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论文范例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概念

在对马克思大众化的根本概念完全明确后，就需对哲学大众化的概念进行明确了。所谓马克思哲学大众化，即是指将其抽象化转变为形象具体化。大众化中所说的“大众”是指人民大众，其自身具有突破政治、经济、地域、年龄、性别等限制的特点。自改革开放后，现今社会的进步发展使得我国开始出现一些新型的社会阶层，他们同样归属于人民大众的范畴中。在社会现代化建设中，对于群众的理解也需跟随时代的发展而改变，促使其具有一定的时代性特色。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人民大众能够对马克思哲学理论灵活运用并用其对各类实践、改造活动进行科学指导，进一步实现自身的全面发展。与此同时，运用各类实践活动操作中所积累的丰富经验进一步改进完善马克思哲学理论，推动其良好发展。

二、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科学途径

（一）积极增强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意识

历史与现实均表明，在现今的社会中，大众化哲学的存在极为必要。所以，广大的哲学研究、教学者及人民群众需积极树立增强哲学大众化的意识，进一步增强对马克思哲学的信念。长时间以来，在我国出现了极为突出化的群众不懂哲学，学生不喜哲学、哲学招生淡薄、不注意加强哲学宣传的情况，最终导致出现马克思哲学被完全忽略，相关世界观、方法学说空洞、无力的问题。此种情况出现的主要原因为：大部分人未将哲学作为一门与实践活动相关联的科学，还未将哲学的概括、抽象性及现实、革命性进行有机结合。归根结底，是这些人未对哲学的理论与实践之间存在的关联性充分了解掌握，对实践活动与哲学的引领作为未完全明确。相关哲学工作者在推进其大众化时，需做到有的放矢，对社会实践中存在的新问题、情况充分认识及解决。另外，在马克思大众化的推进中，对于“庸俗化”的担心是完全不必要的。大众化并不等同于庸俗化。马克思哲学大众化是在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进行的一项具有高度政治意义的事业。所以，广大哲学工作人员必须将自己从课堂中解放出来，对自身的历史使命完全担负。

（二）多形式的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宣传活动

马克思哲学大众化是一项系统化的活动，需要相关研究部门、媒体、学校的共同努力。我国的哲学工作人员需加强自身与实际之间的关联，积极选取一个恰当适宜的课题。开展哲学大众化的研究，如哲学大众化推进的必要性；哲学大众化与中国化、时代化之间的联系；哲学大众化的实质、特点等。而相关出版部门则需组织编写一些不同风格、类型的大众化哲学读本。可以对《大众哲学》、《学哲学，用哲学》等书中进行借鉴。各家新闻媒体则需积极开展一些有关于哲学大众化的宣传活动。学校是马克思哲学大众化推进的主要地区，思政课便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载体。所以，各大高校的思政教学需进行科学化的创新、改革，进一步提升其实效性，对学生进行理论、实践有机结合的哲学教育，帮助其进一步树立起一个正确的辩证唯物主义立场、观点。

一、科技革命的推动与资本主义的历史地位

（一）国外学者的研究

面对挑战和质疑，以都留重人、莫里斯•多布等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们给出了相应的回应和思考。莫里斯•多布认为，对待资本主义既不能断言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也不能认为资本主义已进入一个全新的制度，虽然国家作用在增强，技术进步在加速，但这些不能“在任何意义上证明‘新阶段’言论的有效性，或者在任何基本方面改变我们对资本主义作为一个制度的评价和对其未来的估计”。S.都留重人同样认为，战后资本主义国家虽然实现了经济的长期繁荣，但却是以巨大的浪费为代价的，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并没有发生显著的变化，因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性质不会改变。于尔根•哈贝马斯认为，有组织的或国家控制的资本主义并不能完全消灭经济危机，利润率下降规律仍然在起作用。Y.A.克隆罗德否认资本主义国家能够抑制资本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作用，他认为，尽管资本主义国家的作用大大增强，但世界范围的经济危机仍然不能避免。就在关于“资本主义发生变化了吗？”的讨论如火如荼进行时，资本主义的快速增长和繁荣发展戛然而止，随之而来的是20世纪70年代的以石油危机为代表的一系列危机的爆发。平稳而快速的增长被“滞胀”所替代，社会累积多年的矛盾以信贷危机、经济危机、生态危机、战争危机、价值危机等形式不断地爆发出来。危机的爆发和劳资关系的破裂引发了西方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热潮，英美等国家开始涌现出一些颇具影响力的马克思主义流派，如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后现代的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垄断资本学派和市场社会主义学派等。这些学派都从各自关注的视角对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资本主义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和批判。例如，美国左翼代表人物保罗•巴兰和保罗•斯威齐，用经济剩余增长规律代替马克思的一般利润率下降规律证明了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客观性和周期性，他们指出，在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不断增长的经济剩余总量由于无法找到出路，决定了当代垄断资本主义经济趋于停滞的客观趋势。后现代的马克思主义重要代表人物，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戴维•哈维认为，资本主义虽然通过转变资本主义积累方式，即从“福特主义”积累体制转变到“灵活积累方式”，基本摆脱了20世纪70年代经济危机的困扰，但这种转变更像是转移，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的性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规律仍在继续起作用。

（二）国内学者的研究

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宋涛教授在他的著作《当代帝国主义经济》一书中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科技革命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普遍发展，是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两个重要的出发点或历史条件，虽然科技革命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调整，但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这一经济基础，不能改变追求高额垄断利润这一经济运行的根本目标，因而不可能真正从根本上解决整个社会经济运行的无政府状态，更克服不了由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引起的经济危机，更改变不了其必然灭亡的命运。顾海良教授认为，帝国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的过渡阶段的历史地位，并不会因为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而改变，但是这种过渡的进程以及向社会主义的过渡的形式和路径，显然可能有多种选择。这是因为：科技革命导致生产的社会化程度有了长足的发展，科技成果的社会化应用已经并将更快地改变生产方式。所以，研究科技革命给现阶段及其继续发展的资本主义所带来的变换，并对此作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解释是极其重要的时代课题。徐崇温教授认为，“在如何认识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问题上，既要看到这些新变化在延缓资本主义的覆灭、延长资本主义的寿命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又要看到酝酿和加剧资本主义矛盾方面的作用。要从总体上看到，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没有也不可能改变在经过一个长过程的发展以后资本主义最终必然被社会主义所取代的历史命运。”

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社会主义的发展

在落后的国家首先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一大创新。但如何在这样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却是历史留给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具有实践性意义的重大课题。列宁在俄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科学地认识到：俄国还不具备从小生产向社会主义直接过渡的条件，它必须经过资本主义及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这一中间环节，这是小生产自发发展的必经阶段。列宁未能见到过渡时期结束后的社会主义社会，未能提出和解决社会主义社会是否存在商品生产的问题。斯大林虽然也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商品生产，但是他认为商品生产的活动范围仅限于个人消费品，生产资料不能进入市场交换。因此，斯大林的理论是不彻底的“半商品经济论”，不能真正解决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市场关系的根本问题。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就在于它有区别于传统哲学的辩证的、矛盾的、实践的、批判的精神，它既不是唯心主义，也不是形而上学。在唯物论里，马克思主义哲学坚持物质第一性，承认自然界的客观唯一性，同时又辩证地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能够客观地分析问题。在辩证法里，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事物是在矛盾运动的过程中向前发展的，矛盾着的双方互为依存，既要看到好的一方也要看到不利的一面，用一分为二的观点看问题。在认识论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坚持实践决定认识，实践是认识的源泉和目的，认识在实践的过程中不断深化发展。当然马克思主义哲学除了上述几方面，还包括人生观、历史唯物主义等丰富的内容。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性

(一)批判性的提出

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鲜明的批判性，这是其本质特征之一。马克思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指出:“新思潮的优点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式预测未来，而只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中也有这样的论述，同时列宁指出马克思认为自己的哲学最本质的特征就是批判性和革命性，当然列宁也是站在马克思的立场上赞同这种说法的。所谓批判就是一种辩证的否定，这种批判并不是全盘否定，而是在此基础上有所超越，批判的目的也不是打倒一切，而是使事物不断完善，最终推动社会发展。马克思坚持一分为二的矛盾分析法，因此在看待批判性的问题上，不仅指出其它事物需要批判地对待，更强调对自身理论体系也需要进行批判。

(二)批判性的表现

时代在发展，基于实践基础之上的科学理论当然也需要不断发展完善，不能因为被称为科学就停滞不前，而不对自身进行批判。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不断发展着的哲学，它用批判的精神审视自身。在创立之初，马克思就批判地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思想进行了继承与发展，创立之后，在实践中不断完善自己的观点，丰富自己的学说，积极与时俱进，批判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不断发展的，在批判继承中壮大自己，吸取新的实践成果，因此它反对教条、僵化。(三)批判中成长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具有顽强的生命力，之所以能够从一个只是一部分意识超前的人群所信仰的世界观，发展为现在一个世界性的哲学思潮，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它的批判性和革命性。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学习完善自身，通过外部世界了解自身缺陷，然后有针对性地查漏补缺，更好地适应新时代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要求，不断与时俱进，不懈追求，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才能在批判中不断走向成熟。

【摘要】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是揭示资本主义社会运行规律的关键，需要进一步挖掘与研究。马克思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进行了政治经济学的审视，分别从商品和资本视角对经济危机的生成机制进行了分析，认为经济危机是买和卖、供给和需求、资本及其逻辑等关系的产物。经济危机是一种必要的恶，虽然它造成了严重影响，但对人类整体发展来说又是必须的。资本主义对经济危机的改良只是一种暂时的修补，只有无产阶级革命才能从根本上破除经济危机。

【关键词】马克思;经济危机;商品;资本

经济危机理论贯穿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学术界对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进行了广泛研究，但仍需进一步挖掘与发展。本研究回归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原文，对马克思阐述的原因进行重新分析与思考，重建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逻辑框架。

1.基于商品视角的经济危机生成

商品二重性与经济危机。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统一体。对于前者，马克思有着这样的描述：“物品的有用性也就是使用价值，这种价值与物品自身具有密切联系，或者说它是由物品的自然属性决定的，离开了物品也就没有使用价值。”[1]使用价值是物品转变为商品的前提，这种性质虽然是社会需要的产物，但并不能反映任何类型的社会关系，因此使用价值与经济危机之间并不存在着必然关联。价值即“无差别的劳动凝结”，从这个层面上来说马克思将商品界定为“结晶的劳动”。马克思认为商品的价值既是确定的，又是不确定的，确定是因为价值存在着衡量标准，即价值量，能够对劳动量进行计量；不确定指的是抽象劳动对熟练度、强度进行精准衡量缺乏统一的标准。在某一次交换活动中很难完全实现等价交换，只能长期观察价格与价值之间是否存在一致性。因此，在日常生活中总是会出现物超所值或者物不及所值的现象，而这些都是经济危机的预见性因素。马克思认为：“使用价值反映着私人劳动，价值则与社会劳动紧密相连，这两种对立与矛盾蕴含着经济危机的可能性，但也仅限于可能性。”[2]使用价值对资本家来说是“无价值”的，他们看重的只是能够增加自身利益的价值属性。如果商品价值不能实现，经济危机也就产生了。价值包含了整个资本主义的生产形式、阶级对立和危机萌芽。商品不能获利不是因为使用价值不足，而是因为它不能被买走，这时价值成为多余的存在。商品流通与经济危机。商品从生产到流通的领域转变使得经济危机生成的可能性更大了。首先，买卖分离是产生经济危机的隐性条件。马克思认为在流通领域商品蕴含着一对矛盾，即“对于任何一个商品占有者来说，不可能同时经历个人过程和社会过程”，简单来说，商品虽然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统一体，但任何商品占有者都不能够同时拥有这两种属性。随着货币的产生，问题也复杂化了。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中论述的那样，“货币既可以代表价值，又是货币标准的等分，这些符号和含义使得问题更加混乱了”。[3]另外，货币的产生使得商品流通被割裂为两个相对立的过程：“商品与货币交换、货币与商品交换，即买、卖。”这两个过程在时间和空间维度上都是相互分离的，失去了直接同一性，此时很有可能出现不适应、不一致、不协调、不平衡的情况，不确定因素的增加使得供给、需求之间的不对等性逐渐增强，经济危机产生的可能性随之加大。其次，生产与流通分离增加了经济危机的概率。如果说静态商品形态转变使得经济危机的发生成为可能，那么生产与流通领域的分离则使得这种可能性继续发展，如果两个过程不能相互转化，经济危机就会变为现实。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与流通两个过程都是为资本增值服务的，如果一个环节出现问题，就会对整个系统造成冲击。生产效率的提升使得资本家的增值欲望处于膨胀状态，但扩大生产规模的结果则是生产过剩，导致生产与流通之间的矛盾深化。马克思将流通形容为“社会蒸馏器”，也就是将各形各样的商品统一转化为货币结晶，这就为商品交换矛盾提供了运动渠道，矛盾转移、对立和经济危机随时产生。在资本主义社会，商业活动的目的不在于满足人们对商品本身的需求，而在于获取更多的经济利益，这种不协调也加大了经济危机的可能性。再次，供给与需求之间的不平衡是经济危机的直接原因。需求引导供给，供给满足需求。但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交换过程中，两者并不总是处于平衡状态。人的发展受到社会、环境等多方面的影响，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情境下，人的需求、供给也是不断变化的，此时产生了一对新的矛盾，即需求无限性与供给有限性之间的矛盾，或者说无限欲望与有限资源之间的矛盾。对于资本家来说，满足人们无限制的需求是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重要途径，因此他们会不断引入技术与设备、变革管理方法、提升员工能力等，将全部的精力用于扩大生产而从不担心生产过剩，这时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平衡就被打破了，大量生产与大量消耗使得经济危机成为必然。在这种情况下原本的供给-需求平衡转变为供给-需求对立，经过一定周期后这种对立与矛盾就会以最激烈的形式爆发出来，即经济危机。

2.基于资本视角的经济危机演化

无限生产与购买力不足之间的矛盾愈发突出。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扩大生产已成为资本家阶层的普遍共识，社会化大生产使得商品数量急剧猛涨。为了在市场中保持优势地位、获取更多利益，扩大生产依然是资本家的必然选择。而在资产阶级社会，阶级之间具有显著的地位差异，也就是生产资料私人占有：资本家掌握着社会上的绝大多数财富，并且不断地压榨无产阶级，这就使得工人的基本生命、生活保障变得少之又少。这样，一方是生产扩大、商品增加，另一方是需求减少、购买力不足，而且裂缝越来越大。作为主要消费者的工人无钱消费，商品卖的过程实现不了，资本也就不能回收，这时经济危机就产生了。竞争和信用的催生效用。在《资本论》（第1卷）中，马克思清晰地阐释了资本积聚与集中的过程，他认为社会资本集聚于一点的结果就是工人阶级的就业岗位被缩减，随之而来的就是相对人口过剩。与此同时，“作为资本集聚的杠杆——竞争、信用也同时发展起来”。在资本主义市场中，竞争可以说是永恒的话题，竞争的结果是“大资本战胜小资本，资本由失败的一方流向胜利的一方”，直到资本终结。这种模式会持续不断，而这种长期的利益争夺会增加经济危机产生的可能性。伴随着资本集中而来的还有信用制度，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信用制度的评价是“固有的二重性”，[4]首先，通过信用制度，资本家将剥削工人作为发财致富途径的方式转变为一种纯粹的赌博欺诈制度，并且使得资本家的数量越来越少；其次，在《资本论》（第3卷）中马克思将信用称为新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也就是信用在世界市场形成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一、意识形态与价值观   关于意识形态与价值观的关系，目前我国有众多理论分析。有的观点是把意识形态和社会价值观作为一个概念来使用，或者把意识形态称作“高端价值观”。[7]这显然是在特定的政治层面上使用意识形态的含义。有的观点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意识形态是以价值观为导向和核心的，不同的意识形态相互区别的本质在于其价值观的不同。”[8]有学者对二者作了区分：“意识形态是执政党和国家的意志，价值观念代表社会共识；意识形态主要靠政权的力量加以维护和推行，强调宣传和灌输，价值观念认同中自觉自主成分为主。”[9]由于价值观更主要地决定于一个社会本身的发展历史和文化积淀，而意识形态则更多为当时的社会形态所决定，所以一个社会中的价值观相对于意识形态来说更具有长期性、稳定性、民族性。社会主义是人类历史迄今最先进的社会形态，社会主义社会也有意识形态及核心价值观。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10]在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其意识形态无疑应该是反映真实普遍利益的，与社会核心价值观应当高度一致。与以往剥削阶级的价值观截然不同，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出的是一种全新的价值要求：把最广大人民群众作为历史的价值主体；通过改造人自身和外部世界的多种实践方式实现人类解放；以实现共产主义和“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为最高价值目标。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强调的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必须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必须坚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必须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必须坚持促进社会和谐等都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价值原则。由此可以弄清楚两个概念的内涵及其关系：其一，价值观是指主体对周围的客观事物的评价标准、意义及其重要性的根本看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指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为基础，体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本质的价值观念系统，集中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价值原则。其二，意识形态是适应一定经济基础并体现统治阶级思想的一整套精神观念的系统。广义的意识形态也可指思想、观念，但其本质在现代社会主要还是特指反映统治阶级意志的理念系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相适应的观念体系，体现的是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举的旗帜和走的道路。其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辩证统一关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高度凝练和理论概括，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本质的体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决定和统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和取向，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导灵魂。要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必须建设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但是，由于我国当下还处于并将长期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关系的多重性质决定了社会利益的复杂性，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难以回避以下一些问题：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意识形态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系？究竟应该从哪个视角、站在什么层面去建构一套作为观念和意义系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呢？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困境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从现实的人及其现实生存境遇出发对“人何以为人”进行探究的价值思想。这一价值思想的立足点就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生产劳动。我们知道，劳动对人和人类历史的生成和发展具有绝对的意义。人通过劳动创造了人类世界，并在与外部世界的实践活动中体现出人自身的价值。而在私有制生产条件下，人类劳动呈现出的却是对人的价值的贬低，造成人与人之间单一的交往关系以及多方面的不和谐。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只要人们还处在自然形成的社会中，就是说，只要特殊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还有分裂，也就是说，只要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然形成的，那么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就成为异己的、同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压迫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11]如何消除各种关系的异化，在劳动关系中真正实现人的价值，这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致力破解的迷题。“资本一出现，就标志着社会生产过程的一个新时代。”[12]人类历史进入19世纪下半叶以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惊人的速度在全世界复制，资本逻辑在现代社会中愈发凸显其强势地位。意识形态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呈现虚伪性就是因为私有制的生产关系决定了在社会关系中根本无法真正地实现自由、民主、平等。马克思致力于阐明的是，只有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形态下，在人类劳动关系平等的层面上才能真正推进自由、民主、平等的深入实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劳动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基础作用，揭示商品价值的来源，确立劳动价值论，旨在立足于历史上的广大劳动者的境遇，毫不留情地掀开长期以来被商品和货币遮蔽下人与人的关系，从而指明人类社会的未来走向。中国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国家。由于我们的社会主义一开始并不是建立在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社会产品极大丰富的基础上，我国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就是大力发展生产力，而相对较低的生产力水平客观上无法避免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将长期存在多种生产关系并存的现实。“人们自觉地或者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获得自己的伦理观念。”[13]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观本质上揭示出一个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内生于现实的物质生产关系范畴中，如果从这个角度看，现有的经济关系使得“利润最大化”的资本逻辑深刻而广泛地影响着当代的社会价值观。马克思反对把人从“词句的统治下”解放出来，指出“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14]我国物质生产关系的多样性、社会关系的多重性、利益矛盾的复杂性的现实存在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构面临现实的困境。   三、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观对进一步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启示   1．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观的变革实质任何哲学都是时代的产物。哲学本身就是人类阶级社会的意识形态的一种表现形态。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是一种意识形态，一种反映了无产阶级价值观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之所以批判意识形态的虚假性就在于意识形态具有阶级性，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样具有虚假性。但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伟大、之所以具有前所未有的革命性，就在于它本身具有的“自反性”使其跳出了以往阶级社会中意识形态虚假性的“怪圈”。马克思主义哲学超越了“阶级性”，指向“一般性”；摒弃“市民社会”，立足“人类社会”；要求废除“私有制”，实行“公有制”。第一，马克思主义哲学通过消解无产阶级本身超越“阶级性”，达到“一般性”。“共产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学说。”[15]无产阶级解放运动是为大多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旨在消灭一切阶级和剥思想理论研究削制度，实现共产主义，解放全人类。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就已经把人类解放的实现寄托于无产阶级的解放。他指出：“德国人的解放就是人的解放。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在以往的人类历史中，任何一个阶级的解放只是换来新的剥削和奴役形式，而无产阶级的解放则包含着全人类的解放。马克思指出：“哲学不消灭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现实；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成现实，就不可能消灭自身。”[16]也就是说，无产阶级要想获得解放就必须解放全人类，要消灭阶级就必须先消灭自身。　第二，马克思主义哲学摒弃了“市民社会”，立足于“人类社会”探究人类解放。“在过去一切历史阶段上受生产力制约同时又制约生产力的交往形式，就是市民社会。”[17]市民社会是伴随着资产阶级社会发展起来的，是由资产阶级社会经济基础决定的人与人的物质交往关系和由这种交往关系所构成的社会生活领域。马克思把犹太教精神，即实际需要和利己主义理解为市民社会的精神特质。“实际需要、利己主义是市民社会的原则；只要市民社会完全从自身产生出政治国家，这个原则就赤裸裸地显现出来。实际需要和自私自利的神就是金钱，金钱是一切事物的普遍的、独立自在的价值。因此它剥夺了整个世界——人的世界和自然界——固有的价值。”[18]在这个基础上，马克思指出：“政治解放一方面把人归结为市民社会的成员，归结为利己的、独立的个体，另一方面把人归结为公民，归结为法人……只有当人认识到自身‘固有的力量’是社会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组织起来因而不再把社会力量以政治力量的形式同自身分离的时候，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人的解放才能完成。”[19]所以，马克思认为政治解放“不是一般人的解放的最后形式”，也就是说对市民社会的解放，不是完备意义上的、彻底的人的解放。而只有人类解放才是真正的、现实的解放。通过摒弃“市民社会”，立足“人类社会”探究人类解放，马克思主义哲学再次突破以往所有哲学的局限性。第三，马克思主义哲学要求消灭“私有制”，实行“公有制”，实质是消解“所有制”。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资产阶级独占一切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无产阶级则一无所有，其本身没有什么必须保护的东西，因而无产阶级是最彻底的革命阶级。无产阶级只有彻底废除私有制，摧毁压在自己头上的资本主义上层建筑，才能使自身获得解放。“在无产阶级的占有制下，许多生产工具必定属于每一个个人，而财产则归属于全体个人。”[20]所谓“生产资料公有制”在实质上并不是一种“所有制”，而正是因为不为任何人“所有”，所以为每个人“所有”。“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21]马克思主义哲学从来不维护任何一个掌握生产资料的统治阶级，从根本上消解成为统治阶级的物质基础。马克思主义哲学通过消灭无产阶级本身、消灭私有制、摒弃“市民社会”而消灭哲学，解构了自身的同时使“哲学成为现实”。   2．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观对进一步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启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不仅必要而且意义深远重大。当下需要思考的是如何培育出一套切实地发挥“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作用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如何在广大人民群众的价值观践行中促进核心价值观的建构。在这个过程中，至少应该清楚把握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必须呼应大众。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主体。马克思主义哲学把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的现实生活和利益关系作为人类历史向前发展的真实基础。在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时，理论研究者不能把自己视为“剧作者”去导演劳动人民的现实生活，而是要明白劳动人民群众既是历史的真正“剧中人”同时又是“剧作者”，只有切实体察劳动人民的现实生活，聆听他们的真实心声，了解他们的伟大梦想，在建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时才能合适地把握住现实性和超越性，而非只是在人民群众头顶上悬置些无限美好的价值理念。第二，必须立足中国当前所处历史阶段。“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够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22]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观的逻辑在根本上指向的是现实生产关系的变革，但也正如马克思所说，“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23]必须认识到，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就是上面所说的“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这个历史进程将持续相当长的时间，我国把这个阶段定为一百年左右是非常务实和科学的。历史的经验教训有力地证明了这个阶段“推进任何方面的改革发展都要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而且还要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构必须立足于中国当下的历史阶段，而不是好高骛远，企图超越于这个现存的最大实际。第三，必须着眼于中华民族的长远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植根于现实、反映现实，又自觉地导向未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思想体系，同样既具有现实性又具有超越性。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人的伟大梦想，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它的实现需要最广大人民群众发挥力量和智慧，需要几代人甚至十几代人的孜孜不倦的努力拼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能“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在这一长期而艰巨的历史过程中引领整个中华民族生出无限的勇气、创造出无穷的智慧，把梦想变为现实。所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构必须立足现实又怀揣理想，着眼于中华民族的长远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绝不仅仅是纯观念、意义系统内的建设。“意识形态批判的核心问题是打破资本逻辑的支配、是超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统治问题，绝不是纯粹观念世界的变革问题。”[24]核心价值观作为一个社会的主导理想信念，有其现实性和理想性两面。现实性由时代的整体的物质生产水平和各种关系决定，理想性则是在此基础上被赋予的指向性和超越性。在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中，我们当然可以让“思辨欲望得到充分的自由”，但绝不能背转身不去看“粗暴的事实”。若脱离现实社会关系，那价值观建设的指向也不过是退回到了前马克思主义的水平——不得不求助于“最高的直观”和观念上的“类的平等化”。   作者：孙舒景 吴倬 单位：清华大学 高校德育研究中心

摘要：马克思的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是马克思根据两位哲学家思想观点的差别对比，综合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精神来宣扬人的自由意识、个性的全面发展和现代意义上的唯物主义的坚持。其涉及范围很广，选择其中一点，从原子运动偶然性与必然性的观点切入，围绕个人发展偶然性与历史发展必然性这个维度，来解读个人在社会进程中的进步成长与全面发展。

关键词：德谟克利特；伊壁鸠鲁；自然哲学；偶然性；必然性

《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以下用博士论文代称）是马克思的博士毕业论文，也是马克思表达青年时期思想理论的重要著作，同时包含着马克思人生中许多思想的启蒙点，在论文中有很多有价值的观点可以单独加以论述与研究，它对后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也具有重要的价值。

一、原子论中的偶然性和必然性

马克思的偶然性观点的发展源于德谟克利特与伊壁鸠鲁的原子运动之间的分歧。德谟克利特在古希腊哲学中的原子论等同于阿纳克萨戈拉种子说的延伸。阿那克萨戈拉把世界万物的出现与灭绝归结为种子的聚散与分离，相当于每一事物的新生与消亡都源自于种子的碰撞，认为自然万物是由多种多样的种子所构成的，以此彰显了世界万物的多样性；种子的性质也决定了自然万物的性质。德谟克利特将虚空空间添加到原子运动的空间，认为世界的起源是原子和空洞,一切事物的变化都因原子的聚集和分离，没有偶然发生的东西，一切事物的来由都有原因，一切事物的始终也都是必然，这一点与西方基督教的原罪说很相似，相信命定论，而德谟克利特本人也不相信感性世界，把其与真理割裂开来，导致德谟克利特的一生都在求取所谓的真知，是个实实在在的唯物主义者。而伊壁鸠鲁的原子论则是种子说的另一种意义上的解释，强调原子在形状位置上的差别从而才有了自身内部的运动；伊壁鸠鲁继承了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但做了一些改变，认为原子非线性运动而是偏斜运动，他所谓的“偏斜”并不是真正的斜线运动，而是在下落过程中呈现为各种结果的可能性，是原子碰撞偶然性的表现，而且他认为德谟克利特所说的支配统治世界和人类的必然性的东西并不存在，主张反对宗教、迷信带给人们的束缚，是一位坚定的无神论者。伊壁鸠鲁在认识论上也是个教条主义者、独断论者，把感性世界看作是真实的，相信感觉的存在，认为“一切感官都是真理的报道者”。把两位哲学家关于原子论的观点做了对比之后，回归到偶然性与必然性的观点中来，在科学技术还不发达的古希腊时期，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被看作是当时自然哲学的最高成果，认为原子是沿直线运动的，但马克思通过比较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的原子运动方式，提出了与传统不同的观点；马克思更倾向于伊壁鸠鲁提出的原子偏斜运动，认为万事万物产生于各原子之间无规则的任意碰撞，由此引出了“偶然性”观点，超越了“因果关系”的枷锁，代表了对绝对必然性的挑战，在当时很大程度上有着打破命运束缚、高扬追求自由的进步思想。虽然德谟克利特是哲学史上首位提出偶然性这一概念的哲学家，但是对于他本人而言放弃了对偶然性的研究，则更注重必然性的观点，将生活中的一切都归结为必然性；是必然性统治着这个世界和人；人被必然性所支配等等。

二、偶然性与必然性的自我把握

马克思博士论文中所描述的偶然性是突出个体的随机性、倡导人的个性自由；与之相对应的必然性则被看作一种限制、规范，具有浓厚的机械论色彩；随着人文科学的发展，必然性与偶然性被看作一对相互联系的基本范畴而存在。而马克思结合辩证法思想不仅看到了德谟克利特原子论的缺点，而且又超越了伊壁鸠鲁对原子论的解释，从追求个人自由的意义上理解原子运动与必然性、偶然性之间的联系。纵观整个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偶然性与必然性总是被作为一对相应的范畴联系起来。马克思、恩格斯都有相关的具体论述，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中也可以找到相关例证。从原始社会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再到社会主义社会，这种社会变迁、历史洪流对于个人来说是无法把握的必然性，而每一历史阶段的政权更迭，在大洪流中可以看作是变革的偶然性，承认历史发展的必然性，这并不意味着否定个人在历史发展中的积极作用。马克思所倡导的是在必然性的规定下，人要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的作用，使偶然性可以推动必然性往积极方面发展。在整个人类进程中，赫斯曾说“马克思作为人类思想的宝库”，至今仍为受用，可以说是作为了积极的偶然性出现，而且一度在金融危机和国家革命中发挥作用，甚至把握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大方向。就像恩格斯曾说过：“恰巧某个伟大人物在一定时间出现于某一国家，这当然纯粹是一种偶然现象。”同时也会有像天灾、人害的这种消极偶然性的出现，在无法避免的同时也并非全无用处，可以让世人吸取教训并加以警醒，马克思认为必然性与偶然性都是客观存在的，无数偶然性构成了必然性的统一。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持的立场当然是一致的，偶然性突出了英雄人物的功绩，但是也不能一味地崇尚偶然性而忽视必然性，否则就会陷入英雄史观，陷入唯心主义历史观。而且马克思所讲的必然性中的偶然性也绝不是单指个体性格人物的成长发展，而是要求全人类中每一个个体的全面自由发展，他需要全人类的充分和自由发展，所追求的也是必然背后的自我意识的自由。马克思之所以支持伊壁鸠鲁，也是因为伊壁鸠鲁重视人的“主体性”和对“自由精神”的追求，重视人本身的发展，用人的自我意识这个角度去观察这个世界，虽然当时并没有对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间的差别做出明确的区分，但对于当时受黑格尔唯心思想影响的马克思来说，有一个启蒙点思想的发现是很宝贵的。

作者：范永康 单位：曲靖师范学院人文学院

20世纪后期的西方文论发生了“范式”转换，即从对文学作修辞学式的内部研究，转向了文学的外部研究，希利斯•米勒描述道:“而今我们可以问心无愧地回到更富于同情心和人情味的工作中来，论述权力、历史、意识形态、文学研究的‘惯例’，阶级斗争，妇女受压迫的问题，男人女人在社会上的真实生活情况及其在文学中的‘反映’。我们还可以重新问关于文学在人生中和社会里的用途这类实用主义问题。文学理论的关键词不再是传统文学研究所关注的“审美”、“价值”、“经验”和“作品有机体”，而是“符号系统”、“意识形态”、“性别”、“身份/认同”、“主体位置”、“他者”和“机构。以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新左派”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批评、生态批评、散居族裔批评乃至同性恋和酷儿理论为主体的当代西方文论颠覆了以“新批评”为代表的20世纪上半叶“文学性”研究的总体走势，都超出了纯粹“文学的”范畴，以突出的政治性、批判性、反思性、颠覆性、解构性、公共性而强化了文学理论的政治言说维度。对此，拉曼•塞尔登等人提出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观点:“这些理论在全球范围内促进了对一切话语形式的重新解释和调整，成了激进的文化政治的一部分，而‘文学的’(研究和理论)只不过是其中一个多少有点意义的再现形式。，文学理论成为“文化政治”的组成部分，可以说，这一观点深刻地阐明了当代西方文论的实质，进人“后现代”时期的20世纪西方文论的确大规模地走向了“理论化”，走向了“政治化”。陆贵山先生指出:“正当中国新时期的某些学人着意淡化和消解文艺和政治的关系的时候，当代西方社会却掀起了这样那样的论述文艺和政治关系的热潮。这是一个特别值得研究的文化现象。文化政治与当代西方文论的政治化问题已经引起学界的重视，既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也存在不足之处，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①。

一、国外相关研究

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文化政治”为关键词的研究几乎遍及人文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领域，文化政治可以切人文学、历史、音乐、绘画、舞蹈、影视、传媒、出版、教育、翻译、身份、种族、宗教、伦理、阶级、经济、法律、国家、建筑、医疗、科学等各种观念、现象和学科，为之提供全新的阐释和研究视角。但是，从总体上宏观地探讨文化政治与文学理论之关联的研究并不多，尚处于起步阶段。据笔者查阅，最早以“文化政治”为题名关键词的单篇论文是吉拉德•格拉芙写于1973年的((审美主义与文化政治》!文章主要质疑了以超功利、自足、自律为理念的审美主义的纯粹性，即审美主义自身陷人政治和反政治的窘境之中而不能自圆其说。米雪儿•巴瑞特的论文《女性主义和文化政治的定义》被收人1982年的一本文集’，该文强调了雷蒙德•威廉斯在人类学意义上对文化做出的理解，明确意识到文化政治会涉及到意义之争。论文通过考察“女性主义艺术”与“艺术”、“妇女的艺术”的区别，认为艺术作品不能与媒体意识形态的再现艺术相混同，从而得出结论:任意扩大艺术的政治意义是危险的，我们不应该忽视艺术作品的虚构、想象和审美之维，艺术的许多方面不能缩减为意识形态的概念分析。作者在文化政治渗透艺术领域的时尚之中能够做出如此深刻的反省，着实难能可贵。这两篇论文对文化政治文论的研究有首创之功，但都没有清晰地界定“文化政治”概念。成规模的有关文化政治对文学艺术渗透的研究出现于1990年前后。乔纳森•多利莫尔和阿兰•辛费尔德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主编出版了一套“文化政治”丛书②，两位总主编在《前言:文化政治》中明确认识到，在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和后结构主义话语的冲击下，197()年以来英国文学研究与传统的文学研究模式发生了“断裂”，新的“文化唯物主义”研究方式重点关注历史和文化语境、(文化)理论的方法、政治义务以及文本分析，因为“文化意义最终总是政治意义”，故而名之曰“文化政治”。他们强调指出，作为文化政治的文化唯物主义研究方法不再伪装政治中立，“相反，它将其任务定位于改造社会秩序，这一秩序正在以种族、性别、性态和阶级的名义压榨着人民。

显然，这套丛书就是运用文化唯物主义方法研究各种文化现象，并以发掘其政治含义为旨归。莲达•赫哲仁的((后现代主义的政治学》虽然没有直接使用文化政治概念，但主要是研究后现代的摄影、绘画、小说、历史等文化形式的“表征的政治”，关注它们表意实践背后的意识形态编码策略和意义版图的争斗，所以，此书所要探讨的正是文化政治与后现代艺术之间的密切关联。莫克西著于1994年的《理论的实践:后结构主义，文化政治和艺术史》‘，’一书以“表征”、“意识形态”、“作者”为三个关键词，对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符号学理论加以剖析，凸现出这些理论的文化政治功能，打破了传统的认识论艺术史观，而代之以符号学的建构主义的文化观、历史观:一者，处于历史语境中的理论所包含的文化政治含义深刻地影响着历史叙述和知识建构;再者，新的政治观和表意实践会使得文化价值、文化意义观变动不居、不再固定。但赫哲仁、莫克西的著作和上述文化政治丛书的共同缺陷是:有关文化政治对文学理论的影响研究涉及甚少。托斌•希伯斯的《冷战批评与怀疑论之政治》第一次从“怀疑论政治”的角度全面评述和反思了战后兴起的各种批评理论。作者认为，新近出现的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精神分析、新马克思主义等政治化文论以“种族、性别、阶级”为三大主题，克服了新批评、结构主义、解构主义乃至新历史主义批评局限于“学院政治”的弊端，有所贴近现实政治，但还是处于政治隐喻的言说状态，难以落实于实际行动。

希伯斯希望强化文化政治文论的实践性和批判性，要求“后冷战批评”应当加强现实政治关怀，发挥实践功能。从全书来看，他局限于美国一隅，对上世纪60年代以来的西方当代文化政治文论把握得不够全面，且评价过低。格林•乔丹和克里斯•威登合著的《文化政治:阶级、性别、种族和后现代世界》‘川对“文化政治”概念作出较为清晰的界定，他们认为文化政治是文化产品在意义、价值、主体性形式和身份建构方面所体现出的权力关系，关涉文化在阶级、种族、性别、身份等社会区分中所扮演的中心角色。不过，他们放弃了文化的人类学含义，只是指艺术产品，包括音乐、文学、绘画、雕塑、戏剧和电影。作者从20世纪60年代的自由人文主义的文化和教育理论开始，重点分析了文化艺术对近现代西方社会的阶级、性别、种族的分化和抗争所起到的政治作用。此书的缺点是对于“文化政治”概念使用得过于宽泛，按照他们的用法，近代甚至古代时期即已经存在文化政治文论，这就模糊了它的时代性。但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对后现代解构普遍性、元叙事、主体本质和意义的稳固性的做法表示担优，因为后现代欢呼差异政治而容易忽略真正的社会差异，在书的结尾，他们意味深长地反问道:我们是将文化政治当作一项严肃的事业，还是游戏?这种对后期文化政治逐渐脱离经济、制度、权力的忧虑，同晚期马克思主义者，如詹姆逊、伊格尔顿、道格拉斯•凯尔纳、斯蒂文•贝斯特等人的观点倒颇为接近。这也正预示着文化政治随同文化理论一起，在新世纪的“后理论时代”步人反思阶段。2000年前后，随着马丁•麦克奎兰等人编写的《后理论:批评的新方向》、瓦伦丁•卡宁汉的《理论之后的阅读》、让一米歇尔•拉巴特的《理论的未来》、伊格尔顿的《理论之后》等一批著作的涌现，西方文论进人了“后理论时代”。对于文学理论而言，恢复文学的审美、诗性、形式、伦理、价值等被“理论”所遮蔽的层面似乎又成为新的时尚。在“后理论时代”背景下，学界面临的任务是要正确估价和承接“理论时期”所馈赠的政治化文论的遗产，对文化政治与文学理论的深层关联作出新的思考。#p#分页标题#e#

二、国内相关研究

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尤其是新时期以来30多年的发展与建设，是与整个国家经济突飞猛进的发展和社会文化眼花缭乱的转型一脉相承的。在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发展和建设的“泥泞的坦途”中，董学文先生是一位颇具特色、颇不寻常的学者。他充满着独特的理论个性，其理论其思想寂寞而精彩，与新时期以来30多年的时代脉搏共振，却又始终存在观察的距离和批判的张力。他用心血与生命去书写他的这个时代，他又用他的赤诚、单纯、质朴和热烈的信仰，执着得近乎偏执地去守护那个美好的“麦田”，那份越是远离越是渴望的理想。在他的学术生命中，在他的理论耕耘中，始终“表现出一种了不起的理论勇气和不倦的上下求索精神。他带着清醒的学派意识和学科建设意识，以一种始终如一的理论定力和鲜明的理论指向，实践着对理想形态的文学理论的追求”[1]。   一、“回到马克思”、“重读马克思”与思想解放   学界在回望中国新时期以来文学理论的历史变迁时，常常会强调文学“主体性”问题以及文学“审美”问题等对于突破之前“文艺—政治”理论模式的革命和解放意义。这固然是这段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更早的思想解放和文学理论突破却并不是由此开始的，甚至可以说，这些理论的出现本身就是前期文学理论变革的一个继承或者变种。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结束之后，人们面对社会和人的内心世界，如何反思“”中的问题成为当时时代的最大课题。更进一步说，如何认识“”中人性的泯灭与集体的疯狂，认识人性的多面性、丰富性，认识人的多样性需要和欲望的正当性等问题，也逐渐被学界所关注。   但是“，”的理论遗产显然已经没有话语力量来阐述这些复杂问题，而当时的社会现实也并没有一种宽松的环境可以自由地研究和讨论。因此，学界主要从“回归马克思”、“重读马克思”，通过寻找真实的马克思的思想精髓来达到对现实历史的批判，从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的温故知新中去比较和反思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过程中存在的巨大的偏差与失误，而不是从外在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来批判，因而出现新一轮“马克思热”。通过这种新的解读，来解放被窒息了的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和阐释效力，而西方的“主体性”理论、“审美”理论，显然是不可能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中承担这一历史使命的。   正是在这种时代氛围和现实要求中，董学文先生及其同一代的学人，走上了理论的舞台。他们在与时代的互动下，开启了关于中国新时代文学理论和美学的反思与建构。以“重读马克思”的方式来反对僵化的文论格局，这不仅仅是一种文学理论发展的现实需要，也是董先生等一代真诚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自觉的理论选择。这种选择是针对之前现实社会与文化中存在着的某种“离开”马克思（这里指离开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精神与方法）的现象而提出，它试图重新复活马克思主义的活力和生命力。   新时期伊始，文学创作与理论相互发现、相互应和。文学打着“恢复现实主义传统”的旗帜重新起步，以《伤痕》、《班主任》为开端的“伤痕文学”，标志着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开始恢复。与文学创作并行的是理论上的拨乱反正，从最初批判“”的“三突出”谬论，转向突破根基牢固的“文学为政治服务”这一文学观念x，恢复现实主义真实性文学观，使文学自身特征和规律得到重视。在这里，文艺的“真实性”问题、文艺的“形象思维”问题，便不只是两个简单的理论命题，而是恢复马克思主义文艺精神非常有力的理论抓手，承担的是文艺思想解放的爆破口的使命。这里的思想资源自然是来自于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重新解读与阐释，虽然这一过程并不长，但其中蕴含着老中青学者在那样一个历史破冰过程的所有艰辛与激动。   作为当时刚过而立之年的青年学者董学文先生，敏锐地感受到时代大潮的涌动，早在1978年他就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深入阐发来考察文艺与现实的关系问题、文艺的真实性问题，发表了论文《文艺就是要真实地反映现实》（《解放军报》，1978），随后又相继发表了《恩格斯怎样看待文艺的真实性》（《中国社会科学》，1981）、《真实性与倾向性的统一》（《文学知识》，1981）等重要论文，并不断从多个角度，诸如悲剧的历史真实性问题、形象思维与艺术真实的关系等方面，继续深挖经典作家的这些重要思想，陆续发表《也谈形象思维》（《北京大学学报》，1979）、《谈谈马克思恩格斯的悲剧观》（《光明日报》，1979）、《论悲剧冲突的必然性》（《北京大学学报》，1981）、《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的美学问题》（《美学向导》，1982）等一系列文章，为长期僵化的“左”的文论话语注入了新鲜的符合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新成分。   “拨乱反正”总归要回到时代的理论建设中。   因之“，重读马克思”和“回到马克思”当然不能单单是回到书本，也不能是简单地复述马克思的原话，而是要有当代性，要背负时代一切优秀的思想成果，使之与马克思主义的逻辑视界历史地融合在一起。“重读马克思”，是要找寻更切实的理论起点、入口和方法，纠正以往研究中的偏误，以新的科学和实践成果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创造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新境界；“回到马克思”，则是要像马克思那样超越“材料的堆积”阶段，循着科学的方向，提出“自己的问题”和表述这一问题的“自己的方式”，提出有原创性意味的思想和理论。这是所谓“回到”和“重读”马克思的本义所在。因此，正是遵循这种发展逻辑，董学文先生的文艺理论研究很快就打开了一片新的理论天地。也正是从这一点上说，他被认为是新时期以来我国文艺理论界在马克思主义研究方面用力最深、成就最大的学者之一。#p#分页标题#e#   在对马克思主义尤其是马克思恩格斯经典的深入细读过程中，董先生获得了许多新的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理解，形成了一系列富有原创意味的观念、范畴和命题。这突出体现在他的一系列关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体系、形态、方法的描述中，体现在他关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以社会政治经济为逻辑起点的研究范式的变革中，体现在他提出、加以深入探讨并在国内形成重要影响的“艺术生产论”、“马克思考察艺术规律的方法论”、“物质生产与艺术生产关系”等具体范畴和命题中。这些文章，后来于1983年结集成《马克思与美学问题》一书。这是中国新时期以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美学研究的重要的代表性成果，其中提出的理论命题并没有失效，而是在其后的历史发展中生根发芽了，甚至其中的很多阐释到今日也并没有被突破。   而正是由于植根于马克思主义的深厚而肥沃的思想土壤之中，董学文先生的理论探索随着中国社会新的历史发展而不断前行，却又始终拥有自己的“问题式”。   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追求创新和突破成为中国现代化的一种焦虑，追求新变和拓展成了时代的一个文化症候。诸如，学界常说的所谓“文学观念年”、“文艺方法论年”等，似乎一年一个主题，各种思潮和方法，无论是新的还是旧的（但对我国学界而言好像都是“新”的），无论是科学的还是人文的，无论是来自发达资本主义的还是来自南美等第三世界的，都蜂拥而至，令人目不暇给。董学文先生也深刻感受到这一焦虑并且同样在这样的时代中努力参与翻译、传播、消化、吸收、创造的文化生产过程，他先后翻译和编写了多部西方美学、文论著作和马克思主义美学文选x。仔细考察他所编译的西方著作就会发现，他这里不是“饥不择食”地随意展开，而是有非常清晰的理论建构的宗旨，这也就是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艺理论，为实现新的理论建构做准备。因此，在这一译介国外理论的大潮中，他的目光始终比较集中于世界各国关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美学的理解和建设上，无论其是来自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世界，还是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也无论其是科学主义的还是人文主义的，有了一个基本的主旨和红线，所有的思想的营养都是可以也是应该加以吸收的。   而这一主旨和逻辑红线，恰恰是那样一个“嗜新成症”的时代所缺乏的必要的清醒的“拿来”的态度。   二、走向“当代形态”的文艺学建构   “回归马克思”也好，译介国外的理论也罢，其本身都是在积蓄力量，本身还不构成学术研究的最终目的。董学文先生的目的，是为了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美学，是为了阐释不断变化的文艺现实和时代提出的理论命题。也就是说，随着时代的进展，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如何既保持“自我”，又不断超越“自我”，科学地寻求和选择自身发展的生长点和突破口，这是根本的东西。因此，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建构“当代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开始成为理论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而这个风景中，最引人注目的人物就是董学文先生。   这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他是最早也最积极地对“当代形态”文艺理论建构本身进行呼吁和理论探求的学者之一；其二，他通过切实的学术研究大大地推进了这一进程的真正展开。进行符合中国当代现实文艺与社会需要的新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艺理论建设，这是董先生文艺思想发展的自然逻辑，也是这个时代向广大文艺理论学者提出的时代命题。董先生是其中认真从理论上予以思考，并真正付诸理论实践的人。1987年，他较早提出要“建设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当代形态”[2]，希望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和美学要从“经典形态”走向“当代形态”。随后，这一命题在学术界引发广泛的讨论和争鸣，时至今日已经成为当代文学理论学术史的一个重要的话题。   董先生不断地在丰富和深化自己关于这一问题的理论思考y。随后这些思考被进一步地系统化，便形成了他的重要的理论著作《走向当代形态的文艺学》。该书尝试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进行历史反思和“当代形态”的具体建设。在这部书中，他初步探讨了“当代形态的宏观设定”、“当代形态的理论依据”，以及包括“主旨论”、“生产论”、“直觉论”、“文本论”等在内的七个“当代形态的微观展现”。当时就有学者指出：这本著作的作者，把构建文艺学“当代形态”“，上升到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高度”[3]。这部书，成为第一部直接探讨这一具有时代挑战性命题的重要著述，成为此后很多关于中国当代文艺理论建设、关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等理论著述的重要思想资源。当然，该著作的价值和意义，更多地体现在它关于“当代形态”文艺学的理论思考方面，至于“当代形态”文艺学建设的基本的体系框架、逻辑起点与方法论选择、基本命题及其表达、核心概念与范畴等重要问题，在这里还没有全面地展开。   “当代形态”的文艺学到底应该是怎样的呢？把它落实在真正的理论实践中又是一种怎样的面貌呢？董学文先生一直在探索，时隔十年，他从文学理论的畅想与丰富积累中进行了切实的理论实践，并在实践中日益明确自己的理想的文学理论形态，推出另一部力作《文艺学当代形态论》。这部著作，基于我国百年文艺理论发展的现实，深入揭示了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发展成就、性质特征、价值与生命力，揭示了它所遭遇到的严峻挑战和现实难题，细密梳理、深入辨析了当今世界各种文艺和社会思潮及其影响，清晰阐释了“当代形态”文艺学产生的逻辑和历史必然性，论证了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走向融合的历史趋势，明确提出现在已经进入一个“新的综合”的时代，认为这个“综合”也是一种创造，是一个认识深化的过程。可以说，这个著作本身就是一次“综合创新”的实验与结晶。#p#分页标题#e#   该书主要从以下几条线索“综合”各种思想资源，实现了新的理论的创生：一是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思想的研究；二是以建构“当代形态”文艺学为明确目标，实现对古典文论的现代转化；三是充分吸收西方美学和文艺学资源，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资源；四是全面的文艺思潮史和学术思想史的研究，尤其是深入挖掘百年文艺发展的历史过程，寻找建构的思想资源以及历史经验和教训的借鉴；五是展开对文艺学学科本身的理论反思，为创立科学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提供自觉的理论指导。在此前提下，作者通过对文艺本体论、审美的能动反映与主体建构、文学的价值生成与价值取向等一些重大的文艺学基本问题的系统论述和对未来文学理论的发展、21世纪文学走向的展望，具体化了关于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基本蓝图，终于使得学界的理论畅想变为一次实实在在的理论实践。正如有评论者所言，该著作“在我国文艺理论发展史上具有重大的理论与实践意义”[4]。   当我们今天重新回顾该著作的时候，还可以看到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理论倾向，它不但是董学文先生文艺理论的一个未来发展维度，也是中国新世纪文学理论学科的一个基本命题：这就是该著作的清醒的科学意识和对科学形态文艺学的追求。或者说，这其中所呈现出的“当代形态”与“科学形态”之间的内在逻辑，这一点确乎明显地有别于“过去形态”的中国文艺学。在这部著作中，作者极富科学精神和理论反思意识，譬如对于“当代形态”和“中国特色”关系的辨析，对于以马克思主义的“生产”概念作为“当代形态文艺学”逻辑起点的理论阐释，对于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基本原理基础上以“综合创新”作为方法论的判断，都是在历史与逻辑的结合处产生的思想风暴的产物。作者不是在一种似是而非、模糊不清的理论指导下的实践，而是不但有深入的理论思考、系统的逻辑安排，更是有着异常清醒的反思意识，力图使所建构起来的“当代形态文艺学”能够达到科学的高度，恢复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作为文艺科学的本来面目。这也直接开启了董学文先生在新世纪关于文学理论学科科学性的反思和科学学派文学理论建设的努力。   三、文学理论学科反思与科学学派的建构   “当代形态文艺学”建设，是一项没有止境的宏伟事业。它没有完成时，一切都处于正在进行时。   进入21世纪，中国“当代形态”文学理论建设迎来了又一个蓬勃发展的时期。新时期以后的二十几年时间，西方近两个世纪的各种哲学与文艺思想一股脑地被引入中国；本土的古典文艺理论以及现代文艺理论传统，也获得深入研究与拓展，这些都为新世纪文艺理论的“综合创新”提供了肥沃土壤。与西方的文化交流的深化，也进一步催生了我国当代文艺理论建设的迫切心态。更为重要的是，一批与新时期文学理论一同成长，作为新时期以来文学理论的建设者和参与者的学者更加成熟，进入学术研究的高峰期。我觉得，新世纪以来的十年是我国文艺理论发展可以与1980年代的激情澎湃相媲美的黄金时期。董学文先生的文艺理论研究，也在这一时期发展到新的阶段，取得了更为丰硕的成果。   新世纪伊始，国内学界关于文学理论学科合法性的讨论开始初露端倪。董学文先生别开生面的《文学原理》教材的问世，进一步引发国内广泛的讨论。讨论的内容，除了传统的关于文学的一些基本问题如文学本质、文学价值等问题外，还包括文学理论教材书写与教材结构、文学理论的方法与文学知识的关系、文学理论的学科特点和性质、文学理论的学科定位、文学理论与文学现实的关系、文学理论的科学性，等等。《文学原理》一书，是作者基于对当前文学现实和理论现状的问题意识和推进性研究态度，针对新问题、新情况所做出新的阐释，是一部呈现出理论“当代性”的著作。著者贯穿于全书的一个根本指导思想，就是“接着说”，即不拘于陈说，不把研究变成他人理论的大拼盘，而是带着问题意识，质疑、清除那些陈词滥调，分析研究创作与理论现实中真正存在的问题，实现对难题的深入开掘，讲求科学研究的原创性。对真问题的发见与阐释，乃是理论的创造与生长点。该《文学原理》对许多文学基本问题，都能再深入一步探讨，抽丝剥茧式逐层追问“为什么”、“怎么样”，着重分析这些基本观点在文学理论与创作中的阐释效力，实现宏观与微观互动式研究，从而使一些纠缠不清的理论难题获得了清澈澄明的解答。   我始终认为，理论研究需要个性和风格，有“属我”的创造，方能有生命力。这部《原理》处处透射出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的光辉，它以开放的心态融化吸收古今中外文艺思想，在理解的基础上实现自我话语的表述。这种表述不止于简单转述界说，而是针对新现实新问题的创造性运用，是批判的吸收、有机的转化和科学的提升。这种融合之后的创新，根本上改变了学界研究中较为普遍存在的以自己作为他人话语“跑马场”、“观点加例子”、缺乏主体性的弊病。我曾经讲过“：可以说，这是一部站在现代学术前沿，密切结合文学现实，创造性吸收前人理论成果，具有‘自己说’与‘说自己’特色、原创性很强的‘综合创新’之著，是我国文学理论发展的一个里程碑。”[5]十一年过去了，现在反观这部书，它确乎已经成为新世纪文学理论教材的代表作，同时它所引发的关于文学理论学科自身的反思研究，也在随后取得了丰富的果实，开拓出一个新的文学理论的生长点。   进入新世纪以来，从文学理论遭遇到的时代难题与现实挑战来看，随着我国社会的快速发展和急剧转型，尤其是各种视觉图像艺术的迅速普及和无所不在，以及互联网等新兴传媒的迅速扩张，极大地冲击并深刻地型塑着人们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方式。整个文化领域尤其是文学的生产、传播、消费方式，发生了显著变化，文学理论学科的合法性出现了危机。 #p#分页标题#e#   文学的未来命运如何？文学研究还有必要吗？文学研究如果还能存在下去，那应探讨些什么问题？文学或文学理论是否需要“扩容”、“越界”？“扩”些什么？“越”向哪里？学界关于这一讨论十分热烈。但是从总体上看，或者过于纠缠于大时代的社会变迁所带来的影响，强调文学理论应该服务于“日常生活的审美化”，或是以大而空的“战略转移”为目标，提出各种各样的“转向论”。例如，有人提出“走向大文化”，以此来为文学理论的困境解围。可是，诚如黑格尔所言“：哲学所要反对的，一方面是精神沉沦在日常急迫的兴趣中，一方面是意见的空疏浅薄。精神一旦为这些空疏浅薄的意见所占据，理性便不能追寻它自身的目的，因而没有活动的余地。”[6]从这样的哲学或理论的精神实质来看，文学理论学科在新世纪面临的前所未有的危机，固然可以从文学的边缘化中找到根据，但是，学科内部知识的断裂和整合应当还是主要的原因。因此，立足于时代的现实与审美文化语境对中国文学理论进行理论反思，对文学理论学科性质、功能、对象、研究方法和发展规律作本体性考察，研究解决“文学理论是什么”“，文学理论何为”，如何看待这门学科的性质等根本问题，就成了当代文学理论学科健康发展的前提性难题。   董学文先生一方面很早就敏锐地感受到这一时代问题，世纪之交前后就已经开始对这些问题做具有“元理论”性质的系统思考，形成了一系列关于文学理论学科的反思研究成果，既有基于对文学理论遭遇的现实挑战的分析研究，也有更高的科学哲学意义上的关于文学理论的根本思考x。另一方面，如前文所言，这也是董先生关于“当代形态文艺理论”的理论思考和实践必然会有的逻辑发展。2004年，他出版了具有学科开创意义的《文学理论学导论》一书。所谓的“文学理论学”，也就是关于“文学理论的理论”“，它不是企图对文学作品做出另一种解释，而是要促使我们对文学理论话语模式的规则和运作方式加以理解”[7]。“文学理论学”这一概念表明，它是对文学理论的一种反思性认识，是以思想本身作为反思内容，力求思想自觉其为思想。从哲学上讲，就是一种“元理论”，即以理论为研究对象，研究理论的性质、特征、形成与发展规律。这里，作为具有“元理论”性质的“文学理论学”，是文学理论学科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是对文学理论学科危机的一种科学的探究与内在性反思。   《文学理论学导论》所讨论的内容，是新颖独特而富有理论穿透力的。譬如，对“科学”概念的新解以及对文学理论科学性的阐释，对“文学理论”命名以及学科位置的解答，对“文学理论主体”范畴的引入以及文学理论的价值主观性与知识客观性关系的辩证分析，以及在文学理论的“生成动力”、“理论引力”和“亚理论”等概念的基础之上，对“理论的生成与转化”内在机制的深入讨论，都是别开生面，高屋建瓴，远不是热闹的就事论事，或者茫然失措、四处“转向”的研究所能比拟的。   从而，学界评价该书是“移动思维，别有洞天”。可以这样说“，在文学理论研究面临转型，理论资源需要重新整合，理论生态迫切需要改善的背景下，《导论》的问世是理论研究思维方式的转型。它形成的是一种关于解释的解释，体现出来的是一种理论探索的勇气和有气魄的真正的理论超越性。在‘文学理论学’这一新学科内，文学理论的诸多热点、难点问题都可以找到较为彻底的解决途径”[8]。正是在董先生的影响下，一个颇具声势的文学理论“科学学派”，在最近十年逐渐形成了。“科学学派”的形成，反过来又将以更大的力量推动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良性发展x。   从思考的结果处看“，文学理论学”学科是董先生关于文学理论的“元理论”性质的反思，呈现的是一种形而上的理论建构，但实际上，董先生并非只是进行形而上的玄虚的思考，他始终将自己的思考不断地与文学理论的历史事实相呼应，在二者的互动中把握理论实质。同时，他还努力将这种“元理论”性质的思考真正转化为一种面对文学理论的历史事实和中国复杂文学理论现实的一种阐释、反思与判断能力，一种在“破”与“立”的辩证张力中实现对理想的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新的建构力量。   换言之，他以构建起的“文学理论学”去检查、辨析、判断、审思中西方各种文学理论的历史发展变化，尤其是其中所蕴含的当代文学理论建设的历史财富。譬如，他据此形成了关于西方文学理论史写作的新思路新理解，从根本上改变常见的哲学、美学、社会学、思想史等无所不包的西方文学理论史写作模式，强调应该写出“文学理论”的历史，应该突出其理论性质，挖掘其中对当代文学理论建设有价值的“细胞核”y。在《文学理论学导论》一书中，他也尝试以这种“元理论”的思想成果去解读和评判韦勒克、沃伦的《文学理论》、波斯彼洛夫的《文学原理》等具体的外国文学理论主张及其得失。再如，他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研究，始终强调其立场、观点、方法的三位统一，强调其作为思想和行动指南的意义，强调以马克思式的思考方式去面对历史和现实材料z。   既然以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新形态的建设为其理论研究之鹄，董学文先生格外强调对于百年现代中国所形成的文学理论传统和当代文学理论建设现实实践的经验教训的反思与总结，贯穿其中的理论判断力同样源自他的“文学理论学”研究。   他曾回溯到20世纪初中国现代大学诞生以来中国传统文学理论的转型和现代文学理论的发生、成长、变化的历史语境中，深化自己关于文学基本问题和文学理论自身存在的本体性反思，尤其是从近百年来中国文艺理论课程与教材建设的历史图景中，在逻辑与历史的融合视野下，把握文学理论学科的性质、特点以及演化规律。同时，他以“文学理论学”的思考来反观各种现代文学理论教材对中国当代形态文学理论建构的真正意义{。此后，他集中力量对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和美学中的一些思想观点和价值倾向进行分析、研究和评判。在我看来，这些都可以被看成是董学文先生对于“文学理论学”研究的具体运用和相关思考的进一步深化。#p#分页标题#e#   这里，董先生对于在当前学界影响较大的一些理论主张和倾向做了重点的分析解剖，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其一是关于“审美意识形态”论的反思与批评，进而深入讨论文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审美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文学与审美的关系，以及“文学作为可以具有意识形态性质的审美意识形式”问题|；其二是关于“实践存在论美学”的反思与批评x，牵涉的内容相当丰富，既有关于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对“本体”、“实践”的理解问题，也有关于海德格尔存在论的评价问题；既有马克思主义与存在主义的关系问题，也有将马克思的“实践论”与海德格尔“存在论”两种理论嫁接形成的“实践存在论”作为美学范式是否可能的问题；既有对中国当代美学演化路径的分析问题，也有对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化的判断问题。总体来看，这些论争对中国美学、文艺学的发展是非常有意义、有价值的。这些论争对于争论双方来说，都在不断地打开自己思考的面向，促使自己的理解和阐释更加深入和精准。并且，这些争论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学界常见的似是而非、模棱两可的非科学态度，把文学理论和美学研究拉到科学研究的道路上来，在科学性的维度上思考各种理论和思想的价值、意义和局限性。这也是我们超越这些争论本身所能看到的学科发展的方法论意义。   文学理论不是不可衡量的纯粹主观的东西，不是私产，它是历史的产物，也是时代的回声。因而，它具有相对客观性的衡量标准，而且只有在“理论家共同体”中，各种理论与思想的真理性也才会得到敞亮，否则，所有的思考都只不过是一些琐碎的意见而已。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说，我们希望在学术上真正实行“百家争鸣”，这是美学和文艺学健康发展的必需的理论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