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教育范例

 一、总体要求

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总书记关于文物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围绕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主题，坚持文物保护利用改革，以文物保护科技赋能为动力，全面提升我省文物保护研究利用水平。

到2025年，文物保护意识不断增强，文物保护水平全面提升，文物安全状况明显改善，文物科技赋能水平取得新突破，文物保护机构队伍力量明显增强，文物活化利用不断创新，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文物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程度明显提高。

展望2035年，我省将建成与创新型文化和旅游强省建设目标相适应的文物保护管理工作体系，科技创新、人才队伍建设有力支撑文物保护研究利用，考古成果、博物馆事业、红色资源保护传承利用取得明显成效，文物助力彰显徽风皖韵独特魅力明显提升，文化归属感显著增强。

二、主要任务

（一）加强文物资源和文物安全管理。制定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申报遴选办法，适时公布第九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全面摸清全省文物底数，推动省内各级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规划编制、公布和实施，将文物资源空间信息纳入国土空间基础信息平台。统筹划定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地下文物埋藏区、水下文物保护区等，纳入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两线”纳入率达100%。研究制定出土文物移交管理制度。加强对红色资源、工业遗产、农业文化遗产、水利遗产、科技遗产等调查和保护。完善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历史文化街区、历史建筑等保护机制。将文物安全工作全面纳入各级政府绩效考核评价体系。实施文物安全直接责任人公告公示制度。推进打击防范文物犯罪专项行动。建立“一单四制”，深入开展文物火灾隐患整治和消防能力提升三年行动（2020—2022年），持续举办文物建筑博物馆消防队伍“大比武”竞赛活动。加快文物“三防”项目建设，到2025年，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文物一级风险单位防火防盗安全设施建设率达到100%。推动市、县文化市场综合执法队伍落实文物行政执法责任。（省文化和旅游厅、省公安厅、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分别牵头，省财政厅、省自然资源厅、省农业农村厅、省水利厅、省应急厅、省市场监管局、省消防救援总队、合肥海关、省军区政治工作局、各市人民政府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二）推动文物科技创新。深化基础研究，面向文物保护利用基础理论需求、关键科学问题，促进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地质学、材料科学与工程等学科同文物保护深度融合，提高省自然科学基金和社会科学基金对跨学科研究的支持力度。聚焦文物断代、病害形成及发展等关键科学问题，开展考古溯源与断代新技术、有机质文物材质工艺识别、劣化程度评估与保护技术、文物考古材料组成分析等基础研究。积极推进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现代科学技术在文物保护、考古研究、博物馆展览、文物资源管理等领域的运用，力争在智能考古勘探技术应用等方面取得突破。推动文物专有设备研制升级，建设区域考古研究标本库和考古实验室。支持博物院申报油画保护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加强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等院校、科研院所合作，建立联合实验室、科研工作站和科技创新联席机制。（省科技厅、省文化和旅游厅牵头，省发展改革委、省教育厅、省经济和信息化厅、省财政厅、省数据资源局、省社科院、各市人民政府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一、关于社会经济研究

对西藏远古时期的社会经济的认识、研究，是认识和了解藏区远古时期的基础。乔政《西藏远古经济社会略述》一文对西藏远古时期的农业、手工业、畜牧业和商业发展情况作了阐述。该文通过对昌都卡若遗址考古资料的分析，提出了新石器时代晚期，“卡若人已经过着以农业为主的定居生活，畜牧业和狩猎在经济生活中也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通过卡若遗址呈现的文物，我们可以看到，西藏地区的人类及其文化与黄河中游地区有着密切的联系，而这种联系值得进一步研究探讨。《贤者喜宴》记载，居住在西藏雅隆地区的原始人类，“食自然之稻谷，衣树叶之衣，生活状况犹如林中之兽类”。此时，西藏地区的先民尚未开始原始的农业生产，只是“食自然之稻谷”。霍巍《试论西藏高原的史前游牧经济与文化》一文通过考古材料，分析了西藏高原史前游牧业的起源、游牧经济与文化的基本面貌以及早期游牧民族在高原的迁徙与移动空间等问题，对距今约5000年的新石器时代以至西藏“早期金属器时代”史前游牧人群的生态环境、生活样态、艺术创造等从不同的侧面与断面作了大致勾勒，阐述了高原游牧业由原始农业转化而来的历史进程。作者指出，“近年来的考古新发现为我们揭示了西藏高原史前游牧经济与文化产生与发展的若干重要线索，尤其是提供了大量过去文献记载阙如的由史前原始农业朝着游牧业转化过渡以及史前游牧民族生活的细节，为重新构建一部西藏史前游牧民族的经济文化史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条件”。

随着史前游牧经济的发展，早期作物种植、家畜饲养也逐渐兴起。徐旺生《西藏原始农业初探》一文从“新中国成立后田野考古的成就，结合历史时期的气候变迁，对西藏原始农业起源，以及西藏早期农业和畜牧业之间的承属关系作一初步探讨”。沈志忠《青藏高原史前农业起源与发展研究》一文，从历史地理角度分析作为独特地理单元的青藏高原是如何影响远古时期这一地区的人类活动，并将其与中原的农耕文化相对比，认为“青藏高原虽然地处中国的西南地区，但原始农业却与北方黄土高原相似”。但曾雄生在《中国农学史》一书中持不同观点，认为可能是受到起源于中原的粟作农业文化的影响，随后也可能受到西亚麦文化的影响。张亚生、占堆《从“蕃”和“乃”的词源看西藏农业起源》一文，则从词源角度来探讨西藏农业起源，作者认为“‘蕃’有农业生产地域、经济活动职业、以及土地占有者几项含义;‘乃’是栽培青稞之称谓”。从该文可以看出，藏区农业的起源与发展体现在历史的方方面面，随着西藏历史研究不断深入，对西藏农业的研究也会取得新成果。霍巍《从考古发现看西藏史前的交通与贸易》一文以近年来一系列考古新发现为依据，从交通与贸易方面进一步展示了西藏远古时期的社会经济状况。文章指出，在西藏远古时期，“高原居民便已经和中原及黄河上游、喜马拉雅山周边地带的原始文化之间有着相互交往和影响，宝贝的南下，玉石的西传，麦类作物的东渐，早期金属器的传播，都在高原留下了重要的考古学文化遗存。这些史前文化的成就，奠定了后来吐蕃王朝统一高原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基础，也为我国西部边疆多民族文化交流融合、最终形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开辟了最初的交流渠道”。

二、关于文化艺术研究

霍巍《西藏西部早期文明的考古学探索》一文，通过研究近年来西藏西部地区新发现的考古资料，回顾了在对西藏西部早期文明探索若干问题上的研究历史与现状，并通过对这批新发现的考古材料的分析，联系敦煌古藏文写卷中所涉及的关于西藏远古历史上“恰”“穆”氏族以及古老象雄文明等问题，指出其中可能存在的某些联系和今后的研究方向，对新出考古材料的时空关系及其学术价值也作了扼要的介绍。杨曦《西藏高原新石器时代文化简论》一文以西藏新石器时代考古发掘资料为主要依据，对西藏新石器时代遗址的文化内涵、经济形态进行分析，以探讨西藏远古人类的生计文化以及高原自然环境与文化面貌的关系。并在对现有材料进行总体研究的基础上，归纳出西藏新石器文化的基本特点，表明西藏高原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向世人呈现出多姿多彩的文化。刘志群《西藏远古时期文艺发展渊源》一文对西藏远古时期文化艺术发展源流作了梳理，作者认为西藏远古时期，特别是原始社会的文化艺术，主要是以诗歌与散文形式流传在民间的神话故事和诗辞歌谣。法国著名藏学家石泰安指出:“歌唱家则歌唱一些隐晦的难解之谜，也可能还歌唱一些家谱故事……始终是以诗词形式来陈述的，其特点是使用了隐喻，口头禅般的套话和俗话。”石泰安认为，“谜歌此字的辞源即意识着它实际上是指以问答形式进行的轮唱，其中涉及到创世问题以及人和神的世系内容。”

达娃《古陶———西藏原始文化史的缩影》一文通过对考古发掘的古陶的研究，认为西藏古陶瓷文化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组成部分，西藏古陶瓷器发展历史，是一部间接而形象的远古西藏发展史。文章指出，“在民族母体中孕育、成长与发展，它凝聚着创作者情感，带着泥土芬芳，留存着创作者心手相应的艺术形象，表现着民族文化，叙述着一个个动听的故事，展现着广阔的社会生活画卷，记录着芸芸众生的悲欢离合，描述着民族的心理、精神和性格的发展与变化，伴随着民族的喜与悲而前行”。万代吉《倾听远古的舞动———探讨藏族远古时期的舞蹈》一文，主要从三方面论述了远古时期的藏族舞蹈，即从古人类遗迹、遗物，神话传说，原始舞蹈遗存进行分析研究。认为“藏族远古舞蹈的内容丰富，与当时的地理环境、生产劳动、人们的思维方式，原始宗教等都有着密切的关系”。李延浩等在《藏族原始“拟兽舞”考察》一文中，认为“产生于远古时期的藏族原始‘拟兽舞’，是藏族先民早期自然崇拜、万物有灵观念的产物。‘拟兽舞’不仅蕴含了远古藏族先民独特的思维方式与审美观念，重要的是其间隐含了藏族舞蹈起源的线索”。格曲在《西藏民族器乐发展史简论》一文中，对远古时期的器乐艺术做了简要概述，认为“远古时期文化、历史情况的资料异常稀少，对于了解那时的器乐情况造成了极大困难”。但同时又说:“就其现在所知道的远古时期的乐器而言，虽然是远不能反映其全貌，但是还是明显地看出这些本教和世俗民间的远古乐器对后期藏传佛教器乐音乐和民间器乐、歌舞、藏戏伴奏等产生的影响。”德却卓玛《论西藏狩猎岩画对远古先民经济行为的记录》一文给予岩画很高的地位，文章通过概述狩猎岩画的大致分类以及主要内容来分析其反映出的深层含义。作者认为，“在没有文字之前的远古时代，岩画是藏族先民最初的美术作品和‘文献’”。

三、关于丧葬习俗研究

摘要：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文化以及科学信息技术水平的不断提升和发展，在我国职业院校中开设的有关考古专业文物保护技术课程的教学方法以及在这种教学方法下的教学质量，逐渐受到现今社会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

关键词：

考古专业；文物保护技术；教学方法

近几年以来，随着我国经济、文化以及科学信息技术水平的不断进步，我国考古活动也不断取得突出的成就。在我国现今发展阶段，在高职院校内设立的考古专业课程中，有关考古文物保护技术课程教学方式方法的研究逐渐受到我国社会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如何才能更好的完善职业院校考古专业文物保护技术课程的教学方式，本文经过研究，特得出以下结论。

一、职业院校考古专业文物保护技术课程的教学现状及成因

1、我国职业院校考古专业文物保护技术课程的教学现状

第一篇：计算机网络技术应用进展探析

摘要：

伴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计算机网络技术开始在诸多领域内被不断应用。同时，在全球信息化的进程中，计算机网络技术以其便捷性特点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其在国计民生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现综述了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发展历程，总结了其分类，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计算机网络技术未来进一步发展的方向。

关键词：

计算机网络技术；发展历程；分类；方向

0引言

从工业化时代迈入信息化时代，世界范围内的信息总量与信息更新速度不断加快，传统信息处理方式已难以满足实际生产生活需要。计算机网络技术由计算机技术和通信技术相结合发展而得，具有传输信息、共享数据的功能性特点，给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便利。同时，人们生活方式和生活水平的改善，加速了高新技术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使得技术的革新速率不断提高，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发展速度也随之大大加快。相信通过在教育、政治、经济与军事等重点领域中的广泛应用，现代计算机网络技术将在国计民生中发挥更为显著的作用。

作者：冯光生 单位：中华世纪坛世界艺术馆

中国当代的音乐考古学基于研究角度的不同，其来源虽亦出自对于音乐文物的考古研究，但实际内容已越出考古学的范围。”④方建军：“音乐考古学是根据古代人类遗留的音乐文化物质资料，研究人类音乐文化发展历程及其规律的科学。”“作为音乐史学的一门分支学科，音乐考古学的研究成果无疑可以填补、充实和丰富古代音乐史的内容。”⑤李纯一：“从研究对象、方法和目标等方面来看，古乐器学乃至音乐考古学应该既是普通考古学的一个特殊分支，又是音乐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当然，其自身具有很大的相对独立性。”⑥王子初：“音乐考古学是音乐史学的一个部门。是根据与音乐有关的实物史料，如古代的乐器、书谱、铭文、石刻艺术和洞窟壁画等，来研究音乐艺术的历史的科学。”⑦汪申申、田可文“：音乐考古学是音乐学和考古学的交叉学科，它要求从业者不仅具备音乐学（特别是音乐史学、音乐形态学和乐器学）方面的知识，还要掌握历史学、考古学的基本理论和田野发掘作业的全部技能与经验。”⑧李幼平：“音乐考古学是音乐学、考古学、历史学、人类学等学科在交叉、融合发展过程中形成的边缘型新兴学科”，“考古学与音乐学研究应该是它的两个基本立足点。”⑨王子初：“从历史的角度考察，音乐考古学脱胎于一般考古学，两者之间是一种母与子的关系”，“中国音乐考古学形成的初期，曾勉附于一般考古学界之骥尾。”⑩“音乐考古学是考古学和音乐学相结合的产物，是一门跨学科的边缘学科。……音乐考古学是考古学的组成部分，其时空框架必须借助一般考古学的地层学和类型学以及考古学利用的其它各种手段才能建立起来。同时，音乐学的理论应该是音乐考古学研究的重要理论指导。”輯訛輥方建军：“音乐考古学主要是考古学与音乐学尤其是音乐史学相互交叉、影响和渗透所形成的一门边缘学科，它具有从属于考古学和音乐史学的双重性质，但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輰訛輥“中国音乐考古学则从普通考古学中萌芽，是中国考古学滋养下本土化的产物。在研究方法上，中国音乐考古学也受到了考古学和音乐学（尤其是历史音乐学）的双重影响。”輱訛輥这些文字表述略有不同的定义显示：普通考古学是音乐考古学脱胎的母体，萌生、滋养的基础，交叉渗透、相互融合的一元，基本立足点之一，等等。这种深刻的认识，基于音乐考古学萌芽期的实践总结。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音乐学界在文物、考古学界的帮助和推动下，创立了音乐考古学科。迄今为止，这一新兴的学科已经形成了具有本科、硕士、博士教育的人才梯队培养体系；出版了大量的专著成果；参与了一次次的重大田野考古发掘；基本完成了与文物考古鼎力合作的基础性工程《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常设了专门的研究机构；建立了国际性的学术组织并组织了多次国际学术交流活动。中国音乐考古学呈现着繁荣、活跃的学术景象。不过，从理论和实践上来说，中国音乐考古学与普通考古学还存在着一定的问题，潜在着影响学科发展的因素和不可忽略的隐忧。

在理论上，迄今为止，中国音乐考古学并未受到中国考古学的正式认同。在考古学理论著作和《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的“考古学”条目中，受普通考古学影响所产生的特殊考古学分支现已包括了诸如美术考古学、宗教考古学、古钱学、古文字学和铭刻学等等，并不包含“音乐考古学”。輲訛輥在实践上，中国现行的考古事业管理制度，只有国家文博单位和高等院校的历史考古专业才有考古发掘权。以音乐学学术身份出现的中国音乐考古学家从身份和职业上均未被纳入考古界之列，更难以进入考古学的田野考古发掘领域。而在考古事业的机构和职位序列里，也没有“音乐考古”的建制和席位。于是，音乐考古学与普通考古学在田野发掘的交叉重合区域里存在着制度性的专业脱节。音乐考古学与普通考古学的学术衔接保持着一种“你发掘，我研究”的线性流程及默契。音乐考古学家的研究工作，主要还是停留在根据考古发掘报告和出土文物资料做案头研究的阶段。偶尔几次考古大型发掘项目的参与，也是来自考古界少数知音的邀约，而非制度性保障下的常态工作。这种情况对于两个学科和艺术及文化遗产事业都是不利的。自20世纪后半段开始，世界考古学的研究重点已经从建立完整的古代物质文化谱系研究逐渐转变为更深层次的社会历史和文化重建。中国考古学的学科视野已从证经补史的窠臼中脱离出来，从线到面，从物到人，进一步扩大到全面探讨古代社会的各个方面，认识人类历史的进程及发展规律，形成更为广阔深远的独立的阐释系统。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考古学对人工遗迹和遗物的地层学、类型学、年代学研究，如果涉及到精神文化领域就会显得力不从心。

考古学面对古代音乐遗存时，尤为如此。作为物质的研究对象，考古学可以对其采用类型学和年代学的方法进行一般的研究，诸如物态的一般描述、分型、分式、断代等等。由于知识结构、研究方法和专业意识的局限，在现实的田野考古过程中，往往会发生如下问题：（1）遗存的现场处理有发现障碍和信息疏漏。往往忽略掉：作为礼乐遗址的环境信息，乐器的使用痕迹及详尽的存放状态，器物的结构及附件的配套关系，等等。比如曾侯乙墓，其大量礼乐器实物及由之显现的礼乐场景，引起了研究者从音乐遗址的角度对整个墓葬再审视。这个后起的理念已经错过了发掘过程，难免损失掉一些原本可以捕捉到的蛛丝马迹。同样，由于缺乏经验和敏感的专业意识而令人惋惜的事例，还有出于现场的清洗保护处理，该墓笙簧与笙苗的关系以及笙苗的管序被扰乱、移位；琴、瑟上弦和柱可能存在的遗痕也完全杳无踪影。（2）遗存的信息采集不敷使用，缺少有效的素材陈述。通常的考古发掘报告多从人工的遗迹、遗物的角度，谈论其层位关系、具体位置、器物组合、保存状况、自然环境；描述其形状：大小、数量、位置、方向、文字、纹饰；报告其材料（原生材料和加工材料）：质地、硬度、质感、火候、声响等。但对于音乐文物尤其是古代乐器的观察和描述，往往是语焉不详。比如乐器，往往是：结构不明、数据不全、交待不清，还缺少专业的鉴定、测试、分析报告。相关的照片资料一般只能反应器物的整体和外观，没有关键部位的特写，等等。由此提供的实物和资料只能作为古物学标本而不是音乐考古标本。（3）遗存的报告无力提供艺术史解读。对音乐遗存尤其是古乐器的认识，“形”仅仅是表“，形”上所含的无形的信息———“音”才是其灵魂，音乐学对于“形”的追逐是为了究其“音”。音乐考古就是要从这些有形的物质中获取无形的音乐信息，考查出当时音乐的结构性元素和音乐生活方式。由于解读和描述能力的专业局限，现有许多发掘报告都难以对音乐学问题提供直接信息和知识支持，更谈不上建构和还原当时的音乐活动场景。许多音乐遗存的发现需要千载难逢的机缘，其出土时的环境信息以及器物附着的迹象往往极易消失并不可再生；某些音乐文物以极其脆弱的材质身处现实的保护条件也许还会得而复失。这一切，如被熟视无睹的目光掠过，是其不幸，更是今天的大不幸。考古学不能有音乐考古盲区。考古学的学科发展需要开拓音乐考古领域。学科设置和学科建设并非纯学术问题。#p#分页标题#e#

一个学科的确定和建设，需要相应的行政归属和管理、专业设置、机构设置、教学培训体系。普通考古学对音乐考古学的不认同，自然会影响到考古学相应的知识结构、人才结构、体制结构和管理制度，影响到其对音乐考古学的支持力度和贡献，影响到考古学自身的发展。基于这种认识而形成的显性和隐性的“行业壁垒”，最终会影响到音乐考古学的良好生态和成长。这将是考古学学科的损失，也是人类文化遗产事业的损失。关于音乐考古学与考古学的关系，音乐学界的认识也不统一。本文开篇所罗列的有关音乐考古学的定义，全部出自音乐学界，其在音乐考古学的归属上有如下分歧：音乐学分支、音乐史学分支、音乐史学和考古学双重性、音乐学和考古学双重性、考古学特殊分支。显然，也有音乐学者不认同音乐考古学归属于考古学。部分学者在强调音乐考古学的独立性和特殊性时，强调音乐考古与考古的区别和剥离，对考古学之于音乐考古学的关系在观念上有些疏远和游离。诚然，一个独立的学科必须有其可独立之处。音乐考古学与普通考古学的区别在于：（1）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是通过考古学方法所获取的古代人类遗留下来的物质遗存，而音乐考古学的研究对象仅限于古代人类遗留下来的音乐文化物质资料，其中除了考古学方法获得的资料之外，也包括传世的文物；（2）考古学研究重点在实物本身，音乐考古学的研究重点是从实物中考察出其所承载着的当时音乐的结构性元素和音乐生活方式；（3）考古学的主要研究方法是地层学和类型学，音乐考古学除遵循这些方法之外，还需要运用音乐学的研究方法；（4）考古学研究的历史下限在元代，音乐考古学研究的历史下限在清代；等等。随着这一新兴学科的不断成熟，它一定能逐步形成一套独立、完善的学科体系。

尽管如此，音乐考古学的特殊性和相对独立性并不能使其摆脱它对考古学的依附性。音乐文化遗存的发现和获取基本都来自考古发掘，这些文化遗存的时空坐标需要用考古学方法标定，针对实物、图像、文献、遗址的查验、检测、纪录和考证，现场调查及整理是音乐考古基础性工作。如果脱离考古学来孤立地看待和研究音乐文化遗存，脱离对音乐文化遗存的时代、文化区系、类型序列、共存关系、从属关系、器物组合等考古学的综合考察与分析，音乐考古学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搞音乐考古研究，如果不能掌握类型学、不能掌握考古学文化这些方面的基本知识，这种考古学的研究是似是而非的，这就脱离了考古学基本手段去研究，和过去的古器物学没有什么区别。……有了这些基本认识，有了在考古学整体基础上把握的音乐考古学，这才有了比较坚实的基础；脱离这个基础，那都似是而非，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音乐考古学。”輥輳訛由于现行体制的障碍及其由之产生的与考古学的游离意识，在音乐考古工作中存在着这样的问题：（1）不辨器物的考古学关系，将不同年代或不同墓葬的出土物盲目合并组合，视为同期器物研究；（2）不辨器物群内在的组合关系，盲目将入葬组合等同于原始组合；（3）不实地全面、具体考察原物，仅凭发表的资料和数据望文生义，很难触及研究对象的实际及其规律；（4）不顾及器物的考古学背景，就物论物，缺乏体系概念和人文视野；等等。这些不循考古学方法的研究只能使人误入歧途。

此外，音乐考古学也只有在考古发掘和调查中参与抢救、采集、保护古代音乐文化信息，才能担负起自身在文化遗产保护中无可替代的责任。音乐考古学者直接从田野工作中获取第一手资料往往更具体、更详尽、更实用、更有效。音乐考古学者由古乐器音响检测到音乐形态研究，由编钟铸造技术观察到编钟调音规律的发现等等，都是音乐考古学者深入考古发掘整理工作的成果，也是音乐考古学对考古学古乐器断代的反哺和重要贡献。音乐考古工作者要参与发现，从田野发掘工作做起，在考古发掘、资料整理与分析、报告编写和专题及综合研究等各个环节主动参与、积极回馈，在与考古学的渗透中更加主动、更加深入、再加靠前———音乐考古学植根于考古学的沃野才能根深叶茂。

摘要：文化遗产学科是一个文理交叉的学科，涵盖着考古学、文物保护学和文化遗产管理学三个专业方向，在教育教学中需要多方面的知识理论和实验实践的支撑。在考古发掘过程中需要具有完备的文科知识体系，在文物保护过程中又需要扎实的理工科背景，在文化遗产规划的过程中更是需要具有良好的艺术认知。故而，这个特殊学科的实验室更是具有其自身的特殊性，需要满足多方面的使用需求，在日常运行中更是需要建立符合其自身特色的管理模式。针对目前文化遗产类实验室的实际使用需求设计了基础性实验教学、综合性实验训练和创新性提升实验三个模块，以减少实验室的重复学习和使用，避免资源浪费，提高教学质量，满足文化遗产类学科研究的实际需求。

关键词：文化遗产学科;实验室;现状;模块化管理

随着国家对文化遗产事业的大力支持，文化遗产研究类专业的发展在全国范围内日益壮大，开办此类专业的高校也如雨后春笋。文化遗产专业实验实践中的文物信息提取、信息分析、无损或微损的测试方法、数字化修复与虚拟化文物展示等等新方法、新技术也日益更新。在教育教学的实践环节，实验室不仅仅是满足学生日常上课学习的教室，更是为教师和学生提供科学研究和创新实验的场所。然而，文化遗产学科本身的特性决定了其专业实验室的管理模式不能等同于一般的理工科类实验室，而应该设计出一套符合交叉学科自身需求的管理运行模式，以适应其特色需求。因此传统实验教学模式和手段的局限性已经成为高校实验教学发展的制约因素,寻求一种新的实验教学模式,改善实验环境和实验内容,转变教学方式,更新教学方法手段已势在必行[1]。

1文化遗产专业的特点

文化遗产，是先民发展历史的重要见证，是各族人民创造的光辉灿烂文化的重要载体。作为特殊的战略资源，文化遗产在当前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的作用日益凸显。但是，文化遗产具有不可再生性和不可替代性，一旦破坏就不可能真实和完整地再现。因此，作为以传承文化为主要使命的特殊资源，发掘、保护和展示文化遗产就显得特别重要。文化遗产学科，尤其是文化遗产保护学科具有很强的应用性，其实验实践教学环节是人才培养体系和教学过程中培养学生动手能力和相关技能必不可少的关键环节。实验实践教学是以增强学生实践能力、培养创新精神和提高综合素质为目标，以实验教学改革为核心，以高素质实验教学队伍和先进完备的实验条件为保障，创新管理机制，实现实验教学资源开放共享，全面提高教学质量。多年来，我国的文化遗产考古研究与保护工作，从无到有，由浅入深，已取得了一系列的重要成就。在实验室实践教学研究的支撑下，具备了独立开展从考古发掘时的现场保护到实验室的后续研究、从具体文物的保护方案到大遗址的管理和保护规划的制定等多方面、多层次系统研究的能力。尤其在实验仪器更加丰富、内容更加充实的条件下，满足了学生实践操作能力的提升需求，切实做到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2文化遗产类实验室的管理现状

文化遗产类实验室是服务于考古学、文物保护学与文物与博物馆学等方向的不同学科背景和研究方向的实验室，尤其是文物分析技术，它是考古学、文物保护研究与实践的前期基础与必要条件，故而文物分析技术实验室与文化遗产行业的需求关系密切，是提升人才培养质量的有效途径。

摘要：介绍了沙埠镇青瓷文化的现状，并从提高认识、培养文化传承人、集中力量研究沙埠青瓷标本、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挖掘沙埠青瓷文化内涵、发挥青瓷文化的教育功能、加大宣传力度等7个方面对黄岩区沙埠镇青瓷文化研究与开发利用进行了探讨，以期为活跃黄岩活跃西部山区的经济，为浙江的两个高标准建设贡献力量。

关键词：沙埠镇青瓷文化；发展现状；开发利用

古老的黄岩沙埠青瓷窑，又称黄岩窑，起于晚唐，盛于北宋。1956年，被浙江省文管会在黄岩秀岭水库考古时发现。1963年，被列为浙江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黄岩窑并不是一个窑厂，而是原黄岩县，也就是现在台州黄岩、椒江、路桥、温岭境内有一定历史脉络的系列窑厂［1～3］。据考古界考证，黄岩窑开始与春秋战国时期，唐代后期逐渐成规模，经过慢慢地发展，到了宋代达到了鼎盛时期，因出产青瓷而闻名，后来自成一派，史称越窑系窑场。北宋以后黄岩窑又迅速衰落，规模大幅度收缩，现在发现的成规模的遗址仅存于黄岩区沙埠、高桥、院桥三镇一带，虽然萎缩于3个镇，但是也大小分布着11处，而且这11处留存的青瓷堆积数量丰富，而且都很有代表性，具有很高的考古研究价值，甚至还有一定的观光开发价值，如图1所示。从现场采集的标本来看，窑具有匣钵、垫饼、垫圈等制作工具；成品器形主要以盛装食物的盘子、碗，还有生活用品盆为主，还有一些杯子、碟子、水壶、瓦罐、花瓶，甚至圆鼎、方鼎之类的。青瓷表面的花纹考究，图案秀丽，划纹鲜明，兼有印纹，纹饰有羽毛、花卉，如凤凰、鹦鹉、牡丹、菊花、芙蓉等20多种，此外还有云纹、太阳纹等，可见当时市场很广泛，需求很大，层次也很丰富。而且据后来发现，马来西亚、菲律宾、日本等国家也发现了沙埠镇青瓷，可见当时青瓷产业之发达，影响力之大，凭借沿海的优势，远销海外。

1沙埠镇青瓷文化开发利用途径

对黄岩区沙埠镇青瓷文化进行研究的文献并不多，探讨开发利用途径的就更少了。浙江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的娄佳清会同黄岩博物馆、上海博物馆、台州市文管办的同志对沙埠镇的青瓷窑厂进行了考古调查，并提取了一些典型的实物样本，利用热致光技术对样本进行了年代检测，还利用能量色散X荧光分析技术对样本的胎釉化学成分进行了检测，最后得出黄岩区沙埠镇青瓷样本出产于唐宋时期，并且具有较高的陶瓷烧制技艺的结论［4］。但是对如何开发利用青瓷文化并没有进行深入研究。从地方政府的角度来看，在开发利用方面，近年来沙埠镇青瓷文化取得了一系列经验，包括以当代设计观念转化传统样式，以当代青瓷语言转化传统文化元素，以当代设计创意产业转化传统文化产业，以当代品牌设计转化传统代工生产。但是还不够，要开发好，利用好沙埠镇的青瓷文化，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1提高认识，加大宣传

首先要提高思想站位，高度认识到青瓷文化是黄岩基因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大对外的宣传力度，特别是加大对省文化厅，省博物馆的宣传力度，这样上面了解了，关注了，获得的支持力量就大了，就能开发出更有价值的窑品，对青瓷文化的保护形成良性循环。

【摘要】博物馆是城市记忆的载体，通过在博物馆陈列有代表性的历史文物，可以帮助人们了解城市的风云变幻、历史变迁及岁月往事。山西省太原博物馆的基本陈列展览旨在彰显太原的悠久历史和深厚积淀，弘扬城市品格与精神风貌，从考古与艺术的角度阐述太原的历史脉络和这座城市的故事。本文在分析博物馆城市文化建设意义的基础上，阐述了博物馆的城市文化建设功能，并提出太原博物馆发展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方案。

【关键词】城市文化建设；理念；城市博物馆；研究

前言

一直以来，博物馆作为一个城市的文化名片，承载着宣传城市形象、彰显城市活力、提升城市发展前景的功能。城市文化是一座城市的灵魂，具有代表性、包容性、吸引性的同时，反映着当地的风土人情、民俗特点，与城市的历史文化、地理环境、经济水平息息相关。

一、博物馆的城市文化建设意义

博物馆对于一座现代化城市的科技文化及教育事业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既是一座城市的文化内涵，也是这座城市进行社会文化教育的理想场所。博物馆除了体现城市的历史价值之外，更应对城市居民起到文化熏陶的作用。博物馆中收藏的文物应当涵盖城市的发展历史、城市信仰、科研成果、杰出人物等，成为一个合格的、全面的城市符号。[1]一座城市的文化建设与城市博物馆息息相关，没有博物馆作为城市历史与城市文化的承载，城市就失去了其文化灵魂。太原博物馆除体现城市历史发展脉络的基本陈列之外，还设有专题展览，可以策划不同主题的有时代风貌的展览。目前，展出的“抟土成金——馆藏明清瓷器展”不仅展示出中国瓷器生产的辉煌，也有力地推动了世界陶瓷文化的发展；“盛世华容——邵仲节牡丹主题画展”以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为时代背景，通过牡丹的富贵华容来展现新时代盛世中国的蓬勃风貌；“美成天龙——天龙山石窟数字复原展”深刻贯彻落实“文物保护一定要靠科技”、让文物“活”起来的文化宗旨，开启了“中华文化走出去”成功实践，将举世闻名的天龙山石窟通过现代数字科技实现了身首合一、魂归故里，向世人再现了辉煌绚烂的天龙山石窟艺术，在提升观众文化参与感的同时，增强了居民城市文化自信心。这些展览既讲好了太原文化故事，又向外界传播了中国传统文化，提升了太原、山西乃至中华文化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充分发挥了博物馆在城市文化建设方面作用。博物馆在城市文明的不断发展中孕育而生，是一座城市文明程度及综合实力的良好体现，对于人们文化素质及文化凝聚力的提升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博物馆与城市文化建设相互促进，相辅相成，只有城市文化资源充沛、文化氛围浓郁、文化水平高度发展，才会形成兼具历史价值、文化价值与艺术价值的博物馆。

二、博物馆的城市文化建设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