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诵稿范例

为了隆重纪念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周年，我委决定在中心小学校园举办区少先队建队日主题活动，工作方案如下：

一、活动时间

10月13日9：00——9：50

二、活动地点

中心小学校园

三、参加人员

1、拟请区委副书记，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区委常委、副区长、宣传部部长；

摘要：在朗诵艺术表达中，有声语言是表情达意的主体，但副语言同样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以往的研究中，研究者们对副语言的功能、作用及重要性已有相关论述，但在朗诵表达指导与训练的教学实践中，我们发现副语言在艺术表达中存在某些表征问题，这些问题与有声语言表达的不准确甚至是错误密切相关。本文通过论述副语言的定义、作用与功能，分析副语言在眼神、表情、动作三方面的表征问题，给出基于朗诵指导与教学实践经验的调整策略，以期为相关专业的教学者和朗诵表达者提供实践参考与训练指导，更好地实现内容与技巧紧密融合的艺术语言表达。

关键词：播音主持；副语言；朗诵艺术；表征问题

朗诵艺术是有声语言艺术领域中较为重要的一种艺术形态，其与信息传播的表达不同。鉴于艺术创作的相关特点，朗诵艺术表达的主观性、导向性、风格性更为明显与突出。播音主持艺术表达一般会从有声语言和副语言两个方面分析表达内容、情感与技巧的统一。其中，有声语言作为“显性”的外在形式，是受众关注的重点，但副语言亦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隐性”作用。张颂教授认为：“副语言是语言的副产品，伴随着语言，附属于语言，辅助语言共同完成表情达意、言志传神的任务。”①副语言包括多种类型，如眼神、动作、表情、妆容等。为明确研究对象，本文将副语言分为两类：一是“主观性副语言”，即依靠表达者个人主观意识控制或调整，表现与情感、意义相关元素的外化形式，包括眼神、动作和表情等；二是与之相对的“客观性副语言”，即依靠表达者外在修饰表现情感与意义、不受主观内心影响的相关元素外化形式，包括妆容、发型、服装与配饰等。本文主要分析朗诵艺术“主观性副语言”中眼神、表情、动作存在的表征问题及调整策略。播音主持副语言在艺术表达中发挥着重要功能，其在表达意义与情感层面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补充信息。有声语言表达虽然能够对文本语意做完整陈述，但仍需利用副语言补充引导性与动作指向性的信息内容。比如，朗诵中经常有“看……”此类的方位指向表达，从文本来看，表达者往往难以准确表现“看”的方向与内容，此时若通过眼神的变化描绘其方向———往左或右、远或近看，则能补充有声语言表达不充分的位置信息，引导受众更加准确地进入表达者所营造的情景或情绪中。二是表现情感。有声语言在语意表达上发挥着基础的功能，但在情绪表达上却不能做到尽善尽美。部分有声语言无法表现文本内涵与个性化的情绪态度，需要借助副语言表现其内涵性的情感。如“你吃了”这句话，表达反问时仅通过有声语言难以完全呈现表达者的个人主观情感倾向，如果表达者此时加入副语言“皱眉”的表情，则传递出对“你吃了”的不满等情绪色彩。三是规定语境。语境是受众理解语意内容的基础，如果语境不清就无法做到对语意的准确把握。如“我跟你说”这句话，在多人现场时仅通过有声语言表达无法确定其目标对象是谁，可能会出现交流的误解或障碍。如果借助眼神望向其交流对象，则能让在场者明确自己是否处于这场对话的语境中。此外，从传播效果来看，也能让受众明确有声语言的目标对象，利于信息与情感的接收。

一、本末倒置———副语言表征问题出现的原因

播音主持副语言虽然在朗诵艺术表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在朗诵指导与实践的教学中，我们却发现学生对语言表达形式技巧的主动运用与最终应呈现的情感意义并不对位，即有声语言与副语言的错位。比如，文本及有声语言是“他笑了”，但表达者的副语言却面无表情，虽然文本及有声语言有“笑”字，但传递出的情感却无“笑意”。究其原因，不难发现是表达者“外化文字之形”而未“内化文字之情”所导致。因此，我们发现副语言的表征问题与有声语言表达的不准性是正相关关系，即副语言不准确，则有声语言表达不准确，副语言对有声语言起着引导与表现的作用。而副语言表征问题主要原因包括两方面。一是对朗诵艺术创作的理解存在偏差。艺术创作是一种主动性、主观性、创造性的行为，要求表达者对文字稿件生发出相应的情绪感受，再依据文字稿件，结合表达技巧加以外化呈现。在创作过程中，表达者的主观性、主动性及创造性尤为重要，但不少表达者看到稿件就“见字读字，不思其意”，企图依赖艺术表达的形式技巧，尤其是播音主持语音发声的技巧，毫无创造性地“转述”文本，从而导致了以上情况的出现。二是对朗诵表达技巧的学习存在偏差，这里所说的学习偏差主要是学习理念方面。从播音主持艺术的发展来看，早期播音主持理论与实践技巧均是从播音员主持人的实践经验总结而来，这种技巧的生成所遵循的路径是“实践—总结—经验—理论”，其普及过程是“个人—整体—个人”，即播音员主持人把个人的创作经验凝结成整体的理论或实践经验技巧，再传播给后来的学习者。因此，对于播音主持相关的语言技巧学习，应先展开主动实践，即投入情感艺术创作，发现有表达不恰切或其他问题时，再依据已形成经验的技巧或理论角度进行调整，而不是直接利用技巧或理论，进入朗诵艺术的创作实践。如果倒行逆施，就会导致艺术表达“有形无神”的现象。在目前的教学实践中，不少学习者重视技巧的“被动学习”，缺乏语言艺术的主动创作，正因这两方面的本末倒置，导致了副语言在艺术表达中各种表征问题频繁出现。

二、失焦、失控与失位———副语言表征问题及其表现

眼神、表情与动作是主观性副语言最重要的三个方面，当它们出现表征问题时，我们的朗诵艺术表达就不能充分地表情达意。首先，眼神失焦会导致“对象弱化”。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在朗诵表达中，眼神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传播过程中眼神的聚焦能够保证受众的“对象感”一直在线。但在朗诵指导与日常教学中，表达者经常会出现“眼神失焦”的情况，即眼神没有看到应该看到的人或物，这就切断了表达者与观众之间的情感链条，导致“对象感”弱化甚至丧失。比如朗诵表达中的眼神空洞。很多表达者在朗诵过程中，眼睛一直处于“空洞”状态，即好像看着某个人或某个位置，但却看不到其眼神随着文字内容或有声语言表达的情绪变化与随之产生的眼神变化，虽然眼睛在看，却眼中无神。这就导致了有声语言表达的内容在节奏上陷入混乱。表达者应做到“眼里有画面，心中有情感”，即无论是眼神的定态或动态移动都应基于文本内容需要表达者构建的场景或画面，抑或是表达过程中需要关照的受众互动与情绪反馈，形成明确的“视点”，可能是具体的方向、位置或者人物。如果表达者无法做到眼神聚焦及眼神的准确移动，则无论是现场还是屏幕前的受众，都可能会感受到被当场交流“抛弃”的失落感，这种失落感即传播过程中“对象感”的弱化。从艺术表达来讲，原本应该主动的“诉说”变成了被动的“转述”，造成视听效果大打折扣，甚至让观众有被忽视的感觉。其次，表情失控导致“情声错位”。表情一直是副语言中较难控制的一部分，尤其是在朗诵表达中，很多人的表情越想控制越失控。同时，有些表达者在明确副语言表情对有声语言的辅助作用后，以为自己的表情到位，实则发挥了相反的作用。因为表达者在控制表情的同时，也放下了情感的表达，反而导致表情失控，无法准确传递文字的语意与情感，造成情声错位。比如朗诵中的表情纠结。在朗诵指导与实践训练中，学生往往在有声语言形式上饱含深情、抑扬顿挫，但细听却发现其情感总有不到位或者不对味的情况：明明是伤心、难过或失望的负面情绪，听到的却是假、装的感觉甚至一丝窃喜；明明是自豪、高兴或赞叹的正面情绪，听到的却是愤怒之感。这时关注表达者的副语言表情，可以看到其表情“十分纠结”，一边蹙眉紧绷，一边咧嘴做笑。经过多年对教学内容的探索、与学生直接交流后总结发现，这是因为在创作过程中表达者过分关注文本的“声音形式”，或过分控制舞台上的“标准表情”，导致了放弃情感表达的本位，以至表情纠结。这种副语言表情失控会使受众对表达者利用有声语言构建的“情景”与“情绪”体会错位，甚至完全没有体会。而表达者也会陷入“自恋表达”中难以自拔，观众被滞留“场外”，无法进入情感共鸣。最后，动作失位导致“场景崩塌”。表达者在朗诵过程中，位于众人仰望的“高台”上，进行当众示范，对观众进行情感共鸣及行为的引导。因此，构建具体化的场景，描绘准确画面，推动情节发展，促进情绪变化，是表达者的“舞台任务”。然而，表达过程中的动作失位直接导致了有声语言场景构建的崩塌，即无法准确传递出文本所描绘的景象。比如表达者的动作不够舒展。朗诵文稿中常有“远方”之类的情景，表达者需要建立“内心视像”后，通过有声语言构建起受众想象中的远方，此时借助副语言动作，即手臂与手掌的舒展，可引导有声语言的表现力。但受内心场景构建不足或舞台、心理等因素的影响，表达者常会出现动作的失位，即手臂不够舒展或手掌不能自然地展开，导致有声语言表达的束缚与拘谨，从而使最终呈现的“远方”场景有所不足，甚至完全崩塌，让受众无法体会其境。这种“动作失位”的情况主要是由两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一是艺术感受与舞台信念不强。艺术表达者一般在舞台上或镜头前进行情感表达与公开传播，舞台或镜头等传播介质会对有声语言及副语言表达效果产生折损，因此在动作幅度上需要足够充分、到位，一丁点不足都会影响表达最终呈现的场景与画面的准确性、情感的丰满度。二是行为习惯不佳。一方面，很多表达者并没有足够多的舞台经验，生活中肢体动作也较为“散漫”，面对需要“充分动作”时不适应，身体上的习惯没有养成，则会出现各种动作失位的情况，影响有声语言表达。另一方面，在思想观念上对“动作”有误解。要么认为动作需要“设计”，导致刻意记忆规定动作却忽视其与有声语言之间的自然关联；要么认为动作“大可不必”便随意为之，导致在朗诵过程中“行不足，言未尽，情不满”，对传播效果产生负面影响。

一、现状背景分析

1.国家重视，支持发展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指面向大众的公益性的文化服务体系。主要包括先进文化理论研究、文艺精品创作、文化知识传授、文化传播、文化娱乐服务、文化传承、农村文化服务体系等七个方面。在新的形势下，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举措，是全面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促进文化事业繁荣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大任务。有声语言是一门独特的艺术，有声语言能够穿透灵魂、感动心灵、启发智慧、塑造魅力独特的世界。而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需要大量经过专业学习的语言艺术应用型人才，尤其是有声语言艺术应用型人才。在这个大背景下，高校在培养播音主持艺术专业的学生时，迫切需要在有声语言艺术应用型人才培养中，对这一类型的学生的培养模式进行探索和实践。所以，作为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教学基础课程，“播音创作基础”的教学改革也显得尤其迫切。

2.关怀当下，观照现实

在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文化传播”需要语言艺术应用型人才，在广播、电视、新媒体等大众传播媒介领域中进行口语传播;“文化知识传授”需要语言艺术应用型人才，作为语言老师人际传授培训;“文化娱乐”需要语言艺术应用型人才，在大型文艺活动中主持、朗诵、曲艺表演等，充当有声语言舞台演员的角色;“文化传承”需要有语言艺术应用型人才，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民间文化”在博物馆、展览馆等地讲解传承，充当讲解员的角色等。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背景下，语言艺术应用型人才的培养研究与实践，有较强针对性、行业适应性、专业对应性。关怀当下，观照现实。

二、有声语言艺术人才在社会行业中存在的问题

1.人才紧缺，缺口量大。

新课程实施以来，教育目标和教学内容被不断深化，被推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三维目标要求教师的每节课都要成为莘莘学子展示青春、升华生命的重要过程和载体。在教学中不能无视学生的人生体悟、人格磨炼，不能无视学生的能力生成，更不能无视学生在课堂上生存的状况。学生是学习的主体，是课堂的参与者，学生的成功才是最大的成功。对于怎样才能调节好学生和课堂，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更新教学观念，转变角色定位，从根本上调节课堂生态   传统的课堂教学模式是老师讲，学生听，不注重学生的理解、感受，这样教育出来的学生不能够适应未来世界的需要。课堂要激发学生学习数学的好奇心，不断地追求新知，还要启发学生发现问题，独立思考问题，学会分析问题和创造性地解决问题，使数学教学成为再创造、再发现的教学。教师从“指挥者”走向“引导者”，让学生走到前台，使课堂具有灵动性。如必修三《简单随机抽样》中，我们可通过问题引起学生的注意力。开始可设计几个问题：（1）学校为了解全校学生的视力状况，该如何？（2）保险公司为对人寿保险制定适当的赔偿标准，需要了解人口的平均寿命，怎样才能获得相关数据？（3）全班有50人，现抽取5人参加学校朗诵比赛，如何产生呢？可以让学生带着问题参与讨论，发挥小组作用，自己动手设计计划，尝试解决。这样学生都会动起来，班级生态自然就会好起来。   二、精心准备，灵活调节课堂生态   教师要对教材吃透，对重难点把握到位，对知识的增长点要研究到位，对学生的优缺点要了如指掌，对课堂中可能出现的情况要调控到位，善于激发学生的激情。如必修三《简单随机抽样》主要研究两种随机抽样法：一是抽签法，二是随机数表法。在研究此节时，教师一要对教材分析到位，二要对学生分析到位，三要对重难点化解到位，四要教具准备到位。教师可通过课前准备的问题开始本节课的讨论，可以举例：在1936年美国总统选举前，一份颇有名气杂志的工作人员做了一份民意调查，兰登和罗斯福谁将当选下一任总统。为了解公众意向，调查者通过电话簿和车辆登记簿上的名单给一批人发了调查表。通过分析显示，兰登将在大选中获胜。实际结果正好相反，最后罗斯福在选举中获胜。这是为什么呢？可以让学生先独立思考，再交由小组讨论，形成定稿向全班同学发表。这样每个学生都会参与其中，如正确，在老师表扬下会更活跃。再问全班有50人，现抽取5人参加学校朗诵比赛，如何产生呢？这时学生会由生活经验想到“抽签法”。这时教师可拿出在课前做好的50个签和一个密封的盒子交到学生代表手中，让他们去尝试解决。课堂气氛一定会很热烈，效果也会很好，在平等、民主的环境中，不同层次的同学都会有收获，也就达到了我们想要的教学效果。   三、把握学生心理，及时调节课堂生态   教师要善于观察，把握好课堂上每个学生的心理动态。有的学生因情绪不稳，上课时心不在焉，影响了正常学习。这时老师要及时分析原因？如是家庭、生活的原因，可在讨论时给予关怀；如因成绩不好，跟不上老师的教学，可通过稍简单的提问，让他感受到老师的关注，老师一句鼓励的话语，有时会影响学生的一生；如果是学得不扎实，教师可给予一些中肯的批评，让他感到学无止境。老师敞开心扉的关怀、理解与宽容的眼神、一句鼓励的话语都会帮学生克服困难，排除困扰，走出人生的不快乐而活得精彩。   四、教师要做好及时总结，以期更好地提升课堂生态   著名学者李镇西是这样评价教育随笔的：“对于普通教师，甚至应该提倡这种表达———教育理念可以朴实地阐释，教育情感可以诗意地抒发，教育过程可以形象地叙述，教育现象可以激情地体现。”总之，通过反思写出来的文字是对实践的检验、理论的生成、情感的升华、素质的提升。要用教学理论来审视自己的课堂教学实践行为，要把对课堂教学实践的感性体会上升到教学理论的高度去认识、分析和总结。只有把课堂实践与教学理论有机地结合起来，才有可能把关于教学活动的零散之珠串成一条完整而精美的教学之链，才能使教师的教学水平真正地提高。   新知识时代，实践数学课堂教学素质化是创造性人才培养的需要，也是课堂融入教育改革大潮的需要。立足课堂进行“课堂革命”，带领学生走出“描红天地”，积极培养富有创造能力和创新精神的人才，这是知识经济时代对我们每一个教师发出的呼唤，更是教师神圣的职责和使命，我们必须为之而努力奋斗

2019年，我站紧紧围绕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建设、开展群众文化活动、农家书屋管理和新闻宣传提质增效等工作，强化村居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完善文化服务体系，提升文化服务水平，积极开展全镇文化活动，加大农家书屋开放力度，狠抓新闻宣传工作，较好地完成了预期工作目标任务，为建设文化强县作出了努力。

一、主要工作成效

(一)文化活动方面

1、1月份，镇文广站组织6名书法爱好者在村、社区开展了“新时代红色文艺轻骑兵迎新春送春联”活动，使当地群众切身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文化惠民政策。此次活动共书写赠送春联200余幅。此次活动在报刊登。

2、2月份，组织龙灯队在等美丽乡村开展舞龙灯闹元宵民俗文化活动。

3、3月份，镇文广站组织10多名学雷锋志愿者在城南等社区开展了“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学雷锋服务活动，服务内容有医疗咨询、血压测量、法律咨询、理发等。此次活动共接待服务对象100余人次，得到当地干部群众的良好口碑。

4、3月29日，镇文广站与镇文明实践所一起组织志愿者在村开展了“理论宣讲进村组”志愿服务活动，并邀请了市县知名讲师到场宣讲，当地100多群众聆听了宣讲，听取了讲师们对党中央2019年一号文件的解读，切身感受到党中央对农业、农村、农民的关爱及各项惠民政策。现场还发放了有关“三农”政策的宣传资料。此次活动在省市县文明网站和媒体刊播。

以1942年为界，延安文艺呈现出截然不同的两个阶段性特征。既有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文艺史、文化史传递着一个严重的错误观念，以为延安文艺的繁荣是在1942年以后，事实上延安文艺的繁荣分为两个阶段，两种特征。1942年以前，一座陕北小城延安，四、五万人口，出版报刊杂志60－70种，出版机构近10家，各类文艺团体大大小小数百个，专业作家、艺术家百余人，到处是歌声，时常有文艺演出，经常有美术展览，偶尔有街头朗诵诗会，不时还有与外界之间的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窑洞门前，大学生辩论赛上，允许反方代表国民党的政治主张战胜正方代表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日常生活中，允许干部批评群众，也允许群众批评干部，更允许文人们特立独行地徜徉着。社会生活中有矛盾有抱怨是常态，判断一个社会肌体健康与否的关键，是允许不允许人们对矛盾表示不满，有抱怨能够发泄，进而妥善化解矛盾，逐渐消弭抱怨。盛唐气象就是有理想，有抱负，能牢骚，能抱怨。1942年以后，延安只剩下两三种报刊杂志，图书出版发行机构几乎全部归并起来，活跃的是秧歌剧，倡导的是作家艺术家与工农大众打成一片，让文艺服务政治，甚至服务政策。两个阶段，两种不同的文艺社会生态，显示出不同的时代环境对于创造力与执行力追求，带来文学艺术创作的不同影响。   一、延安文人，燃烧的火焰   陕北有星辰，延安文人是明星。延安成为中国革命的中心后，丁玲、萧军、艾青、何其芳、柯仲平等一批作家先后到达延安，开启新的人生。不同于延安青年学生，他们都是某一领域的杰出人物，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他们带着各自生活方式特色，以自己独特的视角观察延安，记录革命，思考未来，为延安火热的生活增添了炫目的光彩。   处于战争环境下的延安社会，“公家人”全民皆兵，老百姓被组织起来，闲散人员如“二流子”都被看管起来进行改造，所以社会清明，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曾经在此生活过的人们，直到晚年还念念不忘这种境界。“我们住的窑洞的门，都是没有锁的，只由一个铁丝钩勾在里头。据说根本不用锁，只是怕夜里有狼进屋才钩住点。……人们外出时根本就用不着锁门，路上丢了东西也会有人送回来给你。”［1］翻检延安时期的《解放日报》，经常可以看到报眼或边角处刊登的拾物招领启事，小到钢笔，大到骡马。   1939年底，一对年轻夫妇蔡若虹、夏蕾，经过七个多月的辗转跋涉，从上海出发，取道香港、越南、重庆、西安等地，终于来到憧憬已久的革命圣地延安。“延安啊延安，你从艰苦中找得乐观，你从劳动中夺取幸福，你从战斗中获得安乐与发展!延安啊延安，我不能用别的名称叫你，我只能称呼你是个‘赤脚天堂’!”［2］   这些作家、诗人、艺术家主要集中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文协)和稍后更名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救亡协会延安分会(文抗)，以及鲁迅艺术学院，成为供给制生活下的职业作家、艺术家。“文协”、“文抗”也就成为现在全国“文联”、“作协”的前身。由艾思奇组织、经常参加的“新哲学学会”，范文澜、吕振羽主持的“中国历史问题讨论会”，萧军筹建的“鲁迅研究会”，萧三负责的“文化俱乐部”，以及“延安诗会”(艾青主持)、“延安评剧院”(张庚主持)、“鲁艺平剧团”(阿甲主持)、“边区美术工作者协会”(江丰主持)，等等，都非常活跃，活动不断。据清凉山新闻出版革命纪念馆统计，抗日战争时期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出版的报刊有近70种之多，其中报纸23种，刊物48种。这些报刊主要出现在1942年整风运动前的延安。创刊不久的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接连发表社论:《奖励自由研究》(1941年6月7日)、《欢迎科学艺术人才》(6月10日)、《提倡自然科学》(6月12日)、《努力开展文艺运动》(8月3日)，等等，详细阐明“中国共产党对于思想言论之自由发展是非常重视的”，并将“奖励自由研究”一项写入中共边区中央局5月1日颁布的施政纲领里。共产党相信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但同时也不否认，各派的学者和理论家，只要他们能认真进行自己的研究，本着学术的良心来正视现实的问题，他们就能够对于真理的发现有所贡献”。［3］   敢于提意见，特别是提出批评意见，是出于对革命事业的自信和革命队伍的信任。有了这种自信和信任，才会有开放的胸怀，自由宽松的环境，积极进取的精神。延安马列学院被称为当时延安最高学府，以中共中央总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部长身份，再兼任马列学院院长，主张自由辩论的教学方式。每次课程由教师主讲后，都安排学员讨论，鼓励大家联系实际，开拓思路。谁也不怕说错了话，彼此之间不扣帽子，更不记账。各班组各年级之间还经常举办辩论会，在平房门前，摆上一张桌子就讲演开了。有讲正面意见的，有讲反面话当“反派”的。几年时间里，他们先后辩论的话题有:抗日战争是持久论还是速胜论;帝国主义是真老虎还是假老虎;统一战线能否长久不变;希特勒是真才能还是假才能，等等。据当时经历者回忆，争论得十分激烈，时而引起哄笑，问题愈辩愈明，把模糊的思想认识都摆出来解决。“那种畅所欲言，敢于暴露思想，虚心探讨，相互学习，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给了我难忘的印象。”［4］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在5月2日第一次会上发表讲话(即后来整理成文的《序言》部分)，引起与会代表或赞成，或附和，或反对的不同声音，在5月16日第二次会和23日第三次会上都有激烈争论。全程参加会议，认真听取代表们发言，包括批评和反对意见，到第三次会议下半场才一一作答，并且自拟为这次讲话是代表们出题目，让他来交答卷。对别人的宽容，本质上是出于对自己的自信。延安文艺座谈会前，为了征询文艺界意见，先后拜访或约见很多文艺家谈话。时任延安青年艺术剧院院长的塞克，才大气粗，性格刚直，接到约请通知后，竟然提出条件:“有拿枪的站岗我不去!”［5］在其他同志的劝导下，塞克还是应约去了。走到杨家岭，他发现沿路岗哨全撤了，很远就看见已经站在窑洞外等候了。那天他们谈了四、五个小时，还留他一起共进午餐。后来，他感到惭愧，不该那么怪异嚣张。#p#分页标题#e#   运动后，这些驻会作家、艺术家们纷纷离开窑洞，打起背包，深入乡村、工厂，组织开展群众性的革命秧歌运动，开创中国现代文化艺术的新篇章。   二、歌声舞步，浪漫的节拍   被称为革命圣地的延安，曾经是一座歌城，一座诗城，一座激荡着革命艺术巨浪的海洋。千百万个知识青年和延安文人作为叛逆者、逃亡者和追求者聚集延安时，供给制和军事化的组织生活是从社会存在形态上将他们融合为一个集体，而集体歌咏和其他文艺活动则是从意识存在形态上将他们化合成一个情绪、意志和精神整体。团结抗日，救亡图存，工农兵，大生产，共产党，新中国，成了他们反复咏唱的集体情绪和意志，汇成了圣地延安革命理想滚滚精神洪流，集体歌咏的海洋。   据吴伯箫回忆，“延安唱歌，成为一种风气。部队里唱歌，学校里唱歌，工厂、农村、机关里也唱歌。每逢开会，各路队伍都是踏着歌走来，踏着歌回去。往往开会以前唱歌，休息的时候还是唱歌。没有歌声的集会几乎是没有的……在延安，大家是在解放了的自由的土地上，为什么不随时随地集体地、大声地歌唱呢?每次唱歌，都有唱有合，互相鼓舞着唱，互相竞赛着唱。有时简直形成歌的河流，歌的海洋，歌声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接唱，联唱，轮唱，使你辨不清头尾，摸不到边际。那才叫尽情的歌唱哩。”［6］延安轰轰烈烈的歌咏活动和朗诵诗运动，唤醒民众，激发抗日救亡的热情和信心。革命文艺成为传递一种思想，一种语言，一种号令的有效载体。   1938年11月，冼星海到延安，积极投身集体歌咏活动，创作并指挥《生产大合唱》(塞克作词，冼星海作曲)、《黄河大合唱》(光未然作词，冼星海作曲)等充分表现时代情绪和民族精神的经典作品，唱出了那个时代的最高音，使延安集体歌咏达到高潮。“酸枣刺”、“二月里来好风光”，《生产大合唱》把整风运动前的一场农业生产运动变成歌声的海洋。冼星海是所谓“延安四大怪人”之一。塞克长发披肩，才大气粗;萧军独来独往，狂放不羁;王实味暴躁尖刻，激烈犯上;冼星海半是玩笑半是真地宣言:保证我吃糖，否则一行也写不出来。①《黄河大合唱》就是他在桥儿沟东山鲁艺教师宿舍的窑洞里，花费六天六夜时间，一手抓白糖，一手奋笔疾书而成。时代选择了他，宠爱着他;他激荡着时代，升华了自己。1940年，冼星海接受任务去苏联为影片《延安与八路军》配乐，不料竟一去不返，客死他乡。冼星海走后，虽然不断地有其他大合唱组曲及歌曲产生，但延安开始了一个歌声消歇的时期。待歌声又起时，已是歌舞并作的新秧歌了。与延安歌声相随的是朗诵诗运动、戏剧演出热潮和交际舞活动。   1938年8月7日，以柯仲平、林山为代表的“战歌社”，与田间、邵子南为代表的西北战地服务团“战地社”联合发表《街头诗运动宣言》:“我们展开这一大众街头诗歌(包括墙头诗)的运动，不用说，目的不但在利用诗歌作战斗的武器，同时也就是要使诗歌走到真正的大众化的道路上去。有名氏、无名氏的诗人们呵，不要让乡村的一堵墙，路旁的一片岩石，白白地空着;也不要让群众会上的空气呆板沉寂。写吧———抗战的，民族的，大众的!唱吧———抗战的，民族的，大众的!”［7］他们定期举办诗歌朗诵会，出诗歌墙报，四处张贴散发油印诗歌传单。鲁艺作为专门培养文学艺术人才的高等院校，自1938的4月创办后，经过几年的实践，到1940、1941年，逐步建立正规学制，走上正规化、专门化办学道路，并影响这个时期的延安文艺生活。戏剧音乐系帮助推动了整个延安戏剧活动向演“大戏”方向发展。《日出》、《雷雨》、《钦差大臣》、《蜕变》、《李秀成之死》、《望江亭》、《法门寺》等中外戏剧名作先后在延安演出，受到热烈欢迎。一个思想开明，文化活跃的时代，文学艺术不仅仅是文艺家的事业，文学青年的追求，而且还被社会上各阶层的人们所喜爱。667个爱好文艺的青年组织成85个文艺小组，遍布在包括机关、学校、团体、工厂和部队等54个单位中。①他们中有工人、战士、学生和公务员这些各样的人们。据不完全统计，《解放日报》“文艺”专栏前100期，发表文艺创作的作者有65人，发表译作的作者有14人，共计79人。其中，有30几位是崭露头角的文学新人。而所有这些都涌现在10个月时间的延安一地，不能不说，这是高峰，因为有群山簇拥;这是红花，因为有绿叶扶持。   1942年前，延安的周末和节假日晚会上，革命队伍里时兴交际舞。穿军装，着草鞋，明亮的汽油灯映照着一对对闻乐起舞的翩跹身影，是严肃紧张的工作、学习、生产、战斗生活之余，别一番生动活泼的革命生活历史。在舞场上，演绎出许多爱情佳话。   三、整风运动，精神的洗礼   叛逆者与逃亡者的身份，战争环境与地理位置，生活供给制与组织军事化，延安文人与政党政治有了脱不开的关系。运动是包括政治斗争、思想改造、组织审查、队伍清洗等一系列内容的党内清洁整肃行为。其首要和核心内容，是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形式出现的党内高层政治路线斗争，作为批判对象的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经验主义和党八股，帽子下面都是有具体人物所指的，比如教条主义代表是王明、博古，本本主义代表是洛甫()、凯丰，经验主义代表是、，党八股是机关行文的官僚习气。1941年9月第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后，王明称病不出，洛甫带队到晋陕农村调研，其他人都照单认账，斗争难以继续。1942年“四三决定”才将整风运动普遍扩大到所有机关单位，特别是知识分子都要参加，人人过关。   1942年5月召开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形式上轻松活泼，发言自由，争论激烈，不打棍子，不扣帽子。随后，形势急转，文艺论争演变为思想斗争，政治斗争。6月中央研究院主持开展批判王实味的斗争，7月抢救运动，急风暴雨，洪流滚滚，顺之者生，逆之者亡。一切“温暖”、“友爱”的小资产阶级的“温情主义”，必须代之以革命原则下的“无产阶级的感情”。［8］割下带血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尾巴，继之以劳动的汗水去冲洗，斗争的火焰去烤炙，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碘酒去擦拭，才能慢慢地疤痕全消，重做新人。#p#分页标题#e#   随着整风运动向审干抢救运动的进一步推进，一年后的10月19日，《解放日报》正式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迅速被上升到政治立场、斗争态度的高度，要求以此统一思想，整肃文艺队伍。参加过延安文艺座谈会和整风运动的陈荒煤回忆，他“在思想上激起了前所未有的变化”，特别是关于“作家为什么要改造世界观”，因为“他们灵魂深处还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王国”的论述，使他的思想“受到了极大的震动。站在这样的理论高度来阐述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不进行世界观改造的危险，这确是我没有认识到的。经过整风，深挖思想，我也真诚地意识到，我这个‘左翼作家’还不能算是无产阶级的，只能称之谓革命的小资产阶级作家”。［9］自认为“革命的小资产阶级”，多少还有点“革命的”辉光荣耀，加之老友周扬关照，思想虽受震动，运动过关是不难的。整风运动中，初学写诗的年轻人闻捷被罚做杂活。一天，他吆着牲口去延安城南门外市场买东西，在边区政府门口碰见熟人柯仲平，他感到“很尴尬”，“不知往哪条缝里钻好”［10］。整风运动前，柯仲平是延安朗诵诗运动的主要倡导者之一，闻捷在年龄上属于小字辈，对老柯充满着敬意。现在，这位年轻人在政治运动中被劳动改造，他觉得有口难言，绝非诗歌可以表达。在延安自然科学院，“斗争越来越激烈，科技学习、理论学习一概停止，直至四三年末的整个半年中，完全在‘抢救’运动中成天反复斗争，一般说来连自学也不可能了”。［11］在抢救运动中，出现的极端现象，“如不‘坦白交待’，马上拉出去枪毙”，审讯逼供，上吊自杀，跳崖自杀，跳井自杀，吞火柴自杀，吞图钉自杀，“准备去当和尚”［12］，不一而足。置身生死威胁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冷漠了。往日延河岸边的歌声消歇了，薄暮黄昏一对对年轻伴侣漫步的倩影不见了。   整风审干抢救运动过后，延安文艺一度萧条，几乎所有报纸杂志都停办了，只留下《解放日报》、《边区群众报》和特供内部高层领导的《参考消息》。延安文人一时失语，不再喧哗。《解放日报》1942年4月1日取消“文艺”副刊，改为以文艺为主的综合文艺栏后，出现严重稿荒，连续刊登“征稿启事”，亲自出面，协调解决这个文章断炊问题，甚至直接拟订详细的“征稿办法”，规定“荒煤同志，以文学为主，其他附之，每月12000字;江丰同志，以美术为主，其他附之，每月8000字，此外并作图画;张庚同志，以戏剧为主，其他附之，每月10000字;柯仲平同志，以大众化文艺及文化为主，其他附之，每月12000字;范文澜同志，以历史为主，其他附之，每月12000字……”［13］任务到人，责任到人，既有数量定额，又要思想把关，质量监控，可谓思虑缜密矣。随后，中央办公厅设宴招待上述文人，出场，杯酒之间征集文章，是客气人情，也是任务命令。不该写的写了是不对，该写的不写也不对。   四、生产劳动，时代的荣光   1943年，延安文人普遍下农村，进工厂，到军营，参加大生产运动。劳动成为一个时代的文艺主题，审美倾向。用体力劳动代替精神思考，手提肩扛，摩顶放踵，四肢不停，行为动作可以充斥心灵空间;生产纺纱，劳累汗水，成绩收获可以挤占一个文人的全部心思。当一辆纺车放在陈学昭面前，她简直感到了一种类似失望的心情:“这样原始的工具!”从不耐烦、轻视、害怕、抱怨，终于“很耐心地”坐在纺车旁边纺起纱来了。“在纺纱中，我学到了一门实实在在的学问，这是除了共产党的书报上，古今中外的书本上都没有的，他(它)教你耐心，教你不要主观，要切切实实;你要偷巧也是不可能的，你不可能今天第一天去纺就纺出匀细净洁的头等线来，你不可能一步登天;必得耐心地，加上时间和精神，好好地纺，从一根一根的纱里得到进步，得到技术的提高。这就是所指示我们的，教我们学习的，老老实实的学问，实践的学问。”［14］   延安自然科学院自1944年1月开始，组织师生从事生产劳动。有一部分人离开学校去种菜，种棉花，校部成立了农业合作社;一部分身体不好的在家纺线。“这实际还是审干运动的继续，搞‘劳动改造’。”当时参加者回忆说:“我们在生产中劳动很紧张，没有休过星期天，每天天不亮即到地里劳动，落日才归，风雨无阻，什么课也没有上，只是晚上看看报纸。”［15］彻底改造的决心，长期生产的准备，不断劳作的过程，慢慢地消磨掉一个知识分子的自我意识和心理自尊，就能体验到论证过的“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大小资产阶级都干净”①的境界。鲁艺对于被审查出来的“特务”或“特嫌分子”，拒不坦白者大多数被送进边区保安处关进“黑窑”或中央社会部所属的西北公学临时看守所，主动坦白或经“规劝”“抢救”而坦白者，大多数被安排调进“工农合”，即鲁艺工业生产合作社、农业生产合作社。“有些同志在讨论康生同志的报告时很愤慨，说这里是劳动营、集中营，和国民党一样。当然这种话是过火的，但是‘工农合’在客观上会使人产生这样的感觉。不可否认，‘工农合’在鲁艺生产任务的完成上是起了重要的作用的，对知识分子思想意识的锻炼亦有某些作用。”［16］很显然，这种“工农合”正是二十余年后各级各类“五七干校”的前身。整风抢救清洁精神，生产劳动能改造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只有经过清洁与改造，才能成为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中国的共产主义者。   1943年2月15日，诗人艾青来到吴家枣园找到劳动英雄吴满有，并住了一夜，将长诗《吴满有》念给这位老年的农民听。“我坐在他身边，慢慢的，一句一句，向着他的耳朵念下去，一边从他的表情来观察他接受的程度，以便随时记下来加以修改。……直到我问他‘还有没有意见?’他说:‘没有意见了。几十年的事，被你一下写光了。’我的朗诵才算结束。”［17］几经修改，经过吴满有认可后的长诗共九章，在《解放日报》第四版上以整版的篇幅发表。1945年1月，边区群英大会给奖典礼，艾青被授予“甲等模范文化工作者”，获奖金5万元及边区政府奖状。丁玲此间停止了一切文学创作，只有重大纪念日的纪念文章和通讯报道偶尔见诸报端。她“又像上前线一样，打背包，裹绑腿，到柳林同老乡一起纺线，改革纺车，帮盲艺人韩起祥创作新节目，学习柯仲平、马健翎的‘民众剧团’创作的民族化、大众化的经验，还采访了许多先进人物”。［18］1944年7月1日，致信丁玲与欧阳山，为丁玲的一篇介绍边区合作社模范工作人员的文章《田保霖》所表现出的“新写作作风”庆祝。何其芳1944年4月被安排到重庆作文艺界调查工作，宣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1945年初回延安，8月再去重庆，至1947年3月调往延安任秘书。1948年1月到河北平山县农村参加。刘芝明撰文认为，“虎和狮子是封建统治意识形象化的典型，它的威风是封建威风的形象，它的膂力是封建势力的形象，它行走起来是一阵寒风扫败叶，这就形象封建统治的普遍与严酷”。“马是比较进步的交通工具，也是进步的战争工具，因之，它是代表‘文明’的，而虎与狮则是表示一种更原始更野蛮的工具。”［19］能对虎、狮与马作出进步与落后，文明与野蛮之分，那么，对春花秋月，青山绿水，草木虫鱼，世间万物作出革命与不革命的是非二分法裁决，也就成了理所当然。文艺创作上题材决定论呼之欲出，审美风格上孔武强壮、刚毅硬朗成为必然趋势。#p#分页标题#e#   延安文人由劳心者变成劳力者，知识分子概念发生根本改变。小资产阶级思想被清除后，个人主义，温情主义，自我意识，自由精神都在“小我”的灭亡中葬送了，汇入“大我”集体中的是会识字的人民群众之一分子。文字仅仅是一种工具，知识分子成为善操此工具之劳力者。相应地，在文学艺术领域里，文学艺术家就是掌握了语言文字技巧的工人阶级一分子。运动为了提高革命队伍的团队执行力，进行统一思想，统一步伐，进而思想纯洁，组织纯洁，改造人生，改造社会，对于习惯自由散漫，崇尚特立独行的文化人，是触动心灵深处的思想革命。没有这场心灵深处的思想革命，就不可能促成“拿枪杆子”和“拿笔杆子”的两支革命队伍的密切配合，相互策应，推翻一个旧世界，建立一个新中国。   此一时，彼一时。战争与和平的历史阶段性演进中，相对安宁的阶段是极其宝贵的发展机遇期。如果说执行力是战争时期的决定性力量，那么创造力就是发展时期的决定性力量，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因素。而创造力依托生命个体，源于每个人的生命自觉，人生价值实现。所以，人才需要培养，激励，天才更需要呵护，包容。锻造执行力，是把各式各样的材料打磨成规格大小统一的砖头。激发创造力，是恰恰相反的举动。

摘要：播音主持高等教育发展近60年来，其教材建设经历了起步萌芽期、规范成长期与快速发展期三个阶段，专业教材体系逐步完善，成为提升教学质量与人才培养水平的重要保障。针对播音主持专业基础教材快速发展所出现的创新度不高、理论与实践比例失调、缺乏数字配套等问题，应发挥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及学术团体的指导作用，组建高水平教材编写团队，构建“大思政”格局，坚持“以学生为中心”的教材观，结合“新文科”发展理念向数字化出版新形态转型，促进播音与主持专业建设良性发展。

关键词：播音主持；教育出版；教材建设；一流教材

经过近60年的发展历程，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教材走过从练习资料汇编到校本教材，从单本出版到成套规划教材出版的发展历程。目前，全国绝大多数高校都沿用由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主持艺术学院所创立的专业教学培养体系，长期以来也以选用该校组织编写的专业教材为主。近20年来，开设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的院校逐年增多，对专业教材的需求也随之增多。由于专业基础教材学科理论知识基本成型，同时有声语言艺术学科的实践性需要教材内有大量练习素材，近10年来，专业基础课程教材发展迅速，进一步完善了教材建设，发展了学科理论，同时也出现了内容粗糙、低水平重复、缺乏规范等突出问题。因此，需要全面落实《普通高等学校教材管理办法》精神，在坚持正确学术导向的基础上守正创新，与教学改革同向同行，以一流教材建设推动一流课程建设，培养一流专业人才。

一、播音主持高等教育基础课程教材发展历程

普通话语音、播音发声和播音创作基础三门课程是播音与主持艺术大一、大二阶段的专业核心基础课程。课程目标是让学生在掌握基础理论知识的前提下，解决有声语言表达基本功方面的问题，为从事播音主持工作奠定扎实的语言基础。以教材出版时间为序，三门课程的教材建设经历了起步萌芽期、规范成长期与快速发展期三个阶段。

(一)萌芽期：1963年至1984年

新中国成立以来，为适应广播电视事业蓬勃发展对播音员主持人这一专业技术人员的迫切需求，当时的主管部门中央广播事业局主要采用短期训练班的方式培养人才，而训练班使用的教材主要为翻译的罗马尼亚等国家广播工作经验体会文章，以及当时的影视戏剧演员、作家所撰写的关于戏剧台词、朗诵方面的文章汇编资料。1963年，北京广播学院(今中国传媒大学)正式开设中文播音专业(三年制大专)。该校最开始使用的教材也沿用短期训练班的模式，主要为播音员所撰写的创作体会汇编，以及借鉴曲艺、戏剧等艺术关于吐字归音、语言表达方面的经验总结出的训练方法汇集形成的校本教材。中国播音学博士郑伟通过对中国播音学开拓者张颂老师的访谈，证实“最早的63、64级，所用教材就是张颂老师编写的，当时所参考和借鉴的主要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体系’以及《苏联播音经验汇编》(黄皮书)、《播音业务》(白皮书)、《全国播音经验汇辑》(蓝皮书)、齐越在上海播音组的讲话、中国传统曲艺等等”①。由于历史原因，北京广播学院于1966年停止办学，直至1973年恢复办学，1974年播音专业恢复招生。阎亮的《中国播音主持高等教育史论：1963-2000》系统归纳了1974年到1984年播音专业教材的使用情况：1976年由张颂老师编写的《播音基础》和1978年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播音教研室编印的《播音基础讲义》在校内使用，1979年由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编印的三本《播音业务参考资料》汇集了这一时期书刊中与专业相关的文章、这一时期苏联相关主题的译文。1980年，北京广播学院播音系成立，由徐恒指导、李钢编写的《播音发声》也作为内部教材服务于教学。虽然以上汇编资料在当时没有正式出版发行，只作为校内教学使用的“校本教材”，但是这些资料的梳理与汇集经过教学实践考验，为后期教材的正式出版奠定了基础。

外国文学是高校中文系的一门专业必修课程，其主要内容是东西方古代至现当代的文学发展史和名家名作，是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国门初开时期，外国文学由于系统地介绍国外文艺思潮和经典名作，曾是中文专业最受欢迎的课程之一。但时至今日，它却已经“沦为”众多学生头疼的课程，教学效果不容乐观。其原因是多方面的:课程内容本身的难度、学生对外国历史文化的隔膜、受考级考证等实用主义校园文化的影响等等，但最主要的还是来自于教学模式及方式方法的陈旧死板，因而教学模式改革已经刻不容缓。   一、地方高校外国文学课程应以“传授知识—提升能力”为教学目标   作为我国高等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地方高校是以教学为主和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目标的应用型院校，它在办学思想、人才培养的类型与要求等方面都与老牌综合性大学有很大的不同。   如在外国文学课程的教学方面，由于后者重在培养高素质、高水平、高层次人才，故教学中注重知识体系的完整、研究能力的培养以及理论水平的提高等等。因而主要采用以史为纲，伴以代表作家作品评析的以理论知识传授为主的教学模式。   由于这些综合性大学有较充足的课时设置，学生也具备较高的综合素质和自主学习能力，这种授课方式一直沿用至今。   而反观目前的大多数地方高校，外国文学课程教学也仍然沿袭这一传统教学模式。教师要介绍各个时期各个国度的文学成就、思潮，要介绍作家生平、作品背景与情节，再分析人物形象、主题思想、艺术特色等等。介绍的内容可能因教师个人的兴趣以及当下学术发展而有所不同，但有一点始终未变，那就是教师是课堂的主体和中心，学生只是听众(偶尔参与)，只需照单全收即可。在这种模式下，外国文学被当作是一门专门的知识来传授，忽视了学生各种能力的培养。另外，在近几年的教学改革中，地方高校从提高学生就业率的思想出发，往往不再在第八学期(有的甚至是整个第四学年)安排课时，而用于学生完成毕业论文和自主择业。加上中文专业的培养方案中往往为保证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等传统专业重要课程以及专业必修课的课时充足，而压缩了一些被认为不那么重要的专业基础课的课时，如外国文学、文艺学等。以笔者所在学校为例，中文文秘专业的外国文学课时只有48节，一个学期就可上完。捉襟见肘的课时导致教师不得不“满堂灌”，每节课都塞进大量内容，疲惫不堪;学生则苦于当“填鸭”，在死记硬背中滋生着厌学情绪。教师们只关注学生对知识理论的掌握程度，学生们则只知道苦练“背功”，感觉学无所用，更没有能力学以致用，由此进一步削弱了他们学习外国文学的热情。   而在当前大学连年扩招、就业形势极为严峻的形势下，应用型地方高校的核心竞争力，集中体现在其人才培养质量与教育教学的特色上。对于应用型人才培养来说，其最根本的一点，就是毕业生专业素质高，动手能力强，走上工作岗位就能派上用场［1］。因此，在教学中除了传授知识、让学生打下扎实的理论基础外，更应以培养实践和创新能力为主。作为文科基础课程的外国文学同样应该贯彻这一指导思想，随着人才培养目标的变化而变化。   结合当前地方高校的人才培养目标和教学实际情况，笔者认为，外国文学课程改革的根本，是要致力于打破以教师为中心的重理论轻实践的传统模式，而向以学生为主体的模式转变。在以学生为主体的课堂里，教师的地位和角色也相应地转变，教师应成为一个引导者、组织者、答疑解惑者、参与者，课堂也就会成为一个师生交流、互相学习讨论的场所，由此才能真正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及学习效果。落实到教学实践中，笔者也在不断地思考、探索，最终结合课程特点、专业要求以及学生的兴趣点，确定了以“传授知识—提升能力”为教学目标来打开教学的思路。   外国文学课程要让学生学习掌握一定的文学史常识以及理论知识，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也是长期以来高校外国文学教学的重点。但另一方面，如果只会死记硬背这些知识，而缺乏运用知识去鉴赏、分析作家作品的能力，那么这种知识的传授必将失去活力，教学的内容也势必空洞、枯燥无味。地方高校的中文专业多是应用型的文秘、新闻、播音主持等专业，注重学生专业实践能力的培养。外国文学课程虽属于基础课，但仍然要为学生更好地夯实文化基础、掌握专业服务。因此，外国文学应与专业结合，以知识传授和提升能力并重，使学生在积累、领会理论知识的同时，不断提高思考、分析、鉴赏和表达的能力，从而全面地提高学生的文学专业素养和实践应用能力。   二、在外国文学教学中尝试构建“自学—交流”教学模式   从“传授知识—提升能力”的教学目标出发，就必须遵循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模式，摒弃“满堂灌”的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方法。因此，在教学实践中，笔者尝试了“自学—交流”的教学模式。   1．“自学—交流”教学模式的基本内容   “自学—交流”模式包含自学、交流、精讲、应用、评价五个环节。   在自学环节，面对厚重的教材、大量的文学史知识和有限的课时，教师通过指导性地布置预习作业，使学生可以在课前先行了解很多一般性的文学常识，从而为课堂教学节省时间，有效地提高课堂时间的利用率。如在学习各章节概述部分的时候，就要求学生通过研读教材和查找资料的方式，来了解这一时期主要的文学思潮、作家作品，并做好相关笔记，以此代替教师在课堂上逐一梳理讲解这些内容。在自学的基础上，通过课堂的交流(也延伸到课后的交流)，教师对学生自学的情况进行了解、引导，解惑答疑，使学生对自学内容形成更清晰的认知，提高自学效果。   精讲环节针对的是在交流中表现出的理解的模糊、分歧，以及教学的重点和难点，要力图讲深、讲透。如某些文学思潮产生的复杂原因、某些较难理解的文学理论的阐释、代表性作品的深入分析等等。如文艺复兴阶段，我们就对《哈姆雷特》的主题、主人公形象、艺术手法等进行了精讲，并介绍了在精神分析批评、神话－原型批评、文化研究等视角下的一些研究成果，使学生对这部经典作品的复杂内涵具有了较全面、多元的认识。#p#分页标题#e#   应用环节主要是学生运用学过的知识技能解决实际问题的训练，如对名篇的鉴赏、专题的讨论、阅读经验的分享等等，可以由教师依据章节要点组织布置，也可以由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关注点提出。如在学习浪漫主义文学时，我们就组织了班级诗歌朗诵会。在教师指导下，通过对众多诗歌名篇的朗诵练习，学生对作品的内涵、情感以及艺术性有了更为深刻、感性的认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经典作品真正进入了情感和心灵世界。   又如一些经典戏剧片段的排演、重要作品的讨论会等等，皆能收到加深认识、丰富感受、拓展视野的效果。评价和应用是紧密结合的，主要评价的是学生在应用时的表现，如表达是否清晰流畅(语言)、是否有独特见解(思维)、感受是否深刻(审美)等等。可以是教师评价学生，也可以是学生之间的相互评价。在这里，教师只是一个教学的参与者，而不是权威的或最终的裁决者，要鼓励和尊重学生的看法。   2．“自学—交流”教学模式与能力培养   “自学—交流”教学模式的本质特征是教师引导、激励学生自主学习，着眼于学习能力和创造力的培养。它打破了外国文学课程长期以来以教师讲授为主的单纯的传递—接受式模式，把多个教学环节融为一体。学生在自学的基础上已经对教学内容有了一定的了解，自然就提高了听课的效果。而精讲是针对学生自学中的问题、疑难以及教学重点、难点展开，使教学更具有针对性。交流和应用则把部分教学时间交给学生，让学生变被动的接受为主动的创造，积极参与到课堂教学之中，展现自我，有效地激发了他们的学习热情，并提升了从语言到思维、从分析到鉴赏的综合能力。总体看来，“自学—交流”这一模式有效地提升了大学生独立思考、独立学习的能力。   “自学—交流”教学模式的采用，也带动了教学方法的变革，从以往以讲授为主，转向了讲授、讨论、多媒体演示、情境模拟以及通过网络课堂向课外延伸等多种形式并存的多元的教学方式。使课堂信息传递由单向变多向，把单一的教师的“讲堂”变成师生共同研讨、学生主动发展的生动活泼的“论坛”。这种灵活多变的教学机制，会使学生感到课堂上永远有生气，有吸引力，大大提高了学习的主动性和参与意识，从而使学生的各种能力都得到培养。如通过让学生自定学习计划，或根据教师的要求自学有关章节，以及应用环节后的自我评价，来培养学生的自我管理能力;通过有感情地朗诵文学作品、叙述作品的故事情节、经常性的课堂发言，锻炼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通过对文本的阅读分析、对流派的阐释对比等，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在此基础上撰写读书笔记、专题讨论的发言提纲或发言稿、小论文等，能进一步培养其写作能力、学术意识和科学研究能力。   通过经典戏剧排演、动手操作，发展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表演能力，而经常的交流、互相评价等，则在锻炼学生语言能力的同时，也有助于培养其交往能力。尤其重要的是，这些活动能让学生在学习中发现问题，提出自己的想法和见解，从而逐步锻炼思维方式，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提高创新思维的水平。经过这样的长期训练，学生的文学鉴赏力在逐步提升，听、说、读、写的语文综合能力和辩证思维能力、创新能力也得到了全面提升，为其以后从事文秘、新闻、编辑等专业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3．构建“自学—交流”教学模式的注意事项   当然，“自学—交流”教学模式实质上是需要师生以合作的方式共同完成特定的学习任务，因此它的有效开展，除了教师的认真准备、精心组织外，关键在于学生能否积极配合。而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学生能否做到充分阅读名著。时下大学生的心态普遍比较浮躁，难以静下心来读长篇巨著，再加上外国文学作品的异域风格导致的阅读难度，能认真读完必读书目的学生确实极少。   为此，教师就必须采取各种手段积极督促学生。   如我们在课程开始之初，就下发了必读书目表，规定学生至少应该精读3－5部经典中长篇小说，并且必须是读原著，而不是故事梗概、节选或简写本，或者只是看过其电影、电视版本。除在课堂内外反复向学生强调阅读经典作品的重要性外，我们还通过课堂提问、作品人物关系图和读书报告等，来督促学生大致掌握这些作家作品的概貌、文学地位和影响力等基本情况;并通过专题讨论来进一步促进学生不得不读有关原著。在考试中也引进相关题目，通过考查必读作品的某些细节，来敦促学生阅读原著。对文学作品的了解和认识，必须通过自身阅读、感受、想象、体味，没有对作品的亲身感悟，教师讲得再精彩，学生也只能一知半解，更无法发现问题、思考问题，课堂上的交流、互动就难以展开，审美能力和鉴赏水平也就难以提升，其他的各项能力也就难以得到有效的培养。   因此，“自学—交流”模式意味着督促和了解学生阅读名著情况将成为教师教学工作的常态和重点。当然，最能激发学生阅读积极性的方法，莫过于在教学中让学生充分感受到文学的魅力、课堂的吸引力，使教学与阅读这两者相辅相成，形成良性循环，有效地提高教学效果。   此外，由于“自学—交流”模式以“传授知识—提升能力”为教学目标，这实际上也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师必须对教材有更深入、全面的把握，有丰富的阅读量，对众多的作家作品有自己独特、深刻的认识，要熟练、准确地把握外国文学理论，要及时关注了解当下学术界的研究现状和成果，要有自己的学术研究方向和心得，要具备组织开展学生应用环节各项活动的多种能力。这些，对教师来说，这是一种挑战。这种挑战增加了教学的难度，却也带来了更多的教学乐趣，把枯燥的“一言堂”变成了教师掌控下的思维碰撞、观点交锋的论坛，在互动交流中常常能受到学生的启发，从而真正做到教学相长。   #p#分页标题#e# 地方高校的目标是培养高层次、高质量的应用型人才，而培养实践和创新能力是其中的关键。   原教育部部长周济在全国第二次本科教学工作会议讲话中就明确强调要注重能力培养，着力提高大学生的实践能力、科研能力和创新能力［2］。外国文学的教学实践也必须适应时代的需要，与时俱进。因此，尽管面临生源素质下降、课时紧凑等困难，我们仍应积极转变教育教学观念、更新教学内容、改革教学方法，从地方高校的具体实际和现代社会的需求出发，不断探索，努力培养学生各方面的能力尤其是实践和创新能力。只有这样，外国文学教学才有可能走出困境，顺应当代高等教育由精英教育向大众化、多层次方向发展的时代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