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论文论文范例

学术期刊是科研成果集中记录和交流传播的基本载体，也是国家科技实力的重要标志。然而，随着中国学术期刊运营市场化、学术商品化、评价功利化、监管虚空化等倾向，中国学术期刊出现倒逼转向和自我救赎。

1学术期刊的倒逼转向

1.1制度逼迫

2015年8月18日，主持审议通过了《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指出学术期刊是“双一流”建设的孵化器。2015年11月3日，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等5部委联合《关于准确把握科技期刊在学术评价中作用的若干意见（科协发学字〔2015〕83号）》，学术期刊是原始创新的重要平台。2015年12月29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优化学术环境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5〕94号），健全激励创新的学术评价体系和导向机制。2018年2月26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简称“两办”）印发《关于分类推进人才评价机制改革的指导意见》通知（中办发〔2018〕6号），探索建立基于道德操守和诚信情况的评价退出机制。2018年7月3日，“两办”印发《关于深化项目评审、人才评价、机构评估改革的意见》，进一步改进科技人才评价方式，加强事前事后监督评估。在学术期刊管理归属上，2018年3月21日，中共中央印发《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将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新闻出版管理职责划归中央宣传部。

1.2竞争逼迫

ScienceCitationIndex（简称SCI）和SocialScienceCitationIndex（简称SSCI）等国外索引数据库建立的初衷是对科研成果进行多方位的评价研究，从影响因子校对学术期刊的排名，以此进行绩效评价，从而评判学术水平，已成为国际公认的进行科学统计与科学评价的主要检索工具，甚至拥有权威地位。中国现有的学术评价体系中，SCI/SSCI等期刊在项目申报、项目验收、绩效考核、职称评定、荣誉评选等政策中出现了过渡神化，越来越成为中国各高校及科研院所等衡量其基础研究实力的评价标准，甚至出现“唯SCI/SSCI论”的现象，使得其对优质稿源的竞争成为我国学术期刊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同时，国内部分科研工作者为了彰显自身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和研究领域的学术地位，刻意并片面追求自身及其研究成果的国际化，大量高质量的原创成果和优秀成果纷纷转化为英文论文涌入SCI/SSCI期刊，其中大量期刊的影响因子较低、影响范围有限。LetPub《2017年中国高校发表SCI论文综合排名报告》指出，2017年中国科研人员发表SCI论文已达33万余篇，仅次于美国位居第二。国外SCI/SSCI期刊对国内科研工作者优秀成果“袭夺”直接推动了针对中国科研工作者的“吸血期刊”和“掠夺者杂志”，致使论文造假灰色产业链呈现“职业化”，撑起了中国论文大国的虚假繁荣。同时，也造成了国家巨额科研经费的外流。而中文期刊论文服务国家实践发展需求的学术价值和认可度被严重低估，严重冲击了中文期刊的可持续发展。应尽快改变现行的唯SCI/SSCI衡量科研能力的扭曲现实，改革学术成果认定和“学术帽子”评选，从重视期刊级别与影响因子转向重视基础科学论文的原创性、科学性、创新性和应用科学的社会效应、文化效应和经济效应等应用评价[2]。

1.3自我逼迫

作者，《现代汉语词典》中解释为“文章或著作的写作者；艺术作品的创作者”．随着学科不断交叉融合，合作作者的数量逐渐增多，合著论文的现象也在逐年增加．Gl?nzel等对1992年的SCI论文进行了研究，发现4534篇论文中，90％以上的都是合著作者．对于合著作者的署名问题，历来都是颇具争议的焦点．经典著作《科学社会学》曾写道：“假设你有一个学生，那么你是否应该在论文中署名呢？如果你不署名，那么有可能使此文得不到充分的认识．如果你署名，它会得到承认，但那样的话此学生就不会获得足够的荣誉．”早在1985年，国际医学期编辑委员会就颁布了论文中署名作者应该具备的4条标准：①对论文（该项研究）的构思、设计及数据收集、分析和解释有实质性贡献；②撰写论文／参与论文重要内容的修改；③最终版本的确定；④同意负责所有方面的工作，以确保相关问题的正确性和完整性能够得到适当的调查和解决．并规定，上述4条标准如果缺少了一条，就不能被当作作者列入，但是这些学者应该列入“致谢”中．《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三条规定：“两人以上合作创作的作品，著作权由合作作者共同享有．没有参加创作的人，不能成为合作作者．合作作品可以分割使用的，作者对各自创作的部分可以单独享有著作权，但行使著作权时不得侵犯合作作品整体的著作权．”我国GB7713—87《科学技术报告、学位论文的编写格式》中明确规定：“学术论文署名作者只限于那些对于选定研究课题和制订研究方案、直接参加全部或主要部分研究工作并做出主要贡献以及参加撰写论文并能对内容负责的人，按其贡献大小排列名次．”［6］目前，ICMJE的标准已经成为众多期刊规范作者署名的标准，而且，这4条标准也成为诸多国外学术出版社及医学期刊制定相关政策的标准，如Nature，Lancet等世界著名的学尽管研究者、期刊社和政府官方部门均对作者的署名问题进行过阐述或规定，但在具体署名时，由于种种利益因素或各种各样的原因，还是会出现五花八门的情况，甚至有的为此诉诸法律，引起纠纷．实际上，作者的署名不只是体现在对作品的拥有权上，还要承担作品引起的各种反响，包括正面的和负面的两种．因而，在科技论文上署名，表示3个方面的意义：①拥有著作权；②科技成果的所有权；③承担学术、道义和法律责任．我国科技期刊对作者署名随着学科的分化越来越细，合著作者情况的增多，呈现越来越复杂化的趋势．其发展的过程也是经历了几个阶段．

1简单署名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和GB／T7713—87《科学技术报告、学位论文和学术论文的编写格式》等相关法律和国家标准是学术论文作者署名的原则和依据．学术论文署名者只限于那些参与选定研究课题和制定研究方案、直接参加全部或主要部分研究工作并做出主要贡献，以及参加论文撰写并能对内容负责，同时对论文具有答辩能力的人员，并按其贡献大小排列名次．至于参加部分工作的合作者、按研究计划分工负责具体小项的工作者、某一项测试的承担者、接受委托进行分析检验和观察的辅助人员等，均不列入作者；仅仅为研究工作争取到了资金、提供了技术服务、提供了样品材料或负责了行政管理的人，虽然对完成论文不可或缺，但这些支持性工作本身不足以使他们成为论文作者．论文作者可以在论文的“致谢”部分对这些人表达谢意［7］．在我国早期的科技期刊中，作者的署名基本遵循着以上这个原则，合著作者也不是太多，署名处于比较简单化的阶段，基本上是所有作者都能享受文章发表所带来的利益，比如职称晋升、课题结题及评奖等．由于文章所涉及的利益不是很多，因而没有更多的纠纷．但随着我国科技水平的提高，学术交流机制对科技创新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在学术期刊上发表优秀论文，既能够彰显作者的努力、能力和影响力，也能够鼓励、奖励和激励作者积极发表其创新成果［4］．国家对科技创新激励机制的重视，体现在奖学金评选、职称评定、名誉奖项（如国家自然科学奖、长江学者、自然科学基金及院士增选等）、学位授予条件．由此可见，科技论文所带来的利益也越来越多，简单的署名已不能满足科研工作者的需要．基于形势与作者的需求，通讯作者出现了．

2通讯作者

通讯作者（CorrespondingAuthor）最早流行于美国，发表文章时，学生作为第一作者，导师或者老板作为通讯作者，这几乎已经成为惯例．由于学科的发展和广泛的合作，论文的作者人数逐渐增多，如生物信息学就有几百人署名一篇论文的情况．通讯作者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其最初的目的是为了让文章的读者和作者联络通畅，同时，也方便国际国内同行之间的联系和交流．1996年，邹承鲁院士在《中国科学院院士建议》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评审国内奖励必须坚持立足国内———论当前评奖中存在的一些问题》的文章，这是我国通讯作者提出的开始．文中指出：“现在的国际习惯，在多作者署名的论文中，第一作者往往是承担主要实验工作的作者，在很多情况下，是某一实验室的研究生．而通讯作者才是主要学术思想的提出者，并是读者对有关论文提出各种问题时能与之讨论和联系的作者，通常是课题负责人．”［16－17］到了1998年，邹先生又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发表科学论文要遵循国际惯例》的文章，指出：“我国科学要走向世界，更多地把优秀在国际知名的刊物上是绝对必要的．”“通讯作者经常是课题负责人，是学术论文思想的提出者，是真正能对论文全面负责的作者．我国多数刊物目前还没有采取标明论文通讯作者的国际习惯做法，造成读者与作者之间进行交流或讨论协作时的不便．”直至2003年，最早公开提出标注通讯作者要求的是《医用生物力学》杂志．到2010年，我国已有60％以上的生物医学期刊使用通讯作者．通讯作者的含义从字面理解，就是供联系的作者．百度有一词条解释通讯作者是“供读者联系的作者，因为一般的文章往往有几个作者，大家推举一个作为读者联系的人，即为通讯作者．”故而，有人建议“通讯作者”实际上应为“通信作者”．随着期刊标注通讯作者的常态化，很多职称评审部门和科研成果审核部门也对通讯作者越来越重视，并且对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持有同等的重要性．如在SCI检索出报告时，报告上一般以通讯作者的单位为第一单位．另外在考核工作量时，有的单位规定通讯作者等同为第一作者，有的甚至只承认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这就要求通讯作者的标注要特别慎重及严谨．我国科技期刊各期刊社对通讯作者的要求也不尽相同，仅在生物医学期刊中的标注形式就有13种之多．总结起来，对通讯作者要求必须具备以下条件：①通讯作者既是论文的对外联系人，又是论文的责任人（或主要责任人），即对论文内容的真实性、数据的可靠性、结论的可信性、是否符合法律规范、学术规范和道德规范等方面负全责（或主要负责）；②在论文投稿、修改直至被接受发表的过程中的一切联络工作一般由通讯作者负责；③通讯作者往往指课题的总负责人，承担课题的经费、设计，文章的书写和把关．熟谙课题设计，掌握数据资料，能够全面处理投稿中的一切问题，答复编辑部审稿人意见和全面修改稿件的作者，他要负责与编辑部的一切通信联系和接受读者的咨询等，是“对外的全部责任人”．④通常针对高校和科研机构的研究生和流动科研人员在离开原学校和科研单位后，期刊编辑部能通过通讯作者对稿件进行补充和修改，也便于论文刊登后读者可以直接与通讯作者联系．实际上，通讯作者多为课题负责人．⑤在读硕士或博士期间撰写的论文，必须由其导师担任通讯作者．只有符合以上条件的人才有资格成为通讯作者，这样就避免了通讯作者标注时的一些乱象．

3共同第一作者

共同第一作者是一种特殊的作者署名形式，又称并列第一作者．它是指2个以上作者对论文做出同等贡献，其贡献大小难分高下，故在时注明这些作者对论文贡献相等，这时视他们为并列第一作者，其英文表达为“jointfirstauthors”或“equalfirstauthors”等．以这一作者类型发表文章，国外期刊并不鲜见［22］．1823年在《柳叶刀》中就有出现，其后多种期刊都有这种作者类型．2002年，我国才出现第一篇共同第一作者的英文论文，直到2005年，共同第一作者才出现在中文论文中，此后一直沿用至今．我国科技期刊使用共同第一作者的时间较晚，但总体发文比例呈现上升态势．我国期刊首先以并列第一作者形式刊发论文是在2005年《农业生物技术学报》《实验生物学报》《微生物学通报》《中国神经精神疾病杂志》《湖南师范大学自然科学学报》等几种期刊上，截至2009年底，共有199篇文章使用共同第一作者的表述，只占刊发总论文数的0．2％［23］．对比我国期刊与国外期刊，以共同第一作者刊发文章，我国起步比国外期刊晚182a．在其他作者类型与国际惯例接轨的同时，该作者形式直至2005年才被小范围应用，说明这种做法被认可程度不高．尤其一篇13人共同署名第一作者的论文就在网络上遭到质疑，使国内对这种署名方式仍存在争议．从尊重科研成果的角度看，设立共同第一作者在于扩大了一篇论文的信息量，避免了多位参与者为了第一作者的身份而将科研成果拆分，各自独立．一部分学者可能出于这种原因，将科研团队的系列科研成果整合为1篇论文，课题主要参与者每人冠以“并列第一作者”或者“共同第一作者”，以获得在高影响力杂志上发表．而很多高影响力杂志也乐于接收此类文章，比如《科学》杂志中“作者同等贡献”的论文比例就很高，最终导致只要是被SCI收录的“高分论文”（在高影响因子期刊上发表的论文），共同第一作者也会被单位科研管理部门认可为第一作者［24］．共同第一作者（或并列第一作者）在国外杂志尤其是比较著名的杂志中常见，署名共同第一作者的论文也多是信息覆盖面广、拥有不同科研单位的多个作者的论著．从尊重作者的角度看，设立共同第一作者的初衷是好的，对有些论文也是必要的，是对研究主要参与者做出贡献的肯定。

1引言

近10年来我国CSSCI核心期刊载文量出现了持续下降现象(见图1).自CSSCI核心期刊产生以来,我国人文社会科学论文大致呈现了两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1998－2009年,其特点是载文量总体处于上升态势,从1998年的67805篇增加到2009年的150069篇,平均每年增长7.49％;第二阶段是从2010年至今,载文量持续下降,2019年载文量为119866篇,平均每年下降2.22％.经济管理类论文发展规律与人文社会科学所有期刊基本相同.经济管理类论文也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98－2009年,载文量总体处于上升态势,从1998年的21607篇增加到2009年的48102篇,平均每年增长7.55％;第二阶段是从2010年至今,载文量持续下降,2019年载文量为32397篇,平均每年下降3.88％.在人文社会科学研发经费和研发人员持续增加的情况下,载文量下降是不正常的.根据教育部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信息网公布的数据,2009年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发经费为54.63亿元,研究人员为425939人,2018年研发经费为190.54亿元,研发人员为764235人,平均年度增长率分别为13.31％和6.02％,均处于高速增长状态.由于广大高等院校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产出的主要力量,在人文社会科学投入不断增加的情况下,无论是CSSCI期刊论文还是经济管理类期刊论文均同步下降,这进一步说明其中包含着人为的因素,是一种异常现象.研究学术期刊的信息密度及其测度问题非常重要.所谓学术期刊的信息密度,就是单位版面内期刊学术论文知识和信息量的平均大小.在学术期刊版面相对不变的情况下,载文量下降意味着论文篇幅变长,总体上反映了期刊信息密度的下降.当然对于这个问题的分析只局限于宏观层面,对于微观而言,决定单篇论文信息量的完全是其内容,与篇幅长短并没有太大的关系.在载文量下降背景下,研究期刊的信息密度测度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1)有利于补充完善现有学术期刊信息密度测度指标的不足;(2)分析信息密度指标与其他文献计量指标之间的关系,丰富学术期刊评价理论;(3)有利于防止人为降低信息密度现象,稳定载文量,促进学术期刊健康发展.学术期刊的信息密度最早是指每个印张的平均论文数量.1994年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颁布五大类科技期刊质量要求及评估标准,其中信息密度是指每个印张刊载结构、概念完整的文章数量的多少,规定信息密度在5篇/印张以上才可评为优,低于3篇/印张则列为不合格.这项规定当时对于期刊载文量增加有显著影响,随着这项规定逐渐被废除,一直到2009年前后,这种影响才逐渐消除.当时对信息密度的界定确实存在不少问题.何英、李育琪等通过对版心尺寸进行修正进一步优化了版面信息密度评价指标[1].孙景峰认为学术期刊的信息密度是测定期刊输出能力和生产率的一个基本依据,是评价期刊有用性的主要指标之一,但每印张论文数量并不科学[2].李晓红、冯保初指出过分强调信息密度,限制论文篇幅,影响论文完整性,不利于阅读和引用,对学术风气也有不良影响[3].赵均认为信息密度不能作为学术期刊评价指标中的定量指标来使用,但是用作定性指标还是非常有意义的[4].王蔚良、陈咏梅认为文章的长短与其学术质量没有一个必然关系,不同学科和不同体裁的论文篇幅也有差异[5].针对近年来学术期刊出现的载文量下降现象,李睿认为论文的核心在论证,所以应该关注论证质量,而不是刻意增加篇幅[6].许力琴、顾黎等认为载文量减少而页码不变,会使期刊的信息密度减少,从而渐渐演变成虚肿的、隐形的“亚健康”状态,一些期刊通过压缩载文量、做小分母来增加影响因子是不对的[7].鉴于信息密度存在的问题,方润生提出了科技期刊有效信息密度的概念,分析了科技期刊有效信息密度、期刊目标、读者需求之间的关系[8].史春薇、赵杉林等根据我国科技期刊的现状,介绍了有效信息和无效信息的概念,分析了产生无效信息的原因,主要有中英文摘要过长、推导过程太详细、专业应知应会的知识介绍过多、科研背景介绍过多、参考文献过多和图表加英文标题[9].李世涛认为论文的学术水平高,出版周期短,可读性强,信息含量就高,编辑的责任感和高素质是扩大信息量的保证[10].曾绍伦、陈于后等研究了信息密度指标与已有期刊评价结果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信息密度指标与期刊影响因子、平均引文数和篇均页数均呈现负相关关系[11].从现有的研究看,关于信息密度问题的相关研究主要是早年国家提出信息密度考核规定后不久,一些学者开展的相关领域的研究,随后此类研究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随着近年来期刊载文量的下降,学术界重新开始关注这个问题.对于单纯用每印张论文数量衡量信息密度的作法,学术界总体上持反对态度,认为其不能很好地反映信息密度,其负面效应较大.还有一些学者从广义有效信息密度的角度进行了一些分析,但缺乏定量研究.总体上在以下方面有待进一步深入:(1)摈弃每印张论文数量作为信息密度指标,却没能提出更好地反映信息密度或有效信息密度的指标;(2)在载文量异常下降的背景下,迫切需要引入期刊有效信息密度考核指标,以防止载文量异常下降现象日趋严重;(3)如果设计出期刊有效信息密度考核指标,有必要分析其与其他文献计量指标之间的关系,从而对该指标的适用条件和注意事项作进一步的讨论.本文以CSSCI经济学期刊为例,基于中国知网(CNKI)的引文数据,根据期刊扩散情况、关键词数量和载文量,提出一个新的反映期刊有效信息密度的指标———期刊信息密度因子,然后分析其与其他文献计量指标的关系,并对其适用条件进行了讨论.

2期刊信息密度因子提出的原因及其原理

2.1近年来期刊载文量下降原因及危害分析

期刊载文量持续下降的原因,很大程度是为了提高期刊的影响因子.影响因子的计算公式是用学术期刊过去两年在统计年度的被引次数除以载文量.由于分母是载文量,因此人们误认为只要筛选出优秀论文,另外适当降低载文量,就能提高影响因子.这是影响因子操控现象之一,是不道德的.法拉加(FalagasME)和阿莱克西欧(AlexiouVG)系统归纳了影响因子操控的行为,包括学术宣传、引用干涉、拒绝消极研究、增加综述论文、喜欢合著者多的论文、拒绝隐藏摘要研究、发表热门话题论文、喜欢名家论文等等[12].俞立平、宋夏云等基于情报学期刊的研究发现,载文量与影响因子无关[13].刘晨霞、张昕等对涉农类科技期刊的研究发现,对载文量较小或较大的期刊而言,影响因子与载文量正相关,对载文量中等的期刊而言,影响因子与载文量呈负相关,但拟合优度并不高[14].降低载文量是否能提高影响因子,本质上取决于学术期刊是否能够筛选出优秀论文.如果学术期刊因为载文量的限制剔除的那些论文已经达到了发表要求,那么降低载文量不仅不能提高影响因子,反而有可能降低影响因子.如果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水平提升很快,期刊稿源非常丰富,那么这种情况出现的概率就非常高.而我国目前即是这种状况,作为具有一定研究质量的CSSCI核心期刊,其论文录用率总体偏低.撇开载文量与影响因子的关系不谈,人为降低载文量还会带来其他负面效应:(1)迄今为止,通过载文量操控影响因子的行为主要存在于中国,国外尚未见报道,这极大地影响了我国学术期刊的声誉;(2)在相同版面下,人为降低载文量牺牲了期刊的知识和信息含量,不利于人文社会科学的健康发展,也是学术期刊缺乏社会责任的体现.对于单篇论文而言,在保证论证完整性的前提下,论文篇幅加长并不能增加信息量,信息密度反而会降低;(3)我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办刊资源和办刊能力总体上比较丰富,如果说2009年论文达到高峰时办刊资源尚显不足的话,那么经过10年的发展,这个问题也得到了根本改善.人为降低载文量,本质上是对办刊资源的一种浪费.

2.2简单用论文篇幅来衡量信息密度的缺陷

传统采用每印张论文数量衡量期刊信息密度之所以受到学术界反对,主要有以下原因:(1)学术论文的信息量或者知识含量主要是由其内容决定的,论文篇幅虽然某种程度上能反映一定的问题,但毕竟有限;(2)人为限制信息密度的方式大致有以下几种:一是人为延长论文的长度,降低信息密度;二是将长篇论文分为两篇,同样降低信息密度;三是缩小论文长度,表面上能提高信息密度,但可能导致论文论述不够全面,影响论文质量.不管什么方式,都是强行用形式来影响内容,均不可取;(3)期刊信息密度受学科发展速度影响,此外不同学科期刊的信息密度也存在较大差异,不宜一概而论;(4)用传统论文篇幅指标衡量信息密度,信息密度并非越大越好,如果精简过多,导致论文难以看懂,这也影响了信息和知识传播,本质上还是会降低信息密度;(5)我国学术期刊属于准公共物品,论文篇幅本质上应由作者和学术共同体决定,作为期刊主管部门,本不应加以干预,除非学术期刊出现市场失灵现象.综上所述,不宜直接采用载文量、论文平均篇幅、每印张论文数量等简单指标衡量学术期刊的信息密度.

第一篇：大学写作教学通识教育实践

一、大学生写作的困境及原因

(一)内在精神建构不足导致写作主体的“浅肤化”

在写作的过程中，写作者的主体意识起着主导作用，写作主体的精神境界和学识修养决定了作品的品位和格调，写作主体的审美情趣、辞章修养决定了作品的审美价值。在中国古典文论中，就用“心”作为人的精神境界的总称，强调了人的精神境界在艺术创作中的根本源头位置。刘勰提出“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陆机《文赋》强调“秉心养术”的重要性，清代学者刘熙载更有千古论断“文，心学也”。精神建构、心灵涵养是根本，文是花叶果实，心瘦则文瘦，这是毋庸置疑的。然而现实的情况往往不如人意而又令人无奈。面对越来越大的自由创作空间，学生们的写作内驱力不足，不知从何写起，不知如何写起。许多学生写书评和影评，都止步于对故事的复述，对人物经历的感喟，或仅联系社会现实做一番感叹，而一旦上升到思想内涵分析和哲学命题思考，就力不从心，或者根本就没有更深刻的感受。写作的肤浅化是心灵荒漠化的直接体现，而心灵的荒漠化则来自于精神建构和心灵涵养的不足。一是当前社会实用价值的普遍化和心灵的物化使得许多学生的内心失去了自然的灵性和生命的气息，缺乏空灵的精神境界和审美情趣，而一颗缺乏诗意的心灵必然对现实观察粗糙，对新事物失去敏感，更不会去捕捉内心世界，是不可能写出优美而有意境的文章的。二是由于阅读的萎缩所导致的文化积淀的缺失。“文化积淀”内涵丰富，直接的积淀来自于种族、风俗、地理环境、阶层、背景、教育、生活等各方面;间接的积淀则来自于课外阅读。高质量的阅读对涵养心灵，丰富情感，培养空灵高远的思想境界，提高人的审美情趣，增强人对外物感受的细腻性以及抵制污浊之风的侵蚀等，都有不可估量的作用。而当前写作教学中最大的障碍恰恰就是阅读的萎缩，它包括阅读量的减少和阅读品位的降低两个方面。这使得写作主体思维凝滞，阻碍了写作创造力的发展。

(二)应试教育的积习导致写作表达的模式化

大学生的写作基本功建立在长达12年的中小学语文教育和作文训练上，其观察力、感受力、想象力、理解力和语言表达能力在进入大学之前就已经基本定型。大学是深造和提高的过程，但写作的基本素养和思维能力很难有脱胎换骨式的飞跃。令人遗憾的是，在学生们想象力与感受力极其活跃的初中与高中时代，作文教学却在高考的指挥棒下偏离了正确的方向，完全沦为“高考应试作文”训练。不少高中语文老师在作文教学中不断钻研应试技巧和“取巧”的方法，实施功利化的写作训练。以在我校2011级大一新生中所做调查为例，主要存在以下问题。一是知识积累被替代性完成。许多中学为了帮助学生在高考写作中能做到引经据典，或替代性地为学生选择整理好各类知识储备，如历史史实、名人轶事、励志故事、至理名言等，或要求学生准备《高考作文材料“百变通”》《意林》等杂志中“短、平、快”的摘抄式文章，大量地直接灌输给学生，要求学生熟读并背诵运用。学生们只需被动地接受这些知识，连消化和思考的程序都可免去，因为材料中必要的情感渗透和理性分析都是现成的。这样“高效省时”的备考模式许多地方在初中就开始实施了，长期如此的“知识被积累”，其实就是剥夺了学生们感受、认知和思维的能力，学生的主体性没有得到发挥，久而久之就丧失了写作资料的获取能力。二是文本创作被模式化写作取代。写作的过程中借助新颖的构思、巧妙的视角、合理的结构、清晰的思辨来传情达意，是培养和激发学生创造性思维最重要的一环。但在功利性教学的引导下，教师通过研究高考评分标准、高分作文，揣摩阅卷老师的评分喜好和评分习惯，总结出了高考作文的“标准化模式”:主题积极向上，开头好句好段，中间三个片断，结尾点题深化。即开头以诗词或名人名言引题，文章主体设三段论述，每段将中心句作为句首，结尾以名人名言呼应开头。强调文章要调动各种表达技巧，让其文采斐然，给阅卷老师留下较好的第一印象，从而赢得阅卷老师的“欢心”。这样狭隘的教学思维和执教思路，完全改变和扭曲了作文考试的初衷和写作的本质。功利化、短视的作文应试训练最终贻害无穷。反映出来的后果一方面是使得学生的写作内驱力缺乏，模式化写作的单一评价体系扼杀了奇思妙想，抑制住了自由表达的欲望。面对大学新的环境和多元的评价体系，学生们却往往不知从何写起，无所适从。另一方面是文本表达的僵化。在多年密集的应试写作训练之下，高考写作的模式已被深深刻入一些学生的脑海并内化。笔者曾在大一学生中进行关于“大学印象”的随笔写作练习，面对这个轻松而随意的话题，几乎所有学生仍然主题先行，一边倒地表达大学要积极向上、要奋发图强的想法，有意回避大一时期的迷惘、焦虑、无所适从的“消极”想法。当我就主题的同一化对同学们发出疑问时，有同学表示，“所写”并非“所想”，有时心中有些困惑的“消极”的想法，但一下笔就不知为何变得“积极”起来了。写作中“开头好句好段，中间三个片断”的模式更是比比皆是，更有同学告诉笔者，无论写什么文章，往往一停笔加上标点刚好就是800字，不多也不少。

(三)大学写作教学的泛工具化导致写作思维的简单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