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基础设施范例

［提要］绿色基础设施已经成为可持续发展的新趋势。本文在综述现有评估城市可持续发展框架基础上，指出需要将绿色基础设施融合于其中。在阐述绿色基础设施功能基础上，综述其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并最后得出研究启示。

关键词：绿色基础设施；可持续发展

城市化已经成为占主导地位的趋势，是全球土地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联合国预测，未来40年的人口增长将使城市饱和，这将给当地和全球带来巨大的生态负担。城市化率与商品、服务和基础设施的生产和消费的增加直接相关。这导致更大的土地消耗、景观破碎化、生物多样性丧失、城市热岛的建立、温室气体排放的增加和敏感生态系统的破坏。其结果是人类健康和福祉的下降以及对社会的其他负面影响，这些负面影响与气候变化相互作用，并因气候变化而加剧。作为对城市化负面影响的一种补救措施，与灰色基础设施相比，绿色基础设施被认为是一种基于自然和成本效益的替代性解决方案，有助于提高城市发展的可持续性。灰色或技术基础设施是指支持社会和经济生产的设施，如道路、污水处理、水处理系统和供电网络。绿色基础设施被描述为一个自然和准自然领域和特征的综合网络，为人类带来各种好处。人类从生态系统服务中得到各种好处。生态系统服务的范围包括供应服务（提供水和森林等自然产品）、调节服务（可被视为生态系统功能，如洪水和气候控制）、文化服务（提供休闲、精神和审美利益）和支持服务（支持这三项主要服务）。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类对生态系统服务的依赖性预计会增加，但由于社会的突然变化，生态系统及其服务正受到城市化的危害。生态系统的变化可归因于社会变化，如城市增长。城市中心区对生态系统服务的需求尚未得到满足，因为它们主要由非城市绿地提供，由于上述变化，这些绿地的生态系统服务有所减少。最近，政策制定者和城市规划者开始将GI视为可持续发展和适应气候变化的切实措施。GI被提议作为一种规划和处理生态系统服务多重利益的方法。生态系统所提供的各种生态、社会和经济服务不仅仅是巧合的产物，而是GI能够明确管理和提供的服务。

一、评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现有框架

自从可持续发展的概念首次成为一个主要关注点以来，已经建立了一些方法、框架和工具，以评估城市地区的状况或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绩效的关系。评价可持续发展的方法主要是基于指标的评价方法，该方法已应用于社会经济科学、环境科学等多个科学领域。国际和区域组织，如欧洲基金会（1998），欧洲科学、研究和发展委员会（2000），联合国人居署（2004），欧洲能源环境和可持续发展委员会（2004），联合国（2007）和世界银行（2008）制定了城市可持续发展指标综合清单。此外，最近还有一些综合性可持续发展指数，如环境可持续发展指数（ESI）、环境绩效指数（EPI）、环境脆弱性指数（EVI）等。城市可持续发展指标的建立和选择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选择指标最常用的框架是因果网络（CN）法。CN框架是一系列因果循环和反馈循环的组合，例如压力-状态-响应（缩写PSR）框架及其变形：驱动力-状态-响应（缩写DSR）和驱动力-压力-状态-影响-响应（DPSIR）。PSR是由经合组织于1993年提出的，其建立在能够解释人类活动所引发问题的压力指标；监测质量的物理、化学和生物环境的状态指标以及表明社会如何应对环境变化和关切的反应指标基础上。欧洲环境署（EEA）将PSR框架扩展到“驱动力-压力-状态-影响-响应”（DPSIR），这是目前最受国际公认的框架。“驱动力”指标是从“压力”（废物、排放物）到“状态”（物理、化学和生物）的根本原因（经济部门和人类活动）；“影响”指标表示环境对人类健康、生态系统健康和功能性的危害程度。最终，指标、目标和优先顺序的设定是对这些环境问题的政治“应对”。这些因果网络解释了人类活动与自然资源之间的平衡互动，体现了城市发展的可持续发展水平。可持续发展评估提供了一种有效利用自然资源，同时也适应人类活动和需求的基本方法，因此，为在城市规划过程中从潜力、弱点和风险的角度了解城市地区和住区活动的物理和自然特征，提供了一种重要的工具。在城市规划过程中贯彻绿色基础设施理念具有重要的影响。图1展示了人类活动与绿色基础设施绩效之间联系的DPSIR框架。该框架有助于澄清因果变量之间的复杂关系，并有助于理解改变绿色基础设施绩效的问题和识别潜在的解决方案。

二、绿色基础设施的多功能性

绿色基础设施（简写为GI）的各种理论确定了两个共同的概念：连通性和多功能性。连通性是指具有环境特征的自然和准自然区域的网络。多功能性是指GI的生态、社会、经济多种功能的综合输出。多功能性通过生态系统服务为人类提供益处（如改善健康和社会凝聚力）。各利益相关者和政策制定者将多功能性作为GI吸引人的关键因素，因为它在同一空间区域具有不同的功能和效益。生态系统的功能和服务通常分为生态、社会（包括文化）或经济。GI的多功能性也可以从经济、驱动力压力状态GI概念框架影响选择关键绩效指标经济指标社会文化指标人类健康指标生态指标响应社会文化和生态方面探讨。

当前，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加快，城市面临着内部绿地缺失，小型绿地自成一体，大量自然或半自然绿地不断被分割、污染、破坏和侵占等问题［1］，致使城市绿地破碎严重，生态系统功能逐渐丧失。因此，在未来城市绿地系统的布局与规划中，除了强化改善城市环境力度和提高城市生态保障功能外，还必须全面考虑对城市不合理扩张起到引导和控制的作用。城市扩张一般依赖于“灰色基础设施”(GrayInfrastructure)的先期系统建设，如城市道路、机场、铁路、管道和桥梁等。它们具有系统化、规模化和结构化等特点，并对城市居民日常生活发挥着不可缺失的作用。针对诸如此类的“灰色基础设施”“社会基础设施”和“建筑设施”等概念，西方学者在研究和控制城市无序扩张问题时，又提出了“绿色基础设施”(GreenInfrastructure，简称GI)概念。实际上它是一种源于美国自然规划与保护运动的思想，并作为一个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关键战略和自然生命支持系统，于1999年获得美国可持续发展总统顾问委员会的官方认可［2］。其目的旨在以一种更加主动、系统、多功能和大尺度的绿地规划方式对人们的生存环境进行永续保护。基于绿色设施理念下的城市绿地系统构建，就是提倡在城市大规模建设之前，对绿色基础设施用地考虑实施优先保护战略，注重维持城市生态过程连续性，维护城市生态系统的完整性，给城市环境提供洁净的空气、水资源及其他潜在的生态资源，提升城市居民的生活品质，并继而深入研究和制订城市的未来发展战略，从而有效地控制城市规模的不合理扩张。   一、绿色基础设施理论的相关概念   (一)规划理论   绿色基础设施是一个由人工或自然的景观要素，通过有机联系组合而形成的具有自然生态系统动态循环过程的绿色空间网络。绿色基础设施规划则是一种具有先见性、系统性、整体性保护与发展的多尺度规划策略，主要由网络中心(hubs)和连接通道(links)组成。网络中心是自然或人工条件下非线性的景观要素，一般包括:自然山地、湿地、林地、水域、野生动植物生境等要素，以及公园、郊野园和正处于生态功能恢复过程中的矿场等人工要素，其主要功能是为野生动植物提供起源地和目的地;连接通道则是人工或自然条件下的线性廊道，如道路、林带、河流或山脊线等，其作用是负责连通网络中心，形成具有生态流通过程的自然网络有机体。如果把网络中心比作城市的“器官”，那么连接通道就是“血管和神经脉络”，两者有机结合在一起，给城市机体注入生命的活力。绿色基础设施促进了天然物种迁徙、自然生境的连接，以及城乡环境资源的保护，同时也对城市居民生活改善发挥着重要的作用［3-7］。   (二)规划方法   绿色基础设施的规划方法［2］包括:①分析现有或已被保护的开放空间和绿道;②找出各类规划中所有将要受到保护的土地和区域;③识别潜在或需要保护的土地，即在前两步骤中没有被保护却有着显著的生态、美学、文化和游憩价值的土地。规划途径是从“控制”“连接”及“融合”系统规划理念上［8］，分析城市绿色空间形态和空间要素，构建网络化的城市绿色空间系统，维护城市生态系统的连通性、完整性及功能性。   (三)规划特点   1.优先指导性   绿色基础设施作为策略性保护和发展的专项规划，要求在城市规模建设之前就全面权衡社会经济和生态要求，以及土地利用的现实状况，并优先划定城市生态基础区域进行保护和控制。该区域除了包括一些自然山地、湿地、林地等景观要素以外，还包括具有关键作用的线性连接通道。经过对这些区域的优先划定后，绿色基础设施规划更为主动地维护了城市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促进了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2.区域连通性   保障区域之间的连通性有利于生态过程的延续，也是绿色基础设施与其他类型的土地保护方式的重要区别之一。从宏观角度来看，迁徙和运动(如觅食活动、种子的飘飞迁移)的自由度决定了环境生态的稳定程度。一个受到城市建筑隔离的斑块绿地，不利于区域环境整体的生态平衡。只有真正形成一定规模、自然区域间的相互贯通，才能充分实现它们的生态价值和功能。连通性即是通过生态系统本身具有的物质循环与能量流动交换途径，将公园、郊野园、自然山地、湿地、林地等网络中心进行策略性连接，构建空间网络结构，维持生态过程的畅通，保证野生动植物资源健康发展，发挥出整体生态功能，并实现其功能组织与个体间的有机连接［2］。与此同时，绿色基础设施也需要强化与社区内外的活动和联系，形成多目标、跨尺度的生态保护网络。   3.系统完整性   绿色基础设施理论适用于任何尺度的开发与现状规划，因此可以考虑将城市绿地、郊区农田、荒野景观要素进行连接，在城乡宏观范围内建立生态联系，有序引导城乡融合;或是将城市内各个景观要素进行网络性连接，构筑社区微观视野下的生态循环过程，形成多尺度联结的绿色空间体系。另外，在空间要素组成和结构方面，保护生态系统功能的完整性，有利于降低城市应对洪水、火灾等各种生态灾害的敏感程度，提高城市生命系统的安全系数［8］。各种不同功能的绿色空间，可以通过相互之间的有效连接，重建区域生态安全格局的网络体系。因此，城市生态系统完整性是衡量城市生态用地高效与否的重要标准，对保证城市生态系统稳定与生态过程有序发展起到重要的作用。   二、绿色基础设施理论的实践应用   绿色基础设施理论作为指导城市环境建设与保护的典型战略，已在美国区域与城市规划实践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2］。中国的城市环境与之不同，本研究以城市化水平较高的杭州湾滨海城市慈溪市为例，着力开展绿色基础设施理论与实践研究。   (一)研究区概况  #p#分页标题#e# 慈溪市位于浙江省杭州湾南岸，宁绍平原北部，界于东经121°03'02″～121°43'30″、北纬30°02'27″～30°24'00″之间，全市总面积为1321.42km2，行政范围面积1695km2，其中陆域面积1036.56km2，有“两山一水七分地”之称。属北亚热带季风型气候，四季分明，冬夏稍长，春秋略短，年平均气温16.0℃，年平均降水量达1272.8mm。自然植被以亚热带常绿阔叶林为主。全境地势南高北低，呈丘陵、平原、滩涂三级台阶状朝杭州湾展开，主要山峰有达蓬山、五磊山、大霖山、老鸦山和栲栳山，最高峰老鸦山塌脑岗海拔446m，境内河流水系众多，大部分向北排入杭州湾。慈溪市历史悠久，名胜众多，如南部的达蓬山徐福东渡启航地、五磊寺佛教胜地、客星山严子陵隐居地、上林湖越窑青瓷等，形成了慈溪市特有的移民文化、围垦文化和青瓷文化等。   (二)绿化发展概况   慈溪市是长江三角洲经济圈的重要节点。尤其是在2008年5月，杭州湾跨海大桥的建成通车，给慈溪的城市化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机遇，也给城市绿地系统规划带来一定挑战。如何能在保证城市正常发展的同时，又能创造良好的城市生态环境，将是今后当地要面临和解决的重要问题。1991年，慈溪市建成区绿地面积只有25hm2，2001年达到457hm2。根据2004年慈溪市规划局、慈溪市建设局和上海市园林设计院共同制定的《慈溪城市绿地系统规划(2003—2020)》、2010年慈溪市人民政府的《慈溪市森林城市建设总体规划(2010—2020)》，2005、2006、2007、2008、2009年，建成区绿化覆盖面积分别为1187、1222、1239、1345、1435hm2，绿化覆盖率分别为28.89%、29.75%、30.16%、32.74%、34.93%。2009年林木覆盖面积为1407.26hm2，建成区林木覆盖率为19.52%。但这相对于理想居住城市的绿化指标仍有一定差距，特别是建成区人均公园绿地面积为9.52m2，而在国外经济较发达国家，城市人均公园绿地面积一般在10m2以上。   (三)城市绿色空间组成分析   由于采用绿化覆盖面积、绿化覆盖率等指标无法有效评价城市绿地空间组成及分布的合理性，本研究运用景观生态学原理，在GIS技术支持下，运用空间格局指数综合分析与评价慈溪市绿色空间的总体特征与布局现状，进而为绿色基础设施理论下的城市绿地系统生态规划奠定基础。本研究采用2009年慈溪市高清航空影像(1∶5000)，根据慈溪市城市规划局提供的土地利用现状图、城市绿地系统规划总图及实地勘察的现状资料，在GIS支持下对遥感影像进行目视解译和数字化，提取并获得遥感影像的景观类型数据。绿地空间分布组成分析采用如下景观指数:斑块数、平均斑块面积、斑块面积比例、斑块密度及聚合度［9-12］。由表1可知，中心区公园绿地斑块数最少，斑块面积比例最小;附属绿地斑块数最多，但平均斑块面积最小，且在规划区中零散分布，聚合度低，连通性差;虽然生产绿地平均斑块面积、斑块面积比例均较大，但其主要分布于中心城区外围;防护绿地斑块面积比例较小，聚合度与连通性也均较低。因此，从城区单个绿地或整体绿地上评判分析，城市绿地生态效应不显著，环境生态保障性功能较差，城市绿地斑块之间缺乏有效连接，因此无法形成网络化的生态绿地系统(见图1)。慈溪市建成区位于杭州湾南岸，毗邻东海，每年盛夏季节抵御台风、热带风暴等生态灾害是城市生态环境建设的首要任务。据笔者参加的规划小组实地调研，建成区现有的防护绿地，主要包括卫生隔离带、道路防护绿地、城市高压走廊、防风林带、城市组团隔离带等，绿带破碎化问题较为严重。因此，本规划必须高度重视城市防护林生态基础设施建设，构筑功能完备的立体生态防护林网络体系，降低自然灾害对城市的不利影响。截至2010年，在城市立体绿化方面，慈溪建成区绿化面积仅为1万m2，绿化面积及绿化质量都与上海市有较大的差距，上海市绿化面积已超过90万m2。立体绿化作为具有生态修复功能的绿色基础设施，兼有占地少、拓展绿区快、与城市建筑迅速融为一体等诸多特点，其对隔温节能、减噪除尘、提高城市环境质量具有重要作用。近几年来，立体绿化已经成为促进城市“灰色基础设施”向“绿色基础设施”功能转变的重要途径。   (四)绿地系统规划布局   基于绿色基础设施的理论与方法，本研究通过对现有城市空间及绿色基础设施的功能性分析，提出了“二核、二环、三楔、三廊、九园、多链”的环网结构的城市绿色空间规划布局(见图2)。慈溪市建成区面积为36.5km2，涉及浒山街道、白沙街道、古塘街道、宗汉街道、坎墩街道、横河镇，以及逍林镇城区段(逍林镇有一部分在建成区红线范围内，其余在市域范围)。规划期限分近期(2010—2013)、中远期(2014—2020)。截至2020年，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到13m2，林木覆盖率为31%，单位、居住区绿地率达40%，乔木树种面积比重为92%，近期新增建设绿地面积达789.23hm2，中远期新增建设绿地面积为106.2hm2。城区绿色空间规划布局具体内容如下:“二核”是指两个中心，一个是以峙山公园、峙山文化广场、乌山公园和周边各类绿地形成的慈溪市城区绿色网络中心;另一个是以新世纪广场、人民公园、市政府附属绿地、应莫陈绿地为主的城区绿色网络中心。两个中心的功能主要是提高城市中心区环境质量，建设城区生态氧源库。“二环”包括两个生态环。其中，第一环指城乡结合部的环状绿地，规划建设环状生态保护圈，集中位于中横线、寺马线、南三环、西三环围合而成的一级连接通道;第二环指靠近城区中心位置，由北三环、新城大道、前应路、西二环围合而成的一级连接通道。连接通道主要保持城市生态系统的连续性和多样性，引导城市环境与郊区自然环境共生与交融。“三楔”是依据城市用地布局及周边山体、湖泊、水系等系统特征而确定的城区3处楔状网络中心，分别是西南向的城市公园、东南向的碳汇造林基地及东北向的万亩畈森林公园。“三楔”绿地规划主要是依照自然水系及山系走向，结合江南水乡生态本底基质，规划导入城市的绿色空间生态带，为城市发挥着“生态源”和“生态流”的作用，为生物物种提供适宜生存的栖息地，并影响其间的物种、营养物质和能量交换，缓解城市热岛效应，维护碳氧平衡。“三廊”即新城河、潮塘江、三塘横江沿岸森林生态带。新城河、潮塘江、三塘横江是流经慈溪城区的3大主要水系，通过对滨水防护绿带及滨水带状公园的建设，形成基于河流、森林景观类型多样的连接通道。在城市新区与老区各自区段内，规划水系最小绿带宽度为8m，连接中心城区的生态绿地，改善城市生态环境。“九园”指由中心城区综合性公园组成的生态绿地系统，包括教场山公园、旦山公园、清水湾生态绿地、中央公园、万亩畈森林公园、虎屿公园、金山公园、庙山公园和水门公园。“多链”是指沿中心城区漾山路江、周家路江、浒山江、赵家路江、西五灶江、马路谭江、六灶江、虞波江、二灶江等内河水系，以及慈甬路、青少年宫北路、浒崇公路、浒溪公路等主要道路绿带，共同形成的第二级生态连接通道，有效分隔中心城区空间格局，同时强化城市景观格局的连续性，保证区域自然山水林对城市生命系统的支持能力。总之，优先划定生态基础设施保护区域，实施“二环”生态保护圈建设，结合城区道路、河流等线型绿道，以及城区块状公园、楔形绿地和立体绿化等建设，有效地遏制城市的不合理扩张，疏导城市交通与连通外围自然环境措施并举，缓解热岛效应，恢复慈溪市整体生态绿地网络系统，建设一个宜居宜游的滨海生态城市。#p#分页标题#e#   (五)绿地系统规划的主要措施   1.设定保护优先权   城乡结合部是一个城市最具发展潜力也最难控制的生态交错区域，作为绿色基础设施规划的关键性位置，其景观和功能规划具有明显的多样性和空间异质性高的特点。位于慈溪市坎墩、宗汉、横河等3个区域的城乡结合部，绿化存在的问题主要是自然、半自然景观较为破碎，景观生态连接性较低，整体布局零散。依据绿色基础设施理论中“控制”“连接”与“融合”的概念，截至2020年，首先对慈溪市城乡结合部的绿色基础设施用地设定优先保护权，结合慈溪市城郊的农田林网，规划建设城市防护林带(三塘横江两岸防护林带)、环城林带，面积为21.24hm2，形成绿色走廊和绿色网络，并使之与城区绿地系统贯通;其次，在宗汉街道、坎墩街道近郊区，建设生态碳汇林基地及野生动植物保护小区，面积为43hm2，形成多层次、规模性的城市绿色空间，一方面成为城市居民休闲、娱乐的场所，另一方面作为城市近郊区的生态碳库源，提高城市生物多样性;第三，建立城郊型生态林产业基地，在中横线以南、横河镇以北地段，规划城区绿化苗木后备生产基地，面积为30.89hm2，远期根据发展实际情况，另外拓建相应的生产观赏型森林绿地，以满足城市居民对生态环境改善的需求。   2.防护性连接通道   慈溪城区道路绿带、滨水河道绿带、防护林带是其线性通道的主要组成部分，承担着绿地之间联结与连通的系统功能。截至2020年，城区新增建设线性绿地通道269.09hm2。规划中横线两侧绿化建设面积44.96hm2，重点营造乔木树种，实施乔灌草配置，着重体现地方特色，提高干线通道的生物多样性，发挥防风、滞尘及减噪等多种功能;利用慈溪城郊山、水、田、林的自然条件，以城区对外交通走廊(中横线、西三环、杭甬高速公路连接线)、河道绿化(新城河、潮塘江、三塘横江)为联系纽带，规划建设滨海复合型沿海防护林绿地系统，其中干线通道绿地面积75.65hm2、滨水绿带面积89.59hm2、沿海防护林面积58.89hm2，形成对城区的绿色包围和烘托，保持城区内外绿地之间的有机衔接和贯通，起到防风固土的作用。   3.网络中心建设   公园是城市绿色基础设施的网络中心，是构成城区绿地的主体，也是各种绿道的重要节点或者终点。截至2020年，公园新增建设绿地面积达355.63hm2，除了增加生态效益功能外，它还直接与人类的活动密切相关，承担着改善城市居民景观、文化与休憩质量等功能。规划新建乌山公园面积为49.56hm2，用以展示慈溪民间收藏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等主题，体现慈溪地域文化特色;利用潮塘江水系资源，建设清水湾生态滨河绿地面积为9.4hm2，营造敞开式休闲绿地和以雅静为格调的滨江湿地;为了打造自然景观融于都市风格的文化商务区配套环境景观，规划绿地面积为16hm2，塑造和谐、活力的文化商务区形象，使城市居民能够“感受自然，融于自然，回归自然”;城区西南向的峙山公园扩建面积为36.67hm2，以山体植物群落景观为特色，建设集健身、休闲功能为一体的城市公园;多功能的万亩畈城市森林公园建设面积为234hm2，成为集生态、旅游、休闲为一体的“城市绿肺”。另外，根据慈溪市建成区内所有公园的分布和质量，划定几个重要的绿色区块，通过提高辖区内的绿地质量及各绿色区块之间的生态网络化连接，最终形成功能完善的城市公园生态绿地系统。   三、启示   绿色基础设施理论以其富有远见的保护性发展模式指导着城市的发展方向，保护着人类的生存环境。这种理念逐渐被政府与公众所接受，其实践性过程将显著地影响着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进程。因此，开展慈溪市绿地系统建设规划，应该在现有合理的规划思想基础上，高度重视绿色基础设施理念和生态学原理在规划实践中的指导性战略，保护城市生物多样性，注重城市立体绿化及以可持续发展为导向的城市发展，建设宜居环境空间。同时，还需要从生态设计层面上，加强对城区绿地微环境的功能性研究，构筑网络化的城市绿色空间系统，使城区绿地、城郊森林和远郊农田林网等生态要素融为一体，建设生态过程连续的城市绿色区域，显现城乡一体化的综合生态效应，最终打造一个生态宜居、环境优美的滨海园林城市。

【摘要】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公园城市”建设理念为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开辟了新的方向，同时也是实现城市在建设过程中的生态价值、经济价值、文化价值、社会价值等得到协同发展的重要路径。探讨了公园城市的发展历程沿革与理念演变，分析了公园城市与相关概念的差异。同时，结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背景，分析了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公园城市建设的当代需求。最后，从以人为本、生态服务、城乡统筹三个角度提出了公园城市建设的实现途径。

【关键词】公园城市；协同发展；以人为本；生态服务；城乡统筹

0.引言

城市化地区虽然仅仅占有全球约6%的陆地面积[1]，但是却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全球生态系统中能量流动、物种组成、营养循环与废物汇聚的方方面面。截至2017年底我国的城市化率已达到约60%[2]，并且由于都市圈与城镇地区的极化效应，人口的聚集使城市的进一步发展与生活福祉、文明建设息息相关。虽然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基础设施的完善，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然而随之而来的各种城市问题在全球范围内逐渐被诟病。城市化导致了栖息地的碎片化、物种的同质化、当地小气候（热岛效应）、水文（径流增加）与土壤性质（重金属与有机质浓度更高）的改变等[3]。长期以来，为了解决城市发展所带来的问题，寻求城市发展过程中生态价值、经济价值、文化价值、社会价值等协同发展，自19世纪以来，各国的城市规划学者，环境学家，建筑师提出了一系列的方案，例如“田园城市”，“花园城市”等相关举措。特别是，2018年2月，到四川视察时指出，天府新区是“一带一路”建设和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节点，一定要规划好建设好，特别是要突出公园城市特点，把生态价值考虑进去，努力打造新的增长极，建设内陆开放经济高地。可以看到，“公园城市”的提出为未来城市可持续发展开辟了新的方向。

1.公园城市发展历程

1.1世界公园发展趋势

由于中西方的文化差异，公园的定义在各个国家，各个时期都不尽相同。本文中的公园所指代的并非是现代意义上的城市公园，而主要是指与自然生态环境相对应的人工绿化（ArtificialGreening）。古巴比伦的“空中花园”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人工绿化[4]。它是由古巴比伦国王尼布甲尼撒二世为安美依迪斯王妃所修建，被认为是人类历史上首次在人工建筑上种植植物。随后在世界各地都开始了人工绿化的尝试，不过早期的“公园”主要都由皇室，贵族所建造，目的主要是满足特权阶层的享乐主义[5-6]。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工绿化不再仅仅只属于权贵阶层。早在罗马时期，商人巨贾也纷纷斥资建造属于自己的私人花园来显示自己的财富与影响力。而在我国，私家园林的兴起是在魏晋时期，各方文人雅士寄情山水，富豪们开始打造自己的私家园林。同时，寺观园林也逐渐萌芽；从此，单一的皇家园林变成了皇家、私家、寺观园林的并驾齐驱。工业革命以来，由于交通工具的更迭，城市扩张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但是伴随着城市的扩张，居民与自然的隔离日趋严重，“大城市病”逐渐显现。为解决这一问题，政府便在城市内规划集中式绿地——城市公园，此时公园不再属于个人或者某一阶层，而是供全体市民享用。这一时期，虽然公园摆脱了私有，但其建设仍然主要是满足美学、休闲与游憩功能。在科技日新月异的今天，城市中公园的生态服务功能逐渐被认识，并作为绿色基础设施被纳入到城市规划设计之中。例如通过增加树冠覆盖加强太阳辐射的反射与树木的呼吸作用而减轻城市热岛效应；或通过湿地与公园的布局截留或储存雨水防止城市内涝。克里斯曾估计堪培拉的城市公园在2008~2012年间在改善城市小气候，降低空气污染，雨水截留与碳汇方面发挥了约330万美元的作用[7]。

摘要：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到2018年底，我国的城镇化率已经达到59.58%。城镇化在带动经济发展的同时，我国也因此出现了一系列诸如人口增长、雨水下渗减少、地表径流量增加、水资源短缺等社会问题和环境问题。而建设LID理念下的“海绵城市”是推动城市发展的必然要求，有效地解决了城市防洪排涝和水资源利用等方面的问题。

关键词：城镇化；海绵城市；LID；关键措施

1“海绵城市”建设背景

目前，在城镇化的背景下，我国已进入“人水争地”的境界，如何实现人水共存的问题已经成为当代亟待解决的问题。为推进“海绵城市”的全面建设，为结合主席在《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将采用渗、滞、蓄、净、用、排等措施，最高可将70%的雨水就地消纳和利用。在《关于推进海绵城市建设的指导意见》中明确提出“通过海绵城市建设，最大限度地减少城市开发建设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到2020年，城市建成区20%以上的面积达到目标要求；到2030年，城市建成区80%以上的面积达到目标要求。”“海绵城市”是指城市像海绵一样，在遭受自然灾害和恶劣环境变化时，改变传统城市建设理念，能够通过生态措施，提高城市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传统城市已不足以解决城镇化进程带来的问题，阻碍社会发展的制约性因素已经不仅仅是文化、政治和经济问题，还有生态环境等问题。如由于下垫面形式的改变和不透水面积的增加，城市地表径流量的大量增加，而引起内涝频发，同时存在水资源短缺的问题。“海绵城市”建设以遵循生态优先为原则，将自然途径与人工措施相结合，在确保城市排水防涝安全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实现雨水在城市区域的积存、渗透和净化，促进雨水资源的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

2快速的城镇化带来的问题

（1）传统城市灰色基础设施过多，不利于雨水的排放。至今，我国许多城市还在坚持热衷于利用单一功能的工程措施通过构建灰色基础设施来解决生态水环境问题，反而最终导致问题日趋严重，从而逐渐演变成恶性循环。随着“绿色浪潮”席卷全球，绿色基础设施已得到了广泛的认证。城镇化和灰色基础设施的建设导致了不透水路面的增加，植被破坏，水环境恶化，湖泊减少，打断了地表水与地下水的通道，极大地影响了径流和汇流的水文条件，出现了汇流速度加快，洪峰流量增加的趋势。在高密度的城镇建筑物情形下，应结合不同的自然和环境条件，将灰色基础设施和绿色基础设施协调结合，增加绿色基础设施的建设，改善雨洪管理模式，减轻城市热岛效应，构建科学合理性格局。（2）水资源的短缺和水环境污染。2018年8月，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在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我国正在经历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镇化进程，截至2018年，我国的城镇化率已达到59.58%，比1949年末提高了48.94%，年均提高0.71%。城市人口的快速增加以及有些城市对人口的宏观管理不科学，从而导致缺水问题和水资源污染愈来愈严重，在这样的背景下，已经严重影响了城市的稳定发展和生态环境平衡。随着工业化进程的猛速发展以及人口的剧烈增长，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日益提高，人均用水量逐步增加。生活污水和工业废水排放量也在增加，已经超过传统城市排水设施的处理能力，这使得城市的河流水源和地下水等遭受不同程度的污染，水环境的污染间接的加剧了水资源的短缺。（3）城市不透水面积的增加，提高了发生洪涝内涝灾害的频率。我国大部分城市都临近江河湖泊，在特定情况下，会遭受不同程度的威胁，包括洪水和内涝。由于在城镇化进程中，建筑物的扩张，不透水面积的增加，在遇到强降雨时，地表汇流加快，绝大部分雨水未得到利用和无法下渗，再加上传统城市的防洪排涝设施不健全，从而导致了洪涝内涝灾害的发生。传统的“快排”模式主要是对短历史重现期降水而设计的，随着当今城镇化快速发展，传统“快排”设计理念已与城市的发展模式之间存在明显的突出矛盾。由于硬化路面表面径流增加，传统排水口以及管道的设计标准有限，灰色排水基础设施的压力也在逐渐增加。

3“海绵城市”的建设途径

［摘要］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也获得了大幅提升，这也促使我国的人民越发的重视环保，对健康绿色的生活环境有了更高的需求。因此，相关部门在设计城市的园林景观时，就要以建设“低碳生态城市”为基础进行设计。本文首先将概述什么是低碳生态城市，详细阐述如何基于低碳生态城市进行景观设计，希望可以为相关单位和工作人员提供有用的参考，促进我国城市建设的发展和进步。

［关键词］低碳生态；园林景观设计；城市建设；绿色环保

现如今是进入新世纪的第十八个年头，各种自然灾害频发，自然资源也是日渐枯竭，尤其是二氧化碳的排放量相比上世纪有了大幅度的提升，这些问题严重的影响了未来人们的发展。针对这些问题，在建设城市的过程中，就要围绕着“低碳环保”进行城市的设计，以建立低碳生态城市为目标，科学合理的规划各种园林景观，构建良好的城市生态环境，为城市居民提供良好的生活环境，降低对大自然的破坏，有力的推动我国低碳城市的发展和进步。

1概述低碳生态城市

现如今因为气候环境的不断恶化，造成全球范围出现各种恶劣自然气候的问题不断增加，已经是一种世界性的危机。特别是二氧化碳排放的问题，更是其中最为严重的一种问题。有研究资料显示，城市就是二氧化碳的主要排放地，特别是随着城市的不断扩张，每年都有将近1.5亿的农村人口进入城市打工，造成城市人口的数量与日俱增。因此，针对这些问题，就需要城市在发展的时，要有意识的降低碳排放量，设计科学合理的环境结构方式，使城市的环保功能进一步提升。所以，在设计城市园林景观时，就需要积极的采用各种高新技术，主动的进行产业转型，使各种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可以得到明显的下降，从而可以更好的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1]。

2基于低碳生态城市的景观设计途径

2.1建设多种绿色基础设施

摘要:随着公园城市理念的提出，许多城市都在积极探索如何建设公园城市，成都作为公园城市的示范区，也在持续推进公园城市建设。绿道作为城市的线性绿色开放空间，起到了连接城市各个绿地的作用，是构成城市生态网络的重要纽带，其对公园城市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故对绿道建设进行探索是极为必要的。通过对绿道的理论与实践进行梳理，以成都市天府绿道锦江绿道为例，分析已建成的绿道现状，结合公园城市的营造理念，提出绿道优化策略。

关键词:公园城市;绿道建设;策略

0引言

2018年2月，视察四川天府新区时强调:“天府新区一定要规划好建设好，特别是要突出公园城市特点，把生态价值考虑进去，努力打造新的增长极，建设内陆开放经济高地。”公园城市理念的提出是对经济与生态和谐发展提出的解决方案，自公园城市理念提出以后，众多学者对其展开了研究。刘滨谊提出了一种新的城市中心区空间模式，即以生态文化中心区ECD取代传统城市CBD，RBD［1］;成实，成玉宁从以往的园林城市到现在的公园城市的转变出发，指出转变的核心在于城市发展由“重形态”到“重生态”［2］;袁琳从公园体系与人民福祉出发，提出要运用“公园城市”理念推进规划与治理体系的革新［3］;王浩提出公园城市发展模式是坚持以“人”为核心，提出了“游园－社区公园－综合公园－郊野公园－自然山林”的多层级城市绿地体系［4］。这些研究主要是针对公园城市的发展模式以及核心理念，多是宏观理论层面，少有研究在公园城市背景下，城市开放空间应如何发展，如何将理论运用在具体的实践中。绿道作为城市的线性绿色开放空间，是联系城市各个绿地空间的生态纽带，公园城市是一个复杂的系统，而绿道则是这个系统中的纽带，故在公园城市背景下，对绿道建设的探索是极为必要的。本文以成都市天府绿道锦江绿道为例，分析已建成的绿道现状，结合公园城市的营造理念以及景观生态学理论，提出绿道优化策略。

1绿道概述

1．1绿道概念

及内涵“绿道”(greenway)一词最早可追溯于1865年奥姆斯特德在波士顿城市公园规划中提出的“parkway”概念，最早以书面语正式出现是在威廉．H．怀特《保护美国城市的开放空间》一书中。1987年，美国户外游憩总统委员会将绿道定义为“提供人们接近居住地的开放空间，连接乡村和城市空间并将其串联成一个巨大的循环系统”，这个定义体现了绿道上结构上的特征与连接功能［5］。之后，随着对绿道研究的不断深入，不同学者基于各自研究领域的特点，对绿道进行了定义。经过不断地发展，到20世纪90年代查尔斯列特尔在他的经典著作《美国绿道》中对绿道进行了全方面的定义，他指出绿道是一条沿着自然廊道(如河岸、溪谷或山脊线)或转变为游憩用途的铁路沿线、运河、风景道或其他线路的线性开放空间;任何为?行或自行车设立的自然或景观道;将城市公园、自然保护区、历史文化景观和居住区相连接的开放空间连接体;从局部来说，是被设计成林荫大道或者绿带的某种带状或线性公园，这个定义从形态、交通、生态、景观等方面对绿道进行了概括。绿道的概念正式引入中国是在1992年《美国绿道简介》一文中，文中将greenway译为了绿道，2000年，《城市中的绿色通道及其功能》一文对绿道理念进行了推广，文中对国外绿道规划有了较为详细的介绍［6］。

【摘要】2013年12月，在《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的讲话中提出：“建设自然存积、自然渗透、自然净化的海绵城市”。房地产项目作为城市建设的子细胞，是城市雨洪管理体系的末端与基石，对实现自然存积、自然渗透、自然净化的海绵城市建设目标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从海绵城市的概念、房地产项目海绵城市建设原则以及存在问题等方面展开论述，梳理房地产项目实施海绵城市所面临问题，并就未来“海绵——景观”一体化设计提出展望。

【关键词】海绵城市；景观设计；房地产项目

一、海绵城市的概念

1.1海绵城市的定义。海绵城市的本质是基于顺应自然的城市治水、理水理念，遵循“渗、滞、蓄、净、用、排”的低影响开发原则，综合利用下沉绿地、透水铺装、雨水花园等“绿色基础设施”以及城市雨水灌渠、超标雨水径流排放系统，将雨水渗透、滞留、积蓄、净化、循环利用与排放，从而实现面源污染控制、城市内涝防治、雨水回收利用以及水环境修复等多个水安全目标。

1.2低影响开发雨水系统。低影响开发（LowImpactDevelopment，LID）源自美国在上世纪90年代初提出的低冲击开发的理念，指在场地开发过程中采用源头、分散式措施维持场地开发前的水文特征，也称为低影响设计（LowImpactDesign，LID）。低影响开发的原则是优先利用地势、湖泊、水道、湿地等自然排水系统以及透水铺装、软性屋面、雨水花园、生态滞留池、下沉绿地、植草沟、蓄水池等低影响开发设施，恢复场地对雨水的自然积存、自然渗透、自然净化和可持续水循环功能，从而增强城市空间在暴雨期间的雨水渗透、净化及调蓄能力，减少雨水径流外排、削减径流峰值、延缓峰值时间，实现开发前后水文特征基本不变。

二、我国海绵城市发展所存在的问题

我国提出“海绵城市”概念雏形可追溯至2003年，北京大学俞孔坚和李迪华教授共同出版的《城市景观之路：与市长交流》一书中最早将“海绵”的概念比喻自然湿地、河流等对城市旱涝灾害的调蓄能力。尽管海绵城市建设具有低影响开发、水敏感设计等成熟理论的指导，国内城市水处理领域也有着较为长期的实践研究与工程技术储备；但是，由于我国城市水问题较为复杂，海绵城市的建设也在不同的认识与质疑中暴露出一系列问题。一是对海绵城市建设长期性的认识不足。将海绵城市建设单纯理解为“绿色基础设施”的建设，在我国“灰色基础设施”历史欠账较多这一实际情况下，过分看重短期效应，而忽视了治水工作系统性、长期性、艰巨性的特点。二是配套法律法规有待完善。从项目建设实际情况来看，地方政府仍需进一步优化海绵城市建设标准与园林、规划、建筑等相关专业验收规范间的对应关系，并从雨水径流控制目标以及LID设施功能的角度，科学制定建设项目海绵城市验收评估标准，从而推动相关政策有效实施。三是海绵城市建设的系统性不足。当前，国内海绵城市建设的“主战场”集中在政府主导的市政建设及旧区改造上，而以社会资本为主导的房地产开发项目，对海绵城市建设的参与度不大。值得关注的是，房地产开发行业已有万科、绿城、龙湖、融创等标杆企业开展了融合海绵城市建设理念的产品研发与实践，对行业的发展起到较好的引领与示范作用。

摘要:进入21世纪以来，以SARS事件、H7N9禽流感疫情、埃博拉疫情、肺炎疫情为代表的传染病相关公共卫生事件频发，严重危害了人类的生命健康。风景园林在优化自然环境、改善气候状况、提升公共卫生等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理应在应对公共健康危机领域发挥作用。文章在分析风景园林促进公共健康历程的基础上，根据传染性疾病的传播特点，从控制传染源、阻断传播途径、疗愈易感人群三个方面提出风景园林应对传染性疾病发生和传播的策略。

关键词:公共健康；风景园林；传染性疾病；预防策略

世界卫生组织（WHO）在1948年创建之初给出的“健康”定义为：“健康乃是一种在身体上、心理上和社会上的完满状态，而不仅仅是没有疾病和虚弱的状态”[1]，把人的健康从单纯生物学的意义上升到了心理和社会关系的多重内涵。此后，世界卫生组织多次对“健康”这一概念进行完善，1990年提出了四维健康新概念，即健康包括躯体健康（physicalhealth）、心理健康（psychologicalhealth）、社会适应良好（goodsocialadaptation）和道德健康（ethicalhealth）[2]。自此，健康的含义从单一考虑人的自然属性到考虑人的社会属性而变得逐渐丰富，同时评价健康的标准更加全面。从公共健康的角度来看，健康已不再仅仅是与个体本身有关，它与社会的平等、和谐同样息息相关。中国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的社会经济成就，城市化率从1978年的17.92%上升到了2018年59.58%[3]。城市化为人们提供了更好的医疗卫生资源，使得婴儿死亡率、孕产妇死亡率、儿童死亡率、结核病疫情、肠道传染病疫情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4]。但同时城市化带来的环境污染、资源短缺、人口膨胀、住房压力等城市病，对城市居民的公共健康造成了很大威胁。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国不但成为以心脑血管、糖尿病、癌症和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等为代表的慢性非传染性疾病高发的国家[5]，而且传染性疾病的威胁也同样严峻。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疾病预防控制局的统计，病毒型肝炎、结核病位居全国法定传染病疫情前两位[6]。回顾新中国成立后所爆发的传染性疫情，如霍乱、鼠疫、艾滋病、SARS事件、H7N9禽流感疫情，以及此次爆发的肺炎疫情，都给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了巨大威胁。传染病疫情带来的严峻挑战不仅促使全社会深刻认识到公共健康的重要性，也引发了人们对城市功能和建成环境的空前关注，风景园林作为城市人居环境质量的主要提供者，理应在促进公共健康方面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1风景园林促进公共健康的探索

相关研究表明，心理状态与自然环境之间存在着先天的积极关系[7-9]；在环境心理学领域，相关人员证明了建成环境主要是通过影响人们的体力活动和饮食行为来促进人体健康[10]，所以营造良好的建成环境有利于促进公共健康的发展。风景园林作为外部环境的提供者，所追求的目标始终是实现人与自然的相互融合[11]。从古典园林原始的生产目的到追求视觉的景观之美和精神的寄托，再到改善社会环境效益，从关注个体心灵健康到社会环境健康，风景园林的角色在不断丰富。18世纪中叶伴随着西方工业革命的到来，人们开始理性地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一时期以奥姆斯特德为首的风景园林师将“自然带进城市”，建立了公共园林、开放性空间和绿地系统；之后霍华德的“田园城市”意在营建宜人的居住和工作环境，这都体现了人们开始认识和重视风景园林对个人和社会环境健康的促进作用。随着公共健康问题的出现和发展，风景园林在促进大众健康方面一直进行着积极探索[12]，康复花园、园艺疗法、市民农园等健康景观成为了西方不同时期的研究热点。中国认识到自然环境对人体健康有益开始于新中国成立后，到20世纪末才真正意识到景观环境对健康的积极作用[13]。此后，健康视角下的城市风景园林建设研究开始有了新的进展，医疗园林在改善患者生理、心理和精神上的紧张情绪效果明显[14]；康复景观在降低人的心理压力、产生积极情绪等方面效果显著[15]。健康导向下的风景园林从注重疗愈的小尺度花园，到强调社会交往的中尺度空间[16]，再到重视城市整体绿色开放空间对公众健康作用的提升[17]，实现从个体身心健康到个体与社会健康关系的转变。风景园林在这一过程中完成了从被动消极“治疗”到积极主动“预防”的角色转换。20世纪中期后，虽然公共健康的主导问题已经由传染性疾病转为慢性疾病，但风景园林最初解决城市健康问题的起因就是城市中传染病的肆虐[18]。传染性疾病多为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这就更加要求风景园林师通过风景园林的手段和力量在传染性疾病发生前中后期达到最大力度的预防、隔离和治疗作用。

2风景园林应对传染性疾病的策略

医学上认定传染病的发生和传播机理须具备三个条件：传染源、传播途径和易感人群[19]。而自然环境因素对传染病的产生、传播有很大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着传染病的存在方式和流行过程，甚至可能会决定着传染性疾病的消亡[19]。2008年WHO的60周年纪念以研究“消除气候变化影响，保护人类健康”为主题，标志着气候变化与健康的关系已成为世界普遍关注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20]；同年在《美国预防医学学刊》发表了一篇关于气候变化对公共健康影响的特别报道，该报道指出气候变化对公共健康有四个方面的威胁：高温的直接影响、病媒传播疾病、水传播疾病，以及空气污染造成的呼吸系统疾病[21-22]，因此，气候变化导致自然因素改变是传染性疾病产生的重大效应之一。如温带地区气候变暖现象，使得感染或携带致病原体的昆虫和啮齿类动物的分布范围与危害期限扩大，增加了虫媒类传染病扩散的风险。中国南方地区，尤其是长江中下游的局部城市12月气温已打破历史同期气温纪录[23]；“冬温者，冬应寒而反温，阳不潜藏，民病温也”，异常的气候为病毒的生存与蔓延提供了有利的自然条件。此外，洪涝灾害的发生主要通过影响湿度间接影响昆虫的寿命和繁育，从而增加季节性虫媒的地理分布和季节多度4]；水环境的改变，如赤潮，会在水中产生大量毒素，赤潮一旦在饮用水源中爆发或通过水域中的鱼类间接传染到人类，可能引发传染性疾病。空气污染使环境中的过敏原增多，这会进一步威胁特殊人群的呼吸系统健康[25]。种种研究表明，气候变化通过改变自然因素而加剧了传染性疾病的爆发和传播，所以发挥风景园林在改善气候条件方面的作用，以此阻止或切断传染性疾病的传播途径，达到预防传染性疾病爆发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