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与文化范例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党委书记、博士生导师张庆捷作了《云冈石窟窟顶挖掘情况》的报告，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展示了云冈石窟窟顶考古发掘的详细过程及情况。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顾问、北朝研究会会长、云冈文化研究中心名誉主任殷宪作了题为《燕国富贵瓦当证燕昌城之实》的报告，从史学实证的角度出发，剥茧抽丝，证据充分，逻辑严密，以一块小小的瓦当结合丰富的文献资料，证实了燕昌城的存在。云冈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凌建英教授作了题为《人间佛教•云冈石窟•和谐美》的报告，从文化美学的角度阐明云冈石窟不仅仅体现了佛的教化众生，更表明了一种刚柔相济、壮美与优美共生、质朴与华贵互补的和谐美及人类社会共同的良知与追求，这种和谐精神的张扬是人间佛教与时代结合的价值体现。北魏研究所所长马志强教授作了《云冈石窟的佛龛造像类型研究》，从类型学的角度对云冈石窟佛像、菩萨、胁侍弟子、飞天、狮子、力士等佛龛复杂多样的种类进行了科学合理的划分，并对其特点进行了准确的描绘，条清缕晰，展示了石窟造像的丰硕内容。在第二版块的分组讨论中，与会学者紧紧围绕议题，分别就文化、艺术、宗教、宗族、信仰、军事及社会生活等方面展开了主题发言，并相互进行了精辟深入的点评。论坛学术气氛浓厚，讨论热烈，形成了观点的交锋与聚焦。现将具体情况分述如下：

一、关于平城文化

在平城文化方面，大同市古城保护和修复研究会宋志强的《北魏“平城时代”文化发展脉络》探讨了在4世纪末到5世纪末，平城作为北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经历了汉族和北方游牧民族交融共存，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碰撞融合，佛教文化和本土文化的融汇化合，形成了由无学术文化到以儒学为主的多元相济的文化发展脉络和基本面貌。刘美云的《论入居中原的女真人与汉族文化的融合》一文，对北方崛起的女真族势力扩张与汉族融合的过程进行了探究，认为有金一代入居中土的女真人从服饰、饮食与礼仪等各方面逐步与汉族趋于一致，融为一体，但是汉族地主阶级的腐败风气等负面习俗同时也影响着女真族，使其骁勇善射的的特点逐渐丧失。李耀丽的《古城大同街道的文化意义》从大同街道的命名来解读大同悠久的历史，认为大同街道的名称体现了大同历史所遗留下来的古都文化、宗教文化、军事文化、民俗文化与和谐文化。

二、关于北魏辽金时期的艺术

对于北魏辽金以来的艺术研究也是本次论坛的一大热点。杨俊芳的《云冈石窟飞天服饰研究》一文，通过对云冈石窟飞天造像特点及演变脉络的考察，认为云冈飞天是印度歌舞形象与中国道教天仙及儒家礼教影响下的妇女形象相结合的中国式飞天，完成了由印度飞天向中国飞天的演变。佛教飞天的中国化、本土化、世俗化是由云冈石窟造像完成的，洛阳龙门石窟的飞天雕刻是该风格的延续。此外，该文的另一个亮点是通过大量的图像直观展示了飞天演变的路径。武建亭的《大同观音堂辽代雕像艺术考》是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完成的。该文将大同观音堂观音殿现存的17尊辽代佛教雕像的造型与佛教经典中的图像相比对，并结合佛教仪轨进行解读，认为从殿堂的建造到塑像的雕刻，无不体现了辽代皇家佛教思想对民间的影响和民间对佛教的信仰，揭示了辽代佛教文化的发展状况和造像特点。梁晨霞的《浅谈“二人台”艺术特色及其发展》则从“二人台”的历史沿革入手，对流行于内蒙、山西、陕西、河北、甘肃、宁夏六省区的戏曲剧种进行考察，认为它显著的艺术特点是在内容上表现为现实性、生动性和通俗性，并紧随时代的潮流；在语言上表现为方言土语的运用，具有民歌的艺术特点。程乃莲的《应县释迦塔的风铃》对世界现存最为古老的楼阁式纯木建筑应县释迦塔的风铃进行考察。研究显示，风铃不仅保留了各个历史时期的文化信息，更为重要的是它折射了时代的变迁。风铃不仅仅是释迦塔建筑的组成部分，它还是释迦塔文化艺术传承的重要载体。胡婷婷的《大同华严寺造像审美心理机制探析》认为，华严寺造像之美在于其蕴涵的艺术之美，在于其带给受众的心灵震撼。该文从心理学的角度对其进行审美机制分析，通过对华严寺造像知其美、爱其美和品其美的探究，显示出该艺术作品对大众审美能力的提高和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

三、关于区域文化及文化产业

侯秀林的《明代藩刻书考》就明代山西代藩刻书的情况、特色及成因做了详实而细致的考证，认为明代的政治文化环境对明代藩刻书影响深远，藩禁政策对宗室成员的制约使得一部分宗室弟子移情于文章。刘慧芳的《文化记忆与文化变迁》由山西怀仁地区的民间社火作为问题的出发点，对文化记忆与文化变迁做出思考，说明以民间社火为代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既沉淀了传统的文化记忆，又展现了在当代经济变迁中的新特色。徐建国的《云冈石窟“纪念碑性”造像意义探讨》一文，从后现代的视野出发，围绕云冈石窟造像的内在意义，即“纪念碑性”所蕴涵的礼仪祭祀性、政治内涵性和人的生命自觉性进行讨论，深化了对云冈石窟艺术的认识。赵琦的《县域文化产业发展的思路与对策》一文，着眼区域，立足当下，并以本地实际情况为例，认为尽管县域有着丰富的文化资源，但是也面临着困境，提出要着力打造县域文化产业，应当转变观念，依靠科研，重点培育优势产业。

摘要:宜兴既是中国的陶都，又是重要的茶叶产区，陶瓷及茶叶的发展都有着悠久的历史，在这过程中，紫砂文化与茶文化的联系脱颖而出，他们彼此影响、相互磨合、共同成长，是不可复制的地方资源与特定的人文背景相结合的独特产物，现在已成为宜兴的两张文化名片。同时，釉陶茶盏也是茶文化背景下宜兴陶瓷文化发展的一个创新方向，值得深入研究，本文就这方面内容作一探讨。

关键词:宜兴；茶文化；陶文化；渊源；釉陶茶盏；研究

1宜兴茶文化的形成

茶圣陆羽所著的《茶经》中有“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的记载，由此表明，中国茶最早始于炎帝神农氏。原始社会后期，茶叶已成为货物交换的物品。宜兴古称“阳羡”，阳羡茶始于东汉，到了三国孙吴时代，宜兴所产“国山茶”便已名传江南。由于茶圣陆羽《茶经》的影响力，唐朝开始阳羡茶被选为进贡之茶，茶农每年在规定时间采制新鲜的茶叶，专程送到长安进贡给朝廷，以供“清明宴”用。宜兴茶盛于唐朝，成熟于宋、明、清。宜兴阳羡茶在朝廷被帝王赏识，在民间也倍受盛赞。唐代大诗人杜甫等曾为其吟诗讴歌，更有诗人留下了“天子未尝阳羡茶，百草不敢先开花”的名句。宋代苏东坡更是发出“雪芽我为求阳羡，乳水君应饷惠山”的感叹，被阳羡香茶、紫砂壶所吸引而定居阳羡。历史上的阳羡唐贡茶还逐步远销海外，被视作珍品。到三国时期，我国的饮茶风俗开始形成，并在具体操作上被注入了固定的程式。饮茶逐步演变成一种具有独特的民俗礼仪特征的演示艺术，从生活中逐步脱离出来，上升到茶道的高度。品茗论道、茶道会友，融入了丰富的人文和哲学色彩。茶文化在南北朝时期开始萌芽。到了唐朝，由于社会的整体繁荣、茶业昌盛，提倡客来敬茶，茶文化的发展也更加迅速和成熟。社会各阶层都逐渐演绎出适合自己身份的饮茶礼仪，随后饮茶之风日益热盛。宋代，流行斗茶、贡茶和赐茶等等，品茶贯穿于人们的生活和礼仪之中。朝野分别形成了极致豪华的宫廷茶文化与趣味丰富的市井茶文化，由此一直延续到明代。到清代，市民茶馆的大量兴起，也形成了别有风格的市井茶馆文化，由此把茶文化蕴含的独有魅力与内涵发挥到了新的高度。宜兴作为一大茶叶产区，深深浸润在这样的茶文化氛围中，尤其是明代开始，宜兴紫砂壶开始成为重要的茶饮器具，器与茶的深度融合、彼此成就，逐步演绎出具有地方特色的宜兴茶文化内涵。在茶文化的形成过程中，文人以创作茶书、茶画及茶诗，甚至亲自参与茶器的设计与创作等形式介入，对茶文化的发展起到了不可磨灭的推动作用。茶文化以茶道为核心，通过沏茶、赏茶、闻茶、饮茶、品茶等程式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茶道是茶与道的融合与升华，中国器物文化能上升到道的高度的唯有茶文化。中国传统道家思想赋予了茶文化柔静的主体特征，给茶文化注入了旺盛的生命力。

2陶文化（紫砂）的历史发展

宜兴陶瓷有着七千多年的历史，到宋代，由于当时陶瓷技术及文化艺术的空前发展，宜兴的粗陶容器开始注重制作的精细化，有些不上釉的产品外观更是开始付之匠心，而其用途仍然是装水或烧水的容器，这可以认为已开始出现宜兴传统紫砂的雏形。而到了明代饮茶方式得到革命性的改变，饮茶也开始注重茶器的观赏性与宜茶功能，而紫砂温润低调、平朴而不失雅致的形态很好地迎合了茶文化的柔静、中庸的内涵，而紫砂独特的利茶性能的切入，就使紫砂具备了全部要素。对宜兴紫砂来说，明代是一个关键的节点，其天时、地利、人和使得真正意义上的紫砂开始形成。紫砂是宜兴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其因茶而生、因时而兴，自宋代开始萌芽，明代遇到合适的机遇得以勃兴。紫砂能够与茶文化连为一体，相辅相成，风行数百年，可以说是由紫砂兼具实用性、艺术性及人文性的多元功能架构所决定的。文人墨客也以诗、书、画、文学、篆刻、印、雕塑等形式把自己的感想与情怀融入紫砂作品中，使紫砂具有文人传统的审美意象，成为了文化的载体，极大地提升了紫砂这门技艺的人文品位，紫砂文化也就由此逐渐形成。

3茶文化与陶文化（紫砂）在发展过程中的相互影响

中国现阶段提出的微痕考古,是把西方石器微痕分析技术(use-wearanalysis)和埋藏学中的表面改造痕迹(surfacemodificationmarks)研究融合在一起,新形成的一个研究方向明确、研究内容较深、学术意义更强的特色研究领域,其对考古学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该论文还使用微痕考古的观念,对中国史前人类人工痕迹现象进行了研究性总结,认为人类自古以来的行为痕迹可以分为经济生产性痕迹和文化意识性痕迹两大类。经济生产性痕迹指人类制造和使用工具进行经济生产时产生的各种痕迹,如制造石器时在石质原料表面产生的各种片疤和使用石器获取肉食资源时在骨骼表面产生的砍砸、切割痕迹等;而文化意识性痕迹是指人类不是出于直接的经济生产性目的,而是在体现思维、意识领域方面特殊行为过程中特意制造的痕迹。这类痕迹在经过人类初期对自身行为、工具、痕迹现象进行观察和认识,并经过对生存环境、生活阅历的提炼后,逐步萌生出记号、符号、图画、文字及其他艺术品等。按目前的考古发现,中国已知最早的经济生产性痕迹距今约200万年,如安徽繁昌人字洞发现的骨制品等。而世界上已知最早的文化意识性痕迹,是在距今12万年左右才产生,最早作品是重庆市奉节县兴隆洞遗址出土的在剑齿象门齿化石上出现的刻划图案。中国文化意识性痕迹的发展规律是:该类痕迹最早是通过线条刻划来表现的,其刻划内容主要是植物、动物等自然环境性主题。在旧石器时代晚期,除了刻划类的文化意识性痕迹外,新出现了钻孔和磨制类的文化意识性痕迹。新石器时代,在刻划类痕迹基础上衍生出描绘类痕迹。痕迹线条不再是以直线条为主,而是以多种写生性和几何形图案为主,表现主题也演变为以人及与人相关的世界观为主。新石器时代晚期,在刻划记号、符号的基础上,开始萌生最初的汉字初文。中国人类是由最初的简单刻划,开始逐步走向文字文明时代的。中国古人类从线条刻划到创造出文字文明,这个时代大约经过了12万年或更久。

正是在这种理念的基础上,该团队由武仙竹教授领衔,与国内其它同仁一起,通过微痕考古的新方法、新手段,在长江中上游区域考古,尤其是在位处重庆市、湖北省境内的三峡区域考古中,取得了较为重要的成果,出版了一批重要的关于三峡区域考古的学术著作,并在《科学通报》、《人类学学报》、《第四纪研究》等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了一批颇具价值的学术论文。例如近期在《湖北郧西黄龙洞更新世晚期古人类遗址》[2]中,他们利用微痕考古方法,分析了遗址出土石制品的制作、加工与使用痕迹,研究了该遗址的石器特征及其与中国传统石器文化的关系,指出位处我国中、西部的秦巴山区,在距今约10万年期间,生存着与现代人体质特征一样的古人类,这些古人类的石器文化既有中国南方石器工业的特征,也有中国北方石器工业的特征,反映着当时中国境内古人类存在有较普遍的文化交流现象。在《郧西人遗址洞穴发育与埋藏环境的初步观察》[3]中,则从洞穴发育、地层堆积与人类遗迹等微观现象方面,解释了古人类遗址的古环境与埋藏过程。在《湖北官庄坪遗址动物遗骸研究报告》[4]中,根据墓葬中出土动物遗骸的生长特征与人工处理微痕,研究出三峡新石器时代晚期墓葬中随葬有与人类亲密接触、具特殊关系的大熊猫。这一研究成果不仅显示三峡地区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生存有大熊猫,为大熊猫演化和生存环境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同时也揭示了三峡古居民有使用大熊猫随葬的现象,并指出这种葬俗目前在世界上还是唯一的。

通过大量的田野考古研究和科学实验,该研究团队除了在微痕考古的学科内涵、特点及其方法论上提出了自己的认识与看法,由此对该学科领域的内在规定性及学科理念进行了理论上有益的探索外,同时在微痕考古实践中,无论在技术方法和研究结果方面,都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譬如,从遗址里发掘出土的骨化石表面痕迹中提取人类行为模式、埋藏学现象和其他动物对骨骼(化石)的利用等研究信息,是世界范围内史前考古研究中的热点。然而,长期以来,学术界对此领域的研究只能使用肉眼裸视观察和光学显微观察等技术进行分析。这些分析方法在微痕性质和鉴定标准、微痕数据提取、研究结果交流等方面,均存在有很大限制性。面对这种国际考古界普遍感到困难的技术难题,该团队探索研究出使用三维数字模型和正投影等值线分析技术,对骨化石表面痕迹现象进行分析研究的方法。该方法改变了以前只能对痕迹进行平面、静态观察分析的局限,能够在立体、动态的角度观察痕迹特征,并且能够准确提取需要研究的各种痕迹数据,在研究结果的交流等方面也更加方便、准确。这一技术难关的突破,使微痕考古在研究技术和方法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该团队也正是通过这种先进技术和方法的使用,在湖北省郧西县白龙洞古人类遗址骨化石表面痕迹研究中取得了重要成果。[5]该项研究确认了白龙洞遗址骨化石表面保存有人工工具制造痕迹、屠宰切割痕迹、动物踩踏痕迹、食肉类和啮齿类动物啃咬痕迹等。其中动物踩踏痕迹,是国内第一次对该类痕迹性质进行确认。它显示当人类猎获的动物骨骼曝露在洞穴地表面时,其他动物也曾经在洞穴内居住或活动过。古人类当时并没有对白龙洞这一天然居址长期占有,从而对认识古人类对白龙洞洞穴居址的利用、古人类行为模式和遗址埋藏过程等提供了可靠证据。而对该遗址屠宰分割性痕迹研究中,则从动物肢梢骨的趾骨部位上,发现人类当时已掌握对捕获动物从肢梢骨进行毛皮剥离的技术。这种技术以前最早发现在法国南部中更新世晚期的Lazaret遗址(距今约40-50万年),而白龙洞遗址的发现,则反映中国古人类在中更新世早期(距今约70万年)已掌握、使用了该门专业技术。中国古人类是在中更新世早期已采用了对动物肉食先剥皮、后食用的行为模式,白龙洞古人类是目前已知在世界上最早告别“茹毛饮血”(食用带毛皮的肉类)生活方式的人类。长江三峡地区位于青藏高原东缘,山川瑰丽,自然环境优越,自古是多种野生动物麇集的地方。根据该地区动物遗存研究人类对动物资源的利用、人类与野生动物的关系等,是考古学界视为理想的地方。重庆师范大学科技微痕考古实验室在该方面的研究,也取得了较为满意的成果。如在三峡南缘湖南花垣杨二洞考察中(与重庆秀山县交界处),从洞穴里的微观沉积现象中,发现了很多小哺乳动物化石,其中有小家鼠、褐家鼠两种动物,时代属于更新世晚期。小家鼠、褐家鼠是世界上现存分布最广的鼠类,动物学界认为它们起源于中国,随着人类活动逐步分布到世界各地(与人类伴栖)。现在它们与人类生活关系非常密切,其中科学实验动物小白鼠、大白鼠,分别是小家鼠、褐家鼠的人工培育种。但是,这两种动物到底在什么时候发源、从什么地方向什么地方迁徙、迁徙时代及路线如何,因材料较少,学术界此前一直没有进行专门研究。该实验室考古人员以杨二洞的发现材料为基础,结合我国以前发现的所有相关材料,研究总结出小家鼠、褐家鼠都是在中国中更新世晚期开始出现,其中小家鼠发源于我国东北,晚更新世开始繁盛起来,向华北和我国南方扩散;而褐家鼠也是在中更新世晚期出现,但它是发源于长江下游,晚更新世开始繁盛后分别向华北、华南广为扩散。[6]这一利用三峡小哺乳动物材料进行的研究,第一次在学术界公布了现今与人类关系最为密切的两种鼠类的发源与演化过程。

重庆师范大学科技微痕考古研究团队,在我国考古学前辈及同仁的帮助、支持下,站在学科前沿,探索使用先进研究技术和方法,在三峡区域动物及旧石器考古中,在微痕考古研究领域内,正不断取得在该学科领域有重要影响的科研成果。我们殷切希望,通过不断探索与努力,该研究团队能在这一新兴学术领城中取得更大成绩。（本文作者：李禹阶 单位：重庆师范大学） 

摘要：璧山区大石塔村是重庆市首批公布的历史文化名村，其位于重庆市西部丘陵区域，整村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近些年由于璧山区的快速发展，大石塔村内历史文化的保护受到严重的挑战，本文在系统梳理大石塔村文化遗产现状情况的基础上，提出大石塔村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建议，主要强调实行分类分层次的保护方法、改善人居环境及基础设施条件、规范管理及合理开发等措施。

关键词：历史文化名村；文化遗产；大石塔村；保护与开发

0引言

历史文化名村反映了我国不同地域农村的社会、经济、文化、生产、生活特征，对研究区域社群聚落发展和历史演变具有重要的价值。在城乡快速融合发展的今天，历史文化名村的保护正面临现代化与历史性的冲突，保护并合理利用历史文化名村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之一。璧山区大石塔村是重庆市首批公布的历史文化名村，其位于重庆市西部丘陵区域，整村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村落因明清时期徽商的往来以及文化交流逐步形成，后续建筑匠人营建的住宅，与村内地形、地貌、山水巧妙结合，使得古村落的文化环境更为丰富，村落景观更为突出，村庄还保存有诞生于清代的笙家湾谢氏民居、万寿桥、汉代的新民崖墓群等三处文物保护单位，以及“璧南吹打”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但随着近几年璧山区的快速发展，大石塔村内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发展受到严重的挑战，笔者以大石塔村的实地调研结果为基础，对大石塔村的保护与开发状况进行分析，并探讨其中的问题所在，尝试提出相关建议。

1历史文化名村的概念及保护对象

1.1历史文化名村概念界定

2008年出台的《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保护条例》规定申报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需要具备如下条件：①保存文物特别丰富；②历史建筑集中成片；③保留着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④历史上曾经作为政治、经济、文化交通中心或者军事要地，或者发生过重要历史事件，或者其传统产业历史上建设的重大工程对本地区的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或者能够集中反映本地区建筑的文化特色、民族特色。

一、中西文化关系认知的历史轨迹

鸦片战争让西方列强轰开了中国这个具有5000年文明史的古老国度，自此明清以来长期处于闭关锁国状态的大门洞开，而涌进来的不仅有西方的鸦片和商品，同时还有西风与西学。伴随着西风的东袭与西学的东渐，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也陷入了长达超过一个半世纪的思想与文化的困惑，这就是如何处理中学与西学，或者说西方文化与中国本土传统文化的关系。围绕着西学与中学的关系问题，中国知识界有过艰难的反思，也有过痛苦的挣扎；有过激烈的论辩，甚至有过尖锐的对抗与冲突。这种对抗与冲突虽然有高潮与低潮，但却从未结束或终结，并且这种争论与冲突总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新的历史形式、话题与话语形式顽强地持续着。如何正确处理西方文化与中国本土传统文化的关系，对于当下的中国来说，不仅仍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而且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它不仅关乎文化发展的未来走向，同时也关乎中华民族能否在真正意义上崛起与振兴。

中国人的视野中，广义的西方文化既包括西方近代以来以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为基础的资本主义与工业文化，也包括产生于西方社会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狭义的西方文化，主要指向的是西方近代以来生成的以自由、平等、科学、民主、天赋人权等为代表的资本主义文化。“西方”无疑首先具有明显的地域性质，既属于地理性概念也不仅仅属于地理性概念，它同时含有社会历史性意蕴，具有鲜明的社会历史性。因为西方文化不仅意味着在西方土地上生成和从西方传进中国的文化，主要是指在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基础上生成与传播的文化。西方文化作为一种文化传统，在地域上既包括近现代的欧洲，也包括近现代的美国，同时也包括近现代与中国处于同一地域的日本文化。近现代的日本虽然在地理位置上并不属于西方，但由于先于中国步入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因而其文化系统在其本质性特征上具有发源于以英法为代表的西方文化的性质。西方的概念之所以不能诉诸一种地理性概念，还因为西方文化并不包括前资本主义时代的文化，而只限于西方近代以来的文化。真正对中国传统文化造成冲击与引发碰撞的是西方近代以来生成的以自由和平等为核心的反映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发展要求的文化。所谓中学与中国传统文化，从语义上看应包括中华民族在5000年文明史的发展过程中创造、生成、流传、存活下来的一切文化。若从中国传统文化系统的本质特征，以及从中西文化相互碰撞与冲突的维度看，人们通常所称的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指向的是中国传统的儒学与儒家文化。不可否认，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文化系统，不仅存在儒、释、道的共存与伴生，而且由于中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各地发展的不平衡性与各个民族之间的差别性存在，因而无论是就其内容上还是表现形式上，很难给予一个准确的描述与概括。但有一点是可以确认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指向无疑是儒学与儒家文化。

儒学与儒家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始终处于一学独尊的统治地位，渗透并影响着中国其他各种形式的传统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系统中起着一种“普照的光”的作用，某种程度上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符号与代名词。这些可以从近现代中国围绕中西文化关系的冲突与论争中得到证明与阐释。追溯与分析自1840年以降中西文化交流与碰撞的历史轨迹，大致可区分为相对独立的四个较为明显的阶段：第一阶段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鸦片战争前，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文化与英法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在总体上处于相互隔绝的状态，不存在彼此间的碰撞与冲突。鸦片战争的爆发以及清朝军队的惨败，使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鸦片战争的结局，既改变了西方人对中国的认知，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人对自己与对西方的认知。西方人眼中的中国不再是神秘可畏；中国人的认知中，中国不再具有妄自尊大的资格。鸦片战争之后，少数中国知识精英与洋务派官僚虽然也有初步反思，但并没有深入到制度与文化的核心层面，仅停留在器物表层，他们片面地认为中国的战败是由于缺乏坚船利炮，对待西方文化占主导地位的态度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第二阶段从甲午战争到。中日甲午海战在中国近展史上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历史节点，成为中国人走向真正觉醒的起点。在人口、幅员、经济总量远超日本，武器装备也大致与日本相当的情况下却遭惨败，终于使中国人认识到落伍并不仅仅是武器的落后，更重要的是社会制度与文化的落后。甲午战争之败及对其反思，直接与间接导致了中国近代史上两项重要历史事件的发生：辛亥革命与。如果说辛亥革命的爆发是对中国落后的封建制度进行反思与自觉的必然结果，那么在很大程度上则是对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与自觉的必然结果。作为一场新文化运动，使中国人在对待中学与西学关系认知上发生了颠覆性或革命性改变，不再固守“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维模式，而是对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采取了激烈的批判与否定的态度。“打倒孔家店”口号既是对以儒家文化为主要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否定，也是对鸦片战争以后形成的“中体西用”思维认知的否定与颠覆，使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学”第一次受到了具有真正意义的“西学”的严重冲击，这种冲击既表现为来自以西方近代形成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西学”，也表现为来自以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西学。不可否认，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对待中国传统文化采取的极端批判态度确有过激的历史与文化虚无主义之嫌与之误，至今仍受到一些批评与诟病也是不无根据和理由的。但同样不可否认，的基本方向是正确的，对中国文化在20世纪发展中的影响是正面而积极的。第三阶段应为20世纪三四十年代。这一历史阶段曾发生过两次重要事件：一是提出与发起的新生活运动；二是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发起的所谓新生活运动，虽名其为“新”，实则是想通过恢复传统的儒家文化伦理规范，为其建立专制统治服务；而抗日战争关涉的不仅是保国、保土、保家、保种的问题，同时也关涉着保传统、保文化的问题。在这两次历史事件影响下，始于19世纪40年代中西文化相互冲突的关系发生了一次较为明显的逆转。如果说从鸦片战争到的阶段中，西学在态势上呈东渐或东进；20世纪三四十年代，儒学似乎获得了一次短暂的中兴机遇，形成了以熊十力、梁漱溟、冯友兰为代表的所谓新儒学的崛起。然而，因长期激烈的对日战争与国内战争，儒学的这种中兴并未在普通民众中产生较大影响，而是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而中断。第四阶段应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时下中国走向崛起。该阶段又可区分为两个时期，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至1978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第一时期，这一时期在意识形态与文化领域中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的领导权与指导地位。这段时期一方面为防止西方势力的和平演变，在意识形态与文化领域对西方自由主义文化采取了严密防御与激烈批判的态度；另一方面，也对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展开了规模空前的批判，这种批判在“”中达到了巅峰。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已不被视为原有意义上的“西学”，而被视为一种先进、正确、科学的思想与理论；无论是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儒学，还是以复兴、改良中国传统文化为目的的“新儒学”都受到了一次严重的冲击与重创。1978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为第二时期，这一时期，一方面，随着对外开放与国门的敞开，以西方自由主义为代表的“西学”与“西风”又开始卷土重来；另一方面，随着对“”反思的深入与对历史和文化虚无主义的批判，加之海外“新儒学”思潮的传入，中国传统文化再次迎来了复兴，中国也似乎进入了一个中、西、马多元文化彼此并立与相互竞争的时代。尤其是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崛起与经济、政治、军事硬实力的增强和提升，复兴中国传统文化以提升中国软实力的呼声日渐增高，“儒学”与“新儒学”似有再次成为“热学”与“显学”的趋势。然而，也使时下中国再一次陷入中学与西学关于“体用”问题的困扰与纷争。

二、文化的生成性与历史性意蕴

如何看待和评价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能否依凭“新儒学”家们的主张仍因袭“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固有思维理路，通过扬弃与复兴中国传统文化从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崛起呢？这是一个需要深入思考与回答的重要问题，因为它既关乎着中国软实力的提升，也关乎着中国硬实力的提升，归根结底更关乎着中华民族的真正崛起与复兴。在发生学的维度上，人在自己所创造的文化面前具有无可争辩的主体地位。文化作为一种属人的存在和为人的存在，决定着文化是一种有根的存在。文化有根性的意蕴在于，任何形式的文化生成并不是无缘无故的，更不是偶然性的产物，一切形式的文化都直接或间接来源于人们的现实生活，现实生活是文化扎根其中的土壤。文化的有根性表明，文化虽然是人创造的，是人自由的表现与确证，但并不是人随心所欲的创造物，人们在进行文化创造时要受到其现实生活条件及其需要的规定与规范，因此，一切文化都具有被规定与规范的性质，或者说具有被决定的性质。在文化生成与发展的过程中，虽然不能排除与否定偶然性因素的作用与影响的存在，但问题是，在偶然性作用的背后有着必然性的作用。世界上不存在两种完全相同的文化，这一事实与现象的存在非但不能成为某些文化是非决定论者否定文化是非决定论的根据，反而构成文化是被决定理论的重要根据，正是人们现实生活的不同条件与不同状况，才形成了不同的文化表现形态。影响与决定文化生成的原因是复杂与多样的，但概括来说不外乎有自然因素与社会历史因素。自然因素对一种文化形态的生成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任何一种文化形态都明显地呈现出地域性色彩，文化形态学上存在海洋文化与大陆文化、河流文化与山地文化、水乡文化与高原文化、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的区分。相对于自然因素而言，一种文化的生成与存在，更主要的是受到社会历史因素的作用与影响。文化的生成与存在，要受到经济与政治因素及其所决定的各种社会关系的作用与影响，其中也包括受社会关系规定的阶级关系的作用与影响。一种文化的基本内容与内核，归根结底是由社会的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所决定，用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一个经典性表达应是：“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文化有多种多样的存在与表现形态，有物质的、实体的存在与表现形态，也有非物质的、非实体的存在与表现形态，但文化在本质上是一种观念性的产物，文化的物质与实体方式的存在不过是观念形态的对象化与现实化，用黑格尔的话来说，即是所谓的外化与异化。一切文化在本质上都是社会存在的反映，“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人们的“现实生活过程”即是人们的实践活动，因为人的“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正因为如此，在文化形态的区分上，除了地域性的区分之外，或者说还应具有以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为参照坐标的区分，这种区分通常表达为农耕文化与工业文化以及不同形式的制度文化与阶级文化。

文化是生成的、有根的，也意味着文化是变化的、发展的，因而文化也是历史的。世界上不存在两种完全相同的文化，也不存在永恒不变的文化，纯粹原生态的文化其实是不存在的，不过是面对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并在文化恋旧情结的作用下产生的一种认知错觉。不可否认，不同的文化因素在其历史演进的过程中，其变化的节奏并非是平衡与同步的，而是存在着快慢之分。一般来说，在自然条件与环境作用和影响的基础上生成的文化因素变化较慢，具有较明显的稳定性，这是因为自然条件与环境的变化相对较小。即便如此，人们对自然条件与环境的认知与理解也不是始终不变的，伴随着人们的认知和审美能力的提高及人与自然关系的变化，人们对自然条件与环境的文化认知也会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与深化。至于那些受制于社会历史因素作用与制约的文化因素，其生成与演进的历史性法则更是毋庸置疑的。不同的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不可避免地会形成不同的生活方式，而不同的生活方式也会生成不同的文化，尤其是作为文化内核的价值观念。随着社会生产与交换方式的改进与进步，社会的文化也会发生改变与进步，这是社会历史与文化演进所显示出来的趋势与规律，也是一个人们无法否认的经验性现象与经验性事实。文化在其历史演进的过程中，会有相对停滞或发展缓慢的时期，也会有繁荣时期，总趋势是向前的。作为文化生成的基础与推动文化发展动力的人类实践活动与能力是不断扩展和增强的，这种扩展与增强的基本趋势具有不可逆的性质。对待文化应进行历史性的把握与分析，诉诸历史性的评价，以历史性的眼光去看待具有历史性意蕴的文化，可进行如下合理性解读：其一，任何文化的生成与存活都有其土壤与原因，对文化的审视与评价应与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相联系，在其生成与存在的特定历史条件和环境中进行分析，而不应对历史与文化采取历史与文化虚无主义的态度，用一种抽象的、完美性的标准与今人的眼光看待过去的文化，贬斥与否定在历史中生成与存在的文化。在今天看来是落后甚至消极、腐朽的文化，也许相对其历史生成与存在的条件来说却是适宜的、先进的，相反的情况也有可能。一些从事思想史研究的学者给予古希腊雅典民主制与民主思想积极的正面肯定与评价，这是一种非历史眼光的错觉，民主制与民主观念并不适合农耕社会生产与交换方式的需要。其二，文化是生成的、历史的，即意味着文化是流动的、发展的。人类的实践活动能力与范围是不断拓展与提高的，以人的实践活动为基础的社会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是发展与变动的。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会直接或间接影响与作用社会文化的发展，因此，在不同的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的基础上必然需要与生成不同的文化。历史上属于必然产生的、合时宜的，并且曾经属于先进的文化，也有可能随着历史条件与环境的改变，丧失其必然性、适宜性与先进性，变成应当批判与扬弃的东西。因此，正如与文化虚无主义是错误的一样，历史保守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恋旧主义、复古主义同样是错误的。

旗城历史文化在旅游开发中的优势

(一)旗城及旗兵的传奇历史

1.渊源的历史

为了稳定清初的政治局面,清朝廷决定派满洲旗兵驻守全国军事要地,推行八旗驻防制度。据魏源《武事余记》所载:全国驻防旗兵共97处计20余万人,一半驻在东北、新疆和京畿,一半分驻内地各省20处,其中即有青州等地。青州旗城是这众多满城中建营较早、存续时间较长、建制较为完备的一个满洲军事机构。旗城始建于清雍正八年(1730年),动工数以万计,历时三年,耗资数十万帑金,其工程之浩大,头绪之纷繁,可称为青州历史上的奇观。旗城满城竣工于雍正十年(1732),毁于1947年,有后存在了215年。其间,人们为了把它与青州古城分开,均称古城为南城,称满城为北城,满城毁坏后,北城的名称沿用至今,即现在的青州市益都镇北城村。

2.浓厚的古典人文主义蕴含

青州旗城是兼容多元文化的古典主义的建筑实体。旗城四门,南曰“宁齐”,北曰“拱辰”,东曰“海晏”,西曰“泰安”,寓有安定山东、拱卫京师、海晏河清、国泰民安的深意,是对青州旗城关系清朝国运与民生重要性的人文诠释。旗城的建筑与八旗的布阵,还渗透着汉人看风水的勘舆之学,按照古代阴阳五行的学说排兵布阵,青州满城的八旗方位是:镶黄、正黄二旗居中,并列北方取土胜水之意;正白、镶白二旗列东方,取金胜木之意;正红、镶红二旗列西方,取火胜金之说;正蓝、镶蓝二旗并列南方,取水胜火之意。这说明我国古代思想家用以解释世界万物起源的五行之说已经浸入了满洲八旗制度的肌体,折射出建城者既有用金、木、水、火、土五行相生相克推算人命运的迷信色彩,也有追求军事胜利的理念与心态。

(二)较强的民族认同感

摘要：教师培养学生成为合格的现代公民，不仅仅要有扎实的基础知识，强大的理解能力，更应该培养学生学会做人，知礼节、辨是非、与人善、还要有国家担当、家国情怀，要有正确的人生观与价值观，这些素养植根于中国传统的优秀文化之中。

关键词：历史课堂；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中学历史新课程改革，明确提出中学历史改革的目标之一是反对过分专业化，但是中学历史教学的专业化程度不是减弱了，而是进一步加强了。中学教学的出发点是为了培养知识型和能力型的人，并不是为了培养现代公民而教育。我们经常见到的学生是这样的：做事任性，对老师不懂尊敬，对同学自我为中心；学生交往自私、狭隘、功利；对陌生人冷漠、无情。因此，培养学生成为合格的现代公民，不仅仅要有扎实的基础知识，强大的理解能力，更应该培养学生学会做人，知礼节、辨是非、与人善，还要有国家担当、家国情怀，要有正确的人生观与价值观，而这些素养植根于中国传统的优秀文化之中。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包括思想、科技、文学、书法、音乐、武术、舞蹈、绘画，以及我国传统节日、民俗等方面。传统文化里饱含着我国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气节，它对学生有着重要的激励和引导作用。

一、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历史课堂教学的重要意义

（一）有利于学生对传统文化的传承

随着西方文化大量的涌入，中国传统文化受到很大冲击，而中学教育在传统文化方面有所弱化，使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和精神在现代人的意识中被逐渐地淡化。这样的结果必将削弱一个人和一个国家的精神，所以传播中华文化，是教育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职责和义务。在历史课堂教学中融入中国传统文化，有利于让学生在学习历史的过程中领略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感悟古人的精神气质，从而增强自身的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如教师教授中可以将儒家的“孝”文化与“礼”文化说给学生，并和生活中的实际情况相结合。这将有助于提升学生对传统文化的认知，有利于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

（二）激发学生历史学习的兴趣

1、中俄茶文化的历史   说到俄罗斯的饮茶文化，就会想到中国。中国的文化博大精深，有着五千年的历史，也可以说中国的茶祖，也是世界茶的茶祖。中国茶闻名世界，茶的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使更多的人喜欢饮茶，俄罗斯人也不例外。然而中国的茶文化，要追溯到很久以前。据史书上记载，饮茶的习惯是汉朝开始从的，在陆羽《茶经》上写着“: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闻于鲁周公，齐有晏婴，汉有扬雄、司马相如，吴有韦曜，晋有刘琨、张载、远祖纳、谢安、左思之徒，皆饮焉。”三国以前茶文化还在启蒙中，在晋代和南北朝的时期，茶文化已经开始萌芽，文人对饮茶有了兴趣，做的诗歌与茶有交集，对以后的茶文化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到了唐朝，茶文化从萌芽中慢慢形成，从大量的关于茶的书和茶的诗可以看到，茶文化已成为唐朝的标志，例如《茶述》、《采茶记》等等。而茶文化最为鼎盛的时候是在宋朝，茶业的发展和进步很大，加快的茶文化的发展，在宋朝的官员中有人组织了品茶团队，相当于专业品茶团，他们对茶分出了等级，饮茶已成为一种礼仪。在宋朝的史书上可以看到，皇帝对文武百官赐茶，是很重要的仪式，是皇帝笼络大臣的重要手段，不只自己的官员，对外国的使节也要赐茶，这表示着友好。上层社会对饮茶有了等级，而在下层社会中，老百姓对饮茶的也有着等级，比如说邻居之间要献茶，有客人来了要敬元宝茶，定婚的时候要下茶，结婚的时候要定茶，圆房的时候要合茶。形式多种多样，为生活带来了乐趣。到了明朝和清朝，茶文化的普及，茶文化更加的丰富，对茶的品种和制作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比如说泡茶的顺序，水的选择、温度，茶具的材料、款式、形状、花纹等等，各式各样，千变万化。   中国的茶马古道世界闻名，文化就从这里开始传播的。从中国的云南出发，通过西伯利亚进入俄罗斯。根据俄罗斯的史书记载，在16世纪，首先尝到茶的是俄罗斯的沙皇，当时的使节是俄国的贵族瓦西里•斯塔尔可夫为了促进两国的友好往来，听从沙皇的命令送给蒙古可汗珍贵的紫貉皮，而蒙古可汗回赠给沙皇的是4普特(约64公斤)的茶。沙皇品尝茶之后，就喜欢上这种饮品，于是茶便引进了俄罗斯的皇家，随后进入了贵族的家庭。品尝到茶的滋味，贵族们也非常的喜欢。随即贵族们之间相互传播，经过数百年，随着茶文化的普及，不止贵族们喜欢，平民们也喜欢，现在的俄罗斯人民都喜欢饮茶。这说明茶是很有影响力的，虽然茶文化传入俄罗斯的时间还不足300年，但是从普及的程度可以看出俄罗斯人对茶的喜爱。   2、中俄的饮茶方式   中国的饮茶方式与俄罗斯的饮茶方式有着很大的本质区别。中国人饮茶注重的是修身养性，饮茶也相当于品茶。品茶就是品茶叶的味道，是一种极优雅的艺术享受。品茶是很有讲究的，也要讲究顺序的。   2.1水的选择。   品茶老手都知道的一句行话，说：“茶有各种茶，水有多种水，只有好茶、好水味才美。”要想泡好一杯茶，茶叶的选择至关重要，有了好的茶叶，泡茶的水也是至关重要的。而水的选择有几个要点。第一要选择水的源头。陆羽的《茶经》中写着“其水，用山水上，江水中，井水下。”这说明，泡好一杯茶水品，与水源的关系尤为重要。第二要选择“活”水。所谓的活水，就是永不停息常年流动的水。比如说山泉水，水质干净、纯净，没有任何的污染，含有大量的氧气、离子矿物和微量元素，都是人体所需的矿质元素，对人体有很大的保健作用。   2.2茶具的选择。   茶具是饮茶时必不可少的盛器，茶人对茶具的选择更加的注重实用性，而且茶具的材质可以有助于提升茶的色、香、味，俗话说：“水为茶之母，壶是茶之父”。要想品到一杯好茶，要天时地利人和，水、茶叶、茶具缺一不可。然而对茶具的选择要注意几点。第一选择茶具要因地制宜。每一个地区、每一个人的饮茶习惯、文化都不一样，对茶具的选择也不一样。比如说福建、广东潮州地区，当地人习惯用小杯啜乌龙茶，所以他们选择用“烹茶四宝”——潮汕风炉、玉书碨、孟臣罐、若琛瓯泡茶。第二选择茶具要因人制宜。不管在古代还是现代，等级的观念一直未曾消失，即使现代的人思想开放了，但是这种潜意识的等级观念还存在着。对待上位者、长辈，要注重茶的本质，讲究的是物质的享受，对待同龄人、小辈，注重的是人与人的交流，茶叶清香宜人即可。还有一个注意的地方，就是和客人一起品茶时，要注意只倒出七分满，留下的三分是情谊——这是中国茶文化的特殊含义。第三选择茶具要因茶制宜。比如说绿茶，因茶叶本质鲜嫩，在冲泡绿茶时稍有不慎，水的温度过高，会使茶叶泡老闷熟，茶汤黯淡香气钝浊，所以要想泡好一杯好茶，泡茶的手法也要多加练习，熟能生巧。还有，要注意泡茶的“色”—喝绿茶的时候要选玻璃器皿，喝花茶的时候要选细瓷盖杯，喝乌龙茶的时候要选紫砂。   俄罗斯人的饮茶习惯与中国人完全不同，俄罗斯人不像中国人在品茶时有很多的讲究，俄罗斯的贵族们对茶的礼节很注重。他们很喜欢收集精美的茶具，由此产生了茶炊（）。说到茶炊，俄罗斯有句话叫做“无茶炊便不能算饮茶”“(”)、围着茶炊饮茶（），可以想到茶炊对俄罗斯人的日常生活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需求量如此大的市场，俄罗斯在图拉市建立起了第一个茶炊制造厂，到了19世纪，图拉市已有100多家的茶炊制造厂。到了20世纪，茶炊的年产量已达到了巅峰，足足有66万只，是俄罗斯生产茶炊最为鼎盛的时期了，并且俄罗斯的谚语中出现了有关茶炊的一句话——带着茶炊去图拉（）。   19世纪的茶炊有两种，一种是茶壶型茶炊，另一种是炉灶型茶炊。茶壶型茶炊类似中国的火锅，但它是封闭性的，中间有一个空心的直筒，可以放煤块和木炭，茶会就可以加热了，达到保温的效果。这就是煮茶的茶炊，也有一些小商贩用来装热蜂蜜水，能保持温度便于售卖，原理是一样的。炉灶型茶炊原理和茶壶型茶炊是一样的，只是中间会分出更多的小格，煮茶、烧水、熬汤可以一起进行，更加的实用。这种茶炊深受旅行者的喜爱，在野外有很多干树叶、枯枝，容易找到，易燃烧，是野外午餐或下午茶必不可缺少的器具。在20世纪，茶炊的形状千姿百态，有花瓶形、桶形、罐形、蛋形等等，各种各样的都有，搭配上也有更多的样式，有情侣茶炊、少女茶炊、冬景花瓶茶炊等等，颜色鲜艳明亮，制造精美，俄罗斯的贵族们都喜欢收集这种茶炊，连平民们也是，他们每一家都有很多的茶炊，有实用性的，也有观赏性的。而当代的俄罗斯人生活也离不开茶炊，茶炊已成为俄罗斯人生活的一部分。茶炊的发展也有很大的进步，早在20世纪就已经生产出电茶炊，电茶炊比以前的旧茶炊更加的方面、快捷、干净，不用在烧煤和木头，节能又环保，安全又卫生。#p#分页标题#e#   俄罗斯人喜欢饮茶不亚于中国人，一日三餐都会为自己泡上一杯茶，用最喜欢的茶炊煮茶，喝着最喜欢的红茶。自从中国的茶文化不断渗入俄罗斯茶文化,中国自产的绿茶、花茶、果茶、减肥茶等已经进去俄罗斯大量销售，年轻的俄罗斯人尝试着新产品，成为了一种流行。然而，俄罗斯人并不是盲目的追求，他们更注重的是茶叶的质量和卫生，对茶叶的品牌和味道有严重的挑剔，注重产品包装的外观。俄罗斯人有如此的“审美观”也是有依据的，俄罗斯人喜欢喝甜茶，喝茶时习惯加糖、柠檬片，有时也加果酱、牛奶、柠檬汁，不仅在视觉上、味觉上都有着独特的“审美观”。喝过茶后，俄罗斯人还会吃一些甜点，比如糖果、蜂蜜、蛋糕等。   3、总结   不论是中国人还是俄罗斯人，茶文化博大精深，不管是中国的茶道也好，俄罗斯的茶礼也好，茶俗也好，这都是对茶文化不同的理解与发展，文化无国界，愿两国的发展越来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