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经济理论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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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经济理论

经济发展模式下低碳经济论文

1低碳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的主要内容

1.1传统经济增长模式向低碳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

低碳经济发展模式首先是在科学发展观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以人为本、注重统筹规划全面协调发展的新型经济发展模式。在低碳经济发展模式中首先确保了环境资源的循环利用,充分利用了环境资源的深层价值,提高了利用效率。面临环境污染、资源浪费等多方面问题低碳经济发展模式无疑很好地改善了环境问题,提高了资源的利用率,真正做到了保护环境、节约资源的经济发展模式。其次,低碳经济发展模式着重指出了节约的重要性,采用低投入、低开采、低排放的发展模式,做到最少资源的最大利用。最后低碳经济发展模式很好地调节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协调发展,充分模拟生态系统的运动规律与方式,在增强我国经济实力的基础上确保了资源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形成了良性循环。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的各项工业百废待兴,经济发展更是停滞不前,促进经济的增长成为当时的迫切需求。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主要采用了高投入、高开采、高污染的生产方式,但是由于思想理念以及科技手段的落后导致了低效率的弊端。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虽然给环境资源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但是客观性来讲对于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经济的发展发挥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而伴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人们观念的提高,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不能更好地满足人们物质文化方面的需求,很难在国际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因此,转变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采用新型的低碳经济发展模式,大力提高资源利用率以确保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尤为重要。

1.2传统经济理论向低碳经济理论的转变

伴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与进步经济理论也得到了不断的创新与完善,但是就其根本的理论观点来看经济理论并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仍然停留在传统经济理论的基础上。传统的经济理论认为要想获得生产,首先必须要经行人力以及货币的投入。传统的经济理论认为任何商品都具有价格以及价值,但是自然资源天然、流动的特征在传统的经济理论中认为是没有价值性以及价格性可言的。这种传统的理论导致生产者对于环境资源的过度利用与开采,严重阻碍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显然这种传统的经济理论已经不能满足社会的需求,适应社会的发展,这就要求我们尽快完成传统经济理论向低碳经济理论的转变。在低碳经济理论中,资本的投入不仅仅包括人力以及货币的投入,自然资源的投入将成为很大的投入部分。因此环境要素与经济的建设产生了密切的联系,并且参与到了各项经济活动中,从很大程度上提高了人们对环境资源的重视,提高了资源的利用效率,更好地促进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2走新型工业道路,促进低碳经济的快速转变

2.1大力推广清洁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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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城市理论下的循环经济论文

一、生态城市建设的重要意义

很多发展中国家在发展过程中,由于沿用传统的发展策略和发展模式,消耗了大量的资源,并在环境方面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依靠粗放经营,单纯追求经济增长,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城市化、工业化进程,并在一段时期内带来了繁荣,但是也出现了一系列严重问题,如人口膨胀、能源紧张、粮食短缺、生态环境破坏等。面对日渐脆弱的生态环境,很多发展中国家进退两难,已走入未来发展的关键时期。改革现有的发展模式,寻求新的发展战略已成为解决这一发展难题的唯一出路。城市作为人类重要的聚居地,承受着沉重的人口压力,在整个社会发展过程中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地位。城市在经历了以自然为本向以人为本的发展转变之后,再次向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发展方向进化。面对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间两难境地,走生态化、可持续化发展道路,大力倡导生态城市建设已经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生态城市建设是未来城市发展的重要阶段,也是人类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崭新思路。

二、循环经济理论应用于生态城市建设的必要性

循环经济理论应用于生态城市建设的必要性主要表现在如下几点:

(一)自然资源的稀缺性

随着各项科学技术地不断创新,人们极大拓展了自然资源的利用深度和广度,并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整个社会的发展。但是,自然资源并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正是由于自然资源的有限性、稀缺性,使得在生态城市发展过程中不得不正视资源使用的持续性。循环经济正是在“3R”原则下,为资源使用效率的提高提供了可能。另外,它还在一定层次上促进了社会产业结构的重组和优化,提升了环境质量以及人们的生活质量。

(二)生态城市建设的高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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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经济下生态旅游进展

 

循环经济理论的产生是基于20世纪全球高速推进的工业化所形成的一种单向度、线性的“高开发—低利用—高排放”的增长模式的一种反思,是对过度工业化所造成的生态危机的一种自觉的克服和抵制。在循环经济理论视野下,经济活动被理解为一套物质资源循环往复的流动过程,即“物质资源—劳动产品—消费产品—循环资源”,而这一过程所遵循的是“节制开发,高效利用,限制排放”的原则。这一全新的经济发展模式顺应了现代社会文明、集约型发展的大气候,是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正处于工业化转型期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不可多得的创新思路。我国西部地区作为经济后发地区,完全有必要顺应这一形势,在迎接工业化发展的同时,积极发展生态旅游产业,以循环经济模式推动整个经济社会实现内涵式增长。   一、循环经济理论对西部地区生态旅游发展的指导意义   (一)循环经济理论指导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和生态三大效益的实现   “循环经济理论摒弃单线程发展理论的那种完全以经济效益实现为唯一目的的思路,而以全面的、可持续的视野构筑了经济、社会和生态三大效益的共同实现目标。它所主张提倡的经济发展模式内涵是和谐共处的经济发展与生态系统关系格局,而实现这一格局的基础在于要求节制资源开发使用、提高资源利用次数和效率、对资源废料的回收利用等。”[1]从这个角度来讲,西部地区要实现三大效益,就必须要以循环经济为基本的指导。首先,西部地区开发过程中由于要严禁至少尽量减少对原生态自然资源的破坏和过度低效利用,要秉承一种保护性开发的态度对待生态资源,并通过强有力的措施诸如一票否决制等进行严格控制,严肃惩治那些因一时经济利益和政绩冲动所引发的随意开发行为。这是从旅游资源的提供方而言。其次是针对旅游资源的消费方,也就是广大旅游观光者。循环经济理论也能够教育他们形成一种文明、节制的消费观念。一般而言,旅游消费从顺序来讲,包括交通、餐饮、住宿、游玩、购物、休闲等等,每一个消费环节都要直接或间接的耗费一定的资源,尤其是在旅游资源所在地的消费,如若消费观念不健康,以不文明的方式消费固定的生态资源,必然会在日积月累的效应下造成生态资源的流失和生态系统的整体失序。而循环经济理论能够起到很好的教育塑造作用,让游客形成文明的旅游观并指导文明的旅游消费。可以说,循环经济理论的现实意义,就在于它力求遏制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以及保持生态平衡的目标,是建立在一个全过程基础上的,包括开发生态旅游资源工程环节、设计和营销生态旅游产品环节和循环利用“后”资源工程环节。   (二)循环经济理论指导西部地区生态旅游支撑系统的建立   在马克思主义自然观视野中,生态问题是一个社会问题,人与自然关系决定于人与人的关系。因此生态旅游资源的合理利用和开发,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需要全社会包括政府、企业、专业机构、市民等多方面的支持。而对于繁复庞杂的生态旅游资源开发和利用项目工程,必须要有一个事无巨细的支撑系统。“在循环经济理论视野下,这套支撑系统从微观讲包括经济政策支撑系统、法律法规支撑系统、专业评估支撑系统和技术支撑系统等,都对西部生态旅游有着重大的指导和促进作用。”[2]基于我国西部地区在生态旅游发展战略上存在的宏观政策定位不明确、法律法规体系不完善、专项评估能力弱及不到位、科技及创新能力不足、公众参与不积极等问题,都可以通过对循环经济理论的灵活掌握和运营得到解决。比如,可以通过循环经济理论中常用的绿色核算系统来构筑西部地区生态旅游的整体经济指标评估体系,用以整体上、宏观上把握生态旅游发展过程中对环境的破坏和对资源的消耗的量化程度,从而深刻而直观地认识到生态旅游的必要性和实实在在的效益。而另一方面,西部地区有必要将循环经济理论中的技术元素活用到生态旅游建设中去。比如一些比较普遍的技术类型,废物利用技术,水污染、大气污染、固体污染等污染类型的治理技术等。积极采取无害或低害的新技术、新工艺,生产清洁耐用的生态旅游产品,从而真正实现高产出、低投入和少污染。值得注意的是,循环经济理论作为一种具有普遍性、抽象性的理论,必须要大众化和通俗化,才能成功的吸纳广大社会民众的真正认同、参与和践行,才能真正促进生态旅游的真正有序发展。特别是要通过生态旅游教育以绿色消费理念引导游客,使西部生态旅游走上良性发展的轨迹。   (三)循环经济理论指导西部地区生态旅游推动经济发展   循环经济理论指导西部地区生态旅游产业的发展合理地进行经济维度的生成。首先是可以指导其生态旅游产品的多元化功能实现。“循环经济理论认为GDP增长不仅有数量的增长,还有价值的增长,而对于生态旅游发展而言,尤为重视这种价值的增长,即内涵式增长。”[3]因此在循环经济模式的指导下,西部地区生态旅游产业可以通过对其生态旅游产品进行充分的展示和解释,并在此基础上强调其产品质量内在所体现的生态旅游功能,包括观光游览的旅游功能、促进社区协调发展的功能、生态环境的保护功能和生态环境的教育功能等。而只有真正将生态旅游的各种功能落到实处,找到抓手,才能真正实现生态旅游精品的升级和创新性塑造。其次是可以指导其服务品质的提升。旅游业本身就是一种以服务为中心的产业类型,而生态旅游在循环经济理论的指导下则要实现对服务质量的提升和优化处理。这种产业升级具有一个重大的社会意义,即推动社会结构从生产型转向了服务型。   二、循环经济视野下西部地区生态旅游发展策略   (一)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循环经济产业体系   生态旅游是生态经济产业链上的一个环节,因此从产业结构和整体产业链的角度来讲,要先从宏观上构筑一个完整的、贯通的产业链和产业体系,包括生态工业、生态农业,这样才能真正实现西部地区各产业资源之间的良性互动和高效利用,并从产业类型形成一种补给与攀升的此消彼长的常态发展模式。首先在生态工业建设上,通过文明、集约化生产模式的实施,率先在企业层次实现循环经济,通过各种生产模式创新和变革,从根本上限制生产对生态的不利影响。通过各种新兴技术的运用,积极循环利用各种工业废弃物,在工业生产体系内实现“生产者—消费者—分解者”的循环模式,从而实现与自然和谐共存的基本生产目标底限。其次是在生态农业建设上,主要遵循“立体式农业系统”,即“太阳—沼气—耕地—畜牧业”和“鱼塘—鸡鸭鹅”共生的多层次农业系统,以及各种形式多样但遵循生态规律所开展的有效的农业耕作模式。最后是在生态旅游业的“总结式”综合发展上,在生态工业和生态农业的发展基础上进行整合式、联动式的发展,以文明、集约、节制的态度对待待开发利用的生态旅游资源,要适度、有底限、有分寸地开发,要始终在承载力的允许范围内进行挖掘利用。同时还要不遗余力地修复和补偿被破坏的生态资源,以尽量小的代价去实现生态旅游资源的转化和循环利用,从而达到生态环境的基本平衡。#p#分页标题#e#   (二)建设循环生态文化以促进西部生态旅游的全方位宣传   “文化是现代企业体制下不可多得的精神资源和动力源,而西部地区生态旅游产业的发展有必要通过文化来进行全方位的宣传,无论旅游资源开发利用的营销方还是消费方,都能够逐步培养出文明、集约、有序的循环生态旅游意识,这就是循环生态文化作为西部地区生态旅游产业的整体产业文化的集中体现,它是一种张扬了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稳定发展的文化,自然是西部地区生态旅游产业发展兴旺的不竭动力。”[4]“从微观上来说,循环生态文化包括旅游城市的整体面貌、城市风情与风格,还有城市以及地区市民的循环生态意识,以及生态循环意识在体制文化、社会风气方面的具体体现。”[5]可以说,构筑循环生态文化系统,是西部生态旅游产业发展的最高层次,是对产业自身的一种凝练和超越,是进行产业升级的质变动力。   现代旅游业已然构成了西部地区的振兴经济、推动社会进步的支柱性产业。“在自然资源与生态的双重限制下,循环经济生态旅游产业势必成为西部地区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旅游业常态繁荣的首选路径。”[6]西部地区与东部、中部地区经济发展阶段和整体产业结构均不相同,发展背景、发展需要也不一样,因此在进行生态旅游产业建设时也会有不同的情况和条件限制。因此当前就应该构建一种以政府主导、企业运作、专项机构介入和全体市民参与的综合发展机制系统,通过旅游循环经济园区、绿色旅游企业、环境友好型旅游城市等形式来大力推进旅游循环经济,坚持整体推进、示范带动、重点突破、逐步推进的原则,促进西部地区旅游业可持续发展。这需要政府机构提高环境建设意识,集中力量进行循环社会的建设,同时鼓励群众积极参与,完善法律规章制度,加强监督机制,将各类生态产业有机地结合起来,培养民众生态意识,推进生态旅游县域的发展,最终形成和谐的循环经济型生态旅游县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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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经济学综述

一、低碳经济理论基础

(一)经济学理论根据

GDP是上世纪最伟大的发现之一,为各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参考和比较依据,GDP作为经济学主要研究课题,也让许多人对经济学产生了误导,许多人认为,经济学就是一门研究如何将国家GDP上升的学科。实际上,在经济学发展历程中,出现了许多不同的经济学模式,经济学不仅是对本国经济发展进行关注,也要对世界整体性的发展进行关注。而其中,低碳经济所关注的并非本国情况,而是全球性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问题。各国商人处于商业联邦状态下,而所谈的大多为世界经济发展,从事经济研究人员,就是要使全人类获得发展,与政治经济理论相悖。政治经济,也是各国为改进自身的经济发展状况所需要遵循的国家发展政策,全世界商业自由的原则,是其责任所在,而经济学研究,应该立足于世界。经济学研究是为国家一切利益,也是为全人类的共同利益。财富为人类享受物质的象征,也是让人获得幸福感的重要手段。然而,政治经济学只是为让少数人致富,学者提出,应该更多对社会大众的福利进行关注,应该将政治经济学作为人类增强幸福感的重要内容。累积国家财富并非政府成立的首要目的,政府应该是让所有公民、大多数公民都可以享受财富,并感受财富所带来的乐趣。这些经济理论,是低碳经济的发展源头。

(二)相关学科比较、继承

生态学为经济系统、生态系统的研究复合体,对其功能、结构、发展规律做研究的学科。根据自然系统的循环性,与能量流动模式,构建成有规律的经济系统,可以让经济系统和谐融入自然系统中,从而形成全新的经济模式,这种循环经济,本身也是一种生态经济模式,使用生态规律,指导人们做社会经济活动。绿色经济概念是皮尔斯在《绿色经济蓝皮书》中首次提出,其主要在于对人类生存患者进行维持,对能源做合理保护,资源进行合理利用,利于人体健康的经济模式,可将其看做为平衡经济模式。绿色经济、循环经济、低碳经济都是在资源高消耗、高投入、高排放、低效率的状态下,转向为资源低投入、低排放、低消耗、高效率状态。生态经济理论主要是顺应生活发展规律,经济服从于生态系统。循环经济这一循环手段将经济活动实现生态化。而蓝色经济是在扣除自然资源消耗、环境污染损耗后的国内剩余生产总值。绿色经济主要侧重于资源再利用,主要追求于绿色GDP。低碳经济为二氧化碳排放威胁人类生产条件下所形成的经济发展模式,主要强调于,经济发展需避免以二氧化碳的上升为主要代价,应该将碳排放和经济发展形成相互平衡的关系。以本质来讲,低碳经济也隶属生态经济的范畴,低碳经济要比其他经济更能将目前在经济发展所出现的矛盾问题反映出来,从而达到高碳转向于低碳的状态。低碳经济是抓出矛盾,解决问题的思想为主。而这样的经济思想,是人类在面对环境污染、资源危机、生态破坏情况下,所作出的反省总结,对自然与人类的关系进行重新的认识。两者间应是相互补充关系,并非排斥关系,内含不同,但其构建和理论体系可以相互借鉴。天气与经济之间的关系,是《气候经济学》中首次提出的经济理论。温室效应的不断加剧,对全球经济发展的影响不可小觑,其不亚于在世界大战时的经济萧条,气候变化后,对人类的影响远远超出预期所想。以气候角度,将经济与气候间的关系进行探讨。而低碳经济主要是将二氧化碳排放对经济影响情况做分析研究。两者间,从内含而言应该是一致的,针对同一问题,采取不同表述方法。目前,许多专家认为,低碳经济学的理论原型便是气候经济学。环境经济学主要研究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间的关系,对其中做合理调节的经济活动、环境间物质交换规律进行探讨。能让经济活动,在取得经济效益的同时,也能够获得环境效益。其主要研究领域为:环境污染损伤估算,其中也包括人体健康损害、间接精神伤害、物质损失。对环境治理投入所产生的效益进行估算,其中也包括拯救污染所形成的效益损失,间接所形成的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制定污染罚款制度,根据其排污实际情况实施收费标准进行制定;资源环境经济学是对资源价值做阐述,讲解缓解损害成本,并对其提出相应的核算与解决途径。高碳所造成的环境损失,由此可见,低碳经济学和资源环境经济学也有相互补充的内容,而资源环境经济学已经成为较为完整的学科,低碳经济学可对其理论构建进行借鉴,从而对低碳经济学理论体系做进一步完善。

(三)低碳经济学构建设想

低碳经济学为经济学分析,以经济学原理解决二氧化碳排放与经济发展之间的问题,从而对环境、经济发展进行协调,以本质上而言,低碳经济学为生态经济学的衍生。低碳经济学的理论主要是应用不同角度,对全球经济发展格局,二氧化碳排放,两者间的矛盾问题做平衡。低碳经济、气候变化,其本身就已经涉及许多学科,需要横跨多个学科才能形成综合视野。研究主要以三方面进行:对传统经济学的基本方法做继承,如结构分析、边际分析、总量分析、均衡分析等分析方式,也包括不同国家对二氧化碳排放的制定标准做分析;对其他学科分析方法进行借鉴,环境经济中波及分析,效益、成本分析,也可对生态学中的碳足迹分析进行借鉴,国际贸易、金融工程、循环经济等做借鉴。制度学分析,全球气候变暖是因有些国家污染气体过度排放所致,其影响却早已对其他国家造成严重的波及,而这也是经济学向外延伸的意义;气候本身为全球公共物品,对于如何保护这类全球公共物品,就成了当前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制度经济为解决此类问题提供了妥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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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经济学价值研究

摘要:

随着当前时代的发展和进步,人们对于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问题有了更高的认识,低碳经济已经逐渐成为了全球性的发展目标。当前我国对于低碳经济的研究工作主要是针对其意义和性质等方面展开的,研究方式具有一定的片面性,缺乏对于低碳经济理论基础的深刻认识,没能掌握低碳经济的发展前景和发展方向。本文将针对低碳经济的理论基础进行研究,并进一步探讨其在经济学中的价值和意义。

关键词:

低碳经济;理论基础;经济学;价值

低碳经济要想更好的发展,就需要做好对其理论基础的研究,并逐步的形成完整的低碳经济理论体系。对低碳经济的理论基础和其经济学价值进行研究,是我国未来真正实现低碳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对我国经济和社会的进步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就目前的情况来看,世界各国对于低碳经济的理论基础研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始终处于空白的状态,这就需要我国能够加大对于低碳经济理论基础的科研力度,从而促进低碳经济的长远发展。

一、低碳经济的理论基础

1、低碳经济的经济学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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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经济下资源型城市转型对策

摘要:本文首先综述研究了我国资源型城市转型的内涵,而后对资源型城市转型困境进行分析,基于知识经济理论,提出我国资源型城市转型对策,以期提升资源型城市的发展。

关键词:知识经济;资源型城市;转型

一、知识经济理论和资源型城市的转型

资源型城市是以本地区矿产、森林等自然资源开采、加工为主导产业的城市类型。资源型城市由于所处地理环境、发展阶段和资源产业类别不同,其转型发展需要解决的难题和着力点也大有不同。知识经济是以知识为基础、以脑力劳动为主体的经济,是现代化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随着知识经济的飞速发展,资源型城市必须根据自身特点,找准转型模式,转变自身发展方式,达到资源利用智力化,克服对资源的依赖程度,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推进知识与技术的创新。只有这样资源型城市才能够寻求新的发展方向,实现转型发展。

二、资源型城市转型困境分析

(一)资源过度依赖,城市步入衰退。不可再生资源日趋枯竭,资源型城市必将进入衰退期。韩立华(2019)主张矿产资源储量有限、非可再生,必然要经历一个由波谷到波峰、再到波谷的“抛物线式”开采周期。严太华(2019)认为资源依赖是资源型城市的最本质特征,当前绝大多数资源型城市都面临资源枯竭、环境破坏、长期增长乏力等一系列可持续发展的问题。资源型城市对资源的过度依赖,是资源型城市转型的最大困境。

(二)产业结构单一,地区经济下滑。正是由于资源的开采与开发带动资源型城市经济发展,使得资源型产业发展“一家独大”,形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产业结构。石绍云(2019)认为资源型城市发展由于资源开发获利而逐渐转向不断加强壮大资源型产业,产业结构普遍呈现“两头小中间大”的特征。资源型城市对资源的依赖,使得资源型产业占据主导,产业结构调整很难进行,转型发展的现实难度也十分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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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职能供给侧结构性探讨

【摘要】

河北省地方政府响应中央号召按政策要求全面深入供给侧机构性改革。该改革是我国新的经济发展形势下基于实践的一次重大理论创新和改革实践。在众多的经济理论中,要牢牢把握带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从中获得理论支撑并运用到轰轰烈烈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本文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和河北省地方政府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践相结合,给予河北省地方政府经济职能转变一些重要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

地方政府;供给侧;政治经济学

在2016年1月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指出:“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从生产领域加强优质供给,减少无效供给,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使供给体系更好适应需求结构变化。”而他还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落实好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此背景下,研究河北省地方政府经济职能转变,符合中央“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切实贯彻五大发展理念,是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并积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战略选择。深化改革、驱动创新是经济转型发展的内在要求,而改革的核心任务是立足地方,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进一步激发市场的创新活力。地方政府经济职能的转变,对于促进经济转型升级、产业结构调整优化、政府工作效率的提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对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把中央的精神具体到地方政府经济职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上,就必须在以下几方面进行改革。

一、鼓励企业以“去产能”为目标进行倒逼科技研发

依据政治经济学市场运行理论,市场供求的失衡关系到需求不足、供给过剩,甚至是生产、消费、流通、分配等多个环节的市场问题。这些环节形成了供给链,在重视各个环节的基础上,要把握生产的源头问题。河北省地方政府所共同面临的经济问题虽然是产能过剩、需求不足、结构性扭曲等,但仅仅盯住消费的需求环节不放并不会收到良好的效果。只有顺应时代需求,从供给侧下功夫,解决好生产环节才能盘活整个市场。邢台市清河县政府就在供给侧方面苦下功夫走在了地方政府经济职能转变的前列。过去,传统的低性能、高消耗的产品生产不仅产品质量无法提升,而且因无法满足中高端市场的要求而造成市场的进一步萎缩。县政府在深入调研全国汽车行业的市场竞争和研读国家汽车新标的基础上,引导企业对生产环节进行调整,采取技术革新和产业升级的手段,以“去产能”为目标倒逼企业研发升级。与此同时,依托河北汽车技术研究院的技术供给平台,大力培养汽车零部件产业的新供给。在政府的引导下,促使企业需求与科研院所技术的有机集合,坚持“只有创新供给,才能引领市场”的总原则,让产品更有市场竞争力。作为搭建汽配产业科研平台的河北汽车技术研究院,积极帮助清河橡胶生产龙头企业与青岛科技大学对接合作,并实现了高科技材料的成功研发与量产。在地方政府与“需求赛跑”的感召下,河北永昌集团公司作为汽车生产密封条的龙头企业,率先实现供给创新,采用耐高温、耐老化、绿色环保、性能稳定的新材料,实现了从中低端到中高端汽车生产厂家配套的升级跨越。自2015年,该企业使用新材料进行供给改革以后,生产专用密封条近100万米,与同类产品相比产值增加30%,产品应用在七类高端轿车上,并与5家汽车生产厂家都建立起了稳定的供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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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政治与经济增长

 

20世纪50年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加快了社会工业现代化进程,为人类创造了丰富的社会财富和物质文明。与此同时,人类急速膨胀的生产能力和消费需求也带来了严重的社会生态环境危机。经济活动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以过度消耗自然资源以及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增长活动转而又受到生态环境的制约。经济增长与发展不仅不能化解日趋加重的生态环境危机,甚至本身也成为导致这些危机的主要因素。20世纪60年代掀起的绿色政治运动进一步将生态环境问题扩大到全球范围,成为全世界人民共同关注的焦点问题。人们开始重新思考生态环境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一、绿色政治产生的时代背景   经济增长一直是世界各国政府及社会各界政治家、经济学家们永恒不懈研究和探讨的重要话题。各国政府把经济增长作为政府工作的首要任务,政治学家把经济增长视为保障政治稳定的“灵丹妙药”,经济学家则把经济增长作为衡量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尺。20世纪现代技术革命加快了工业现代化进程的同时,也为经济的高速增长奠定了基础。随着高科技和现代化的快速发展,世界经济也迅速步入了黄金发展时期,经济高速增长甚至成为人类追求的唯一目标。与此同时,技术进步促使人类对自然资源的消耗与需求急速增加,工业发展导致人类对自然环境的破坏与污染日趋严峻,最终造成了严重的生态环境危机。全球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的出现,迫使人们从最开始一味重视经济增长问题转而关注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生态环境问题。1962年美国著名学者蕾切尔•卡逊(RachelCarson)《寂静的春天》一书的出版,向人类敲响了生态危机的警钟。时隔十年罗马俱乐部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的出版,再次激起人们对生态危机的恐慌意识。面对不断恶化的生态环境,人们开始反思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开始审慎地思考经济增长与环境发展的关系。保护生态环境,摆脱人类生存困境逐步成为人类共同关注的焦点。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一股源自西方随后遍及全球的绿色政治浪潮迅速兴起。   二、绿色政治对传统经济增长理论的反思   经济增长理论的成长大致经历了古典、新古典和新增长三个发展阶段。从18世纪后期开始以斯密和李嘉图等人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到20世纪50年代开始以索洛等人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再到20世纪80年代开始以罗默等人为代表的新经济增长理论,分别对经济增长要素及决定因素进行了相关的研究和阐述。[1]其中,根据经济增长决定因素来源的不同,又可将经济增长理论分为外生经济增长和内生经济增长。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经济增长是由诸如资产、资本和劳动等外生技术进步推动,因而又被称为外生经济增长理论,或传统经济增长理论。新经济增长理论则认为经济增长主要是由诸如人力资本等内生技术变化推动,因而又被称为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或现代经济增长理论。[2]传统经济增长理论认为资源稀缺制约经济发展,但科技进步、对外贸易等途径可以缓解资源危机,资源并不能构成对经济增长的不可逾越的绝对限制。然而,从20世纪60、70年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实践来看,技术进步与创新不仅没有缓解资源危机,反而加剧了自然资源与环境的消耗速度。对此,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开始重新审视和评价传统经济增长理论,关注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对经济发展的制约与影响。   1.反思经济增长的代价———社会环境边际   成本经济增长与发展过程中,人类对自然资源的汲取与利用是不可避免的,因而经济增长成本也是必然存在的。但长期以来,由于人们缺乏代价意识,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因经济增长而支付的自然资源消耗、社会环境污染等社会环境边际成本往往被人们所忽略,导致现在社会所面临的经济越增长,环境越恶化的发展困境。1967年英国经济学家米香(E.J.Mishan)在其著作《经济增长成本》中指出,技术进步、人口和财富增长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会产生社会、环境和心理等边际成本。如车辆持有率的增多会产生交通拥挤问题,增加路程往返时间;新型塑料产品会给社会生态环境带来新的污染问题;高节奏生活会让人们产生更多的心理压力及精神损伤。他还指出,如果科技进步不能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和品质,我们就应停止这种进步。人权应该包括人们生活环境舒适的权利。[3]面对高增长带来高消耗的发展困境,人们开始反思经济增长带来的社会环境边际成本问题。认为单纯追求经济高增长而忽略经济增长对生态环境和社会整体发展的破坏影响,最终导致人类生存环境的日趋恶化,继而走向灭亡。传统经济增长理论也因忽视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的稀缺性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制约而受到社会各界专家学者的批评和质疑。   2.反思经济增长的极限———经济增长的有限性   1972年罗马俱乐部的梅多斯等人发表了《增长的极限》,文章中指出,人们追求经济高增长的同时往往忽略为之付出的生态环境问题。由于经济增长而附带的人口爆炸、土地沙化、资源枯竭、能源危机、环境污染等生态环境危机已经使人类陷入了生存的“困境”,当困境达到一定极限时世界就会走向毁灭。[4]1980年里夫金在其著作《熵:一种新的世界观》中运用“势力学第二定律”,断言科学技术的发展只能加速地球资源的枯竭和人类社会的崩溃。[5]资源的有限性决定了经济增长不可能是无限的。以耗竭自然资源为代价的经济增长方式不仅不能推进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而且也会因为受到自然资源稀缺的限制,逐步达到经济本身发展的极限。因此,反思传统经济增长与发展方式,保护生态环境,促进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均衡发展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3.反思经济增长与发展———经济增长不等于经济发展   长期以来,经济增长一直是世界各国政府追求的首要目标。特别是到了20世纪50年代,以技术进步为研究基础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在西方国家普遍盛行,经济增长甚至成为社会发展唯一目标。“在大多数工业社会中,有三个密切联系的增长量,即经济的、技术的和机构的增长量度。经济的持续增长,实际上被所有的经济学家认可为一种教条。……几乎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是围绕一个共同的、甚至可以说是唯一的目标进行,这就是:追求更多的物质财富”。[6]在经济增长理论的指导下,西方发达国家当时的经济和物质财富确实迅速增长。但与此同时,对高增长高发展的强烈要求,也造成了资源环境的高消耗,致使生态环境的急速恶化。基于对经济增长代价、极限以及与经济发展关系的反思,人们开始重新审视传统经济增长方式。开始反思这种以经济增长为唯一目标的发展模式,试图寻求一条经济增长与自然环境和谐发展之路,从而使人类走出不可持续地、有限地发展困境。#p#分页标题#e#   三、经济增长理论的调整与变革   对于传统经济增长模式造成的资源环境问题,可以有两种不同的调整方式:一种是在不改变工业文明的经济模式情况下修补式、应对式的反思和调整。另一种则是要求对传统工业文明的经济模式进行革命的变革式、预防式的反思和调整。[7]对于以牺牲资源环境为代价的传统经济增长理论也有两种调整方式:一种是对传统经济增长理论的补充型调整;一种是对传统经济增长理论的变革型调整。   1.经济增长理论的补充型调整:从外生经济增长理论到内生经济增长理论   外生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经济增长是由经济理论不能预见的所谓外生的技术进步推动。传统经济增长理论中的“哈罗德—多马”模型与“索洛—斯旺”模型对此都已经做了不少研究。①前者认为,经济增长最终由一国的储蓄率与资本的投资效率决定。后者则指出,通过诸如资产、资本等外生技术进步来修正总量生产函数,以达到经济增长的目的。[8]对外生经济增长理论而言,经济增长是由经济理论不能预见的所谓外生的技术进步推动。   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变化与发展,外生经济增长理论也开始暴露出一些缺陷。该类模型无法对各国经济增长率的差异以及诸如人力资本等内生技术进步率做出解释。面对传统经济增长理论的问题和缺陷,美国经济学家保罗•罗默1990年提出了技术进步内生经济增长模型,把经济增长建立在内生技术进步上。自此,以“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为理论基础的新经济增长理论的产生。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认为,技术进步既是经济增长之源,又是“知识”内生积累的结果。因而,经济增长就取决于经济系统本身,而非传统经济增长理论所谓的外生因素。[9]新经济增长理论关于知识、技术、人力资本是现代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的论证,进一步提高了技术创新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   尽管新经济增长理论突破了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单纯论述劳动与资本的局限性,在对人力资本等内生技术进步的解释上取得了进展。然而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核心假设和外生经济增长理论仍然是相同的,即技术进步可以推进经济的持续增长,因而只是对传统经济增长理论的修补型调整。   2.经济增长理论的变革型调整:从经济零增长到经济稳增长   不可否认,以技术进步推动经济增长的理论观点在20世纪中期社会实践中获得了很大的成功。西方国家的高经济增长政策为其带来了丰富的社会财富和物质文明。然而在经济迅猛增长的同时,与之相伴的却是日趋严峻的生态环境危机问题。因而,仅以技术进步就能推动经济持续增长的理论观点逐渐引起了人们的质疑和挑战。   1972年罗马俱乐部发表了一份名为“增长的极限”的研究报告。报告中认为工业革命以来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将给地球和人类自身带来毁灭性灾难,人类社会将面临前所未有的生存困境。资源有限性决定了经济不可能无限增长,经济高增长必然会引起资源高消耗和环境高污染,当这“三高”突破一定限度,世界末日就要来临。[4]为了避免经济崩溃,唯一出路是实行经济零增长。   经济增长极限论因对经济增长过于悲观甚至极端的观点遭到很多经济家的激烈批评,然而,经济增长极限论也因对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的关注而在环境学界受到人们的重视。美国经济学家米香认为,经济增长只是改善和提高人们的物质生活,并不能让人们精神得到满足。相反,人们在追求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往往会失去很多幸福。因此应该停止经济增长。[3]   不同于增长极限论所提倡的“经济零增长”激进观点,美国生态经济学家赫尔曼•达利(Her-manE.Daly)1971年在著作《走向稳态的经济学》中提出“稳态经济”理论观点。达利认为,在经济增长与发展无法避免的现实状况下,发展经济必须同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保持一定的平衡关系。“用质量性改进(发展)的经济范式来代替数量性扩展(增长)的经济范式作为未来进步的道路。”[10]稳态经济理论促使人们改变过去一味追求经济增长速度的态度,转而开始注重经济发展的质量,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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