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伦理论文范例

摘要：梳理了出版机构以及作者以外的出版相关者(编辑、同行评议人、媒体传播、期刊评价及媒体评价)的伦理责任。国内行业学(协)会、出版机构和出版相关者应开展更多维度的探索，在期刊出版相关者层面进一步完善治理，制定伦理政策，形成完整的期刊出版伦理生态，促进期刊出版活动全方位规范、多方协调及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科技期刊;出版伦理;出版相关者;伦理治理;伦理责任

作者、出版相关者(编委会、编辑、同行评议人、媒体传播、期刊评价及媒体评价)与出版机构共同参与出版活动，在出版活动的链条中，互为影响，互有责任。出版活动中的伦理涉及作者开展科学研究、论文写作及发表()、信息传播、期刊评价等过程，完整的出版伦理学规范和准则应该关照到出版机构、作者、编委会成员、编辑、审稿人、传播者、期刊及媒体评价等各方各类行为。国际上，经过多年的实践积累，已经形成了行业学会和出版机构不同层面的出版伦理规范。比如，在2017年11月，国际出版伦理委员会(COPE)整合《期刊编辑行为准则和最佳实践指南》和《期刊出版商行为准则与最佳实践》推出了新的“核心实践”(CorePractices)［1］，指导和帮助出版商、研究机构、期刊等多方出版相关者共同维护和促进学术诚信。大多数国际出版机构也制定有自己的出版商指南，如Elsevier制定的《出版伦理》(PublishingEthics)［2］、JohnWiley＆Sons制定的《科研诚信和出版道德最佳实践指南》(BestPracticeGuidelinesonResearchInteg-rityandPublishingEthics)［3］，均对自己期刊的出版行为进行了伦理规范。国内已有大量有关作者伦理方面的编辑学研究文献发表，关注作者的学术诚信与学术不端、关注生物医学期刊涉及人的研究伦理审查等方面的问题。例如，李玉乐等［4］分析文献发现，近10多年来国内出版伦理研究的热点主要为学术不端行为的原因分析、防范学术不端行为的策略与建议、对出版伦理的思考与建议、科技期刊存在的出版伦理问题等。但国内有关出版伦理的研究对于出版机构、除作者外的出版相关者(编委会、编辑、同行评议人、媒体传播、期刊及媒体评价等)的关注和实践不多。作者也是出版相关者，鉴于已有大量研究关注作者层面，本文所涉及的出版相关者不包含作者。国家新闻出版署于2019年5月29日的CY/T174—2019《学术出版规范期刊学术不端行为界定》提出了审稿专家和编辑者的学术不端［5］。国内科技期刊出版机构和编辑在今后的理论研究和出版实践中，除科研规范、伦理审批、作者署名外，应加强对整个出版领域同行评议、版权管理、利益冲突、信息传播、期刊评价等更多相关内容的关注［4］。鉴于编委会多由期刊的学术领域相关的顶尖科研人员组成，他们既是作者、读者、审稿人，或作为单本期刊的学术领导者参与期刊出版机构的部分管理性质的决策性工作，或带领编辑做一些出版环节中的终审工作，编委会专家个人的角色存在多元交叉和转换，涵盖在其他出版相关者不同角色中，本文不再单独表述。以下从不同角度探讨科技期刊出版机构及各相关角色的伦理责任。

1出版机构的责任

1．1发表优质学术内容。《关于深化改革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意见》指出，科技期刊传承人类文明，荟萃科学发现，引领科技发展，直接体现国家科技竞争力和文化软实力［6］。科技期刊在传播创新成果、推动学术交流、培养科技人才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此，出版机构应该:1)强化使命担当和社会责任，对社会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期刊的出版应该以发表和传播精品内容为己任，不断推进期刊成为本学科领域内最优秀的期刊。2)避免发表粗制滥造的低劣信息，避免单纯以满足为目的来获取收入的逐利行为。SCI指挥棒造成的发表要求，大量到国外的期刊上，很多“掠夺性期刊”或巨型OA期刊掠夺性现象应运而生［7］。这些期刊利用科研工作者的压力，或通过电子邮件寻找目标，或通过中介机构向作者推介期刊，作者时需支付高额论文处理费(APC)。无论是否严格进行同行评议，这些期刊多数在网站上都声明其遵循了国际同行评议标准，对论文进行了同行评议。2020年2月，科技部的《关于破除科技论文中“唯论文”不良导向的若干措施(试行)》中宣布:“完善学术期刊预警机制，定期国内和国际学术期刊的预警名单。”［8］12月，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国际期刊预警名单(试行)》，通过综合评判期刊载文量、作者国际化程度、拒稿率、APC、期刊超越指数、自引率、撤稿信息等，列举了具备风险特征、具有潜在质量问题的学术期刊［9］。“掠夺性”期刊还催生了工厂的产生。“掠夺性”期刊和巨型OA期刊的掠夺现象需要通过行业治理、社会监督，不断促进优胜劣汰，改变低质量期刊滥发论文的局面。国际上，多个学会或出版平台如ALPSP、DOAJ、INASP、ISSN、LIBER、OASPA、STM、UKSG和出版商联手创建了网站ThinkCheckSubmit，帮助作者识别“掠夺性”期刊。同样，中文“掠夺性”期刊是抛弃学术期刊质量性(学术质量、编辑质量、出版质量)、公正性、导向性办刊原则，忘记了学术期刊初心，纯粹以掠夺作者稿件处理费为目的的期刊［10］。国内相关管理部门、行业学会应该进一步加强治理，帮助作者识别“掠夺性”期刊网站，甚至期刊假网站或“”网站。3)避免为追求影响因子的不当自引或联盟引用，杜绝为追求经济利益或评价指标的各类不端行为。

1．2注重学术、文字质量和传播质量。学术期刊内容为王，除了学术内容质量，文字质量和传播质量也是优秀出版物的重要标志。高质量的出版物读起来行云流水，给人耳目清新的感觉。国际期刊出版经验表明:1)出版机构应具备完整的编辑手册，指导和培训编辑以科学的精神认真进行文字加工，保证科学语言表述的严谨性，避免表述的冗余和杂芜;2)期刊出版机构还应该建立出刊后自审、年度审读等审查机制，文字质量奖惩措施，保证和加强期刊的文字质量不断提升;3)精美的构图、新颖的封面、高品质的印刷和装帧都是构成优秀出版物的重要元素，多数一流的期刊都有一流的封面创意，配合重点文章传播的短视频、网站头图等增强论文传播的设计［11］。这些方面，国内科技期刊值得进一步学习和尝试，加强探索。

1．3提升效率，快速出版传播。让优秀的成果最先、广为传播，既是作者的心愿，也是出版者重要的责任。开设病毒肺炎(COVID-19)优秀科研成果学术交流平台，是中华医学会杂志社对优先出版能力的一次应急实战，对适应优先出版而优化的同行评议、编辑加工、生产制作、上线等流程的一次全面的演练，对各种管理制度的科学性、完备性进行了全面检验。2020年疫情初期的统计数字表明，文章从投稿到网上，平均用时6.2d，与国外知名出版平台相差无几。不同于国外预印本未经同行评议上线，中华医学会杂志社平台的所有论文均经过严格的同行评议。刊出时滞大幅度缩减，缩小了与国外期刊的差异，吸引了国内一批优秀科研论文首选在国内优秀期刊平台投稿和优先出版。作者十分重视论文首发确权时间、发表流程时长、平台的影响力及传播力，因此，加速期刊出版的数字化转型，建设有影响力的优先平台，就能吸引优质稿件回流，让更多优秀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12］。出版效率是信息传播力和期刊服务能力的重要指标。《美国科学院院刊》(PNAS)2019年停止纸刊订阅，2021年转向持续出版模式(优先出版与正式出版整合为一次在线发表)。文章完成同行评议和文字编辑立即在线发表，研究人员可更快地发现和引用研究成果。中华医学会杂志社自2020年12月推出“优秀科研成果优先发表平台”，正是考虑在确保学术质量的前提下，优化稿件审核和出版流程，大力压缩各流程时滞，提高出版效率，构建快速交流的学术交流生态系统服务作者［12］。国内平台需要加强对国际标准化技术的学习与应用，通过国际通行的标准化技术支撑，加强数据的多平台交割、共享、互联，提升信息的快速传播能力，增强国际显示度和国际影响力［13］。

“双一流”建设是政府与高校共同推进的一项大工程，在该战略背景下，医学研究生科研能力的培养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当前，国内几乎所有医学院校均将在专业领域核心期刊发表一篇论著作为研究生学位授予的基本条件之一[1]。在很多医学院校，甚至成为研究生奖学金及各类优秀评定的主要指标，这使得研究生作者的投稿比例越来越高。笔者对温州医科大学所属的《中华眼视光学与视觉科学杂志》《温州医科大学学报》《肝胆胰外科杂志》等期刊近年来研究生作者的论文数量进行大致统计，发现研究生发表的论文均占了较大比例。但是在编辑工作实践中，笔者发现研究生作者群由于缺乏科研和论文写作经验，与其他作者群相比，稿件中总是存在各种问题。一直以来，充足、优质的稿源是高校医学期刊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是期刊拥有和保持核心竞争力的源泉，但近年来不合理的学术评价体系使得国内的大量优质稿源外流。面对此种现状，高校医学期刊如何在“双一流”建设中通过相应的对策培养优秀作者群，拓宽稿源值得我们编辑深思。为此，笔者对《中华眼视光学与视觉科学杂志》研究生作者稿件中存在的常见问题进行分析后，提出提升研究生学术能力的一系列策略，以期培养研究生作者群，增加优质研究生稿源，达到研究生作者群和期刊共发展的双赢效果。

1研究生作者稿件中的常见问题

1.1写作欠规范

医学研究生由于初涉科学研究或者进行科学研究的时间较短，论文写作经验不足，甚至不知道医学学术论文该如何写，所以稿件常存在写作不规范，可读性差的问题。笔者对杂志近两年来的研究生来稿进行分析后，发现写作方面欠规范主要包括：论文题目不准确，表述累赘，未能概括全文；单位和作者署名随意，中英文表述不对应；中英文摘要不够简练，未能体现全文的主要内容，甚至出现摘要内容和论文内容不符现象；前言内容阐述条理不清，写一大堆概念性内容，而未能阐述研究背景；研究方法表述不清，读者无法重复研究；医学专业术语混用，量和单位使用混乱，图表和公式使用不规范；文内语言表达不规范，语句不通顺；参考文献著录信息错误，著录项目不全，引用的文献无代表性等。

1.2科学性不够

稿件的作者只有大量地查阅相关资料，认真地研究、分析数据，并认真地在科学实验研究中进行探究，以最充分、最真实有力的实验论据作为立论的依据，才能保证稿件的科学性[2]。显然很多初涉科研的研究生做不到以上要求，对相关研究领域的背景和研究进展情况不了解，常出现选择的实验方法不科学，得到的实验数据不准确，投到编辑部的稿件逻辑结构不清晰，论述缺乏依据，结论与结果混淆或者结论只是简单重复结果的内容，未能与其他研究结果进行横向和纵向的比较，得出的结论无说服力等问题，导致论文的科学性不够。

1.3存在学术失信行为

0引言

学术期刊发展进入21世纪以来，其编辑出版技术和手段日新月异，学术成果的多媒介融合出版为学术研究成果的传播提供了更为快速、有效和多样化的传播平台。尤其是在信息技术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开放存取出版、优先数字出版、电子预印本出版等技术为学术成果的传播提供了多种新的选择，极大地促进了学术研究的进步。然而，就在期刊编辑出版人员殚精竭虑地创新出版方式、为满足学术传播而砥砺前行时，在学术共同体内部却出现了抵制学术期刊的声音。更有甚者，有学者采取各种方式恶搞学术期刊。那么，作为学术期刊编辑出版人员，面对学者对学术期刊抵制的态度与行为，需要深刻反思其背后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学术期刊的发展究竟出现了怎样的失误？我们在出版中应该如何改进工作才能满足作者对学术出版的需求？本文基于作者对学术期刊抵制的案例，试图揭示学术期刊出版中作者与期刊存在的矛盾，并提出解决作者与学术期刊矛盾的策略，以期引起学术期刊同行的关注，共同为学术期刊的发展出谋划策。

1作者对学术期刊抵制的案例

作者对学术期刊抵制的实质是学术共同体与学术期刊之间矛盾的表现，是学术共同体对学术期刊的办刊理念和办刊实践的挑战。根据作者对学术期刊抵制的性质，可以将其概括为作者对学术期刊评审制度的抵制和作者对学术期刊出版理念的抵制。

1．1作者对学术期刊评审制度的抵制

同行评审制度是保证学术期刊质量的根本。作者对学术期刊质量的不信任首先指向的是对同行评审质量的怀疑和挑战。Sokal事件是作者对学术期刊同行评审进行抵制的典型例子。1996年5月18日，美国《纽约时报》头版刊登了一条新闻：纽约大学的量子物理学家AlanSokal向著名的文化研究杂志《社会文本》投稿了一篇文章，标题是“超越界线：走向量子引力的超形式的解释学”。在这篇文章中，作者故意制造了一些常识性的科学错误，目的是检验《社会文本》审稿人在学术上的诚实性。不幸的是，期刊的五位审稿专家都没有发现这些错误，也没有能识别索卡尔在后现代主义与当代科学之间有意捏造的“联系”，文章经审查后被发表，引起了学术界的一场轰动。虽然Sokal事件反映了后现代主义对当代科学的戏谑与挑战，但是，这一事件直接的后果是损害了学术期刊在公众中严肃性、客观性的形象。事实上，研究人员对学术期刊进行恶搞和挑战并不是个例。恶搞论文的事件已经被多次报道。例如，据《中国科学》报道，早在2005年，美国麻省理工大学的研究人员发明了SCIgen软件，其目的是为了证明期刊和会议对机器发明的毫无意义的论文的识别能力，以期刊和会议作为娱乐和嘲讽的对象。SCIgen生成的这些恶搞论文对学术期刊和会议的同行评审制度造成了极大的挑战。据报道，傅立叶大学的计算机科学家Cy－rilLabbe收集了2008～2013年世界顶级出版社出版的30多本论文集中计算机生成的论文共120多篇。其中，Springer出版的论文中有16篇，IEEE出版的论文中有100多篇。这些大量存在的恶搞论文的被报道，证明了世界顶级学术期刊同行评审中的漏洞，也揭示了作者对学术期刊的抵制态度和嘲弄诋毁学术期刊的行为。

1．2作者对学术期刊出版理念的抵制

科技期刊是展示创新成果、激发创新思想最重要的载体[1]。据报道，世界上70%的最新科研成果首先是在科技期刊上发表的。科研人员的成果一旦在科技期刊上发表，包括首发权在内的成果权属就得到了同行乃至公众的认可。因此，科技期刊，尤其是高质量的科技期刊深受科研人员的欢迎和重视。就国家层面而言，科技期刊直接体现国家科技竞争力和文化软实力，是科技强国的重要支撑。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科技期刊得到了长足发展。据统计，截至2017年底，我国科技期刊总量已达5052种。尤其是近10年来，涌现了一批高影响力的科技期刊，形成了一定的示范带动效应。但是，与美国等西方期刊强国相比，我国科技期刊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还存在较大差距。因此，提高期刊学术质量、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是我国科技期刊界的永恒追求。《中国舰船研究》是由中国舰船研究设计中心主办的学术期刊。该刊现为中文核心期刊、中国科技核心期刊、中国学术核心期刊、CSCD来源期刊以及DOAJ收录期刊，是舰船行业唯一的省级“十大名刊”。近年来，该刊在提升学术质量，促进舰船行业科技创新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本文将结合《中国舰船研究》的办刊经验，就如何提高科技期刊的学术质量这一问题进行分析探讨，以供期刊界同仁交流。

1坚持走特色化办刊之路

特色是期刊发展的生命线。邹韬奋先生曾说过：“没有个性和特色的刊物，生存已成问题，发展更没有希望了。”那么，期刊如何办出自己的特色呢？第一，特色取决于期刊定位。期刊的办刊宗旨、读者对象、目标市场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期刊的办刊方向。作为办刊人，要始终坚持办刊宗旨、找准期刊定位、坚持为读者提供特色化的内容服务，努力形成办刊特色。第二，特色来源于主办单位。对于专业性期刊，刊物选题应聚焦主办单位的主业；对于综合性期刊（如大学学报），也应聚焦于主办单位的优势和重点学科，通过挖掘主办单位的优质稿源来形成特色。第三，特色依赖于编辑创造。品牌策划、栏目策划、专题策划是编辑创造的重要内容。要通过编辑创造，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特，切忌“尾巴主义”，亦步亦趋、人云亦云。《中国舰船研究》自创办以来，始终致力于体现“三个特色”，即军工背景、总体集成、理论与工程应用相结合的特色，强调突出“三个研究”类别，即前瞻研究、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结合国家舰船装备发展和建设海洋强国的重大需求进行选题，致力于推动科技成果的实质性转化、提升军工核心能力和促进舰船设计跨越式发展。

2多措并举提升期刊学术质量，助力舰船行业创新

2.1积极跟踪和报道科研前沿和热点

为了落实促进舰船行业科技创新的办刊宗旨，《中国舰船研究》高度关注舰船领域的重要技术方向，尤其是可能孕育颠覆性技术的重要方向。舰船装备研制能力是一个国家装备制造能力的集中反映。世界上主要的海军强国，非常重视前沿技术和颠覆性技术。从过去几十年来看，导弹舰艇是对鱼雷、火炮舰艇的颠覆，垂直发射装置是对倾斜发射装置的颠覆，相控阵雷达是对传统雷达的颠覆。这些颠覆性技术无一例外地促进了舰船技术的升级换代，实现了舰艇技术的跨越式发展。《中国舰船研究》编辑部高度重视对舰船领域重要技术方向的跟踪研究，通过专家问卷、会议研讨等方式研判技术发展动向，及时调整期刊报道重点。目前，舰船行业呈现出以下值得重点关注的方向。

1）数字化

摘要：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在增进人类福祉的同时，也带来一系列伦理道德危机。大学生作为未来科技领域的生力军，加强其科技伦理素养培育是高校德育和素质教育的重要使命。目前，高校学生科技伦理教育的现状并不尽如人意，在教育理念、教育方法、教育内容、师资力量等方面都存在很多问题。因此，探究大学生科技伦理教育的有效对策对提升大学生科技伦理素养、促进科技造福人类十分重要。

关键词：大学生；素质教育；科技伦理教育

大学生作为未来科技领域的生力军，其科技伦理素质直接关系到科技成果的创造、转化和运用方向，影响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以及人类自身的和平与安宁。科学技术作为社会存在的客观因素，对生产力的发展产生巨大的促进作用，而伦理道德作为社会意识被打上了人类价值观念的印记。历史上每一次科技革命都会带来技术的进步，随之而来也会产生一系列伦理道德问题。现代科学技术只有在正确伦理道德的引导下，才能朝着服务于人类的方向健康发展。在2018年两院院士会议上提出“要把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科技创新的落脚点，把惠民、利民、富民、改善民生作为科技创新的重要方向”“把科技成果充分应用到现代化事业中去”。[1]并多次强调“青年是祖国的前途、民族的希望、创新的未来。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科技就有前途，创新就有希望”“让他们成为有思想、有情怀、有责任、有担当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2]然而，目前大学生的科技伦理素养状况并不乐观，科技伦理教育在我国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因此，在有关讲话中指出“要深化教育改革，推进素质教育，创新教育方法，努力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3]，“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发展素质教育，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义建设者和接班人。”[4]那么，在素质教育视角下加强高校大学生科技理论教育，全面提升其科技道德素质和伦理素养，对确保未来科技创新、发展、运用造福人类的正确方向就非常关键。

一、当下大学生科技伦理教育的问题

高校作为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素质人才的第一平台，应该直面当前素质教育背景下科技发展与大学生科技伦理素养缺失的严峻挑战，进行大学生科技伦理教育，引导其树立正确的科技伦理观，规范其科技行为，提高其综合素质。然而，目前高校大学生科技伦理教育状况却令人堪忧。首先，重理轻文，忽视“做人”的理念教育。科技伦理要求实现科技发展与人类伦理道德的统一。它认为在科学研究和应用中每时每刻都在体现人的价值要求与道德取向，要求科技发展必须坚持在人类的道德底线范围之内，才能保证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才能保证人类文明的延续。科技伦理教育就是对作为科技活动主体的人，进行价值取向、道德品质和行为规范等的教育，引导其树立正确的科技伦理观，以及在科技活动中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形成以伦理道德的视角和原则来对待科技活动的自觉意识和行为能力。高校作为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的平台，是开展道德教育和素质教育的重要基地，但多数高校忽略了科技发展对学生伦理道德的冲击，对大学生科技伦理教育的重视程度不够。在教育理念上，注重“做事”，忽视“做人”。教育的本质归根结底是学生人格精神的培养，是教会学生“做人”。但是目前高校普遍存在重理轻文、重技轻德的现象，重视科学技术知识和原理的讲授，忽视科技伦理道德和人文素养的培育，导致大学生的诚信意识、合作意识、责任意识的培养弱化，学习的功利性倾向较为突出，这与高等教育立德树人、培养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的目标是偏离的。其次，教育方法形式单一，缺乏创新性。高校进行大学生科技伦理教育主要是为了培养大学生在科技研发与技术创新以及未来科技实践应用过程中的责任意识和伦理情怀。目前我国高校对大学生进行科技伦理教育的主要方式是理论灌输。这种教育方式缺乏人文关怀，被动性较强，会使学生产生逆反心理，很难收到提高大学生科技伦理素养的实效。科技伦理教育具有内容涉及范围广泛、教育过程漫长、教育效果不可量化检测等特点。仅仅通过传授一些科技伦理知识，不能引起学生对科技伦理教育的重视，更不能将书本上教条式的知识转化为科技为社会服务、为人类造福的自觉意识，科技伦理教育的目标也无法实现。因此，枯燥、单一的“满堂灌”的授课方式对大学生科技伦理素质的培养收效甚微。再次，教育内容空洞乏味，缺乏深刻性。高校大学生科技伦理教育应该与当下层出不穷的科技伦理相对应，内容要深刻有针对性，这样才能发人深省。部分高校虽然开设了伦理学或科技伦理教育等相关课程对大学生进行科技伦理知识的普及，但内容比较宽泛，缺乏针对性，多数着重于专门理论研究，在主讲教师的配备、教学条件的保障等方面都与本门课程所承担的教学目标不相匹配，不利于形成具有综合性和整体性的科技伦理教育体系，很难引起学生的共鸣。一些高校尽管在一些专业科目中或多或少地渗透着科技伦理教育内容，但只是作为相关科目内容的附属品一笔带过，根本达不到教育学生、提高学生科技责任意识的效果。当前高校不断出现的论文剽窃、数据造假、考试舞弊等学术不端行为，也反映出高校科技伦理教育的状况堪忧，而高校科技伦理教育内容空洞、无力甚至是乏味，不能引起大学生的注意和反思成为科技伦理教育迫切需要改进的地方。最后，缺乏专门从事相关科技伦理教育的教师队伍。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教师是传播知识、传播思想、传播真理的工作，是塑造灵魂、塑造生命、塑造人的工作。”[5]作为教育活动的组织者和教育内容的传授者，教师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教育工作的成败。高校无论是开设专门的科技伦理教育课程，还是把科技伦理教育的思想渗透到其他科目中，都少不了具有良好科技伦理知识和素养的授课教师。“要坚持教育者先受教育，让教师更好担当起学生健康成长指导者和引路人的责任”。[6]但是由于我国科技伦理教育提出较晚，现在高校的许多教师自身并没有接受过专门的科技伦理教育，即使通过自学掌握了一些科技伦理知识，不成体系，也不完整，在对学生开展科技伦理教育中不能起到很好的示范作用。目前我国高校不论在本科、硕士还是博士阶段，都没有设立普及性科技伦理教育专业，科技伦理教育没有确立学科地位，因此，科技伦理教育也没有专业的任课教师。师资力量的严重紧缺，直接影响到科技伦理教育理论与实践的质量和效果，严重影响大学生科技伦理素养和责任意识的提高。

二、素质教育视域下高校加强大学生科技伦理教育的对策探讨

在党的报告中指出要把教育放在优先位置，发展素质教育，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高校作为科学文化教育和思想道德教育的主阵地，面对新世纪产生的科技伦理难题以及当下大学生科技伦理教育存在的问题，应积极探索应对之策，把立德树人作为立身之本，培养技术和道德兼备的人才，全面提高大学生的科技伦理素养。第一，树立正确的教育理念，实现科技教育与道德教育的统一。科技伦理作为科学技术的伦理反思，认为科学技术不是万能的，不能为人类解决所有问题，相反人类社会出现的许多问题都是由科技发展以及人类对科技的滥用和误用造成的。这就要求科学技术必须在一定的伦理道德规范指导下发展，要求我们把科学技术和伦理道德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反映在教育上就是要树立正确的教育理念，把科技教育与道德教育结合起来，实现大学生科技素养与伦理道德素养的和谐发展。在2016年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强调“要大力弘扬优良学风，营造严谨治学、注重诚信、讲求责任、风清气正的学术生态”[7]，这为高校科技伦理教育理念指明了方向。教育不仅要达到传授科学知识和技术的目的，还要引导学生树立人道主义理念，使其学会正确应用科学技术造福人类。因此，高校应树立正确的科技伦理教育理念，重视大学生科技伦理精神的培育，自觉担负起运用伦理道德教育引导大学生科技教育的目的和内容的责任，帮助大学生在学习掌握科学知识的同时，塑造自己的品格与德行。既要把科技发展进步的最终目的和指向—人类的幸福，跟学生讲清楚、讲明白，使其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引导学生树立科学技术为人类服务的价值理念，使学生在人道主义原则指导下运用科技知识，防止科学技术的滥用，还要在教授科学技术知识的同时，自觉遵循道德教育对学术提出的道德要求来合理选择与编排相关教学内容，实现科技教育与道德教育的有机融合，发挥道德教育应有的价值引导作用。此外，高校还要不断完善其教育管理体制，建立严格的科技道德制度对大学生的科技不端行为进行制约。加强科研诚信制度建设，规范和约束大学生的科研诚信意识和学术责任感。第二，丰富教育形式，营造浓厚的科技伦理氛围。高校应不断拓展大学生科技伦理教育的广度和深度，调整优化课程结构，丰富教育形式，努力实现大学生科技伦理教育的立体化、常态化。一方面要运用传统的教学手段，把科技伦理教育渗透于“两课”教学过程中，强化大学生对科技伦理相关知识的认识和了解，启发其思考现实中的各种科技伦理难题，并组织他们采用讨论、辩论、演讲等多种形式抒发己见；另一方面，高校还应该拓宽科技伦理教育的传播渠道，鼓励科技伦理教育进网络，利用网络平台传播广、速度快、人员集中的优势，开设专门的科技伦理教育专栏，加大宣传力度，使科技伦理教育在无形之中对学生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此外，高校还应该强化科技实践活动，组织开展“挑战杯”“创新杯”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校园科技文化节等科技实践活动，寓伦理教育于学生培养的各个环节，并在活动中逐步培养学生的团队精神、拼搏精神、诚信意识、责任意识和学术规范意识，充分发挥科研实践这一途径难以替代的功能和实效。高校还可以定期聘请相关学科的专家学者开展各种专题讲座，现身说法，介绍他们在科技研究与运用过程中体验到的科技误用、滥用给社会带来的危险和伤害，增加大学生科技伦理教育的说服力，帮助大学生转变征服自然以及科技万能的价值观与科技观，树立科技为人类造福的价值理念。第三，优化教育内容，增强科技伦理教育的实效性。高校必须优化教育内容，在科技教学中渗透道德教育，提高学生的科技伦理素养。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要自觉把科技伦理教育纳入课程体系。结合当前科技发展趋势，高校必须加强对大学生的科技伦理教育，将科学发展观教育、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教育、科技道德规范教育和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科技观教育纳入高校课程体系，调整优化课程结构，培养大学生热爱科学、尊重科学的品质和高尚的责任意识与伦理素；另一方面，需要借鉴国外科技伦理教育的有益经验，在专业课程教学中渗透科技伦理教育内容或设置相对独立的技术伦理课程。以下两种方式可以参考：其一，在进行科技知识和技能传授的同时，融入科技史的相关内容。科技史是科学技术及其发展历程的客观反映，它主张使科技人性化，架起科技与人文之间的桥梁。科技史不仅研究科学技术知识或思想的生长历程，还研究人、研究科学家。科学家的生平事迹、奋斗历程、思想境界、献身精神，在创造科技发明中的人格力量以及科学家身上折射出的求实、创新、坚毅、谦虚的高贵品质都是丰富的科技伦理教育资源。其二，推行STS（科学、技术、社会）教育。STS教育强调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和谐发展，它要求学生既要掌握科学知识和技能，又要懂得这些知识和技能的应用价值和应用方法，以高度的责任意识，正确认识和处理科技发展带来的各种伦理难题，如环境伦理问题、工程伦理问题、生命伦理问题等。要使科技发挥其积极作用，消解其负面影响，使其与人道主义理念相适应，学校科技伦理教育不能对这些新的科技伦理问题视而不见。第四，加强教师的专业培训，发挥教师的榜样示范作用。在2018年两院院士会议上要求广大院士“传播真理、传播真知，崇德向善、见贤思齐，言为士则、行为示范，提携后学、甘当人梯，在全社会树立良好道德风尚”[8]。近年来高校学术不端、论文造假行为频频出现，这与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科技观和道德观密不可分。而教师是有特定职责的工作人员，在传授知识中注重育人。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承担着让每名学生健康成长、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重任，其一言一行、思想作风、道德品质和治学精神都会对学生产生很深的影响。曾指出高校教师要“自觉增强立德树人、教书育人的荣誉感和责任感，学为人师，行为示范，做学生健康成长的指导者和引路人”。[9]为此，高校必须加强对教师的科技伦理专项培训，规范科技活动。一方面，上级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教师队伍科技伦理教育的培训工作，举办科技伦理教育培训班、备课会及教学观摩活动等，提高教师的科技伦理水平；另一方面，高等院校的相关机构要起到监督作用，对刻苦钻研取得的成功，起表率作用的行为应予以奖励，对侵吞、独占等不符合科技伦理道德的行为给予惩罚，使科研行为形成良性循环，在学生中起到示范作用。此外，教师要在治学、处世等方面严格规范自身言行，以身立教，以高尚的诚信人格影响学生，在教学科研与工作生活中规范自身的科技行为，发挥教师良好的科技道德实践行为的示范引导作用，促进大学生科技伦理素养的提升。素质教育是以学生为本，尊重学生的主体性与创造性，注重形成学生的健全个性，促进学生综合素质全面而自由发展的教育理念。科技伦理教育究其根本是要培养大学生的科技伦理责任，它的目标不是追求最大的“善”，而是避免极端的“恶”，是人们为了减少或消除科技活动的潜在“危险”，对自己的科技活动负的前瞻性责任，其本质上也是一种素质教育，为了促进学生的人格完善和科学素养的提升。面对当前科技创新发展的大好形势，高校既要重视大学生科技创新能力和水平的提升，也不能忽视科技飞速发展带来的人与科技之间的矛盾以及大学生科技伦理素养状况不容乐观的现实，加强科技伦理教育，不断提升大学生的科技伦理素养，积极培育新时代新青年，以便缓解层出不穷的科技伦理困境，最终实现科技造福人类的价值追求。

内容摘要：该论文主要探讨科幻文学在大学教育中的价值所在。首先，简述科幻文学教育的意义。其次，通过探讨国内大学科幻文学教育现状，指出目前国内大学阶段科幻文学教育的问题点。再者，以厄休拉•勒古恩的短篇小说集《变化的位面》为例，试论大学教学中具体教学方案。

关键词：科幻文学；大学教育；厄休拉•勒古恩；文学想象力；实际教学方案

进入一个科学带来巨大变化的时代，曾属于低等文学的科幻文学，变得愈发重要，已成为主流文学之一。虽然国内正掀起科幻热，然而对科幻文学的研究以及教育依旧处于起步阶段。因此，本论文分三个部分重点探讨科幻文学 在 大学 阶 段 教 育 中 的 价 值所在：首先，简述科幻文学教育的意义所在。其次，通过了解国内大学科幻文学教育现状，探讨具体问题。再者，以厄休拉•勒古恩的短篇小说集《变化的位面》为例，探讨大学阶段科幻文学的具体教学方案。

一.科幻文学教育的意义

随着因特网的迅速发展与信息的大爆炸，科幻文学在文学领域变得越发重要，已成为当代主流文学之一。科幻文学的魔力不仅限于文学价值上，其教育意义也是科幻文学登上主流文学地位的因素之一。本论文主要从三个方面论述科幻文学的教育意义：首先，科幻文学所具备的文学想象可以吸引不同年龄段读者对科学的兴趣。科幻文学如同少年儿童文学那 样 具有 非 凡想 象力，不仅受少年儿童读者的喜爱，而且还滋生了一批又一批以成年为主的科幻迷读者群。著名科幻作 家 艾 萨 克•阿 西 莫 夫（IsaacAsimov）认为：“作为一种‘事实’的来源，科幻小说可能是不可靠的，因为小说中 的 知识 可 能是 错 误的，或者可能已经过时了。但毫无疑问的是，无论科幻小说的科学背景是偶然的疏忽之过，还是因情节的特殊所需而故意安排的错误，抑或仅仅是因科学进步所带来的落伍，只要故事本身有趣，它就是有用的。我想表达的是把科幻小说作为一种唤起对科学的兴趣的方式，这一点却是绝对没错的”（44）。其次，可以通过阅读注重科学思维的科幻文学作品，帮助学生提高科学思考能力。纵观科幻文学的发展，科幻文学演变与科学发展紧密连接。20世纪初，科幻文学作品主要发表在各种科幻杂志上[1]。在这些杂志上发表的科幻作品虽受广大读者的热爱，然而仅被视为一种娱乐、或青少年与儿童教育的辅助阅读，甚至被称之为可笑的伪科学、或低俗文学作品而已。进入21世纪，大部分学者公认科幻文学具备有效阐释科学的叙事能力，因此，一些写作能力较强的科学家以小说形式尝试解释科学理论。不仅如此，科幻小说虽然不属于科学领域，但与科学方法有所联系。因此刘英团认为,“童话的幻想是注定要破灭的幻想”，而“科幻却不同，‘科学幻想’走着一条与‘童话幻想’相反的路，如果孩子们读过科幻，随着他们的成长，科学幻想不会破灭，反而变得越来越真实，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些想象变为现实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大”（1）。厄休拉•勒古恩（Ursula K.Le Guin）认为这种科幻文学的想象如同“思想实验”，而这种实验就像“爱因斯坦在移动电梯里射入光线，或像薛定谔把猫放进盒子做实验是一样的原理”（9）。简而言之，科幻文学的科幻想象可以帮助学生通过科学想像，以科学的思维方式思考问题。再者，科幻小说可以用文学方式有效地探讨科学伦理问题。例如，厄休拉•勒古恩在科幻小说《黑暗的 左 手》(The Left Handof Darkness)中，通过构建一个消除性别整体性的一个外星球，探讨性别差异的伦理问题。而这种伦理问题不仅与现实有关，而且与即将面临的未来也息息相关。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 主张，“我们也许即将跨入一个后人类的未来，在那未来中，科学将逐渐赐予我们改变‘人类本质’的能力”（216），其主张主要针对当代基因生物技术所带来的对人类身体的变化而言的。换言之，当未来技术可以轻易地改变人类的本质时，人类将如何面对人类自身的问题，这也是诸多科幻作品中所探 讨的 主 题 。石黑 一 雄（Kazuo Ishiguro）的科幻小说《别让我走》(Never Let Me Go)提出了克隆人作为生命体的伦理问题，故事中主人公发现他们自己的存在仅仅为人类捐献器官而活着，而人类肆意掠夺克隆人的器官，只为延长他们自己的生命。小说以批评的视角探究以人类利益为主的科技弊端。而这种虚构的作品，为科技发展的伦理问题提供有力的借鉴。

二.科幻文学在国内大学教育现状

很多人认同科幻作品有利于培养青少年儿童对未知世界的探索，同时也有助于激发他们的想象力，因而一些中小学校选用科幻文学作品来培养学生的探究能力。在国内，系统地研究科幻文学理论以及科幻文学教育的吴岩教授在访谈中提到了较为成功的教学案例，他认为“在我国，最有说服力的是北京人民大学附中王崎校长领导的科幻 物理 学 教学 小组。他们开设的《科幻物理学》课程很大程度提升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了探究能力，学生还通过科幻故事感受到了科学跟现实的紧密关系，了解了科学家的社会责任等更严肃的社会问题。我感到这样的科学教育,就是成功的科学教育”（2）。但是，吴岩又指出我国青少年儿童阶段科学教育水平差强人意，主要问题是“应试压力之下那种看起来行之有效的知识灌输模式。事实上，这种模式无法达到培养学生科学素养、使他们成为一个有基本科学处世能力的人的目标。更可悲的是，随着应试教育对学生时间和精力盘剥的加重,孩子们对科学学习的兴趣日渐衰落。这种状况必将给我国的科技人才培养造成灭顶之灾”（1）。科幻文学的教育并不应仅限于青少年儿童阶段，理应扩大到高等教育当中。相比学生喜欢科幻文学作品的程度来讲，国内对科幻文学教育的重 视 度 明显 不足，对科幻文学作品的熟悉度也极其缺乏。虽然科幻文学属于文学的一种，国内大学文学类专业很少涉及科幻文学作品的学习与研究，更不用说其他的专业了。目前国内最有影响力的科幻文学研究团队为以北京师范大学吴岩教授负责的团队，该团队从科幻文学课程设计以及学科体系建设，到出版系列国内外科幻文学研究著作等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根据吴岩教授的研究资料来看，国内大学本科及研究生阶段的科幻课程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在此时期，开设过科幻文学课程的大学为上海外国语大学和杭州大学英语系等。进入90年代，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在本科开设了以中文讲授的“科幻小说评论与研究课程”；2003年开始招收“科幻方向”的硕士研究生（387）。近年来，国内不少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华侨大学、四川大学和西安交通大学等） 也纷纷在中文专业以及英文专业设立相关科幻文学专业选修课程及公共选修课程，其课程主要有：科幻作品分析、科幻文学理论、或科幻创意写作课等。这些课程主要通过介绍科幻文学作品，力求提高大学生们的人文素养或培养跨领域学习能力等。相比 欧 美 高 校 科 幻 教 育 规模，国内大学科幻教育明显滞后。首先，科幻教材资源有限。目前国内大学主要使用的教材为南开大学出版的《英美科幻小说史》以及国内外经典科幻文本为主。其次，国外科幻文学教学被视为创意写作 (creative writing) 重要体裁之一，因为科幻文学具有的文学幻想可以激发创意写作。相比国外，虽然国内各个大学以学生自主组织的科幻协会不断追求创意写作方面的发展，然而这些自发性发展缺乏理论指导。再者，国内大部分科幻课程都设立在中文或英文系，而大多数文科学生欠缺对较难的科学概念的理解。也就是说，文本的解读缺乏对科学概念的理解，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1．生态女性主义在中国的引入和传播   我国对生态女性主义的接受最早是从对生态女性主义作品的译介开始的。《寂静的春天》是我国最早的一部与生态女性主义有关的译著，该书被视为是生态女性主义的奠基之作。书中描写了滥用农药、杀虫剂给生物及人类带来的严重危害，从环境污染的角度唤起人们对忽略的环境问题的关注。当时的美国总统肯尼迪也在一份报告中支持了卡森的见解。该书出版后，在美国和全世界产生了广泛和深远的影响，拉开了美国现代环境保护运动的序幕。尽管该书并不是真正以生态女性主义的身份在中国登台亮相的，但它在客观上为国内生态女性主义研究奠定了基础。之后，国内虽然陆续译介了《自然女性》、《自然之死》、《真实之复兴》、《女性主义与对自然的主宰》等一些与生态女性主义相关的著作，但总体而言，我国在对西方生态女性主义相关论著的译介方面成果较少。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学界开始集中关注生态女性主义文化思潮，拉开了生态女性主义研究的序幕。1996年，《国外社会科学》刊登了关春玲写的《西方生态女权主义研究综述》，这是国内最早的一篇关于西方生态女性主义研究的综述性文章。该文简要介绍了生态女性主义研究出现的新特点，论述了生态女性主义的主要流派及其观点(关春玲1996:25-30)。之后，国内许多专家学者纷纷撰文探讨妇女和环境的关系，从多个角度对生态女性主义进行介绍与研究。以中国学术期刊网数据库为数据来源，对近十五年来国内重要期刊发表的有关生态女性主义的论文进行整理分析后，笔者发现我国对生态女性主义的研究是从哲学、伦理学、宗教等方面开始的，前期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这些领域。1996年，曹南燕和刘兵二人合作发表了《生态女性主义及其意义》，论述了女性与生态运动相结合的原因，较为详细地评述了生态女性主义对传统哲学的批判，以及生态女性主义提出的新的价值观和伦理学，并对生态女性主义的意义做出分析和总结(曹南燕、刘兵1996:54-60)。之后，陈喜荣(2002:525)在《生态女性主义述评》中，把生态女性主义归为后现代主义的一个分支，指出生态女性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在反对传统哲学中的二元论方面具有共性，又有区别。该文还详细陈述了生态女性主义本体论的建设性贡献，指出“非二元论是生态女性主义认识论根据”。台湾的李慧利(2004:93)在《儒学与生态女性主义》中指出，儒学“天人一体”的概念“并不制止人类对自然的干预行为”，“承认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并不等于支持了某一种环境伦理。”二元论究竟是不是对妇女和自然双重压迫的根源?这个问题仍将继续探讨下去。李建珊和赵媛媛(2008:1-6)在《生态女性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一文中提出，生态女性主义可以借鉴吸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有机整体观、“天人合一”的思想和仁爱观念，这有助于生态女性主义思想的深化和发展。   2000年，肖巍在《妇女研究论丛》上发表了《生态女性主义及其伦理文化》一文，这是典型的从伦理学角度研究生态女性主义的论文(肖巍2000:37-41)。2007年，香港树仁大学王建元发表了《生态伦理与中国神话》一文，该文尝试从中国古代神话(特别是有关女神的)中发掘生态女性主义的论点，以期提炼出中国古典文化中的生态伦理(王建元2007:35-43)。   此外，四川大学陈霞(2000:37-40)的《道教贵柔守雌女性观与生态女权思想》一文是国内第一篇将生态女性主义与宗教研究结合起来的学术论文，该文以生态女性主义思想为参照，探讨了中国道教独特的女性观念及其对妇女、生态环境和可持续发展问题的意义。作者指出，柔弱不是一种结果，而是一种策略，这是雌性反应的方式。如果我们尊重理解这种方式，在对待自然和社会时，不要盲目进取、以强力征服自然，也不要用暴力不公压制女性，反而能保全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和男人与女人之间的和谐，从而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2010年，李瑞虹的《绿色神学:女性主义神学家鲁塞尔的生态思想探究》对美国女神学家鲁赛尔的生态女性主义思想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评述(李瑞虹2010:93-100)。   近些年来，生态女性主义作为一种理论概念已经正式进入文学研究领域。中国期刊网上的数据表明，从文学视角对生态女性主义的研究呈现多维度的局面，涉及批评理论研究、文本研究以及对生态女性主义文学研究的研究等。2002年韦清琦在《外国文学》上发表的《方兴未艾的绿色文学研究———生态批评》一文中提出，生态女性主义“是生态批评发展到第三阶段的产物，研究的前景相当乐观”(韦清琦2002:35-36)。同年，陈晓兰(2002:42-48)在《文艺理论与批评》上发表的《为人类“他者”的自然———当代西方生态批评》一文中把生态女性主义看作“生态批评”的一个重要类型，是最激进的非马克思主义批评，同时也是最具潜力的批评。从2004年开始，一批运用生态女性主义视角对作品加以阐析的论文涌现出来，例如左金梅的论文《〈千亩农庄〉的生态女权主义思想》，戴桂玉的论文《从〈丧钟为谁而鸣〉管窥海明威的生态女性主义意识》，王文惠的论文《从生态女权主义视角对〈简•爱〉的重新读解》，张燕的论文《寻归自然，呼唤和谐人性———艾丽斯•沃克小说的生态女性主义思想刍议》，吴琳的论文《解读“海洋三部曲”的生态女性主义思想》、《单乳女性家族回忆录———〈避风港〉的生态女性主义思想解读》等。笔者近些年来一直从事生态女性主义文学作品和批评理论的研究，力图将生态女性主义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实践研究相结合。2008年，笔者完成了以生态女性主义批评为研究对象的博士论文《美国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研究》，论文对生态女性主义文化思潮和批判理论进行了深入而细致的研究，着重探讨了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对生态女性主义代表作家的作品进行阐析和解读，试图为国内的生态女性主义文学研究提供可资借鉴的资源，为国内的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研究提供理论和实践上的支持。   值得一提的是，在文学研究领域，国内一些学者开始尝试运用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理论阐析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展现生态女性主义对中国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借鉴作用。例如2006年，韦清琦在《江苏大学学报》上发表的《中国视角下的生态女性主义》一文中强调，生态女性主义和生态批评类似，在参与经典的重构中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在文章中，他采用生态女性主义视角阐析了中国当代作家的文学作品，文章中涉及的不仅有女性作家的作品，还有男性作家的作品，通过对比分析，文章指出了男性作家与女性作家的生态女性主义写作的差异。通过具体的文本批评实践，他向我们展现了生态女性主义批评对中国文学创作和批评的借鉴作用。他认为，生态女性主义批评在中国有着良好的前景(韦清琦2006:19-23)。之后，他采用生态女性主义视角解读了贾平凹的短篇小说，尝试为中国现当代文学提供一种绿色女性主义的解读范式(韦清琦2009:28-30)。王明丽(2010:107-112)把生态女性主义作为一种新的叙事方式，用以解读晚清女性小说，发掘作品的深刻内涵和重要价值。#p#分页标题#e#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国内对生态女性主义的研究视角日趋多元化，除了上述几种视角之外，还有语言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学术思想发展等视角，由于从这些角度进行研究的成果所占比例极小，笔者在此就不再一一评述。此外，自2003年以来，出现了以生态女性主义为研究对象的硕士和博士学位论文，而且数量呈逐年上升的趋势。由此可以看出，生态女性主义已引起国内学者越来越密切的关注，生态女性主义在中国的研究呈现出日趋繁荣的局面。但是，生态女性主义是一种生成中的前沿性的理论思潮，其理论思想还远未成熟，在理论建构方面还很薄弱，需要不断改进和完善。在这一点上，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的学者，都还是刚刚起步。   2．生态女性主义在中国的接受和发展探因   生态女性主义进入中国不过十来年的时间，已获得了很大的发展，从理论传播和接受的特点来看，这主要与两个方面的因素有关:一是受“本土”实践需要的制约，二是受历史文化的制约。从生态女性主义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历史语境来看，它一方面是受到西方生态女性主义发展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中国当代现实语境压力所致，是改变当下人们生存状态这一现实需要的呼唤。当代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出现了一系列矛盾，具体表现为一方面现代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与科学技术的发展，极大地改善了人们的物质生活，提高了女性自身的素质，而另一方面，这种现代化进程又加剧了贫富分化，大多数人尤其是贫困妇女的生存状况日益恶化。与此同时，环境问题也成为中国在新世纪里面临的最大挑战。虽然环境保护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在建国五十多年来取得了一定成效，然而，一些地区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还没有得到有效遏制，生态环境破坏的范围在扩大，程度在加剧，危害在加重，这不但影响国家生态环境安全，也影响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除了现实需要之外，生态女性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还有赖于中国本土的思想文化资源。从中国自身的思想资源来看，中国的传统文化思想中蕴含着丰富的生态女性主义思想资源，它是生态女性主义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哲学基础和理论支撑。道家阴阳和谐的关联性思维，化二元性为二级性，避免了本体上的二元对立;道生万物的哲学观体现了人与世界的连续性。著名汉学家安乐哲指出，在道家哲学中，关联性思维模式占据着主导地位。“阴”和“阳”作为关联关系的核心概念，并不是定义现象某个本质特征的普遍原则，而是表述具体差异之间的创造性张力的解释性概念范畴(安乐哲2002:257-259)。阴和阳不是构成事物的本质属性，而是在具体情境中相对而成的。“阴”和“阳”二者之间不是逻辑或因果的关系，而是一种美学秩序。它揭示了一种由不可取代的个别项所形成的特定同一性。“具体事物的这种执着的特殊性和这种特定统一性的和谐具有紧张的关系。”(安乐哲2002:80)也就是说，理解具体事物时，应承认其差异性和多样性，尊重整体性，把每一个具体事物都作为一个独立整体看待。生态女性主义思想认为，西方父权制的二元论思维模式导致了对女性和自然的双重统治，因此，它提出“彻底的非二元论”的主张，提倡多样性，尊重差异性，强调整体性，相信事物之间的相互关联性，而道家的这种非二元模式的整体性的思维正是生态女性主义所追求的。   汉学家本杰明•史华兹曾指出，老子“将女性作为无为和自然原则的象征而加以赞颂”(史华兹2004:209)。老子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强大处下，柔弱处上。”“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守柔曰强”(陈鼓应1984:89，342，237，265)。这里，老子明显表现出对与女性相关的品质“柔”的偏爱和推崇，强调女性的特性和价值，赞扬女性的智慧和品德的伟大作用。可以说，中国传统哲学与生态女性主义在主要观点上的契合是西方的生态女性主义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前提。   中国现实的妇女和环境问题证明了生态女性主义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中国传统文化中固有的“贵柔守雌”，“和而不同”的哲学思想是西方生态女性主义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契合点，我们可以此为基础，合理整合内外资源，构建和谐正义的世界。   3．生态女性主义对中国学界的影响   生态女性主义自引入中国以来，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对环境哲学、女性主义批评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颇为引人注目。生态女性主义以独特新颖的视角拓宽了生态批评和女性主义批评的视野。它从女性主义的视角分析环境问题，研究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理解生态环境问题及其他各种形式的压迫，揭示破坏自然、压迫女性以及其他各种压迫都源于同一种力量:父权制文化。在以父权制文化为基础的权力秩序中，女性、自然都受到男权意志的统治和剥削。在生态学家看来，造成目前生态危机的原因是以人类为宇宙中心的世界观，但是生态女性主义者认为，以男性为中心的世界观才是造成这一危机的真正根源，所以，她们不仅反对人类中心主义，而且还反对男性中心主义。生态女性主义批评对作为压迫妇女和自然的共同根源的父权制文化的揭示和批评，使我们能够避免把当代环境问题的根源简单归结为抽象的人类中心主义。   生态女性主义极大地丰富了女性主义和生态学理论，拓展了女性主义批评的内涵，为生态批评注入了新的内容，推动了生态批评和女性主义批评的发展。生态女性主义用生态学的观点补充完善女性主义，意识到男性对女性的压迫与人类对自然的压迫相互联系，理解这种联系对女性主义和生态保护意义重大。它促使女性主义把对性别压迫的挑战拓展并延伸至包括反抗压迫非人类自然在内的其他各种压迫形式。生态女性主义不仅反对人类对自然的破坏，而且反对男性对女性的压迫，白人对有色人种的歧视，异性恋对同性恋的歧视，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剥削等任何形式的压迫。它力图消灭建立在父权制基础上的二元论和统治逻辑，提倡尊重差异，主张和谐、正义的原则，呼吁恢复女性长期以来被压抑、扭曲的天性，重建和弘扬女性美德，诸如平等意识、宽容精神、对他人的关爱等。#p#分页标题#e#   生态女性主义既关注生态与性别的关联，又注重考察造成这些问题的深刻的历史根源，将其置于具体的权利关系和物质层面加以考究，并提出以本土知识体系为基础重建生态文明，这对于我们在这个方面的研究具有积极的启示作用。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理论有助于我们避免孤立、片面地看待妇女问题，把性别与环境、性别与发展等有机地结合起来，用历史的、语境的方法对其加以研究，立足于我国的国情，整体地解决这些问题。“西方生态女性主义理论虽然不能直接解答我们中国妇女面对的问题，但是它开拓了我们的思路，使我们得以从不同的角度分析问题，甚至改变了我们的思维方式。”(王政、杜芳琴1998:2)   此外，生态女性主义在文学领域的运用，为文学批评引入了一个新的视角。生态女性主义批评家从“自然”和“女性”双重视角解读文本，重新审视女性与自然的关系，男性和女性的关系，揭露男性对女性和自然的剥削和掠夺，批判一切压迫形式和观念，使文学作品中一贯被作为背景和陪衬的、被读者忽略的自然和女性突显出来，从“缺席”转为在场，从无声变为有声，唤醒人们的生态保护意识和男女平等意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生态女性主义有助于人们改造内心世界，达到塑造人、教育人的目的，为树立正确的女性观和自然观提供精神资源，为缓解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的危机、实现自然世界和人类社会可持续性发展提供舆论导向作用，最终使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男性和女性和谐相处，协调发展。   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理论将“女性美德”和“生态原则”作为衡量文学作品价值的新标准，使文学作品中隐藏的或者被人忽略的意义被重新发掘出来，并被赋予新的意义。它积极推崇关爱自然与女性的创作，从而将一些新的文本纳入批评的视野。凡体现出整体的、相互关联性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洋溢着关爱、同情、抚育温情的文学作品都受到生态女性主义批评家的推崇。生态女性主义批评在经典文本的重构、对男性作家自然写作进行生态女性主义视角的评定以及重写文学史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   生态女性主义确立了新的伦理价值观，改变了传统的审美价值观念、文学研究的思维模式和文学批评范式，为文学批评家们提供了新的文学批评尺度，为当代作家的文学创作提供了新的模式，为文学理论的发展和进步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使得文学理论的建构更具方向性，同时更具时代色彩。   从上述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近些年来，中国的生态女性主义研究有了较大的发展，出现了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但总体而言，中国的生态女性主义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需要在广度和深度上进一步拓展，拓宽研究视野，加强生态女性主义话语的多层次研究，发掘出有中国特色的生态女性主义思想资源。此外，国内的生态女性主义研究还需要加强跨文明比较研究，加强中西生态女性主义思想的交流，充分利用中国丰富的传统生态女性主义思想资源，为我国生态女性主义视角的文艺理论研究提供资源。   由于生态女性主义尚处于发展之中，理论还不完善，另一方面也由于国内一些学者对生态女性主义还了解得不多，而且在多数情况下，它是作为一种生态哲学或者环境伦理学被学术界引进和介绍的，研究者侧重于关注它对中国环境保护和科技哲学建设的意义，而对于生态女性主义思潮之于文学研究的意义则重视不够，所以，一些批评家指责生态女性主义过于偏激。笔者以为，生态女性主义在提升被压迫者的地位、宣扬被压迫者的价值、批判父权制给妇女和自然造成的后果方面，确实有些激进，但是非此不足以引起世人的关注，可以说正是这些偏激的特点才使生态女性主义日益成为人们重视的批评理论，这种“策略性的偏激”或许会有益于社会进步。生态女性主义批评家弘扬女性美德和生态原则，主张以此来抗拒、消除自然生态和文化生态的危机，对其中比较激进的观点，我们应该仔细辨析，区分出有价值的部分和主观、片面的观点。此外，生态女性主义对现实的反思与批评卓有成效，在解构和颠覆父权制意识的过程中，扮演了理论先锋的角色，但从理论建设方面来看，生态女性主义研究还亟待加强，需要不断改进和完善。

摘要：文章从工程伦理课程发展历程出发，明确了环境类硕士研究生“工程伦理”课程开设的必要性与紧迫性，并阐述了环境类硕士生“工程伦理”课程设计、授课方式及考核策略。

关键词：工程伦理；环境类硕士研究生；工程教育

工程科技的进步与人类发展的命运紧密相连，伴随着人类大规模改造自然的工程行为，不可避免地涉及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类的多重价值追求，不同利益诉求也会导致人们在工程行为选择上的困境与冲突，从而引发当今社会对工程行为意义与正当性的反思，人类的工程实践不仅是一种改造自然的技术活动，也是一种关涉人与自然和社会的伦理活动，这成为“工程伦理”作为一门学科建立与发展的现实背景。

一、“工程伦理”课程介绍

工程伦理是在工程中得到论证的道德价值，是应用于工程学的道德原则系统，是工程技艺的应用伦理[1]。工程伦理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是一门哲学、伦理学与工程学、社会学交叉的新兴学科门类，在实践意义上，工程伦理为工程师提供了价值性的规范引导。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法国、德国、日本和英国等发达国家相继开展了工程伦理教育。我国工程伦理教育是在全国工程专业学位研究生教指委推动下展开的。2014年6月，在清华大学召开的“工程呼唤伦理：学术界与企业界对话”工程伦理教育论坛上，企业界代表和学术界人士提出了工程教育要补上“伦理”短板，不但要从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进一步延伸到价值塑造，而且要把价值塑造作为工程教育的核心目标之一。同年12月，教指委启动“工程伦理”课程建设，并于2016年推出了“工程伦理”教材和在线课程。2018年5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了《关于转发〈关于制订工程类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的指导意见〉及说明的通知〔学位办（2018）14号〕》，将“工程伦理”课程纳入工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公共必修课，并列入研究生培养单位实施人才培养、开展评估评优工作重要依据。可以看出，加强工程伦理教育，已成为工程硕士教育中的“标配”。

二、“工程伦理”课程开设的意义

传统环境类硕士生培养目标是：掌握环境科学与工程专业基础理论、专业知识和实验技能，具备独立开展环境科学与工程领域科研和从事环境保护工作能力。目标对学生掌握扎实的环境专业理论和技术表述较多，而对学生今后作为环境专业人员所必备的工程伦理素养和职业道德鲜有提及。环境类专业在解决环境污染、资源利用等环境问题时能带来可观的社会效益和一定的经济效益，但也面临着环境与生态安全问题、社会利益公正对待问题、环境工程管理制度的道义性以及环境工程师的职业精神与科学态度问题。特别是我国近年来经济飞速发展，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统一与对立引发的工程伦理问题尤为突出。具体而言，一是环境保护工程公益性，使其出现了直接效益与间接效益之间矛盾的伦理问题，短期利益与长远利益之间矛盾的伦理问题；二是环境保护局部与整体的利益分配问题，因为环境问题没有国界，属全球性问题，而环境工程主要是保护和增加公共利益，大多会不可避免涉及甚至减损局部利益或私人利益，若处置不当极易引起工程伦理冲突，甚至破坏世界和平或引发局部群体性事件，例如“邻避冲突”与“邻避困境”出现；三是环境污染问题追溯和责任主体确认是个极其复杂的问题，例如，地下水污染和土壤重金属污染就是典型的难以溯源和界定责任主体，这都对环保工作者的职业要求非常高，也会涉及很多相关工程伦理问题；四是确立自然环境的伦理地位，工程师需要扭转一味追求技术效益和最大产出的功利观，明确对自然环境的伦理责任。因此，开展工程伦理教育是环境类专业人才培养面临的紧迫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