逻辑学方法论范例

本文作者：王东浩 单位：南开大学哲学院

比较逻辑学研究是一个动态的变化过程，随着实践的发展，认识的方法会逐步多样，认识的层次也会逐步深入。并且在研究实践的过程中，随着研究者阅历的增加，人们对比较逻辑学研究中所体验到的具体内容的比较探究，会越来越细微和深入，认识也就越来越深刻;同时，也会知道原有的看法是否正确，并为以后的认识积累经验。

比较逻辑学三个层面研究中的认识论前提。比较逻辑学研究必须以认识论为前提和基本原则。在比较逻辑学研究的初级阶段———描述的比较逻辑学，它是对三支逻辑源流本身的研究，是比较逻辑学整个学科理论研究的前提与基础。在对描述的比较逻辑学方法论的探讨中，必须坚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观点，这是因为:其一，描述的比较逻辑学其本身关于描述的含义必然是对元典进行史料考证与挖掘整理，而后才会得到所需的基础知识。这就需要在研究的时候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其二，描述的比较逻辑学研究需要吸取三大逻辑体系中具备可比性的信息源。这就需要我们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上，从整体出发，通过归纳和演绎、分析和综合等方法对其进行研究。其三，在以上二者的研究基础上，通过对比较逻辑学初级阶段的探讨，归纳、总结、提高，并在实践逐步深入的过程中，达到文字表述的信达雅，即严复在《天演论•译例言》中所指出:“译事三难:信、达、雅。”［1］所谓“信”，是指内容准确无误;所谓“达”，指的是表述内容时运用的语言通顺、妥帖;所谓“雅”，是指言辞文雅。在比较逻辑学研究的第二个阶段———评价的比较逻辑学，它强调对古代、近代与现代三种逻辑之间的纵横比对、同异比较，建基于描述的比较逻辑学之上。在认识论层面，它突出表现在从客观的事实中挖掘出具有可比性的信息源，从而在可靠材料的背景下进行纵横、同异比较。这是进行比较逻辑研究的必经阶段，更是对于理性认识的提炼和升华。最终，在比较逻辑学研究的第三个阶段，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汇通的比较逻辑学研究”，它以三支逻辑源流之间的平等对话与三者内在关系的透视汇通为基本研究对象。这一阶段是认识论中的理性形成、实践、轮回乃至飞跃的阶段。它不再仅仅局限在对所认识事物的描述或评价，而是在比较逻辑学研究的纵横层面突破“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限制，使点、线、面之间有一定的建构和汇通，从而形成理论并进一步指导实践，并在实践中检验、提高。

比较逻辑学研究历史进程中的认识论思考。比较逻辑学研究之所以能够凸显学科魅力，从哲学认识论的角度来讲是因为它具备了理论的基础。从历史的进程来看，则是认识论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表现。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指出，人们在实践基础上所得到的关于外部世界的初级认识是感性认识，它包括感觉、知觉、表象等形式。这是认识的初级阶段。其二，在感性认识的基础上，必须用理性思维对感性材料进行逻辑加工，即遵循从感性具体到抽象，又从抽象上升到思维具体的方法以及逻辑的与历史的统一的原则，最后通过归纳和演绎、分析和综合，以概念(范畴)、判断、推理的形式，形成理论知识体系，即理性认识。理性认识是对事物的抽象、概括的反映，也是对事物的本质、全面的反映，是认识的高级阶段。最后，认识的能动性不仅表现在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能动飞跃，而且还表现在从理性认识到实践的能动飞跃。人们在获得理性认识以后，通过种种形式使之应用于实践，向现实转化。这是实践检验理论、实现理论的过程，是整个认识过程的继续。在理论检验的过程中，又使理论更加完备。现以张连顺(顺真)教授所定义的“现代量论”的两个时期为例进行说明。张教授将自1900年以来的“现代量论”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即1945年以前的“一般比较逻辑学学派”时期和1945年以来的“新古典量论学派”时期。其中“一般比较逻辑学学派”时期又可分为两个阶段:一是1900年至1935年，此乃“一般比较逻辑学学派”以及“现代量论”的起步、奠基、初步形成的时期。

张教授认为，“以舍尔巴茨基(Th．Stcherbatsky，1866—1942)为代表的‘一般比较逻辑学学派’性质的‘现代量论’学家，多以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康德的先验逻辑等为解释范式，实施欧洲哲学逻辑学向‘古典量论’的映射，由是完全被曲解了的陈那几乎就竟然成了近代的康德。”这在感性认识发展到理性认识的过程中，没有体现事实本意，从而是歪曲的理论。同时张教授还认为，“现代逻辑特别是符号逻辑开始向‘古典量论’实施映射，‘古典量论’中以‘比量智’为核心的建构系统被人为地从‘现量智’与‘比量智’的‘二量’系统中剥离出来，并将作为自我思维的‘自义比量’与作为自我思维在交往情境中的‘他义比量’的明显特征强行取消由此变成单一的自我思维之形式的逻辑思维，以此强行将比量智纳入到欧洲逻辑的系统中，在本不具可比性的比较中将量论二量阉割为一量，并将二种比量强并成一种比量，终以‘古典量论’之‘比量智’竟然也合于欧洲逻辑为内心之快慰”。这种断章取义的做法从认识论的角度来说即是缺乏用理性思维对感性材料进行逻辑加工。也就是说，从感性具体到抽象、又从抽象上升到思维具体的方法过程以及逻辑的与历史的统一的原则上，缺乏必要的真实性与客观性。究其原因，张教授以为:“这是欧洲现代强势文化心态在佛教量论因明学研究中的一种自发性反应，更是近代晚期以来所逐渐形成的欧洲现代逻辑‘去心理主义’思潮之逻辑方法论在解释‘古典量论’时的自然映射。”①第二个阶段，也就是1935年以后，伴随着欧洲逻辑学内部对符号逻辑的反思而形成的怀疑反思阶段。张教授认为它关乎两个基本问题:一是“去心理主义”的逻辑学体系能否真正成立;二是单向度的符号逻辑体系对“古典量论”生吞活剥的映射是否合理。

随着实践的进一步变化、发展，量论“欧洲系统”终于走上了向“古典量论”特别是印藏系统全面回归的坦途，由此形成了1945年以后的“新古典量论学派”，它建立在量论方法论的根本转变之基础上，其代表在欧洲即是现代量论“维也纳学派”的开拓者弗劳瓦尔纳(Erich．Frauwallner，1898—1974)，在东方即是《佛教逻辑学之研究》一书的作者日本学者武邑尚邦。武邑尚邦对现代量论“一般比较逻辑学学派”的历史地位给予了极为中肯的评价。他认为“时至今日，依据作为最新逻辑学的符号逻辑学之模式将佛教逻辑学与欧洲逻辑思想进行比较研究之尝试，在一定范围内正在取得大的成果”(《佛教逻辑学之研究》序言)。但他更深刻地认识到:“在如是之新方法中，即使佛教逻辑学之符号化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实行，而不能被符号化因素之存在益发明显，于此出现了新的问题。实际上，唯这没能够被符号化之部分显示着印度独特之立场，唯此才是今后一定要研究的尚待解决之课题。”(同上)张教授断言:“这是由现代量论的‘一般比较逻辑学学派’走向‘新古典量论学派’在方法论上的高度自觉，是吹响复兴古典量论本义之境的理性号角。”②基于对现代量论发展历程的比较研究，可以凸显辩证唯物认识论所体现出来的价值，比较逻辑学的研究必须以此来规范学习和研究，从而在挖掘历史资源的过程中摒弃错误的理论观点，并且在实践中培育正确的理论，以指导实践并发扬光大。#p#分页标题#e#

比较逻辑学研究与认识论研究同步发展。在现代，由于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各种精确、严密的技术手段和科学方法被广泛地应用于实践和认识领域，人类的认识能力得到了空前的提高。与此相适应，认识的对象也在广度和深度两方面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扩展着。主体和客体相互作用、相互联系的中介日益复杂化。在比较逻辑学研究的过程中，笔者以为，应极力避免诸如视野狭窄、不察行情，注重结论、短于论证，捕风捉影、以字取义等浅显取向。在认识的手段、方法和形式愈来愈多样化、精密化，主体和客体之间的中间环节也更加复杂化的同时，应考察各种认识手段、认识方法和认识形式，如各种仪器、电子计算机、模拟方法、模型方法、数学方法、符号系统等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以及与其相适应的思维方法。由于主体和客体之间中间环节的复杂性，认识的结构问题，主体和客体、主观和客观、认识形式和认识内容、理论和实践等关系问题更加突出。同时，科学认识的发展，使得理论对实践显示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以上面提及的量论因明学研究的历程为例，理论的实际应用、为实践建立观念模型、科学预见、超前反映，等等，使量论因明学得以破除“去心理主义”的影响，从而回归正统。总结现代科学技术的成果，概括现代科学认识的资料，对现代科学技术发展中提出的有关认识论方面的问题进行研究，作出科学的解释，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一项十分迫切而又复杂的任务。这为比较逻辑学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导向，从而也必将会发展和丰富比较逻辑学的内涵理论以及比较逻辑学学科理论体系的构建。

作者：王东浩 单位：南开大学哲学院

本文根据相关学者研究比较逻辑学建构所提出的比较逻辑学研究三个阶段和层次，即描述的比较逻辑学、评价的比较逻辑学和汇通的比较逻辑学，从本体论的研究角度上升到方法论的研究层面，即描述的比较逻辑学方法论、评价的比较逻辑学方法论和汇通的比较逻辑学方法论，阐述比较逻辑学的理论体系建构。与主体认识同步，方法论的研究也是一个由低到高的过程，在进行方法论的探讨过程中，我们必须遵守一定的原则，蹈循一些具体的方法，从而在进行比较逻辑研究的过程中做到有的放矢。

一、比较逻辑学研究的原则

比较逻辑学研究必须以哲学认识论为前提和基本原则。认识论旨在探讨人类认识的本质、结构，认识与客观实在的关系，认识的前提和基础，认识发生、发展的过程及其规律，认识的真理标准等问题。同时，我们还必须分清唯心主义认识论和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区别。唯心主义认识论否认物质世界的客观存在，坚持从意识到物质的认识路线;不可知论否认客观世界可以被认识。唯物主义认识论则恰恰相反，它肯定从物质到意识的认识路线，强调物质世界是客观实在，认识是人对客观实在的反映，认为最终世界是可以认识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则进一步把实践作为认识的基础，把辩证法运用于认识论。在比较逻辑学研究中，能否从认识论的角度出发，关系到比较逻辑学学科理论建构的根基巩固与否。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强调认识的发展，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透过现象认识本质;讲认识和实践的关系: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发展动力、目的、检验认识正确与否的标准。比较逻辑学研究是一个动态的变化过程，随着实践的发展，认识的方法会逐步多样，认识的层次也会逐步深入。并且在研究实践的过程中，随着研究者阅历的增加，人们对比较逻辑学研究中所体验到的具体内容的比较探究，会越来越细微和深入，认识也就越来越深刻;同时，也会知道原有的看法是否正确，并为以后的认识积累经验。

(一)比较逻辑学三个层面研究中的认识论前提。比较逻辑学研究必须以认识论为前提和基本原则。在比较逻辑学研究的初级阶段———描述的比较逻辑学，它是对三支逻辑源流本身的研究，是比较逻辑学整个学科理论研究的前提与基础。在对描述的比较逻辑学方法论的探讨中，必须坚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观点，这是因为:其一，描述的比较逻辑学其本身关于描述的含义必然是对元典进行史料考证与挖掘整理，而后才会得到所需的基础知识。这就需要在研究的时候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其二，描述的比较逻辑学研究需要吸取三大逻辑体系中具备可比性的信息源。这就需要我们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上，从整体出发，通过归纳和演绎、分析和综合等方法对其进行研究。其三，在以上二者的研究基础上，通过对比较逻辑学初级阶段的探讨，归纳、总结、提高，并在实践逐步深入的过程中，达到文字表述的信达雅，即严复在《天演论•译例言》中所指出:“译事三难:信、达、雅。”［1］所谓“信”，是指内容准确无误;所谓“达”，指的是表述内容时运用的语言通顺、妥帖;所谓“雅”，是指言辞文雅。在比较逻辑学研究的第二个阶段———评价的比较逻辑学，它强调对古代、近代与现代三种逻辑之间的纵横比对、同异比较，建基于描述的比较逻辑学之上。在认识论层面，它突出表现在从客观的事实中挖掘出具有可比性的信息源，从而在可靠材料的背景下进行纵横、同异比较。这是进行比较逻辑研究的必经阶段，更是对于理性认识的提炼和升华。最终，在比较逻辑学研究的第三个阶段，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汇通的比较逻辑学研究”，它以三支逻辑源流之间的平等对话与三者内在关系的透视汇通为基本研究对象。这一阶段是认识论中的理性形成、实践、轮回乃至飞跃的阶段。它不再仅仅局限在对所认识事物的描述或评价，而是在比较逻辑学研究的纵横层面突破“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限制，使点、线、面之间有一定的建构和汇通，从而形成理论并进一步指导实践，并在实践中检验、提高。

(二)比较逻辑学研究历史进程中的认识论思考。比较逻辑学研究之所以能够凸显学科魅力，从哲学认识论的角度来讲是因为它具备了理论的基础。从历史的进程来看，则是认识论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表现。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指出，人们在实践基础上所得到的关于外部世界的初级认识是感性认识，它包括感觉、知觉、表象等形式。这是认识的初级阶段。其二，在感性认识的基础上，必须用理性思维对感性材料进行逻辑加工，即遵循从感性具体到抽象，又从抽象上升到思维具体的方法以及逻辑的与历史的统一的原则，最后通过归纳和演绎、分析和综合，以概念(范畴)、判断、推理的形式，形成理论知识体系，即理性认识。理性认识是对事物的抽象、概括的反映，也是对事物的本质、全面的反映，是认识的高级阶段。最后，认识的能动性不仅表现在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能动飞跃，而且还表现在从理性认识到实践的能动飞跃。人们在获得理性认识以后，通过种种形式使之应用于实践，向现实转化。这是实践检验理论、实现理论的过程，是整个认识过程的继续。在理论检验的过程中，又使理论更加完备。现以张连顺(顺真)教授所定义的“现代量论”的两个时期为例进行说明。张教授将自1900年以来的“现代量论”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即1945年以前的“一般比较逻辑学学派”时期和1945年以来的“新古典量论学派”时期。其中“一般比较逻辑学学派”时期又可分为两个阶段:一是1900年至1935年，此乃“一般比较逻辑学学派”以及“现代量论”的起步、奠基、初步形成的时期。张教授认为，“以舍尔巴茨基(Th．Stcherbatsky，1866—1942)为代表的‘一般比较逻辑学学派’性质的‘现代量论’学家，多以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康德的先验逻辑等为解释范式，实施欧洲哲学逻辑学向‘古典量论’的映射，由是完全被曲解了的陈那几乎就竟然成了近代的康德。”这在感性认识发展到理性认识的过程中，没有体现事实本意，从而是歪曲的理论。同时张教授还认为，“现代逻辑特别是符号逻辑开始向‘古典量论’实施映射，‘古典量论’中以‘比量智’为核心的建构系统被人为地从‘现量智’与‘比量智’的‘二量’系统中剥离出来，并将作为自我思维的‘自义比量’与作为自我思维在交往情境中的‘他义比量’的明显特征强行取消由此变成单一的自我思维之形式的逻辑思维，以此强行将比量智纳入到欧洲逻辑的系统中，在本不具可比性的比较中将量论二量阉割为一量，并将二种比量强并成一种比量，终以‘古典量论’之‘比量智’竟然也合于欧洲逻辑为内心之快慰”。这种断章取义的做法从认识论的角度来说即是缺乏用理性思维对感性材料进行逻辑加工。也就是说，从感性具体到抽象、又从抽象上升到思维具体的方法过程以及逻辑的与历史的统一的原则上，缺乏必要的真实性与客观性。究其原因，张教授以为:“这是欧洲现代强势文化心态在佛教量论因明学研究中的一种自发性反应，更是近代晚期以来所逐渐形成的欧洲现代逻辑‘去心理主义’思潮之逻辑方法论在解释‘古典量论’时的自然映射。”①第二个阶段，也就是1935年以后，伴随着欧洲逻辑学内部对符号逻辑的反思而形成的怀疑反思阶段。张教授认为它关乎两个基本问题:一是“去心理主义”的逻辑学体系能否真正成立;二是单向度的符号逻辑体系对“古典量论”生吞活剥的映射是否合理。随着实践的进一步变化、发展，量论“欧洲系统”终于走上了向“古典量论”特别是印藏系统全面回归的坦途，由此形成了1945年以后的“新古典量论学派”，它建立在量论方法论的根本转变之基础上，其代表在欧洲即是现代量论“维也纳学派”的开拓者弗劳瓦尔纳(Erich．Frauwallner，1898—1974)，在东方即是《佛教逻辑学之研究》一书的作者日本学者武邑尚邦。#p#分页标题#e#

武邑尚邦对现代量论“一般比较逻辑学学派”的历史地位给予了极为中肯的评价。他认为“时至今日，依据作为最新逻辑学的符号逻辑学之模式将佛教逻辑学与欧洲逻辑思想进行比较研究之尝试，在一定范围内正在取得大的成果”(《佛教逻辑学之研究》序言)。但他更深刻地认识到:“在如是之新方法中，即使佛教逻辑学之符号化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实行，而不能被符号化因素之存在益发明显，于此出现了新的问题。实际上，唯这没能够被符号化之部分显示着印度独特之立场，唯此才是今后一定要研究的尚待解决之课题。”(同上)张教授断言:“这是由现代量论的‘一般比较逻辑学学派’走向‘新古典量论学派’在方法论上的高度自觉，是吹响复兴古典量论本义之境的理性号角。”②基于对现代量论发展历程的比较研究，可以凸显辩证唯物认识论所体现出来的价值，比较逻辑学的研究必须以此来规范学习和研究，从而在挖掘历史资源的过程中摒弃错误的理论观点，并且在实践中培育正确的理论，以指导实践并发扬光大。

作者：刘杨 单位：辽宁大学法学院

在我国法学界有一句备受推崇的名言：“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霍姆斯语）。与此相一致，形式各异的经验、实证方法在法学研究中备受青睐。但法理学正像它的别名法哲学所提示的那样，严格说来它是哲学的一个分支而非法学的一个学科。就此而言，仅强调经验实证方法未必符合法哲学的本性。源于黑格尔的逻辑学方法对法理学研究具有方法论原则的地位和意义。这一方法经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改造，以“辩证法”的形式为人们所熟知。我国法理学一直把唯物辩证法作为方法论原则加以提倡，但在实际研究中这一原则却陷于被“高高举起，轻轻放下”的窘境。在法学语境下，这种方法常常被简单地斥为抽象的、思辨的哲学方法，一方面受到规范方法的排斥，另一方面受到社会学方法的冲击。这种状况是没有真正理解逻辑学作为“人类思想运动的逻辑”的真实内涵和深刻意义造成的。

黑格尔的逻辑学是一个本体论、认识论、辩证法三统一的哲学方法论体系。它以“绝对理念”自我运动的形式展开，蕴含了一系列重要的世界观、方法论原则：（1）统一性原理：“绝对理念”逻辑先在地蕴含于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中，人类的思维与客观世界服从于同一规律；（2）发展原理：“绝对理念”以具体化为发展原则，以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式展现为“概念辩证法”；（3）内在否定性原理（矛盾原理）：事物发展的动力是内部的否定性，即事物本身的矛盾、有限性；在它的推动下，一切发展都是事物本身从自在到自为的自我运动、自我发展；（4）反思性的认识原理：作为认识对象的存在的本质是理念、概念、思想，因此认识即反思；（5）自由－必然性原理：真理是全体、过程通过“各个环节的必然性”实现的“全体的自由性”，因而是自由与必然的统一；（6）融贯性原理：真理不仅是认识论的，同时是本体论、方法论的，逻辑学作为同一性哲学持有融贯论的真理观；（7）体系性思维与体系化方法：理论所涉及的多方面因素只有通过体系性思维和体系化方法才能得到妥当的安排、准确的解释和完整的表述。透过“绝对理念”的神秘面纱，逻辑学方法对学术研究的最基本启示是：要按照问题本身的逻辑去推进对它的思考，使研究过程和结论呈现出一种必然性的联系。逻辑学方法之所以具有方法论原则的地位和意义，原因在于：（1）逻辑学方法不是普通的研究方法，作为人类思想运动的逻辑，它是真正的思想方法、思维方法，事物的内在矛盾构成其自我发展的动力和根据。其他研究方法多是在途径、手段的意义上使用，本身不具有推进思想发展的动力，是无方向、无灵魂的，只有在人的思维逻辑地提出要求时，它们才是必要的。（2）逻辑学方法不仅是人类思想运动的逻辑，而且以人类思想运动的逻辑展现思维和存在服从于同一规律，它是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的统一。换言之，黑格尔的逻辑学是“方法与内容不分”的“内涵逻辑”，堪称“方法的方法”。

逻辑学方法对法理学研究具有丰富而深刻的启发意义。

第一，抽象问题具体化。

相对于部门法学，法理学常被评论为抽象、无用。这与对法理学的两个认识误区有关：（1）割裂式的抽象法理学，认为法理学与部门法学的关系是抽象与具体、一般与个别、普遍与特殊的关系。这种理解把法理学与部门法学割裂开，正是逻辑学方法所反对的。按照逻辑学，所谓抽象不是具体之外、之上的幽灵，抽象、一般、普遍寓于具体、个别、特殊之中，正像离开苹果、葡萄、樱桃等无法想象水果一样，脱离部门法学的抽象法理学也并不恰当。（2）缩写式、摘要式的法理学，认为法理学是具有最大普遍性、最高概括性的法学理论。问题是，这种经由“提取公因式”或取“最大公约数”而形成的法理学，究竟有多大意义？如果它与部门法学是一致的，那么它是多余的。如果它与部门法学是不一致的，那么它是无用的。这两种法理学观都试图从研究对象上区分法理学与部门法学，进而都陷入在法学的对象世界里难以找到法理学独立领地的困境。

对此，逻辑学从思维方法与对象统一的角度定位哲学性学科，强调哲学从而法哲学是以特殊的思维方式、思想方法而立足。虽然法理学在法学对象世界的版图中没有独占一席之地，但它作为特有的思维方式却渗透于所有部门法学中。因此，当强调对象的法理学变得“无家可归”时，作为思维方法的法理学反而真正实现了“四海为家”。法理学研究需要“从抽象到具体”，将部门法哲学从一般法理学中区分出来加以专门研究是这一要求的体现。但这一努力仍然存有缺憾：在部门法哲学的研究中，我们看到的多是诸如刑法哲学、民法哲学、行政法哲学一类的单科性研究，而缺少各部门法之间的一种“填平补齐”式的研究，即对各部门法中有关联的概念、理论为什么会有非常不同的样态以及彼此之间是否可以相互借鉴，缺乏必要的思考和合理的解释。例如：为什么唯有刑法学发展出精致的构成要件理论而别的法律部门没有？法律行为与事实行为的分类能否成为贯通所有法律部门的一种基础性分类？特别是行政法律行为与行政事实行为是否及能否与民法中采用统一的分类标准？源自私法的霍菲尔德的八个基本法律概念、四种法律关系的“元形式”能否及如何运用于公法领域？为什么在对行为的合法性评价之外，还存在有效性评价（民法）和合理性评价（行政法）？合法性、违法性、有效性概念能否在各部门法中得到统一的解释？竞合问题为何在刑法中特别突出而在其他法律部门并不明显？法律冲突或竞合得否在规范的逻辑结构上给予精确的说明？违法、过错、责任之间的关系能否在法理学中给予统一的说明？如何在法理学层面说明部门法之间的界限，特别是行政法、民事侵权法与刑法之间的界限？诸如此类的问题，既不同于一般法理学问题，也不同于单科性的部门法哲学，而是部门法之间的问题处于宏观与微观之间，可称之为“中观法理学”。这是目前法理学研究中极为缺乏的一块，也是较为困难的一个领域。它要求研究者至少对一个部门法有精深的理解。中观法理学的基本诉求是：建构一套一般性、统一性的法哲学理论，又能以这种统一性理论为基础对各部门法的特殊性、差异性作出恰当的解释和合理的说明。中观法理学的基本方法是：通过比较各部门法相关理论的异同，追问其共同性基础和差异性根源，探寻相互借鉴的可能和限度，进而深化对部门法理论的理解。从研究方法的角度说，中观法理学也是一种特殊意义的比较法。它认为部门法的区分不应当成为画地为牢、相互隔绝、各自为政的理由，以各部门法的任务、目的不同回答这类问题恐怕过于简单而无实益，不同部门法中具有相关性的理论之间的比较性思考，对于深化部门法学和法理学研究都大有裨益。#p#分页标题#e#

作者：钢特木尔 单位：内蒙古师范大学法政学院

一、高校法律逻辑学教学现状分析

法律逻辑学是交叉法学与逻辑学研究的边缘性新兴学科，是训练法律思维能力必要的、有效的工具。我国法律逻辑学的研究起步于是20世纪80年代初，目前虽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法律逻辑学起步晚，科研和教学严重滞后于别的学科。

1．没有引起学校的重视。逻辑学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七大基础学科之一。当前，我国高校逻辑学研究水平大大提高，普通逻辑学领域出现了一批具有较高水平的研究成果，有的在国际逻辑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相对于普通逻辑学，虽然在国内一些高校的哲学、法学、中文、经济学等学科中开设了法律逻辑学课程，但并未引起学校的足够重视，以致法律逻辑学课时少、内容浅，甚至有些法学专业没有开设法律逻辑学课程。

2．教材内容需要改进。目前，法律逻辑学教学与科研还未成为完善的科学体系，由于历史的原因，对法律逻辑学研究主要体现在如何应用普通逻辑知识来解释司法实例问题上，事实上只停留在普通逻辑学在法律领域中的应用层面上。这种研究方法谈不上创新，只能说是“普通逻辑原理+法律案例”的一个框架，与普通逻辑学并没有本质区别。法律逻辑学是一门具有特殊性的逻辑学应用学科。一方面，它将逻辑学的基本知识和基本原理应用于法律与司法活动的过程中，探讨涉法思维活动的一般逻辑形式与逻辑规律;另一方面，法律逻辑学要结合法律与司法活动思维的特殊性，研究涉法思维活动的特殊思维形式及其合理性规则。作为一门交叉学科，法律逻辑学教材理当首先界定清楚自身的学科性质以及与其他相关学科的区别与联系，彰显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和方法。

3．教学效果不佳。学生对法律逻辑学课程没有充分的认识，缺乏学习的动力，很多学生学习态度消极、被动。法律逻辑学课的普及程度远不及普通逻辑学课，大部分法学专业本科生只学过普通逻辑学而没有学过法律逻辑学课程，对于法律逻辑学了解甚少。多数学生认为法律逻辑学神秘莫测、远离现实。还有一些学生认为法律逻辑学与自己的专业学习和就业前途没有多大关系，毕业找工作时，用人单位只会关心专业课成绩或外语水平，因而学生对法律逻辑学的功能产生怀疑。这些问题给教学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在教学过程中虽然采取的教学方法符合高校教育教学发展规律，也能够适应教育改革需要，但仍面临着学生兴致不高，缺乏参与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二、开设法律逻辑学课程的意义

作者：陈鸿儒 单位：福建中医药大学

在中国近代西学第一人严复心目中，逻辑学是“一切法之法，一切学之学”，体尊用广。［1］1028可想而知，弄清楚严复的逻辑思想，对于把握其整个思想体系极为必要。然而，长期以来，由于人们对于严复在1908年所译述的《名学浅说》重视不够，遂产生了一些对于严复逻辑思想的误解，也影响了对于其整个思想体系的把握，比如，本杰明•史华兹在其名著《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中就仅仅把严译《穆勒名学》视作“严复综合思想体系的基本原理”，［2］127甚至认为严复“译《名学浅说》的目的是以它作为对穆勒基本观点的扼要概述”，［2］128从而判断其思想倾向。实际上，关于《名学浅说》的内容，严复自己有很明确的交代：该书“中间义恉，则承用原书”，“所引喻设譬，则多用己意更易”，最终目的在“取足喻人而已”，“谨合原文与否，所不论也”。［1］265-266与严复以前的逻辑思想相比，该书在西方逻辑学、中西逻辑学说比较、运用西方逻辑学对于中国旧学的批判等方面都有一些新的探讨，从而构成了严复后期的逻辑思想。这在研究严复逻辑思想乃至其整个思想体系时都是不可不注意的。因而，笔者拟从西方逻辑学这个方面比较严复前后期逻辑思想上的变化，并试图引申出一些结论，以就正于方家。

一、对于西方近代科学方法论奠基者的看法

在研究严复逻辑思想时，严复如下这句话常被引到：“二百年学运昌明，则又不得不以柏庚氏摧陷廓清之功为称首。”［1］29而严复在《名学浅说》中对这个问题的新看法却不见有人提及。在该书中，他指出：“以新学发起之功，归诸培根，立成妄说。必若言之，无宁指前之罗哲尔，勿指后之佛兰硕可耳。”［3］66“后之佛兰硕”即他以前所说的“柏庚氏”，即写《新工具》的FrancisBacon（1561-1626年）。“前之罗哲尔”即RogerBacon（1214-1292年）。他甚至说，以FrancisBacon为西方近代科学方法论奠基者的看法是“不考事实”的。［3］66也就是说，人们常引的上述那句话后来是被严复看作违背事实的。在《名学浅说》中，严复用了两节来论述西方近代科学方法论奠基者是前者而非后者的新看法。其基本理由是，RogerBacon“倡言穷理斯从实测（即观察、实验——笔者注）”，并且，用这种方法收获颇多，虽然一时“于学界，尚无转移大力”，但后来伽利略用他所倡导的方法，推翻了许多旧说，从那以后，“虽累经挫折，而实测之术终大用”；而FrancisBacon的基本理论主张虽然正确，但他不仅用自己所主张的方法“于物理无所发明”，而且对于别人“用内籀术所得新知”，比如哥白尼的日心说、吉尔伯特对磁石之间吸引力的研究，居然不能明白从而加以接受。［3］65-66《名学浅说》中的上述观点与W.C.丹皮尔著的《科学史》（初版于1929年）中关于RogerBacon和FrancisBacon的基本观点惊人的一致。丹皮尔也指出，RogerBacon“清晰了解只有实验方法才能给科学以确实性”，［4］146“是实验时代的真正先锋”［4］150；而FrancisBacon虽然是“首先考虑归纳科学的哲学根据的人”，但“自己在实验领域中，对于认识自然并没有什么显著的或成功的贡献”，而且，除波义耳外，“对于实际从事实验科学的人似乎没有影响，或很少有什么影响”。他甚至指出，科学的进步很少是用纯粹的FrancisBacon的方法去完成的。［4］191-192显然，严复后期关于西方近代科学方法论的奠基者是RogerBacon而不是FrancisBacon的看法，说明他开始更紧密地结合科学史来探讨西方逻辑学，也提示我们，他在《名学浅说》中并不会拘泥于自己以前的看法，而是试图使自己的逻辑思想更明确、更融贯、更具有可操作性。

二、术语“内籀”、“外籀”的使用情况

本来，严复都是用“内籀”来指称从个别性例证到一般性原理的推理，关于“外籀”，则认为其内涵是从一般性原理到个别性论断的推理，外延仅仅包括三段论。但在《名学浅说》中，这两个术语的使用情况实际上发生了变化。该书对于“外籀”内涵的理解虽然没有变化，但在外延上却扩大了。在此时的严复看来，“外籀”不仅包括“连珠”（即三段论），而且包括“有待之词”（即假言命题）与“直叙词头”（即直言命题）组成的“连珠”（即假言推理）和“析取连珠”（即选言推理）。［3］58，60后面两者中，假言推理还可以转换为三段论，但选言推理“亦论辨中所常用，而为古名家所未深论者。直至挽近，而后大明”，［3］59它所应遵守的规则不是三段论的规则，而且“即其形式，亦不相似”。［3］60而“内籀”则被用来指称包括如下四层功夫的科学方法：第一层是“捃集有关系之事实，用观察法”，第二层是“造立‘希卜梯西’（即假说——笔者注），用臆度法”，第三层是“以连珠等术，推较所臆度者，用外籀术”，第四层是“多用实事以较勘所立之例，用印证法”。［3］69从严复以前使用译名的情况来看，这种科学方法与《穆勒名学》中提到的“始于内籀之实测”、“继用联珠之推勘”、“终以实行之印证”的“非纯用外籀”及“外籀之术”比较相似，［1］1053当然也有重大的不同：其一是多了第二层，其二是第三层是“以连珠等术”，而不只是“用联珠之推勘”。这种包括四层功夫的科学方法，我们今天比较习惯用“假说演绎法”（MethodofHypotheticalDe-duction）来称呼它。关于假说演绎法，陈波认为：“这中间既有归纳性成分，又有演绎性因素，但从整体上来说，假说演绎法是扩展性推理或论证，属于广义归纳的范围。”［5］可见，严复在《名学浅说》中这样使用“内籀”一词，显然是进行了重订译名的工作，在他看来，用“内籀”指称上述科学方法比用“外籀之术”更为合理。

在严复逻辑思想研究中，人们常常会关注严复对于归纳和演绎之间关系的理解，乃至讨论严复是否是“全归纳派”或“归纳主义”的迷信者。从严复前后对“内籀”、“外籀”的使用情况以及一些议论来看，一般而言，严复并不轻视演绎的作用，但在对于科学发现的作用上，严复前期确实对于归纳推理极其推崇，而对于演绎推理则没有给予它一个应有的地位。关于这一点，典型的例证是《穆勒名学》中如下按语：“穷理致知之事，其公例皆会通之词，无专指者。惟其所会通愈广，则其例亦愈尊。理如水木然，由条寻枝，循枝赴干，汇归万派，萃于一源；至于一源，大道乃见。道通为一，此之谓也。更以形数之学明之。今设云‘甲乙丙三角形，乙为直角，则甲丙方必等于甲乙、乙丙二方之和’。此专指一形，最狭之词也。次云‘勾股形之弦自乘等于勾股两自乘之和’，则较广矣。三云‘三角形一边之方，与余二边之方，相待有定率本三角术’，则愈广矣。设又云‘直线形求边方，皆可以三角术御之’。此则所冒弥广，为形学最公之词。”［1］1042这也就是说，科学发现是沿着普遍性越来越大的方向上升，这个过程是用归纳推理（“会通”）来进行的。这段议论所持的正是归纳主义的立场。不过，在《名学浅说》中，严复所重的“内籀”已经是假说演绎法，他很重视假说的作用，注意到了科学发展中几种假说相互竞争的情形、理论检验的复杂性，给了演绎推理在科学发现中相当的地位，确乎已不是归纳主义的立场。#p#分页标题#e#

作者：张凯 单位：上海师范大学

国外已有很多欧洲中世纪大学史和逻辑学史的研究成果，国内的研究也日益增多，但将两者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成果只是分散于相关著作中。不将两者结合起来研究，既无法说明理性主义思想①在欧洲中世纪大学学问中的核心地位，也无法认清逻辑学在中世纪发展的环境因素和西方近代科学兴起的背景。

一大学产生前夕逻辑学在高级教育中地位的提高

古代晚期基督教会逐步接受了“自由七艺”②(以下简称“七艺”)作为教育的基础内容，逻辑学渐受重视。奥古斯丁有专门的逻辑学著作———《逻辑学原理》流传。由于马尔蒂亚努斯(MartianusCapella)、波依修斯(Boethius)、卡西奥德鲁斯(Cassiodorus)、伊西多尔(Isidore)等人为挽救文化而做的努力，亚里士多德逻辑学的一些内容得以流传到中世纪。但逻辑学在中世纪早期的教育中是不受重视的。当时教育的主要任务是培养官员和教士，教育的主要内容是语法和修辞。逻辑学处于非常次要的地位，③更很少见到在其他学科中的应用。从加洛林文艺复兴到11、12世纪，一批文化中心的教育活动逐渐超越训练读写的水平，向更高级的学问研究迈进，逻辑学的地位很快凸显出来。萨莱诺的医学、博洛尼亚的法学、法国北部的神学和逻辑学、以沙特尔和奥尔良为中心的拉丁文学迅速发展，初具高级学问的雏形。逻辑学使论证合理化、使学科知识系统化的工具性作用显现出来，因而受到重视。在唯实论和唯名论的辩论中，各方无不诉诸逻辑学的锋芒。凭借逻辑学，在巴黎声名鹊起的阿伯拉尔(PeterAbelard)与众多权威辩论并取胜，吸引了来自欧洲各地的学生。①如果说他将“是否合理”作为检验各种观点的标准，那么逻辑学便是他追求合理的利器。他在《是与否》中将对立的神学观点和理由列出，以激发读者的怀疑精神，“虽然在书中他明显倾向于使矛盾的解决符合权威的观点，但这些在正统观点所掩盖下的结论无法掩盖他这种方法的自由性。这种方法激发了好奇的心灵，支持了逻辑学的统治地位，这样结果也就通过张扬对理性的信心而解放了理性，通过强调论证的过程而挑战了权威，尽管他没有直接赞颂理性而蔑视权威”。②

《是与否》所采取的是一种稍显激进的经院方法(scholasticmethod)。经院方法是将对立的观点列出，经逻辑分析和论证，再将这些观点加以调和，得出符合权威的结论。这种方法强调理性与权威的结合，在中世纪广泛用于对各科材料的整理和评注。11、12世纪大学形成的过程也是许多学科由分散的初级学问向系统的高级学问发展的过程。博洛尼亚的法学家详尽注释了“查士丁尼法典”，总结出从最普遍到最具体的一系列理论，找出矛盾并进行调和。这种方法应用于法律研究，民法学才得以形成系统。同时，教会法学诞生的标志———《格雷蒂安教令集》，更鲜明地采取了经院方法，将繁杂而矛盾的教令汇编起来，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③神学的系统化有赖于阿伯拉尔的学生彼得•隆巴德的著作《四箴言书》。他吸收老师的方法，列出教会权威们对立的神学观点，进行分析。与其师不同的是，他将这些观点悉数调和，以符合正统。萨莱诺的医学家对医学文献也采取了类似的处理。④以逻辑学为核心的经院方法的流行，刺激了“七艺”中逻辑学地位的提高，导致了语法地位的降低，以奥尔良为代表的语法学术中心衰弱了，而以巴黎为代表的逻辑学中心地位日盛。⑤同时逻辑学与语法学开始相互渗透，一方面使传统的文学韵味浓厚的语法学变为纯理论的语法学，另一方面促进了中世纪逻辑学对语言的重视，导致词项逻辑等一系列新成果的出现。哈斯金斯对逻辑学的兴盛扼杀了正在复兴的拉丁古典文学之事深感惋惜，⑥但从整个学术发展看，对逻辑学的尊崇是重大的进步。当然，对逻辑学单纯的迷恋，也带来一些问题。索尔兹伯里的约翰(JohnofSalisbury)曾游学欧洲，先在巴黎学习逻辑学等学问，后又在欧洲其他地方学习，重返巴黎后，看到往日的同学仍终日在逻辑学上冥思苦想，感到吃惊又好笑。他并不反对学习逻辑学，但作为工具的逻辑学只是学习其他学科的工具，不能本末倒置。⑦这一弊端在大学时代得到了克服。

二逻辑学在大学教育中的基础性地位与演绎推理的盛行

约1200年大学产生后，逻辑学地位进一步提高，并在大学教育中被确立为基础学科。这主要表现为:逻辑学成为大学基础学科中最重要的课程，并向各高级学院⑧全面渗透。

作者：刘惠珍 单位：太原师范学院

对逻辑学研究对象的争论自其产生之日起就没有停止过，相应地逻辑学教学改革的争论也在持续。当我国开始重视逻辑学教学的时候，西方国家的大学课堂已经普及数理逻辑;当我国传统逻辑(普通逻辑)教学走入困境，国内学者开始寻求把传统逻辑现代化作为逻辑学教学改革之路时，西方国家已经开始了批判性思维运动，随之而来的是非形式逻辑的兴起。“传统”与“现代”之争还在继续，但或许此时我们该重新审视此争论并提出新的改革方案。

一、逻辑学教学改革现状

“19世纪中期以来逻辑学经历了四次重要转向，即数学转向、语言转向、认知转向和本文所要讨论的非形式转向。”［1］相应地逻辑学教学改革也在进行。在我国，上世纪80年代，高校逻辑学教学以传统形式逻辑为主要内容。由于传统形式逻辑以自然语言为主、形式符号为辅的表述形式，使得学生较易接受，无论是普通高校、自考、函授各类高等教育的多数专业都以必修课的形式开设形式逻辑课程，因而形成了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全国范围的逻辑学普及浪潮。到20世纪90年代，伴随着形式逻辑现代化的提出，出现了“取代论”和“吸收论”两种不同意见。“取代论者”主张用现代逻辑取代传统逻辑;“吸收论者”主张在传统逻辑的基础上吸收现代逻辑的一些内容。［2］这两种意见的共同之处是体现了逻辑的数学转向思想，在逻辑学教学中增加了大量的形式化内容，这些内容对普通高校文科非哲学专业的学生来讲难度大大增加，离日常思维却越来越远，导致教学效果不好。很多高校将必修课改为选修课，压缩课时，甚至将其从教学计划中取消。如果说90年代逻辑学教学改革的主流还是“吸收论”，那么进入21世纪，“取代论”则很快发展起来，许多高校将文科非哲学专业的逻辑学开设为现代逻辑，课程内容以数理逻辑为主，附带少量形式逻辑内容。自1978年提出逻辑学教学改革以来，经过三十多年的尝试，逻辑学教学改革的路似乎越走越窄了，正如武宏志教授所言:“有一个现象令人深思与忧虑:西方大学逻辑学教学在20世纪70年代‘非形式逻辑运动’和‘批判性思维运动’之后，呈现一派繁荣景象;而我们的逻辑教学经过改革的第一浪潮之后，却渐渐出现了衰落的迹象”［3］。

多年以来，逻辑学教学改革一直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纠缠不清，这首先是由于两者之间的天然联系。传统逻辑是人们日常思维领域中的常用工具，包含了从概念、判断到推理的一整套思维方法，但它是运用自然语言论述的，不可能完全割断与思维内容的联系，也就是说，它不可能进行纯思维形式的研究。现代逻辑用人工语言代替自然语言，构成了符号化的形式系统，这样就完全摆脱了思维内容的羁绊，使之成为纯思维形式的研究。它把演绎推理必然性的研究推进到很高的程度，从而对许多科学的发展和人们的认识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伴随着现代逻辑的发展，它愈来愈脱离人们论辩的思维实际。可见现代逻辑是在传统形式逻辑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传统形式逻辑的现代形式。但适合作为高校文科非哲学专业学生学习的逻辑学就只有这两种形态吗?在美国，20世纪40年代开始的批判性思维运动推动了非形式逻辑的产生，它的出现基本弥补了现代逻辑在日常思维与形式研究方式之间不断加深的鸿沟。以自然语言和日常思维的论证为研究对象和中心内容的非形式逻辑由于能够融入现实生活，培养并提高人们的实际论证能力，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在70年代成为美国教育改革的焦点，80年代成为教育改革的核心。在国内，伴随着GRE、GMAT等综合能力测试的传入，从80年代末开始，已有学者关注批判性思维，并出现了专门介绍该方法的《批判性思维》、《批判性思维———以论证逻辑为工具》等介绍批判性思维的书籍。在此基础上许多高校开始尝试开设批判性思维的课程，其中许多高校是把逻辑与批判性思维结合起来开设的。如2000年秋，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开始把对普通逻辑的课程改革向批判性思维过渡，并于2003年秋与北京大学同步开设“逻辑与批判性思维”课程。可见，目前国内逻辑学教学改革已经开始关注批判性思维，即在改革中将传统形式逻辑与非形式逻辑相结合。

二、逻辑学教学改革的探索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我们都熟知的方法，将这一方法论运用于逻辑学教学改革中，就是要针对不同对象，选择不同的教学内容，运用不同的教学方法。本文所探讨的是高校文科非哲学专业逻辑学的教学改革，对于这部分学生的逻辑学教学内容选择，我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摘要:在近代中国教育转型过程中，教育界有识之士认识到普及逻辑学知识对培养现代国民的重要意义。1920年代初期，夏丏尊通过借鉴日本论理学研究的成果，努力探索一条将逻辑知识寓于中学现代语文教学的独特路径，在实现逻辑知识更大范围普及的同时，也进一步完善了语文知识体系。1930年代，夏丏尊在中学语文教科书的编写过程中，于形式逻辑之外，又补充了辩证逻辑的内容，并针对逻辑学和语文的关系，提出了逻辑知识应用以情境为要的总体要求。

关键词:语文知识;逻辑学;思维科学;形式逻辑;辩证逻辑;情境

在现代语文知识建构中，除语音、汉字、词汇、语法、修辞、文学及文章等与语言文字直接相关的本体知识外，作为思维科学的逻辑知识既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又是语文教育理论的重要维度。现代语文学对现代逻辑学的吸纳与接受，不仅促进了自身知识体系的进一步完善，而且也使语文教育踏上了科学化的轨道。在这个过程中，梁启超、陈望道、孙俍工等众多语文学家，进行了十分有益的探索，其中贡献最为卓著的当属夏丏尊。

一、语文教学对逻辑知识的初步吸纳

在近代西学东渐的过程中，有识之士已经逐渐认识到，除了在器物制度的层面学习西方以外，开启民智、启蒙思想才是富国强民的根本手段。早在1902年，梁启超就指出，建立现代国家的基础在于造就“新民”。与之相似，严复也提出，“吾国之最患者”在于愚、贫、弱，“尤以瘉愚为最急”［1］。而启蒙民众思想所依靠的现代知识基础，就是“名、数、质、力”四种科学。居于首位的“名学”，即日本所谓的论理学和西方所谓的逻辑学。在新式人才的培养和造就中，“改易思理”，以西方现代逻辑知识变革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推动思想革新，成为疗愈国民愚疾的一剂处方。随着西方逻辑学知识在中国的传播，思维科学的价值和功能逐渐为人们所认识，并正式进入学校课程。1902年，清政府颁布的《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钦定高等学堂章程》，规定了“名学大意”和“演绎法”两门课程及其学习时数［2］。1904年，《奏定大学堂章程》用“辨学”来指称论理学，并将其列为随意科目;《奏定高等学堂章程》则将“辨学”列为必须修习的科目。此外，辨学课程作为教育科的内容被列入师范学堂章程。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公布《师范学校规程》，论理学被确定为“教育首先宜教授”的内容［2］。这一时期，逻辑学知识作为课程主要在大学堂、高等学堂和师范学堂内设置，由于普通中等教育并没有安排相关课程，因此，逻辑学知识主要还是一种专业教育。为了进一步普及逻辑学，教育界有识之士提议在普通中学教授论理学，这就为现代语文知识体系对现代逻辑学的吸纳提供了契机。1918年，夏宇众在《中学国文科教授之商榷》一文中，倡导在中学四年级增加对“论理学”大纲的教授。因为中学高年级学生“宜兼习论辩说理文字，而自中文字非慎思明辨者不办，欲思之慎辨之明必有待于Logic”［3］。立足于培养中学生正确而良好的思维习惯，夏宇众阐述了中等国文教授论理学课程的紧迫性。他认为论理学的缺失，造成了中学语文教学的种种弊端:首先，中学常出令人“瞿然骇也”的命题，这是导致中学生写作水平差的重要原因;其次，即便是被视为佳作的习作，也不过是翻来覆去地“捃摭”传统名篇中的个别语词或观念，发出“空泛的、笼统的、荒谬的”议论;再次，教师诸如“老气横秋”“骎骎入古”“笔情奔放”“操纵自如”等无的放矢的评语，将学生的思考力导向了“虚妄”。夏宇众提出在中学国文课程中增授论理学，并不仅仅为了解决学生写作的问题，而是希望学生能够“构思审究，观察推理，略识趋真避妄之途径”，进而能在社会生活中明察是非、慎思明辨、祛除虚妄，避免被现实中的恶潮流所惑。夏宇众在文末还附录了《中学校论理学大纲讲义》的目次。蔡元培对夏宇众的观点及做法曾给予肯定和赞许，认为夏宇众对“教者、学者之通病”进行了“极精确之抉摘”，特别是在中等学校增授论理学大纲一项，“尤足矫专己守残之习惯”［4］。何仲英在《中等学生的国文学习法》中将学习国文的笔记与论理学相结合，尤其指出批评式的笔记文章写作，“先要看一两部有名的论理学书”［5］。自此，语文教育界在思想观念上已经充分认识到逻辑学知识在教育学上的重要价值，即利用逻辑学革除语文教学中的种种弊端，完善语文学科自身的知识体系，从一个新的维度建构现代语文知识体系。但作为语文学本体性知识以外的另一门独立的学科知识，逻辑学知识与语文课程并无必然联系，如何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中学阶段应该学习哪些具体的逻辑学知识，以及逻辑学应当如何与语文教学的实际相结合，当时学界尚缺乏具体可行的方案。

二、形式逻辑寓于语文教学的尝试

1908年春，夏丏尊在浙江官立两级师范学堂担任日籍教员中桐确太郎的通译助教”［6］。中桐确太郎曾在早稻田大学讲授论理学，其讲义收录于1906年出版的《早稻田大学三十九年度政治经济科第一学年讲义录》中，该讲义系统地论述了形式逻辑的由来及意义，命题、推理的方法等内容［7］。中桐确太郎任教于浙江官立两级师范学堂期间，曾教授教育、伦理、心理、论理等科目，夏丏尊因此较早地接触到了逻辑学知识。1919年，夏丏尊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改革国文教学，对诸多现代语文教学理论中的重要课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8］，这使他有机会对中等教育中语文与逻辑学相结合的问题做出实践上的探索和理论上的总结。夏丏尊与陈望道、沈仲九、刘大白等共同拟定的《国文教授法大纲》，将使用白话“明白、普遍”地表现思想感情作为语文教学的形式目的之一［9］，对学生如何掌握正确认识和思考客观世界的方法，养成符合逻辑规则的表达习惯，提出了必然的要求。1920年秋，他又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任教国文科期间，进一步探讨了以逻辑学指导写作教学的具体策略。这一时期，陈望道、孙俍工、梁启超等都曾做过相关探讨，同他们的论述相比较，夏丏尊在借鉴逻辑学建构和完善现代语文知识体系，同时把逻辑知识寓于语文教学方面，探索出了一条独特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