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化学论文范例

1中医文化学科的初步形成

1.1研究价值被广泛认同

一个学科独立存在，首先要具备独立的学术与社会文化价值。中医文化研究的价值体现在多个方面。从微观方面看，有利于中医学的学术繁荣。中医学兼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属性于一身，但中医学的现代研究大多属于自然科学研究，对于中医学的文化研究则起步晚、成果少、影响力不大。中医文化研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中医研究的偏差，弥补现代中医研究的不足。从中观方面看，有利于总结中医学发展规律，为中医学发展提供动力。通过对中医文化内涵及发展规律的揭示，来传承传播中医文化核心价值，保存与发展中医学原创思维，为中医学术发展提供方向引领与动力源泉。从宏观方面看，有利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复兴。“中医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理念、原创思维方式，融合了中国历代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精华，凝聚了古圣先贤和儒、道、佛文化的智慧，充分展现了中华文化的魅力”。大力弘扬中医文化，大力发展中医文化事业，是提升国家软实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选择和重要途径。

1.2学科内涵认识趋近

学科内涵是一个学科明确研究对象，区别于其他学科的重要标志。中医文化学是研究中医文化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的一门学科，关于中医文化的界定非常关键。由于对文化本身认识的多元性，给中医文化的界定带来了复杂性。目前的代表性观点有:“所谓中医文化，不是或主要不是指中医作为科学技术本身，而是指这种科学技术特有的社会形式、文化氛围，也即中医学发展同整个社会文化背景的联系以及中医学中所体现的特有的文化特征”。这是从中医文化与中医科学技术区别角度来界定的。另外一种是广义文化上的界定，即“中医药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体现中医药本质与特色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总和”。还有一种是从文化的具体层面来界定，如“中医药文化是中医药学内在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外在的行为规范、器物形象的总和”。几种界定尽管角度不同，但对于中医文化的研究对象却基本达成共识，即中医文化以中医学为研究对象，研究中医学与传统文化的联系及中医学自身的精神文化、行为文化与器物文化。

1.3学术研究成果向综合集成

中医文化研究热首先是由传统文化热推动的，中医文化研究早期成果集中在中医学与传统文化特别是中国传统哲学、易学及儒学、道学、佛学的关系上。关于中国古代哲学与中医学关系，如刘长林的《内经的哲学与中医学的方法》;关于易医关系，如杨力的《周易与中医学》、张其成的《东方生命花园———易学与中医》;关于中西医文化比较，如何裕民的《差异•困惑与思考———中西医学比较研究》、祝世讷的《中西医学的差异与交融》;关于中医与儒学、中医与道学、中医与佛学方面的研究专著，如薛公忱主编的《儒道佛与中医药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历史研究不可或缺。中医学史早已经成为一门较为成熟的独立学科，从中医学术史过渡到中医文化史是中医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转向，也是中医文化学独立的一个重要基础。马伯英的《中国医学文化史》是中医文化史研究的奠基之作。中医哲学作为中医文化的核心内容，中医哲学史研究自然也成为中医文化研究不可或缺的一个重点内容。程雅君的《中医哲学史》计划四卷本，目前已经出版二卷，是中医哲学史研究的扛鼎之作。另外，由南京中医药大学牵头组织编写的《中医文化研究》三卷本，从中医文化源流、中西医文化比较、中医文化复兴三个方面对中医文化进行了开创性研究。随着中医文化研究的深入，中医文化教育在高等中医院校中广泛开展，编写教材、构建中医文化与中医哲学知识体系成为中医文化教育工作者的另一项工作任务。《中医药文化基础》《中医哲学基础》《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医》《中医文化导读》等教材不断创新，有的列入国家规划教材，有的成为省市精品教材。从分化走向综合，是学术研究与学科发展的规律，也是学科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

一、伦理：学校管理的核心

以人性假设为价值前提的角度来看，学校管理过程是管理者通过展开的一系列管理职能，使主客体在相互作用中实现以育人为中心的目标，在各个方面规导与教化着未成年的人。学校管理应成为一种强调人性中的应然层面、合乎人本性的人道管理。首先，教育工作者的工作是脑力与体力劳动的结合，具有复杂性、情感性、潜在性等特点，学校管理活动应实施符合人性的、激发工作热情的管理模式，尽可能满足教育工作者对尊重、理解、支持等精神上的需要。其次，受教育者具有不同的个性心理特征及身心发展规律，这要求学校管理在尊重必然法则的同时，尤其注重人性的特征，以人性的存在为基础，以受教育者的身心发展规律为准则，尽可能了解人的需要、情感和行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从管理背后的伦理价值选择来考察，任何一种管理制度和行为的背后离不开深层的伦理和价值的选择。管理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决策是整个管理活动的核心。学校管理中，常常会出现不同价值之间的差异和矛盾。在不同的价值选择中，即可能存在双方平衡的支点，也可能会包含着尖锐的价值冲突。学校决策的依据、学校管理的理念以及学校管理方式的确定都离不开价值的选择。因此，如何更“好”地抉择，体现价值冲突中的“合理”与“善”，要彰显学校管理中的伦理意识和道德目标，以价值观、伦理准则和规范作为决策的依据和指导，解决管理过程中不同价值选择之间的冲突，使其符合评价主体的伦理道德取向、伦理追求，从而使学校管理活动具有可行性与科学性，促进学校管理活动的不断进步。学校的伦理管理并不是一门纯粹的技术科学，它与心理、价值、观念、文化有关。彼得•杜拉克认为，“管理是一种社会职能，隐藏在价值、习俗、信念的传统里……管理也是文化，它不是无价值观的科学。”民族文化会影响管理实践活动的全过程和全方位，使其体现独特的民族特色和精神。学校伦理管理中的道德价值向度和公共伦理精神与本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价值、信念息息相关。在某种程度上，我国的国民有着与西方不同的思维和行为方式。经过五千多年的文化洗礼，中华民族文化根扎于人们的思维、价值观和行为方式中，形成了中国人的国民性格。在这样的民族文化背景下研究学校管理，需要我们深入了解我国管理文化底蕴，实现适合中国文化的学校伦理管理。

二、传承：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管理哲学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伦理型文化，又叫“崇德型”文化。在中国的伦理文化形态中，以重伦理、倡道德为原则的伦理思想和行为追求，贯穿从先秦孔孟一直到宋明理学、陆王心学，融汇在中国传统的哲学、政治、教育中，始终处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地位。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不同，其本质是生命文化或修道文化，是生命体验和直觉感悟的结晶，回答的是人类自身以及人与宇宙万物的相处之道和终极关怀如何解决的问题，强调的是人与自然圆融无间整体互动的和谐理念。张岱年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一以贯之，即中国传统文化重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与统一。程思远根据这种强调和谐与统一的特征，将中国传统文化称为“中国和合文化”，并认为“中华民族已经形成了运用和合概念与和合文化研究自然界的生成和人的生成；研究事物发展变化规律；研究人与自然和人与社会的关系；研究人的身心统一规律和养生之道的文化传统”。张立文则开创“和合学”，并认为和合学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和”为价值取向的反思，“和”与“中和”是中国文化的精髓。“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即“中”是宇宙万物的根本。“中”是阴阳和合的结合点，是宇宙万物的能量信息相互转化的必经途径和孕育万物的能量来源，也是宇宙万物运行的根本法则和相互作用的力量平衡点。人道治理必须知中、守中、体中、执中、用中，从而建中立极，获得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宇宙元气能量，才会实现人内在的心身和谐和外在的天人和谐。“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即“和”是亨通天地万物、人间万世的宇宙真理。世间万物包含着差别、矛盾和冲突，这些概念突出了事物内部之间排斥、对抗等方向，却不能表达世界或其中事物的本然状态，即多样性的统一、有机的联系和秩序。“和”意味着从冲突到融合，内涵各种成分升降相荡的能动性和生命力。“中道和合”是“中”与“和”体现在认识和把握管理运作过程的方法论。“中道和合”即无差别、无偏倚的至理。它强调在不偏不倚中寻求恒常之道。致中和，以使事物不同因素之间的冲突相互融合。它是管理的最高原则和所要达到的最高境界。“中道和合”揭示“中道”之和首先要用在修身做人上。“中道”是仁智双修，是内圣与外王相统一的大道。孔子认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无论是修身做人，还是治国平天下的管理过程都是修道的过程，都是自度度他、化育群伦的过程。要做到“性之德，合内外之道”，内养与外用不二；其次，世间万物的生存和发展都是在中和平衡状态下完成的。“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一阴一阳才成其为道，偏执一端就远离道，唯有执中才是成事正道，是为“中道”。管理要做到全面辩证地认识分析分歧，把握管理过程的适度性、合理性，在思成并举、严宽相济中获得和谐。最后，孔子强调“时而中”，“中”不是空间位置，而是一种状态。它是动态的，即能够随着时空条件的变化而遵循“中道”原则。宇宙万物，千变万化。在管理中做到“从容中道”即娴熟地驾驭事物发展变化的“中道”，体现出“得其圜中以应无穷”的洒脱与超然，游刃有余的管理智慧和管理艺术。

三、启示：从“中道和合”看学校管理的伦理准则

《论语•子罕》中有“扣其两端以竭焉”是孔子“中道”的核心思想。其“两端”关系非两级对立、非此即彼，而是在变化中保持两者动态平衡的状态。在管理中体现出一种由“中和”而产生的合力，使两级复归于“中”。在管理活动中，处于“两端”状态，以期达到平衡状态有管理理念、管理过程、管理方式等各方面。本文以寻求学校管理的内在管理哲学为要义，故选取体现学校管理者、管理境界、理念以及方略伦理性的四个方面：“正己正人”、“义与利”、“天与人”以及“乾与坤”进行阐述，并非“中道”思想在管理中的全部体现。

（一）正己正人

一、近代化学教育变迁研究

曾琦的《二十世纪我国科学教育回顾》将化学教育放入科学教育的视野，把我国科学教育的发展划分为8个阶段，即萌芽阶段、形成阶段、过渡阶段、学习苏联阶段、探索阶段、十年动乱阶段、调整尝试阶段和全面发展阶段。周天泽、胡定熙的《化学和我国科学教育的开拓》介绍了我国科学教育“准备”“启蒙”“开展”3个阶段中化学和化学家的推动作用，并从该角度描述了近代中国化学教育的发展情况。WilliamH．Adolph是原齐鲁大学教师，他在《SomeaspectsofchemicaleducationinChi-na》中描述了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化学课程、教材、学校状况以及人们的科学思维习惯等方面的内容，有助于我们从外国人的视角了解当时我国的化学教育情况。以上文献的研究对象包括高等化学教育和基础化学教育，对于更为具体的近代中学化学教育，相关研究主要有人民教育出版社课程教材研究所编写的《20世纪中国中小学课程标准•教学大纲汇编:化学卷》［4］、樊冬梅的《中国近代普通中小学科学教育(1878－1922)》、解亚的《中国近代普通中小学科学教育(1922－1949)》。樊冬梅和解亚对我国中小学科学教育演变的历史过程和不同时期的特点进行了描述和分析，将化学教育的有关内容包含在科学教育这个大的范畴内进行说明。作者认为，从1878年到1922年，我国科学教育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各自为政到制度化、从学日到仿美的发展过程，1922年到1949年则可分为新学制颁布后的科学教育(1922－1927)、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科学教育(1927－1937)以及战乱时期的科学教育(1937－1949)三个阶段。

二、与近代化学教育相关的重要机构和人物研究

中国近代化学教育有三个重要的起源地:京师同文馆、江南制造局以及近代教会学校。袁振东认为京师同文馆作为中国近代第一所新式学堂，它开办的化学教育是中国化学教育的肇始，“此前一些西方传教士以及国内有识之士通过译书或讲演的形式在中国传播化学知识只是化学教育发端的萌芽，1904年清廷颁布新学制以后，中国的化学教育才得以全面发展。”江家发、陈波的《中国近代化学课程始端———“京师同文馆化学科”体系溯探》认为同文馆已经具备了学校近代化学的课程体系，为我国化学教育事业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徐振亚的《京师同文馆中的化学教育》从化学课程的开设过程、师资、教材和考试制度几个方面对同文馆的化学教育进行了系统研究。其他如《京师同文馆与中国近代科学教育》、《京师同文馆的创立与中国早期的自然科学教育》、《京师同文馆自然科学教育之得失思考》等论文，对同文馆的科学教育及其在中国近代科教启蒙和科学传播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研究，其中对化学教育多有涉及。对江南制造局的研究，一方面集中于其在中国近代工业发展史上的成就和地位，另一方面则主要是制造局翻译馆的西书翻译事业。最近，周俊博在《近三十年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研究综述》中从翻译馆发展、翻译目的、赞助人、书目考证、重要译者、翻译方法、译著影响、译名统一、相关个案研究等9个角度，对近30年该领域的研究成果进行了系统总结。而有关江南制造局对化学发展所作贡献的专门研究则比较少见。江家发等在《江南制造局在中国近代化学发展中的贡献》一文中指出，江南制造局翻译馆提供了中国第一批近代化学书籍，其中的《化学鉴原》被很多学堂、书院作为教材，在当时影响很大。编译馆陆续译出的《化学鉴原续编》(无机化合物专论)、《化学鉴原补编》(有机化学)、《化学考质》(定性分析)、《化学求数》(定量分析)、《物体遇热改易记》(物理化学的初步知识)、《化学分原》(定性分析)等6部化学专著，将西方化学的各个分支系统而完整地引入我国，对近代化学在我国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编译馆的徐寿、傅兰雅在翻译化学书籍时，首创了中文化学译名原则，对中国化学的发展和传播具有深远的影响。王玮的《中国近代教会大学化学教育(1901－1936年)》介绍了近代教会大学的化学科系、课程设置和教学情况，他在《中国近代教会大学早期化学课程与教材》中认为我国近代的教会大学使用国外原版教材，保证了其培养水平与国外大学基本一致。对我国近代化学教育的启蒙者徐寿的研究，影响较大的研究有袁翰青的论文《徐寿———我国近代化学的启蒙者》，杨根的专著《徐寿和中国近代化学史》，以及近年来汪广仁等人的专著《中国近代科学先驱徐寿父子研究》、《海国撷珠的徐寿父子》。傅兰雅对中国近代化学的引进、传播和普及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近年来王扬宗的《傅兰雅与近代中国的科学启蒙》、徐振亚的《傅兰雅与中国近代化学》、王红霞的《傅兰雅的西书中译事业》等专著和论文较全面地介绍了傅兰雅传播西学的事迹和思想。戴吉礼(FerdinandDagenais)的《傅兰雅档案》则根据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档案馆的全部傅兰雅档案，整理了其旅行札记、往来书信、翻译成就和相关论文集等资料，为研究傅兰雅和近代中外交往史提供了非常珍贵的原始资料。近代中国的不少化学教育家同时也是化学家，他们主要致力于高等化学教育，目前已有不少相关的研究。而为基础化学教育做出了重要贡献的教育家和出版家郑贞文和杜亚泉，研究者则较少关注。郑贞文与杜亚泉曾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理化部主任，是我国化学名词统一工作的重要奠基人，编译出版了大量理科教科书，对化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目前对郑贞文的研究仅有少量传记，如王治浩等人的《一代学人郑贞文》、《中国科学技术专家传略•理学编•化学卷》中的条目介绍，以及张澔的《郑贞文与中文化学命名》、钱益民的《郑贞文与我国化学名词统一工作》等对其在我国早期化学教育、统一化学名词和编辑出版方面所作贡献的研究。对杜亚泉的大量研究集中在其文化、伦理和政治思想方面，此处不赘述。对其在科学教育方面贡献的研究，阎乃胜进行了综述［7］。李学桃的《杜亚泉科技思想研究》、阎乃胜的《杜亚泉与中国近代科学教育》研究了杜亚泉的科学教育思想与实践，对其编写、编译的教科书进行整理，高度评价了杜亚泉在中国近代科学教育史上的重要作用。对其在化学教科书出版方面的成就，王建辉认为杜亚泉是商务印书馆最早也是最有影响的理科编辑，是“学者型的编辑和思想型的学者”［8］。刘晓嘉的《杜亚泉编辑思想研究》、余望的《探析杜亚泉的科技编辑思想与贡献》、陈镱文等的《杜亚泉对我国早期科技编辑和科技期刊发展的贡献》结合杜亚泉所处的时代，从编辑学的角度研究了其编辑出版的理科教科书、科技期刊等对我国科学教育的启蒙与普及的重要贡献。

三、对中国近代化学建立和发展的研究

我国古代的化学工艺和经验化学有着很高的水平，但作为科学的近代化学不是中国古代化学演进的结果，而是在近代从西方引入的。郭保章等人在《中国化学教育史话》中指出近代化学“19世纪中叶传入中国，化学教育开始时期，几乎与传入时期同时发生”。因此对中国近代化学史的研究对于化学教育和教科书研究同样是不可或缺的。诸多化学史专著，如我国第一本中国化学史专著———李乔萍的《中国化学史》、岛尾永康的《中国化学史》，以及近年来周嘉华等的《世界化学史》，侧重化学学科自身的发展，涉及我国的内容多为古代化学成就，对中国近代化学、化学教育的建立和发展几乎没有涉及。部分化学史专著，如赵匡华的《中国化学史(近现代卷)》、郭保章的《中国现代化学史略》、袁翰青的《中国化学史论文集》、JamesReardon—Anderson的《TheStudyofChange，ChemistryinChina》结合近代中国社会急剧变化的时代背景，研究了化学在中国的传入和发展，其中涉及化学教育在中国的起步与开展情况，提供了大量相关史料。袁振东的论文《现代化学在中国的建制化(1927－1937)》依据史料对1927－1937年“南京十年”时期现代化学在中国的建制化过程进行了系统考察和分析，认为这10年是现代化学在中国建制化发展至为重要的时期，为此后中国化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张培富等的《书籍史视阈中的中国近代化学发展史考察———基于对“民国”时期出版的化学著作的计量分析》通过对民国时期化学著作的出版要素进行计量分析，结合著作产生的历史背景，从书籍史角度对近代化学在中国的发展进行了微观的历史考察。

四、近代化学术语研究

摘要：

博物馆和文物保护现已成为一门新兴的应用型学科，但是在甘肃地区，这门学科的实验教学正处于起步阶段。本文以西北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文物保护与修复”实验室为研究对象，结合四川大学考古实验室实地调研情况，从实验室教学建设方面、实验室管理方面提出初步构想，以促进实验室建设。

关键词：

“文物保护与修复”实验室；实验教学；管理模式

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国家对博物馆的关注不断提升，物质投入逐年增加，但博物馆的专业人才缺乏，为了解决这一需求，2008年，西北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增设了博物馆学专业，2012年增设了文物保护学专业。经过4年的建设，已经建成了“文物保护与修复”实验室，对于实验课课程的设置与教学还处于摸索阶段，还需借鉴其它大学同类实验室的成功经验，提出适合自身实验室建设及实验教学的思路。

一“文物保护与修复”实验室实验教学的调研

四川大学在实验室建设方面走在了前面，有着十分丰富的资源和经验，值得借鉴和学习。为此，2012年7月赴四川大学及周边地区就博物馆和文物保护专业实验教学进行了深入调研。四川大学考古实验教学最早成立于1970年。其前身为考古技术实验室，被列入211和四川大学“523实验室工程”二期建设项目。下设考古技术、博物馆学、文物保护、微痕分析、动物考古、成分分析、体质人类学等7个实验室。另有中心专业图书资料室、文物标本室各1个。多年来，该中心在教学、科研、管理等方面，尤其是在金沙遗址考古、三峡考古、西藏考古等具有重大学术影响，其采用的多种现代科学技术手段进行考古实验教学，开展多学科综合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形成了教学体系与教学内容特色鲜明，在中国西南乃至整个南方地区都有重要影响和示范作用的考古实验教学中心。博物馆学实验室：2006年，四川大学考古教学实验中心正式依托四川大学博物馆成立博物馆学实验室，开设“博物馆藏品管理”、“博物馆陈列设计”、“博物馆观众研究”等3门试验课。文物保护实验室：成立于1989年，分为“有机质文物保护实验室”和“无机质文物保护实验室”两部分，现配备有金相显微镜、大气品质测量仪、恒温恒湿箱、电脑测控耐折度仪、台式放大镜、电脑三目体视显微镜、电导率仪、X射线荧光光谱分析仪、高分辨率X射线衍射仪等分析、检测实验仪器等多种实验设备，既可保证文物保护专业本科生、研究生基础实验教学需要，亦能支持专业师生在文物保护材料、保护技术、保护理论等方面开展研究实践。动物考古实验室：2005年，川大考古实验教学中心与生命科学学院合作组建了动物考古实验室，依托于拥有60万件动植物标本的四川大学自然博物馆和考古专业多年发掘积累的动物标本及考古教学中心购买的大量动物标本，面向全校本科生和研究生开设《动物考古学》课程和动物骨骼种属鉴定、年代测定、动物食性测试、脂肪酸测试、动物古DNA分析等实验。

一、国内研究述评

从文化的宏观角度对声乐教育教学的思考和研究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学术论文、专著及学术会议。经本人收集和整理，可供借鉴的论文有郭克俭《传统声乐文化特质及其当下意义》，文章从声乐背后的文化语境谈到我国的民族声乐应该在智慧地吸收西方科学声音技术的基础上发扬具备本民族文化特色的民族声乐，而没有提到具体解决措施。张晓农《人文传统背景与中西声乐文化差异之比较》，文章从历史文化的角度从图腾意识、宗教观念、学者主体、审美传统、理论基础五个方面比较中西方声乐文化之差异，而笔者是从我国文化的视角谈到我国声乐教学的现状，并提出了解决对策。李泉《中国声乐教育的回顾与展望》，文章以声乐不是技术是文化这一声乐教育观念的转变为线索，论证了专业技术与音乐文化相依相伴的关系，提出了声乐教育要走上科学、规范的轨道，要从教育体系的健全和基础理论建设做起。笔者则从沉淀声乐文化、提升综合素质、提倡创新氛围三方面谈到的解决对策。专著有郭建民著《声乐文化学》，本书是迄今为止国内唯一一本声乐文化理论研究的专著，文化的视角则是贯穿《声乐文化学》研究的第一要素，本书具备宽泛的学术视野，主要涉及声乐文化理论概述。邢延青著《民族声乐艺术的文化研究》，作者运用边缘学科类比的研究方法，有比较地将传播学、语言学、心理学等相关部分纳入对民族声乐的研究之中。学术会议则仅有辽宁师范大学于2005年9月举办的首届《全国高师音乐学院办学特色与声乐文化学学术研讨会》，王耀华先生、余笃刚教授、郭建民教授肯定了从大文化的角度审视声乐文化的积极作用。

二、文化与声乐教学的关系

1.文化是声乐教学的底蕴和基础

一定时期的声乐艺术现象与当时社会文化背景息息相关，联系紧密。从历史上看，“五四”运动时期，民主、科学、进步的思想和强烈的爱国精神，其文化启蒙作用极大地促使了中华民族的觉醒，也辐射到了我国的声乐教学领域，留美的黄自，留德的青主、赵元任等，这批留学回国的音乐志士，不再满足于填词的学堂乐歌或单旋律的歌曲创作，开始运用和声及作曲技法，并将中国文人的浪漫气质融入到艺术歌曲的创作之中。40年代末到新中国解放后，我国的声乐教育领域，开始思索如何继承和发扬民族文化遗产，探索具备本民族声乐特点的声乐教学，采集和改编了大量优秀的民间歌曲，如丁善德的《玛依拉》、黎英海的《嘎俄丽泰》；根据民族音调创作的《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等，都是我国民族风格歌曲中的佳作，这些歌曲至今仍然广泛使用在我国的声乐教学中。在“”的特殊年代里，“样板戏”代替了歌唱艺术，衡量声乐艺术的标准不再是优美和抒情，“宽、厚、亮”是唯一的强制性的审美标准。这种违背科学的标准扼杀了许多优秀的声乐人才，使我国刚刚有所成就的声乐艺术教育惨遭摧残，也使开始繁荣的民族声乐艺术事业落入深渊低谷。

2.文化与声乐作品

纵观我国古代史、近代史，一定时期的声乐知名作品无不是当时文化的综合体现。以《秦王破阵乐》为例，此作品反映的就是初唐时期，秦王李世民率军击败叛将刘武周使得唐朝政权转危为安后，人们在凯旋庆功时演唱的歌曲。《松花江上》，产生于上世纪30年代，九•一八事变使国内政局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军阀割据的局面暂告段落，国难当头，民族矛盾迅速激化，抗日救亡的呼声响彻大地，《松花江上》就是在这样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下诞生的一首脍炙人口的抒情歌曲。而《乡恋》则是改革开放之初，经过“主张墨守成规”和“提倡解放思想”两种思想的激烈碰撞下，后者最终战胜了前者的历史条件下诞生的，深刻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

［摘要］学年论文是本科生学术能力提升的关键性平台类专业课程。基于国内相关高校学年论文管理与实施相关规定，以重庆科技学院经济类专业学年论文管理与实施为例，阐释了学年论文管理与实施中的管理创新、现实困境与提升策略。强化指导教师的引进与培养，建立合理的指导教师奖惩机制，加大学术规范性和科学性培训，强化学术理论与方法论修养的培养，拓展调研支撑经费来源渠道，是学年论文管理与实施水平提升的必由之路。

［关键词］学年论文;管理困境;管理创新

学年论文是本科生学术能力培养和提升的关键性专业平台课程，与毕业论文一脉相承又各有侧重。目前，在学年论文的管理与实施过程中，主要存在学生对学年论文重要性认识不够［1］、对学术缺乏足够的敬畏［2］、学年论文定位不明确和力度把握不当［3］、指导教师数量不足且缺乏有效的质量保证机制［4］、材料拼凑现象严重且创新性不强［5］、存档不及时及产学研脱钩［6］、学年论文和毕业论文不衔接等问题［7］。针对这些问题，学界提出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应对策略，包括强化学年论文在教学大纲设计中的地位与作用［8］，建立确保学年论文选题科学性的保障机制［9，10］，理顺学年论文指导机制与本科生导师制、产学研合作机制、师生双向选择机制等关系［11-13］，实现学年论文管理系统的科学设计并强化学年论文过程管理［14，15］，实施与学年论文相关的课程改革［16，17］，以及理顺学年论文与毕业论文之间的衔接关系［18，19］。尽管学术界针对学术论文存在的问题及提升策略有了较为丰富的研究，然而仍缺乏针对经济类专业学生学术论文管理和实施困境与策略的专门研究。有鉴于此，本文拟结合国内相关院校学年论文管理和实施的经验整理，以重庆科技学院经济类专业学年论文管理与实施为例，阐释经济类专业学年论文管理创新、现实困境与发展策略问题。

1他山之石:国内高校学年论文管理和实施中的经验借鉴

为了搞清楚国内高校在学年论文管理和实施中的好做法和优秀经验，笔者于2017年8～12月间，基于Google、Baidu等搜索引擎，搜集和整理了相关高校或学院涉及学年论文管理和实施等的相关规定，并重点收集了经济类专业学年论文管理和实施的相关规定，如表1和表2所示。

1．1国内高校对学年论文开课学期的设定

多数学校对学年论文开课学期都有明确的规定，仅有少数学校的规定不太明确，如黑龙江大学规定学年论文应该在专业必修课程基本结束的学期内。多数学校认为学年论文应该开设在第5学期或者第6学期，也有部分学校认为可以在第4学期开设。从学校层面看，大多认为学年论文仅应开设1次，仅有部分学校在第4学期和第6学期分别开展1次学年论文。学院层面对学年论文开设学期的相关规定基本与学校的规定一致。多数学院都强调应该在第6学期或者至少是第3学年开设学年论文课程，部分学院也认为学年论文在每个学年都应开设，如江西财经大学会计学院等。学年论文开课学期是该课程实施的重要细节。开课学期过早或者过迟，均不利于该门课程作用的发挥。学年论文的开课必须建立在学生对专业学习有一定了解的基础上，而且应该与毕业论文写作保持足够长的时间周期。由此，学年论文课程的开设最好应该放在第3学年。由于第3学年第2学期专业课程大多比较繁重，且部分优秀学生已经开始筹备考研，学年论文课程宜开设在第5学期。

[摘要]本文从电视艺术基础理论研究、电视艺术类型研究、电视艺术史论与鉴赏研究、电视艺术实务研究以及存在问题与展望进行分析，梳理出40年来电视艺术的发展脉络，同时站在新时期的当口对电视艺术研究进行审视。

[关键词]电视艺术;新时期;发展脉络

2018年是中国电视发展50周年、改革开放40周年的历史节点，有必要回望历史，寻找1978年至今中国电视艺术发展脉络，把握新时期电视艺术的走向。40年来，随着电视艺术的不断发展，电视艺术与电视技术工作者的不断增加，越来越多的学者将研究视角置于电视研究之上。也正因此，近40年来研究电视艺术的文章不仅数量和篇幅上有所增大，质量上也有所提高。40年历程，中国电视硕果累累，电视艺术不断发展，电视产物不断增多，在改革开放的宏观背景下，在政治环境、学术环境一片大好的良好环境中，工作者和研究人员本着敢于创新的精神，对电视艺术进行了多方面、多层次、多角度的立体化解读。随着研究领域的不断扩大，大部分学者除却对电视本体诸如电视艺术的本质、思想内容以及产生发展等问题进行研究外，还开辟了对电视市场与产业、电视美学、电视政策背景、电视与其他学科的交融等方面的探析。由于研究成果多，研究视域广，将所有论文、著作进行整理收集难度较大，故而在初期写作中首先选取了100多篇论文进行分析，其中胡智锋从2003年到2014年间对论文及著作的年度化整理而作的《XX年中国电视研究著作述评》《XX年中国电视研究论文述评》以及《中国电视艺术发展报告》等文章成为本文论述的重要依托。

一、电视艺术基础理论研究

1.电视美学研究电视美学的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产生，对电视美的创作、美的传播、美的本质进行了一系列探索。但这只是对电视美学的传统研究，是将各种电视类型看作是独立的文学、戏剧等特征，没有将电视创作、电视艺术文本之间的整体关系把握住。后期，研究者在美学方面的研究上，尝试总结标志着总体审美的一般规律。随着电视技术的不断发展，传统的对于美学的探究也开始不断进行自我更新，高鑫教授在《技术美学研究》中将美学与大众美学、信息美学以及通俗美学联系起来。

2.电视文化学研究电视文化学的研究与电视美学的研究发展相近，随着电视艺术内容的不断发展，电视除了本体性之外，也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呈现在大众视野中，在当今多元化发展态势的状态下，电视文化学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中国电视艺术发展报告》是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编写的电视艺术蓝皮书，具有专业性、系统性和权威性，2010年12月出现首卷，随之2013年6月出第二卷，2014年11月出第三卷。第三卷增加了专题报告中针对新文艺的内容，对飞天奖的获奖作品进行分析，以及全国电视文艺的章节，以全局性的眼光审视了我国电视艺术发展中的若干重要问题。

二、电视艺术类型研究

【摘要】

加强廉政文化建设研究是高校廉政建设的治本之策。本文对国内外高校廉政文化建设状况进行梳理分析，旨在为高校及相关部门进行廉政建设提供参考。

【关键词】

高校；廉政文化；腐败

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把加强廉政文化建设做为预防和惩治腐败的突破口。而且，各个国家采用的反腐手段不尽相同，对高校廉政文化建设的理论研究也各有不同。

一、国外研究状况

国外廉政文化建设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是校园廉政文化建设。[1]在一些国家，高校廉政文化建设已经形成一套以立法保障、经费保障、透明度高、全面高效监督为主要特征的、行之有效的防腐治腐运行机制，例如：美国、加拿大、德国、芬兰和英国等发达国家。这些国家的高校廉政文化依托政府的法律和法规严格规范和控制高校行为以获得立法保障，使自身沿着法制化轨道发展；这些国家普遍施行校务公开制度和个人财产申报制度,向师生和家长及时告知学校的一切重大情况，确保学校的权力在阳光下行使，很少发生黑箱操作的情况；在这些国家中，包括知名人士、社会团体、学生代表和家长等在内的社会力量都可以通过各种咨询机构（委员会）、董事会、评估机构等形式参与高校的决策和管理，真正发挥咨询和全面监督的作用。这是预防高校腐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上述国家的高等教育经费主要来源于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投资，政府投资成为高教经费的主渠道，这既保证了高教有稳定的经费，又能够保证政府以对高校核拨经费的方式对其施行宏观调控。由此可见，西方发达国家高校虽然对廉政文化的理论研究各异，但形成了大体相似的防腐治腐机制，对我国高校廉政文化建设有重要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