哲学大众化的宣传活动。学校是马克思哲学大众化推进的主要地区，思政课便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载体。所以，各大高校的思政教学需进行科学化的创新、改革，进一步提升其实效性，对学生进行理论、实践有机结合的哲学教育，帮助其进一步树立起一个正确的辩证唯物主义立场、观点。

一、科技革命的推动与资本主义的历史地位

（一）国外学者的研究

面对挑战和质疑，以都留重人、莫里斯•多布等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们给出了相应的回应和思考。莫里斯•多布认为，对待资本主义既不能断言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也不能认为资本主义已进入一个全新的制度，虽然国家作用在增强，技术进步在加速，但这些不能“在任何意义上证明‘新阶段’言论的有效性，或者在任何基本方面改变我们对资本主义作为一个制度的评价和对其未来的估计”。S.都留重人同样认为，战后资本主义国家虽然实现了经济的长期繁荣，但却是以巨大的浪费为代价的，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并没有发生显著的变化，因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性质不会改变。于尔根•哈贝马斯认为，有组织的或国家控制的资本主义并不能完全消灭经济危机，利润率下降规律仍然在起作用。Y.A.克隆罗德否认资本主义国家能够抑制资本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作用，他认为，尽管资本主义国家的作用大大增强，但世界范围的经济危机仍然不能避免。就在关于“资本主义发生变化了吗？”的讨论如火如荼进行时，资本主义的快速增长和繁荣发展戛然而止，随之而来的是20世纪70年代的以石油危机为代表的一系列危机的爆发。平稳而快速的增长被“滞胀”所替代，社会累积多年的矛盾以信贷危机、经济危机、生态危机、战争危机、价值危机等形式不断地爆发出来。危机的爆发和劳资关系的破裂引发了西方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热潮，英美等国家开始涌现出一些颇具影响力的马克思主义流派，如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后现代的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垄断资本学派和市场社会主义学派等。这些学派都从各自关注的视角对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资本主义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和批判。例如，美国左翼代表人物保罗•巴兰和保罗•斯威齐，用经济剩余增长规律代替马克思的一般利润率下降规律证明了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客观性和周期性，他们指出，在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不断增长的经济剩余总量由于无法找到出路，决定了当代垄断资本主义经济趋于停滞的客观趋势。后现代的马克思主义重要代表人物，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戴维•哈维认为，资本主义虽然通过转变资本主义积累方式，即从“福特主义”积累体制转变到“灵活积累方式”，基本摆脱了20世纪70年代经济危机的困扰，但这种转变更像是转移，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的性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规律仍在继续起作用。

（二）国内学者的研究

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宋涛教授在他的著作《当代帝国主义经济》一书中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科技革命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普遍发展，是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两个重要的出发点或历史条件，虽然科技革命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调整，但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这一经济基础，不能改变追求高额垄断利润这一经济运行的根本目标，因而不可能真正从根本上解决整个社会经济运行的无政府状态，更克服不了由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引起的经济危机，更改变不了其必然灭亡的命运。顾海良教授认为，帝国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的过渡阶段的历史地位，并不会因为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而改变，但是这种过渡的进程以及向社会主义的过渡的形式和路径，显然可能有多种选择。这是因为：科技革命导致生产的社会化程度有了长足的发展，科技成果的社会化应用已经并将更快地改变生产方式。所以，研究科技革命给现阶段及其继续发展的资本主义所带来的变换，并对此作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解释是极其重要的时代课题。徐崇温教授认为，“在如何认识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问题上，既要看到这些新变化在延缓资本主义的覆灭、延长资本主义的寿命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又要看到酝酿和加剧资本主义矛盾方面的作用。要从总体上看到，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没有也不可能改变在经过一个长过程的发展以后资本主义最终必然被社会主义所取代的历史命运。”

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社会主义的发展

在落后的国家首先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一大创新。但如何在这样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却是历史留给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具有实践性意义的重大课题。列宁在俄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科学地认识到：俄国还不具备从小生产向社会主义直接过渡的条件，它必须经过资本主义及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这一中间环节，这是小生产自发发展的必经阶段。列宁未能见到过渡时期结束后的社会主义社会，未能提出和解决社会主义社会是否存在商品生产的问题。斯大林虽然也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商品生产，但是他认为商品生产的活动范围仅限于个人消费品，生产资料不能进入市场交换。因此，斯大林的理论是不彻底的“半商品经济论”，不能真正解决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市场关系的根本问题。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就在于它有区别于传统哲学的辩证的、矛盾的、实践的、批判的精神，它既不是唯心主义，也不是形而上学。在唯物论里，马克思主义哲学坚持物质第一性，承认自然界的客观唯一性，同时又辩证地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能够客观地分析问题。在辩证法里，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事物是在矛盾运动的过程中向前发展的，矛盾着的双方互为依存，既要看到好的一方也要看到不利的一面，用一分为二的观点看问题。在认识论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坚持实践决定认识，实践是认识的源泉和目的，认识在实践的过程中不断深化发展。当然马克思主义哲学除了上述几方面，还包括人生观、历史唯物主义等丰富的内容。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性

(一)批判性的提出

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鲜明的批判性，这是其本质特征之一。马克思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指出:“新思潮的优点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式预测未来，而只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中也有这样的论述，同时列宁指出马克思认为自己的哲学最本质的特征就是批判性和革命性，当然列宁也是站在马克思的立场上赞同这种说法的。所谓批判就是一种辩证的否定，这种批判并不是全盘否定，而是在此基础上有所超越，批判的目的也不是打倒一切，而是使事物不断完善，最终推动社会发展。马克思坚持一分为二的矛盾分析法，因此在看待批判性的问题上，不仅指出其它事物需要批判地对待，更强调对自身理论体系也需要进行批判。

(二)批判性的表现

时代在发展，基于实践基础之上的科学理论当然也需要不断发展完善，不能因为被称为科学就停滞不前，而不对自身进行批判。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不断发展着的哲学，它用批判的精神审视自身。在创立之初，马克思就批判地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思想进行了继承与发展，创立之后，在实践中不断完善自己的观点，丰富自己的学说，积极与时俱进，批判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不断发展的，在批判继承中壮大自己，吸取新的实践成果，因此它反对教条、僵化。(三)批判中成长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具有顽强的生命力，之所以能够从一个只是一部分意识超前的人群所信仰的世界观，发展为现在一个世界性的哲学思潮，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它的批判性和革命性。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学习完善自身，通过外部世界了解自身缺陷，然后有针对性地查漏补缺，更好地适应新时代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要求，不断与时俱进，不懈追求，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才能在批判中不断走向成熟。

【摘要】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是揭示资本主义社会运行规律的关键，需要进一步挖掘与研究。马克思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进行了政治经济学的审视，分别从商品和资本视角对经济危机的生成机制进行了分析，认为经济危机是买和卖、供给和需求、资本及其逻辑等关系的产物。经济危机是一种必要的恶，虽然它造成了严重影响，但对人类整体发展来说又是必须的。资本主义对经济危机的改良只是一种暂时的修补，只有无产阶级革命才能从根本上破除经济危机。

【关键词】马克思;经济危机;商品;资本

经济危机理论贯穿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学术界对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进行了广泛研究，但仍需进一步挖掘与发展。本研究回归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原文，对马克思阐述的原因进行重新分析与思考，重建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逻辑框架。

1.基于商品视角的经济危机生成

商品二重性与经济危机。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统一体。对于前者，马克思有着这样的描述：“物品的有用性也就是使用价值，这种价值与物品自身具有密切联系，或者说它是由物品的自然属性决定的，离开了物品也就没有使用价值。”[1]使用价值是物品转变为商品的前提，这种性质虽然是社会需要的产物，但并不能反映任何类型的社会关系，因此使用价值与经济危机之间并不存在着必然关联。价值即“无差别的劳动凝结”，从这个层面上来说马克思将商品界定为“结晶的劳动”。马克思认为商品的价值既是确定的，又是不确定的，确定是因为价值存在着衡量标准，即价值量，能够对劳动量进行计量；不确定指的是抽象劳动对熟练度、强度进行精准衡量缺乏统一的标准。在某一次交换活动中很难完全实现等价交换，只能长期观察价格与价值之间是否存在一致性。因此，在日常生活中总是会出现物超所值或者物不及所值的现象，而这些都是经济危机的预见性因素。马克思认为：“使用价值反映着私人劳动，价值则与社会劳动紧密相连，这两种对立与矛盾蕴含着经济危机的可能性，但也仅限于可能性。”[2]使用价值对资本家来说是“无价值”的，他们看重的只是能够增加自身利益的价值属性。如果商品价值不能实现，经济危机也就产生了。价值包含了整个资本主义的生产形式、阶级对立和危机萌芽。商品不能获利不是因为使用价值不足，而是因为它不能被买走，这时价值成为多余的存在。商品流通与经济危机。商品从生产到流通的领域转变使得经济危机生成的可能性更大了。首先，买卖分离是产生经济危机的隐性条件。马克思认为在流通领域商品蕴含着一对矛盾，即“对于任何一个商品占有者来说，不可能同时经历个人过程和社会过程”，简单来说，商品虽然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统一体，但任何商品占有者都不能够同时拥有这两种属性。随着货币的产生，问题也复杂化了。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中论述的那样，“货币既可以代表价值，又是货币标准的等分，这些符号和含义使得问题更加混乱了”。[3]另外，货币的产生使得商品流通被割裂为两个相对立的过程：“商品与货币交换、货币与商品交换，即买、卖。”这两个过程在时间和空间维度上都是相互分离的，失去了直接同一性，此时很有可能出现不适应、不一致、不协调、不平衡的情况，不确定因素的增加使得供给、需求之间的不对等性逐渐增强，经济危机产生的可能性随之加大。其次，生产与流通分离增加了经济危机的概率。如果说静态商品形态转变使得经济危机的发生成为可能，那么生产与流通领域的分离则使得这种可能性继续发展，如果两个过程不能相互转化，经济危机就会变为现实。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与流通两个过程都是为资本增值服务的，如果一个环节出现问题，就会对整个系统造成冲击。生产效率的提升使得资本家的增值欲望处于膨胀状态，但扩大生产规模的结果则是生产过剩，导致生产与流通之间的矛盾深化。马克思将流通形容为“社会蒸馏器”，也就是将各形各样的商品统一转化为货币结晶，这就为商品交换矛盾提供了运动渠道，矛盾转移、对立和经济危机随时产生。在资本主义社会，商业活动的目的不在于满足人们对商品本身的需求，而在于获取更多的经济利益，这种不协调也加大了经济危机的可能性。再次，供给与需求之间的不平衡是经济危机的直接原因。需求引导供给，供给满足需求。但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交换过程中，两者并不总是处于平衡状态。人的发展受到社会、环境等多方面的影响，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情境下，人的需求、供给也是不断变化的，此时产生了一对新的矛盾，即需求无限性与供给有限性之间的矛盾，或者说无限欲望与有限资源之间的矛盾。对于资本家来说，满足人们无限制的需求是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重要途径，因此他们会不断引入技术与设备、变革管理方法、提升员工能力等，将全部的精力用于扩大生产而从不担心生产过剩，这时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平衡就被打破了，大量生产与大量消耗使得经济危机成为必然。在这种情况下原本的供给-需求平衡转变为供给-需求对立，经过一定周期后这种对立与矛盾就会以最激烈的形式爆发出来，即经济危机。

2.基于资本视角的经济危机演化

无限生产与购买力不足之间的矛盾愈发突出。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扩大生产已成为资本家阶层的普遍共识，社会化大生产使得商品数量急剧猛涨。为了在市场中保持优势地位、获取更多利益，扩大生产依然是资本家的必然选择。而在资产阶级社会，阶级之间具有显著的地位差异，也就是生产资料私人占有：资本家掌握着社会上的绝大多数财富，并且不断地压榨无产阶级，这就使得工人的基本生命、生活保障变得少之又少。这样，一方是生产扩大、商品增加，另一方是需求减少、购买力不足，而且裂缝越来越大。作为主要消费者的工人无钱消费，商品卖的过程实现不了，资本也就不能回收，这时经济危机就产生了。竞争和信用的催生效用。在《资本论》（第1卷）中，马克思清晰地阐释了资本积聚与集中的过程，他认为社会资本集聚于一点的结果就是工人阶级的就业岗位被缩减，随之而来的就是相对人口过剩。与此同时，“作为资本集聚的杠杆——竞争、信用也同时发展起来”。在资本主义市场中，竞争可以说是永恒的话题，竞争的结果是“大资本战胜小资本，资本由失败的一方流向胜利的一方”，直到资本终结。这种模式会持续不断，而这种长期的利益争夺会增加经济危机产生的可能性。伴随着资本集中而来的还有信用制度，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信用制度的评价是“固有的二重性”，[4]首先，通过信用制度，资本家将剥削工人作为发财致富途径的方式转变为一种纯粹的赌博欺诈制度，并且使得资本家的数量越来越少；其次，在《资本论》（第3卷）中马克思将信用称为新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也就是信用在世界市场形成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一、意识形态与价值观   关于意识形态与价值观的关系，目前我国有众多理论分析。有的观点是把意识形态和社会价值观作为一个概念来使用，或者把意识形态称作“高端价值观”。[7]这显然是在特定的政治层面上使用意识形态的含义。有的观点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意识形态是以价值观为导向和核心的，不同的意识形态相互区别的本质在于其价值观的不同。”[8]有学者对二者作了区分：“意识形态是执政党和国家的意志，价值观念代表社会共识；意识形态主要靠政权的力量加以维护和推行，强调宣传和灌输，价值观念认同中自觉自主成分为主。”[9]由于价值观更主要地决定于一个社会本身的发展历史和文化积淀，而意识形态则更多为当时的社会形态所决定，所以一个社会中的价值观相对于意识形态来说更具有长期性、稳定性、民族性。社会主义是人类历史迄今最先进的社会形态，社会主义社会也有意识形态及核心价值观。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10]在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其意识形态无疑应该是反映真实普遍利益的，与社会核心价值观应当高度一致。与以往剥削阶级的价值观截然不同，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出的是一种全新的价值要求：把最广大人民群众作为历史的价值主体；通过改造人自身和外部世界的多种实践方式实现人类解放；以实现共产主义和“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为最高价值目标。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强调的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必须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必须坚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必须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必须坚持促进社会和谐等都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价值原则。由此可以弄清楚两个概念的内涵及其关系：其一，价值观是指主体对周围的客观事物的评价标准、意义及其重要性的根本看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指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为基础，体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本质的价值观念系统，集中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价值原则。其二，意识形态是适应一定经济基础并体现统治阶级思想的一整套精神观念的系统。广义的意识形态也可指思想、观念，但其本质在现代社会主要还是特指反映统治阶级意志的理念系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相适应的观念体系，体现的是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举的旗帜和走的道路。其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辩证统一关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高度凝练和理论概括，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本质的体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决定和统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和取向，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导灵魂。要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必须建设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但是，由于我国当下还处于并将长期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关系的多重性质决定了社会利益的复杂性，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难以回避以下一些问题：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意识形态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系？究竟应该从哪个视角、站在什么层面去建构一套作为观念和意义系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呢？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困境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从现实的人及其现实生存境遇出发对“人何以为人”进行探究的价值思想。这一价值思想的立足点就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生产劳动。我们知道，劳动对人和人类历史的生成和发展具有绝对的意义。人通过劳动创造了人类世界，并在与外部世界的实践活动中体现出人自身的价值。而在私有制生产条件下，人类劳动呈现出的却是对人的价值的贬低，造成人与人之间单一的交往关系以及多方面的不和谐。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只要人们还处在自然形成的社会中，就是说，只要特殊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还有分裂，也就是说，只要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然形成的，那么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就成为异己的、同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压迫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11]如何消除各种关系的异化，在劳动关系中真正实现人的价值，这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致力破解的迷题。“资本一出现，就标志着社会生产过程的一个新时代。”[12]人类历史进入19世纪下半叶以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惊人的速度在全世界复制，资本逻辑在现代社会中愈发凸显其强势地位。意识形态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呈现虚伪性就是因为私有制的生产关系决定了在社会关系中根本无法真正地实现自由、民主、平等。马克思致力于阐明的是，只有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形态下，在人类劳动关系平等的层面上才能真正推进自由、民主、平等的深入实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劳动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基础作用，揭示商品价值的来源，确立劳动价值论，旨在立足于历史上的广大劳动者的境遇，毫不留情地掀开长期以来被商品和货币遮蔽下人与人的关系，从而指明人类社会的未来走向。中国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国家。由于我们的社会主义一开始并不是建立在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社会产品极大丰富的基础上，我国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就是大力发展生产力，而相对较低的生产力水平客观上无法避免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将长期存在多种生产关系并存的现实。“人们自觉地或者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获得自己的伦理观念。”[13]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观本质上揭示出一个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内生于现实的物质生产关系范畴中，如果从这个角度看，现有的经济关系使得“利润最大化”的资本逻辑深刻而广泛地影响着当代的社会价值观。马克思反对把人从“词句的统治下”解放出来，指出“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14]我国物质生产关系的多样性、社会关系的多重性、利益矛盾的复杂性的现实存在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构面临现实的困境。   三、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观对进一步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启示   1．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观的变革实质任何哲学都是时代的产物。哲学本身就是人类阶级社会的意识形态的一种表现形态。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是一种意识形态，一种反映了无产阶级价值观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之所以批判意识形态的虚假性就在于意识形态具有阶级性，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样具有虚假性。但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伟大、之所以具有前所未有的革命性，就在于它本身具有的“自反性”使其跳出了以往阶级社会中意识形态虚假性的“怪圈”。马克思主义哲学超越了“阶级性”，指向“一般性”；摒弃“市民社会”，立足“人类社会”；要求废除“私有制”，实行“公有制”。第一，马克思主义哲学通过消解无产阶级本身超越“阶级性”，达到“一般性”。“共产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学说。”[15]无产阶级解放运动是为大多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旨在消灭一切阶级和剥思想理论研究削制度，实现共产主义，解放全人类。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就已经把人类解放的实现寄托于无产阶级的解放。他指出：“德国人的解放就是人的解放。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在以往的人类历史中，任何一个阶级的解放只是换来新的剥削和奴役形式，而无产阶级的解放则包含着全人类的解放。马克思指出：“哲学不消灭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现实；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成现实，就不可能消灭自身。”[16]也就是说，无产阶级要想获得解放就必须解放全人类，要消灭阶级就必须先消灭自身。　第二，马克思主义哲学摒弃了“市民社会”，立足于“人类社会”探究人类解放。“在过去一切历史阶段上受生产力制约同时又制约生产力的交往形式，就是市民社会。”[17]市民社会是伴随着资产阶级社会发展起来的，是由资产阶级社会经济基础决定的人与人的物质交往关系和由这种交往关系所构成的社会生活领域。马克思把犹太教精神，即实际需要和利己主义理解为市民社会的精神特质。“实际需要、利己主义是市民社会的原则；只要市民社会完全从自身产生出政治国家，这个原则就赤裸裸地显现出来。实际需要和自私自利的神就是金钱，金钱是一切事物的普遍的、独立自在的价值。因此它剥夺了整个世界——人的世界和自然界——固有的价值。”[18]在这个基础上，马克思指出：“政治解放一方面把人归结为市民社会的成员，归结为利己的、独立的个体，另一方面把人归结为公民，归结为法人……只有当人认识到自身‘固有的力量’是社会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组织起来因而不再把社会力量以政治力量的形式同自身分离的时候，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人的解放才能完成。”[19]所以，马克思认为政治解放“不是一般人的解放的最后形式”，也就是说对市民社会的解放，不是完备意义上的、彻底的人的解放。而只有人类解放才是真正的、现实的解放。通过摒弃“市民社会”，立足“人类社会”探究人类解放，马克思主义哲学再次突破以往所有哲学的局限性。第三，马克思主义哲学要求消灭“私有制”，实行“公有制”，实质是消解“所有制”。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资产阶级独占一切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无产阶级则一无所有，其本身没有什么必须保护的东西，因而无产阶级是最彻底的革命阶级。无产阶级只有彻底废除私有制，摧毁压在自己头上的资本主义上层建筑，才能使自身获得解放。“在无产阶级的占有制下，许多生产工具必定属于每一个个人，而财产则归属于全体个人。”[20]所谓“生产资料公有制”在实质上并不是一种“所有制”，而正是因为不为任何人“所有”，所以为每个人“所有”。“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21]马克思主义哲学从来不维护任何一个掌握生产资料的统治阶级，从根本上消解成为统治阶级的物质基础。马克思主义哲学通过消灭无产阶级本身、消灭私有制、摒弃“市民社会”而消灭哲学，解构了自身的同时使“哲学成为现实”。   2．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观对进一步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启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不仅必要而且意义深远重大。当下需要思考的是如何培育出一套切实地发挥“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作用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如何在广大人民群众的价值观践行中促进核心价值观的建构。在这个过程中，至少应该清楚把握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必须呼应大众。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主体。马克思主义哲学把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的现实生活和利益关系作为人类历史向前发展的真实基础。在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时，理论研究者不能把自己视为“剧作者”去导演劳动人民的现实生活，而是要明白劳动人民群众既是历史的真正“剧中人”同时又是“剧作者”，只有切实体察劳动人民的现实生活，聆听他们的真实心声，了解他们的伟大梦想，在建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时才能合适地把握住现实性和超越性，而非只是在人民群众头顶上悬置些无限美好的价值理念。第二，必须立足中国当前所处历史阶段。“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够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22]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观的逻辑在根本上指向的是现实生产关系的变革，但也正如马克思所说，“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23]必须认识到，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就是上面所说的“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这个历史进程将持续相当长的时间，我国把这个阶段定为一百年左右是非常务实和科学的。历史的经验教训有力地证明了这个阶段“推进任何方面的改革发展都要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而且还要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构必须立足于中国当下的历史阶段，而不是好高骛远，企图超越于这个现存的最大实际。第三，必须着眼于中华民族的长远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植根于现实、反映现实，又自觉地导向未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思想体系，同样既具有现实性又具有超越性。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人的伟大梦想，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它的实现需要最广大人民群众发挥力量和智慧，需要几代人甚至十几代人的孜孜不倦的努力拼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能“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在这一长期而艰巨的历史过程中引领整个中华民族生出无限的勇气、创造出无穷的智慧，把梦想变为现实。所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构必须立足现实又怀揣理想，着眼于中华民族的长远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绝不仅仅是纯观念、意义系统内的建设。“意识形态批判的核心问题是打破资本逻辑的支配、是超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统治问题，绝不是纯粹观念世界的变革问题。”[24]核心价值观作为一个社会的主导理想信念，有其现实性和理想性两面。现实性由时代的整体的物质生产水平和各种关系决定，理想性则是在此基础上被赋予的指向性和超越性。在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中，我们当然可以让“思辨欲望得到充分的自由”，但绝不能背转身不去看“粗暴的事实”。若脱离现实社会关系，那价值观建设的指向也不过是退回到了前马克思主义的水平——不得不求助于“最高的直观”和观念上的“类的平等化”。   作者：孙舒景 吴倬 单位：清华大学 高校德育研究中心

摘要：马克思的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是马克思根据两位哲学家思想观点的差别对比，综合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精神来宣扬人的自由意识、个性的全面发展和现代意义上的唯物主义的坚持。其涉及范围很广，选择其中一点，从原子运动偶然性与必然性的观点切入，围绕个人发展偶然性与历史发展必然性这个维度，来解读个人在社会进程中的进步成长与全面发展。

关键词：德谟克利特；伊壁鸠鲁；自然哲学；偶然性；必然性

《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以下用博士论文代称）是马克思的博士毕业论文，也是马克思表达青年时期思想理论的重要著作，同时包含着马克思人生中许多思想的启蒙点，在论文中有很多有价值的观点可以单独加以论述与研究，它对后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也具有重要的价值。

一、原子论中的偶然性和必然性

马克思的偶然性观点的发展源于德谟克利特与伊壁鸠鲁的原子运动之间的分歧。德谟克利特在古希腊哲学中的原子论等同于阿纳克萨戈拉种子说的延伸。阿那克萨戈拉把世界万物的出现与灭绝归结为种子的聚散与分离，相当于每一事物的新生与消亡都源自于种子的碰撞，认为自然万物是由多种多样的种子所构成的，以此彰显了世界万物的多样性；种子的性质也决定了自然万物的性质。德谟克利特将虚空空间添加到原子运动的空间，认为世界的起源是原子和空洞,一切事物的变化都因原子的聚集和分离，没有偶然发生的东西，一切事物的来由都有原因，一切事物的始终也都是必然，这一点与西方基督教的原罪说很相似，相信命定论，而德谟克利特本人也不相信感性世界，把其与真理割裂开来，导致德谟克利特的一生都在求取所谓的真知，是个实实在在的唯物主义者。而伊壁鸠鲁的原子论则是种子说的另一种意义上的解释，强调原子在形状位置上的差别从而才有了自身内部的运动；伊壁鸠鲁继承了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但做了一些改变，认为原子非线性运动而是偏斜运动，他所谓的“偏斜”并不是真正的斜线运动，而是在下落过程中呈现为各种结果的可能性，是原子碰撞偶然性的表现，而且他认为德谟克利特所说的支配统治世界和人类的必然性的东西并不存在，主张反对宗教、迷信带给人们的束缚，是一位坚定的无神论者。伊壁鸠鲁在认识论上也是个教条主义者、独断论者，把感性世界看作是真实的，相信感觉的存在，认为“一切感官都是真理的报道者”。把两位哲学家关于原子论的观点做了对比之后，回归到偶然性与必然性的观点中来，在科学技术还不发达的古希腊时期，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被看作是当时自然哲学的最高成果，认为原子是沿直线运动的，但马克思通过比较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的原子运动方式，提出了与传统不同的观点；马克思更倾向于伊壁鸠鲁提出的原子偏斜运动，认为万事万物产生于各原子之间无规则的任意碰撞，由此引出了“偶然性”观点，超越了“因果关系”的枷锁，代表了对绝对必然性的挑战，在当时很大程度上有着打破命运束缚、高扬追求自由的进步思想。虽然德谟克利特是哲学史上首位提出偶然性这一概念的哲学家，但是对于他本人而言放弃了对偶然性的研究，则更注重必然性的观点，将生活中的一切都归结为必然性；是必然性统治着这个世界和人；人被必然性所支配等等。

二、偶然性与必然性的自我把握

马克思博士论文中所描述的偶然性是突出个体的随机性、倡导人的个性自由；与之相对应的必然性则被看作一种限制、规范，具有浓厚的机械论色彩；随着人文科学的发展，必然性与偶然性被看作一对相互联系的基本范畴而存在。而马克思结合辩证法思想不仅看到了德谟克利特原子论的缺点，而且又超越了伊壁鸠鲁对原子论的解释，从追求个人自由的意义上理解原子运动与必然性、偶然性之间的联系。纵观整个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偶然性与必然性总是被作为一对相应的范畴联系起来。马克思、恩格斯都有相关的具体论述，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中也可以找到相关例证。从原始社会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再到社会主义社会，这种社会变迁、历史洪流对于个人来说是无法把握的必然性，而每一历史阶段的政权更迭，在大洪流中可以看作是变革的偶然性，承认历史发展的必然性，这并不意味着否定个人在历史发展中的积极作用。马克思所倡导的是在必然性的规定下，人要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的作用，使偶然性可以推动必然性往积极方面发展。在整个人类进程中，赫斯曾说“马克思作为人类思想的宝库”，至今仍为受用，可以说是作为了积极的偶然性出现，而且一度在金融危机和国家革命中发挥作用，甚至把握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大方向。就像恩格斯曾说过：“恰巧某个伟大人物在一定时间出现于某一国家，这当然纯粹是一种偶然现象。”同时也会有像天灾、人害的这种消极偶然性的出现，在无法避免的同时也并非全无用处，可以让世人吸取教训并加以警醒，马克思认为必然性与偶然性都是客观存在的，无数偶然性构成了必然性的统一。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持的立场当然是一致的，偶然性突出了英雄人物的功绩，但是也不能一味地崇尚偶然性而忽视必然性，否则就会陷入英雄史观，陷入唯心主义历史观。而且马克思所讲的必然性中的偶然性也绝不是单指个体性格人物的成长发展，而是要求全人类中每一个个体的全面自由发展，他需要全人类的充分和自由发展，所追求的也是必然背后的自我意识的自由。马克思之所以支持伊壁鸠鲁，也是因为伊壁鸠鲁重视人的“主体性”和对“自由精神”的追求，重视人本身的发展，用人的自我意识这个角度去观察这个世界，虽然当时并没有对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间的差别做出明确的区分，但对于当时受黑格尔唯心思想影响的马克思来说，有一个启蒙点思想的发现是很宝贵的。

作者：范永康 单位：曲靖师范学院人文学院

20世纪后期的西方文论发生了“范式”转换，即从对文学作修辞学式的内部研究，转向了文学的外部研究，希利斯•米勒描述道:“而今我们可以问心无愧地回到更富于同情心和人情味的工作中来，论述权力、历史、意识形态、文学研究的‘惯例’，阶级斗争，妇女受压迫的问题，男人女人在社会上的真实生活情况及其在文学中的‘反映’。我们还可以重新问关于文学在人生中和社会里的用途这类实用主义问题。文学理论的关键词不再是传统文学研究所关注的“审美”、“价值”、“经验”和“作品有机体”，而是“符号系统”、“意识形态”、“性别”、“身份/认同”、“主体位置”、“他者”和“机构。以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新左派”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批评、生态批评、散居族裔批评乃至同性恋和酷儿理论为主体的当代西方文论颠覆了以“新批评”为代表的20世纪上半叶“文学性”研究的总体走势，都超出了纯粹“文学的”范畴，以突出的政治性、批判性、反思性、颠覆性、解构性、公共性而强化了文学理论的政治言说维度。对此，拉曼•塞尔登等人提出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观点:“这些理论在全球范围内促进了对一切话语形式的重新解释和调整，成了激进的文化政治的一部分，而‘文学的’(研究和理论)只不过是其中一个多少有点意义的再现形式。，文学理论成为“文化政治”的组成部分，可以说，这一观点深刻地阐明了当代西方文论的实质，进人“后现代”时期的20世纪西方文论的确大规模地走向了“理论化”，走向了“政治化”。陆贵山先生指出:“正当中国新时期的某些学人着意淡化和消解文艺和政治的关系的时候，当代西方社会却掀起了这样那样的论述文艺和政治关系的热潮。这是一个特别值得研究的文化现象。文化政治与当代西方文论的政治化问题已经引起学界的重视，既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也存在不足之处，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①。

一、国外相关研究

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文化政治”为关键词的研究几乎遍及人文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领域，文化政治可以切人文学、历史、音乐、绘画、舞蹈、影视、传媒、出版、教育、翻译、身份、种族、宗教、伦理、阶级、经济、法律、国家、建筑、医疗、科学等各种观念、现象和学科，为之提供全新的阐释和研究视角。但是，从总体上宏观地探讨文化政治与文学理论之关联的研究并不多，尚处于起步阶段。据笔者查阅，最早以“文化政治”为题名关键词的单篇论文是吉拉德•格拉芙写于1973年的((审美主义与文化政治》!文章主要质疑了以超功利、自足、自律为理念的审美主义的纯粹性，即审美主义自身陷人政治和反政治的窘境之中而不能自圆其说。米雪儿•巴瑞特的论文《女性主义和文化政治的定义》被收人1982年的一本文集’，该文强调了雷蒙德•威廉斯在人类学意义上对文化做出的理解，明确意识到文化政治会涉及到意义之争。论文通过考察“女性主义艺术”与“艺术”、“妇女的艺术”的区别，认为艺术作品不能与媒体意识形态的再现艺术相混同，从而得出结论:任意扩大艺术的政治意义是危险的，我们不应该忽视艺术作品的虚构、想象和审美之维，艺术的许多方面不能缩减为意识形态的概念分析。作者在文化政治渗透艺术领域的时尚之中能够做出如此深刻的反省，着实难能可贵。这两篇论文对文化政治文论的研究有首创之功，但都没有清晰地界定“文化政治”概念。成规模的有关文化政治对文学艺术渗透的研究出现于1990年前后。乔纳森•多利莫尔和阿兰•辛费尔德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主编出版了一套“文化政治”丛书②，两位总主编在《前言:文化政治》中明确认识到，在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和后结构主义话语的冲击下，197()年以来英国文学研究与传统的文学研究模式发生了“断裂”，新的“文化唯物主义”研究方式重点关注历史和文化语境、(文化)理论的方法、政治义务以及文本分析，因为“文化意义最终总是政治意义”，故而名之曰“文化政治”。他们强调指出，作为文化政治的文化唯物主义研究方法不再伪装政治中立，“相反，它将其任务定位于改造社会秩序，这一秩序正在以种族、性别、性态和阶级的名义压榨着人民。

显然，这套丛书就是运用文化唯物主义方法研究各种文化现象，并以发掘其政治含义为旨归。莲达•赫哲仁的((后现代主义的政治学》虽然没有直接使用文化政治概念，但主要是研究后现代的摄影、绘画、小说、历史等文化形式的“表征的政治”，关注它们表意实践背后的意识形态编码策略和意义版图的争斗，所以，此书所要探讨的正是文化政治与后现代艺术之间的密切关联。莫克西著于1994年的《理论的实践:后结构主义，文化政治和艺术史》‘，’一书以“表征”、“意识形态”、“作者”为三个关键词，对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符号学理论加以剖析，凸现出这些理论的文化政治功能，打破了传统的认识论艺术史观，而代之以符号学的建构主义的文化观、历史观:一者，处于历史语境中的理论所包含的文化政治含义深刻地影响着历史叙述和知识建构;再者，新的政治观和表意实践会使得文化价值、文化意义观变动不居、不再固定。但赫哲仁、莫克西的著作和上述文化政治丛书的共同缺陷是:有关文化政治对文学理论的影响研究涉及甚少。托斌•希伯斯的《冷战批评与怀疑论之政治》第一次从“怀疑论政治”的角度全面评述和反思了战后兴起的各种批评理论。作者认为，新近出现的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精神分析、新马克思主义等政治化文论以“种族、性别、阶级”为三大主题，克服了新批评、结构主义、解构主义乃至新历史主义批评局限于“学院政治”的弊端，有所贴近现实政治，但还是处于政治隐喻的言说状态，难以落实于实际行动。

希伯斯希望强化文化政治文论的实践性和批判性，要求“后冷战批评”应当加强现实政治关怀，发挥实践功能。从全书来看，他局限于美国一隅，对上世纪60年代以来的西方当代文化政治文论把握得不够全面，且评价过低。格林•乔丹和克里斯•威登合著的《文化政治:阶级、性别、种族和后现代世界》‘川对“文化政治”概念作出较为清晰的界定，他们认为文化政治是文化产品在意义、价值、主体性形式和身份建构方面所体现出的权力关系，关涉文化在阶级、种族、性别、身份等社会区分中所扮演的中心角色。不过，他们放弃了文化的人类学含义，只是指艺术产品，包括音乐、文学、绘画、雕塑、戏剧和电影。作者从20世纪60年代的自由人文主义的文化和教育理论开始，重点分析了文化艺术对近现代西方社会的阶级、性别、种族的分化和抗争所起到的政治作用。此书的缺点是对于“文化政治”概念使用得过于宽泛，按照他们的用法，近代甚至古代时期即已经存在文化政治文论，这就模糊了它的时代性。但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对后现代解构普遍性、元叙事、主体本质和意义的稳固性的做法表示担优，因为后现代欢呼差异政治而容易忽略真正的社会差异，在书的结尾，他们意味深长地反问道:我们是将文化政治当作一项严肃的事业，还是游戏?这种对后期文化政治逐渐脱离经济、制度、权力的忧虑，同晚期马克思主义者，如詹姆逊、伊格尔顿、道格拉斯•凯尔纳、斯蒂文•贝斯特等人的观点倒颇为接近。这也正预示着文化政治随同文化理论一起，在新世纪的“后理论时代”步人反思阶段。2000年前后，随着马丁•麦克奎兰等人编写的《后理论:批评的新方向》、瓦伦丁•卡宁汉的《理论之后的阅读》、让一米歇尔•拉巴特的《理论的未来》、伊格尔顿的《理论之后》等一批著作的涌现，西方文论进人了“后理论时代”。对于文学理论而言，恢复文学的审美、诗性、形式、伦理、价值等被“理论”所遮蔽的层面似乎又成为新的时尚。在“后理论时代”背景下，学界面临的任务是要正确估价和承接“理论时期”所馈赠的政治化文论的遗产，对文化政治与文学理论的深层关联作出新的思考。#p#分页标题#e#

二、国内相关研究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越来越重视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建设，将其置于事关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全面发展的重要地位。其中马克思主义理论期刊的建设和发展是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整体建设工程的关键环节，承担着做好党的意识形态宣传研究、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发展，建设马克思主义理论人才队伍的重要使命。马克思主义理论期刊编辑必须自觉地加强素养建设，提高自身的政治素养、学术素养和基本素养，以更好地适应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期刊建设发展的新形势和新要求。

一、马克思主义理论期刊编辑整体素养的基本构成

“素养”一词意指主体在成长过程中经由实践、学习、培训等多种途径而养成的符合职业要求的综合能力。就马克思主义理论期刊编辑工作职位而言，它要求承担这一工作的主体必须具备政治信仰坚定、政治立场稳固的政治素养；研究能力突出、理论水平高超的学术素养；精益求精、认真奉献、编辑功底扎实的基本素养。

1.高度的政治素养

在马言马，在马信马，坚定政治信念、站稳政治立场、引领政治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期刊编辑必须具备的核心素养。马克思主义理论期刊编辑的政治素养是引领广大作者及读者对党和国家政治认同的关键。这就不仅要求其自身具备正确的政治观念，同时也要在约稿、组稿、审稿过程中要求作者坚守坚定的政治立场，践行正确的政治行为，明确对马克思主义、党和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政治素养包括政治理念和政治行为两方面内容。就政治理念而言，马克思主义理论期刊编辑的政治素养可以结合中国近代史的历史和人民的“三个选择”凝练概括为“三个坚持”，即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三个坚持”的政治素养具有科学的理论基础和厚重的历史支撑。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它照亮了中国人民探索历史规律和寻求自身解放的道路并深刻改变了中国的历史命运，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领导中国人民实现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核心力量，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道路决定命运，社会主义道路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创造人民美好生活、实现民族复兴的必由之路，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毫无疑问，“三个坚持”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期刊编辑政治素养的核心内容。就政治行为而言，马克思主义理论期刊编辑的价值判断和行为选择关系着期刊政治导向的正确性，必须将自己的政治素养贯穿到编辑工作的全过程，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对于政治立场不坚定、政治方向不正确的稿件必须坚决退稿；对于整体方向正确、细节上有政治争议的表述论述，要严格要求作者加工修改。马克思主义理论期刊编辑要将自身的政治理念和政治行为有机统一起来，不断在实践工作中强化政治素养。

2.优秀的学术素养

马克思主义理论期刊的定位是政治性与学术性相统一，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分割。新时代，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整体水平的快速发展已对期刊编辑提升学术素养提出了严峻迫切的要求。关于期刊编辑无须重视学术素养历练的观点无疑是错误的。且学者化编辑是建设一流期刊的必经之路，编辑学术素养越强，其社会价值与社会影响力也就越大，期刊的学术信誉就越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期刊编辑在提高自身政治素养的基础上必须同步强化自身的学术素养。从一定意义上而言，马克思主义理论期刊编辑的学术素养具体包括以下几种能力：引领推动学术研究的能力，运用多维学术方法的能力以及敏锐独特的“问题意识”。引领推动学术研究的能力是指编辑结合刊物的宗旨、定位、特色及自身研究的兴趣旨向，深耕细作马克思主义某一研究领域，取得一定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且对该领域的研究进展、研究概况、研究困难以及开拓路径等熟稔于心，在学界具有一定的研究话语权，并能够以本刊物为平台，组稿、约稿刊发反应此研究领域的最新成果，推进期刊建设和学界研究的双向发展。运用多维学术方法的能力是指编辑能够对学术研究领域的一些前沿方法以及这些研究方法的优劣处有所了解。编辑有责任向作者介绍该领域最前沿的学术研究方法，引入新的分析框架，引导作者逐渐摆脱陈旧研究方法的路径依赖，以研究方法创新实现研究成果创新。此外，是否具有真正的问题意识是衡量学术期刊水准的重要标准。编辑必须提升自身的问题意识才能提升刊物的问题意识。所谓问题意识是指在立足中国实际的基础上，以高度的敏锐性洞察社会重大现实问题，并结合自身的研究领域深度追问何以应对中国问题，致力于提供中国方案和中国方法。马克思主义理论期刊编辑必须自觉强化自身的学术研究能力、学术方法能力和问题意识，加强学术素养修养，更好地引领学术研究，提升学术期刊品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