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管理论文范例

一、后现代主义视域中工商管理学科商业伦理教育的缺失

20世纪中叶兴起的后现代主义思潮最早始于哲学、文艺与建筑领域，随后席卷到政治、社会、经济和科技等诸多领域，受其影响，作为各学科综合交叉的教育与管理领域也出现后现代转向。后现代教育观在教学目的、教学内容、教学手段、教学过程以及师生关系等诸多领域都与传统教育不同，强调针对不同学科的具体特点进行有针对性、交互体验式的教学。对于工商管理学科来说，传统的商科教育凸显对未来商业人才的知识和技能灌输，以打造能够高效地服务企业的管理人员为使命，却淡化对学生的伦理与人格教育。在后现代主义看来，经典的工商管理模式存在诸多弊端，其中最严重的问题就是过于推崇理性主义，片面追求效率和利润，将人的情感和伦理因素边缘化。在1959年出版的《未来的里程碑———关于新的后现代世界的报告》一书中，德鲁克在管理界率先使用了“后现代”概念，他提出了后现代世界变革的四个里程碑，其中第四个里程碑就是教育。他认为，后现代是一个“教育大爆炸的时代”，后现代社会的教育应使人回归到精神价值上来，倡导将信仰作为医治现代社会诸多疾病的良方，倡导信仰在后现代世界的公司中的重要性。而在目前的工商管理学科教育中，则充斥了功利主义导向和唯科学论，将伦理价值观等规定着未来工商管理人才行动方向的重要维度在工商管理学科教育体系予以边缘化。后现代主义者猛烈批判这种教育观，主张恢复情感、伦理、信念等非理性因素在管理中的地位，并将伦理等社会性因素推演到管理决策的核心地带。根据后现代主义者的主张，工商管理学科应该强化和凸显商业伦理教育的重要性。商科专业类学生未来走向职场，面临诸多经济诱惑，极易在物质财富诱惑中丧失管理原则。此外，对工商管理类学生进行商业伦理教育还能极大地改善整个社会的伦理氛围。由工业技术和实用主义观念冲击，现代社会存在着严重的伦理与信任危机，而企业是商业伦理培育的基本单元，对商学院学生强化商业伦理教育可以提高被教育者的伦理问题识别能力、伦理决策能力及伦理判断能力，进而影响整个商业生态的伦理氛围，引领和提升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由于特定的历史与政策原因，目前我国的工商管理教育功利主义导向更为严重。在扩招的背景下，各院校为了提高学生就业率，在专业设置、课程体系及教学方法方面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实用为目的，过分重视管理知识、操作技巧的传授而忽视对学生进行商业伦理教育。调查表明，在对我国115个高校样本的统计中，仅有北京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等10所高校将商业伦理课程列为必修课程，另有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四川大学等18所高校将商业伦理类课程列为专业选修课，这些课程包括“管理伦理学”、“企业伦理学”、“商业伦理学”“、营销伦理”、“领导伦理”和“会计伦理”等。此外，对工商管理学科进行商业伦理教育类的教研教改论文和课题也十分少见，从“中国知网”获得的数据看，从2008年到2013年发表在CSSCI核心刊物上以“商业伦理教育”为主题的论文只有7篇，而且主要聚焦于国外商业伦理教育以及我国MBA学生商业伦理教学，涉及的范围十分有限。最后，我国商业伦理方面的专门师资特别匮乏，很多教师都是商科出身，对伦理学等跨学科知识欠缺，未经系统化的商业伦理教育就直接走向岗位，致使商业伦理教学效果不佳。

二、工商管理学科商业伦理教学的国外经验

与国内不同，西方高校的工商管理学科历来比较重视商业伦理教育。在“利益相关者”理论影响下，欧美高校教育者认为，企业应该对顾客、供应商、员工、社区、公众等各种利益相关者负责，培养有责任心的未来企业经营者是工商管理学科的基本目标，因而，工商管理学科的学生应该将生产、营销、人力资源、财务管理以及研究设计等各方面纳入必要的伦理议题。美国的大型企业集团一般都有专门的伦理机构委员会，将商业伦理纳入到企业的日常管理之中，集中负责处理企业内外部的伦理道德事务，并有详细和规范的伦理道德培训计划。与此对应，欧美高校在课程设置、研究机构和评价机制方面均有比较健全的商业伦理教育体系。统计表明，早在上世纪90年代，美国90%以上的商学院就都开设了“决策与伦理价值”等商业伦理学课程，西方商业伦理研究机构达到300多个，专业刊物达15种之多，相关教材和专著数千部。哈佛大学和斯坦福大学等高校的商学院还专门组建了工商伦理系。美国的商业伦理教育以培育学生对工商管理的伦理议题敏感度为目标。未来的管理者事实上并非欠缺伦理精神，而是受传统“经济人”假设影响，往往在商业议题上对伦理问题缺乏认知和麻木不觉。商业伦理教学要帮助工商管理类学生认识到商业和社会需求、人类生活之间的相互关系，使其对商业的是非曲直有清晰的价值判断，塑造有道德意识和责任心的商业管理人员；其次，在技能层面，提高学生在经济绩效和商业伦理的两难困境中合理进行决策的能力。最后，鼓励工商管理类教师参与商业伦理研究，进而对商业实践伦理水平的提升储备知识力量。美国商业院提供了丰富多样的商业伦理教学内容，一方面教授商业伦理学的基础理论，重点使学生认知到商业与伦理的本质联系，剖析市场与企业的伦理学基础；另一方面，讨论具体的商业伦理案例，提高工商管理专业学生的伦理决策水平，相关研究者将不断出现的商业丑闻和由于伦理问题引起的商业危机事件编进教材，在课堂上引领学生对这些案例进行分析和讨论，以此开发学生处理商业伦理问题的技巧。在美国，商业伦理教学是一项倍受重视的系统工程，商业伦理的教学方式和教学手段也多种多样。主要包括：专职教师或企业高级管理者提供的讲座，分组讨论的案例教学，灵活生动的故事，选择典型素材进行视频播放，围绕商业伦理认知而撰写的成长日记，以及走进现场的实践教学。这些方法从理论认知、实践观察、模拟体验、人生成长等各个层面强化学生对商业伦理的认识和学习。当然也有不少学者和教育者探索商业伦理的更加科学的教学方式，如采用合作学习法、现场调查法、经历分享法、角色扮演和情境模拟法、道德模型运行法等教学方法。在各种商业伦理教学方法中，案例教学方法在美国商学院伦理教育中倍受青睐，该方面有利于借鉴各种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在现实情境中塑造德能兼备的商业人才。如麻省理工的斯隆管理学院将学生未来职业规划和社会文化、价值观因素介绍到课堂案例的研讨之中，启发学生重点讨论“历史、环境与伦理”等商业伦理问题，提高学生们运用伦理进行商业判断的能力。

三、工商管理学科商业伦理教学模式改革的创新途径

后现代主义的教育观认为，知识不具有绝对的客观性、普适性和中立性，基于理性主义、中心主义、实用主义的教学过程事假定教师及其知识的权威性，将学生视为消极被动接受知识的行动者，而事实上学生对知识的接受是一种重新诠释和创造知识的过程。知识的创造者和讲授者不可能完全做到客观中立，难以规避其自身的社会背景和特殊价值偏好，因而教师不可能是真理的代言人，也不应被视为是教学过程中的权威，因而知识是动态的开放系统，需要在怀疑和批判中才能真正获得发展。后现代主义教育观充分认识到知识的相对性特征以及知识传递和传授中主观诠释、体验的重构意义，这对传统的教学观念带来革命性的冲击。工商管理学科的商业伦理教学更是具有强烈后现代主义色彩，需要进行一场基础性的教学模式改革。伦理的传授和传递与相对客观、中立的科学知识的传授截然不同，其价值色彩浓重，而价值和文化的传授不能强迫而只能是被认同，因而在商业伦理教学过程中教师的权威性更弱，只能扮演一种辅助性角色。依照这种理念，未来工商管理学科的商业伦理教学应该尝试探索以下几个方面的创新路径：其一，师生角色转换，确立学生在教学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商业伦理教师在商业知识方面具有丰富的积累，但不表明他同时是一位卓越的商业伦理实践者，因而商业伦理教育要破解教师知识权威的代言人角色，主张师生在教学过程中都是平等群体中的一员，教师只不过是这些平等者接触商业伦理理论与案例的首席解说者和故事讲述者，同时扮演参考者与协调者的角色。在这种教学过程中，教师的任务不是单方面的传授，而是通过协商对话启迪或提高学生对商业伦理议题的敏感性。其二，回归事件，还原情境，进行体验式教学。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教学的使命是让知识在回归事件的过程中培养学习者应对生活事件的智慧与能力，教学本质上是师生基于生活事件的互动与交流。因此，商业伦理教育应该把教学视为“即兴创作”“、情境再现”和“社会交往”体验过程，激发学生身临其境、直面利润与伦理冲突的能力，将商业伦理教学视为关于师生关于伦理议题的一种特殊体验技术。其三，启动自主学习机制，商业伦理教学是学生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建构的自组织过程。商业伦理学科知识需要学生在对商业情境的理解中建构伦理的意义以在两难的管理困境中合理进行决策，这本质上是学生对商业知识和伦理知识的文本进行创造性解读和综合的过程。这种教学过程的核心是教师提供启发性的故事和案例、情境，教学主要是学生通过自我理解、自主学习，对商业伦理的知识意义进行主动建构。商业伦理教学本质是教师参与的学生在真实性的任务驱动下进行操作性自我学习的过程，在其间，教师提供有关商业和管理目的的价值观冲突，使学生从各种选择困境中获得情感体验和知识的创造性增长。

四、我国工商管理学科商业伦理教学改革的政策建议

（一）

一、论文选题目标多重性应立足学生多方面需要

目前的行政管理专业研究生面临着和其他专业研究生一样重理论轻实践，很难学以致用，就业压力大等残酷现实。从事纯行政工作和纯行政管理教学研究的只是一部分，绝大部分要到其他领域就业，未必都适合做纯学术型选题。明智做法是从行政管理专业现实针对性出发，根据学生不同情况，通过目标多重性选题模式有的放矢地对学生进行综合训练，满足学生多方面需要。论文选题是在构思初始阶段选取一个主题或者明确一种立意。选题“既可从实践和社会需要中选取,也可以研究本专业的研究空白或前沿方向,还可以对发生争议的话题进行讨论,或者对生活生产中遇到的实际问题进行讨论研究,以及针对学科交叉的空白区的研究等等”。行政管理专业研究生目标多重性论文选题模式在满足学生多方面需要方面的具体做法如下。一是政治素养的提高。行政管理论文大都涉及政治理论和大政方针，确立这些方面的选题有助于培养学生较高的政治素养和政策水平。二是从解决学生实际问题入手。行政管理论文面向实际的特点非常突出，从政治、经济、文化到教育、医疗、住房无所不包，都是学生关心的问题，针对学生所需确定相应选题，就可带动学生对相关问题的了解和处理，起到排忧解难的作用。三是培养初步的工作能力。行政管理论文选题都关涉行政能力和职场知识，为此，研究生入学就应该确定导师和选题大致方向，然后有针对性地从事一些行政事务性工作，并将其与选题结合起来，也可在工作中完善选题或发现新的选题，这样的论文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就强，对学生初步工作能力是很好的训练。四是提供就业指导。现行入职考试都有行政管理方面的大量内容，而且行政活动还与其他领域工作联系紧密，导师可以结合学生就业方向有针对性地确定相应题目，在撰写论文同时也兼顾着备考和了解所关心领域的知识。五是多方面才能的积累和训练。其一，针对行政管理专业跨学科特点使学生了解多学科知识，便于毕业后什么工作都能胜任。其二，针对行政管理论文大多涉及行政活动中复杂问题处理的特点，有意识地使学生掌握处理复杂问题的本领。其三，针对驾驭目标多重性选题难度大的特点对学生进行抗挫折训练。其四，针对行政管理论文都关涉行政伦理问题的特点，带动学生对伦理道德问题的了解，学会怎么更好地做人和处事。通过上述多方面才能的积累和训练，学生既丰富了知识，又掌握了处理复杂问题的本领；既懂得了为人的道理，也受到了百折不挠、攻坚克难的处事训练。学位论文的最终目的是为社会服务，选题的确定就应以社会需要为出发点，源于实践，服务于实践。从目标多重性出发确定行政管理专业论文选题源于学生多方面需要，是对学生一专多能的综合训练，有助于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学生带着问题写作论文，避免了空洞乏味和拼凑应付，学位就会保值甚至增值，为解决当下研究生就业难也提供了新的思路。

二、高质量目标多重性论文可作为咨询报告提交有关部门

行政管理论文政策对策性非常强，具有政策咨询功能，师生都应把自己当作外脑和智囊，将联系现实的论文视为政策咨询报告来对待，答辩实际上也是政策辩论。一是师生都要尽可能多地了解实际工作，有一定实际工作经历更好，学院也应创造条件让学生带着问题到实际工作部门实习或调研。二是侧重对策性研究，包括对问题及原因的实证分析，国内外经验介绍及启示，对策要有针对性和可行性。三是充分发挥理论对现实政策的指导作用，站在为相关部门出谋划策角度，本着理论联系实际原则进行研究。四是可聘请与选题相关的实际工作部门人员为答辩委员会成员，帮助解决论文中师生解决不了的问题；另一方面他们也能从论文和论文答辩中获得启发，更好地推动本部门工作。这项工作从确定选题后就应该开始，学生可到相关部门调研，请有关人员指点，还可聘其为副导师，或吸收到答辩委员会中，既可全程跟踪，也可只在某个环节排忧解难。当然，这种副导师制是随机的，前提是师生都非常困惑或选题对这些单位有重要参考价值。五是一些实际工作部门也可以把一些疑难问题交给学校作为论文选题，高校行政管理研究机构作为智囊和外脑承揽的一些相关项目，也可吸收有这方面选题的研究生参与，其参与部分可同论文结合起来，也可分出一个或若干个子课题作为论文选题。高质量论文可推荐到相关部门作报告或咨询，由此可知，这种教学、科研、实际工作三位一体的选题模式，使学界和实际工作部门互通有无，做到了理论与实际的真正结合。

三、系统规划目标多重性论文选题模式

行政管理研究生论文目标多重性选题模式运作是一个系统工程，不单纯是学生和导师的个体行为，学校、学院、答辩委员会都要协同配合，总体设计，周密部署。

诗歌何为？也许正如查尔斯•哈珀•韦伯（CharlesHarperWebb）所言，诗歌类似孔雀尾巴的进化状态，“象一只嘲鸫引吭高歌一样，一首诗即是一次夺人眼球的自我炫耀”。①要么诗歌的水平取决于诗人的自我调节本能（这也许是人们为什么选择诗人作为性伴侣的原因）；要么诗歌创作能力在祖传背景中取代了其他可取的思维和情感特征。诗歌的读者在展示他们可以成功欣赏优美诗歌的时候显示他们的魅力，文学评论家也是如此。在韦伯看来，达尔文的概念中，完美的诗歌“理解起来有一定的难度”，因此，好的诗歌在展示作者魅力的同时也避免了令读者难堪。意志软弱、小题大做、平庸普通的诗歌达不到显示魅力或真正诗歌水准；滑头滑脑、玩世不恭、太过时髦、过分自我的诗歌可能是成功的社交展示，但又不是艺术。很明显，进化是要使自己尽量迎合“金发美女”的诗歌品位———既不是太聪明、费劲或自我，也不是大众化的打油诗或者明信片之类的风格，这些恰好符合了韦伯自己的偏爱。   也许，正如艾赛多尔•那比（IsadoreNabi）在《科学与自然》（ScienceandNature）中说，即便是英国的十四行诗也带有达尔文思想的痕迹。既然十四行诗不太可能在生存的竞争中具有优势———物竞天择，那么似乎可以用性的选择和竞争来解释。和韦伯相同的是，那比提出：“我们的假定是……英语十四行诗是一个性器官，像其他更多的肉体性器官一样，有一个被青睐的最佳尺寸。”①似乎十四行代表进化中达到的平衡，这种平衡居于“挑逗和高潮，求爱和安全，激情和谨慎之间，允许一个人以最小的险情和最大的收获来繁殖自身”。②鉴于十四行诗写作当中的文化差异，那比认为：“一首英语十四行诗大约7%的内容是受遗传因素决定的，这7%必然包括制约诗歌篇幅的第14行诗。”   这两个论点中一个带有恶作剧的色彩，另外一个是严肃认真的。但谁又能识别出来呢？那比“对英语十四行诗的进化论解读”的本质被其副标题“E.O.威尔逊还原主义的戏谑评述”以及据说是编辑加在结尾的一些“哲理性的评论”所揭示。然而，查尔斯•哈珀•韦伯并没有从讥讽中受到启发。“诗歌是魅力的炫耀”只是新文学批评运动中一个最不显眼的例子———达尔文主义批评或生态诗学。他的文章总结了其中最糊涂的因素：浅薄的因果推理，欢欣鼓舞地从所谓的事实推演到自以为是的价值观，鲁莽地使用多少有些投机色彩的生物学术语，等等。最刺眼的是，他从把文学看做作者特有的自我调适的产物的有趣想法，跳跃到一个大异其趣且更为站不住脚的说法，即诗歌是“魅力的展示”，之后，又得出一个荒唐的结论：20世纪美国诗人之间的争论有着宏大的进化意义。   韦伯令人尴尬的大胆之举并不一定会戳穿威尔逊（E.O.Wilson）夸大其词的结论：“人类思维最伟大的事业一直是，也将永远是企图将科学和人文结合起来，”③真正辉煌的事业将可能遭到那些拙劣或无能的人们俗丽的模仿。借用达尔文的著名术语“进化”，威尔逊的生命观确实有其伟大之处，那就是，毫不含糊地献身科学进步的启蒙事业，联合所有知识———包括社会科学、艺术和人文知识。来自学理上的挑战是，如威尔逊所言：“我们知道，几乎所有人类行为都是有文化传播的。问题是，生物学和文化之间如何互动的，尤其是他们之间如何跨越所有社会群体进行互动来建立人类的共同性。”④对于真正因社会生物学的著作⑤以及推广和维护物种多样性的工作而出名的学者威尔逊来说，环保的任务要求人们在与历史上偶然存在的文化的复杂互动中理解人性。   既然韦伯的推论证明目前许多已经发表的达尔文主义文学批评案例存在错误（尽管不是很明显的错误），因此，在文学研究中，我们还远不了解什么样的融合是可以包含进来的。目前唯一一部相关的重要论文集《文学动物》（LiteraryAnimal），是拼凑杂混的：有对于一般叙事从进化的、适者生存意义角度进行论证的；有为“人性”观进行辩护的（其中有伊恩•麦克尤恩（IanMcEwan）的一篇出色的文章）；有对注入了色情的作品、悲剧和罗曼史小说进行达尔文主义解读的；以及对于一个经典作品的详尽的、一气呵成的解析，如约瑟夫•卡罗尔（JosephCarroll）对《傲慢与偏见》的解析，他尝试摆脱用理论对文学作品进行穿靴戴帽式的解析，阐释该文学作品作为对于“女人择偶”叙述的根本意义。在一个详尽的、勉励的但又带有批判性的评述中，史蒂芬•平克（StevenPinker）质疑了达尔文主义促进文学批评的潜力：“支持用达尔文主义解读文学的人们……应该做好准备来详细解释进化论给文学研究带来的不仅仅是人性论的复苏。”平克建议说：“一个学科融合式的文学研究应该不光要利用进化心理学，而且还要利用人性的其他的科学：人工智能……，认知科学……，语言学……，行为遗传学……以及社会心理学。”如威尔逊所示，生态学似乎证明了学科融合研究可以用来分析人性———通过文学或者任何其他文化形式，但是，似乎生态学无法直接和文化产生联系，而认知心理学等却可以。卡罗尔认为：“文学是由心灵而不是生态系统产生，心灵则是由‘自然选择’产生的，”①当然，‘自然选择’是否有制造文学的功能或者仅仅制造了一个大脑，是否该大脑制造了文学等这样的重大问题还没有定论。与此同时，格林•洛夫（GlenLove）认为：“生态思维———目前因为它涉及用一个扩大了的思维框架来回答有关自然和人类的位置这类问题时候需要考虑什么———必须包括一个更广阔的、更谨慎的对关于人类行为学科的考量，这些学科包括进化生物学和遗传学、生态文化进化学、进化心理学、神经学以及其他以达尔文主义思想为基础的有关人类行为的科学。”②尽管这一观点中暗含开头提出的两个多少有点戏谑的例子所显示的危险，我还是同意洛夫的观点。#p#分页标题#e#   那么，学科融合对生态批评意味着什么？对于很多人来说，它会带来隐藏在华兹华斯的名句“解剖就是谋杀”中的还原主义的威胁，威尔逊承认：“这个词本身……有着灭菌的、侵略性的意味，就像是手术刀或者医疗导管。”③生态女性主义哲学家薇尔•普鲁姆德（ValPlumwood）就是典型的把还原主义和机械主义看成是破坏环境和残害动物的战争同僚：“还原的机械主义框架能产生一种心理上的距离，这距离使得权力、控制、谋杀和战争成为可能，使得笛卡儿的追随者把动物用于科学试验。”④“还原的机械主义”（reductivemechanism）———或者其他的什么称呼，促成被特雷莎•布伦南（TeresaBrennan）出色地定义为“施虐式冷静”（sado-dispassionate）视角的形成。尽管他们在人类历史上很流行，然而，谴责笛卡儿导致“权力、控制、谋杀和战争”合法化，似乎不可信。事实上，“还原主义”（reductionism）至少有三个容易被混淆的含义⑤：无法避免的方法论的还原主义（无人可以同时学习所有的东西，所以范围必须被限定，参数也需要被控制）；理论还原的目的是以一个层面的现实（如葡萄糖的生化氧化过程）来解释另一个层面的现实（如为肌肉提供能量）的方式来理解现象；哲学上的或形而上的还原，大概是一个无益的理论还原形式，它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科学家和环境保护哲学家树立的一个靶子。关键是人们都公认，尽管理论上的还原是一个强有力的工具，“随着复杂性沿着原子、分子、基因、细胞、组织、有机体和人类级系的逐步上升，相互作用与相互联系也上升到了新的水平，新的特征就出现了”。①生态系统和人类文化都是具有新特征的复杂系统。在威尔逊幻想出来的“完全融合”的一个“极端例子”中，“自然界是由统领所有其他法则和规律的简单的、普遍的物理法则组织运行的”，这有接近形而上还原主义的危险。之后，威尔逊也承认说：“也许这样笼统地预测最复杂的系统是不可能的。”②然而，目的不在于“还原”，“复杂性才是最终令科学家感兴趣的，而不是简单性。还原主义是理解它的途径”。③事实上，正如不可能找到任何信奉“宿命论”（determinism）的生物学家一样，似乎也没有最新的证据证明：因为极端还原的科学家信奉把世界看成是一个机器的科学哲学，人们就把他们视为将世界当做仅仅是一个机器的人。在威尔逊看来，学科融合是人类知识相对于自然界那难以穷尽的、令人惊异的复杂性的对应物，这个复杂的自然界概念普及之后被称为世界上生命的“生物多样性”（biodiversity）。   用生态系统来解释文化产物，有可能陷入幻觉，尽管这已经成为生态批评的习惯性修辞。比如，威廉姆•鲁克特（WilliamRueckert）在《文学与生态学：生态批评的实验》（LiteratureandEcology:AnExperimentinEcocriticism）一文中，“将生态学和生态的概念运用于文学研究”④时，时而谨慎，时而随意———有时他承认说，诗歌和生态系统里面的“能量问题不尽相同”；但是，之后他又忘乎所以地说：“如果理解得当，诗歌可以被当做对能量流动、社区建设以及生态系统进行研究的典范。”⑤鲁克特伦理式的和教诲人的热忱以及实验的热情应该控制把诗歌作为典范的冲动，尽管很大程度上应该看什么是“典范”。在科学中，典范往往指的是电脑对一个现象的模拟，这种模拟通过程序或算术指令不断精细化，直到它最后令人满意地跟踪给定变量中的被观察的波动对象（如在全球平均气温中应该与过去和将来变量吻合的气候模型）。尽管地图永远不会和真实的地貌吻合，模型永远不会和现实同一；但是，如果成功被看成是和真实的系统一致的话，地图或模型和现实状态可以完全同一———他们变化模式持续的一致表明模型设计者选择了正确的初始条件、变量和指令。而在诗歌里面，没有什么使得它可以和任何非语言的东西完全一致，遑论任何生物上的东西。换一个做法，诗歌可以是一个生态系统的类比物，此种情况下两者肯定有差异，但是，惊人的相似性将很具有启发性。然而，这样又太生硬，诗歌和“绿色植物”毕竟不同，而且，诗歌是否具备“帮助创造一个永久自动的、不断进化的系统”的功能并不清楚。⑥最好的情况下，诗歌与生态系统的关系可以是隐喻性的，或者说隐喻的程度到了生态系统是一个叙事行为或者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具体的物体，因此，它也是寓言性的。说“诗歌是一个生态系统”，就好比说一个老人是“挂在棍子上的一件破外套”———有极强的暗示性且令人记忆深刻，但是绝对经不起推敲。   安格斯•弗莱彻（AngusFletcher）的《美国诗歌的新理论》（ANewTheoryforAmericanPoetry），一部最近的、更全面的关于生态和诗歌关系的理论著作将两者的关系进一步神秘化。书中说：“诗歌和自然界事件之间几乎有着基因关系。”①“环境诗歌”（environment-poem）这一流行词本身显然就是这种诗歌与自然界之间紧密关系的缩影。这在惠特曼身上尤其明显：“他的诗歌不是关于环境的……他的诗歌就是环境本身。”②一些诗人（如惠特曼、阿士贝里、克莱尔）聚合的、善观察的、仪式主义的特性显示出他们的诗歌是“可以自我调节的系统”，其特征是内部的多样化、自我组织以及非线性等。③弗莱彻热情的论证具有极强的、令人难以抗拒的力量，也极具惠特曼演说的激昂。但是，在这个意义上，生态系统果真是“自动诗意化”的，还是他们或多或少是一些有机体的偶然聚合？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Dawkins）以极为玩世不恭的口吻在他的著作《延伸的表型》（TheExtendedPhenotype）中指责“波谱生态学”（popecology）的“相互依存”以及自我调节的概念“可能是有一个关系网络存在，但是它可能是由小的、利己的成分构成。那些利用有着公益心的同伙们进行繁殖的实体，比起那些为生态系统整体的利益付出的实体，往往更能成功地自我繁殖”。④即使生态系统是自动诗意化（autopoietic）的，它是否和诗歌具有一致性？数字化的非线性（或者是“混乱”）特征取决于恒定复现的过程，这个过程中，公式的结果被看做会再次出现的变量。这种数字的非线性特征看起来最多在隐喻的层面存在，且主要是和主观解读一首诗产生的非线性感觉相关，尽管后者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复现式的。#p#分页标题#e#   此处有某种尖锐的讽刺意味，因为，就算大家都懂得如何处理比喻性的语言，往往也是文学专家，我们的评论家看起来忽视了同一性、类比和隐喻之间的区别。另一方面，科学家承认说，在他们的话语中，隐喻是不可避免的，但是需要谨慎处理。道金斯在其专著《自私的基因》（TheSelfishGene）中采用拟人手法的时候，心里有着清醒的意识，但是，来自人文科学的一些批评家却难以理解这种拟人手法的含义。道金斯是样写到：“将基因拟人化不应该成为一个问题，因为没有哪个头脑清醒的人认为DNA分子有自觉的人格特征，也没有哪个理智的读者会把这种幻觉归咎于作者。”⑤尽管道金斯的隐喻手法在进化生物学、胚胎学和人口遗传学（还有其他自然科学领域）中大量使用，其隐喻手法还是被安德鲁•罗斯（AndrewRoss）中所排斥，因为这种手法“对人类的尊严或社会的变革都不是一个有用的贡献”，尽管自私和利他主义明显是“对行为方式进行文化的特殊描绘”，此描绘在“西方”之外几乎没有意义。⑥这种隐喻描述在罗斯看来不可思议。事实上，把基因当作“自私”的做法会产生一系列的至关重要的假设和预想，如怀孕期间的矛盾特点，孕期胚胎和母亲在一系列的领域争夺资源，类似于主人和寄生虫的关系。把诗歌当作生态系统的做法可能会给生态批评带来累累硕果，但是至今这种做法缺乏解决问题应有的严肃和谨慎；诗歌———隐喻的其中一方，几乎没有努力获得另一方———生态系统的道德色彩。   从表面看，生态概念比起进化观念更不可能被直接运用到文学上来。诗歌既不是形体展示，也不是生态系统，尽管诗歌和这两者都有暗示性的平行关系。诗歌所能做的可能是，充当一个责任心强且教学方法得当的老师手中的教学工具，并与其他方法一起，通过鲜明的隐喻手法，引起伦理变革和政治变革。但是，教训之一是这个工具本身———在这里是被挪用的生态术语———事关重大。举例来说，“共生”（symbiosis）一词是生态批评家们的最爱———人们对之赞不绝口。我不希望我举的例子会让人指责我以怨报德———在《印度生态批评报》（IJE）的第一版中，斯旺那拉沙•兰嘎加兰（SwarnalathaRangajaran）在编辑评论中认为，生态批评“清楚地表明了土地和风景、文本和地貌之间的共生关系，同时意识到了语言和自然界不可分割的关系”。①在同一期中，艾伦•德雷森（AlanDrengson）捍卫阿恩.奈斯（ArneNaess）的“生态哲学”（ecosophies），说它是“尊重如多样性、共生等生态价值观念的个人生命哲学”。②而与此同时，大卫•巴恩希尔（DavidBarhill）把社会生态学的理想状态描绘成“自然和社会区域的共生合作”。③拉马皮里亚（R.Ramapriya）用花和它们的授精花粉的共生关系来表明“任何环境、社会和个人的区别都是人为的”。④可以这样说，生态观念的形成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德雷森不无道理地指出：“我们应该尤其尊重那些和我们意见相左的人，我们不应该认为他们幼稚或愚蠢。”⑤显然，他的目的是敦促读者努力和自然保持一种平衡关系，这是一个包括本人在内的任何生态批评家都不会反对的道德目标。况且，IJE的撰稿人总的来说都是典型的生态批评家。然而，正如我在《生态批评》（Ecocriticism）中所表明的，“平衡”这个比喻已经和现代生态学中复杂的自然系统里那难以预测的动力机制所能提供的证据失去关联。⑥“共生”在生态批评语境中被用做“提喻”，表达一个更大的、不受干搅、自然和谐的理想状态，该理想状态在条件最好的情况下都是罕见的，如果条件不好就是一种虚构。这事实上是通过20世纪早期的生态学折射出来的伊甸园版本。如达纳•菲利普斯（DanaPhillips）所警告的那样：“对于生态批评来说，如果想要成为一个重要的跨学科领域，它需要意识到生态学不是一个融事实、价值观和隐喻为一体的行贿基金，而是一个很难说具有一致性，有着成败相随的过去和相当不确定的未来的领域。”⑦当我们忘记了我们的隐喻不过是隐喻，并把它们当做是实际的真实的时候，就如我们想象人类和自然界的关系竟然可以亲密交融到像是果园和黄蜂两者之间必然共生的状态一样。简言之，我们一定是心甘情愿地找出已经没有生命力的隐喻并使之复活成为明喻。这样，经不住推敲的比较和对比则更加显而易见。   生态批评的“共生”主要是对抗达尔文令人不快的“自然界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场所”的观点，人文学者坚持保守派的立场。尽管自然界有着明显的猖狂掠杀，我们还是希望，如果我们把共生想象成比竞争更普遍的现象，我们将充满热情建设更加合作的社区。有时候，正如欧内斯特•卡伦巴赫（ErnestCallenbach）的《生态学：袖珍指南》（Ecology:APocketGuide）中“相互依存”这个条目所显示的，达尔文的“生存竞争”（struggleforsurvival）被一个童子军的义卖行为所代替。“我们每呼吸一下，就会为植物提供重要的二氧化碳，为生命的延续贡献我们自己的一份力量。任何其他的生物也有着自己的贡献。”①似乎哺乳动物呼吸系统的生化进化是为了制造光合作用的原材料。地衣中的海藻和真菌，或者人体细胞的线粒体、细胞质和平、互惠型的共存都无疑是我们的范例。然而，真正的共生系统应该包括“奴役”其他蚂蚁的蚂蚁（是同种关系、类比关系还是隐喻关系？）、动物和体弱的人类体内的寄生虫、倾占其他鸟类鸟巢的考伯德鸟和杜鹃鸟。奴役和寄生显然不是克鲁泡特金（Kropotkin）所指的互助，但是这是生物学家“共生”概念所应该包含的一部分内容。   在生物学中鲜有强有力的归纳，更别提什么规律了。即便如此，共生的一个共同特征是，所有有机体中，至少有一个机体的分化程度要少一些。事实上，与将进化看成是朝着更复杂的形式发展的大众观念相反的是，共生可能有时候要求持续简化，比如在肠道寄生虫发生的情况。抛开将“共生”和“合作”进行简单而不确切的等同不谈，对于竞争和合作的适当的平衡关系也没有一个共识。对这一点，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动物学家看到了更多的竞争，而微生物学家看到了更多的合作。等位基因与遗传基因作竞争，从而超越有机体，使整个生态系统发生变化的过程给道金斯的基因选择论（geneselectionism）以启迪，这就是海狸坝、白蚁堆，甚至可能是人类的城市所体现出来的延伸表型（extendedphenotype），而林恩•马古利斯（LynnMargulis）的“共生基因论”（symbiogenesis）在生化协同作用中发现了真核状态的细胞起源。道金斯的方法成功地预示了试图吸收复制机制的“非法”或“极端自私”DNA的存在，而细菌质粒交换理论（bacterialplasmidexchange）则致命地打击了达尔文—门德尔（Darwinian-Mendelian）式的“生命树”意象，代之以用DNA作为流通手段的合作交流系统。这样，如何看待竞争和合作，关键取决于看问题的角度。#p#分页标题#e#   无论如何，想当然地认为任何事物都是相互联系的看法会带来一种有益的道德影响，但都是幼稚的。这不会给李尔王带来任何好处，比起任何一个人和任何一个生态系统来说，他和女儿们的关系更为直接和感情用事。人们在应对相互依存的关系时方式各异，甚至可以猜测，人们的关系越亲密，他们的反应就越有可能趋于强烈的不理性。在正义和情感之间存在着至关重要的平衡关系。   在维多利亚的“国际文学与环境研究会”（ASLE）大会上，我半开玩笑地呼吁生态批评界暂停使用“共生”一词，至少需要等到生态批评家对该词的含义有了更确切、更精细的体会之后再使用它。正如道金斯说“还原主义”是一个“喝倒彩的词”，“共生”是一个没有经过生物学的允许的“喝彩词”（boo-word）。人类确实有共生体存在，在以下所有关系中，共同生体的关系既是力量的来源，也是软弱的起源。我们有大米、燕麦、小米、母牛、香蕉、猪、玉米等，我们处在共生的相互联系之中，但是共生的证据应该出现在美国西部小麦大平原上，而不是出现在唯美的冒险家们所追寻的想象的和谐世界的诗歌当中或国家公园里。文学和生物科学之间的学科融合几乎没有什么积极的进展。只有公正地对待生态学，谨慎而适度地从中挖掘思想资源，才能促进两者学科融合的发展。

摘要:“工匠精神”包含了工匠的审美意识与审美情趣。现代职业教育要将“工匠精神”融入到人才培养过程中，注重技术与艺术的融合。高职艺术素质教育据此要进行重新定位，从文化素质教育与专业教育融合的视角，将培育“工匠精神”融入到艺术素质教育中;要促进人才培养理念的调整，通过转变传统的“技能本位”职业能力观，实现精湛技术与审美情趣的浑然一体。针对性的社团活动、有效的教学模式、与职业生涯规划衔接的教育内容，是促进艺术素质与“工匠精神”同频共振，实现艺术素质教育与工匠精神培育并举的有效路径。

关键词:高职教育;艺术素质教育;工匠精神

高职艺术素质教育是通识教育的重要内容，通过培养“学生感受美、鉴赏美和创造美的基本能力”，在普及艺术知识，提高学生心理素质的同时，“培养学生的创造潜力，实现学生的个性价值”，最终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培育“工匠精神”也是高职学生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从实践层面而言，就是培育学生的“专业精神、职业态度和人文素养”，以解决高职技术教育中“理性缺失”困境。［2］在高职教育教学实践中，艺术素质教育因其具有通识课程教学与校园文化艺术活动的支撑，通常比较具体;而“工匠精神”培育的形式主要是宣导教化式的，因其缺乏具体支撑，效果通常并不明显。艺术素质教育与“工匠精神”培育的互不统属、相互分离，制约了高职素质教育的效果。因此，如何理解并准确把握高职艺术素质教育与“工匠精神”培育之间的关系，进而寻找到两者并举的路径与方法，对于促进高职学生素质教育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艺术品味与精湛技艺紧密对接———高职工匠精神培育的特质

“工匠精神”是工匠对于职业和产品所拥有一种追求极致的态度和精益求精的理念。自“工匠精神”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弘扬“工匠精神”成为我国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加快实现由“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的重要理念。“工匠精神”所带来的现代职业教育战略调整以及社会对用人观念的变化，使得高职院校将培养学生的“工匠精神”作为教育教学改革的重要内容。但是“工匠精神”属内在精神层面，高职“工匠精神”培育工作需要若干具体的培育载体才能奏效，其中艺术素质教育就是一个重要的载体。高职“工匠精神”培育的特质就是艺术品味与精湛技艺紧密对接。工匠虽然是充满传统色彩的词汇，但是拥有“精湛技艺”是对工匠最基本的定位。技术与艺术都是人类实践活动的产物，两者的关系可以用“技艺相通”来概括。从词源上而言，“技艺不仅指工匠活动与技巧，而且也是他们心灵的艺术或美的艺术与技巧”，［3］所以，拥有“精湛技艺”的工匠所制造的产品往往兼备实用性与艺术性，是工匠技能与审美情趣、审美观念的物化。手工业时代工匠制造的产品，小到日常生活用具，大到房屋桥梁，无不将艺术品味与精湛技艺融入制造过程，实现了技术性与艺术性的高度结合。工业化时代工匠尽管在称谓上发生了诸多变化，其技术活动仍是追求“技”“艺”融合。现代各种具体技术形态既是科学技术发展的产物，同样也是文化综合发展成果。以工业产品为例，产品设计造型的基本原则就是注重“技术与艺术性的统一、功能与形式的统一、微观与宏观的统一”，如果缺乏审美因素，没有艺术品味，技术含量再高也难以获得认同和接受。“工匠精神”是工匠们对设计独具匠心、对质量精益求精、对技艺不断改进、为制作不竭余力的理想精神追求，可以概括为尊师重教、一丝不苟、求富立德、精益求精、知行合一等五大精神内涵。［4］培育“工匠精神”可以从多角度来理解，就技术与艺术的关系而言，培育学生将“技术做成艺术”的理念，似乎更切合高职“工匠精神”培育理念和目标。高职教育从人才培养定位上而言，是培育知识、能力、素质三位一体的技能性人才，其技术教育与技能培养是重点，因而追求精湛、卓越的技术技能，崇尚责任、担当的职业道德，是高职教育的应有之义，但是对于“工匠精神”中所蕴涵审美情趣、审美观念的培育相对缺失。要弘扬“工匠精神”，促进学生将艺术品味与精湛技艺紧密对接，只有坚持以现有的艺术素质教育为载体，在“工匠精神”培育中嵌入艺术素质教育课程体系才能实现。可见，就工匠以及“工匠精神”的定位与内涵而言，工匠劳动是一种创造劳动，而创造劳动是天然地带有美的活力，因而“工匠精神”必然包含了工匠的审美意识与审美情趣;现代职业教育要培养工匠，要将“工匠精神”对美的追求融入培养过程中，注重技术与艺术的融合。艺术品味与精湛技艺紧密对接，这是高职“工匠精神”培育特质，也是方向。从这个意义而言，传统的高职艺术素质教育需要在培养“工匠精神”的视角下重新定位。

二、文化素质教育与专业教育有效融合———高职艺术素质教育的定位

高职艺术素质教育作为文化素质教育的重要部分，它“既是发展智力、培养学生创造力的重要方面，又是培养学生审美能力的重要手段，既是学生人格成长的必要内容，又是推动校园文化、丰富学生生活的重要载体”。［5］但目前高职院校艺术素质教育课程的设置寥若晨星，艺术活动追求短期效应，成了少数特长生的专利，大部分学生被排除在艺术素质教育的大门之外。高职人才培养体系中，艺术素质教育更多地被当作专业教育和技能教育“锦上添花”式的“补充”。高职艺术素质教育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其根本原因还在于对文化素质教育与专业教育关系理解存在误区。高职的文化素质教育是除专业教育以外的人文科学教育与艺术素质教育。开展文化素质教育一方面是为了完善人的心智，另一方面是激发人的潜能。在高职教育中，文化素质教育与专业教育是相互促进、密不可分的。专业教育是文化素质教育的主阵地，文化素质教育是专业教育的基础。［6］但是，高职教育是面向职业岗位的专业技能教育，技能本位的教育使得教育的功利化现象难以避免，因而在高职实际操作层面上，文化素质教育与专业教育“客观上”存在着“疏离倾向”。重新定位高职艺术素质教育，就是要将培育“工匠精神”融入到艺术素质教育中，促进文化素质教育与专业教育融合，使得学生实现精湛技术与审美情趣的浑然一体。将“工匠精神”融入艺术素质教育，高职人才培养理念要适时调整，职业能力观也要从基于“技能本位”向基于“综合本位”转变。职业能力是高职教育的目标和特点，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要求，培养学生的专业基础能力、职业岗位能力和职业通用能力是高职教育培养目标模型。［7］“技能本位”将职业能力视同于岗位技能，忽视了学生面临不同岗位的职业迁移能力，忽视学生将来发展所必需的综合素质，培养出的是机器生产环境下的“附属”，而非能动的驾驭者和创造者;“综合本位”将职业能力作为综合能力，是“人们从事一门或若干相近职业所必备的本领，是个体在职业工作、社会和私人情境中科学的思维、对个人和社会负责任行事的热情和能力”。［8］基于“综合本位”的职业能力，注重将技术技能与职业素养有机融合，审美意识、审美情趣、艺术素养理应成为职业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适应职业能力观的转变，高职人才培养体系要进行相应调整。要围绕培育“工匠精神”，将工匠对精湛技术追求和对艺术品味的领悟，融入专业课程体系与教学内容，融入艺术素质教育与艺术活动之中。艺术素质教育不再是专业教育的附属，而是与专业教育一样成为培育“工匠精神”、打造现代工匠的重要载体。因此，只有从文化素质教育与专业教育融合的角度定位艺术素质教育，才能使学生结合自身的专业与个人的兴趣，走进艺术、理解艺术，吸收到艺术的精髓。对于大多数理工类的学生而言，艺术素质教育与专业教育的有机结合，一方面使学生形象思维得以完善，创新能力得以提高，另一方面也使他们感受艺术中所表达的情感，体验艺术中所蕴涵的情绪，达到塑造他们完美人格的目的。［9］273这也正是现代“工匠”培养的最佳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