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经济理论范例

本文作者：陈霞 单位：海南出版社

中国现代经济理论是1911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以来关于富民强国的经济观点、理论、学说的概括和总和，是20世纪80年代初在我国兴起的新学科，也是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新领域。它是在中国国情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学习并借鉴西方经济发展经验、追求并实现现代化的具有中国风格的经济理论体系。武教授几十年的潜心研究铸就了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研究方面的一系列学术成果，新作《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研究》（第二版）一书（以下简称《研究》）2011年3月由海南出版社出版。笔者作为该书前后两版的责任编辑，对于武教授的研究及其成果很熟悉、很赞同。《研究》一书层次清晰、观点鲜明、论述充分、立意新颖，注重“论从史出、人从论出、史论结合、精于评论、把握脉络、重在发展”的基本方法，系统研究了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学科建设与理论专题，从学科架构、专题研究与学术评论三个方面客观、准确、公允地阐释了中国现代经济理论产生、发展、完善以及创新的过程、条件、内容、特征及其内在逻辑性。本书明晰的结构、丰富的内容与深入的研究充分体现着武教授从研究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开始，到中国现代经济理论整体研究这一过程的艰辛与执着，是作者长期从事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研究的真实写照与理论结晶，从而把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水平、新高度。

一、关于中国现代经济理论学科建设的创新

武教授首倡并长期研究中国现代经济理论这一新学科，他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开始，对于这一新研究领域的对象、任务、方法、分期、阶段、线索、脉络以及基本特点、核心范畴、理论主线等方面进行了全方位、立体性、多层次的框架性研究，并逐步将研究拓展为“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研究》一书的出版意味着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学科架构与基本内容大致成型，学科建设和主要问题已基本清晰。

1.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研究的对象、任务、特征与分期。武教授认为，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研究对象是“研究并解释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内容与产生、发展、完善的条件、过程、特点及其规律性的科学”[1]；其任务是“通过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产生和发展基本过程的历史考察，实事求是地介绍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早期共产主义者、主要领袖人物、著名经济学家的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客观地再现富有革命性、科学性、实践性和创造性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轨迹，阐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产生和发展过程。”[2]这个过程，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同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具体结合的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过程；更为重要的是，研究这种中国化的过程与创新在实践中产生了怎样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

2.关于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研究的特征。武教授又细分为“内容特征”和“研究特征”。内容特征：革命性、实践性、科学性、创新性；研究特征：过程性、综合性、概括性、评论性和预测性。这样的总结概括既有客观性，又有创新性。理顺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研究分期过程中的结点问题至关重要，武教授对“六大结点”进行了深入思考和探索：辛亥革命是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发端；是中国现代经济理论主体的先声；中国共产党诞生是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载体；新中国成立是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发展；是对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洗礼；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现代经济理论新时期的起点。把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发端确定为辛亥革命并相应进行必要的阶段划分，尚属首次，具有开创意义。

3.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研究的环境、线索与方法。武教授认为，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在中国革命与建设过程中之所以产生了鲜明的中国特色，不仅在于社会主义在与各国的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必然要具体化、特色化，而且在于社会主义得以在中国实践的环境系统，亦即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够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得以实践的客观条件与环境特征。[3]中国现代经济理论正是在中国现实社会主义的一系列环境特征之上产生的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特色的特定的关于经济现代化的理论。中国现代经济理论既不是简单的逻辑回归，也不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论及的本来意义社会主义的现实，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而也就使中国现代经济理论成为马克思主义及中国国情的函数。王教授认为，概括并把握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基本线索是该学科研究的基本要求，他指出，中国现代经济理论在其产生与发展的过程中，经历了与中国旧、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基本相一致的发展阶段，特别是其主干部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基本线索是清晰的、鲜明的。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基本过程，大致表现为：产生———形成阶段；实践———发展阶段；改革———创新阶段。依据这一基本过程，又可以把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基本线索概括为：来源、产生、发展、创新的不同时期。[4]在史学研究中，研究方法至关重要，判断其研究是否具有新意、是否具有开拓性，在很大程度上看其研究方法是否有创新与突破。武教授认为，中国现代经济理论既是一门经济科学，又是一门历史科学，其研究的根本方法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因受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研究对象和任务所决定，它在运用上述研究方法时，又具有其具体形式，即过程法、分析法、比较法与评论法。其中“过程法”和“评论法”是创新点。需要说明的是，王教授在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研究中又区别了研究方法与阐述方法，两种方法相互结合、互为促进，研究方法为阐述提供内容，阐述方法体现研究成果，并且将阐述方法概括为：论从史出，人从论出，史论结合，重在发展。研究方法与阐述方法不尽相同，两者之间是互补关系：研究方法是基础，阐述方法是说明；研究方法是本质，阐述方法是形式。

宏观经济理论的主要目标差异

一直以来我国的经济指导理论并不符合我国经济发展的形式和特点，我国不能够直接应用西方的一些经济管理理论模式以及指导思想，而是应该将西方的经济管理理论思想作为借鉴和参考，以制定真正符合我国经济发展形式和特征的经济管理理论。经济学理论进行研究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实现产出最大化，西方的相关学者认为，两个生产的基本要素就是劳动和资本，在西方的一些国家中，特别是发达国家，其劳动力非常稀缺，要确保劳动能够充分实现就业，就能够实现产出的最大化，所以西方的相关经济学所进行的研究是针对劳动充分就业而进行的。由此可见西方的经济学理论主要是针对其西方国家的实际发展形势所制定的，与我国劳动力充足的状况截然相反。相对于我国的劳动力资源来讲，我国的资本是缺乏的，如果和西方国家一样将经济管理重点放在劳动力的研究上就会使得实际产出无法实现最大化。这样强用西方的经济管理理论就算不会破坏我国的经济管理模式，也不会产生良好的效果。我国应该把研究的重心放在高效实用资本上，并且将此作为前提创建适合我国发展的经济理论。

我国宏观经济相关理论同实际

运行的差异在进行经济理论的探索中，非常重要的一项模型是LS-LM的相关模式，该项模式能够为执行货币政策以及财政政策提供良好的思路，与此同时也进一步均衡了市场产出及利率。依照这样的模型理论，市场的相关利率是通过货币市场均衡以及产品市场均衡来共同决定的，利率自由浮动在经济管理理论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其主要的逻辑为：经济过热，我国政府需执行货币政策中的紧缩性LS-LM。通过市场操作来进行政府债券的出售，将货币收回，减少供给货币，从而使市场的实际利率上升，进一步使投资降低，使实际产出下降，并最终使经济降温。能够看得出，我国政府在运用货币政策影响我国的市场利率，从而达到实际的经济目的，但是在建立LS-LM经济模式时，货币市场的实际均衡却产生了问题，其传统的货币需求理论认为货币的需求是通过预防动机以及投出动机来决定的，和其收入应该成正比。投出的实际存在使得利率能够介入其货币实际需要的理论，为进一步创建LS-LM经济模型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也可以说如果没有投机动机就不存在LS-LM模型。西方国家因为自身拥有强大的市场证券，其投机动机是迎合其自身经济特点的，但是在我国经济发展中，这种经济理论并不能够实现与我国经济特征的融合，反而背道而驰。我国的证券市场一是起步相对比较晚，二是因为有各种相关管理制度的存在，其实际的市场规模还有在我国的居民中所产生的实际影响要比西方一些国家小得多，居民进行投机动机的实际货币数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是一旦缺少了这种投机动机，在我国的LS-LM模式就直接不存在了，更不用说投入实践了。

宏观经济理论的实际条件差异

西方的经济理论在亚当•斯密开始就将其资本主义的实际趋利行为进行了充分的展现，作为一项非常重要的宏观经济管理理论，其成立的基本条件就是凯恩斯的三大心理规律：流动偏好、资本的边际实际效率递减以及边际消费逐渐倾向递减，因为这三大心理理论规律的产生，使得消费降低，投资降低，利率非常小，居民一般都拥有现金，这样就会使得有效需求发生不足，从而为政府进一步干预经济给予有力的理论支持。这三种心理规律刚好是实际趋利行为的真实反映，是将资本主义精神作为其发展的基础的。在我国的经济中，这些指导理论是无法直接进行运用的，我国目前主要的经济理论的主导思想就是“内圣外王”，我国主要声张的是“达则兼济天下”的思想理论，主张人的毕生追求不过“修身、齐家、平天下”。因此，三大心理指导规律即便在我国存在，也不会成为经济运用的主导规律，其宏观经济的主要管理理论要在我国成功应用，一定要建立在“内圣外王”的基础上才行。

结论

摘要：在传统理念中，人们通常是把发达国家的生产者作为核心因素来研究国际贸易的发展，在国际贸易发展的进程中，一直把短期直接利益当作是贸易发展的重要环节，对长期间接利益有所忽略。对一些落后国家的贸易发展关注度不够，出现了片面静止的贸易利益框架，束缚了国际贸易的理论发展。因此，要将理论体系中合理科学的部分与贸易投资的最新实践相互结合，进而创立能够全面客观反映国际贸易利益来源嬗变与发展的框架理论，促进国际贸易的发展。

关键词：国际贸易利益;来源;嬗变;发展

传统贸易利益的来源与国际贸易实践及理论认识水平息息相关，极具时代性，但是缺乏时效性，因此，需要吸收传统国际贸易理论中的有效成分，并将其与国际贸易的最新发展相结合，进而满足国际贸易发展的时代需求。

1古典经济理论的贸易利益来源

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期间，古典经济学首次建立了国际贸易经济理论，认为国际市场的完全竞争及要素都不能进行跨国交易，贸易的重要利益都来源于商品价格和劳动价值。古典经济学理论表明，短期直接国际贸易利益与市场的配置情况有关，经济机制是由各种价格制度连接在一起的庞大体系，是生产者之间进行交易的重要途径。国际市场的主要功能就是帮助人们交换自身生产过多的产品，尽量实现自己的效用最大化。国际贸易的最初目的就是输出人们不需要的产品，换回自己心仪的物品，国际贸易对商品生产的专业化分工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国际贸易的市场配置职能将生产的比较优势转为经济利益的增加。社会公众认为，一切的贸易行为都可获得利益，否则就没有存在贸易交换的必要性。国际贸易的市场机制在不断扩大，致使一些国家将自己的人力、财力、物力都投入到收益最大的部门，通过一些激励机制、奖励机制等来合理有效地分配劳动力。市场力量的不断扩大促使一些国家发生经济体制变革。一些经济欠发达的国家也进入了国际市场，逐渐被市场机制所同化，各种制度变革也会影响国际贸易利益。示范效应及制度变更的显效时间较长，不同于直接的国际贸易利益，极易被忽略。国际贸易主要通过减少劳动时间及完善贸易条件来获取利益。古典经济学家认为“贸易是一种相互交换剩余产品的行为”，亚当斯密也同意此种观点，其表明国际贸易是销售剩余产品的主要途径[1]。李嘉图认为在国际贸易中，出口优势产品，进口劣势产品有助于国家实现既定的福利水平。国际贸易增强了社会各项产品的专业化分工，减少了劳动力的使用。若是劳动生产能力能够得到大幅度提高，将会极大地提升劳动者的专业生产技能，从而节约劳动时间。古典理论学家曾认为市场配置是促使贸易利益产生的最重要来源，对市场发展的空间进行不断扩充，提高商品的交易速度，降低成本回收期限，有利于开发和利用闲置商品。若是厂商在国际贸易的竞争过程中拥有比较优势，那么其将会成为最大的受益者。国际贸易的示范效应能够提高生产率，各个国家之间的商品贸易极大地促进了国际交流，开放的国际贸易经济体系更有利于国家经济发展。古典理论更多的是强调市场原则、市场规划，掩盖了“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间接利益与资本主义制度混淆不清致使古典理论的贸易来源更倾向于理论研究，缺乏实践来源[2]。

2新古典经济理论的贸易利益来源

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发展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理论的发展探究，在有效吸取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上，将要素禀赋理论和组织结构分析加入到国际贸易发展的理论当中。分析与探究了企业经济利益和要素边际产出的影响，建立了以要素产出及国民收入为核心的知识体系。要素价格能够准确地反映出商品的稀缺价值，边际产出能够科学合理地体现出产品的转化水平。各个要素市场相互分离，各个产品市场相互统一能促使企业资源不断向财富进行转化。一个企业若是出口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能够促使企业获得更高的利益报酬，进而使得生产企业积极扩大生产规模，获得更多的规模报酬；国际贸易的不断发展致使要素部门的分工越来越明确，贸易的短期成本若要转变为长期成本，将要承担一系列由于边际产出效率下降而带来的损失，要素的价格及稀缺程度都会受到国际贸易局势变化所带来的影响。对外出口的产品增值与产品的劳动力节约之和超过富裕要素的上升价值与稀缺要素的下降价值之和，国际贸易就能有效地将资源转化为财富。长期的间接贸易利益与各国间的交流及政府干预息息相关。国际贸易的发展能够扩大贸易市场、健全贸易机制，减少贸易交换品的生产成本也是促进国际贸易利益产生的重要来源。国家对贸易进行干预，实施保护政策，在某个特定时期、某个特定背景下也会促进贸易利益的增长。提高产出量、增加收入也是贸易利益提升的来源之一，一般来说，大多数劳动力充沛的国家将会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新古典理论比较注重比较优势，认为其会拓展国际贸易的利益来源，要素市场和成本市场是探索贸易利益来源的微观基础，而国家产品的产量及收入是获取贸易利益的宏观基础，此种观点突破了传统古典经济学的桎梏。各国经过不断的贸易实践，已经总结出一系列交易惯例，进而形成国际贸易所要遵循的规章制度，各国也在不断分析整合贸易数据，降低了对市场配置的盲从，国家干预手段不断增多，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市场的超额损失，这些因素也是间接利益的重要来源[3]。虽然新古典经济学对国际贸易作出了重要理论支撑，但也仍然是处于静态片面的国际贸易理论分析，用货币和消费来作为衡量贸易利益的标准，致使测评结果产生一定的偏差。没有充分考虑到技术创新及产业结构所带给国际贸易发展的重要影响，过分强调要素配置作用，缺乏对经济欠发达国家的经济理论分析，使经济理论的说服性有所降低。

循环经济理论的产生是基于20世纪全球高速推进的工业化所形成的一种单向度、线性的“高开发—低利用—高排放”的增长模式的一种反思，是对过度工业化所造成的生态危机的一种自觉的克服和抵制。在循环经济理论视野下，经济活动被理解为一套物质资源循环往复的流动过程，即“物质资源—劳动产品—消费产品—循环资源”，而这一过程所遵循的是“节制开发，高效利用，限制排放”的原则。这一全新的经济发展模式顺应了现代社会文明、集约型发展的大气候，是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正处于工业化转型期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不可多得的创新思路。我国西部地区作为经济后发地区，完全有必要顺应这一形势，在迎接工业化发展的同时，积极发展生态旅游产业，以循环经济模式推动整个经济社会实现内涵式增长。   一、循环经济理论对西部地区生态旅游发展的指导意义   (一)循环经济理论指导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和生态三大效益的实现   “循环经济理论摒弃单线程发展理论的那种完全以经济效益实现为唯一目的的思路，而以全面的、可持续的视野构筑了经济、社会和生态三大效益的共同实现目标。它所主张提倡的经济发展模式内涵是和谐共处的经济发展与生态系统关系格局，而实现这一格局的基础在于要求节制资源开发使用、提高资源利用次数和效率、对资源废料的回收利用等。”［1］从这个角度来讲，西部地区要实现三大效益，就必须要以循环经济为基本的指导。首先，西部地区开发过程中由于要严禁至少尽量减少对原生态自然资源的破坏和过度低效利用，要秉承一种保护性开发的态度对待生态资源，并通过强有力的措施诸如一票否决制等进行严格控制，严肃惩治那些因一时经济利益和政绩冲动所引发的随意开发行为。这是从旅游资源的提供方而言。其次是针对旅游资源的消费方，也就是广大旅游观光者。循环经济理论也能够教育他们形成一种文明、节制的消费观念。一般而言，旅游消费从顺序来讲，包括交通、餐饮、住宿、游玩、购物、休闲等等，每一个消费环节都要直接或间接的耗费一定的资源，尤其是在旅游资源所在地的消费，如若消费观念不健康，以不文明的方式消费固定的生态资源，必然会在日积月累的效应下造成生态资源的流失和生态系统的整体失序。而循环经济理论能够起到很好的教育塑造作用，让游客形成文明的旅游观并指导文明的旅游消费。可以说，循环经济理论的现实意义，就在于它力求遏制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以及保持生态平衡的目标，是建立在一个全过程基础上的，包括开发生态旅游资源工程环节、设计和营销生态旅游产品环节和循环利用“后”资源工程环节。   (二)循环经济理论指导西部地区生态旅游支撑系统的建立   在马克思主义自然观视野中，生态问题是一个社会问题，人与自然关系决定于人与人的关系。因此生态旅游资源的合理利用和开发，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需要全社会包括政府、企业、专业机构、市民等多方面的支持。而对于繁复庞杂的生态旅游资源开发和利用项目工程，必须要有一个事无巨细的支撑系统。“在循环经济理论视野下，这套支撑系统从微观讲包括经济政策支撑系统、法律法规支撑系统、专业评估支撑系统和技术支撑系统等，都对西部生态旅游有着重大的指导和促进作用。”［2］基于我国西部地区在生态旅游发展战略上存在的宏观政策定位不明确、法律法规体系不完善、专项评估能力弱及不到位、科技及创新能力不足、公众参与不积极等问题，都可以通过对循环经济理论的灵活掌握和运营得到解决。比如，可以通过循环经济理论中常用的绿色核算系统来构筑西部地区生态旅游的整体经济指标评估体系，用以整体上、宏观上把握生态旅游发展过程中对环境的破坏和对资源的消耗的量化程度，从而深刻而直观地认识到生态旅游的必要性和实实在在的效益。而另一方面，西部地区有必要将循环经济理论中的技术元素活用到生态旅游建设中去。比如一些比较普遍的技术类型，废物利用技术，水污染、大气污染、固体污染等污染类型的治理技术等。积极采取无害或低害的新技术、新工艺，生产清洁耐用的生态旅游产品，从而真正实现高产出、低投入和少污染。值得注意的是，循环经济理论作为一种具有普遍性、抽象性的理论，必须要大众化和通俗化，才能成功的吸纳广大社会民众的真正认同、参与和践行，才能真正促进生态旅游的真正有序发展。特别是要通过生态旅游教育以绿色消费理念引导游客，使西部生态旅游走上良性发展的轨迹。   (三)循环经济理论指导西部地区生态旅游推动经济发展   循环经济理论指导西部地区生态旅游产业的发展合理地进行经济维度的生成。首先是可以指导其生态旅游产品的多元化功能实现。“循环经济理论认为GDP增长不仅有数量的增长，还有价值的增长，而对于生态旅游发展而言，尤为重视这种价值的增长，即内涵式增长。”［3］因此在循环经济模式的指导下，西部地区生态旅游产业可以通过对其生态旅游产品进行充分的展示和解释，并在此基础上强调其产品质量内在所体现的生态旅游功能，包括观光游览的旅游功能、促进社区协调发展的功能、生态环境的保护功能和生态环境的教育功能等。而只有真正将生态旅游的各种功能落到实处，找到抓手，才能真正实现生态旅游精品的升级和创新性塑造。其次是可以指导其服务品质的提升。旅游业本身就是一种以服务为中心的产业类型，而生态旅游在循环经济理论的指导下则要实现对服务质量的提升和优化处理。这种产业升级具有一个重大的社会意义，即推动社会结构从生产型转向了服务型。   二、循环经济视野下西部地区生态旅游发展策略   (一)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循环经济产业体系   生态旅游是生态经济产业链上的一个环节，因此从产业结构和整体产业链的角度来讲，要先从宏观上构筑一个完整的、贯通的产业链和产业体系，包括生态工业、生态农业，这样才能真正实现西部地区各产业资源之间的良性互动和高效利用，并从产业类型形成一种补给与攀升的此消彼长的常态发展模式。首先在生态工业建设上，通过文明、集约化生产模式的实施，率先在企业层次实现循环经济，通过各种生产模式创新和变革，从根本上限制生产对生态的不利影响。通过各种新兴技术的运用，积极循环利用各种工业废弃物，在工业生产体系内实现“生产者—消费者—分解者”的循环模式，从而实现与自然和谐共存的基本生产目标底限。其次是在生态农业建设上，主要遵循“立体式农业系统”，即“太阳—沼气—耕地—畜牧业”和“鱼塘—鸡鸭鹅”共生的多层次农业系统，以及各种形式多样但遵循生态规律所开展的有效的农业耕作模式。最后是在生态旅游业的“总结式”综合发展上，在生态工业和生态农业的发展基础上进行整合式、联动式的发展，以文明、集约、节制的态度对待待开发利用的生态旅游资源，要适度、有底限、有分寸地开发，要始终在承载力的允许范围内进行挖掘利用。同时还要不遗余力地修复和补偿被破坏的生态资源，以尽量小的代价去实现生态旅游资源的转化和循环利用，从而达到生态环境的基本平衡。#p#分页标题#e#   (二)建设循环生态文化以促进西部生态旅游的全方位宣传   “文化是现代企业体制下不可多得的精神资源和动力源，而西部地区生态旅游产业的发展有必要通过文化来进行全方位的宣传，无论旅游资源开发利用的营销方还是消费方，都能够逐步培养出文明、集约、有序的循环生态旅游意识，这就是循环生态文化作为西部地区生态旅游产业的整体产业文化的集中体现，它是一种张扬了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稳定发展的文化，自然是西部地区生态旅游产业发展兴旺的不竭动力。”［4］“从微观上来说，循环生态文化包括旅游城市的整体面貌、城市风情与风格，还有城市以及地区市民的循环生态意识，以及生态循环意识在体制文化、社会风气方面的具体体现。”［5］可以说，构筑循环生态文化系统，是西部生态旅游产业发展的最高层次，是对产业自身的一种凝练和超越，是进行产业升级的质变动力。   现代旅游业已然构成了西部地区的振兴经济、推动社会进步的支柱性产业。“在自然资源与生态的双重限制下，循环经济生态旅游产业势必成为西部地区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旅游业常态繁荣的首选路径。”［6］西部地区与东部、中部地区经济发展阶段和整体产业结构均不相同，发展背景、发展需要也不一样，因此在进行生态旅游产业建设时也会有不同的情况和条件限制。因此当前就应该构建一种以政府主导、企业运作、专项机构介入和全体市民参与的综合发展机制系统，通过旅游循环经济园区、绿色旅游企业、环境友好型旅游城市等形式来大力推进旅游循环经济，坚持整体推进、示范带动、重点突破、逐步推进的原则，促进西部地区旅游业可持续发展。这需要政府机构提高环境建设意识，集中力量进行循环社会的建设，同时鼓励群众积极参与，完善法律规章制度，加强监督机制，将各类生态产业有机地结合起来，培养民众生态意识，推进生态旅游县域的发展，最终形成和谐的循环经济型生态旅游县域。

本文作者：武 王斯一 单位：海南大学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研究所 北京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辛亥革命是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中国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它推翻了清王朝二百六十多年的专制统治，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辛亥革命在给帝国主义沉重一击的同时，极大地推进了当时社会生产关系的变革，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也使中国无产阶级队伍日益壮大。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对中国社会思想的变革有着巨大的历史意义。其中的民生主义理论，直接撼动了中国几千年封建经济思想的基础，为中国现代经济理论开启了大门。作为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发端与起点，辛亥革命还为日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产生与发展垫定了基础。特别是孙中山在“新三民主义”中阐释的民生主义，更是为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做出了最初的贡献。

一辛亥革命与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发端

中国现代经济理论是近年来新建立的崭新学科，是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以来关于振兴中华、富民强国的一系列经济观点、思路、理论及学说的总和，是在中国国情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学习西方并借鉴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经验的、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以追求并实现经济现代化为核心的经济理论体系。这就是说，中国现代经济理论从总体情况看，起始于辛亥革命。虽然从经济理论的性质、目的与基本内容的不同，中国现代经济理论大致可划分为三大部分，即中国共产党的经济理论;中国国民党的经济理论与非国非共的“第三理论”，但就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主干部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产生、发展与创新而言，应当说，也是辛亥革命为其开创了坚实的基础与广阔的前景，其早期形态———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也正是随着辛亥革命及其影响的深入而逐步拓展为以中国国情与发展阶段论、过渡时期经济论、社会主义经济改造论、工业化道路论、经济改革论、市场经济论和科学发展观等为主要内容的经济理论体系，从而成为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重要内容。毋庸置疑，辛亥革命作为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发端，就中国国民党的经济理论而言，是基本没有异议的。但是，同时也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象征性起点，仍有不少异议。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上线应该在新中国成立的1949年。这样，中国经济思想史近现代部分的历史分期与中国经济史近现代的历史分期才能吻合。其实，中国经济思想史同中国经济史是截然不同的两门学科。

对于中国经济史来说，它是以中国社会历史上各种不同生产方式以及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形成、发展、变化及演进过程和必然归宿为研究对象，用大量的具体史实揭示历史上各种社会经济的不同结构与形态及其发展变化的运动规律。其中的中国近代经济史，上限一般划在1840年，下限划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这样划分是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因为这一时期中国的社会经济性质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但中国经济思想史就不同了，它的研究对象是中国历史上经济思想、理论、学说的产生、发展、演变的过程、条件、特点及状况，探求并说明中国经济思想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及阶段的内在规律性。其中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上限亦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但下限不是划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而应划在1911年辛亥革命。基本原因在于:

第一，经济史与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对象是不同的。经济史面对的是经济实在，而经济思想史面对的是思想观念。研究经济思想史无论如何不能脱离经济史，但经济史的研究却绝对不能替代经济思想史的研究。经济思想相对于经济现实是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如果把中国近代经济史的分期套到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上，至少是混淆了两个截然不同的学科。

第二，从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看，虽然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前，这一时期中国的社会性质和经济性质，并未因为以为标志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两个阶段的划分而发生根本变化，但是，以辛亥革命为标志的两个不同历史时期相应的主体经济思想，其性质、特点及基本内容却发生了根本性转变，这就为经济思想史不同时期的划分提供了实质性的依据。以辛亥革命为界，在此之前，经济思想的主体是封建经济思想与封建改良主义;在此之后，经济思想的主体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和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

〔摘要〕宏观经济学经过八十多年的发展，其重要进展体现在模型动态化、引入理性预期、为宏观理论建立微观基础、对总供给行为进行详细刻画等方面。但是，宏观经济学仍存在加总的理论基础不扎实，重要经济结构没有引入宏观模型，重要经济、政治制度的理论刻画仍不深入等不足。实证主义和证伪主义科学哲学在20世纪初的快速发展是导致主流宏观经济学出现上述进展与不足的重要原因，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作为古典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分析框架和方法能够为主流宏观经济学的发展提供重要借鉴和启示。因此，宏观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相互借鉴，是促进主流宏观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进一步发展的重要途径，也是推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重要方向。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主流宏观经济学;政治经济学

一、宏观经济学的起源与发展历程

凯恩斯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使宏观经济学成为经济学中相对独立的学科方向，为现代宏观经济学的传播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凯恩斯认为市场在短期中存在失效的可能性和机制，并提出增大公共支出的需求管理政策可以使经济复苏。更为重要的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为政策制定部门提供了一个计算政府支出和税收对经济行为影响的数量方法。此外，凯恩斯为突出一些重要变量(例如就业、收入、利率和价格)在给定时点上的同时决定，不再强调宏观理论的动态性。因此，在一个静态模型中直接研究总量行为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严重不足，将模型动态化并为宏观模型寻找微观基础是许多宏观经济学家在20世纪下半叶所做的主要工作。20世纪60年代，以Hicks和Samuelson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学派进一步补充和完善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而同时期以Friedman为代表的货币主义学派则首先对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提出质疑。新古典综合学派认为，凯恩斯主义理论解释了存在价格调整障碍时，经济冲击和政策干预对经济的短期影响和机制，传统的新古典理论则对价格能够灵活调整时长期经济运行给予了正确解释。因此，新古典综合学派认为，宏观经济理论与微观经济理论之间能够相互兼容。货币主义学派对凯恩斯主义理论提出了三点根本性批评:首先，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过于强调财政政策的作用，忽略了货币供给也是总支出的重要决定因素。其次，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仅考虑政策的短期效果，货币主义学派则强调需求管理政策在长期无法影响实际收入和就业。最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作为静态模型忽视了预期对宏观经济运行重要影响，货币主义者强调在结构方程中预期发挥着重要作用。20世纪70年代，理性预期革命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快速发展对宏观经济学产生了重要和深远的影响。Lucas和Sargent的研究认为，预期对各经济主体的行为具有重要影响，将理性预期引入宏观经济学理论建模具有重要意义。更进一步，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将具有微观基础的跨期一般均衡理论引入宏观经济模型，并认为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所使用的宏观经济计量模型存在不恰当之处。Lucas［1］认为这些计量模型无法识别经济中存在的真实经济结构，由于公众对未来的预期会改变其行为，所以，当经济政策调整后，仍假定经济中重要结构和行为不发生改变，就无法对政策和经济运行进行正确分析。20世纪80年代，Kydland和Prescott［2］、Long和Plosser［3］创立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并对宏观经济理论做出如下三点重要贡献:首先，经济周期是经济对外生冲击最优反应的结果，不是市场机制的失败。其次，该理论将波动模型建立在跨期一般均衡模型基础上，并给出了模型数量化的方法。最后，该理论强调对供给行为的建模，供给决策是宏观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通过假定供给对需求变化具有完全弹性，从而忽略了总供给行为对宏观经济的重要影响。20世纪90年代，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获得快速发展，并逐渐成为目前最重要的宏观经济分析框架。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综合了真实经济周期理论与“新凯恩斯”模型的特点，采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并将不完全竞争、价格调整障碍引入理论模型，并对各要素市场的价格决定机制进行了详细分析。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借鉴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观点并将它们融入一个完整模型，并进一步对经济波动和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和传导机制进行详细建模。由于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模型是具有坚实微观基础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并引入垄断竞争、价格和工资粘性、理性预期等特征，因而该模型是目前研究经济波动和宏观经济政策最重要理论框架。

二、主流宏观经济学的重要进展与不足

1.主流宏观经济学的重要进展

作为主流宏观经济学，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理论构建、模型处理、基本假设、主要结论以及模型包容性和可扩展性都超越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并综合了宏观经济学各流派的主要观点，主流宏观经济学的重要进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中为宏观经济理论建模。作为宏观经济学家最为关心的三大问题，即经济增长、经济波动和宏观经济政策，本质上都是一个动态问题。首先，经济增长理论中核心问题之一是最优储蓄决策，该问题就是一个典型的动态决策问题，拉姆齐模型就是在一个无穷期动态框架中分析行为人的最优消费和最优储蓄决策问题，而拉姆齐模型与真实经济周期模型、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具有天然的内在联系。其次，作为研究经济波动的主流宏观经济模型，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模型在一个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框架中为家庭决策行为和企业最优定价行为进行理论建模，并通过动态规划等动态优化方法求解模型。最后，现代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特别关注政策动态不一致性对其有效性的影响，由于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框架是一个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因而在该框架中研究政策的动态不一致性具有天然便利性，并认为对未来政策行为做出可信的承诺是提高政策有效性的关键。因而，将静态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模型扩展为动态的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模型是主流宏观经济学最重要的发展之一。第二，将理性预期引入宏观经济学，并对宏观经济理论建模、计量模型设定与评价和宏观经济政策制定产生革命性影响。早期宏观经济理论，如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和新古典综合宏观经济学，通常为静态模型并较少考虑行为人预期对经济运行及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Muth［4］首先将理性预期引入经济学分析，Lucas［1－5－6］则在20世纪70年代将理性预期引入宏观经济学模型，证明这一方法能够成功应用于宏观经济政策研究，并指出这对于政策效果的计量评价具有重要意义。Kydland和Prescott［7］在Lucas相关研究基础上，首先提出经济政策制定不是与自然而是与理性经济行为人的博弈，当经济行为人是理性且具有前瞻性时，政策制定者就受到社会公众当前和未来行为选择的约束。因此，最优政策的制定需要考虑社会公众当前与未来的行为选择。第三，为宏观经济学建立完整、稳健的微观基础。凯恩斯经济学和新古典综合宏观经济学最重要不足是从总量假设出发研究总量关系，在Lucas［1］提出“卢卡斯批评”之后，宏观经济学家达成共识，即一个好的宏观经济模型应当具有微观基础，总量行为关系应该是从微观个体的跨期最优化行为中得到。随后的宏观经济学，如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和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均是从家庭和企业等经济行为人的微观主体出发建立。从微观基础出发为宏观经济理论建模最重要的吸引力在于，它提供了一个通过对深层次结构参数分析的框架，这些结构参数不会随政策的变化而改变。因此，这一研究框架可以有效回应“卢卡斯批评”，同时，该研究框架可以对宏观经济政策的福利影响进行讨论，从而使宏观经济学自身获得了更科学的基础，其逻辑一致性更强。第四，对宏观经济的供给面进行更加详细的刻画。总供给是每个一般物价水平上经济体愿意并且能够提供总产品和服务的数量。早期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新古典综合经济学和货币主义学派讨论的重点是总需求管理，以Lucas为代表的理性预期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更加强调总供给行为的微观基础，并在分析中强调供给冲击对总供给行为和经济波动的影响。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则进一步强调理性预期和微观基础对总供给行为和宏观经济政策有重要影响，并认为市场不完全和价格调整障碍会导致经济调整至自然率水平的速度变慢。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从微观基础出发将总供给影响因素扩展至包括生产成本等多个方面，使理论模型的供给面能够解释更加丰富的宏观经济现象。

作者：褚军亮 单位：兰州商学院经贸学院

一、前言

从整个宏观经济学分析基本出发点来看，可以将目前主要的宏观经济学理论划分为基于劳动力的宏观经济学和基于货币的宏观经济学［1］。所谓基于劳动力的宏观经济学，其基本思路是，在整个的社会经济运行中，劳动的雇佣无论在时间上还是在逻辑上都处于比资本更重要的地位。资本品从本质上说是劳动和自然资源相结合的产物，相对于资本，劳动更基本。尽管现代经济将劳动雇佣简化为通过支付货币工资来实现，但是货币的使用并不是雇佣劳动进行生产的先决条件，因为劳动雇佣可以存在于以货易货的经济环境中，甚至在理想化的克鲁索经济体中，克鲁索•鲁滨逊还可以自己雇佣自己。与此同时，甚至在资本密集程度很高的经济体中，工资支付在整个国家收入中也占相当高的比重。大量的失业和收入水平的下降说明宏观经济出现了重大问题。而且，劳动力的收入和支出也对整体宏观经济有非常重要的影响。从以上这些方面可以看出，就业问题始终是宏观经济学极为关注的问题，在宏观经济理论的构建中超出了货币和资本而受到了最先关注。而从凯恩斯开始的宏观经济学以及后续的新古典综合、新凯恩斯主义、新古典主义、理性预期学派，无非是在这个基础上加入了不同的假设，对一些问题从不同角度进行更为细致的研究［2］。但是，整体来说它们都没有超出以对劳动力雇佣作为重心的理论构建模式。所谓基于货币的宏观经济学，其基本思路来源于对货币在经济体中的重要性的思考。现代经济，货币作为一个普通的交换媒介渗透到整个经济体系，很多的宏观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自然也会由货币的动态表现出来，因此，货币供应成了现代经济体系中的核心问题［3］。货币作为一种传递机制和冲击因素对宏观经济产生重要的影响，也正因为此，所以在宏观经济学理论的构建中，货币也是理论构建的一个重要的出发点。货币主义就是这种思路的突出代表［3－4］。

当然，这种划分并不是绝对且严格的，因为现代的宏观经济理论为了更好的解释经济现象，都试图结合其他学派的合理假设以获得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因此，这两种理论基本的出发点在一个宏观经济理论中会同时出现，只是侧重点不同而已。为了简化，本文拟不对以上两类宏观经济理论进行详细的评判。简单来说，上述两类宏观经济理论的视角，都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没有考虑资本结构，或者说没有将资本理论融合到宏观经济分析中。都表现为更注重总量的分析，隐含假设社会的资本结构不变(基于劳动的)，或者认为整个社会经济运行内部机制由于太复杂无法分析，只能作为一个黑箱来处理。虽然理性预期学派的出现在理论方法上试图建立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但其基本方法无非是从微观主体的一些假设出发，然后通过加总推广到宏观层面，从形式看似乎有了微观的基础，而由于忽略了微观主体的多样性，只是通过设定几个代表性的微观主体的特性，然后进行加总，这从本质上还是一种总量方法。总量方法最大的缺陷就是一些总量之间的关系缺乏确定的逻辑关系，因此只能通过历史数据运用一些计量经济学的技术进行实证，但是这种实证一方面缺乏理论的普遍性，因为历史数据都是特殊具体的，无法获得一般的理论关系。另一方面，即使从实证的角度，很多宏观量的关系也是不确定的。比如菲利普斯曲线的朝向问题，短期菲利普斯曲线和长期菲利普斯曲线的问题。从短期看消费和投资的正向关系和长期看消费和投资的负向关系等等。同时，以上的理论分析框架最大的问题是没有成功的引入内生的时间和货币的因素，这两个都是作为外生的变量而任意引入到分析框架以进行动态分析。这样就无法有效解释宏观经济的商业周期现象［1，5－6］，从而把短期的宏观经济波动和长期的经济变化分开处理［7］，把长期的经济变化专门用相应的增长理论来考察，导致在实际的经济政策上存在不少问题。而要完善以上的不足，就应当考虑社会经济活动中另一个重要的因素，那就是资本，应该将资本理论引入宏观经济分析中。这方面，奥地利经济学派发展出了相当完整的资本理论。而跨期资本结构可以自然的将时间和货币作为内生因素引入整个宏观经济分析框架来架构理论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自己的商业周期理论，从而成功地解释了经济的周期波动现象［8－10］。本文按照奥地利经济学派所建立的以资本为基础的宏观经济理论作为分析框架，首先对分析框架进行介绍，然后运用该分析框架对通货膨胀和利率的关系从新的角度进行理论分析。

二、基于资本结构的宏观经济学分析框架介绍

该分析框架包括三个基本部分:可贷资金市场、生产的可能性边界和跨期的生产结构。这三个部分相结合就形成了完整的以资本为基础的宏观经济分析框架。

1．可贷资金市场。可贷资金作为最一般的基本概念，当市场达到大家共识的利率的时候，其供求达到均衡。可贷资金的供给表示不同利率水平下的借贷意愿;需求表示不同利率水平下对资金需要的迫切程度。对此，可以用图1简单表示如下。由于引入了新的分析内容，相应的要对这里的分析框架进行不同于传统宏观经济学的解释［1］:

［摘要］劳动经济学教学改革应转变传统的以讲授法为主的教学方法，以培养学生的合作学习和经济学思维能力为主要教学目标。运用思考-配对-分享的小组合作学习方法，辅之以注重培养学生经济学思维能力的教学策略，运用于劳动经济学的课堂教学中，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关键词］劳动经济学；合作学习；思维能力

劳动经济学是应用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它也是高校经济学和人力资源管理专业学生的一门必修课。随着劳动经济学学科的发展，如何转变传统的教学方法和教学理念，培养学生的合作学习和创新思维能力，使他们成为一个有效的实际经济问题的解决者这个任务迫在眉睫。

一劳动经济学课程教学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以教师单方面讲授为主，学生参与度较低

劳动经济学的主要内容包括劳动力的需求与供给、劳动力市场的均衡、工资理论、就业与失业等。该课程理论性较强，内容多且经济逻辑多以数学函数推导和图形来演绎，又因为课时有限，因此，当前高校劳动经济学的课堂教学多数以教师讲解为主，被称为“chalkandtalk”。学生也是被动接受老师灌输的知识，并形成一种惰性，自己去积极探索和思考的很少，课堂参与度较低。这种培养模式使得学生缺乏后续自主学习能力和创新思维能力，当他们在以后的工作中遇到新问题时往往会不知所措。而企业等用人单位在招聘时却大都并不看重学生在校期间的考试成绩，而更看重的是学生遇到新问题时的解决能力，团队合作能力和对新环境的适应能力。因此，面对快速的技术进步和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劳动经济学课程教学应注重培养学生的合作学习能力和经济学思维能力。

（二）学生不能成为有效的问题解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