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研究方法论范例

摘要：

随着20世纪批判理性主义与历史主义的兴起，科学哲学有了极大的发展，形成了以波普尔为中心的证伪主义和以库恩为代表的范式理论，正是在这两种理论的相互影响基础之上，产生了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拉卡托斯批判继承地发展了波普尔、库恩的科学哲学观点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科学理论，为后面的科学哲学理论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

科学研究纲领；范式；证伪主义；批判发展

伊姆雷•拉卡托斯(ImreLaKatos,1922～1974)是英籍匈牙利数学哲学家、科学哲学家，并且是波普尔的学生，因此在他的一生中受波普尔的影响很大，他说：“他从波普尔那里获得的教益是无法计算的，他比任何人都更大地改变了我的生活，我将近40岁时才进入他的知识的磁场，他的哲学使我终于放弃了我坚持了近20年的黑格尔世界观，更重要的是，它为我提供了一个非常丰富的问题领域，实际上，提供了一个真正的研究纲领。”1由此可见，拉卡托斯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是继承波普尔学说的。当然，波普尔的学说并不是完美无缺的，因而另一方面他也充分吸收库恩理论中的合理因素。所以说，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是对波普尔、库恩的批判和继承。可以分为两点，首先是从“朴素证伪主义”到“精致证伪主义”，其次是从“范式”到“研究纲领”。

一、从“朴素证伪主义”到“精致证伪主义”

拉卡托斯不仅赞成波普尔的观点，并且修正了波普尔的朴素证伪主义。首先，他对证明主义与可错主义进行了分析与比较，证明主义就是认为科学知识是已被证明为正确的知识的理论，可错主义则是与它相反的理论，认为科学知识并不是可被证明和已被证明的绝对正确、永无错误的知识，而是一种可错的知识，拉卡托斯认为，波普尔基本上坚持可错主义，认为一切科学知识都是可错的猜测或假设，是正确的、合理的。因此，他继承了波普尔的这一点，也坚持可错主义，否弃证明主义，但也存在缺陷。接着，拉卡托斯又论述了他的方法论证伪主义与教条证伪主义的区别，他认为两者最根本的问题就在于经验能否证伪理论。教条证伪主义认为一切经验都是不可错的，经验可以证伪一切科学理论，而方法论证伪主义则不同，它认为经验是可错的，因此，经验不能证伪理论。波普尔的朴素证伪主义认为经验可以证伪理论，拉卡托斯则对这一原则进行了批判，并提出了“经验不能证伪科学理论”的原则，正是这一原则成为精致证伪主义与朴素证伪主义的主要区别。那么拉卡托斯为什么认为经验不能证伪理论呢？一方面，从经验自身来看，经验是主观的，因而对于同一事实不同的人可能会有不同的观察结果，另一方面，理论自身也是相对复杂的，当理论与经验不一致时，难以确定是理论背景知识有问题还是周围条件有所变化，所以拉卡托斯说：“如果有足够的想象力，便可以通过调整一个理论所置身的背景知识，使该理论永不被‘反驳’”。2既然波普尔的经验原则不能证伪科学理论，那么什么才能够证伪科学理论呢？拉卡托斯提出了理论证伪理论的观点，也就是说，用新理论对旧理论进行证伪，这也是拉卡托斯对波普尔在分界标准和证伪规则方面的继承与发展，波普尔认为科学理论的单位是一个个各自独立的命题，评价的单位也是孤立理论的取舍，而拉卡托斯则认为科学理论的单位是整体的，联系的，因而他提出了超经验内容的分界标准，意思是具有更多的经验内容或更多的可预见性理论才能证伪理论，他说：“评价任何理论都必须同他的辅助假说、初始条件等一起评价，尤其是同它的先行理论一起评价……”3其次，在证伪规则方面，拉卡托斯与波普尔也是不同的，波普尔认为理论如果与经验、观察不一致，那么它就被证伪了，拉卡托斯则认为经验不能证伪理论，而是被具有超经验的新理论证伪的，前面以提到，这里便不再多说了。总而言之，拉卡托斯在继承波普尔科学发展模式的同时又批判发展了，因而是把波普尔的科学理论叫做朴素证伪主义，他把自己的科学发展模式叫做精致证伪主义，这也就是从“朴素证伪主义”到“精致证伪主义的过程”。

一、复杂性研究的提出及主要流派

一般认为，复杂性科学始于20世纪40年代美籍奥地利生物学家贝塔朗菲的一般系统论研究。随着系统科学的研究不断获得进展，耗散结构论、协同学、控制论、信息论、混沌理论和超循环论等陆续创立，为复杂性科学研究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对于当前尚在蓬勃发展、方兴未艾的复杂性研究，不同的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分类。美国乔治•梅森大学的沃菲尔德认为，在美国就存在系统动力学学派、适应性系统学派、混沌学派、结构基础学派等。我国的戴汝为认为，国际上研究复杂性科学，按其所用术语可以概括为三方面：一是欧洲的普利高津、哈肯等人开创的远离平衡态的开放系统；二是美国圣菲研究所以复杂适应系统为标志的工作；三是中国钱学森提出的以开放的复杂巨系统为主线的研究。综观当前对复杂性科学的研究，大抵可以分为四大主要流派：一是一般系统论学派。一般系统论学派是由美籍奥地利生物学家贝塔朗菲开创的。早在1937年，在芝加哥大学的一次哲学讨论会上，贝塔朗菲就提出了“一般系统论”的概念。1945年，他发表《关于一般系统论》一文，提出一般系统论的任务。1968年贝塔朗菲出版了《一般系统论：基础、发展和应用》一书，书中全面阐述了一般系统论的思想、内容和理论框架。在《一般系统论》一书中，贝塔朗菲开始自觉地运用“整体”和“系统”的概念来认识和处理存在于一切知识领域中的复杂性问题。他力图从对立、斗争和一致性中发现系统演化的机制，从系统内部说明何以能够出现由简单到复杂、由低序到高序的演化。美国圣菲研究所第一任所长考温认为，复杂性研究作为一门科学，肇始于贝塔朗菲的研究。一般认为，贝塔朗菲创立的一般系统论，标志着复杂性科学的诞生。二是自组织理论学派。自组织理论学科群涵盖了耗散结构理论、突变论、协同学、混沌理论、超循环论和分形理论等新兴学科理论，代表人物有普利高津、哈肯、托姆、拉兹洛等。“这样的新兴学科，它们研究的对象尽管不同，但是都具有共同特征，那就是它们都是非线性的复杂系统，或非线性的复杂的自组织形成过程”。

自组织理论研究组成元素众多的复杂系统如何自主从无序到有序的演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由于大量的组成元素致使单一的中央控制成为不可能，使得整个系统的演化不可避免地具有非线性、随机性。此外，自组织理论还探讨复杂系统演化过程中的涨落、分叉、相变等现象，使得人们对系统复杂性的认识更深入。所以普利高津在其著作《探索复杂性》一书的序言中指出：“自组织现象是作为一个崭新的科学范式出现的，它使人们可以设想出复杂性如何在自然中出现，以及可在何种程度上被加以探索研究。”三是复杂性范式学派。代表人物是法国当代著名哲学家埃德加•莫兰。1973年，法国当代著名哲学家埃德加•莫兰发表《迷失的范式：人性研究》一书，在批判传统的“简单化范式”的同时，率先提出了“复杂性范式”的概念和理论，并号召人类进行思维方式上的新革命。莫兰认为，经典科学认识事物的方法，主要是采取还原式、分离式、割裂式的“简单化范式”，“相信世界的简单性，是从德谟克里特以来在西方科学中形成的基本信念。牛顿在《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中指出，自然界喜欢简单化，不爱用什么多余的原因来夸耀自己”。在这样一种方法指导下，经典科学的主要任务就是不断揭示隐藏在复杂现象背后的简单规律。但是，简单化范式在探索认识基本粒子、气象等等方面现象时，由于失去了确定性的根基，显得越来越无力。为此，埃德加•莫兰认为新的复杂性范式的萌芽已经出现，要用复杂性范式发展自己，迎接挑战。由于埃德加?莫兰的“复杂性思想”，涉及到认识论和方法论领域，因此具有更普遍的意义。四是复杂适应系统学派。主要代表是美国的圣菲研究所。1984年圣菲研究所成立时就以“复杂性科学”作为研究所活动的旗帜，旨在通过开展跨学科、跨领域的研究，探索建立复杂适应系统理论。圣菲研究所的工作成绩斐然，陆续提出了“适应性主体”“、可变图示”“、混沌边缘”、“适应性景观”的新概念，并建立了复杂适应系统的整体多样性和演化模型。目前圣菲研究所在欧美影响很大，发展很快。综上所述，当前复杂性研究的这四种流派都从各自研究领域揭示出复杂性研究的重要性，研究内容既相通，又互有区别。一般系统论从系统理论出发，聚焦于研究系统如何从简单走向复杂，从无序走向有序。普利高津的“复杂性科学”则作为一种超越经典科学的科学方法论的新视域，旨在用“演化的物理学”代替“存在的物理学”。莫兰的复杂性思想首先致力于用复杂性的方式建立全面的、整体的人类学，进而拓展至探讨建立一般的科学研究的复杂性方法，其复杂性理论涉及具有普遍意义的哲学认识论和方法论。圣菲研究所的“复杂性科学”则主要是指其创立的“复杂适应系统理论”。该理论主要探讨了世界上生物层次以上的高级的复杂系统能动地适应环境的演变内在机制。但是，无论是1928年贝塔朗菲提出一般系统论思想，还是普利高津的复杂性科学，亦或是埃德加?莫兰的“复杂性范式”，均未能对“什么是复杂性，什么是复杂性研究”，给出统一的界定。但是也并不是说这一阶段的研究就没有突出的理论成果，因为在这一阶段研究中，他们各自提出了一系列复杂性概念模型，比如：埃德加•莫兰提出的“宏大概念”，美国圣菲研究所的“复杂适应系统理论（CAS）、涌现生成理论、混沌理论等。当然，复杂性科学诞生的首要意义在于，他们把关于“复杂性的研究”作为一个科学的命题，摆在了研究者的面前。

二、复杂性研究的主旨及其划时代变革

复杂性和复杂性科学至今没有一个统一的界定，对于复杂性或复杂性科学，我们无法以一种简单的肯定的方式给出界定，但运用复杂性科学的研究方法，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大致勾勒：一是复杂性科学只能通过研究其运用的方法论来区别，复杂性科学的理论标志就是非还原的研究方法论。复杂性科学的重要特征就是通过研究方法论来进行界定或定义。复杂性科学它不是一门具体的学科，而是分散在众多的学科中，是学科交叉互涉的，从传统的学科分类到现在的交叉学科，从研究政治、经济、生物等的分类学科，过渡到研究语言、大脑、市场、交通等等的交叉研究，它几乎涉及到人类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正是由于它那有别于还原论的方法论立场，才被称为复杂性科学。二是复杂性科学力图打破传统分类学科之间那种互不往来的状态，努力寻找并试图建立各学科之间的相互沟通、相互联系的协调机制。复杂性科学打破了牛顿经典力学和线性理论的统治和主宰，打破了还原论适用于所有科学的梦想。三是“复杂性本身就是一种兼备多种组分要素、结构要素和功能要素的复杂观念”。复杂性科学力图创立新的理论体系或科学范式，并应用新的思维范式来解释世界给我们提出的一系列问题。

综上所述，复杂性科学并不是简单的一门学科，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系列的相关的学科群，“是一群具有复杂性意识和复杂性思维的理论丛林”。在这个被称为复杂性科学的学科群中，主要包括以下若干个理论：系统科学的耗散结构理论、复杂巨系统理论、超循环理论、协同论、突变论；非线性科学中的分形理论、混沌理论等。从未来发展看，构成复杂性研究的核心理论主要是：涌现生成理论、遗传进化理论、人工生命理论、复杂适应系统理论、复杂网络理论、自组织临界性理论等。复杂性研究的兴起都对传统自然科学研究、甚至于哲学思想等都将带来划时代的变革和影响。首先，复杂性科学的诞生拓展了自然科学研究的领域，它使自然科学研究从线性的、确定的、有序的传统的研究领域拓展到非线性、不确定、无序的研究领域。传统自然科学在获得对自然界及其规律的认识的同时，也给自己划定了研究领域，即研究自然界本身所固有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这一做法在取得了诸如牛顿经典力学的巨大成就的同时，也阻碍着人类认识的进一步发展。随着复杂性科学的诞生，那些原本不是科学的领域，或者超越原来的科学研究领域的对象，也逐渐被纳入到了科学研究的视野，科学研究的宗旨也随即从原来的探索寻求简单性规律，发展到了了现在的探索认识复杂性。所以，复杂性科学的诞生是科学发展史上的大事件，被认为是“21世纪的科学”。其次，复杂性科学的诞生，还对传统的科学思想、观念、理论和方法产生了重大影响。复杂性科学的发展，为我们的科学研究提供了复杂系统分析的新方法。具体说，它为我们分析复杂组织的生成演化过程提供了分析手段。传统科学的思维方式是建立在有序分割和理性三大支柱上。随着复杂性科学的兴起，这些支柱的基石都一个个被动摇。然而，复杂性科学研究绝不是要排除事物的确定性、必然性规律，去单纯追求建立一种不确定性理论，绝不是完全排除分割、剥离和理想实验的方法，去单纯追求建立一种不可分割性理论，简单排除逻辑推理，以便允许对逻辑规则的任何违反。相反，它的研究方法是穿梭于确定性和不确定性、要素和整体、可分割和不可分割之间，探求事物复杂性本质。因此，在复杂性科学研究中，要把传统科学的研究方法整合到一个更广泛、更丰富的理论框架内，把整体主义和还原主义，系统的整体性和局部的具体性联系并有机结合起来。

总之，复杂性思维方式、复杂性科学的研究方法，并不是“简单化范式”的对立面，而是要包容并整合“简单化范式”的一种新的融贯的思维方式，新的融贯的研究方法。复杂性科学特别是其中的复杂适应系统理论、涌现生成理论、复杂进化理论、混沌理论、复杂网络理论等，为我们的认识提供了建构比较完备的复杂系统分析模型新方法、新工具。再次，复杂性科学的兴起，将对人们的世界观产生重大影响，将彻底改变传统的哲学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在本体论上，复杂性科学的兴起对呈现在人们面前的世界图景进行了重新的描绘，复杂性科学为哲学本体论提供了新的对象、新的可能。在认识论上，复杂性科学的兴起严重冲击并影响着传统认识论，在未来的认识论研究领域，认识复杂性，将成为主要任务。在方法论上，复杂性科学研究方法与传统科学的研究方法也有很大差别。未来的思想家、科学家将采取不同于简单化、还原性方法的复杂性方法，如隐喻、类比和思辨等等，这无疑将极大地丰富科学研究的方法。最后，复杂性科学的兴起在冲击对传统科学观念、思想、理论的同时，也需要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及时总结包含在复杂性科学中的哲学思想，梳理复杂性科学所包含的具有哲学意蕴的东西，同时对复杂性科学产生的各种认识问题作出反思和回应。对于复杂性科学的哲学研究业已成为当代科学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前沿阵地。

一、高校“思政课”教育：传道使命的担当者

教育为政治服务，体现出的是国家意志。正因如此，古今中外的教育以传“道”为第一要务，这里的“道”主要是指规律、方法、信仰、道德、社会制度等。在不同社会制度下，“道”有着不同的内容。曾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其中传承的是儒学之“道”，从汉武帝采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主张以来，经过漫长的封建传道士的不懈努力，从启蒙教育开始，一直到仕途科举，着力灌输、渲染孔孟之道，导致社会出现为官为宦、安邦治国均遵从孔孟之道，最终“儒术”被完全地确立起来，几乎妇孺皆知，达到贯穿国人灵魂，规范国人行为之地步。虽然后来经历了多次对“儒术”否定的社会革命，如辛亥革命等，但是，时至今日，它仍有根深蒂固的影响。今天，我国社会主义高等教育所传之“道”，就是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科学真理，在一代又一代的社会主义建设者与接班人之间永远传承下去。这就是党和政府要求做好高校宣传思想工作时，赋予社会主义高校的神圣使命。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理论，学习、传播、丰富、发展这个科学理论，需要有一定的科学理论修养作基础。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际地确立马克思主义根本指导思想的地位，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尤其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工作者坚持不懈的努力。这就需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工作者在向高校青年大学生传马克思主义之“道”时，将传道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相结合，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和研究，去广泛传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以推动马克思主义全面社会化，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净化社会灵魂。

二、高校“思政课”教育：塑人灵魂的工程师

1.高校“思政课”教育为大学生的专业学习和研究提供科学世界观方法论指导。有部分学生认为，我既不信奉唯物主义世界观、也不信奉唯心主义世界观，我信奉我的专业，因为我将来只靠它吃饭。这种观点不仅错误、而且在

实践中有害。虽然，大学生想努力学习专业知识，以便将来能够成为某一方面的专家、学者无可厚非。但是，任何人的思想都离不开世界观方法论指导，任何人的任何行为都是在不同世界观方法论指导下所作的行为。世界观是人们对世界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会有什么样的观察、分析、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任何专门学问的研究只是对世界某一方面的研究，而任何研究都离不开世界观方法论指导。

2.有益于大学生修炼良好的人格魅力。

要想将来当专家，不仅要受世界观支配，而且还必然受一定人生观、价值观支配。一个人不管他能否成为专家，学生时代首先面临的问题是：将来要如何做人、做一个什么样的人、培养自己一个什么样的人格。即使成为专家，也存在着一个具有什么人格力量的专家的问题。已经成为了专家，在个人的荣誉、地位、利益等系列问题上，如何对待？已经成为专家，将自己的智慧用于为自身个人利益而努力奋斗还是造福于人类社会？当科研受到挫折和失败时，是气馁、退缩，还是迎难而上直至成功？遇到科学研究的社会环境不理想，是抱怨、发泄还是积极克服、主动进取？如此等等系列问题，都需要作出明确的、毫不含糊的回答。马克思主义不仅是科学的世界观，也是科学的人生观，以它为思想武装十分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德才兼备。大学生只有以这样正确的人生观作为人生行为的指导，努力学好专业，将来才有可能成为受到国家和人民欢迎和重用的、有人格魅力的专才、专家。

本文作者：郭美霞 单位：鸡西大学

爱因斯坦创立相对论所需用的物理知识，不见得比所需的哲学思维多，爱因斯坦头脑中的哲学成分一直是人们的研究课题，因为是他成功地改变了后来者对宇宙时空观的看法。虽然在儿童时期，他的智力发育迟缓，但他那刨根问底的哲学探索精神使他对空间、时间的钻研比别人更深刻。他曾说，他受过斯宾诺莎哲学的影响，倾向于唯理化，但是他又始终注重实验事实，“相信有一个离开知觉主体而独立的外在世界，是一切自然科学的基础”。这个基础就是哲学理论思维。日本物理学家坂田昌一，根据恩格斯和列宁关于辩证自然观的思想，反对把粒子看做“物质的终极”，站在“物质具有无限层次”这一立场上致力于物质结构研究，l956年他提出了包括奇异粒子的复合模型，认为强子是由原子P、中子n和∧粒子这三种基础粒子组成的，“坂田模型”在解释和预言强子的性质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功，这是坂田昌一长期坚持自觉学习和运用自然辩证法的结果。

他写道:“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就像珠宝的光芒一样照耀着我四十年的研究生活。”［3］在牛顿时代，研究机械力学，没有辩证法相对来讲还过得去。然而，在今天，辩证法成为自然科学研究必不可少的方法。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离开了辩证法将寸步难行。现代科学的许多复杂问题不能单靠实验的方法来解决，要借助于想象力和哲学思维。例如，我们无法直接观测电子等许多基本粒子的实际运动状态，只能在一些模型或理论的基础上进行间接观测，而这种模型或理论的建立就需要哲学的帮助。关于几十亿光年以外的天体情况，几十亿年以前的宇宙状况等，都无法直接用实验来验证。各种宇宙学说的建立离不开哲学的指导。辩证法对现代科学的指导作用一天比一天重要。

人类借助于科学实验活动，把我们的认识从已知的此岸引向未知的彼岸，包含了观察、假设、推理、实验、论证、检验等阶段。在每个阶段中，以及从这一阶段转移到另一阶段时，都必须要有充分的依据、合理的原因、严谨的推理、科学的验证。归纳、演绎、类比、分析、综合的过程，就是对感性材料进行整理，通过科学抽象做出哲学概括的过程，这对整个科学实践活动起着一般方法论的作用，是最高层次的科学方法。地壳运动的板块模型的建立是现代地质学的重大发现。这之前经历了大陆漂移假说、海底扩张假说和板块构造学说三个阶段。最先把大陆漂移作为一个假说提出的德国气象学家魏格纳，设想全球的大陆曾经都连在一起，称之为“联合古陆”，并给出联合古陆破裂、漂移过程的图示。

魏格纳认为使大陆漂移的动力是地球自转的离心力及太阳和月亮产生的潮汐力。但是，地球物理学家的计算表明，这个力实在太小，不足以推动大陆的漂移。20世纪60年代，美国地质学家赫斯提出“海洋扩张假说”，他认为，大陆不是作为独立体运动的，而是与海底连在一起在地幔软流圈上移动。60年代末，在海底扩张说的基础上，美国的摩根、法国的勒比雄和英国的麦肯齐共同提出了“地球板块构造模型”，这一学说成为新的地球构造理论。从大陆漂移学说、海底扩张学说到地球板块构造学说，每一个学说的提出，都是从假设开始，在观察或实验方法无法企及的情况下，借助抽象思维的能力，反复分析、推理而概括得出的结论。所以，“概括”作为一种思维方法在每一个阶段演进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我国著名数学家华罗庚，从20世纪50年代起，带领数学工作者深入生产一线，潜心探索一条让数学更好地为发展国民经济服务的途径。

他在常年实践的基础上总结出一套行之有效的科学方法，概括为:大统筹、广优选、联运输、精统计、抓质量、理数据、建系统、策发展、抓工具、巧计算、重实践、明真理。凝练的36个字，处处闪烁着哲学思维的光芒，今天这套方法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这是哲学方法论在自然科学中的典型应用。事实证明，只有那些认真实践而又善于思索的人、善于概括总结的人，才有可能在科学探索中捷足先登，摘取科学之果，也才能成为推广科学成果、促进科学进步的强大力量。从这种探索过程中可以看到，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迅速进步及其向各个领域的广泛渗透，尤其是数学方法的推广和应用，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等横断学科的发展，使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在方法论上逐步相互渗透，日渐趋向统一。正如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所指出的:“在现代科学技术中所用的研究方法也逐渐统一了，不能区分自然科学的方法论和社会科学的方法论。”

由于理论思维的工作特点是抽象的理性功能，不需要实验室，而是在头脑中运用科学的逻辑加工感性材料，突出了事物的主要特征，因而使人们更便于发挥科学抽象的作用，使理想形态的研究结果超越现有条件，指明研究的方向，形成对新事物的科学预见。因此，正确的理论思维能够对客观世界做出科学的预见。这些科学预见往往经过科学技术手段的进步，在一系列研究活动中得到证实，从而形成新的科学理论。通过哲学思维所进行的科学预见，在历史上非常之多。恩格斯运用辩证法对当时自然科学发展中的一些重要问题，做出了很有见解的分析，提出了一些重要的预见，对机械运动中两种量变的争论做出了历史的总结，对原子可分、电子运动的物质基础、放射到太空中去的热能量重新集结，物理学和化学之间边缘科学的发展，人工合成蛋白质的可能，非细胞生命的存在等做了预见。

欧洲探险家们在通过旅行获得大量人种志资料的基础上开展比较研究，人类学和比较语言学等都在这一时期相继产生。与空想社会主义浸透着哲学甚至形而上学的传统思维方法及其失败的社会实验不同，建立在调查获得的事实资料基础上的社会科学此时业已萌生。朱利安倡导比较教育的最初意图在于“使教育成为近乎实证性的科学”，他认为，就像比较解剖终于促进解剖成为一门科学一样，“比较教育的研究也必然能为教育的完善而成为科学，提供一些新的手段”。［2］这样的设想，与当时整个社会科学“科学化”的诉求在总体上是一致的。同时，库森(VictorCousin)基于人口统计资料的比较教育研究、贺拉斯•曼(HoraceMann)和巴纳德(HenryBarnard)在跨国旅行中进行的比较教育研究，也都与这一时期整个社会科学发展进化的历史是相一致的。

到20世纪早期，历史哲学和历史意识形态结合形成的“历史主义”在社会科学中产生广泛影响，它“强调变化与发展在人类社会(humanrealm)的决定性地位”，［3］集中代表历史主义范式的史料编纂学(historiography)等得到发展。历史主义在社会科学界很快受到质疑和批判，反对者主要攻击历史主义背离了自然－科学的解释模式，认为它导致了反科学的怀疑论和相对主义。波普尔在其1957年出版的《历史主义的贫困》一书中指责“反对自然主义”的历史主义是“目的论”和“整体论”的，而“赞成自然主义”的历史主义则以虚构的历史规律为基础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提出了预测。回顾比较教育在这一时期的发展历史，萨德勒(M．Sadler)、康德尔(IssacKandel)、汉斯(NicholasHans)等人的历史主义研究范式和对编纂《年鉴》的学术热情，以及贝雷迪、霍姆斯(BrianHolmes)、诺亚和艾克斯坦(M．A．Eckstein)对历史主义的批判和对社会科学方法的推崇，同样与当时的社会科学发展大背景密不可分。在《社会学方法的准则》这一对社会学成为一门科学具有重大影响的著作中，迪尔凯姆(?mileDurkheim)曾对社会学的方法论特性，展开了详细而严密的论证。他认为科学只有通过比较两种现象在不同的环境下是否同时出现或消失来证明不同现象之间的因果联系和相互依存性，若这些现象被认为是可以控制并可重复再现的，就可以用实验的方法加以研究，“如果相反，事实的产生并非我们所能支配，我们只能比较那些自发地产生的事实时，那就应该采用间接的实验方法或比较方法。……因为社会现象显然不能由观察者左右，所以只有比较方法适合于社会学”。［4］在同属比较法的相同法、相异法、剩余法和共变法中，迪尔凯姆认为共变法(ConcomitantVariation)最适合社会科学研究。孔德(AugustComte)认为社会学的主要任务不是确定不同社会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而是要发现人类社会发展的趋势和方向，他认为“真正的实证精神主要在于为了预测而观察，根据自然规律不变的信条，研究现状以便推断未来”，［5］所以要用综合的方法把人类社会发展的状况联系起来，这种方法就是历史的方法。孔德认为比较的方法需要使所比较的现象脱离其所属的历史，这就割裂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因而也就不可能找出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迪尔凯姆认为共变法可以避免孔德对比较法的疑虑，因为“共变既不要求我们进行支离破碎的列举，又不要求我们作肤浅的观察。为使共变法得出正确的结果，只有几个事实就足够了。只要证明在多数情况下两个现象是共变的，就可以肯定其中有一个规律”。［6］这种实证的努力改变了早期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的认识因其依赖对旅行者见闻之道德信任而带来的先天脆弱性。［7］从迪尔凯姆等人的方法论及其相关研究可以看出，“比较法”在社会科学中是作为一种带有根本性的最基本的研究方法而受到重视的。在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中，比较在“假设———推测———验证”等主要环节中起着分析事实以证明或证伪不同因素之间因果联系的重要作用，即比较包含多种因素的社会环境，分析某种社会现象的出现与某一种或几种影响因素的出现之间的联系，从而证明关于这种社会现象的社会科学规律。回到比较教育产生初期，我们应当看到，“比较”在当时其实是作为一种社会科学的基本研究方法被引入到教育科学研究中的。在整个比较教育研究的发展历史中，“比较”也一直是被作为一种基本研究方法而非研究成果形式对待的。从后来贝雷迪、诺亚等著名比较教育学者关于比较教育方法论的争论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问题在于，虽然历经了贝雷迪、诺亚和艾克斯坦等学者的强烈呼吁和倾心努力，比较教育研究在其发展过程中并没有完全摒弃早期旅行者见闻的色彩，它错把那些加入了作者主观评价抑或简单的统计数据，而主要性质仍然是关于国外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报道性、描述性文字(包括在国外期刊上报道本国教育的文字)也纳入了“成果”之列。实际上，在这类文字中，“比较”只是一种叙述形式，它根本就不是作为一种研究方法而存在的。这也正是朱利安在早已产生关于教育的旅行者见闻之类文字的背景下，仍然强调要通过“比较”来使教育成为一门科学的重要原因。

然而，比较教育成果中至今依然夹杂着大量国外教育报道和“改良版”的旅行者见闻，很多关于别国和本国教育的记述，都因为其在形式上对不同国家教育的“比较”而煌然列于比较教育“成果”之列。实际上这些文字只是对不同国家教育的描述，充其量也只是简单的“对比”，而并非作为社会科学基本研究方法意义上的“比较”。也就是说，这些“比较”其实只是一种跨国报道而非研究，它们最多只能算作比较研究的资料性准备。比较教育学者们在方法论科学化方面的努力，并没有把大量没有运用科学方法论进行研究的文字从比较教育的“成果”中清理出去。在这一意义上说，比较教育研究一直没有最终完成自身的“科学化”。这也是它如今面对学科同一性危机的最根本原因。

一、历史的变化与“比较”的进化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比较教育是作为一种教育科学中的一个“工种”而非“学科”被“重新”建立起来的，它主要承担的是搜集国外教育信息和追踪国际教育改革发展动态的任务，而不是进行“比较研究”的任务。就学科发展而言，中国比较教育此时实际上还处在“前朱利安时代”。随着社会需求和学科环境的巨大变化，中国比较教育研究的科学意识开始觉醒，但它一直没有自觉地展开自身科学化的工作。只是近几年，在社会需求和全球化的大背景的推动下，中国比较教育研究才开始悄然(仍非自觉地)迈动了科学化的步伐。中国比较教育研究在改革开放之初之所以作为那样一种特殊形态而被重建，是由当时它所面对的社会环境和教育科学其它学科的需求所决定的。当时的中国刚刚结束与国际社会几乎完全隔绝的十年，教育科学研究队伍的外语水平普遍较低，教育科学诸学科之国际视野极其有限，因此亟需有一批外语水平较好的专业人员专门从事搜集整理和翻译介绍国外和国际教育发展的最新信息的工作，于是，中国比较教育重新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水平起步。1964年前后，全国高校虽然先后建立了数个外国教育问题研究机构，但“由于我们对资本主义国家教育的基本立场是批判和否定的，在形式上又仅重视资料译介而缺乏深度分析”，［8］并且接踵而至的很快就把这初燃的星星之火给扑灭了，因此，比较教育当时在中国还远没有成为一种研究。到20世纪70年代末，它又“而今迈步从头越”，回到了60年代中期的水平。这种发展状况适应了当时的社会需要和教育科学其它学科的需要，因此，比较教育在此后的十多年时间里在中国获得了长足的发展。然而，进入90年代之后，中国比较教育学界逐渐意识到并开始讨论学科同一性危机的问题。无论是起初的快速发展还是后来的学科危机，究其根源，仍然取决于社会需要和教育科学其它学科需要的变化，以及比较教育研究对这一变化的适应情况。

仅从我国国内的变化来看，比较教育如今所面对的社会环境和学科环境，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已经有了根本的不同。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加上日益加速的世界全球化过程的影响，中国比较教育所面对的社会环境和教育科学内部学科环境都发生了巨大变化。首先是英语的普及，使得教育科学研究队伍的外语水平有了很大提高，越是年轻的研究者，其英语或其它语种外语的水平越高，改革开放之初那种主要搜集译介“外国教育情报”的比较教育研究“工种”已经丧失其存在的必要性;其次是国际交流的日益频繁，特别是信息化提供的便利，使得教育科学普遍打开了国际视野，国际学术范式直接影响着我国教育科学研究的发展;最重要的是我国教育改革开放逐渐步入了“深水区”，更加开放的政策环境使得我们对国际教育改革和发展经验的借鉴也呈现出全方位和更加深入的特点，翻译介绍和“准旅行者见闻”式的“成果”，已经不能满足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对比较教育研究的新要求。为了更清晰地反映中国比较教育发展环境的变化。教育改革和教育科学其他学科的变化对比较教育研究的影响是最为直接和深刻的，而所有这些变化，都与另一个更大的社会历史背景相联系。这个社会历史背景就是席卷世界的全球化。在这样一个时代，“一切固定的古老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9］同样，比较教育学者们也必须进行冷静的思考。“在这样一个地球村里，我们究竟为什么还要进行比较分析?”［10］面对这样一些极具挑战性的质疑，比较教育学必须做出回答。

格林(AndyGreen)认为，比较教育研究在全球化时代面临着一系列严峻的问题，因为“国家教育制度这一概念构成了比较教育之精神结构的基石”，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有些学者甚至得出了“跨国的比较如今已是多余”［11］的结论。无论这种结论是否可信，比较教育研究自身都必须发生进化，以适应新的社会需求和全球化时代背景的严峻挑战。要成功应对这一系列挑战，比较教育首先必须褪去早期旅行者见闻的色彩;要褪去旅行者见闻的色彩，必先摆脱早期粗陋的研究方法;要对比较教育研究方法做出科学的改进，又必须在方法论上做更加深入的反省，以重建格林教授所说的“比较教育之精神结构的基石”。全球化在某种程度上动摇了比较教育精神结构的传统基石，但并未从根本上否定比较教育研究存在的价值。正如戴尔(RogerDale)所言，“全球化并不必然导致同质性，甚至也不增加各国教育制度之间的相似性”，因此，我们仍然可以“把全球化的重要因素分析出来，指出那些限制和引导其对教育制度之影响的因素，从而站在更好的位置上从国家的和比较的两个角度来回答教育的核心问题”。［12］问题在于要成功地把这些因素分析出来，并对其进行可靠的研究，比较教育研究之“比较”必须进一步进化。面对全球化的严峻挑战，“比较教育被指责经常堕落为旅行者见闻、政策主张和对不科学政策借鉴之投机取巧的理论说明，若想避免这些指责，它就必须进行比较，而且要系统地进行比较。”［13］比较教育研究之“比较”需要进化，亦即比较教育研究在方法上应当进一步理论化、系统化和科学化。它必须重新找到其精神结构的基石，并由此出发建立一整套逻辑严密的方法论体系，从而像社会学等学科那样，在自身科学化的过程中逐步证明其独立存在的价值。

一、经典实用主义中的社会科学哲学：为社会科学哲学崛起奠基

经典实用主义以社会科学介入现实问题的解决，从而形成的社会科学哲学思想的特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实用主义真理观：为信仰服务。对一个命题的判断通常有真假两种结果，实用主义学者的评判标准不再是“符合论“”融贯论”或是“多余论”等，而是一种某种意义上的一致。这就意味着只需要谈话诸方在他们共同的信念下认为某一个理论或某一类思想可以达成一致就可以了。在那之后，实用主义被搁置了很久。但最近，甚至是在更早的时候，它又被恢复了它在美国的地位。其实，这是可想而知的。实用主义这次的回归不仅保持着经典实用主义的传统，还带来了新的内容。实用主义的包容性越来越强，可以使用的范围也越来越大。这就不难解释它的生命力。新实用主义的思想主要是以罗蒂为主的后哲学思想。他的思想把许多学科都包容了进来，尤其是文学、政治和道德伦理。在这样的背景下，这些学科有了可以冠以“科学”的合法地位。在很多时候，罗蒂认为文学、政治或是伦理道德比传统社会科学学科还值得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实用主义，不仅在美国站稳了脚跟，而且在美国的外交手段中，我们可以不断地看到他们的实用主义精神。这种精神不仅仅是一种功利的、利己的，同时还是开拓的、探索的。二是实用主义研究方向：以人为本。实用主义的魅力是当你使用这种方法论时候，你会感到很轻松，很有效。它的研究永远是一种向上的力量，这应该与它的理论渊源有关。在实用主义哲学中我们永远都抹不掉达尔文的进化论的影子。这样的理论告诉我们，人类或是其他物种都遵循优胜略汰、适者生存的原则，所以我们的研究就会越来越复杂同时也是向上的。在实用主义的思想中，我们同时还能清晰地看到以人为基础，尤其以人的兴趣和情感为出发点的唯意志论的影子。尼采的非理性主义在实用主义中可以找到。

实用主义很注重的是研究某一问题的兴趣，以兴趣为出发点，便可以充分调动研究人员的积极性，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更有利于达到有效的目的。同样来自于唯意志论的观点，即对人本身的考虑很重视。这点达成共识：“人类是这个世界上唯一可以进行思考的生物。当我们把自己作为研究对象的时候，那些把自然科学作为研究对象的大部分理论原则便不能使用。”因为，研究人类不能仅仅通过对某一个社会背景下的他们进行研究，得出的结论推而广之。我们需要在特定的时期、背景、文化中判断他们的行为，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的语言所表达的观点，而理解这些语言的重点便是语言的环境。因此，对于研究社会科学的学者来说，实用主义是一个不错的方法。这个方法会让我们在了解我们自己和周围环境的同时，变得开心、有趣和更有上进心。实用主义方法论会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三是实用主义的价值取向:实际且多元。实用主义作为一个哲学学派，他们没有明确的界限，只是有些观点属于实用主义的范畴，尤其体现在对社会科学研究中。许多哲学学派一直以来都信奉自然科学研究框架下的社会科学研究。因为他们认为“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都应该模仿自然科学。其实他们赞同了价值中立原则，认为历史学家或社会科学家应该不带有个人感情和价值导向来研究社会现象。”

但无论是实用主义学家皮尔士的科学主义、还是詹姆斯的意识流、还是杜威的工具论都充分地证明了社会科学的研究无法做到价值中立或完全客观。因为，作为研究对象的人类行为、人类的生活习惯或是他们的信仰，都没有办法摆脱掉他们所生活的环境和能够影响他们的信仰。而生活环境和信仰都是有局限性的。因此，很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一种观点在某种社会背景下是可以理解的，而在另一种背景下则是无解的。比如，我们常常看到：一个男孩子在路上看到一个吸引他的女孩子，通常会上下打量一番，然后看着她的眼睛微笑。而对方也会为自己被关注而感到骄傲。如果换个场景，结果就会大相径庭。假如刚才的行为我们在美国的黑人区做一次，估计那个男孩子就难逃一劫。因为在那里的社会背景下认为盯着不认识的陌生女孩子看是一种不礼貌的行为，甚至是一种轻微的性侵犯行为。因此，我们很难在有限的时间里找到一种通用的社会行为准则。

在使用实用主义的方法论研究社会科学中，有两位学者起了重要作用。第一个人是库恩，他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为实用主义这个不能体现严格意义上的理论的理论提供了成为科学理论的基础条件。因为库恩对那些“反常”的理论提供了自我修正的条件。我们的社会科学理论在不断地“前进”，但如果仅仅因为他们不符合某种严格的逻辑框架就剥夺了他们生存的权利，显然是不公平的。只有当他们的理论内核真正的“坏掉了”，我们才可以宣判这些理论的不可存在性。而在这里，我们认为的内核不能再使用的标准是：实用主义的理论无法让我们的问题变得更加容易解决。就像各大学派一直在争执的主观与客观的区别。第二个人是罗蒂，他的种族中心主义为我们研究社会科学提供了切实有效的方法。正如上文中所提到的例子，这样的现象在社会实际中比比皆是，还有很多奇怪的、我们无法理解的、可能与某种宗教信仰有关的现象。当我们面对这样一群与我们生活的社会背景和文化背景相差很远的人并与之交往时，又该怎么办？罗蒂的办法是以自己的社会背景和文化背景为出发点，与对方沟通。我认为，这个办法可能不是最快的沟通方式，但一定是最有效的沟通方式。我们的信仰和观念不一定要强加于对方，只需要找到可以达成共识的信仰和观点即可。找到共同点会对我们进一步了解对方的行为和语言有帮助。

摘要:公共管理科学研究的基本逻辑包括理论逻辑、经验逻辑和方法逻辑。理论逻辑指公共管理科学研究不能是纯粹的经验事实而必须坚持理论指导，经验研究是公共管理科学研究必须建立在一定经验基础上，方法逻辑是连接公共管理理论与公共管理经验的中介和桥梁。公共管理科学研究的三重逻辑是检验公共管理科学研究质量的基本标准。

关键词:公共管理;科学研究;基本逻辑

关于公共管理研究是一种解释性研究还是行动性研究，因对公共管理研究本身界定不清而导致认识有些混乱。马克思有一句至理名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马克思看似强调改造世界的重要性，但是解释世界同样重要，改造世界须以解释世界为前提条件。公共管理研究取向应该是兼具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首先要解释世界，其次才能改变世界，对公共管理现象的科学认识和解释是改变公共管理实践的基础。公共管理研究具体可分为三类：学术研究、咨询研究、评估研究。公共管理学术研究是另外两种研究的基础，只有对公共管理规律进行较好的把握，才能进行相应的咨询研究和评估研究，所以公共管理学术研究也称公共管理科学研究。公共管理科学研究取向有描述性研究、解释性研究、行动性研究。不论公共管理科学研究的哪种取向，都包括三个基本活动：诠释理论、寻求经验、匹配理论与经验。由此引申出公共管理科学研究的三重逻辑：理论逻辑、经验逻辑和方法逻辑。

1公共管理科学研究理论逻辑

凯恩斯说过：“事实上统治世界者，就只是这些思想而已。许多实行家自以为不受任何学理的影响，却往往当了某个已故经济学家之奴隶。”[2]公共管理科学研究不能纯粹是经验材料的堆积，其必须有一定的理论指导。能够指导公共管理科学研究的理论，是介于公共管理宏大理论与微观理论之间的中层理论。首先，公共管理中层理论的界定。理论是通过假设、观察、检验而得出来的有关现象和因果关系的一系列互相关联的结论。理论代表着人们探索世界的规律，研究借助于理论思维或理论概括才能实现，否则只是简单停留在具体事件上的描述，无助于公管理实践的进步。公共管理中层理论是介于宏大叙事的一般理论与细节描述的微观理论之间的理论。公共管理中层理论“能够有效响应时空条件转换的需要并充当沟通宏观理论与具体经验的桥梁”。[3]对于公共管理科学研究而言，如果不能在受各种条件限制的事件中概括出具有共性的本质联系或必然趋势，那么就形成不了对公共管理发展变化总体趋势的一般性认识。其次，公共管理中层理论的类型。公共管理中层理论根据不同维度，有不同划分方式。根据公共管理科学研究的目的，中层理论可分为描述性理论、解释性理论和行动性理论。描述性理论如韦伯的官僚制理论，解释性理论如布坎南的公共选择理论，行动性理论如奥斯特罗姆的多中心治理理论。根据公共管理科学研究的领域，中层理论可分为公共组织理论和公共政策理论。公共组织理论如绩效管理理论、政府再造理论和网络治理理论，公共政策理论如政策网络理论、政策执行理论、政策工具理论和政策评估理论。最后，公共管理中层理论的应用。公共管理中层理论为我们认识公共管理现象提供了理论视角，通过不同的理论视角对待同一件事情都会有不同的解释。在公共管理科学研究中，尽管有使用理论工具的意识，但在理论工具选择方面往往存在着以下问题：理论工具选择太多，理论范畴太大或不恰当，如选择治理理论、新公共管理理论，甚至公共政策理论为工具，导致在后面的经验分析未能体现理论视角，过大的理论难以应用到具体的经验研究中。在公共管理科学研究中理论选择方面应选择较具体的，如治理理论下面的分支理论——协同治理理论、网络治理理论、整体性治理理论等。

2公共管理科学研究的经验逻辑

以往公共管理研究多充斥概念演绎或推理，从概念到概念忽视公共管理经验的研究难以称得上科学研究，公共管理科学研究必须以中层理论为指导，并建立在公共管理经验的坚实基础上。首先，公共管理经验的界定。经验指从多次实践中得到的知识或技能。公共管理经验就是从公共管理实践中得到的公共管理知识或公共管理技能。从这个定义可以看出，公共管理经验往往是公共管理实践者的亲身经历或个人体验。公共管理经验进入研究过程，成为公共管理科学研究的素材，依赖特定的资料搜集方法和资料分析方法。资料搜集方法用于获取公共管理实践者的经历或体验，资料分析方法用于整理这些经历或体验，以学术性话语重新把其呈现出来。其次，公共管理经验的类型。从前面对公共管理经验的界定看，作为研究素材的公共管理经验，主要包括公共管理活动产生的文本知识和实践知识。前者主要是一些文献资料，如政府工作报告、政府文件汇编、政府统计资料等；后者是实际调查获取的资料，包括政府活动过程、政府间关系、官员公务行为、政府与公众关系、政策执行情况等。对于这两类资料获取的公共管理经验有不同的理解逻辑：一类是公共管理文本逻辑，主要通过文献资料得到的经验；一类是公共管理实践逻辑，主要通过访谈、观察或问卷等调查方式获取的经验。对公共管理经验的理解一直存在文本逻辑与实践逻辑的悖论，公共管理科学研究要把文本与实践相结合，以理解丰富的公共管理经验。最后，公共管理经验的应用。如何看待公共管理研究经验，在中层理论的指导下应遵循三个原理。一是差异原理。公共管理经验的相同点不是我们关注的重点，其呈现出的不同才更具研究价值。如两个地区资源禀赋相同，发展绩效却不同，或两个地区资源禀赋不同，发展绩效却相同。二是分组原理。公共管理科学研究应坚持从集体层面解释经验之间的差异，即用一种公共管理经验去解释另一种公共管理经验。如政府绩效问题可以用资源禀赋去解释，把资源禀赋分为不同的组。三是情景原理。从某一公共管理环境归纳出来的理论，不能够立刻予以普遍化，或被应用到另一个不同环境的公共管理。公共管理理论大多来源于西方，因产生的社会背景不同这些理论是否适合我国国情本身需要检验。同样，公共管理理论是否适用于随着时间发生变化的公共管理经验，也必须先加以检验。

任何一门科学的成熟程度，不仅取决于它揭示客观对象题域所达到的深度和广度，而且取决于它对作为科学体系的自身的内容、方法、性能、价值的自觉认识程度。现代科学也正沿着这两条道路并行推进。而这两种过程交互作用的表现和结果，一是导致一系列新兴、综合、边缘学科的出现，一是催生了以科学本身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即科学学。科学方法论则是既含于其中，又相对独立的一个重要内容。法学学和法学方法论就是在这种趋势下，法学自我认识和反思的产物。   法学学以法学为研究对象，是法学自我认识的系统化和理论化，它从整体上探究法学科学的基本性能、发展规律和社会功用。其研究内容可分为两大系列:(一)研究和界定法学本身的对象、范围、性质、任务、体系(分类和分科)、方法、发展规律和社会功能及与相关学科的关系。这是把法学作为一种认识现象来研究，(-二)研究法学与社会的相互作用及其机制，包括法学教育、法学人才、法学科研、法学情报、法学的社会效应、法学发展战略等。这是把法学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来研究。所以，诸如法学流派的形成原因及发展、演变规律，著名法学家的成长，成功、局限，法学新学科的出现、形成、意义等重大课题，都将受到法学学的重视和关注。   从学科体系上看，法学学有总论(理论法学学)、法学方法论，同时还有应用‘法学学，如法学社会学、法学未来学、法学心理学、法学传播学、法学流派学、法学科研管理学、法学信息情报学、法学教育学、法学人才学等等。此外，还应包括法学史学。法学史学着重研究法学的历史发展，考察历史上人们是如何认识和利用法律发展的客观规律的。包括历代人们的法学观念、法学方法、法学体系、法学教育、法学研究力量的基本状况、法学繁荣的一般条件、法学在法制建设和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等。历史上曾经有过古代罗马法学、中世纪注释法学、近代习惯法学、日耳曼法学、公法学、潘德克顿法学;还有我国古代法学、半封建半殖民地法学等。不同法系、不同历史类型、不同国家、地域和不同万法的分解，也都会形成特有的法学。如社会主义法学、港台法学、欧洲的自由法学和利益法学、斯堪的纳维亚法学、心理学法学、社会学法学、系统法学、综合法学等等，都是法学学和法学史学的研究内容。   法学学同法哲学的关系极为密切，其总论和方法论是法哲学的必要组成部分，故又可称为“法学的法学”或“元法学”。它的许多内容现今被混同于“法的基础理论”或“法理学”(即以“法”为研究对象的，关于“法”的基本理论的科学)的绪论部分之中。但法学学有它特有的研究对象和相对独立的体系及内容，忽视了廷一点，否认开展法学学研究的必要，是我国法学落后，法学教育和科研规律不被重视的一种不可忽视的因素。因此，开展法学学研究，以反省和检讨我国法学落后的原因，总结其成败得失，探寻法学发展的客观规律、变革方向和生长点、突破口，是我国法学工作者的一项重要任务。   法学方法论是法学学中特别重要的部分，一方面它既是反思法学认识过程而得的成果，另一方面，它又成为构建法学理论的条件和要素，而且不同法学学说及流派的形成和所具有的特色，往往都与采用特定的法学方法紧密相关，法学理论上的重大突破和变革，也往往是以法学方法的更新和发展为先导。然而，法学方法论并不是孤立地研究单个的法学方法，而是着眼于从总体上研究所有法学方法构成的知识体系。所以，它具有多维、、多层次的结构。从广义上说，它是指关于法学理论和法律实践中的所有方法及其手段、工具的理论，从狭义来讲则主要是指关于法学研究方法的理论一一这一般又可分为以下几个层次:(一)哲学方法。即各种法学及流派所依据的特定的哲学世界观以及把它们运用于法学研究所形成的一些基本方法论原则。如社会主义法学所依据的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它的基本方法论原则就是实事求是、科学的经济决定论、阶级分析、矛盾分析以及历史辩证的方法等;又如，实证主义法学所依据的是唯心经验论，它以经验实证原则作为自己的方法论基础。(二)一般科学方法，即那些普遍适用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方法，既包括各种获取感性材料的方法，又包括理性认识阶段的一般思维和逻辑方法，诸如各种经验调查法、实验摸拟法、注释演绎法、历史考察法、分析解释法、比较鉴别法，以及现代科学的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方法和数量化方法等，都可以成为法学的研究方法。(三)法学科学的特殊方法。如法律解释、个案研究、案例分析等具体方法。正是由于这三大层次方法的相互渗透和特有的侧重点，并基于所处时代条件、阶级倾向、历史使命的不同，一些重要的法学流派才形成了自己影响深远、相对稳定的方法论模式，这便是人们熟知的那些传统法学方法。如自然法学派、哲理法学派所使用的伦理或哲学的方法，历史法学派所使用的历史的方法，分析法学派和注释法学派所使用的分析注释的方法，社会学法学派所使用的社会学或功能的方法，以及法学的比较研究方法等。它们都既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和合理的成先又有其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和失谬之处，因而终归要被新的法学方法所补足或取代。   法学研究要改变孤立、封闭、简单、片面和绝对化的倾向，使法学思维方式走向整体化、精确化、多样化、体系化和科学化，把高度的理论思维和慎密的实证研究结合起瓶把历史考察、现状分析和超前性研究结合起来，处理好继承和发展、传统和创新的关系，并注意客观性原则和主体性原则相统一，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融合，社会科学方法和自然科学方法相渗透的特点，从而以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方法论为基础，广泛吸收、捎化和改造其他一切有益的科学研究方法和手段，大力引进现代科学技术及方法，以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学方法论科学体系，推进我国法学理论的变革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