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保护论文范例

社会发展中的金融法与环境法问题经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批准“，社会发展与法律改革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09年10月17～18日在复旦大学召开。此次会议由复旦大学法学院、复旦大学医事法中心、复旦大学民商法学科主办。来自俄罗斯莫斯科大学、德国洪堡大学、英国班戈大学、日本神奈川大学、韩国西江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华东政法大学的知名教授以及复旦大学部分教师40余人参加了会议。会议收到学术论文30余篇，围绕“社会发展与法律改革”的主题，就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讨沦，是一次高层次的学术研讨会。   此议题研讨由复旦大学法学院杨心宇教授、王全弟教授主持，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吴宏伟教授评议。主要论文包括：   （1）俄罗斯前总理、俄罗斯联邦审计院秘书长、莫斯科大学国家审计学院院长S．M．沙赫赖（ShakhraySergey）教授作了《国家审计与社会经济发展的效率》的报告。他认为，国家审计是在有限的社会资源条件下国家优化解决社会经济任务的工具，它以公民监督国家效率的机制合理取代了几个世纪以来国家监督个人行为的制度。作为现代社会的监督制度之一，它提出了社会经济改造中目的与手段的关系问题，特别重视分析各种改革与战略的社会代价。国家审计制度是一项转向新经济类型和高水平社会发展的前提手段。   中国学者评论认为，俄罗斯的审计制度对于俄罗斯的反腐败有重要作用。国家审计制度从学术角度来说是宪政的视角，值得中国学者研究与借鉴。   （2）莫斯科大学法律系系主任A．K．戈利琴科夫(GolichenkovAleksandrKonstantinovich)教授作了《生态立法的新的法律编纂》的报告，介绍了俄罗斯生态立法的主要任务、结构、主要途径(跨部门的法律编纂)、法律部门的区分与整合(环境保护法与自然资源法区分整合后形成生态法)、法典制定者必须解决的问题，认为生态立法改变了环境保护活动的法律基础，将会促进向清洁技术转化并保障国内经济在高生态标准下进一步增长，促使建立真正的国内生态安全体制。中国学者讨论认为，俄罗斯将环境保护法与自然资源法整合为生态法，这种跨部门的综合性的立法，即社会法的产生，值得我们研究。   （3）英国班戈大学法学院院长德莫特•卡希尔(DermotCahill)教授就其论文《欧盟内欧洲法院在公共采购领域对透明原则的运用》发表了演讲，介绍了欧盟在公共采购领域的一些最新发展，欧盟法确立了公共采购领域的透明原则及非歧视原则。欧洲法院（ECJ）的诸多判例已经对27个欧盟成员国不透明的公共采购现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更强化了透明原则，产生了扩大适用非歧视和透明度一般原则的结果。英国法院遵循了欧洲法院的司法判例，以致几乎所有该论文讨论的新近案件中，公共机构都被认定为违反了欧盟法律或一般原则。中国学者结合金融危机及中国的政府采购，与克希尔教授探讨了多层次的金融监管问题。   （4）复旦大学法学院朱淑娣教授以《上海国际金融中心与金融规制法研究》为题作了演讲，以利益平衡为视角，探讨了中国金融领域的重大问题。朱教授指出，金融规制法律规范的评价标准主要包括规制发生的正当性、规制的合理限度和规制的法律控制3个方面。而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中的金融公法   2社会发展与侵权责任法改革   规制主要目标包括：双向兼顾性目标、利益平衡化目标和全球化贡献目标。会议还收到复旦大学法学院张建伟教授提交的论文《金融危机的法律思考》，俄罗斯的S．G梅德维杰夫教授提交的论文《俄罗斯联邦银行储蓄保险制度》，探讨了相关中、外金融法律问题。此议题的研讨由华东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院院长高富平教授主持，复旦大学法学院段匡教授评议。   主要报告有：   （1）中国民法学会副会长、复旦大学医事法研究中心、民商法学科负责人刘士国教授作了《中国侵权责任法制定中的争论问题》的主题发言，向中外学者介绍了中国侵权责任法的立法进程等基本情况，着重对以下几个立法中的争论问题及主要意见予以介绍和评述：①侵权责任法调整的社会关系，是否仅规定侵犯民事权利，是否再规定侵犯利益；②关于统一死亡赔偿金的规定；③关于要不要规定国家赔偿责任；④关于责任能力和行为能力的关系；⑤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责任是否规定矿害等工伤事故责任；⑥楼上抛掷物伤人找不到加害人可否由相邻人赔偿的问题。   针对这些问题，刘士国教授认为：①侵权法调整的就是侵犯绝对性民事权利产生的社会关系，法与法律有区别，即使法律没有规定的权利，也可能存在于社会生活规则中，那就是法律之外的法涉及的权利，反对对利益作出特别规定。②统一死亡赔偿金标准是大势所趋，有利于保护受害人。③主要从性质上说，国家赔偿是国家与公民之间的平等关系，就此，侵权责任法应作规定。鉴于国家赔偿法是民法的特别法，侵权法仅规定一条就可以了，表明这是侵权责任的一个类型及赔偿的性质，具体条文由国家赔偿法规定。④采用责任能力规定是正确的和必要的，这涉及侵权法和民法通则相关规定的改革。监护人责任应以被监护人无责任能力为条件，如被监护人有责任能力，被监护人应承担责任，不能赔偿的，由监护人承担补充责任。前者，是直接责任。侵权法以救济受害人为主要目的，也有教育、预防的功能，未成年人有过错，应予批评教育，甚至责令赔礼道歉。⑤侵权法应规定矿害事故的使用人因违反对被用人的安全保障义务应承担民事责任的规定，而且不限矿害，凡使用人对被使用人违反安全保障义务均应承担民事责任。⑥楼上抛掷物伤人找不到加害人不应由相邻人赔偿，法院不宜以共同危险行为或公平责任加以判决。加害人不明，公安机关应予立案侦查。   如仍不能确定加害人，公安部门可会同民政部门，对严重受害者实行社会救济。此外，受害人仍可依医疗保险减轻所支付的医疗支出，保险制度已对此具有救济功能。   对于中国侵权法的制定，外国专家饶有兴趣，就诸多问题与刘士国教授进行了探讨。#p#分页标题#e#   （2）韩国西江大学法学专门大学院长严东燮教   授以《韩国制造物责任法》为题，介绍了韩国制造物责任法的概要内容、制定该法以后韩国案例的动向，指出了该法的缺陷，提出了如下修改完善的建议：应对“缺陷推定”作明文规定；《制造物责任法》适用范围应当包括预售公寓的缺陷责任；应明确规定免责事由“法令制定的标准的遵守”中的“法令”局限为强制性的；法规条文应更明确。   （3）华东政法大学张礼洪教授就其论文《对侵权行为过错认定标准的新认识》作了报告。他以《阿奎利亚法》中关于过失的原始文献为基础，对完善现有的过失判断标准提出了建议：侵权过失的判断标准以客观过错为基本原则，即过失是对行为人没有尽一个理性善良的人的义务，预见或者预防自己行为的后果进行的。过失的存在以存在不法行为、侵权行为和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为前提。过失概念本身就蕴含了因果关系。过失的存在以行为人是否尽一般人应采取的谨慎义务为标准，但是，还应根据社会的一般认识，以造成损害的危险是否由行为人所知或者被害人是否根据自己的意志将自身处于一个不应处于的危险区域来判断行为人的过失。   （4）复旦大学民商法学博士生王淑华作了《未登记过户之机动车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责任主体的确定》的发言，她认为我国《物权法》对机动车的物权变动采用登记对抗主义，机动车所有权自买卖交付时发生移转，登记过户仅是买受人据以获得对抗善意第三人的要件。交通事故的受害人不属于物权变动不得对抗的“第三人”范畴。转让交付但未办理登记过户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致人损害的，应由对机动车享有运营支配权和运营利益的机动车实际所有人承担赔偿责任，登记的所有人一般不承担赔偿责任，除非其对于交通事故的发生具有过错构成侵权行为。会议还收到复旦大学民商法学博士生王康提交的论文《机动车交通事故共同侵权损害赔偿中的保险责任研究》。   3社会发展中的医事法律问题   此议题的研讨由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韩长印教授主持，复旦大学王全弟教授评议。主要报告有：   （1）日本神奈川大学法科大学院森田明教授作了《日本医疗诉讼与医疗的法制度的动向》的报告。   通过一些具体的案例，介绍了日本国内患者权利运动的发展、重大医疗事故诉讼持续增加的特点以及最新的法律制度的施行：产科医疗补偿制度、对因出生时的原因造成的脑性麻痹患儿的无过失补偿制度、医药品副作用受害人的无过失补偿制度及预防接种被害人的补偿制度。   （2）复旦大学法学院姚军副教授作了《医疗事故侵权责任范围的正确确定》的演讲，他提出，作为法治社会核心价值的社会公平的核心内容，要求行为(或责任)人对己方行为及其不良后果承担(法律)责任(即法律上对己不利的后果)。在具体承担法律责任时，它又意味着责任人仅对由自己造成的不良后果承担责任，而不应对超出该不良后果部分负责；同理，基于该核心价值(也是诸法的基本原则)，医疗事故的责任人也只应对其行为所造成的后果承担侵权(赔偿)责任，立法即司法上不应强迫其承担超出该后果的责任。   （3）复旦大学法学院民商法学博士满洪杰从比较法的角度进行了《人体试验侵权责任研究》的发言，建议我国应当构建独立于医疗过失责任的人体试验侵权责任制度。人体试验侵权责任应适用过错责任原则，但可以在对过错的举证上采取举证责任倒置。在因果关系问题上，应当采取相当因果关系、倒置。在因果关系问题上，应当采取相当因果关系、疫学原理因果关系以及因果关系推定理论来进行综合判断。   （4）复旦大学法学院民商法学博士生李燕以《双性儿童性别确定的法律问题探究》为题，提出双性儿童并不是不正常的，当前医学界普遍施行的、经父母知情同意而为双性儿童确定性别的性别再造手术，并不符合儿童最大利益原则。性别确定应是儿童自己的宪法权利，父母对子女性别再造手术的知情同意权与双性儿童自己的宪法基本权利相冲突。法律应承认男女二元性别体系外的第三种性别，双性儿童的性别确定应待其长大后自己决定。   韩长印教授评议认为，医事法的研究提醒学者注意到平时不为大众所关注的处于弱势群体的少数人的权利，也提醒学者们思考我们的研究方向、研究方法等方法论问题。由于医事法内容的中外共同性，中外学者就医疗过失认定、损害赔偿、医疗诉讼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4社会发展中的其他民商法律问题   此议题的研讨由人民大学法学院吴宏伟教授主持，复旦大学段匡教授评议。主要论文有：   （1）德国柏林洪堡大学法学院莱因哈德•辛格(ReinhardSinger)教授作了《变迁中的民法典的社会模型》的报告，介绍了社会模型的概念和它作为法律发展因素的功能、在19世纪私法秩序的社会模型的发展以及德国民法典的社会模型的变迁，提出了现代私法中的民主化和社会国家化、告别契约法中形式自由伦理模式，强调程序的和实质的合同正义，强调了民法的社会责任。   （2）复旦大学法学院王全弟教授所作报告《两岸担保物权比较研究论纲》，就如何确立保证债权获得完全清偿的制度，比较了2007年3月中国大陆《物权法》与台湾地区在2007年3月经立法院审议通过的担保物权修正草案，在担保物权的追及力、担保物权的实行期间、抵押权顺位、动产抵押、最高限额抵押、权利质权和商事留置权7个方面对大陆地区和台湾地区的物权制度进行了比较分析，提出有利于两岸发展及法律相互借鉴与完善的建议。   （3）复旦大学法学院胡鸿高教授作了《中国企业并购及其法律改革》的报告，介绍了中国企业并购及其法治演进历程与特点、中国企业并购的模式、企业并购突出问题与法律改革。胡教授呼吁，企业并购，不仅应当有利于国家安全和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而且要实行公开、公平、公正原则，加强信息披露法制，增加透明度，保障中小股东和债权人的合法权益。还应当特别关注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在企业并购中，采取有效措施，保障劳动者的劳动权益，保护环境、防治污染，发展社会保障公益事业，建设和谐社区与社会。目前当务之急，在于通过法律改革，明确企业社会责任的范围和实现机制，倡导和激励企业履行社会责任。#p#分页标题#e#   （4）复旦大学法学院何力教授作了《中国海外资源投资的法律问题及对策》的演讲，指出中国的资源特需改变了世界资源供求格局，阐述了中国海外资源投资的进展，分析了经济主权和资源主权成为中国海外资源投资的法律障碍，分析了中国海外资源投资的环境法和政治动乱问题，最后就中国海外资源投资保护的法律对策提出了具体的建议。   （5）复旦大学法学院民商法学博士生盖威作了《社会组织在我国协商治理模式中的地位与功能》的论文发言，建议进一步完善立法、修定民法通则、明确规定社会团体法人和非法人团体，尽快制定社团法、修改现行特别法增加法律责任的规定，进一步扶持社会组织的建设和发展，淡化一些社会组织的行政色彩，转变政府中心主义治国理念，确立以民为本、以市民社会和市民组织活动为导向的治国之策，进一步完善协商治理机制。   （6）德国柏林洪堡大学法学院托马斯•莱塞尔(ThomasRaiser)教授作了《合同与合同法》的报告，俄罗斯A.Sherstobitov教授向会议提交了《关于俄罗斯联邦民事立法修订的构想》的论文，复旦大学法学院民商法学博士生韩伟、王森波分别提交了论文《斯多葛派的伦理哲学与罗马法的转型》、《必亦正名乎?———美国加州同性婚姻立法风波透析》。

摘要:通过中国知网查阅《中国卫生法制》近10年来的电子期刊，刨除期刊中简讯等相关不属于学术论文部分，共刊发学术论文1111篇。查阅这些文章中有无中医、中药、中医药相关法律研究等信息，结果显示共有44篇，总体占比为3．96％，占比较小。据此得出今后要加强中医药相关法律制度、法律规范、法律保护等方面的研究，为我国中医药事业的快速发展提供重要保障。

关键词:《中国卫生法制》；中医药；卫生法律；中医药法律

中医药作为中华民族的瑰宝，在疫情防控、疾病治疗期间发挥了巨大作用，也引起了我国社会各界对中医药发展的关注，中医药行业迎来重要发展契机。国务院于2009年5月7日颁布的《关于扶持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了“研究制订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名录，逐步建立中医药传统知识专门保护制度”［1］。《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年）》曾指出“以提高中医药发展水平为中心，以完善符合中医药特点的管理体制和政策机制为重点，以增进和维护人民群众健康为目标，拓展中医药服务领域，促进中西医结合，统筹推进中医药事业振兴发展”。《中医药法》第三十八条规定“国家鼓励科研机构、高等学校、医疗机构和药品生产企业等，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和传统中医药研究方法，开展中医药科学研究，加强中西医结合研究，促进中医药理论和技术方法的继承和创新”。可见加强中医药行业迎来重要发展机遇的同时，其相关法律的研究势在必行。《中国卫生法制》由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主管，集学术性与实用性为一体，研究卫生法和卫生法学理论，探讨卫生法制工作的规律和发展方向，介绍国内外卫生法制建设动态和卫生法学研究成果，交流地方卫生法和执法经验，普及卫生法律知识等的中文学术期刊，在相关卫生法律研究领域中具有代表意义。本文通过分析《中国卫生法制》近10年来中医药相关法律研究情况，并根据其结果指出我国近年中医药相关法律的研究状况，以期为中医药相关法律的发展提供建议。

一、对象与方法

（一）对象。以《中国卫生法制》2010年1月至2019年12月所刊发的中医药法律相关的44篇学术论文（不包括简讯、文摘与信息等）为研究对象，对其数量、作者单位、基金项目、被引情况逐条记录，进行统计分析。

（二）方法。在参考相关文献的研究方法基础上［2］，通过查阅《中国卫生法制》2010年1月至2019年12月所刊发的1111篇学术论文，仔细查看有无中医、中医、中医药相关信息，并将登记数据分类输入Excel进行统计处理。

二、结果

一、我国青少年法制教育研究的诞生期

综观整个80年代，我国对青少年法制教育的研究从对苏联相关文献的翻译，开始有了初步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继续深入介绍研究国外青少年法制教育举措，重点反映国外(主要是苏联)对青少年法制教育的重视，希望我国也予以重视。第二，研究领域进一步拓展，从单纯重视对青少年的法制教育拓展到法制教育与预防青少年犯罪之间的关系研究，并提出要加强对青少年的道德教育，协调好道德教育与法制教育之间的关系，强调预防青少年犯罪是全社会的责任。此外，除了研究领域的拓展外，也有人提出拓展对青少年进行法制教育的场所与方式。第三，明确提出对青少年进行法制教育的重要性。客观地说，20世纪80年代是青少年法制教育的起步期和诞生期，出现了青少年法制教育方面的研究论文，相关研究成果涉及的面比较广泛，有突出青少年法制教育重要性的，有域外借鉴的，有拓展青少年法制教育的场所和方式的。这个时期的研究基本上奠定了未来青少年法制教育的研究基础和发展方向，是我国青少年法制教育研究的诞生期。不过由于当时整个国家尚处于法制的初创阶段，相关研究还比较少，研究的水平深度还不足，有待进一步发展。

二、我国青少年法制教育研究的发展期

进入90年代，青少年法制教育的相关研究有了进一步发展，其中明显的表现就是研究成果比80年代有了一定的增加。当然这只是表面的，深入的分析这一阶段的研究成果，笔者发现围绕青少年法制教育这一主题的研究呈现出两个特点:一方面是理论水平的进一步加深，呈现出从多维度、多视角研究这一问题的趋势;另一方面表现在实证研究的出现，开始出现了以某一地区为代表的研究成果。具体来说，在理论研究方面的深入主要表现在:第一，对青少年违法犯罪高发现象进行了反思，认为学校教育存在失衡，学校之外大环境恶劣，家庭教育不当是开展青少年法制教育的障碍。提出了青少年法制教育的对策，用立法的形式保障青少年学习法律常识，实行多种形式的教育方法，加强综合治理。第二，法制教育是青少年行为规范教育的必然选择，而法制教育过程中还存在很多问题，最主要的问题在政府，并提出了政府青少年法制教育工作的对策性建议，即以学校为中心，依托社区，包括边缘青少年，进行规范性教育，构筑法制教育的管理体系。第三，青少年法制教育存在法制教育目的偏差、流于形式化、过分依赖学校、农村青少年法制教育落后等亟待解决的问题。第四，首次出现了对邓小平法制教育思想的研究，认为加强法制根本在于教育人，重点是领导干部思想觉悟，目标是使全体公民知法、懂法、守法和护法。在具体的工作中，要切实培养青少年的公民意识，树立正确的权利义务观;培养自觉维护社会秩序、校园秩序的观念;学习市场经济的法律知识。第五，在青少年法制教育的思路方面也出现了专门的文章讨论。在实证研究方面表现在:第一，结合具体地区的案例型研究。青少年法制教育伴随着上海社区化的过程，上海市通过积极探索社区化的过程，努力开展针对青少年进行社区化法制教育的实践，利用华东政法大学等研究优势资源，推进这一工作的开展。第二，结合具体地区的调查型研究。共青团河北省委的工作人员赴沧州、衡水等地进行了专门调研，在调查的基础上进行了分析，认为一方面青少年法制教育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另一方面由于青少年法制教育尚处于探索阶段，还有一些问题，有待完善。并分析了青少年法制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剖析了相关原因。最后结合法制教育的相关特点，提出了一些建议。这些实证研究在当时应当说是有一定的进步意义，许多问题与建议都是建立在调查的基础之上，比较有说服力。不过对于青少年法制教育的整体判断不甚准确。此外，媒体对青少年法制教育的报道与宣传在这一时期开始出现，报道内容简单通俗，易于理解，对青少年法制教育走进普通人的视野中、引起大家的重视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其中，采访相关专业的专家也成为一种凸显青少年法制教育重要性的形式。

三、我国青少年法制教育研究的繁荣期

进入21世纪，青少年法制教育相关研究呈现出一片繁荣的景象，研究呈现出多层次，多视角，研究方法也更加多元，研究成果丰硕，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有体现。这一时期，青少年法制教育研究进入繁荣期，表现是多方面的。

(一)专门以青少年、青年群体为研究中心的学术期刊的繁荣

【摘要】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人们的生活水平也随之提高，无论是生活、学习、工作都利用了互联网的便利条件，但互联网时代为我们带来方便的同时也使我们的个人信息安全受到了威胁，所以政府也提高了对互联网时代法律的保护力度，那么在互联网时代传统的法律保护手段已经跟不上时代的潮流，法律保护措施也需要融入互联网思维，这样才能有效提高对个人信息的保护力度。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推动了立法思维的提升，受互联网时代信息开放性的影响人们的财产安全很容易受到威胁，个人信息泄漏事件也时有发生，想要有效改善互联网背景下个人信息安全问题，在加强法律管理的同时也要加大治理力度，提高法律制度下对个人信息的保护能力。

【关键词】互联网+;个人信息;信息安全;相关法律

引言:

互联网+背景下人们的个人信息安全受到了网络不安全因素的影响，个人信息是指自身的姓名、指纹、卡号、手机号、身份证号等重要的能够被识别的个人身份证件和信息，当这样的个人信息被泄漏不但会威胁到财产安全对我们的人身安全也存在着威胁，所以法律所设定的相关条例如:《网络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都是为了加强我们个人信息的保护，但是当前互联网+背景下个人信息安全保护的法律措施也存在着很多不足之处，还需要不断的去修订去完善，来适应互联网背景下信息化思维的管理体制，一下本文将针对互联网+”背景下个人信息安全的相关法律进行探讨，有效改善互联网背景下的不安全因素，加强对个人信息安全的法律监管和治理。

1．互联网+”背景下个人信息安全保护现状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网络也成为了人们生活和学习的重要载体，但是网络环境下信息技术的发展存在很多的技术隐患，对于用户的个人信息无法进行数据化的安全防护。个人信息的泄漏会导致个人安全无法得到保障、财产安全也会收到威胁，所以在网络安全隐患的刺激下我国也颁布了相应的法律保护措施来维护我国人民的个人信息安全。网络数据化发展下出现了以盗取个人信息的网络犯罪群体，这影响了网络环境也影响了用户的个人权益，为我国的立法工作增添了难度。

2．互联网+”背景下个人信息安全保护问题

摘要：大数据时代背景下，个人信息已成为一种越来越受人重视的社会资源，频繁发生的数据泄露和网络安全事件使得个人信息的法律保护更加紧迫和必要。我国现有的法律规定对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尚有不足之处，在行政法层面仍面临着诸多困境：个人信息保护的立法不够完善；个人信息处理的主体缺少监管；行政监督和救济制度不健全等。本文旨在分析我国行政法在个人信息保护方面存在的问题，与域外的个人信息保护经验相对比，探索符合我国国情的个人信息行政法保护路径，使公民的个人信息安全得到更全面、有效的保障。

关键词：个人信息；行政法；保护；路径探索

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的法律保护成为各国面临的重要问题。在我国，私法领域的保护较为被动，且规制的范围主要是针对营利性主体和非政府机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而公法领域的刑法所要求的条件较高，一般的侵害个人信息的违法行为在未达到犯罪标准的情况下，无法运用刑法进行惩罚。而从行政法层面加强对个人信息保护具有更高的严密性，行政法可以明确具体地规定个人信息的请求更正权和救济权，规制范围更具有针对性。因此，对国外先进的行政法保护经验进行对比分析，提出对我国更具有针对性和适用性的行政保护策略具有较为现实的意义。

1个人信息概述

1.1个人信息的概念界定

我国没有个人信息方面的专门立法，对个人信息的概念尚未统一，根据学术界的学者们关于个人信息的内容达成的基本共识，个人信息可以被界定为“以直接或间接的手段获取的足以识别特定自然人的受法律保护的信息，范围包括但不限于姓名、出生日期、身份证号、工作、教育、财务、健康状况以及其他具有个人指向性的信息”。

1.2个人信息的特征

摘要：

当前，智能设备逐渐深入，互联网技术不断发展，因特网已经逐渐渗透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成为我们生活的便捷助手。社交网络就是通过互联网将全球的个人联系在一起，组建一个开放性的社交平台。社交网络在一定程度上拉近了朋友之间的友谊，与此同时，社交网络中用户个人信息的安全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成为影响互联网发展的一道屏障，为了保护社交网络中用户个人信息安全，本文通过对当前社交网络个人信息安全现状进行分析，对当前一些较为流行的互联网保护措施进行研究，并提出一些保护用户个人信息安全的措施。

关键词：

社交网络；隐私保护；个人信息安全；信息安全举措

引言

社交网络平台是互联网应用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随着当前科技的发展，移动互联终端迅速普及，智能手机、移动电脑等设备充实人们的生活。社交平台为社会上的个人创建了一个平台，在这个平台上，用户可以逐渐发展自己的人脉关系，扩充自己的人脉网络，寻找曾经的朋友；用户还可以通过这个平台分享自己的照片等；还有就是近两年逐渐流行的朋友圈之间互发红包等等，通过该平台逐渐拉近了朋友间的友谊。但是，分享的同时，个人信息也被上传到网络平台，成为一些不法分子注意的对象，近年来，网络犯罪的比例日益变大，社交网络中个人信息安全的保护迫在眉睫。

一、社交网络安全性分析

摘要：当前，农村环境污染呈现面源污染和点源污染彼此叠加、工业污染与农业污染相互共存的特征，影响了农村各种生产要素的作用发挥，因而必须加强农村环境污染的治理工作，这也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重要基础。实践证明，单纯依靠行政手段来解决农村环境污染问题，对农民的环境权益的保护不具可持续性，亟需构建适应农村现实情况的法律制度，从而促进农村社会的和谐发展。

关键词：农村环境污染治理；公益诉讼；法律援助；排污权

近些年来，我国环境污染治理工作的重点倾向于城市，忽视了生活在广袤农村地区的广大农民的环境权益。农民作为环境弱势群体，其环境安全正不断遭受着各种显性和隐性的威胁，这明显有违权益公平的原则，究其原因在于农村环境保护法律制度的缺失。我国宪法的第26条将环境保护和防止污染上升到国家基本国策的高度，规定国家和各级人民政府必须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实行环境保护，且《环境保护法》中第16条至第23条也明确规定了各级人民政府要对自己管辖范围内的环境质量负责。然而从实践效果来看，将这些法律条文用于解决城市环境污染问题行之有效，但对于农村环境治理而言适用性不强，导致农村环境保护工作一直处于法律边缘化状态。因此，必须从根本上解决当前农村面临的环境治理困境，建立起适合农村特点的《农村环境保护法》，以此作为我国农村环境保护和治理的基本法规，实现有法可依、违法必究，但本文认为在目前的立法过渡时期，面对严峻的农村环境问题采取一些有效的法律手段十分必要，进而为《农村环境保护法》的制定提供实践依据。

一、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

环境公益诉讼是指当行政机关、企业组织或个人存在行政不作为或者违法行为，使得环境公共利益受到侵害时，公民为了维护环境公益拥有向法院提起诉讼的权力。然而，在2013年出台的新《民事诉讼法》中，将原告资格限定为“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公民“个人”则被排除在外。同时，在农村环境公益诉讼中，由于面对着不菲的诉讼成本问题，且环境诉讼案件的审理目前尚处于探索阶段，诉讼费用的承担和分担问题尚无定论，导致很多环境诉讼案件最终不了了之。另外，农村环境污染治理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因为对农村环境造成侵害的责任主体相对多元化，如造成农村河流污染的源头可能来自于企业的工业废水亦或农民的生活污水，或者兼而有之，证据的缺乏很容易导致真正的制污者最终逃脱法律的追究。因此，首先要拓宽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范围。环境污染具有潜伏周期长、危害面积广的特点，生活在乡村中的农民对此自然是有深刻的感受，他们提起环境公益诉讼也是公民履行法定权利的应有之义。因此，我国法律有必要拓宽环境公益诉讼案件的原告范围，应囊括国家机关、社会团体、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使农民成为环境公益诉讼的主体，提升他们参与农村环境保护的积极性；其次，降低原告的诉讼成本。诉讼成本过高往往会成为环境公益诉讼的最大障碍，导致很多案件最终选择了息事宁人。因此，降低原告的诉讼成本很有必要，政府应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基金，并制订配套的基金管理办法，以支持农民发起环境公益诉讼，保障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功能的有效发挥；最后，完善环境公益诉讼证据制度。在环境公益诉讼案件中，如果原告因为技术原因及经济原因等无法收集到足够的证据，法院可以对原告的申请进行审查，对符合条件的签发具有法律效力的证据收集令，规定相关的企业、法人、公民及其它社会组织有责任如实地提供相关的证据资料，如拒不配合则可依法追究相关人员的法律责任。应该注意的是，要对证据收集的主体、客体、范围和程序等做出明确的规定，以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

二、建立环境法律援助制度

目前，我国农民已成为环境纠纷中的弱势群体，无法保障自己在健康、安全和舒适的环境中生产和生活，在与强势的排污者进行协商和谈判的过程中处于劣势，同时相较于城市居民而言，在环境保护资源供给不足的同时也阻止不了城市的污染转移。加之现行的环境保护法律在保障农民环境权益方面还十分薄弱，导致他们在法律活动中处于非常不利的局面。总体而言，环境保护法律具有明显的城市中心主义特征，不能充分反映农村和农民对环境污染控制及生态保护的要求，在基于环境公平和环境正义的前提下，迫切需要借助法律援助手段来满足广大农民在环境污染中的利益诉求，这也是建立法治社会与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目前尚处于起步和探索阶段，导致环境法律援助工作进展缓慢。因此，首先要制定专门的《法律援助法》。为了确保农村法律援助制度的顺利执行，应制定《法律援助法》并在其中以条文形式对农村法律援助的对象范围、援助程序和资金使用等进行规范；其次，设立专门的农村法律援助机构。可以建立农民法律援助中心等类似援助机构，并规定其援助范围应包含农民的环境权益保护，通过为农民提供法律咨询和文书等服务，引导和帮助农民依法维权；再次，设立环境法律援助基金。环境法律援助基金的来源以政府财政拨款为主，同时通过舆论引导等手段吸引社会捐赠，进而拓宽资金的来源渠道，减轻农村法律救助机构的经营压力；最后，强化合作意识。农村法律援助机构应与工会、律师事务所、公证处、基层法律服务所等相关组织进行密切合作，进而减轻工作量、扩大覆盖面，使法律援助工作得以顺利开展。

摘要：走生态文明发展之路，已是当今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必然选择，这意味着我国将需要大量的适应生态文明社会的新型法律人才，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课程的发展有很大上升空间。文章以生态文明社会新型法律人才需求为导向，以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课程为载体，以“参与式教学”为突破口，改革教学模式、优化教学内容，以提高课堂教学质量为核心，立足于民办高校教学实践进行研究。

关键词：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教学；改革

我国高等法学教育旨在培养具有系统的法律专业知识、实践技能和创新能力的现代法律人才。教育部《关于进一步深化本科教学改革全面提高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教高〔2007〕2号，提出深化教学内容改革，建立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课程体系。要坚持知识、能力和素质协调发展，继续深化人才培养模式、课程体系、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等方面的改革，实现从注重知识传授向更加重视能力和素质培养的转变。要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的需要，及时更新教学内容，将新知识、新理论和新技术充实到教学内容中，为学生提供符合时代需要的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要大力推进教学方法的改革，提倡启发式教学，注重因材施教。由于我国传统法学教学教育重理论、轻实践，不利于学生法学创新能力的培养，已经不能适应新时代的要求。因此，改革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教育，以适应生态文明建设人才培养的需求乃大势所趋，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教育的改革应当以培养生态文明法律新型人才为目标，为我国创建生态文明社会目标奠定基础。

一、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教学模式反思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是一门新兴学科，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自1997年被列为法学二级学科以来，已有二十年，教育部于2007年将“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增列为法学核心课程。“生态文明”写入党的十七大报告，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作出“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在提高大学生环境保护意识、树立环境法治理念、普及环境科学知识等方面的作用是其他部门法无可比拟、也无法替代的。目前我国环境立法、环境执法、环境司法方面处于蓬勃发展时期，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研究亦是近年来法学界最为活跃的领域之一，处于蒸蒸日上的时期。生态文明建设不仅为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教学改革带来新的契机，也为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教学改革提出了新的挑战，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教学改革势在必行。三江学院法律与知识产权学院为本科生独立开设2个学分32个课时的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选修课。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是一门边缘学科，它的许多原则、制度和专业术语与宪法、法理、民商法、行政法、经济法、刑法、诉讼法、国际法等多个法学学科紧密联系，其内容更体现出与环境伦理学、环境经济学、环境社会学、环境生态学等多个跨一级学科的交叉制式。与传统部门法相比，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这门课程本身的理论性并不是很强，但是该课程呈现出整体的理论体系比较分散的特点。笔者从事环境与资源保护法教学多年，深知传统教学方法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这在法学教育中是不可或缺的，但同时它也存在着诸多弊端：

（一）讲授式教学法

如果仅仅单一的讲授式教学法，学生对知识的了解限于教材和教师的灌输，对知识点的掌握靠强行记忆，会导致缺乏学习热情，不利于提高教学效果，无法达到对学生解决实际环境纠纷能力的培养。如何对现有讲授式教学方法进行改革，是法学教育尤其是在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这样一门具有强烈专业特色的学科教学中的瓶颈。法律本身就是一门实践性、应用性很强的学科，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诞生和发展的历史表明其是作为解决社会问题之利剑应运而生，是实践推动着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的建立和完善，其实践性、应用性更加明显，且环境要素本身体现出高度的社会性，是社会的整体利益和价值追求，此外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的特殊性意味着其必须反映自然科学规律，在理念上吸收环境科学的研究成果，通过技术规范和标准发展出相应的法律规范即较强的技术性。因此从根本上说，对环境与资源保护法的深入理解和灵活运用，对环境立法、环境执法、环境司法状况的了解，是单一的教师中心型教学方法无法完成的。加之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内容较为庞杂、课时较少，若教师细致讲解，会导致填鸭式教学，反而影响教学效果，若教师不讲，会导致学生只能了解教材上的知识，所学有限视野狭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