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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我国政府绩效审计工作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呈现加快发展态势，但与西方国家相比仍较为有限。本文梳理了我国政府绩效审计研究情况，归纳了绩效审计内涵、范围、理论动因、职能目标和评价指标等方相关研究成果，概要分析了政府绩效审计研究的问题与方向，以期为我国绩效审计理论研究和实务工作提供有益的借鉴。
关键词：
政府绩效审计；研究述评
一、引言
现代政府绩效审计诞生于20世纪40年代的英美等国，它是审计部门独立开展的对政府公共部门的监督活动。20世纪70年代新公共管理运动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对政府责任和工作绩效的广泛关注，促进了政府绩效审计的推广。受新公共管理理论影响，政府审计工作更注重结果和绩效导向，全社会对公共产品与服务的质量和效果信息产生强烈需求促使西方国家政府绩效审计迅速发展。据学者早期统计，截止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绩效审计业务量约占其全部政府审计业务量的85%，[1]加拿大绩效审计量约占其审计项目总数的40%。[2]我国1983年成立国家审计署，开始建立现代化的审计制度。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我国开始效益审计理论研究和局部试点工作，但绩效审计由于缺乏经济和政治基础没有得到长足发展。20世纪90年代，我国政府审计主要以财务收支的真实性、合规性审计为主，仅零星开展了带有一定程度绩效审计性质的绩效审计工作。加入世贸组织后，伴随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和公共财政体制的完善，公众越发关注公共资金使用的效果，对政府公共服务质量产生了监督意识。基于此，我国政府开始借鉴和发展国际先进的绩效审计制度。学术界众多学者对绩效审计理论也进行了广泛研究和探讨。本文归纳总结了我国绩效审计研究概况，剖析了绩效审计的发展脉络，为我国政府绩效审计研究发展提出建议。
二、政府绩效审计的内涵
对政府绩效审计，我国学者习惯使用“绩效审计”，而我国审计实务部门对应称为“效益审计”。许多国家对“绩效审计”另有称法，比如，英国和加拿大分别使用“货币价值审计”和“综合审计”指代绩效审计。综合来看，最普遍的名称仍是“绩效审计”。1986年最高审计机关国际组织（INTOSAI）在审计会议上发表了《关于绩效审计、公营企业审计和审计质量的总声明》，声明中对绩效审计做出界定：绩效审计是对公共部门管理公共资源的经济性（Economy）、效率性（Efficiency）和效果性（Effectiveness）所做的评价与监督，[3]即惯称的“3E审计”。绩效审计的定义随着审计实践的开展不断变化，内涵不断丰富。最具有代表性的是1989年加拿大学者丹尼斯•普瑞斯波尔提出“5E审计”概念。他在传统“3E审计”基础上加入了环境审计（Envi⁃ronmentAudits）和公平性审计（EquityAu⁃dits）。环境审计是指审查自然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对生态的保护情况，公平性审计则是指审查政府项目及政府活动所产生的利益分配与再分配的公平性及其对社会秩序的影响。[4]针对绩效审计内涵，我国学者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戚振东等认为，我国现阶段处于社会问题多样化突显的转型时期，政府绩效审计不应局限于“3E”，应扩展绩效审计维度，开展多样性绩效审计。[5]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是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5E”审计和多样性审计更适应于经济社会发展对政府绩效审计的内在要求。理论研究中应更重视和采纳多样性审计的有关定义和内涵。比如，增加社会发展可持续性维度等还有待持续深入研究。在传统的“3E”审计中，经济性、效率性和效果性三者间的相互关系是值得研究的问题。实际项目审计表现为如何安排经济性、效率性和效果性三者比重。我国学者余玉苗、何晓东认为，应通过审计对象或项目核心效用进行把握和判断。[6]如果审计对象的核心价值偏重于效率性，则在绩效审计时应以效率性审计为主。若一项公共产品或服务的重点是改善民生和提升公众满意度，则在绩效审计过程中应更偏重效果性审计。毫无疑问，“3E”中的三个维度之间具有相互联系、内在统一的关系。经济性和效率性制约着效果性的达成：一项公共项目如果存在经济成本偏高、资源利用效率低下的问题，其项目的社会效益等目标的实现肯定会受到影响。反之，如果公共项目以效果性为目标导向，通过目标管理进行成本控制和优化管理，其经济性和效率性往往能达到较高的水平。可见，经济性、效率性和效果性的内在关联决定了它们之间在某些条件下可达成相互促进的良好效果，进一步明晰它们之间的协同效应，有利于提升绩效审计实务工作水平。
三、政府绩效审计的范围
关于绩效审计的范围，最高审计机关国际组织认为，应依据每个国家审计机关的审计使命和特定的审计环境具体决定，难以做出统一界定。我国学者蔡春等认为，政府绩效审计的范围是根据审计目标确定的。政府绩效审计的范围包括对政府组织、项目、活动和职能的经济性、效率性和效果性进行客观和系统的检查。[7]绩效审计目标和绩效审计类型的不同决定了审计范围也会存在一定的差异性。从受托责任观的角度来看，政府部门及其他公共资源的使用单位对公共资源管理和利用的经济性、效率性和效果性状况都应成为绩效审计的范围。除此之外，更多的学者对绩效审计进行了层次和类型的划分。比如，Bates和Hoton将绩效审计评价对象划分为政府整体绩效、部门重点绩效和单独项目绩效三个层次，[8]审计的层次从高到低依次递减。Barzelay按照审计内容和审计重点的不同，将绩效审计归纳为效率审计、项目效果审计、绩效管理能力审计、绩效信息审计、风险评价、最佳实务评价及一般管理评价7种类型。[9]国内学者周亚荣总结了我国政府绩效审计实务中的具体表现形式，归纳出四个重点审计方面：一是各级行政部门和单位的经费开支审计；二是由国家财政所投资的公共建设项目审计；三是公共专项资金审计；四是国际组织和外国政府对我国的援助项目和贷款项目审计。[10]从审计职能发展的角度看，上述四个方面仍然不全面，应增加对各级政府及其部门的政策制度的评价。绩效审计不仅要发挥检查监督作用，更要关注公共领域政治、经济活动的效益提升，面向未来建言献策。综上所述，政府绩效审计的范围研究较多地集中于绩效审计的层次和类型划分。这样的研究有助于界定政府绩效审计的开展，也能从横向和纵向的维度将绩效审计进行区分，从而在理论和实践层面更准确地把握政府绩效审计的应用方向。在今后的研究中，还应配合政府公共管理职能优化的需要，将政府绩效审计范围的研究扩展到政府部门职能和使命的履行程度、公共服务对象的满意度、公共产品和服务的及时性和可及性等方面内容，使绩效审计范围研究更符合审计实务工作的需要。
四、政府绩效审计的理论动因
理论界对绩效审计产生的动因有各种不同的观点，最具代表性的是绩效审计产生于公共受托责任，政府绩效审计是为了公共部门解除其公共受托责任而产生的。另有众多学者研究了新公共管理运动对绩效审计的推动作用，甚至可以说，政府绩效审计是配合新公共管理运动需要而发展的，成为了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内容之一。雷达研究了新公共管理运动和绩效审计之间的密切联系，新公共管理运动的核心理念引发了对政府绩效和责任履行的高度关注，为绩效审计创造了政治环境和管理环境。[11]陈骏则从利弊两方面分析了新公共管理运动对绩效审计产生的理论与实践影响，认为新公共管理存在一定的误区，对绩效审计的发展产生负面的影响。如“理性经济人假设”和“市场导向”容易导致审计过程中过分追求效率而忽视公平，“结果导向”则可能导致审计工作中重视短期绩效的评价，忽视长期性的绩效指标。新公共管理对绩效审计也存在有利的影响。比如，推动政府审计的重点从合规性审计转向绩效审计，健全政府绩效审计的评价机制，形成独立的绩效审计机构等等。[12]王晓梅全面总结了绩效审计的相关理论基础，归纳了三个方面的理论动因：政治学理论动因表现为社会契约论和人民主权学说，经济学理论动因则是委托理论，而新公共管理理论构成了绩效审计的行政学理论动因。[13]从近年来的研究趋势看，部分学者将理论动因研究延伸到了政府绩效审计影响因素的研究。赵彩霞、张立民等通过定量分析方法证实了制度环境因素对政府绩效审计的开展成效具有显著的影响。[14]李素利对问卷数据进行了验证性因子分析，得出了审计人员的素质、政治、经济、文化、信息五方面的因素对政府绩效审计的工作成效具有积极影响作用。[15]徐相锋、鲍春雷将协同理论与政府绩效管理相结合，从纵向协同、横向协同和内部协同三个方面论述了政府绩效管理中主客体因素间的相互联系和影响。[16]综上所述，我国学者对绩效审计理论动因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相关的研究相对分散，需要提升完整性和系统性。同时，理论动因研究对绩效审计实务产生的指导作用相对薄弱，有待于在今后研究中得到加强。
五、政府绩效审计的职能和目标
最高审计机关国际组织在《国际组织绩效手册》对绩效审计职能阐述为有关决策机构和政策制定部门提供信息和咨询服务。相比而言，我国学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更为深入，如谢志华等将政府绩效审计职能划分为两个层面：解除受托责任层面和决策有用层面。[17]现阶段我国绩效审计职能主要以解除政府部门公共受托责任为主。随着今后政府职能不断转型，绩效审计的职能将向决策有用层面转变。吴国萍认为，在我国现阶段政府绩效审计的目标是对公共资源使用和管理的有效性进行检查和评价，有效性至少应包括经济性、效率性、效果性和合规性四个方面。[18]王会金、易仁萍则认为，现阶段的绩效审计是为了评价各项投入资源的经济和有效程度，并借以找到提升绩效的途径，实现由查处达到控制和提高的目的。[19]综合来看，以上学者所论述的绩效审计职能和目标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随着政府绩效审计内涵的不断丰富和范围的不断扩展，其职能和目标研究也应得到创新发展。政府绩效审计在传统监督检查职能基础上，逐步向为行政和立法部门提供决策咨询服务转变，其作用不仅表现为解除公共受托责任，更应以推动行政问责、提升公共价值和促进管理优化为目标。
六、政府绩效审计的评价指标
相较国外而言，国内对绩效审计评价指标的研究相对滞后。在我国目前的审计实务中，实际审计业务往往是受托对公共项目的效益进行审计，进而对政府的绩效做出评价，而不是通过综合性绩效审计对政府的总体绩效做出评价。正因为如此，基于公共财政制度并以公共财政投入的总体效益评价为主，构建绩效评价指标能相对有效地指导绩效审计的实务开展，许多学者也从该角度进行了指标体系的研究。比如，周亚荣总结了我国学者对于绩效审计评价指标的各项研究，提出应依据绩效评价对象的不同，从政府总体、政府部门和政府项目三个不同层面分别设置绩效评价指标。[20]白景明则进一步指出，在对政府部门的整体绩效评价时，应首先根据政府部门的职能特点对其分类，根据不同类别的部门分别制定评价指标。[21]政府绩效审计评价指标与政府财政预算指标存在一定的对应性，在传统财务合规性审计部分中，可以大力借鉴财务预算指标进行量化考核。同时，出于效果性审计的需要适当增加非财务指标和定性评价指标的比重。在指标确定过程中，需要结合政府绩效审计内涵和职能的发展，重点增加服务对象满意度、风险预警和体现可持续发展理念，并能够持续进行考核的长期性指标内容。在指标的具体设置过程中，应该注重评价指标的动态性、相关性和可操作程度，从而促进政府绩效审计工作的标准化和高效化。
七、我国政府绩效审计研究的未来方向
首先，政府绩效审计研究可与绩效评估研究相互借鉴。温美琴等认为，政府绩效审计本身也是一种政府绩效评估行为，是对政府部门、财政预算单位、公共投资项目等的绩效所进行的检查、监督和评价。[22]这说明了绩效审计与绩效评估之间存在紧密的内在联系，绩效审计的理论研究可以借鉴绩效评估的各项研究成果，达到二者相互促进和共同发展的效果。其次，我国政府绩效审计研究必须坚持理论创新导向，以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的绩效审计实务工作需要。虽然我国绩效审计研究相比国际领先水平仍存在一定差距，但取得不少创新性研究成果。比如，陈宋生从制度变迁理论出发，分析了审计制度变迁的各项影响因素，运用制度经济学中的制度供需分析、制度变迁的成本-效益对比分析，论证了我国绩效审计的未来发展，为我国从合规性、真实性审计制度向绩效审计制度的转变提出了建设性建议。[23]周亚荣从政府治理理论视角出发，结合我国构建服务型政府的现实需要，提出了在服务型政府的框架下如何有效地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政府绩效审计体制。[24]以上学者为代表的创新型研究成果不断增长，值得有关审计部门深入研究和借鉴。第三，绩效审计理论研究必须与绩效审计实践紧密结合。深圳市和青岛市等地是我国最早开展绩效审计的地区，其政府绩效审计经验居于全国的前列，探索出了一系列先进的现代审计方法。深入总结先进地区的有益经验逐步推广到全国同类地区，通过推广可以有效提升我国绩效审计实务工作水平，达到理论与实践的相互促进。我国学者仍需对政府绩效审计理论深入分析和研究，融合绩效评估、国家财税与预算体制改革、审计体制改革等关联领域的研究成果，从系统和综合角度提升我国绩效审计的理论与实务水平。
作者：蒋剑桥 陈凤仪 单位：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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