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博士论文范例

1引言

文献计量是一种基于数理统计的分析方法，它以科学文献的外部特征为研究对象，研究文献的分布结构、数量关系、变化规律，进而探讨科学技术的结构、特征和规律。目前已有众多学者通过文献计量学的理论与方法来探究学科发展的趋势、学科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学科领域的研究前沿与热点［2－3］。在植被生态学研究中，生物量既是表征植物群落数量特征的重要参数，又是反映植物群落初级生产力的重要指标，也是生态系统获取能量能力的主要体现，对生态系统结构的形成以及生态系统的功能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4］。同时，通过生物量的研究，可以为进一步研究碳储量做好铺垫，甚至可以直接通过生物量近似估计碳储量的大小，尤其是大尺度的碳储量的估计基本上是采用生物量数据去估算。因此，生物量的研究越来越受到众多学者的广泛重视。但是各领域对生物量的研究呈现不平衡的特征。通过文献统计分析，把握国内生物量研究的演进历程、当前研究热点、扩展范围及发展趁势，并为生物量相关的研究提供参考。

2统计分析结果

2．1文献量年际分布

文献量是指某一学科研究者在某一段时间内所发表的论文数量。文献量的多少从一定程度上反映着该学科的发展水平，因此统计分析中国期刊网生物量研究文献的数量来衡量该研究领域的发展动态。从图1可以看出，国内对生物量的研究历程可大致分为初期、发展、兴旺3个阶段。1975—1991年为初期阶段，该阶段研究文献数量极少，年均24．1篇。1992—2005年为发展阶段，该阶段文献量呈缓慢波动上升，2005年达到169篇，发展阶段年均文献量为110．77篇。2006—2015年为兴旺阶段，年均文献数量为441．7篇。从2006年开始生物量文献年均数量急速增长，发展速度迅速上升，2014年文献数量达到最多499篇。总的来说，1975—2015年间生物量研究文献数量的不断增加表示国内对生物量领域的研究呈现越来越强劲的势头。

2．2按文献类型统计分析

2．2．1硕博士学位论文统计分析

摘要：马克思的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是马克思根据两位哲学家思想观点的差别对比，综合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精神来宣扬人的自由意识、个性的全面发展和现代意义上的唯物主义的坚持。其涉及范围很广，选择其中一点，从原子运动偶然性与必然性的观点切入，围绕个人发展偶然性与历史发展必然性这个维度，来解读个人在社会进程中的进步成长与全面发展。

关键词：德谟克利特；伊壁鸠鲁；自然哲学；偶然性；必然性

《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以下用博士论文代称）是马克思的博士毕业论文，也是马克思表达青年时期思想理论的重要著作，同时包含着马克思人生中许多思想的启蒙点，在论文中有很多有价值的观点可以单独加以论述与研究，它对后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也具有重要的价值。

一、原子论中的偶然性和必然性

马克思的偶然性观点的发展源于德谟克利特与伊壁鸠鲁的原子运动之间的分歧。德谟克利特在古希腊哲学中的原子论等同于阿纳克萨戈拉种子说的延伸。阿那克萨戈拉把世界万物的出现与灭绝归结为种子的聚散与分离，相当于每一事物的新生与消亡都源自于种子的碰撞，认为自然万物是由多种多样的种子所构成的，以此彰显了世界万物的多样性；种子的性质也决定了自然万物的性质。德谟克利特将虚空空间添加到原子运动的空间，认为世界的起源是原子和空洞,一切事物的变化都因原子的聚集和分离，没有偶然发生的东西，一切事物的来由都有原因，一切事物的始终也都是必然，这一点与西方基督教的原罪说很相似，相信命定论，而德谟克利特本人也不相信感性世界，把其与真理割裂开来，导致德谟克利特的一生都在求取所谓的真知，是个实实在在的唯物主义者。而伊壁鸠鲁的原子论则是种子说的另一种意义上的解释，强调原子在形状位置上的差别从而才有了自身内部的运动；伊壁鸠鲁继承了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但做了一些改变，认为原子非线性运动而是偏斜运动，他所谓的“偏斜”并不是真正的斜线运动，而是在下落过程中呈现为各种结果的可能性，是原子碰撞偶然性的表现，而且他认为德谟克利特所说的支配统治世界和人类的必然性的东西并不存在，主张反对宗教、迷信带给人们的束缚，是一位坚定的无神论者。伊壁鸠鲁在认识论上也是个教条主义者、独断论者，把感性世界看作是真实的，相信感觉的存在，认为“一切感官都是真理的报道者”。把两位哲学家关于原子论的观点做了对比之后，回归到偶然性与必然性的观点中来，在科学技术还不发达的古希腊时期，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被看作是当时自然哲学的最高成果，认为原子是沿直线运动的，但马克思通过比较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的原子运动方式，提出了与传统不同的观点；马克思更倾向于伊壁鸠鲁提出的原子偏斜运动，认为万事万物产生于各原子之间无规则的任意碰撞，由此引出了“偶然性”观点，超越了“因果关系”的枷锁，代表了对绝对必然性的挑战，在当时很大程度上有着打破命运束缚、高扬追求自由的进步思想。虽然德谟克利特是哲学史上首位提出偶然性这一概念的哲学家，但是对于他本人而言放弃了对偶然性的研究，则更注重必然性的观点，将生活中的一切都归结为必然性；是必然性统治着这个世界和人；人被必然性所支配等等。

二、偶然性与必然性的自我把握

马克思博士论文中所描述的偶然性是突出个体的随机性、倡导人的个性自由；与之相对应的必然性则被看作一种限制、规范，具有浓厚的机械论色彩；随着人文科学的发展，必然性与偶然性被看作一对相互联系的基本范畴而存在。而马克思结合辩证法思想不仅看到了德谟克利特原子论的缺点，而且又超越了伊壁鸠鲁对原子论的解释，从追求个人自由的意义上理解原子运动与必然性、偶然性之间的联系。纵观整个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偶然性与必然性总是被作为一对相应的范畴联系起来。马克思、恩格斯都有相关的具体论述，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中也可以找到相关例证。从原始社会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再到社会主义社会，这种社会变迁、历史洪流对于个人来说是无法把握的必然性，而每一历史阶段的政权更迭，在大洪流中可以看作是变革的偶然性，承认历史发展的必然性，这并不意味着否定个人在历史发展中的积极作用。马克思所倡导的是在必然性的规定下，人要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的作用，使偶然性可以推动必然性往积极方面发展。在整个人类进程中，赫斯曾说“马克思作为人类思想的宝库”，至今仍为受用，可以说是作为了积极的偶然性出现，而且一度在金融危机和国家革命中发挥作用，甚至把握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大方向。就像恩格斯曾说过：“恰巧某个伟大人物在一定时间出现于某一国家，这当然纯粹是一种偶然现象。”同时也会有像天灾、人害的这种消极偶然性的出现，在无法避免的同时也并非全无用处，可以让世人吸取教训并加以警醒，马克思认为必然性与偶然性都是客观存在的，无数偶然性构成了必然性的统一。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持的立场当然是一致的，偶然性突出了英雄人物的功绩，但是也不能一味地崇尚偶然性而忽视必然性，否则就会陷入英雄史观，陷入唯心主义历史观。而且马克思所讲的必然性中的偶然性也绝不是单指个体性格人物的成长发展，而是要求全人类中每一个个体的全面自由发展，他需要全人类的充分和自由发展，所追求的也是必然背后的自我意识的自由。马克思之所以支持伊壁鸠鲁，也是因为伊壁鸠鲁重视人的“主体性”和对“自由精神”的追求，重视人本身的发展，用人的自我意识这个角度去观察这个世界，虽然当时并没有对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间的差别做出明确的区分，但对于当时受黑格尔唯心思想影响的马克思来说，有一个启蒙点思想的发现是很宝贵的。

摘要：当今经济发展离不开数据分析，因此经济数学是经济发展的基础理论。为了提高经济发展，需要深入研究经济模型理论，构建经济模型，调控经济方案，因此高等数学知识在经济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构建数学模型的要求和步骤，把握构建和运用数学模型进行经济调控是当前至关重要的问题。

关键词：数学模型；经济发展；经济数学引言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经济学研究所教授龙登高、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方福前、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王国刚及中国财政金融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翟强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财政金融政策研究中心和财政金融学院联合主办的第八届“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颁奖典礼上表示，现在经济与金融研究离不开历史与数学。龙登高认为，“量化历史的分析是有争论，但是事实上我们知道经济学当中离不开数据。”方福前认为，经济分析的三种方法为历史、计量和理论。计量为经济管理提供依据。中国人民大学李黎力（博士论文《明斯基经济思想研究》）、中国人民大学罗煜（博士论文《论经济从货币化向金融化的转型》）、湖南大学胡荣尚（博士论文《我国中央银行沟通对公众预期的影响研究》）均谈到了经济发展离不开数学。经济数学课程是经济管理类专业一门必修的重要基础课与工具课，它不仅为学生学习后继课程和解决实际问题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数学基础知识和数学思想与方法，而且也为培养学生思维能力、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和自学能力，以及为学生形成良好的学习方法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素材。而且利用经济数学来构建经济模型，以便给出合理的经济调控方案，对经济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经济数学在经济发展中的应用

（一）变化率的最优决策问题

变化率包含绝对变化率与相对变化率，经济数学中绝对变化率是导数，在经济学中，弹性分析可以单独作为一种定量分析法存在，它对经济发展中最优效益目标进行最优决策起着重大作用。

（二）经济发展中的最优问题

一、国民经济动员文献分析

（一）文献数量和趋势

通过检索数据分析，从1988年陈维民等在《军事经济研究》期刊发表文章《战争准备的国民经济动员计划》开始，截至2013年9月份，国民经济动员领域共有556篇学术论文在相关学术刊物上公开发表，明显低于其他领域研究成果。556篇学术刊物中包括期刊文章512篇，博士和硕士论文44篇。内部发行的《中国国防经济》2002—2012年11年间共发表国民经济动员相关文章242篇，占所有公开发表文献数量的近一半，反映了国民经济动员研究领域的特殊性。根据发文数量可以大致将我国国民经济动员的研究分为3个阶段：萌芽期（1988—1993年）、起步期（1994—2000年）和迅速发展期（2001年以后）。国民经济动员起源于战争动员，我国学者对国民经济动员的认识和研究是在和平时期基于对国内外形势的判断将战争动员转变为国防动员的大背景下进行的，故而，国民经济动员的理论研究起步较晚。此外，由于国民经济动员涵盖较多国防、军事、政治领域涉密信息和内容，许多实践指导性的应用性研究不能在公开刊物上发表，也是国民经济动员理论研究公开成果较少的原因之一。但总体上，从理论研究的视角，公开发表的学术成果基本代表的和反映了国民经济动员的理论研究进展。国民经济动员领域文章数量从2001年以后开始迅速增加，到2005年最高值82篇，整体上呈波动增长的趋势。硕士、博士论文能够体现一个领域全面系统的研究状况，国民经济动员领域44篇硕士、博士论文都在2003年以后，其中硕士学位论文37篇，博士学位论文为7篇，说明国民经济动员研究逐步系统性和深度化。

（二）载文期刊统计分析

除硕士、博士论文外，1988—2013年间所统计到的754篇文献分布在115种学术期刊中，这些期刊涵盖经济、军事、法学、科技、流通等多个领域。通过分析发现，文献分布期刊虽然面较广，但却高度集中于《中国国防经济》《军事经济研究》《国防》和《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等期刊，文章数量分别为242篇，186篇、96篇和58篇，占期刊文献总数的77.2%，占据了国民经济动员研究发文数量的一多半。由此可见，《中国国防经济》《军事经济研究》《国防》和《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是我国国民经济动员研究的主要学术阵地。另外，《国防技术基础》《商业时代》《中国政府采购》《中国军转民》等期刊上发文数量也较多。除了国防、军事等领域的期刊外，一些国民经济动员研究文章主要发表于国民经济动员具体结合和交叉领域的期刊中，如期刊《中国政府采购》中刊载了8篇关于军用物资采购方面的文章，《中国物流与采购》刊载有2篇后勤物资动员的文章，国民经济动员仿真模拟研究的文章则多发表于《计算机与数字工程》等计算机类专业期刊。

（三）对论文作者研究单位统计分析

对国民经济动员文献作者单位分布的研究，可以掌握有关专业人才的聚集及所在机构的状况，从而把握我国国民经济动员理论队伍的建设情况。1988—2013年公开发表的556篇文献作者来自于218家单位。这些研究单位可以分为军队系统、政府经济动员系统、地方科研院所和高校、其他（企业等）4种类型，军队系统发表的文章数量最多，为253篇，占总数的45%，其次为地方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共发表233篇。以各级国民经济动员办公室为主的政府部门发表67篇。具体到单位，以第一作者公开发表国民经济动员文章数量最多的是军事经济学院和北京理工大学，均为85篇，占文献总数的15.3%。其次是华中科技大学和国家发改委国防动员研究发展中心，数量分别为40篇和28篇，分别占文献总数的7.2%和5%。另外，南京陆军指挥学院、国防科技大学、国防大学等单位文章发表数量也较多，如表1所示。其中，硕士、博士学位论文主要集中在北京理工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国防科技大学等17家院校，博士学位论文最为集中，以北京理工大学为主。同时，通过不同单位发表文章的时间和数量可以看出，从1989年5月原国家计委国防司在北京召开第一次全国国民经济动员理论研讨会这一启动国民经济动员理论系统研究的标志性事件开始，国民经济动员的研究逐渐由传统的军事院校和军工部门扩散到地方高校和研究机构，研究主体逐渐多元化，研究队伍日益壮大。在非公开出版物《中国国防经济》发表的242篇国民经济动员文章中，来自军队系统的作者仍是主体，占作者总数的56%。与公开发表文章作者组成不同的是，《中国国防经济》中来自各级经济动员管理机构的作者比例较大，仅次于军队系统，占作者总数的35%，来自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仅占6%。

摘要:本科毕业论文是高等院校人才培养目标的重要教学环节，也是检验学生专业知识运用能力、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重要标准。本文通过分析应用型本科毕业论文质量不高存在的问题，探究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并提出相应提高论文质量建议及对策。

关键词:毕业论文;应用型本科;论文质量

一、毕业论文质量不高的表现形式

(一)论文造假现象严重

社会上学术腐败问题一直存在，例如最近被媒体曝光的某位明星博士论文造假，被认定为学术不端，取消其博士学位的新闻，相信这只是学术腐败的冰山一角。受这种不良风气的影响，加之学生自己的不重视，导致目前的毕业论文中许多同学抄袭成风，论文内容大多选择复制粘贴，最终的率远远超过30%。

(二)选题不合理

本科毕业论文一般建议学生“小题大作”，通过某一个角度来展开进行论证分析。而在教师把关不严的情况下，学生的论文标题动辄出现“中国”、“全球”、“世界”等字眼，这种“大题目”本科生在10000字内很难能够把握好，写出来的文章质量也就不言而喻了。另外以电子商务专业、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和物流管理专业为例，电子商务专业的学生选题要求80%为设计类，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和物流管理专业的学生选题要求至少有55%以上能结合企业生产经营实际、地区行业发展实际和科研实践。在选题过程中，要求学生起码参阅十篇以上文献。而学生在实际写作中很少能达到以上写作要求。

2002年，教育部在《关于加强和改进高校社科学报工作的意见》中提出，综合性学报要提升办刊水平，必须走特色化办刊之路，用时任教育部副部长袁贵仁的话说，就是要“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特”［1］。2003年，教育部在正式实施名刊工程的同时，也在次年启动了名栏建设工程。由此，在全国高校学术期刊中争办特色栏目形成了高潮。十多年来的实践证明，创办名刊，必须精心打造名牌专栏。办好特色专栏，是提高刊物学术水平、扩大其学术影响力的有效途径。《唐都学刊》“汉唐研究”专栏开办已有二十余年，发文六百多篇，推出了一批高水平的研究论作，其以在该领域研究方面所形成的鲜明特色，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影响，赢得了学人的赞赏。关于今后如何进一步开展“汉唐研究”，提高这一专栏的学术水平，大家已经发表了很多宝贵意见，在此，我仅从栏目编辑工作角度谈一点个人的浅见。

一、关于栏目策划设计，可在已有基础上，再加细分、深化

汉唐研究，从时代之长及涵括的内容之丰富，都是一个十分宏大的课题。汉、唐作为中国历史上、也是世界历史上的两个盛世，可以研究的问题非常广泛，从大的方面说，汉和唐可以分开研究，也可以放在一起作综合研究。而两朝既有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又有科技、教育、文艺、宗教等等广阔领域都可纳入研究的范围。因此，作为专栏的汉唐研究有点显大，它既不像问题、专题，也不是典型的学科专栏，很有必要根据国内外研究的进展，结合本刊实际，对专栏加以细分和深化，以选择若干方向、专题作为重点，持久、深入地开展研究。关于栏目的深化、细化，我在编辑《陕西师范大学学报》期间曾作过尝试。主要是采用“栏目+专题或问题”形式:如“西部研究”曾根据稿源情况，细分为“西部经济”“西部文化”“西部教育”“西部文学”等分话题开展研究。“学术前沿”是一个以反映在我校召开的高层学术会议新成果的栏目。该栏目主要采用“栏目+会议主题”形式:如“学术前沿: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学术前沿:文学经典的承传与重构”“学术前沿:传统伦理与现代社会”“学术前沿:价值哲学的哲学反思”“学术前沿:全球化背景下金融危机的治理与防范”“学术前沿:当代视野下的教育与幸福”，等等。关于“汉唐研究”专栏的细化、深化，似乎也应该更加重视薄弱环节问题、前沿问题，选择相关专题作深入研究。目前，在陕西的期刊中，涉及汉唐研究内容的栏目有《西北大学学报》的“秦汉史研究”，《咸阳师范学院学报》的“秦汉文史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学报》的“周秦汉唐文化研究”“唐史”“唐诗研究”，《渭南师范学院学报》的“司马迁与《史记》研究”等。细化、深化“汉唐研究”栏目、选择重点研究方向时，应尽量避免与上述陕西已有栏目过多地交叉重合，以体现“人无我有”的鲜明特色。在栏目策划设计上，还可考虑从某一领域某一问题点上的突破向某一专题系列的研究扩展，从零散研究向形成系统成果深入。20世纪七八十年代，《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历史地理”专栏，曾连续发表马正林先生有关古都西安历史的研究文章，如《长安城的兴起》《汉都长安》《隋唐长安》等文章，其后作者以这些文章为基础，撰著形成了论述西安历史的系统专著《丰镐—长安—西安》。另外，史念海先生一部具有开创意义的重要专著《中国古都和文化》也是以其发表于“历史地理研究”专栏里的多篇论文为基础构筑而成的。当前，我国正在实施“一带一路”倡议，“汉唐研究”专栏可否与之相联系，在“丝路文明”等相关课题的研究上作文章，选准方向，有计划地组发系列文章，推进丝绸之路研究取得某些成系统的大成果。凤凰卫视近年连续播发“丝路文明”节目，看后深受启发，关于这一课题似乎大有文章可作。

二、在栏目的编辑上，应再进一步强化问题意识，主动组织开展学术问题的讨论与争鸣

学术研究必须从问题出发，研究、解决学术发展中的难题。在这方面，《陕西师范大学学报》曾先后开设过不少问题栏目，如“哲学体系问题讨论”“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中国哲学史方法论讨论”“学术期刊影响力及其评价”“高校办学自主权及其实现”“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文学经典的承传与重构”“延安文艺与20世纪中国文学”等，其中办得最理想的问题栏目则是“历史地理研究”中的“人类活动对地理环境的影响”。该专栏组发表葛剑雄等专家、学者的论文8篇，分别质疑、探讨了全球气候变暖的成因、农耕活动与湖泊的消亡、西北干旱区河流水量的古今变化、人类活动与毛乌素沙漠南扩、人类社会需求与动物的减少和灭绝等重要问题，在学界产生了较大影响［2］。《唐都学刊》应考虑与相关专家尤其是栏目主持人，共同策划设计汉唐研究领域里类似前沿问题、薄弱环节以及难点问题开展研究。对学术问题的讨论与争鸣，始终是推动学术研究深化和发展的最重要的途径。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观点的分歧、结论的不同是不可避免的。学术期刊及其专栏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组织开展不同学术观点的讨论，形成大胆创新、百家争鸣的氛围。在学术期刊史上，不少期刊都因为组织重要学术问题讨论与争鸣而成为名刊。如20世纪50年代山东大学校长华岗主持的《文史哲》因长期深入讨论中国封建社会分期问题，发表李希凡等批评俞平伯《红楼梦》研究有关观点的论文等，在我国学术界享有盛誉;笔者主持编辑过的《陕西师范大学学报》之所以在文史学术界具有一定影响，其中就与其所开展过的学术讨论与争鸣有很大关系。如著名历史学家黄永年先生与柳存年先生关于《西游记》《封神演义》成书先后问题、牛致功先生关于西安建都朝代问题的讨论等，都为《陕西师范大学学报》扩大影响力起到了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有鉴于此，《唐都学刊》如何在汉唐研究等领域里挑起话题、选择有价值的问题及其分歧看法，组织讨论，这对于扩大专栏及整个刊物的学术影响，都不失为十分有效的举措。

三、在作者队伍上，应在重视专家名人的同时，注意把眼光投向有潜力的中青年学者

当前，我国学术期刊办刊、办专栏，竞争都十分激烈，其焦点集中在优质稿源上。优质稿件的匮乏，成了当前普通院校一般学术期刊栏目建设和办刊的最大困难。笔者的建议是，一方面编辑部仍要积极主动地工作，加强与专家等高水平作者的联系，包括登门组稿，挖掘高水平论文;尤其要重视在高层次学术研讨会上面对面地向专家学者组约稿件，这也是提高组稿效率的好方式。另一方面，根据笔者多年编辑工作和指导研究生的体会，博士研究生的博士论文、博士后的出站报告，大都是花费了巨大的精力完成的，不少都有真知灼见，有较大学术价值和较高水平。编辑部可以加强与相关学科专业博士生导师等专家的联系，发掘有水平有价值的学位论文，选用其中出彩章节。《唐都学刊》以往在这方面已经做得不错，专门开设有“博士论坛”，我认为还应进一步加大这方面工作的力度，更多地把眼光投向有实力的年轻学者。如此，努力建设形成一个老中青相结合的骨干作者队伍。

巴县档案研究论文的年代分析

从巴县档案研究论文分布的时间来看，1979-1980年有2篇论文，1980-1989年有13篇，1990-1999年11篇。研究论文主要分布在2000年以后，尤其是2000-2009这个时间段，共发表47篇论文，占总数的52.8%。2010年-2012年，对巴县档案的研究持续升温，平均每年发表5.3篇论文。但是总体来看，对巴县档案的研究还很不够。巴县档案共11.3万卷，涉及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的材料，内容丰富，从1979年至2012年，平均每年才发表2.54篇论文，对巴县档案的利用和研究均有待进一步深入。

巴县档案研究论文的作者单位地域及其单位性质分析

从作者单位地域分布来看，四川的作者居多，共52篇，占总数的58.4%，加上重庆的10篇，川渝地区就占了70%。原因有两点：第一，川渝地区的研究者利用巴县档案在地域上比别的地方更具优势；另一方面，巴县档案主要反映的是清代四川巴县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情况，是川渝地区历史研究的重要方面。除了川渝地区，数量紧随其后的是美国，共有8篇论文，显示出美国学者对巴县档案的关注程度，比国内除川渝之外的其他地区都高。从作者单位的性质来看，档案馆32篇，占论文总数的36%，全无例外，都是四川省档案馆的工作人员。其次，高校54篇，占61%，显示出在研究巴县档案的问题上，高校依然是研究的重地。其中，四川高校发表20篇，加上重庆发表的9篇，川渝高校共发表29篇论文，是总数的33%，高校总数的53.7%。但是的川渝高校，主要集中在四川大学和西南政法大学。除川渝高校之外，其他国家和地区高校所发表的论文主要分布在：美国8篇，其中加州大学洛杉矶校区7篇，哥伦比亚大学1篇；太原师范学院陈亚平5篇；中央民族大学邓建鹏2篇。

巴县档案研究论文的研究主题分析

从研究主题进行分析，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以巴县档案为对象所做的文献学、档案学研究，共28篇，占论文总数的31.5%。另一类是以巴县档案为主要文献支撑而进行的清代历史问题研究，共61篇，占论文总数的68.5%。这部分研究内容涉及广泛，其中对工商业的研究论文数量最多，共有论文14篇，占所有论文的15.8%。这是因为巴县为嘉陵江和长江的汇合口，是四川通商航运的枢纽。理所当然，巴县档案中反映工商业内容的档案数量庞大，对其进行研究的文章也相对较多。排在第二位的是保甲治安的研究论文，包括保甲制度、保长乡约客长、消防等方面的研究，共有12篇文章，占所有论文的13.5%。位居第三位的是司法研究，有9篇文章。巴县档案中，司法档案数量最大，所占比例最高。排在后面的依次是政治研究，宗族、家庭研究，民俗研究，学务教育研究等，分别为2-7篇不等。从这些主题的分析来看，对巴县档案中的内容挖掘得还不够。比如，巴县婚姻档案有6000多卷，内容丰富，价值珍贵，但是在已经发表的论文中，只有2篇与此相关，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亟待我们去开发。

巴县档案研究论文刊载期刊与发文数量分析

“十一五”期间，美术学与设计艺术学研究领域的发展变化较大，随着高等美术教育规模的不断扩大，研究生教育日益普及，高等院校逐步向研究性大学转换，高校教师的研究性成果成倍增长，研究机构纷纷成立，课题申报数飞速上涨，立项数不断上升①，但高品质的学术成果却并不多见，反而在总量扩大的情况下，质的相对比率反而下降。这种情况在“十五”期间已经出现，国家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如控制博士生的招生规模，对学术期刊进行学术评估，对核心期刊进行动态评估，加强对课题项目后期资助的审核及资助力度，出台各种对优秀著作及科研成果的奖励措施，各家出版社对优秀科研成果也在每年的出版计划中留有一定的比例，但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中，不良的学术风气依然存在，量与质的问题并没有得到有效控制。   全国美术学与设计艺术学学科研究的整体态势是个体性的研究增加而集体性的研究减少，专门领域内的研究向纵深发展，个案研究比较多，边缘性研究比较多，地域性美术研究亦逐渐增多，一些新兴学科的概论性著作也逐渐增加。整体上说明了学科研究领域的面在不断扩大，基础研究也在不断深入，处于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这主要体现在两大方面，一是国家项目的推动及省(市)、部门各级项目的立项与资助力度不断增强，大多数有研究前景的个人与集体项目都能获得各种不同的支持;二是研究生的学位论文成倍增加，尽管存在种种问题，但在总体上还是推动了学科研究的发展，因为其中的开题、评审、答辩等种种环节，在掌控论文的学术质量上还是发挥了作用，还有一些学生在认真地钻研学问。   与美术史论的传统学术研究相比，创作实践方面的研究更为活跃。美术市场空前繁荣，展览不断，当代艺术的浪潮一浪又一浪，画册、期刊及各种出版物让人目不暇接，对现状的研究也随之展开，美术批评理论也随着批评实践活动而有所发展，推动了各种创作理念;尤其是设计艺术理论研究，虽然还处于初创时期，亦初具规模，这与设计艺术教育的普及有关，与学科的基本教育规模与实践性有关，其研究成果大多还体现在教材与基础理论问题上。   现依据“十一五”期间美术与设计艺术学科研究的主要情况与基本特点，分述如下。   一、基础理论研究   “十一五”期间的美术基础理论比较薄弱。与“十五”期间相比，在研究范围上无突破，在数量上基本持平，基本上一年出版一本，还是以高等院校教材或辅助教材为主，如“美术概论”一类，有邓福星的《美术概论》(2009年版)、赵一丹的《美术概论》(2008年版)、陈美渝的《美术概论》(2007年版)及高国良的《影视美术概论》(2008年版)、肖清风的《设计艺术概论》(2007年版)、朱?主编的《设计艺术概论》(2006年版)，其特点是强调了个体性的研究，突出一家之言，走出了集体编著的大一统模式，展开了多元论述。在门类美术的基本理论研究方面，近十年来还是局限在影视美术，未见其他门类美术的著述。   在博士论文方面，则有些专题性的理论研究，如王云亮的《话语的转型:以宗白华的中国画理论为解析案例》(2008年版)，就在探讨20世纪中国美术理论话语的现代问题。   在“十一五”国家课题立项中，基础理论方面的选题比例也小，占美术类课题总量约17%，其中包括对西方艺术理论的研究，设计艺术理论、批评理论及各项专题理论研究，未见原理论研究，而且有些选题重复立项。   与美术基本理论研究现状相比，设计艺术理论的研究成果略为突出，且作者队伍也趋向年轻化，其成果形式还是以教材为主。如余强主编了一套设计艺术基础理论丛书(2006年版)，以及邵宏编著的《设计学概论》(2009年修订版)、胡守海的《设计概论》(2006年版)、张焘的《室内设计原理》(2007年版)、焦健等主编的《空间设计原理》(2007年版)、清华大学课题组编的《设计艺术的环境生态学》(2007年版，“十五”规划题)、何灿群主编的《人体工学与艺术设计》(2007年版)、陆小彪等的《设计思维》(2006年版)等等。专题性研究则有桂宇辉的博士论文《包豪斯与中国设计艺术的关系研究》(2009年版)，以及熊?的博士学位论文《器以藏礼:中国设计制度研究》(2007年)。   二、美术史研究   “十一五”期间的美术史研究依然是重头戏，成果数量不少，但值得称道的却不多。其间以教材为多，特别是中外美术通史写作，虽然看似以个人撰著为主，体现研究主体的学术立场及其观点，实际上还是取通用的体例及通常的史学观，无甚建树。五年间，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美术史出版有13本，外国(西方)美术史出版也有13本，基本上都属于简编。②   其中，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工艺美术史就出版6部，有5部是个人专著。应该说，这与“十一五”期间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大力展开有关，与设计艺术学科的兴起与普及有关，与文化研究及新美术史学观的兴起也有关系。外国美术史写作中比较值得关注的是陈平的《西方美术史学史》(2008年版)，特别是他又主编了一套“美术史里程碑”丛书，包括《罗马艺术》、《作为精神史的美术史》及《罗马晚期的工艺美术》。   美术史的研究方法是这一时期倍受关注的问题。   图像学、艺术形态学、艺术社会学及艺术心理学等研究方法，甚至包括政治学、经济学、意识形态研究、比较研究等不同学科的研究方法，也不断地渗入中国美术史学界，挑战传统的历史文献学及风格样式研究。   其间，较有影响的是美籍华人学者巫鸿的著作被介绍到大陆，如《礼仪中的美术》(2005年版)与《武梁祠:中国古代画像艺术中的思想性》(2006年版)。2007年4月，首届高等艺术院校美术史学教育年会在中央美术学院召开，会议主要着眼于青年一代的美术史学者，而来自各艺术院校及科研机构的青年学者所提交的论文，引起与会者的极大兴趣。两天会议不时掀起讨论的热点，如华南师范大学颜勇的论文《西学语境中的传统画论:以“墨分五色”的二三种现代诠释为例》，又如中央民族大学吴雪杉的论文《清初“四僧”与历史书写———民国时期美术史的一个考察》，还有中央美术学院张鹏有关寺观庙堂绘画、雕塑的研究，都具有各自不同的角度及独到之处。2008年4月第二届年会在四川美术学院召开，其研讨的主题是“美术的地缘性”，并设六个分论题，即(1)差异与融合;美术考古的视角;(2)地域性母题的图像呈现;(3)美术及其理论中的地方观念;(4)地缘性与风格流派;(5)文化地域性的价值限度;(6)地缘性理论的回顾和反思。显然，年会的学术议题已转向有关方法论的专题研究，“研究视角”比“学术立场”更受人关注。#p#分页标题#e#   2009年10月第三届美术史学教育年会在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召开，主题是“边界与范式”，曹意强与潘耀昌均关注到越界问题，即在全球化视野下的“世界艺术研究”;而在“中国古代美术研究新视野”的专场讨论中，郑岩、张鹏等人所提交的论文依然注重图像分析，注意讨论具体的问题，由此及彼，由小见大。这样的研究方法正被越来越多的青年学者所接受。   中国美术史专题研究的主要成果来自于之前的一些研究项目。如属于“十五”国家重点项目之一的“中国道教美术史”(2003年立项)，其课题成果之一《论〈八十七神仙卷〉与〈朝元仙仗图〉之原位》(李淞著)获首届中国美术奖理论评论奖(2009年)，与其同时获奖的还有李超的《中国早期油画史》(2001年立项的国家年度课题)及裔萼的专著《二十世纪中国人物画史》(2001年立项的文化部青年项目)。   中国近现代美术研究在“十一五”期间依然是一热点③。已出版的专著有吕澎的《20世纪中国艺术史》(2006年版)、张晓凌主编的《中国现代美术史文献集》第一辑(2007年版)、陈瑞林的《中国现代美术史教程》(2009年版);再版的有阮荣春的《中国近现代美术史》(原名为“中华民国美术史”，2005年版)、潘耀昌的《中国近现代美术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潘公凯负责的“中国现代美术之路”的课题组(北京市教委共建项目)于2006年相继在香港、上海组织召开学术研讨会，会议邀请海内外学者就20世纪中国美术的现代转型问题展开讨论。张晓凌负责的“中国现代美术史”课题组(“十五”国家重点)也相继在北京、杭州组织召开编委会，其项目将在2010年下半年结题。郑工的《民国时期美术思潮》(2001年文化部项目，原题为“20世纪中国美术大论辩”)已于2006年结题(将在2011年出版)。而在博士学位论文选题方面，数量更多，出版的也不少。   如顾丞峰的《现代化与中国百年美术》(2007年版)、薛娟《中国近现代设计艺术史论》(2009年版)、马琳的《周湘与上海早期美术教育》(2007年版)、华天雪的《徐悲鸿的中国画改良》(2007年版)等等。相比“十五”期间，研究范围扩大了，研究深度也加强了，其特点是以现代化理论为核心，注重社会文化的整体转型，同时也在进一步整理资料，敞开学术视野，消除偏见。   中国书法史论研究在“十一五”期异军突起。说“异军”则是因为在20世纪书法渐次游离出了中国美术圈，而在21世纪，在学科整合的过程中开始有所沟通，学科建设迅速发展，“十一五”期间推出了一批成果。如丛文俊等人合著的《中国书法史》丛书(2007年版)，欧阳中石主编的《中国书法艺术》(2007年版);专题研究成果可见之南方出版社的“书法研究博士文库”(第1辑，2009年版)，王元军的博士后出站报告《汉代书刻文化研究》(2007年版)，获第三届中国书法兰亭奖理论奖一等奖。   三、区域美术(含民族美术)研究   “十一五”期间区域美术研究比较活跃，正因为这一时期通史性的写作基本处于停滞状态，而地域性的美术研究又受到地方政府及有关文化教育单位的重视，作为地方文化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或有地方特色的研究项目进行扶持。区域美术研究的特点，一是文化中心区域，二是文化边缘区域。如北京的地区性美术研究就有两项成果，即邵大箴、李松主编的《20世纪北京绘画史》(2007年版)与李福顺主编的《北京美术史》(2008年版，北京市“十一五”社科规划项目)。前者聚集了国内颇有建树的美术史论家，如李树声、薛永年、水天中、单国强等人;后者主要是一批青年学者。二者体例不同，水平各异。相比“十五”期间出版的《上海美术志》(2004年版)和《20世纪上海美术年表》(2005年版)，在研究思路及具体做法上已不相同。澳门文化局近年也资助一批有关澳门美术与设计方面的研究项目，已结题并待出版的成果有胡光华的《澳门绘画史》、刘佳的《澳门设计艺术》。   由澳门基金会编辑出版一套《澳门史新编》(2008年版)，收录了莫小也的《澳门早期美术史:远古至1850年》与郑工的《澳门美术史的分期与分类》。莫小也的研究课题“澳门美术史”(2003年立项的国家年度题)也基本完稿。   相关的研究成果还有李伟卿主编的《云南民族美术史》(2006年版)、张亚莎的《西藏美术史》(2006年版)、范晓杰等人合著的《山西美术史》(2009年版)、朱琦的《香港美术史》(2007年版)、徐文琴的《台湾美术史》(2007年版)。还有一些民族美术史的研究课题在“十一五”期间陆续立项，如彭林绪的《土家族工艺美术史》(2007年度)、张景明的《中国北方游牧民族的造型艺术与文化表意》(2007年度)、李青的《丝绸之路与西北民族美术史研究》(2007年度)、李宏复的《中国少数民族刺绣工艺文化研究》(2008年度)及姜钟浩的《中国朝鲜族百年美术发展历程与特性研究》(2009年度)。   区域研究的性质应属于文化研究，或者说是有关地方知识及在特定空间区域内文化关系的总体叙述，故在文化边界、共时性关系、差异性论述等问题上容易形成关注的焦点。只是目前美术学界对文化研究的方法及意义认识还不明确，故在写作时容易出现视野不清。其中最大的认识误区，就是将区域美术研究作为局部范围内的一般美术史写作，即被缩小了空间范围的通史性写作。实际上，这是两种不同类型的研究，其目的不一，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都不一样，要解决的问题更不相同。这一问题在2010年4月的“中国地域性美术史研究暨《北京美术史》学术研讨会”上已被提出，但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四、边缘性的文化研究   边缘性的文化研究主要指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   “十一五”期间，美术学及设计艺术学处于学科的基本建设阶段，新的边缘类型学科出现不多，其队伍基本是由民间美术、工艺美术及设计艺术等相关领域的研究人员构成，理论基础较为薄弱。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兴起后，带动了民间美术与民间工艺美术的文化研究热潮，但真正理论上的带动却是文化人类学及民俗学。如乔晓光的《本土精神: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民间美术研究文集》(2008年版)、吴志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新视野下的福建民间美术》(2008年版)、沈泓的《节庆狂欢:民间美术中的节俗文化》(2009年版)等。还有一些研究课题在“十一五”期间陆续立项，绝大部分都属于调查报告④，其立项在美术及设计艺术类中每年的比例数高低不等，如2007年有五项(其中两项为国家重点)，2008年有四项，2009年有六项(其中两项为国家重点)，分别为当年美术及设计艺术类总立项数(含文化部项目)的19%、10%、17%(不含工艺史研究)，但重点题所占比例很大，2007年为50%，而2009年则为100%。#p#分页标题#e#   ⑤随着2007年当代艺术市场的火爆，艺术市场学也为人们所关注。有些学者开始研究艺术市场的运作规律，涉及种种与艺术品交易有关的经济现象，思考其中的理论问题，并涉及当代艺术的存在意义及其评价体系，重新判定艺术与社会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重新判定艺术与经济社会之间的关系，重新面对艺术的公共性，面对在新的城市天空中艺术的存在方式及交流方式。艺术社会学的内容必须置换，重新书写，其研究方式也不是传统的历史学所能胜任的。应该说，这方面的研究正处于开始阶段，研究成果多是调研报告，以及建立在宏观基础上的分析判断。中国艺术市场的不规范，许多统计数字不可靠，资料来源也很复杂，给深入而客观的研究带来很大困难。有些学位论文涉及到艺术市场机制、艺术市场语境下的当代艺术发展问题，关于中国艺术市场史的研究也已起步。   2006年，中央美术学院成立了艺术市场分析研究中心，由赵力主持，并主编了一套《艺术财富》丛书，如《艺术财富》(一)(2006年版)、《艺术财富:全球艺术市场新格局》(2007年版)、《艺术财富:全球化与中国艺术市场》(2008年版)、《艺术财富:金融危机下的艺术市场》(2009年版);同时艺术市场分析研究中心还陆续出版了2006年至2010年的中国艺术品市场的研究报告。自2009年起，国家文化部艺术市场研究中心也连续了2008年与2009年的《中国艺术品市场年度研究报告》。2010年4月，由北京市中关村科技园区雍和园管理委员会、艺术北京当代艺术博览会主办了“2010艺术经济论坛———后金融危机时代的艺术市场与艺术收藏”，其议题有宏观经济背景与目前艺术市场、中国经济发展和艺术市场复苏、亚洲当代艺术市场是否能够走出危机以及亚洲艺术市场的前景。   五、创作理论与实践研究   美术创作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历来是美术学研究最为薄弱的环节。大多数著述都停留在基础性技法理论教材的编撰，也有结合自身的艺术创作实践总结一些经验，提出一些看法，有的也试图建构一个系统的创作理论框架，实现自己的艺术主张。   与原理论研究不同，创作理论的研究正在于实践性及可操作性，其中技术性的成分比重较大，或者说，其解决的主要就是技术理论问题。特别是在新媒介、新材料不断出现的当代社会，艺术的创新性不断为人所重视，而创作理论与实践研究却有所不足。研究比较活跃的应属设计艺术学科，如新媒体艺术、图形创意研究、传统文化元素在现代设计中运用等，论文数量较多，也有一定的见地，而那些传统的绘画与雕塑领域，创新性研究不多。但在“十一五”期间立项的一些国家课题，有望在这一方面取得发展。如2007年度的“中国画写意传统中的世界性研究”(国家重点)、“中西绘画图式与时空观念比较”(国家一般);2008年度的“书法创作理论研究”(文化部项目);2009年度的“当代中国水墨语言体系研究”(国家一般)、“中国北派山水画的自然形态与笔墨形态研究”(国家一般)、“基于工作过程的服装设计理论与方法论研究”(国家一般)、“数字传媒设计中中国元素的融入及其应用研究”(国家一般)等。   六、问题及反思   问题一: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选题规划上最突出的问题是美术学与设计艺术学依然混合在一起，既不利于设计艺术学的项目规划与立项，也在挤压美术学的项目资源。在国家学科分类目录上，美术学与设计艺术学都是二级学科;同样，在国家学科分类及代码表上，美术与工艺美术、书法也是并置的。   因为多项学科均囊括在“美术学”内，造成每年“美术学”类的项目申报数居高不下，从而引起项目资源配置上的问题，导致“美术学”类的申报项目被大量削减，影响了学科的健康发展。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一些新兴学科的研究出现不少学术泡沫，与规划项目扶持不当也有关系。我们往往看到社会的需求，却没有注意到项目承担者的实际学术水平与科研能力。   问题二:学术创新最重要的就是要有独到的见解，这一点在集体编撰的项目中最容易被中和，最终使研究成果流于平庸。这并不意味着否定集体的智慧，否定研究课题的集体行为，否认学科带头人的积极意义，而在于我们如何正确处理科研立项中学科的“体系化”建设与“课题性”研究的关系。所谓“体系化”建设，即指那些学科的系统性理论建构;而“课题性”研究，则是针对某一具体项目的深入研究。从目前的学科发展情况分析，恰恰需要的不是这些“通史”或“通论”，而更需要在某一课题上深入发掘研究，得出新的研究成果，拓宽研究领域。如果没有基础性的“课题”研究先行，那么，“通史”和“通论”只能停留在编撰的水平，不断重复地拼凑组合，在所谓的“框架结构”上做文章。但这并不等于说我们不需要学科的体系化建设，学科的体系化建设不能只停留在“通史”、“通论”上，而应该形成各自不同的理论派别，从基础理论开始，形成“一家之言”，才能构成“百家争鸣”的大局，促进学术繁荣。   现阶段我们更需要独辟蹊径式的研究，从而加强某一选题的研究力度，以点带面，拓宽研究的领域。   特别在传统的中国美术史学领域，鼓励那些最适合个体性研究的选题系列，形成几项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成果。如中国的宗教美术就是一个极有学术发展前景的研究领域，尚且不论四大石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麦积山石窟及敦煌莫高窟)美术，论敦煌学的影响及其在国际学术上的地位，就算那些零星散布在全国各地的佛、道美术作品，数量也极其庞大。中国古代美术遗品中，半数以上应与佛、道有关。这是其它国家和地区难以具备的文化遗产与学术资源。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一样，古代美术遗址及遗迹的保护与研究也迫在眉睫。过去，我们已经整理出版了大量的图录与图册，相关的文献资料也陆续加以整理，但深入细致的高品质论文却难得一见，相关的研究选题也很少。#p#分页标题#e#   另外，继续鼓励少数民族美术研究，以边缘性的文化研究排解单一性的主体叙述，建立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新格局。同时，由少数民族美术及边远地区的美术研究拓展至周边国家和地区的美术研究，提升区域美术研究的学术水平，既看到历史文化在不同区域间的交流与互动，也揭示美术在地区性政治生活与文化生活中的作用及意义。   问题三:美术基础理论研究贫弱。基础理论需要较长时间的学术准备，尤其需要由创作理论沉积一段时间后再行引发新的突破。目前，艺术创作空前活跃，艺术家的创作自由度也大，但却匮乏新的理论思考及相关艺术实验的研究报告。   我们不能说美术创作中没有学术问题。过去美术家总期待着理论家帮他们解决理论问题，而理论家往往又帮不了这个忙，因为那些理论问题都与创作实践密不可分。与其他的人文学者一样，美术创作者总为范式问题所困扰，而突破范式的束缚则被认为是天才的创造力的体现。但范式的成形及传播需要知识的帮助，一个成系统的新知识才能支撑艺术的新范式。当代艺术鼓励创新，也为新的艺术理论出场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而这种理论又会支持新的艺术批评，促进艺术创作的实践，沟通艺术与社会公众之间的审美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