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经济学范例

一、科技革命的推动与资本主义的历史地位

（一）国外学者的研究

面对挑战和质疑，以都留重人、莫里斯•多布等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们给出了相应的回应和思考。莫里斯•多布认为，对待资本主义既不能断言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也不能认为资本主义已进入一个全新的制度，虽然国家作用在增强，技术进步在加速，但这些不能“在任何意义上证明‘新阶段’言论的有效性，或者在任何基本方面改变我们对资本主义作为一个制度的评价和对其未来的估计”。S.都留重人同样认为，战后资本主义国家虽然实现了经济的长期繁荣，但却是以巨大的浪费为代价的，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并没有发生显著的变化，因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性质不会改变。于尔根•哈贝马斯认为，有组织的或国家控制的资本主义并不能完全消灭经济危机，利润率下降规律仍然在起作用。Y.A.克隆罗德否认资本主义国家能够抑制资本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作用，他认为，尽管资本主义国家的作用大大增强，但世界范围的经济危机仍然不能避免。就在关于“资本主义发生变化了吗？”的讨论如火如荼进行时，资本主义的快速增长和繁荣发展戛然而止，随之而来的是20世纪70年代的以石油危机为代表的一系列危机的爆发。平稳而快速的增长被“滞胀”所替代，社会累积多年的矛盾以信贷危机、经济危机、生态危机、战争危机、价值危机等形式不断地爆发出来。危机的爆发和劳资关系的破裂引发了西方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热潮，英美等国家开始涌现出一些颇具影响力的马克思主义流派，如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后现代的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垄断资本学派和市场社会主义学派等。这些学派都从各自关注的视角对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资本主义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和批判。例如，美国左翼代表人物保罗•巴兰和保罗•斯威齐，用经济剩余增长规律代替马克思的一般利润率下降规律证明了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客观性和周期性，他们指出，在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不断增长的经济剩余总量由于无法找到出路，决定了当代垄断资本主义经济趋于停滞的客观趋势。后现代的马克思主义重要代表人物，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戴维•哈维认为，资本主义虽然通过转变资本主义积累方式，即从“福特主义”积累体制转变到“灵活积累方式”，基本摆脱了20世纪70年代经济危机的困扰，但这种转变更像是转移，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的性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规律仍在继续起作用。

（二）国内学者的研究

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宋涛教授在他的著作《当代帝国主义经济》一书中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科技革命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普遍发展，是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两个重要的出发点或历史条件，虽然科技革命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调整，但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这一经济基础，不能改变追求高额垄断利润这一经济运行的根本目标，因而不可能真正从根本上解决整个社会经济运行的无政府状态，更克服不了由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引起的经济危机，更改变不了其必然灭亡的命运。顾海良教授认为，帝国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的过渡阶段的历史地位，并不会因为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而改变，但是这种过渡的进程以及向社会主义的过渡的形式和路径，显然可能有多种选择。这是因为：科技革命导致生产的社会化程度有了长足的发展，科技成果的社会化应用已经并将更快地改变生产方式。所以，研究科技革命给现阶段及其继续发展的资本主义所带来的变换，并对此作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解释是极其重要的时代课题。徐崇温教授认为，“在如何认识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问题上，既要看到这些新变化在延缓资本主义的覆灭、延长资本主义的寿命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又要看到酝酿和加剧资本主义矛盾方面的作用。要从总体上看到，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没有也不可能改变在经过一个长过程的发展以后资本主义最终必然被社会主义所取代的历史命运。”

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社会主义的发展

在落后的国家首先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一大创新。但如何在这样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却是历史留给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具有实践性意义的重大课题。列宁在俄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科学地认识到：俄国还不具备从小生产向社会主义直接过渡的条件，它必须经过资本主义及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这一中间环节，这是小生产自发发展的必经阶段。列宁未能见到过渡时期结束后的社会主义社会，未能提出和解决社会主义社会是否存在商品生产的问题。斯大林虽然也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商品生产，但是他认为商品生产的活动范围仅限于个人消费品，生产资料不能进入市场交换。因此，斯大林的理论是不彻底的“半商品经济论”，不能真正解决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市场关系的根本问题。

摘要

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中，人才是生产过程中最积极最活跃的因素，是价值创造的主体。由于对“专门性人才”的教育培养投入能够产出更多的剩余价值，因而资本家也关注劳动力人才的培养。但资本家对劳动力人才的教育培养是受投入产出比限制的，并非旨归劳动者的个人发展，因而不可能培养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才。马克思基于政治经济学中原理对人才本质及其培养的分析无疑体现出超前的战略眼光，对当下我国的专门性生产人才的培养和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

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人才;价值;启示

人才历来就是生产过程中最积极最活跃的因素，马克思曾深刻指出，“我们的能力是我们唯一的原始财富。”在政治经济学理论中，马克思深入分析了人才在价值生产中的作用。在剩余价值生产过程中，作为劳动力的人才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对于资本家而言，劳动者技能越娴熟，所创造的剩余价值就越多。因此，为了产出更多的剩余价值，同时也为了使剥削活动更加隐蔽化，资本家开始关注“专门性人才”的培养。但资本家对工人的教育培养是受投入产出比限制的，他们并不真正关心工人的全面发展问题，因而必然培养不出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家人才教育培养本质与局限的批判及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新人才观的建构，对当前正处在转型升级中的我国而言，无疑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视域中的人才思想解析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著作中虽然没有关于人才思想的独立篇章，但却隐藏着丰富而又深刻的人才思想。在政治经济学视域中，马克思认为，人才是具有高创造力的价值生产者，但高层次的劳动人才不是天生的，需要后天的教育培养，实现自身的全面而自由发展是劳动力人才发展的长远目标。

摘要：供给侧改革是中央基于中国现实国情对国家治理思路做出的重要转向，着力从供给和需求双向发力，双轮驱动经济增长。供给侧改革的提出不仅有其现实基础，还有其深厚的理论渊源，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结果。通过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再思考，为深入开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研究提供理论启发。

关键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供需错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所谓供给侧改革是指从供给侧入手，针对经济结构性问题的制度性矛盾而推行的改革。[1]2015年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上首次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强调要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2]其目标就是面对我国新常态下供需错配的复杂经济状况，推动产需匹配拉动经济增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仅是今后一段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指向标，引导着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而且也具有极大的理论意义，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和发展。

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现实需求

1、解决供需错配问题的需要

1978年以来，我国经济一直保持着中高速增长，是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但是在物质生产和财富积累迅速增长的同时，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也面临着越来越多的问题和困难。（1）产能过剩。市场经济在供求规律、竞争规律、价值规律的作用下调解市场供求。由于长期的利润和GDP驱动，中国政府主要通过拉动需求刺激生产，钢铁、煤炭企业不断增加产能扩大供给。但我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市场经济不完善，加上市场调节功能自身的弊端，导致供求不平衡。行业自律机制不健全，地方保护主义风行也加剧了产能过剩。另一方面有效需求不足：我国目前仍有大量贫困人口，支付能力有限，购买力不足。因而，我国应从供给和需求双面发力，双轮驱动推动经济增长，加强政府宏观调控能力，弥补市场缺陷，并在经济领域进行一次彻底的结构性改革，解决制度性矛盾。（2）有效供给不足。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科技含量高、具有自主产权、能够满足消费者高端需求的物质产品明显不足。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居民消费水平的提升，海外购买高档消费品成为消费常态。据统计，2015年中国游客海外消费约1.2万亿元，买走全球46%的奢侈品。同时，因为国内产品的品质安全问题，国外高质量、性价比较高的一般消费品也深受中国消费者喜爱。在我国居民消费水平提高的同时，产业结构却没有做出相应的调整，有效供给不能适应和满足需求结构变化后的市场需求，影响着消费结构升级。因此，一场针对经济结构的制度性改革势在必行。

2、新常态下经济结构转型的需要

〔摘要〕宏观经济学经过八十多年的发展，其重要进展体现在模型动态化、引入理性预期、为宏观理论建立微观基础、对总供给行为进行详细刻画等方面。但是，宏观经济学仍存在加总的理论基础不扎实，重要经济结构没有引入宏观模型，重要经济、政治制度的理论刻画仍不深入等不足。实证主义和证伪主义科学哲学在20世纪初的快速发展是导致主流宏观经济学出现上述进展与不足的重要原因，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作为古典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分析框架和方法能够为主流宏观经济学的发展提供重要借鉴和启示。因此，宏观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相互借鉴，是促进主流宏观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进一步发展的重要途径，也是推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重要方向。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主流宏观经济学;政治经济学

一、宏观经济学的起源与发展历程

凯恩斯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使宏观经济学成为经济学中相对独立的学科方向，为现代宏观经济学的传播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凯恩斯认为市场在短期中存在失效的可能性和机制，并提出增大公共支出的需求管理政策可以使经济复苏。更为重要的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为政策制定部门提供了一个计算政府支出和税收对经济行为影响的数量方法。此外，凯恩斯为突出一些重要变量(例如就业、收入、利率和价格)在给定时点上的同时决定，不再强调宏观理论的动态性。因此，在一个静态模型中直接研究总量行为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严重不足，将模型动态化并为宏观模型寻找微观基础是许多宏观经济学家在20世纪下半叶所做的主要工作。20世纪60年代，以Hicks和Samuelson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学派进一步补充和完善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而同时期以Friedman为代表的货币主义学派则首先对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提出质疑。新古典综合学派认为，凯恩斯主义理论解释了存在价格调整障碍时，经济冲击和政策干预对经济的短期影响和机制，传统的新古典理论则对价格能够灵活调整时长期经济运行给予了正确解释。因此，新古典综合学派认为，宏观经济理论与微观经济理论之间能够相互兼容。货币主义学派对凯恩斯主义理论提出了三点根本性批评:首先，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过于强调财政政策的作用，忽略了货币供给也是总支出的重要决定因素。其次，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仅考虑政策的短期效果，货币主义学派则强调需求管理政策在长期无法影响实际收入和就业。最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作为静态模型忽视了预期对宏观经济运行重要影响，货币主义者强调在结构方程中预期发挥着重要作用。20世纪70年代，理性预期革命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快速发展对宏观经济学产生了重要和深远的影响。Lucas和Sargent的研究认为，预期对各经济主体的行为具有重要影响，将理性预期引入宏观经济学理论建模具有重要意义。更进一步，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将具有微观基础的跨期一般均衡理论引入宏观经济模型，并认为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所使用的宏观经济计量模型存在不恰当之处。Lucas［1］认为这些计量模型无法识别经济中存在的真实经济结构，由于公众对未来的预期会改变其行为，所以，当经济政策调整后，仍假定经济中重要结构和行为不发生改变，就无法对政策和经济运行进行正确分析。20世纪80年代，Kydland和Prescott［2］、Long和Plosser［3］创立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并对宏观经济理论做出如下三点重要贡献:首先，经济周期是经济对外生冲击最优反应的结果，不是市场机制的失败。其次，该理论将波动模型建立在跨期一般均衡模型基础上，并给出了模型数量化的方法。最后，该理论强调对供给行为的建模，供给决策是宏观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通过假定供给对需求变化具有完全弹性，从而忽略了总供给行为对宏观经济的重要影响。20世纪90年代，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获得快速发展，并逐渐成为目前最重要的宏观经济分析框架。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综合了真实经济周期理论与“新凯恩斯”模型的特点，采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并将不完全竞争、价格调整障碍引入理论模型，并对各要素市场的价格决定机制进行了详细分析。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借鉴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观点并将它们融入一个完整模型，并进一步对经济波动和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和传导机制进行详细建模。由于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模型是具有坚实微观基础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并引入垄断竞争、价格和工资粘性、理性预期等特征，因而该模型是目前研究经济波动和宏观经济政策最重要理论框架。

二、主流宏观经济学的重要进展与不足

1.主流宏观经济学的重要进展

作为主流宏观经济学，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理论构建、模型处理、基本假设、主要结论以及模型包容性和可扩展性都超越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并综合了宏观经济学各流派的主要观点，主流宏观经济学的重要进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中为宏观经济理论建模。作为宏观经济学家最为关心的三大问题，即经济增长、经济波动和宏观经济政策，本质上都是一个动态问题。首先，经济增长理论中核心问题之一是最优储蓄决策，该问题就是一个典型的动态决策问题，拉姆齐模型就是在一个无穷期动态框架中分析行为人的最优消费和最优储蓄决策问题，而拉姆齐模型与真实经济周期模型、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具有天然的内在联系。其次，作为研究经济波动的主流宏观经济模型，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模型在一个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框架中为家庭决策行为和企业最优定价行为进行理论建模，并通过动态规划等动态优化方法求解模型。最后，现代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特别关注政策动态不一致性对其有效性的影响，由于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框架是一个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因而在该框架中研究政策的动态不一致性具有天然便利性，并认为对未来政策行为做出可信的承诺是提高政策有效性的关键。因而，将静态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模型扩展为动态的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模型是主流宏观经济学最重要的发展之一。第二，将理性预期引入宏观经济学，并对宏观经济理论建模、计量模型设定与评价和宏观经济政策制定产生革命性影响。早期宏观经济理论，如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和新古典综合宏观经济学，通常为静态模型并较少考虑行为人预期对经济运行及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Muth［4］首先将理性预期引入经济学分析，Lucas［1－5－6］则在20世纪70年代将理性预期引入宏观经济学模型，证明这一方法能够成功应用于宏观经济政策研究，并指出这对于政策效果的计量评价具有重要意义。Kydland和Prescott［7］在Lucas相关研究基础上，首先提出经济政策制定不是与自然而是与理性经济行为人的博弈，当经济行为人是理性且具有前瞻性时，政策制定者就受到社会公众当前和未来行为选择的约束。因此，最优政策的制定需要考虑社会公众当前与未来的行为选择。第三，为宏观经济学建立完整、稳健的微观基础。凯恩斯经济学和新古典综合宏观经济学最重要不足是从总量假设出发研究总量关系，在Lucas［1］提出“卢卡斯批评”之后，宏观经济学家达成共识，即一个好的宏观经济模型应当具有微观基础，总量行为关系应该是从微观个体的跨期最优化行为中得到。随后的宏观经济学，如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和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均是从家庭和企业等经济行为人的微观主体出发建立。从微观基础出发为宏观经济理论建模最重要的吸引力在于，它提供了一个通过对深层次结构参数分析的框架，这些结构参数不会随政策的变化而改变。因此，这一研究框架可以有效回应“卢卡斯批评”，同时，该研究框架可以对宏观经济政策的福利影响进行讨论，从而使宏观经济学自身获得了更科学的基础，其逻辑一致性更强。第四，对宏观经济的供给面进行更加详细的刻画。总供给是每个一般物价水平上经济体愿意并且能够提供总产品和服务的数量。早期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新古典综合经济学和货币主义学派讨论的重点是总需求管理，以Lucas为代表的理性预期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更加强调总供给行为的微观基础，并在分析中强调供给冲击对总供给行为和经济波动的影响。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则进一步强调理性预期和微观基础对总供给行为和宏观经济政策有重要影响，并认为市场不完全和价格调整障碍会导致经济调整至自然率水平的速度变慢。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从微观基础出发将总供给影响因素扩展至包括生产成本等多个方面，使理论模型的供给面能够解释更加丰富的宏观经济现象。

【摘要】

近10年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国内经济学教育中逐步沦为边缘地位，然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仍然具有其生命力。本文即从“实践论”角度分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对于现代经济学教研科研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教学科研；实践标准论

一、前言

1978年至今实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我国逐步实现了走向世界，全面开放，融入国际政治经济文化体系，积极参与国际竞争与国际合作，成为“地球村”中具有广泛影响力的重要一员。其中经济改革一马当先，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些成就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国实行的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将政府宏观调控与市场经济中市场配置资源有效地结合起来。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则因为其作为计划经济的理论基础，淡出了中国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范围。然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全部，是一个具有内部自洽逻辑体系的理论体系，其在经济学理论中属一家之言。其到底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指导实践、在什么时候指导实践、要不要进行理论创新以符合实践需要人们根据“理论结合实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断对理论进行检验与修正。

二、“实践论”对经济学教研的指导意义———理论与示例

摘要: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是人类探索客观世界和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积淀下来的成果,两者既非完全对立,也非完全统一,而是对立统一的。正确研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分歧,解析两者间的联系和结合之处,既能科学地说明两者的本质关系,又能有效地解决具体问题,提高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兴趣和实效性。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异同

政治经济学作为一个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中占据着极端重要地位的学科，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由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本身的重要历史地位与政治地位，所以人们通常会在研究中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做以区分，挖掘其中的个性和共性。而且，搞清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区别，对于正确看待这两个不同的经济学说以及正确理解和处理当前经济体制改革中的矛盾来说，都有很大的意义。首先要说明的是，本文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指马克思的《资本论》学说，西方经济学是指从19世纪70年代边际革命以后到目前西方资本主义世界所发展起来的占主流地位的经济学说，以塞缪尔森、斯蒂格利茨、曼昆等人的《经济学》为代表。

一、起源与轨迹差异

众所周知，古典经济学是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两者共同的起源，其代表人物是英国人亚当•斯密。亚当•斯密在其经典著作《国富论》中以劳动分工为起点，详细地研究了资本主义发展初始的分配规律和生产模式。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都认为亚当•斯密为自己提供了思想的灵感和来源，只是这两个经济学在后续的发展和继承中走上了分岔路而已。马克思认为，亚当•斯密在描述关于资本主义经济的问题上是准确的，但受限于他的时代，亚当•斯密没有看到资本主义制度生产关系发展将被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取代这一历史规律。马克思通过改进这一学说使之能够伴随历史进步而坚持其正确性。但西方经济学家们在亚当•斯密原有理论基础上，通过对思想具化和数学建模的方式对古典经济学中的缺陷不断修缮完善，像类似不对称信息、外部性理论等，类似凯恩斯主义则是回应经济失灵现象。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只是从不同的视角对亚当•斯密的理论做了发展完善，它们只是在同一理论源头发生而形成的不同理论。

摘要：改革开放四十年创造了中国经济高增长的奇迹。然自2012年以来，受人口红利的消退，“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累积等一系列因素的深刻影响，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面临着一场结构性的危机。在问题倒逼的国情背景下，党中央审时度势，适逢其时地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本文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域，试图解答三个重要研究问题，以此进一步把握供给侧改革的方向和脉搏。

关键词：供给侧改革；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解读；引领

2017年10月18日，在党的报告中明确指出：“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需坚定不移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全党全国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再一次被提及。笔者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域，立足中国当下实际，作如下思考：

一、为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高举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旗帜？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重要组成部分，是科学的政治经济学。回溯历史长河，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发展、改革并取得一系列光荣胜利的背后，无不闪耀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伟大旗帜的光辉，它成为我们的主流经济学是历史和人民选择。从中国自身的经济发展状况来看，中国改革开放近四十年，在市场经济的道路上也走了二十几年，当下的中国经济呈现出了市场与资本叠加的面貌。公共的生产资料和大量的私人资本并存，使得中国当下的经济状况更加符合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做出的分析。因而，运用政治经济学原理来指导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更符合当下中国的国情，具有无可比拟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从资本主义自身发展来看，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决定了其自诞生之日起便走向消亡。自1825年英国爆发第一次经济危机伊始至今，资本主义世界仿佛走上了一条不归路，在每一次繁荣之后便是萧条。回望资本主义国家的历次救市，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迷信西方资本主义那一套没有出路。

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如何解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马克思指出，社会生产总过程由四个对立统一、互为联系的环节构成，即：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其中，生产和消费具有辩证关系，前者对后者起决定作用，后者对前者具有能动的反作用，这就要求我们在注重生产的同时不能忽视消费的作用。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观点来看，在看待经济发展问题时，供需不应分离，二者是有机的统一体。供给侧改革强调“供给侧”，但这并不意味着无视或轻视需求端的作用。当下，企业活力不足是造成中国经济下行的直接原因，造成企业活力不足的原因主要是企业的商品和服务没有消费市场，而这绝不仅仅只是供给一端的问题。要认真贯彻落实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科学谋划，统筹兼顾的工作方法，“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经济方能健康发展。

摘要:在新时代的背景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逐步被中国特色化，同时还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的实践活动相互结合，互相促进，不断发展，对我国的经济和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的发展都起到了促进的作用，用中国式的智慧促进了其经济学的发展和运用。本文通过对市场经济、社会发展以及现所处的阶段进行全新的认识和分析，对其政治经济学进行更深入的探讨。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经济;市场

对于政治经济学而言，不同的国家、不同的世代其发展特性是各不相同的。随着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及深化，进入了发展的新时代，已经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这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特色化，并与时代共发展，与中国的国情和经济实践紧密结合，互相促进所分不开的。对彻底否定其社会主义制度的错误主张予以抵制，同时也对跨越阶段时所面临的错误观念策略予以摒弃和改近，运用了中国式的智慧对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学以及中国的经济发展起到了推动的作用，同时也为其他国家运用其政治经济学理论提供了参与方向。

一、概述

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根据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及其矛盾运动，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其理论基础，并为其提供指导方法，概述了社会进程的发展。

(一)生产资料

在一个生产力高度发达，已经没有了阶级和国家的共产主义社会，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将会被实行，人与人之间的关联将变成自由发展的联合体，对阶级以及阶级对立的旧体制进行了摒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