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技术导论范例

摘要：为解决工科院校“专业课广而不深，学生学而不精”等问题，开展《石油工程导论》教学改革尝试。教材改革以“完整性、先进性、立体性”为标准，进行多角度创新，开展深层次教学改革，教学中增设理论与实践、实验与案例分析、研讨式教学等教学环节，同时充分结合国外大学教材与前沿技术进行编写，进一步提高了教材编写水平和教学质量。

关键词：石油工程导论；教材；改革；实践

教材是体现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知识载体，是进行教学的基本工具，教材改革是高校人才培养工作的一项基础性措施。教材建设是学校教学基础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深化高等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提高教学质量、师资水平，反映教学改革成果，培养创新人才的重要保证。因此，为响应我校的“落实教育改革，提高培养质量”教育教学理念，结合教研团队多年的研究生教学经验特进行研究生教材改革[1-5]。《石油工程导论》是石油工程专业学生重要的主干课程之一，学生学习质量的高低对于日后科研工作能否顺利开展关系紧密，教材的针对性编写与合理运用对于当前的教育体系尤为重要[5]。为此，调研国内外有关内容，优势互补，同时建立教材网络平台体现先进性与信息化。全面准确地阐述本学科的先进理论与概念，充分吸收本学科国内外前沿研究成果，科学系统地归纳本学科知识点的相互联系与发展规律，深入浅出，案例生动，结构科学，体例完整，理论联系实际。精选优化《石油工程导论》课程教材内容，通过对教学中理论与实践、实验与案例分析、研讨式教学等先进教学环节的合理安排来设置教材内容，同时充分结合新技术介绍与国外大学教材借鉴分析进行教材编写，进一步提高了教材编写水平和教学质量。经过一年多的改革与实践，《石油工程导论》教材改革进行了多种尝试，正所谓“教学相长”，结合师生反馈不断改进，现已初见成效，学生反馈教学效果较好。现将多角度教材创新，深层次教学改革经验分享如下。

一中学为体，知识传承

授课对象多为中国学生，所授知识不仅有西方经典理论，更有我国油田经几代人不断实践所发展的特色理论，因此教材应当且必须传承前人宝贵理论成果与实践经验。本课程经过多年课程体系建设，教学团队骨干老教师具有丰富的石油工程教学、现场工作、科学研究经验，有扎实的理论功底；教材设计立足于基本国情，已解决实际问题、提高科研能力为宗旨，绝不照搬西方模式。

二西学为用，国际接轨

借鉴西方高等教育教材创新模式，参考国外同类教材编写经验，参照世界一流大学石油工程专业本科生教材和教学参考书、经典文献库，补充完善教学体系，改革和优化核心课程的教学内容。教学团队引入海外留学优秀人才，海外人才思维活跃，教学形式新颖，与老教师相互促进，互通有无，为培养一流国际化人才奠定扎实基础。同时，教学团队老中青结合形成了较好的“传、帮、带”教学队伍。

【摘要】以开设本科信息安全专业的16所高校为样本，采用文本分析和多元统计的方法，从学分要求、必修课程、选修课程和实践教学环节比较研究了高校信息安全专业本科课程的设置。研究发现高校在学分要求、必修课程、选修课程和实践教学环节开设上存在差异。研究结果可为信息安全专业学生和高校充实和完善其课程提供借鉴。

【关键词】信息安全专业；本科；课程设置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互联网已经成为个人生活、企业和政府工作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信息成为重要的战略资源，如何保障信息安全成为个人、企业和政府均要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面对社会对信息安全人才的需求，部分高校也设置了信息安全专业。目前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一是信息安全技术的研究，如信息安全模型设计（左高等，2016；林显宁，2017）[1-2]、区块链的信息安全技术研究（丁庆洋等，2018；丁伟等，2018）[3-4]、信息安全评估方法（付淳川等，2017；高志方等，2017）等[5-6]。二是信息安全行为的研究，如信息安全管理投入意愿研究（朱光等，2018）[7]、信息安全违规行为研究（甄杰等，2018；房琦等，2016）[8-9]、个人信息安全行为研究（张晓娟、李贞贞，2018）[10]等。三是信息安全专业某门课程建设的研究，如信息安全实验课程的探索（孟魁等，2014；董飞、聂秀山，2015；吴淮等，2018）[11-13]、网络信息安全课程教学改革研究（吉星、王秉政，2010）[14]。四是信息安全专业的课程体系研究，张焕国等（2004）在探讨了设立信息安全本科专业的必要性后，介绍了武汉大学信息安全本科专业的办学思路和课程体系[15]；张爱新等（2009）针对信息安全的专业特点及人才培养特点，提出了分层次、立体化的课程体系理念，介绍了上海交通大学信息安全本科专业课程体系设置[16]。综观现有研究，尚缺乏对信息安全专业本科课程设置的系统比较研究。本文运用网络调查法和统计方法，比较研究国内高校信息安全专业课程设置的特点及差异，以期为信息安全专业学生和高校充实和完善其课程提供借鉴。

一、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

通过访问阳光高招网站获得开设信息安全本科专业的985、211高校，确定了调查高校；访问被调查高校开设信息安全学院主页，在其主页下的本科培养栏目获取信息安全本科专业“培养方案”或“课程设置”；剔除无数据的985、211高校，共获得了16所样本高校数据，具体高校及所在学院见表1。从表1看信息安全本科专业主要设置在计算机、信息和网络类学院。

二、信息安全专业学分要求比较

从样本高校信息安全专业总学分看，总学分要求在145-193学分之间，总学分要求最低的是中央财经大学，总学分要求最高的是华中科技大学。必修课程学分由公共必修、学科基础必修和专业必修学分构成，样本高校必修学分要求在89-137学分之间，要求最低的是湖南大学，要求最高的是华中科技大学。从公共必修要求学分看，公共必修学分要求在28-69学分之间，要求最低的是哈尔滨工业大学，要求最高的是西北工业大学；从学科基础必修要求学分看，要求在27-58.5学分之间，要求最低的是中央财经大学，要求最高的是福州大学；从专业必修要求学分看，要求在5-41学分之间，专业必修要求最低的是华南理工大学，仅为5学分，要求最高的哈尔滨工业大学，为41学分。从个性选修课程学分看，要求在28-69学分之间，要求最低的是福州大学，为14学分，要求最高的是西安电子科技大学，46学分，说明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更注重学生的个性化发展。从实践教学环节学分看，要求在8-54学分之间，要求最低的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仅为8学分，要求最高的是中国矿业大学，54学分。

摘要:

近年来以“翻转课堂”为代表的在线课堂教学模式逐步进入高校，通过分析高校化学类课程在线课堂的发展历程，总结了其具有教学时空扩大、解答针对性强、演示实验安全性三大优势，但是也存在学生学习自觉性较差、高校师生互动薄弱、知识点过度简化、动手实践无法替代这些不足，建议通过授课教师学科交叉背景、丰富的案例教学、合理的考试考核、强化课程考核测量与评价等环节逐步完善高校化学类在线课堂的教学。

关键词:

高校;化学;在线课堂;教学模式

1高校化学类在线课堂发展历程

2004年，萨尔曼•可汗用计算机远程指导他表妹学习数学，后来他开始录制十几分钟的教学视频放到网络上，供其他人下载学习。2007年，在前期的积累下，萨尔曼•可汗创立了可汗学院，兴起了“翻转课堂”为代表的在线课堂教学模式［1］。近10年来，在线课堂不仅在国外发展迅速，在我国也是逐渐被广大师生接受。2000年以前，受制于电脑硬件软件价格高昂，国内大多数高校非计算机类的专业的教学过程只有较少的使用电脑。进入21世纪的前5年，PPT这种教学手段广泛进入了国内高校的课堂，但是大学生个人电脑的持有率还较低。2005年以后，个人电脑基本在大学生中普及，虽然这一时期电脑软硬件价格下降了，但是网络通信的费用还是比较高，同时网速较慢也制约了利用网络进行教学，这一阶段，虽然国内很多高校制作了精美的精品课程网站，但是这些网站基本没有互动，且较少更新。2010年之后，智能手机迅速发展，同时网络资费大幅度下降，为国内高校在线课堂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基础［2］。近几年来，国内高校大量的在线课堂纷纷呈现出来，但是基本偏向文科类和通识教育，理工科在线课堂不多，其中的化学类在线课程就更加少了。截止2017年3月15日，在国内几大主要在线课堂平台上搜索题目中带有“化学”的课程，其结果如下:(1)在超星公司尔雅通识课有复旦大学的化学与人类、浙江大学的化学与人类文明2门;(2)“智慧树”在线学习网有兰州大学的化学工程基础、中国海洋大学的食品化学、天津中医药大学的生物化学3门。第三，清华大学“学堂在线”课程有9门，分别为清华大学的有机化学、四川大学的化学反应工程、清华大学的材料化学导论、哈尔滨工业大学的水分析化学、北京大学的化学与社会、台湾新竹交通大学的微观化学世界、哈佛大学的生物化学原理、麻省理工学院的固体化学导论、美国戴维森学院的药物化学。第四、网易公开课在线学习课程较多，有大连理工大学的改变世界的化学、南开大学的化学类专业导论、化学与社会、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化学与日常生活中的安全、中国石油大学的身边的物理化学世界、济南大学的化学与人类健康、天津大学的化学漫谈、安徽大学的化学与科学素养、湖南大学的化学与能源、南京理工大学的神奇的化学元素、河北工业大学的绿色化学技术、河南大学的走近化学，加利福尼亚大学欧文分校的普通化学、有机化学、化学生物导论、热力学和化学动力学，麻省理工学院的魔术背后的化学、固态化学导论、化学原理、耶鲁大学的新生有机化学、可汗学院的基础化学、有机化学。可以看出国内大学的课程仍是以科普通识教育为主，虽然也有少数高校为专业性比较强，但相对于国外高校较弱。

2高校化学类在线课堂教学模式的优势

【摘要】为实现新工科人才培养的目标与要求，对电子信息工程专业的人才培养模式的重新构建进行阐述。通过课程体系、质量监控等方面的改革，模式重构后的人才培养效果证明，新的人才培养模式全方位促进学生实践创新能力的提升，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新工科；创新能力；电子信息

1前言

2016年，我国教育部门正式提出“新工科”这一概念，此概念的提出主要是为了应对新一轮的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促进服务创新的驱动发展[1-3]。新工科建设于2018年4月2日正式推进[4]，建设目标为立德树人[5-11]，建设理念为在应对变化的基础上塑造未来，主要途径包括三方面：一是继承与创新，二是交叉与融合，三是协调与共享，主要特征为创新性与开放性。据统计，到2020年，我国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电力装备、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新材料将成为人才缺口最大的几个专业，其中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人才缺口将会达到750万人[12]。到2025年，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人才缺口将达到950万人。因此，探索新工科背景下电子信息工程专业学生的培养模式是实现新工科人才培养的关键步骤，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2电子信息工程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构建与实施效果

以新工科建设为背景，我校电子信息工程专业经过多年的改革与探索，确立了培养基础理论扎实、强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应用型高级工程技术人才的目标，提出了专业应用型人才的核心能力是电路系统的设计与开发、信号与信息的处理及程序编写的能力。立足本校特色，制定了符合市场对电子信息工程专业人才需求的培养方案，通过“知识与能力、教师与学生、学校与企业、硬件与软件、专业与岗位”5个方面的深度融合，形成了“校企协同育人、学用结合”的“金字塔型”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利用课内实验、各种学科竞赛、实习实践训练、导师科研项目、公司实习等多途径培养学生的硬件设计开发、程序编写和工程应用能力。

2.1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构建

作者：陈明 吴正平 张清河 单位：三峡大学理学院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的现状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基本设置在理科或与物理相关的院系,这与各院校授予理、工学士学位基本是相匹配的。但大多数院校,尤其是原重点综合性和重点理工院校的这个专业是从专业目录调整前的相关专业演变而来,从课程设置来看,相当大部分院校此专业与电子技术或电子信息工程或电子科学技术,甚至与计算机应用与通信等专业差别不大。电子信息产业是一项新兴的高科技产业。该产业的长足发展,直接推动了电子信息类毕业生的就业工作。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通常是一所大学中比较热门的专业,是不少优秀考生的首选。同时,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毕业生在理论基础方面比较扎实,按理说也应当是用人单位的首选。但是不少用人单位反映,该专业毕业生虽然了解的知识很多,但是许多毕业生存在动手能力差、对工具和方法的应用不熟、经验不足、缺乏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缺乏实现抽象模型和软件系统方面的能力等问题。而且由于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的专业特征不明显,因而缺乏竞争力。我院是有近50年历史的地方理科院系,在教学、科研方面都有着良好的基础,基础设施也有一定的规模。如何结合我院良好的理科教育基础,建设特色鲜明的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是同类型理科院校面临的共同问题。在专业建设中，主要存在的问题为：一是,专业范围不容易界定,电子信息涵盖的范围极其广泛,并且处于不断发展和扩充之中,使得该专业的建设方面表现出了一定的不适应性或盲目性[3]。尤其,我校还有相近的电子信息工程专业。本专业的课程体系、发展方向、专业特色等是影响学科建设和学生就业的严重问题。二是,缺乏有着本专业系统教育背景的教师。三是,实践实习的校外基地建设与社会支持力度难以满足教学要求。四是,教学方法及思路的更新要求。因此,从目前本专业的现状来看,有很多方面与现阶段的培养目标是不相应的,特别是在专业课程设置与实验室建设两个方面,这就无法为人才培养体系创造和谐的环境条件,也就无法培养合格的人才。

磁电子方向课程群的构建

针对上述问题,通过这几年广泛深入地调查、分析和研究,我们明确了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的发展方向；明确了地方经济发展规划方向,特别是电子行业的主流方向；明确了湖北省对电子技术人才的需求；了解了湖北省各高校特点和专业设置现状。结合我校特点与我院师资优势,我们逐渐探索出一条适合我院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特色专业建设的路子,逐步形成了以磁电子器件应用和磁电子信号处理为专业发展方向,以数理类、磁电子技术类和信息处理类为主要课程体系,以磁电子器件应用实验室、磁电子信息处理实验室、EDA与嵌入式系统实验室的建设为支撑,以校外实习和创新基地为补充的一个本专业人才培养体系。

1磁电子技术微电子材料与器件是二十世纪人类最伟大的创造之一，但是没有利用电子自旋特性。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半导体组件的尺寸缩小到纳米级后，许多原有宏观特性将丧失，必须采用电子的自旋特性来解决半导体的尺寸效应问题。自旋电子学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产生的。自旋电子学是一门以研究纳米尺度范围内电子的自旋特性为主要内容的一门交叉学科。自旋电子学，亦称磁电子学，它是磁学与微电子学相结合的产物。采用磁电子材料制造全新的或者高性能的器件，与传统半导体器件相比，具有大幅度降低能量消耗、增加集成密度和提高数据处理速度等优点。磁电子器件广泛应用于磁场感应、高速信号耦合和数据存贮等领域。磁电子材料及器件是目前国际学术界的一个热门研究领域。根据巨磁阻(GMR)效应[4-5]和自旋隧道(MTJ)效应[6]制成的各类先进磁敏器件迅速走向商品化。磁电子器件包括磁性传感器、磁性隔离耦合器和磁性存储器的市场前景巨大,未来年销售额估计将高达1000亿美元[7]。在2008年11月湖北召开的第十三届全国磁学和磁性材料会议上,磁电子材料和器件的研究被认为是事关中国能否赶上世界第四次科技发展浪潮的一个关键。目前，由东方微磁公司在湖北宜昌投资兴建的磁电产业园第一条磁电子芯片生产线已经建成，预计在未来几年，对具有磁电子技术背景的毕业生的需求呈上升趋势。

2磁电子方向课程设置磁电子方向课程群由微电子电路基础、固体物理导论、磁电子学与传感器与检测技术等四门课程组成。该方向培养的总目标是夯实专业基础,加强实验技能,强化工程意识,拓宽专业口径,突出磁电子应用特色。

内容摘要：李约瑟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涉及到大量中国文化负载词，本文主要探讨该巨著中物质层、制度层、心理层、社会习惯及行为层的文化词汇翻译。探讨这些文化负载词的汉英互释有助于推动跨文化交际领域的科学文化的交流和发展。

关键词：《中国科学技术史》；文化负载词；互释

李约瑟(JosephNeedham）被誉为20世纪世界著名的科学家和科学史家，也是中国科学技术走向世界的传播者。他致力汉学四十多年，尤其是在中国抗战期间，走遍了西南西北多个城市，深入了解中国的哲学、科学技术等，与多位中国科学家、思想家展开广泛的交流，收集了有关中国古代科学技术领域丰富的第一手材料，创办了《科学前哨》、《中国科学》，撰写了鸿篇巨制《中国科学技术史》(ScienceandCiviliza-tioninChina)，被公认为当代“利玛窦”。中外学界高度评价了《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学术价值及李约瑟的学术思想，由此带来了翻译界对这部巨著的翻译研究，尤其是随着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文化负载词的英汉互释非常重要。本文主要以卷一《导论》、卷二《中国古代科学思想史》等为研究对象，探索文化负载词的翻译，以期增进英汉互译互释的阐释力。

一.《中国科学技术史》翻译版本

科学史家李约瑟一直强调东西文化应该进行平等对话，这是他的文化思想中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支点，也是他撰写《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初衷。他认为，东西文化各具特色，都对世界文明做出了各自的贡献，他对欧洲中心主义的傲慢与偏见持激烈的批评态度：许多西欧和美洲人认为自己是文明的代表，负有统一全世界的使命，这种自我吹嘘是毫无根据的。中国学者费孝通提出的16字箴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他向人们充分揭示了一个道理：不仅要懂得各自欣赏自己创造的美，还要包容欣赏他者创造的美，追求“各美其美”和“美美与共”的和谐世界。由此，《中国科学技术史》引起了学界强烈的翻译研究及文化互释兴趣。《中国科学技术史》最早的版本是台湾民族主义政治家陈立夫指导的完整译本；第二版由《中国科学技术史》翻译团队翻译，包括第一卷和第三卷，1975年由科学出版社分七部分出版；第三版本是1978年由香港中华图书公司出版，第四版本是科学出版社和上海古籍出版社联合出版的全译本。可以说，李约瑟撰写的《中国科学技术史》是一部百科全书，涉及跨度大，内容丰富，因而翻译工作不是一蹴而就的。大部分是由多位学者合作完成。在参考文本方面，本文选择了由科学出版社与上海古籍出版社联合出版版本的文化负载词翻译进行分类研究，以期为理解文化负载词的互释提供一些参考。

二.文化负载词翻译的理论研究

在国外，著名翻译理论家彼得·纽马克曾把20世纪称为翻译时代(纽马克，1982)，翻译理论家埃德温·根茨勒指出，90年代是翻译理论繁荣的时期。在新世纪初，翻译理论家巴兹尔·哈提姆详细阐述了翻译研究的新发展，并断言翻译研究正在得到高度重视。翻译理论在世界范围内的蓬勃发展令人瞩目。根据奈达的观点，语言是文化最显著的特征，可简单地将文化描述为一个社会的信仰和实践的总和。自巴斯奈特和勒费夫尔(1990)提出翻译研究中的文化转向以来，文化在翻译中的170作用就成为研究焦点。文努蒂(1995)强调了翻译中异化的重要性，反对发达国家的文化霸权。然后，他们(1998)根据翻译研究与文化研究的联系情况，提出了文化研究中的翻译转向的主张。翻译界越来越重视翻译中的文化语境。文化负载词体现了文化和语言的关系，在翻译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值得我们密切关注。所以，随着90年代末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学者特别强调文化负载词的翻译现象研究。事实上，文化负载词并不是最近才出现的新词。类似的术语也经常被学者们使用。RobertLado在其作品中认为，有些词的意思存在于一种语言中，而在另一种语言中则不存在(周泉，2015)。莫娜贝克(1992)认为源语言词可以表达目标文化中完全未知的概念。这些概念通常被称为特定文化的概念。在文本翻译活动中，彼得纽马克(1998)认为，文化负载词被称为文化词翻译时，必须决定是否将一个不熟悉的原语文化词翻译为目标语文化等同词（特有的文化词）。文化人类学家萨莫瓦尔(2001)曾将文化负载词定义为在其他语言或文化中可能存在也可能不存在的某种文化内涵或联想的词语或短语。有学者认为文化负载词也被称为词汇空白、语义不实、特定社会文化的关键词、文化约束或文化制约词(杨媛媛)。在中国，许国章先生在1980年首次提出了文化负载词，并给出了详细的例句，引起了中国学者的注意。王欢(1987)根据说话人所处的文化背景，将这些词称为文化绑定词，是代表该独特文化中所产生的事物的概念。如果在另一种文化中没有这样的东西，那么就会有相应的词语来表达。他们从词汇层面阐述了文化差异带来的翻译困难的四个方面，即对等词的零词义的冲突、语义联想和语用含义。翻译理论家刘宓庆在其专著中总结了语言是本体文化的：文化和人文特征是语言的本质，语言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他将文化负载词称为文化系统结构中的文化信息。总之，文化负载词强调词中隐含的文化因素。由于不同的国家、地区甚至同一国家、地区有着不同的文化，一种文化的人可能对另一种文化不是很熟悉，一种文化的词语在另一种文化中可能没有相应的表达。因此，分析其中所隐含的文化因素的重要性成为翻译中一个重要的问题。

摘要：暨南大学是一所华侨大学，海外学生（外招生）培养是一项基本任务，计算机学科和技术由于发展速度快、应用广泛，现有面向外招生的计算机专业课程体系已不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本文分析了现有外招生课程体系存在的问题，根据外招生生源状况和社会对人才的需求，提出适合外招生的计算机专业课程体系。

关键词：外招生培养；计算机专业；课程体系

一、计算机专业课程改革的背景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是一个发展速度快、不断创新的领域，它的发展呈现多极化、智能化、网络化和移动化的发展趋势。到目前为止，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已渗透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计算机类专业的人才培养需要适应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社会的需要，也要结合本身的生源情况制定课程体系。暨南大学是一所华侨学校，招生的生源分为两部分：一是国内高考录取的应届毕业生（称为内招生），二是通过几所华侨学校自主命题联招的海外和港、澳、台地区的学生（称为外招生）。虽然，有许多有关高等学校计算机专业人才培养和课程体系的研究[1-3]，但是有关高等学校计算机类专业外招生的人才培养和课程体系研究较少，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的人才培养模式不适用于华侨学校，尤其是对外招学生的人才培养。在外招生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和实践中，要充分认识外招学生的来源、基础知识和就业需求与内招生的差异，因此，暨南大学的课程建设与人才培养与全国普通高等院校相比需要独有的特点和方案，外招学生的培养目标，课程体系和运用的教学方法应该有所针对性，才能保证较高的本科教学质量。计算机类专业外招生人才培养模式必须突破现有的普通高等院校培养方案和课程体系，因材施教，培养适应计算机科学技术发展和满足社会需求的合格人才。

二、课程体系的现状分析

近年来，暨南大学计算机科学系一直在努力探索和建设适用于海外华侨和港、澳、台学生的具备“侨校+名校”特色的计算机类专业本科教育创新体系，力求使教育模式、课程结构、教学内容和教育技术等专业建设和改革的核心内容适应信息社会发展对计算机专业人才培养目标提出的新要求。根据暨南大学的华侨学校特色，每个专业都制订了内招生（内地高考录取）和外招生（华侨学生）分类人才培养方案，并存在以下问题。1.课程体系主要参照了教育部高等学校计算机教学指导委员会的课程设置，根据我们对计算机类专业的外招学生的学习统计，在一些基础课程，如高等数学、线性代数、概率统计、数字逻辑、计算机组成原理、汇编语言、计算机网络等，大约有50%以上的学生不能通过课程考试，说明现有的培养方案不适合外招学生的学习基础，导致大量的学生不能按时毕业或退学。如表1所示，这是连续六届毕业学生的毕业率统计，大部分学生经过延迟毕业，最后的毕业率最高也只有76%。2.根据外招学生的就业去向，有不到10%的学生从事科学研究和系统软件的开发工作，大部分学生从事应用型、服务型和维护型工作。学生需要学习一些计算机学科的最新发展和应用，如移动APP开发应用、系统和软件环境的维护等课程，在现有的培养方案中有关的课程较少，说明现有的人才培养方案不适合外招学生的就业需求。3.现有的人才培养方案重视基础教学，教学实验、实践和实训环节薄弱，不能满足目前计算机类专业人才培养的现状和信息化社会对计算机人才的需求，导致学生的学习兴趣不高，就业导向不明确。

三、计算机类专业外招生的课程体系设置

作者：赵仲明 单位：中国音乐学院

学术精神是学术研究工作中的一种诚笃精神，一种批判精神，一种超越精神。它鲜明地体现在学者执著的理论信仰、敏锐的问题意识、强烈的批判意识，以及整体的学术思想之中。在中国音乐学术史上，我们或许并不缺乏具备上述特征的学问家，然而，关注世界、关注时代、关注当下，并始终以开放的学术胸襟博采众家之长，兼容并蓄，同时在其学术研究中保持着高度学术责任感与学术使命感的学者，恐并不多见。本文通过对于润洋先生20世纪70年代末至2000年以后的主要学术著述的分析研究，探讨于先生学术思想发展的基本脉络及其重要学说在当代中国的西方音乐史学、音乐美学研究领域中的理论价值与学术意义，以表达笔者对于润洋先生80华诞暨50年学术生涯的诚挚敬意。

一、反思探索期（70年代末至80年代）

20世纪70年代末至整个80年代是中国现当代史上意识形态的“拨乱反正”期，同时也是于先生学术生涯中非常重要的“反思探索期”。“历史研究”与“美学评价”既是始终贯穿在于先生学术思想中予以强调的两个研究范畴，同时也是于先生构建理论学说的“两大基石”。然而，对于这一学术思想的探究，我们却可以追溯到他70年代末的学术著述之中。《器乐创作中的艺术规律》是于先生70年代末发表的一篇论文。当时，虽然“”已经被粉碎，但在我国音乐创作领域内的极左思潮并未完全消失，器乐创作中的标签化、图解化、概念化现象仍然较为普遍。比如，歌颂伟大领袖时采用《东方红》的曲调；寄托对革命者的哀思时采用《国际歌》的动机；表现人民军队时则采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对此，于先生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辩证法的基本理论，从音乐学的角度对当时的现象提出了批评：器乐的认识作用和社会功能，不在于它是否能为人们提供抽象的理性认识，揭示具体的哲理或观念，而在于从感情上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从感情的积累和深化加深对社会生活的感受能力和认识能力，进而影响对社会现实的感情态度。这是音乐、特别是器乐所具有的独特作用。忽视了这个特点，势必造成对器乐的政治内容、器乐为政治服务的狭隘理解。所谓“必须紧密配合政治运动”、“写中心”就是这种狭隘理解的产物……要求器乐直接表现抽象的政治概念，要求器乐必须直接为政治运动服务，这难免要导致器乐创作的概念化，丧失器乐所特有的艺术表现力量，同时也就丧失了器乐真正应该具有的政治内容。①值得注意的是，于先生在这篇文章的结尾处，以音乐学家特有的理论敏感和远见卓识特别提到了音乐学学科中的“历史研究”与“美学评论”。并且，他充满理论自信地指出：思想禁锢已经打开，思想的解放必将为艺术的真正繁荣开辟道路。在器乐创作领域中，我们应该在一系列的实践和理论问题上拨乱反正，努力探索其中规律性的东西，为未来器乐创作的繁荣创造条件。我们相信，这样的探索也必将对整个音乐创作、表演、历史研究、美学评论产生有益的、深远的影响。②经过了十年动乱后的中国，一方面出版界在引进与出版外版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著作方面空前繁荣；另一方面，我国的人文科学研究以及人文社会思潮也十分活跃。随着一大批对我国人文学术影响至深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以及其中关于哲学、美学的译著出版（如黑格尔《美学》《/西方美学家论美和美感》、格罗塞《艺术的起源》、克罗齐《作为表现的科学和一般语言学的美学的历史》、鲍桑葵《美学史》、科林伍德《艺术原理》、苏珊•朗格《艺术问题》《/情感与形式》、胡塞尔《现象学的观念》、卡尔•波普尔《猜想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李普曼《当代美学》），以及我国哲学界、美学界一批著作的陆续问世，我国的音乐美学著作出版与学术研究也开始复苏。

1978年，奥地利音乐学家爱德华•汉斯立克的音乐美学名著《论音乐的美———音乐美学的修改刍议》（第一版）中译本出版；1981年，英国音乐学家戴里克•柯克的《音乐语言》中译本问世。之后，中央音乐学院和上海音乐学院率先在音乐学系里成立了音乐美学小组，并着手对一些外文音乐美学文论与著作进行编译，并以此作为我国音乐学院的音乐美学选修课参考教材。③然而，从这一时期开始，作为音乐学的学科任务———“历史研究”与“美学评价”就再也没有离开过于先生的研究范畴。虽然，我们可以说于先生强调“历史研究”与“美学评价”的学术思想与我国当时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人文社会思潮，以及音乐学界以往的研究状况不无关系。但更重要的是，我们还应看到这一学术思想与于先生一贯坚持的理论信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辩证法，以及作为音乐学家特有的理论自觉———问题意识与批判意识直接相关。他博览群书，从不排斥任何不同己见的理论学说，且博采众家之长；他关注世界、关注时代、关注当下，但绝不是关注时髦，而是关注在时髦的当下被抛弃的和被遗忘的学术思想和隐蔽不彰的某些理论渊源。

以1978年汉斯立克《论音乐的美———音乐美学的修改刍议》中译本的出版为例。1981年，于先生在题为《对一种自律论音乐美学的剖析———评汉斯立克的〈论音乐的美〉》的一篇论文中，对汉斯立克及其“情感表现不是音乐的内容”④、“音乐美是一种独特的只为音乐所特有的美”⑤、“音乐的内容就是乐音的运动形式”⑥等学说率先进行了批判。但所有的理论批判却也是通过大量的史学举证和美学剖析后才得出结论：汉斯立克的学说是唯心主义的错误命题，是与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根本对立的立场。⑦并对这些表面看起来似乎仅只是音乐美学领域中关于他律论与自律论的学术之争，但实际上却是直接挑战甚至动摇我们长期以来坚持的反映论情感美学及其更为深刻的一系列带有原则性和根本性的理论问题展开论述。包括于先生在随后几年中发表的《符号、语义理论与现代音乐美学》（1985）和在《罗曼•茵加尔顿现象学音乐美学评述》（1988）等论文中，也同样坚持了“历史研究”与“美学评价”并重的学术思想与研究方法，并分别对苏珊•朗格的“艺术符号理论”、阿达姆•沙夫的“语义学理论”，以及对茵加尔顿“纯意向性对象”以及胡塞尔现象学等理论学说予以了公正客观的史学评价和美学评价。#p#分页标题#e#

如果说，以上所举论文仅是于先生在这个时期对西方各种理论学说进行的剖析性研究的话，那么，1988年他发表的《关于音乐基础理论研究的反思》一文，在笔者看来，则是于先生经过近十年的反思探索之后，从哲学理论层面上对音乐与音乐艺术的本质、属性、形式、内容、存在方式，以及与之相关的史学、美学、技术理论等学科的一次深刻的学术总结与理论分析。在很大程度上，这篇重要论文基本完善了于先生“理论构建期”与“理论深化期”的学术思想，同时也为他在未来的两个时期中取得更多的学术成就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若非如此，于先生断不能在这篇论文中，在谈到“历史研究”与“美学评价”二者在音乐学研究中的相互关系时，更为明晰地指出：以我国的西方音乐史学研究为例，除了史学理论、方法论本身存在的问题之外，音乐美学研究的落后，种种似是而非的音乐美学观念充斥史学工作者们的头脑，这是阻碍音乐史学发展的重要原因。当我们的音乐哲学观念还处在较低的层次，对音乐美学的一系列重要问题都不甚了了，甚至被许多错误的观念所占据时，我们恐怕是很难去把握和揭示这门艺术的历史发展规律的……在音乐技术理论领域中，关系相对间接一些，但它的深化无疑也有赖于研究者们基础理论素质的提高，否则这门学科就只能永远停留在经验论的、工艺学的水平上面很难使自己站在更高层次的理论水平线上。⑧显而易见，这一论断既成为了于先生后来的“音乐学分析”理论学说（1993）以及《现代西方音乐哲学导论》（2000）与《悲情肖邦———肖邦音乐中的悲情内涵阐释》（2008）专著的重要理论基础，同时也构成了他所有学术著述中特有的一种理论品格。恰如1982年他在一篇纪念导师卓菲娅•丽萨的文章中所说的那样：（除了体系音乐学外）“丽萨在音乐学上做出贡献的另一个领域是历史音乐学。她在体系音乐学领域获得的（诸多）成就，是与她在历史音乐学方面的渊博知识分不开的。对于她来说，这两者之间很难划出一条严格的界限。她的音乐美学论著总是给人以强烈的历史感，而她的音乐史学论著中则总是包含着理论的内容。”⑨毋庸讳言，随着时代的进步与学术的发展，作为卓菲娅•丽萨的学生，于先生强调和坚持“历史研究”与“美学评价”并重的音乐学研究理论与方法不仅明显比其师丽萨更为深阔，更重要的是，由他倡导的“历史研究”与“美学评价”这一研究方法已在中国当下的西方音乐研究领域中产生了意义深远的影响，并成为了一种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辩证法理论与哲学基础之上的、具有中国学术特色的音乐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