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教育论文范例

一、生活即教育———思想品德教师应善于把课堂引向生活并从中吸吮营养。

“生活即教育”的思想要求教育要打破育人课程的封闭性，开发开放性的课程资源，把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纳入课程的范围。如果用“生活即教育”理论指导我们的学，必将把素质教育在学科教育中的实施引向深入。陶行知先生说：“活教育教人变活，死教育教人变死，而传统的教育，正是教人变坏变死的坏教育、死教育。”传统思想品德教学严重地抹杀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创造性，其结果只会使学生厌倦学习、禁锢思想。生活是一部教育的“百科全书”，生活的内容都应该是教育的内容，思想品德教学应把学生引向生活，并向生活吸吮营养。思想品德教师在钻研教材与大纲的基础上，认真备好学生，因班制宜，因材施教，突出学生学习的生活情感体验。新课程标准指出：让学生学习有价值的知识、学习生活化的知识。因此，思想品德教学应创设生活化的情境，让学生在学习中了解生活，培养他们的生活能力。通过实践，我确实收到了一定的效果。现就陶行知教育思想在中学思想品德教学中的实践谈谈体会。在教学内容的选择上，要由远离学生生活的理想化的内容取向转变为贴近学生真实生活的“生活化”的内容取向。以往的思想品德课教学，特别强调教材内容的系统性传授，学生学习就是为了习得教材中的内容，仿佛学生不是为自己而活，而是为教材活，不是为现实生活活，也不是为理想生活活。虽然为了说明教材中的某些观点，在教材中列举了一些例子，但这些例子是理想化的、成人化的。比如在教学环境问题这一知识点时，我首先请学生回顾自己从家门口到学校的路程中，有哪些环境污染？学生纷纷自告奋勇，然后再追问，那作为中学生，我们可以通过哪些途径解决这些现状？有的说一定要杜绝污染源；有的认为可以通过撰写“小论文”到相关部门，学生各抒己见、表情激动。思想品德源于生活，应该回到生活中检验。如果教师懂得把思想品德教学导向生活深处，给学生自由翱翔的双翼，又何愁他们不能展翅高飞。

二、社会即学校———思想品德教学应该培养学生的社会实践能力。

陶行知先生提出“社会即学校”在于要求扩大教育的对象、学习的内容，让更多的人受教育。他指出：“我们主张‘社会即学校’，是因为在‘学校即社会’的主张下，学校里的东西太少，不如反过来主张‘社会即学校’，教育的材料、教育的方法、教育的工具、教育的环境，都可以大大增加，学生、先生可以多起来。”他的“社会即学校”学说，告诉我们“教育的材料，教育的方法，教育的工具，教育的环境，都可以大大增加”。这与我们解决当前教育中教育内容的过时、陈旧、不符合学生生活实际、不切合学生思想认识、不能很好地为学生的将来生活服务的现象是很有启发的。他提到：“学校必须给学生一种生活力，使他们可以单独或共同去征服自然、改造社会。”思想品德教学最终的培养目标应该是提高学生的社会实践能力。因此，思想品德教学应该科学合理地安排好一定的社会实践活动。每学期我们会带班级“走出校园”，对学校周围的及乡村的环境情况进行小调查。调查的方式、内容由学生确定，学生回校后认真地写了调查报告，他们写出了感情，写出了具体与真实，从而更珍惜、把握自己的学习机会。其中一位女学生把“发展经济更要保护环境”的情况以“小论文”送至镇长办公室，镇领导对学生保护环境的意识、行为进行了高度表扬，同时在镇年度工作报告中采纳了该学生的部分建议。通过此事我告诉学生，我们是社会的小主人，是时代的小主人，要学会运用我们的知识回报社会、关心社会、亲近社会、服务社会，这正是初三思想品德课第1课的要求，这样的社会活动完全实现了思想品德学科教育的思想与行为目标。总而言之，我们应该认定社会就是伟大无比的学校，善于运用社会的力量，由此提高社会实践能力。

三、教学做合一———思想品德教师的责任在教学、教学生学，以便更好地做。

陶行知“教学做合一”思想，把教学做视为一件事，以做（实践）为中心，把教与学统一起来，主张“事怎样做便怎样学，怎样学就怎样教。教与学都以做为中心。在做上教的是先生，在做上学的是学生”。他认为：“教学做是一件事，教师拿做来教，乃是真教；学生拿教来学，乃是实学。”陶行知提倡教学做合一的基本精神是强调教与学、学与用、知与行的结合，这与我党提倡的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是一回事，而传统教育扼杀了人才的培养，扼杀了民族的希望。我们今天所拥有的教学资源，是陶先生不敢奢望的。因此，我们有太多的理由将“教学做”融为一体，推进教育，让思想品德教师在教学改革的浪潮中解放思想，大胆地实践和实验，积极投身改革开放的社会生活中，让师生共同努力在改革的“做”中教，“做”中学。在新课改的春风中，我们应该把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摆在突出的位置上。思想品德教师应该把学生培养成敢于辩论、敢于拿起笔杆子披露社会的黑暗、敢于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乐于奉献爱心的现代公民。我们可以让学生模拟教师讲课，（我们称为“小先生”），然后教师加以点拨，让学生体验教师是如何教他们学的。为“小先生”提供实践舞台的还有思想品德早读课，四个班的思想品德科代表和“巡视员”精心准备早读的内容，教师只要传递鼓励的眼神，加上“感情的投资”就可以收到良好的效果。就这样，让学生在为班级作贡献的过程中待人，在接物与处世的做人实践中超越自我。“做是发明、是创造、是实验……”现代教育论认为：教师活动要以学生为学习的主体、以活动为学习的载体，在教学中让学生学到的知识是通过实验、实践自己探索出来的，使他们的学习能力化。陶行知先生是中国人民教育的奠基人，他从社会和思想品德的高度研究中国教育，其生活教育理论的内涵丰富而博大，是我们进行教育教学理论探索、搞好教改实践的理论宝库，是我们在各种教育思潮中站稳脚跟的强大思想武器。因此思想品德教师应该以陶行知先生先进的教育理论为指导，尤其要把“生活教育”理论运用到思想品德教学中。我们坚信：先生的先进教育理念必将指导我们教育的晚辈坚定地走下去，并培养出能担负起时代崇高使命的建设者与接班人。

作者：毕素芳 单位：苏州工业园区娄葑学校

［摘要］提出新时期公安院校职业道德教育研究的重要性。通过对国内期刊文献的搜索，认为国内学者对警察职业道德教育有一定的关注，但就职业道德教育整个领域来看，涉及的研究成果较少。根据项目组的文献综述和资料收集，对新时期公安院校职业道德教育做了一些思考。

［关键词］新时期；公安院校；职业道德教育；思考

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把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结合起来，加强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建设。职业道德教育是警察道德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人民警察核心价值观的提出，为警察职业道德教育开辟了广阔的语义空间，在社会问题冗繁杂糅与警察压力持续增强的语境下，意义非常重大[1]。公安院校承担着培养公安后备人才和培训在职民警的双重任务，对新时期公安院校职业道德教育的研究是公安院校教育工作的重要内容，是培养合格预备警官，提高受训民警综合素质的重要举措[2]。笔者2022年2月24日通过CNKI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对题名“警察职业道德教育”的文献进行检索，检索到相关论文35篇。时间分布情况见表1（P1表示警察职业道德教育论文数；P2表示职业道德教育论文数；R表示警察职业道德教育论文数与职业道德教育论文数百分比），数据不一定完全精准，但具有参考意义。从国内期刊文献的搜索情况来看，国内学者对警察职业道德教育有一定的关注，但就职业道德教育整个领域来看，涉及的研究成果较少。

二、对新时期公安院校职业道德教育的若干思考

根据笔者“新时期公安院校职业道德教育中的心态调整策略研究”项目组的前期文献综述和资料收集，在此对新时期公安院校职业道德教育做如下思考。

（一）发挥学管干部在职业道德教育中的引导作用

本文作者：肖来付 单位：厦门城市职业学院

近十年来高职院校通识教育研究的定量分析

目前高职通识教育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仍然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对以“通识教育”为主题检索出的结果进行比较，研究高职通识教育的论文数量仅占全部通识教育研究论文总数的4．8%。实际上，高职院校的通识教育研究不论是论文、论著的研究数量，还是研究人员的数量及构成，与普通本科院校通识教育研究相比，还是存在着较大的差距，这与目前高职院校已经占据国内高等教育半壁江山的实际地位是极不相称的②。如果说CNKI的文献可以反映高职通识教育研究的广度，那么，硕博学位论文则能够反映高职通识教育研究的深度。选取“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和“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包括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增刊)，以“通识教育”为主题进行检索，共得到835条结果;若以“通识教育”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可得258条结果;而以“通识教育”为题名加以检索，则得到118条结果。若再以“高职”+“通识教育”为主题，在上述数据库检索，则得结果46条，去除与高职通识教育不相关的文献后，其中有效结果为10条。若以“高职”+“通识教育”为题名再次在以上检索结果中进行检索，则只有3条有效的相关研究文献，分别为“高职院校加强通识教育研究”(刘秀波，2006)、“高职通识教育的可行性研究”(吴地花，2007)、“通识教育视阈下的高职学生职业能力培养研究”(吴继红，2009)。在研究通识教育的硕博论文中，以“通识教育”为主题进行比较，研究高职通识教育的论文仅为全部论文数的5．5%，若以“通识教育”为题名进行比较，所占的比例仅为总数的2．5%。可见，目前对普通本科院校通识教育进行研究的硕博论文占了绝大多数，而真正对高职通识教育展开深入专题研究的硕博论文目前尚不多见，这也从另外一个侧面反映了当前高职院校虽然已占高等教育“半壁江山”，但却并未真正地进入公众视线的尴尬现实境遇。

近十年来高职院校通识教育研究的定性分析

建国后，受传统的计划经济时代的体制和苏联的影响，在“一面倒”向社会主义阵营的形势下，我国大学也以当时苏联老大哥专业教育模式为模板，大多是以专业教育来培养当时各行各业所急需的专业技术人才。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在上个世纪就提出:“大学期内，通专虽应兼顾，而重心所寄，应在通而不在专……则通识为本，而专识为末。”改革开放后，我国教育学者逐渐开始重视和研究通识教育理论。通识教育的研究方法主要有文献考究法、调查研究法和比较分析法。虽然运用调查法、比较法的研究文章也在增加(尤其是在介绍外国著名高校的通识教育以及我国部分高校通识教育的实践做法)，不过，由于需要进行大量的资料检索、梳理与挖掘，目前学者多采用文献法进行研究。因此，通识教育的研究论文中，虽然也有一定数量的定量研究，但是多数仍为定性研究。同时，我国通识教育实践存在着教育目标不够明确、课程设置不够合理、课程体系较为分散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是由缺乏科学的通识教育理论的指导所致。当前，能够查找到的最早的通识教育相关文章是上世纪八十年代陈卫平等人的《香港中文大学的通识教育及启示》一文。上世纪末，当时的国务院做出了《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通识教育或者说素质教育，随之在国内的各大高校加以推行。在通识教育的研究人员与队伍中，有一些著名的教育家、学者(如杨叔子、胡显章、王义遒、季羡林、顾明远等)，而自90年代以来，通识教育的研究群体主要是各高校的专职研究与管理者(如潘懋元、李曼丽、乐毅、张慧洁、檀钊等)、教育界的理论工作者(刘曙雄、甘阳、王晓渔等)、在读博硕研究生等。其中，成果被引用比较多的是王义遒、潘懋元、李曼丽、甘阳等人所做的理论与调查研究。而通过对高职通识教育论文作者的工作单位进行分析，发现:研究高职通识教育的人员多数集中在高职院校系统内，多数为高职院校的教师、教学管理人员和科研人员以及专门从事高职教育研究的相关研究人员，这也从另外一个侧面反映了高职通识教育尚未引起整个教育学界的关注，当前教育学界和社会大众关注的更多的是实行专业教育而带来众多问题的普通本科院校的通识教育。

通过对检索到的论文主题进行归类分析，我国学者对高职通识教育的研究主要涉及通识教育的基本理论、支持技术、实践与应用等三个方面:通识教育基本理论。包括通识教育概念及内涵、通识教育理念及与其他教育理念(如专业教育、素质教育、自由教育等)的关系、通识教育的目标、内容、意义和价值、通识教育的必要性等研究。国内学者对于“通识教育”的涵义众说纷纭。通识教育是一个多层面的概念，它既是一种面向所有人的教育理念和教育内容，同时也是一种是体现通识教育理念、实现通识教育目标的一种人才教育模式。李曼丽将通识教育表述为“就性质而言，通识教育是高等教育的组成部分，是所有大学生都应接受的非专业性教育;就其目的而言，通识教育有志在培养积极参与社会生活的、有责任感的，全面发展的社会的人和国家的公民;就其内容而言，通识教育是一种广泛的，非专业性的、非功利性的基本知识、技能和态度的教育〔1〕18。”陈卫忠〔2〕、梅醒斌〔3〕、陈智〔4〕等人对高职对高职院校通识教育的理念、策略，彭振宇〔5〕对高职院校通识教育的目标、内容和实现途径作了一些较为深入的研究。通识教育的支持技术。这里主要是指通识教育的可行性研究，包括通识教育的物质基础、制度基础等，如计算机科学、互联网技术、管理制度等。“近年来我国通识教育的深化进程并不理想，很多大学的通识教育遇到了发展阻力，其根本原因在于我国的通识教育还缺乏足够的制度化保障。”〔6〕88不管是落实通识教育理念，还是深化通识教育的实践，都必须以物质基础、制度保障和管理制度为前提的。刘训华从生源、教师、社会、学校与学校管理四个角度对高职通识教育的影响因子做了研究〔7〕。吴地花在其硕士论文《高职通识教育的可行性研究》中认为:当前人们对做人与做事同等重要和对于“学会做事”的新诊释、校园文化概念的提出以及高职教育目标与通识教育目标的契合、特别是高职的实践课程等，为高职通识教育的实施提供了更多的可行依据〔8〕。#p#分页标题#e#

目前，对于高职通识教育可行性进行专题研究的文献很少，尤其是对高职通识教育实行过程中的可能遇到的困难和风险的研究更少。目前较有代表性的是檀钊2007年7月在《高校教育管理》上发表的《高职院校应慎行通识教育》(该文随后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9〕。檀钊认为，尽管通识教育似乎已经成为大学教育的必然趋势，然而，现时的通识教育已经步入了尴尬的境地。高职院校的许多特点实际上也正是其弱势所在，主要表现在生源素质不高、师资欠缺以及学制问题上，为此，高职院校应慎行通识教育。这在当前主张推行高职通识教育的众多观点中，保持着一种难能可贵的清醒认知。通识教育的实践与应用。主要包括通识教育的课程体系建设，如课程编制、授课形式、课程评价、设置标准以及课程师资等;港澳台地区和欧美等国通识教育的历史发展、当前进展、可资借鉴的经验与存在的问题等;我国大陆部分著名高校实施通识教育的调查与分析。彭振宇、向丽、韩凝等人对当前大陆的高职通识教育现状、进展作了一定研究〔10〕;王前新〔11〕、李斌〔12〕等人对高职通识教育的课程设置提出了一些建议，盛光希对高职高专通识教育课程评价及效果检测作了一定分析〔13〕，而王秋梅、黄星君则以武汉职业技术学院等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为例，对湖北省高职院校通识课程体系建设做了个案式的实证分析〔14〕;蔡景界〔15〕、徐辉、季诚钧〔16〕、陆启光〔17〕、冯增俊〔18〕等人对国外与港台地区的通识教育及其课程设置进行了较多的分析。对于高职院校应该如何具体开展通识教育，刘秀波在其硕士论文《高职院校加强通识教育研究》中，较为深入地阐述了高职院校加强通识教育的必要性，就高职院校通识教育存在问题和原因作了分析，并从思想观念、人才培养模式、教学管理体制和师资队伍建设等方面提出了相应的对策〔19〕;吴地花在《高职通识教育的可行性研究》一文中着重分析高职通识教育可行性的同时，对高职通识教育的实施内容和实施途径也作了深入的研究〔8〕;而吴继红则在其硕士论文中从通识教育的角度考察了高职学生职业能力培养研究〔20〕。“但国内研究者更习惯于在一种应然的状态下论述通识教育的概念、内涵、意义、效果或方法，面对操作进程中的问题大都采用问题呈现的形式，论及实践中怎样解决或理论上怎样分析时，就有些不知所措了。”〔6〕87

一、“儿童学”概念与学科建设

在《2012中国儿童文化研究年度报告》(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13年)的《前言》中，方卫平梳理了他与浙江师范大学儿童文化研究院的同事们就中国儿童学学科建设所做的工作:2007年启动了《中国儿童文化研究年度报告》系列的编撰和出版工作，2008年在《浙江师范大学学报》推出“儿童学学科建设笔谈”，2011年11月开始与《中国社会科学报》合作开设“儿童文化研究”专栏，2013年儿童节前夕《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以《学者呼吁“使儿童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很有必要”》的专题采访文章。方卫平自言:“这几项工作，既是对浙江师范大学原有儿童文学与儿童文化研究传统的继承和发扬，同时也是想通过这一研究传统的推进，来与国际范围内持续升温的儿童研究事业形成一种及时的呼应和对接。”这段话可以视为方卫平推动儿童学学科建设的动因。这些文字出版后不久的2013年11月初，方卫平又在浙江师范大学儿童文化研究院主持召开了“2013儿童学学科建设高峰论坛”，邀请全国儿童研究领域的学者与会，就儿童学的学科史与儿童史、新时期儿童学的学科定位、儿童学建构与重构的合理性、儿童学的可能图像等问题进行讨论。这次会议一方面谋划儿童学学科建设问题，另一方面也是试图整合全国儿童研究队伍的一次努力。相信这些年围绕儿童学学科建设问题的大讨论在中国儿童学发展史上，会留下值得记述的一页。作为在国内倡导儿童学学科重建的学者，方卫平认为，作为一门学科的儿童学本身有广狭之分，“广义的儿童学囊括一切以儿童及其生存要素为对象的研究，这个概念里的‘学’字，与英语的‘study’(即研究)形成直接的对应关系。所以，儿童学在当代英语世界最常见的对位词，便是childstudy。狭义的儿童学则是指在独立学科建设的语境下，儿童学学科的基础理论建设。”可见，方卫平并不是以克里斯曼paidology作为中文“儿童学”的对位词。这一界定是值得关注的。他在《前言》中还说:“正是考虑到当代儿童学学科建设本身对于传统儿童研究的独特意义，近年来，我个人特别关注从狭义的儿童学范畴来探讨目前的儿童学学科建设问题。这一点也体现在2012年的《中国儿童文化年度报告》工作中。在该年度报告的‘热点聚集’板块，专门设立了‘儿童学研究’的专栏，对2012年国内学术界围绕着儿童学学科基础理论展开的探讨进行梳理、呈现并评述。”(方卫平《2012中国儿童文化研究年度报告•前言》，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13年)方卫平所提到的“‘儿童学’研究”专栏是由郑素华撰写的。其实方卫平这篇《前言》也是聚焦于“‘儿童学’研究”的论文。郑素华在“‘儿童学’研究”的专栏发表了《2012年中国“儿童学”研究评述》(载《2012中国儿童文化研究年度报告》，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13年)一文，对近几年“儿童学”大讨论产生的背景作了梳理，对“儿童学”的概念界定、儿童学的一般属性和学科定位、儿童学的研究对象和内容、儿童学的研究方法和思路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并对儿童学未来的发展趋势做了展望，系统地提出了自己对儿童学学科建设的认识。

儿童学学科建设的起点，当然是对“儿童学”概念给予清晰界定。值得注意的是，沈俊强在其《儿童学:一种可能的建构?》(载《中国儿童文化》第八辑，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13年)中审慎地透露出儿童学学科成为现实的种种困难。克里斯曼的paidology试图整合分散于各学科中的关于儿童的研究，使paidology成为全面研究儿童的科学。在其以德语写作的博士学位论文中，克里斯曼首次界定了儿童学的体系:1．过去的儿童;2．当今的儿童;3．儿童学中的实验室方法。这就暴露了克里斯曼儿童学概念的自然科学本质。在我看来，他的儿童学方法论太窄狭，当然难以整合分散于各学科中的关于儿童的研究。沈俊强指出:“儿童学最终在欧美国家还是未能成为一门综合儿童各门学科相关知识为一体的独立学科，其根本原因在于它缺乏严谨规范的方法论、学科范围界定不清、缺乏具有统摄性的理论。虽然历经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儿童学仍不是一个具有明确内涵与外延的概念，它仍然只是一个‘儿童研究’(ChildStudy)的替代词，作为一门学科，它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儿童学是继续作为‘儿童研究’的代名词，还是作为一门独立的学问，这是儿童学进一步发展必须解答的问题。”“关于儿童学是儿童研究，还是一门独立的学科的认识仍然还在探讨阶段。儿童社会学、儿童文化学、儿童生态学、儿童史等研究成果的总和，若然就可称之为儿童学，那其实就是可以直接丢弃Paidology这个术语了，直接采用ChildStudy或ChildDevelopment。”(沈俊强《儿童学:一种可能的建构?》，载《中国儿童文化》第八辑，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13年)读到这里，读者可以看出，沈俊强是主张丢掉克里斯曼的Paidology这个概念的。我赞同沈俊强的观点。因为克里斯曼对作为学科的paidology的界定，根本无法实现儿童学作为学科而独立存在的使命。对儿童的“科学”研究是具体的局部的研究，一旦离开其所属的相应学科的支撑，这种研究就寸步难行。这就意味着，如果儿童学志在形成纯粹的科学，那么它要么空无一物，要么把具有各自独立形态的科学(如生理学、心理学、医学等学科)生硬地聚拢在一起，但这种聚拢不是逻辑的、自然的，而是人为的。克里斯曼意义上的儿童学在历史上的没落，有其自身的重要原因。那么，可不可以建设一门儿童学?或者是否可能有一门儿童学的学科?在《儿童学的回顾与前瞻》(载《中国儿童文化》第八辑，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13年)一文中，我认为克里斯曼“试图建设一个有严格的内涵与外延的儿童学学科是困难的。儿童学的学科边界不是清晰的，而是模糊的。儿童学的学科体系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如果我们抛弃克里斯曼对儿童学的那些界定，那么，一门新的儿童学是可能诞生的。“现在看来，儿童学宜分狭义与广义两种。狭义的儿童学即童年(或儿童)哲学。广义的儿童学即与童年研究相关的一切学问，包括从不同维度以儿童或儿童世界若干方面为研究对象的问题群、学科群的集合。”这些看法与沈俊强的说法是容易形成共鸣的。不过，郑素华在《2012年中国“儿童学”研究评述》(载《2012中国儿童文化研究年度报告》，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13年)一文中对我的看法提出了质疑:“一些论者把‘儿童学’界定为童年或儿童哲学，这一狭义的概念为儿童学划定了一个具体的范围。但是儿童哲学却并非就是儿童学，至少不是克里斯曼所设想的儿童学，其似乎也不足以视为儿童学的独特性特征。”针对这一质疑，有必要做一点点解释:我的这种想法是在抛弃克里斯曼“试图建设一个有严格的内涵与外延的儿童学学科”的想法为前提的，当然不同于克里斯曼所设想的儿童学;狭义的儿童学，即童年或儿童哲学，为儿童学划定的范围不是具体的，它是一个模糊的范围，这个范围是以作为研究对象的儿童为圆心，以哲学方法探讨儿童问题时需要走多远就可以走多远为半径。为什么要用儿童哲学作为狭义的儿童学?这是因为儿童学可能还包括儿童心理学、儿童社会学、儿童生态学、儿童史学……这些学科都是研究儿童的，但是，它们的基础理论和方法论由于是它们的母学科所提供的，因而是有所区别的。例如，儿童心理学是研究儿童的，所以可以被儿童学所容括，但事实上，儿童心理学与其说属于儿童学，还不如说它更属于心理学学科，它的基本概念、基本命题、基本原理和方法论都是属于心理学学科的。同样，儿童史学属于历史学，它的基本概念、基本命题、基本原理和方法论都是属于历史学学科的，例如《儿童世纪》这本书是一位历史学家所撰写的历史学专著，并对历史学研究的学科进展有重要贡献，当然，由于它研究的是儿童，也可以属于儿童学。

……这些学科相互间往往是封闭的，但由于研究对象是围绕儿童的某一侧面或某一问题，于是儿童成为它们相互联系的纽带。我们将它们整合在一起，同时又将它们与儿童哲学整合在一起，便是广义的儿童学学科。狭义的儿童学与广义的儿童学具有怎样的关系?皮亚杰曾经将学术研究分为哲学和科学，哲学是对整体的形而上的研究，而科学是对局部的具体的研究。这刚好可以解释将儿童学分为广狭两部分。方卫平也将儿童学本身分为广狭两部分。广义的儿童学囊括一切以儿童及其生存要素为对象的研究，而狭义的儿童学则是指在独立学科建设的语境下，儿童学学科的基础理论建设(方卫平《2012中国儿童文化研究年度报告•前言》，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13年)。这一界定遇到的难题是，狭义的儿童学在独立学科建设的语境下，儿童学学科的基础理论建设的内涵与外延应当如何界定。不过，这让我想到作为学科的自然科学。自然科学有一个庞大的学科群，但同时还有自然科学总论，这个自然科学总论如果往形而上学迈一步，便与自然哲学融在一起。方卫平的“儿童学”学科模型类似于“自然科学”学科。我的儿童学学科模型遵循的是哲学与科学的辩证关系。我的广狭两分法与方卫平的两分法是可以会通的。当然，儿童学学科在这种两分法基础上，又可以分为三部分，分别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相对应。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学者小林登试图建设“儿童科学”体系，这个“儿童科学”只可能是学科群，是从不同维度以儿童或儿童世界若干方面为研究对象的问题群、学科群的集合，却不可能形成一个作为独立学科的儿童科学。在儿童学学科建设的讨论中，也有学者试图论证童年学学科创建的可能性。“与倡导儿童学的旨趣有别，一些学者基于当代童年研究的进展、童年现实的复杂性，而提出一门以童年为研究对象、专门研究童年问题的学科即童年学创建的可能性。尽管‘命名’不同，意蕴有所侧重，但涉及到议题却有诸多交叉之处。这样的探讨，如果理论层面上继续深入的话，或会与儿童学形成良性的竞争性互动。”(郑素华《2012年中国“儿童学”研究评述》，载《2012中国儿童文化研究年度报告》，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13年)读者也许要问:儿童学以外还有童年学吗?或者童年学以外还有儿童学吗?在我看来，儿童学与童年学是辩证统一的。儿童在其年龄维度上就是童年。通过研究童年我们了解儿童，通过研究儿童我们了解童年。童年是儿童和成人的童年，儿童是在童年这个年龄维度上的现实形态。不可能存在分别独立的儿童学和童年学。它们其实是一个学科，因而不可能形成竞争关系。古诗云:“横看成岭侧成峰”，童年学与儿童学的关系就是这里的岭峰关系，乍看不同，其实为一。克里斯曼的儿童学曾经传遍欧美乃至全世界。然而，“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究其原因，是由于paidology的学科定位存在问题。不过，儿童研究并未因此而中断。20世纪出现了皮亚杰等著名的儿童研究者，许多学科都对童年有过出色的研究。今天我们讨论儿童学是否可作为一个学科来建设的问题，其实就是研究儿童学学科所具有的可能范式，为儿童学学科发展建构一个库恩式“范式”，寻找学科的共同话题、基本规范和基本共识，呼朋引伴，凝聚队伍，建设学术共同体，为进一步拓展儿童学学科的发展空间以及寻找儿童学大发展的可能性而努力。

二、儿童研究与教育学的关系

儿童研究与教育学具有密切的关系。儿童的“发现”导致了教育学现代体系的诞生，便是历史给出的证明。沈俊强在《儿童学:一种可能的建构?》(载《中国儿童文化》第八辑，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13年)一文的第二部分，以“儿童学与教育学”为标题，专门探讨儿童学产生的时代背景。他写道:“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美地区的儿童教育有了一个新图景。生理学、心理学、实验教育学的发展，促成了儿童研究的深入;伴随着欧洲大陆的新教育运动与美国的进步主义教育运动，儿童中心论开始流行，根本性地改变了人们对儿童教育的传统看法。儿童学在这样的时代中被提出，表明人们有为儿童研究创立专门的知识体系的强烈愿望。”可以看出，沈俊强将儿童学产生的背景主要归因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美儿童教育的大繁荣，或者说，在他看来，儿童学产生于教育学大发展这一时代背景中。他由此得出这样的结论:“以儿童为研究对象的儿童学(paidology)从诞生之日起，就与教育学(pedagogy)有着紧密的联系。”这一结论是符合史实的。应当强调的是，美欧的儿童研究运动对于教育学“儿童中心”观念的壮大立下汗马功劳。霍尔于1891年创建《教育学园地》(Pedagog-icalSeminary)季刊，集中发表儿童研究的相关文章。值得注意的是，集中发表儿童研究的相关研究成果的这家期刊是教育学杂志。由此可窥见，当时的儿童研究与教育学的亲密关系。霍尔一定是洞见了这一亲密关系，所以便用教育学刊物发表儿童研究的相关成果。事实正是如此。早在1882年，霍尔在全国教育协会发表演讲，提议把儿童研究作为教育学的核心。他说:“儿童研究应该成为教学方法，教学内容和教学顺序的基础。”(DorothyRoss．G．StanlelyHall:thePsychol-ogistasProphet．Chicago: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72，126．转引自郭法奇《欧美儿童运动研究运动》，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1884年，霍尔建议全国教育协会在其内部成立科学的教育学委员会。

教育协会接受了建议，并号召教育工作者以儿童研究为核心建设科学的教育学，从而使儿童研究成为教育工作者的一部分。克里斯曼于1893年在《教育学园地》季刊上发表《儿童的倾听》(TheHearingofChildren)一文，首次提出儿童学(paidology)这一概念;1894年在《论坛》(TheForum)第二期上，发表《儿童研究:一个新的教育部门》的文章，详细阐述创建儿童学系的想法(郑素华《2012年中国“儿童学”研究评述》，载《2012中国儿童文化研究年度报告》，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13年;赵霞《儿童学:学科体系及其当代建构》，载《中国儿童文化》第八辑，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13年)。克里斯曼在教育学杂志提出“儿童学”概念，又将儿童研究视为“新的教育部门”，由此可见“儿童学”甫一出世便与教育学结下不解之缘。儿童研究为教育学的创新和提升功不可没。沈俊强写道:“总体上说，随着儿童研究的深入开展，现代社会确立起来的儿童利益至上、尊重儿童、保护儿童、给儿童以参与权、倾听儿童的声音等养育原则已成为儿童教育的基本共识，它也是教育学的基本理论创新的背景性原则。”这种看法恰好印证了1918年霍尔在全美教育协会所做演讲中的说法，这个演讲是为了纪念全美教育协会儿童研究部成立25周年。霍尔说:“对童年的研究通常被认为是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因为在此之前，是儿童适应学校，而现在，整个教育体系都要根据儿童的需要与天性来建立。”(霍尔《儿童研究纵览》，载郭法奇《欧美儿童运动研究运动》，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这段话很好地表达了儿童研究的教育学意义。事实上，在这次儿童研究运动以前，夸美纽斯，尤其是卢梭及其以后的裴斯泰洛齐、福禄贝尔、帕克等人，已经在观念或哲学上建设儿童中心主义的教育，裴斯泰洛齐、福禄贝尔、帕克等人还将这种观念作为自己所创立学校的理论基础，也就是说，他们已经在学校或幼儿园开展过“哥白尼式革命”。不过，杜威在《学校与社会》中倡导学校应当产生由教师中心或教材中心转变为儿童中心的哥白尼式革命，确实是发生于此次儿童研究运动中的。夸美纽斯，尤其是卢梭以后儿童观和教育观的革命有一个前提，那就是西方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所推进的人的自我发现和人的自然天性、自然权利的解放这一宏大的历史背景。有了这个背景，就不可能不“发现”儿童;“发现”儿童后，就必然产生教育学和教育的哥白尼式革命。这是时代精神使然，卢梭等人则是时代精神的体现者，———时势造英雄，此之谓也!在时代精神所营造的春天里，儿童研究成为“运动”，形成热潮，也是历史使然和逻辑必然。儿童研究运动使启蒙运动以来“儿童发现”的哲学衍生出各门科学的丛林，大大刺激了教育学、教育制度、教育实践的现代转型。

摘要：文章从自动化专业本科毕业设计存在的问题及改革的必要性出发，对本科毕业设计的管理模式进行有益的探索，并提出改进自动化专业本科毕业设计的措施，旨在使毕业设计与当前的教学改革相适应，从而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关键词：本科毕业设计；自动化；高校

目前高等院校所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一方面是社会需要适应科学技术快速发展的高素质创新创业型人才，另一方面存在着高校毕业生就业压力大、教育经费不足等问题。而如何培养高素质创新创业型人才是大学本科教学改革中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毕业设计是本科教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需要从管理模式及措施上适应新的形势[1]。为此，根据近几年指导本科毕业设计的切身经历，提出了本科生毕业设计新的管理模式。

一、本科毕业设计存在的问题

毕业设计传统的做法是教师先申报毕业设计课题，经过审查筛选确定课题供学生选择，学生按指导教师下达的任务书开展工作，指导教师按照学生完成课题的情况和论文质量，以及在毕业设计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能力和素质写出评语，答辩委员会再结合现场答辩情况给出学生毕业设计的综合成绩。现在毕业设计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点[2]。

（一）教师主观出题，学生被动选题。教师在毕业设计立题时并不了解用人单位的具体需求和学生想要做什么课题，只是按照自己所从事的科研教学工作确定课题或本学科领域内自拟题目。有些学生在毕业设计选题时已有明确的就业方向，会结合自己将来从事的工作选题，但这种情况不多。还有一些学生凭自己的喜好选题，很难选到感兴趣的课题。也有的学生对自动化专业本来就不感兴趣准备毕业后改行，会选择比较容易的课题。因此，不少学生选不到满意的课题。

（二）传统指导方式与观念的影响。在毕业设计开始前，指导教师需写一份详细的毕业设计任务书经审核后交给学生，学生再根据任务书收集参考资料，并在理解课题研究内容的基础上写出开题报告，再经指导教师审查开题后才能进入课题。在毕业设计过程中，学生必须在指导教师的研究思路框架下进行工作。在这种灌输式的不良方式指导下，不少学生产生了过分依赖指导教师的思想。

一、构建和谐、文明的校园环境，创设德育教育氛围

培养学生健康的人格和生活的智慧，锻炼和培养学生道德生成的自觉性、习惯性，构建德育教育的有效环境，我校始终把“崇德尚学，有声人生”作为自己的办学理念，充分利用墙壁文化在实施素质教育的过程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爱科学”的四有新人，引导学生从小养成文明、礼貌、互助合作、尊老爱幼、团结友善，热爱劳动、热爱生活，使学生在欣赏图画的过程中受到教育，挖掘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走廊文化设置《弟子规》《三字经》便于学生诵读；名人故事时刻感染和熏陶着幼小的心灵，激发学生学习先贤憧憬未来；在班级文化建设中，充分发挥班主任教师的智慧设置文化园地、生活园地、图书角、展示台等活动板块。留给学生自由发展展示自我的舞台。让学生像小鸟一样在环境优美、温馨和谐的校园生活中，汲取营养，自由飞翔、快乐成长。

二、小学德育教育方法的探讨

2010年开始，我校就开始探究小学生道德养成教育的方法，坚持以人为本，德育教育优先，全面发展的基本原则，针对学生年龄的特点，采取布置“家庭生活作业”为基本内容的探求方法。家庭生活作业不同于家庭作业，重在生活与实践。在不增加学生课业负担的同时，让学生在生活实践中得到教育。它的基本特征具有导向性、针对性、教育性、长期性、实践性和可操控性。各年龄段身体发展、心理发展、认知水平不同，所以我们要求“家庭生活作业”一定要适合每个学龄段分层布置。我们为学生设置了《课外生活作业记录卡》，卡中内容体现在六个方面：1.生活作业的内容；2.完成时段；3.生活作业完成的过程；4.我的收获；5.家长评价；6.教师评价。一、二年级教师布置，学生完成，通过定期召开班级生活会，邀请家长参加的方式让学生汇报自己在实践中收获的快乐。三至六年级学生按照教师布置的生活作业内容自己填写记录卡。另外，学校给教师配发《家庭生活作业记录本》，让教师记录填写每次布置作业的时间、内容、目标、学生完成的时限，教师检查跟踪记录，阶段性总结。教师要及时收集学生《课外生活作业记录卡》，归档整理，载入学生成长记录袋，再在总结反思过程撰写德育教育论文。学校对“家庭生活作业”落实情况进行督促检查，期中、期末进行总结，并对教师学生事迹突出的给予表彰奖励，学生奖设金卡、银卡、铜卡三个奖项。几年来的探索和实践，让我们的学生收获了很多。在完成“家庭生活作业”的过程中，通过给爸爸妈妈洗脚，给爷爷奶奶端饭、倒水，学生学会了感恩；通过洗手绢、叠被子、洗碗活动，学会了生活自理，自己能做的事自己动手完成；通过捡纸屑、清理街头小广告活动，树立了保护环境意识；通过洗脸、刷牙，学生知道了讲究卫生的重要性；公交车上主动给老、幼、病、残、孕乘客让座，培养学生尊老爱幼的高尚品德，唤起了人与人的友善；学种花、学种菜、饲养一种小动物活动，学生学到了种植和养殖的知识；通过开展公益实践活动，学生主动为灾区的小朋友捐出纸和笔，礼物虽小可彰显了学生的爱心；读一本好书、看一部电影，给同学讲一个故事和童话，培养学生渴求知识，明辨是非的能力；参观革命圣地、祭扫革命烈士陵墓，点燃了学生爱国的激情，诸多事例证明了我们布置“家庭生活作业”的有效性。

三、结语

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是全社会共同的事业。我们开展布置“家庭生活作业”的探索，来唤起社会家庭、家庭对儿童养成教育的责任，改变过去“育在家庭，教在学校”的观念。学校教育作为培养人的主阵地，影响一代又一代人的成长。探索适合儿童道德品质生成的方法，任重而道远，我们将勇于担当，不断探索。

作者：张会恩 单位：河北省石家庄市鹿泉区上庄镇钟家庄小学

1研究目的及意义

2001年6月，教育部颁发了《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以下简称《纲要》），实施起初各省市对《纲要》认识不够充分，尚处在摸着石头过河阶段，因而暴露出一些问题。例如，中学体育教师的专业能力有哪些缺失或不足、怎样使中学体育教师的专业能力适应新课改的要求、新课改下合格的中学教师的专业能力如何快速提高等。这些问题引起了笔者的关注和思考，因而选择了“提升中学体育教师专业能力的探究”的课题，以期通过这一课题的探索与研究，为将来中学体育教师在职前培养和在职培训，提出一些合理的参考建议。随着阳光体育运动的开展与实施，一大批有着较高学历的中学青年体育教师将陆续地充实到体育教学一线中。如何尽快地缩短青年教师的成长之路，是目前体育教师队伍建设中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之一。同时，对于资深教师来说也需要更新教育理念、转变教育观念、创新教法、强化育人意识，使资深教师队伍的专业能力永葆生机、与时俱进。通过对新课标下体育教师专业能力现状进行全面调查和访谈，寻找中学体育教师专业能力在新课改下的变化，并对其进行正确地分析与解读，进而探索新形势下中学体育教师专业能力的构成要素，尝试探索出一套操作性强、层次分明、重点突出的中学体育教师专业能力提升方法，以期为体育教师的培养和培训提供有价值的参考意见。

2研究对象与方法

2.1研究对象

以提升中学体育教师专业能力为研究对象。

2.2研究方法

2.2.1文献资料法

摘要：文章从工程伦理课程发展历程出发，明确了环境类硕士研究生“工程伦理”课程开设的必要性与紧迫性，并阐述了环境类硕士生“工程伦理”课程设计、授课方式及考核策略。

关键词：工程伦理；环境类硕士研究生；工程教育

工程科技的进步与人类发展的命运紧密相连，伴随着人类大规模改造自然的工程行为，不可避免地涉及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类的多重价值追求，不同利益诉求也会导致人们在工程行为选择上的困境与冲突，从而引发当今社会对工程行为意义与正当性的反思，人类的工程实践不仅是一种改造自然的技术活动，也是一种关涉人与自然和社会的伦理活动，这成为“工程伦理”作为一门学科建立与发展的现实背景。

一、“工程伦理”课程介绍

工程伦理是在工程中得到论证的道德价值，是应用于工程学的道德原则系统，是工程技艺的应用伦理[1]。工程伦理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是一门哲学、伦理学与工程学、社会学交叉的新兴学科门类，在实践意义上，工程伦理为工程师提供了价值性的规范引导。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法国、德国、日本和英国等发达国家相继开展了工程伦理教育。我国工程伦理教育是在全国工程专业学位研究生教指委推动下展开的。2014年6月，在清华大学召开的“工程呼唤伦理：学术界与企业界对话”工程伦理教育论坛上，企业界代表和学术界人士提出了工程教育要补上“伦理”短板，不但要从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进一步延伸到价值塑造，而且要把价值塑造作为工程教育的核心目标之一。同年12月，教指委启动“工程伦理”课程建设，并于2016年推出了“工程伦理”教材和在线课程。2018年5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了《关于转发〈关于制订工程类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的指导意见〉及说明的通知〔学位办（2018）14号〕》，将“工程伦理”课程纳入工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公共必修课，并列入研究生培养单位实施人才培养、开展评估评优工作重要依据。可以看出，加强工程伦理教育，已成为工程硕士教育中的“标配”。

二、“工程伦理”课程开设的意义

传统环境类硕士生培养目标是：掌握环境科学与工程专业基础理论、专业知识和实验技能，具备独立开展环境科学与工程领域科研和从事环境保护工作能力。目标对学生掌握扎实的环境专业理论和技术表述较多，而对学生今后作为环境专业人员所必备的工程伦理素养和职业道德鲜有提及。环境类专业在解决环境污染、资源利用等环境问题时能带来可观的社会效益和一定的经济效益，但也面临着环境与生态安全问题、社会利益公正对待问题、环境工程管理制度的道义性以及环境工程师的职业精神与科学态度问题。特别是我国近年来经济飞速发展，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统一与对立引发的工程伦理问题尤为突出。具体而言，一是环境保护工程公益性，使其出现了直接效益与间接效益之间矛盾的伦理问题，短期利益与长远利益之间矛盾的伦理问题；二是环境保护局部与整体的利益分配问题，因为环境问题没有国界，属全球性问题，而环境工程主要是保护和增加公共利益，大多会不可避免涉及甚至减损局部利益或私人利益，若处置不当极易引起工程伦理冲突，甚至破坏世界和平或引发局部群体性事件，例如“邻避冲突”与“邻避困境”出现；三是环境污染问题追溯和责任主体确认是个极其复杂的问题，例如，地下水污染和土壤重金属污染就是典型的难以溯源和界定责任主体，这都对环保工作者的职业要求非常高，也会涉及很多相关工程伦理问题；四是确立自然环境的伦理地位，工程师需要扭转一味追求技术效益和最大产出的功利观，明确对自然环境的伦理责任。因此，开展工程伦理教育是环境类专业人才培养面临的紧迫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