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教育论文范例

1在开放实验室开展通识教育的意义

1.1开放实验室体系建设完整，为通识教育开展节省成本

开放实验室是普通高校本科教学评估的重要指标，因此，各高校开放实验室工作蓬勃发展，已经取得丰硕的果实。高校实验仪器设备种类越来越丰富，仪器设备总值大幅度提高，实验室用房面积逐年增加，实验条件得到改善。大部分高校都有完整的开放实验室管理体系、管理制度和现代化的信息管理平台。开放实验室体系就是面向所有学生的开放教学体系，与通识教育有相似的功能，在开放实验室进行通识教育可以使用开放实验室已有的教学资源，实现资源共享。在这样一个完善的、开放的实验平台上进行通识教育，将为通识教育节约许多人力、物力成本，也有利于通识教育的大规模开展。通识教育的形式应该是多样化、立体化的，应该为学生营造浓厚的通识教育氛围，这需要大量的经费投入，在教学经费紧张的情况下，节省资源就显得尤其重要。

1.2通识教育需要融入实验

纵观各高校设置的通识课，都是以理论课为主。虽然课程种类丰富，涉及各个领域，但是缺乏实践环节，没有对学生动手能力的培养，这是通识教育的重大缺失。长期以来人们重理论轻实验，这种思想表现在教学的各个环节。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的学生不会安装计算机的内存条、网卡，物理专业的学生不会换灯，这都是很平常的事。专业教育尚且如此，何况通识教育？现在社会需要动手能力强的人，有些用人单位甚至直接提出“动手能力强，理解能力强，才是好用的人”，直指现在大学生动手能力差。这与我国长期的应试教育有关，学生从小就没有动手实验的习惯，进入大学后有些专业实验课又少，更没有机会锻炼动手能力。实验应该是通识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实验是以动手操作为主的教学模式，各种实验技能、实验技巧都要在实验操作中体现出来。这就需要学生“敢于动手、学会动手、善于动手”，在实践中培养自己的动手能力。大学里有很多专业，由于专业特点，学生没有机会做实验，文科专业尤为突出。通过开放实验室内的通识教育，可以帮助这些学生接触到实验，有机会体验实验的乐趣，在实验中获得锻炼。同时理工科学生通过与文科学生的接触、合作，可以感受到更多的人文思想。此外，多学科学生的交流有助于形成多元化的文化氛围，这是通识教育良好的环境基础，因此，通识教育不应该离开实验，需要融入实验。

2开放物理实验室开展通识教育的优势

2.1物理实验与生活密切相关

一、幼儿园家长开放日活动存在的问题

（一）幼儿园家长开放日活动的筹划工作

1、目的不够全面

根据调查发现，现在的教师、园长、其他岗位的幼教工作者对幼儿园家长开放日活动的目的认识不够全面，其主要表现为：

（1）教师的认识

教师开展家长开放日活动，主要是因为幼儿园领导的要求，并且把家长开放日活动作为自己班级工作的一部分来安排，也有的是并注意考虑家长的需要，但是，出乎意料的是在依法治教的今天，只有少数教师认识到实行家长开放日也是为了贯彻落实幼儿教育法规和政策。而且，多数教师开展家长开放日活动是想“家长更好地了解孩子”，“了解孩子在幼儿园的情况”，“了解我们老师”，“了解教师的工作”，“了解幼儿园的教学方面的情况”，“听听家长的要求”，“给家长一些指导”……可见，教师基本上都是站在家长的角度来看待家长开放日活动的，认为举行家长开放日活动能给家长带来各种各样的益处。

（2）园长的认识

一、开放教育与网络教育的对比

自1999年国家实施现代远程教育工程以来，包括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在内，我国开展现代远程教育的高等学校共计69所。开放教育和网络教育作为同生共存的两类教育形式，均以在职成人为主要培养对象，以基于网络通信技术的方式开展教育教学，但在办学模式、课程体系等方面也存在一定的差异。由于他们是“现代远程教育工程”推进过程中同时催生的产物，诸多学者和一线实践者对两类教育形式认识模糊，甚至存在某种程度的误解。因此，对开放教育和网络教育的厘清和辨析，有助于搭建衔接两类教育形式的桥梁。

1.概念辨析

开放教育存在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开放教育泛指面向全体社会成员的教育，其本质是人人享有终身接受教育的权利，包括教育对象开放、教育资源开放、教育过程开放、教育方式开放、教育环境开放等。狭义的开放教育则特指的是“中央广播电视大学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和开放教育试点”项目中形成的开放教育独特的人才培养模式以及相应的教学模式、管理模式和运行机制，成为一种新型的常规教育形式，进入我国现代教育体系。网络教育同样也存在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网络教育是指学习者通过网络浏览各类学习资源，在没有教师有计划地连续指导情景下，同网络伙伴进行交流的学习。狭义的网络教育则是由普通高等院校组织的对学习者有明确培养目的、主要依靠互联网为学生提供的教学和学习支持服务。目前我国的开放教育和网络教育均是定位在狭义层面，是依据从事现代远程教育的不同高等教育机构来进行划分的，培养对象均是面向成人，尤其是以各类在职人员为主。

2.办学模式

开放教育由中央电大统一组织，普通高校、行业部委共同参与，各级地方电大具体实施的多级合作办学模式，有效整合了各类社会资源。相对而言，网络教育则是依托普通高校自身资源，由网络教育学院和校外学习中心通过一站式服务对学生实施教学以及教学管理服务。

3.教学模式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城市现代化加快、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升，这在人类发展历程中实属罕见，也正是在这短短40年间，中国的美术教育得到快速发展。本文以“美术教育”为关键词搜索知网文献，进行计量可视化分析，对检索结果数据进行解读，通过从1980年至2019年，知网有关美术教育量，来审视中国现代美术教育理论的发展，为做好美术教育理论工作理清思路。

关键词:改革开放；美术教育；发文量；发展趋势

美术教育，具有多重属性。从美术教育的对象来说，它可以指代高等学校美术教育、师范类美术教育、中小学美术教育、幼儿美术教育等；从美术专业教育的角度来说，它可以是专业的美术教育，如高等学校的美术类教育、美术类的师范学校教育等，此类美术教育专门培养面向非专业受众的美术教育工作者；也可指代非专业的美术教育，如义务教育阶段的美术学科教育、幼儿美术教育等，此类美术教育是以美术为基础、美育为目的的教育。本文主要论述义务教育阶段的美术教育。

1从1980年以来美术教育发文量和中国GDP来看美术教育理论的发展

以“美术教育”关键词搜索知网文献，进行计量可视化分析，对检索结果数据进行解读发现（见图1），从1980年到2018年之间的38年间，美术教育类论文发文量达到34979篇，可以具体分为四个十年的发展区间：1980年至1990年、1990年至2000年、2000年至2010年、2010年至2018年，这四个时间段对应该时间段内发文量的最高值，进行横向对比，发现两个特点，一个是发文量逐步增加，第二是发文量增长速度提升。同时参照中国经济社会大数据研究平台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图（图2），制作表1，发现美术教育论文发文量与GDP呈正相关态势。从纵向分析，特别是第四个时间段2010年至2018年，增幅明显，2017年达到峰值3000篇的发文量，而在国内生产总值GDP方面则在2018年达到900309亿元。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所取得的成就不仅体现在经济领域，也体现在文化的繁荣发展。在2018年，关于美术教育的发文量相较2017年呈下降态势，我国美术教育理论已从讲究数量，发展到讲求质量的阶段。与早期粗放型的增长方式不同，在2010年以后，美术教育理论相关论文发文量增速放缓，这与严格的论文审查机制、杜绝学术腐败等一系列学术政策的严格执行相关，在另一方面，我国的美术教育理论趋向成熟，在某些领域上全球领先。

2从知网关于美术教育发文量组成分布来看美术教育理论发展

从组成分布来看（见图1），美术教育类论文分类达到40多种，其中数量最多的前六种，分别是美术教师、美术教学、美术教育、艺术教育、美术课程、美术课堂，这六种分类占据数量一半以上量。通过分析各类数据，发现美术教育类论文围绕三个中心：美术教师、美术课程、中小学生。以美术教师为中心的美术教育论文占比20%，以美术课程为中心的美术教育论文占比45%，以中小学生为中心的美术教育论文占比15%，其余20%的美术教育论文均从其他综合等角度来撰写。目前，从美术教育相关的论文发文量来看我国的美术教育理论，主要从美术教师和美术课程出发，即以美术教师和美术课程教学为主导的教育形式，而从学生为中心的角度看美术教育理论，则主要体现在心理学的认知领域上。

一、“儿童学”概念与学科建设

在《2012中国儿童文化研究年度报告》(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13年)的《前言》中，方卫平梳理了他与浙江师范大学儿童文化研究院的同事们就中国儿童学学科建设所做的工作:2007年启动了《中国儿童文化研究年度报告》系列的编撰和出版工作，2008年在《浙江师范大学学报》推出“儿童学学科建设笔谈”，2011年11月开始与《中国社会科学报》合作开设“儿童文化研究”专栏，2013年儿童节前夕《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以《学者呼吁“使儿童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很有必要”》的专题采访文章。方卫平自言:“这几项工作，既是对浙江师范大学原有儿童文学与儿童文化研究传统的继承和发扬，同时也是想通过这一研究传统的推进，来与国际范围内持续升温的儿童研究事业形成一种及时的呼应和对接。”这段话可以视为方卫平推动儿童学学科建设的动因。这些文字出版后不久的2013年11月初，方卫平又在浙江师范大学儿童文化研究院主持召开了“2013儿童学学科建设高峰论坛”，邀请全国儿童研究领域的学者与会，就儿童学的学科史与儿童史、新时期儿童学的学科定位、儿童学建构与重构的合理性、儿童学的可能图像等问题进行讨论。这次会议一方面谋划儿童学学科建设问题，另一方面也是试图整合全国儿童研究队伍的一次努力。相信这些年围绕儿童学学科建设问题的大讨论在中国儿童学发展史上，会留下值得记述的一页。作为在国内倡导儿童学学科重建的学者，方卫平认为，作为一门学科的儿童学本身有广狭之分，“广义的儿童学囊括一切以儿童及其生存要素为对象的研究，这个概念里的‘学’字，与英语的‘study’(即研究)形成直接的对应关系。所以，儿童学在当代英语世界最常见的对位词，便是childstudy。狭义的儿童学则是指在独立学科建设的语境下，儿童学学科的基础理论建设。”可见，方卫平并不是以克里斯曼paidology作为中文“儿童学”的对位词。这一界定是值得关注的。他在《前言》中还说:“正是考虑到当代儿童学学科建设本身对于传统儿童研究的独特意义，近年来，我个人特别关注从狭义的儿童学范畴来探讨目前的儿童学学科建设问题。这一点也体现在2012年的《中国儿童文化年度报告》工作中。在该年度报告的‘热点聚集’板块，专门设立了‘儿童学研究’的专栏，对2012年国内学术界围绕着儿童学学科基础理论展开的探讨进行梳理、呈现并评述。”(方卫平《2012中国儿童文化研究年度报告•前言》，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13年)方卫平所提到的“‘儿童学’研究”专栏是由郑素华撰写的。其实方卫平这篇《前言》也是聚焦于“‘儿童学’研究”的论文。郑素华在“‘儿童学’研究”的专栏发表了《2012年中国“儿童学”研究评述》(载《2012中国儿童文化研究年度报告》，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13年)一文，对近几年“儿童学”大讨论产生的背景作了梳理，对“儿童学”的概念界定、儿童学的一般属性和学科定位、儿童学的研究对象和内容、儿童学的研究方法和思路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并对儿童学未来的发展趋势做了展望，系统地提出了自己对儿童学学科建设的认识。

儿童学学科建设的起点，当然是对“儿童学”概念给予清晰界定。值得注意的是，沈俊强在其《儿童学:一种可能的建构?》(载《中国儿童文化》第八辑，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13年)中审慎地透露出儿童学学科成为现实的种种困难。克里斯曼的paidology试图整合分散于各学科中的关于儿童的研究，使paidology成为全面研究儿童的科学。在其以德语写作的博士学位论文中，克里斯曼首次界定了儿童学的体系:1．过去的儿童;2．当今的儿童;3．儿童学中的实验室方法。这就暴露了克里斯曼儿童学概念的自然科学本质。在我看来，他的儿童学方法论太窄狭，当然难以整合分散于各学科中的关于儿童的研究。沈俊强指出:“儿童学最终在欧美国家还是未能成为一门综合儿童各门学科相关知识为一体的独立学科，其根本原因在于它缺乏严谨规范的方法论、学科范围界定不清、缺乏具有统摄性的理论。虽然历经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儿童学仍不是一个具有明确内涵与外延的概念，它仍然只是一个‘儿童研究’(ChildStudy)的替代词，作为一门学科，它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儿童学是继续作为‘儿童研究’的代名词，还是作为一门独立的学问，这是儿童学进一步发展必须解答的问题。”“关于儿童学是儿童研究，还是一门独立的学科的认识仍然还在探讨阶段。儿童社会学、儿童文化学、儿童生态学、儿童史等研究成果的总和，若然就可称之为儿童学，那其实就是可以直接丢弃Paidology这个术语了，直接采用ChildStudy或ChildDevelopment。”(沈俊强《儿童学:一种可能的建构?》，载《中国儿童文化》第八辑，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13年)读到这里，读者可以看出，沈俊强是主张丢掉克里斯曼的Paidology这个概念的。我赞同沈俊强的观点。因为克里斯曼对作为学科的paidology的界定，根本无法实现儿童学作为学科而独立存在的使命。对儿童的“科学”研究是具体的局部的研究，一旦离开其所属的相应学科的支撑，这种研究就寸步难行。这就意味着，如果儿童学志在形成纯粹的科学，那么它要么空无一物，要么把具有各自独立形态的科学(如生理学、心理学、医学等学科)生硬地聚拢在一起，但这种聚拢不是逻辑的、自然的，而是人为的。克里斯曼意义上的儿童学在历史上的没落，有其自身的重要原因。那么，可不可以建设一门儿童学?或者是否可能有一门儿童学的学科?在《儿童学的回顾与前瞻》(载《中国儿童文化》第八辑，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13年)一文中，我认为克里斯曼“试图建设一个有严格的内涵与外延的儿童学学科是困难的。儿童学的学科边界不是清晰的，而是模糊的。儿童学的学科体系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如果我们抛弃克里斯曼对儿童学的那些界定，那么，一门新的儿童学是可能诞生的。“现在看来，儿童学宜分狭义与广义两种。狭义的儿童学即童年(或儿童)哲学。广义的儿童学即与童年研究相关的一切学问，包括从不同维度以儿童或儿童世界若干方面为研究对象的问题群、学科群的集合。”这些看法与沈俊强的说法是容易形成共鸣的。不过，郑素华在《2012年中国“儿童学”研究评述》(载《2012中国儿童文化研究年度报告》，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13年)一文中对我的看法提出了质疑:“一些论者把‘儿童学’界定为童年或儿童哲学，这一狭义的概念为儿童学划定了一个具体的范围。但是儿童哲学却并非就是儿童学，至少不是克里斯曼所设想的儿童学，其似乎也不足以视为儿童学的独特性特征。”针对这一质疑，有必要做一点点解释:我的这种想法是在抛弃克里斯曼“试图建设一个有严格的内涵与外延的儿童学学科”的想法为前提的，当然不同于克里斯曼所设想的儿童学;狭义的儿童学，即童年或儿童哲学，为儿童学划定的范围不是具体的，它是一个模糊的范围，这个范围是以作为研究对象的儿童为圆心，以哲学方法探讨儿童问题时需要走多远就可以走多远为半径。为什么要用儿童哲学作为狭义的儿童学?这是因为儿童学可能还包括儿童心理学、儿童社会学、儿童生态学、儿童史学……这些学科都是研究儿童的，但是，它们的基础理论和方法论由于是它们的母学科所提供的，因而是有所区别的。例如，儿童心理学是研究儿童的，所以可以被儿童学所容括，但事实上，儿童心理学与其说属于儿童学，还不如说它更属于心理学学科，它的基本概念、基本命题、基本原理和方法论都是属于心理学学科的。同样，儿童史学属于历史学，它的基本概念、基本命题、基本原理和方法论都是属于历史学学科的，例如《儿童世纪》这本书是一位历史学家所撰写的历史学专著，并对历史学研究的学科进展有重要贡献，当然，由于它研究的是儿童，也可以属于儿童学。

……这些学科相互间往往是封闭的，但由于研究对象是围绕儿童的某一侧面或某一问题，于是儿童成为它们相互联系的纽带。我们将它们整合在一起，同时又将它们与儿童哲学整合在一起，便是广义的儿童学学科。狭义的儿童学与广义的儿童学具有怎样的关系?皮亚杰曾经将学术研究分为哲学和科学，哲学是对整体的形而上的研究，而科学是对局部的具体的研究。这刚好可以解释将儿童学分为广狭两部分。方卫平也将儿童学本身分为广狭两部分。广义的儿童学囊括一切以儿童及其生存要素为对象的研究，而狭义的儿童学则是指在独立学科建设的语境下，儿童学学科的基础理论建设(方卫平《2012中国儿童文化研究年度报告•前言》，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13年)。这一界定遇到的难题是，狭义的儿童学在独立学科建设的语境下，儿童学学科的基础理论建设的内涵与外延应当如何界定。不过，这让我想到作为学科的自然科学。自然科学有一个庞大的学科群，但同时还有自然科学总论，这个自然科学总论如果往形而上学迈一步，便与自然哲学融在一起。方卫平的“儿童学”学科模型类似于“自然科学”学科。我的儿童学学科模型遵循的是哲学与科学的辩证关系。我的广狭两分法与方卫平的两分法是可以会通的。当然，儿童学学科在这种两分法基础上，又可以分为三部分，分别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相对应。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学者小林登试图建设“儿童科学”体系，这个“儿童科学”只可能是学科群，是从不同维度以儿童或儿童世界若干方面为研究对象的问题群、学科群的集合，却不可能形成一个作为独立学科的儿童科学。在儿童学学科建设的讨论中，也有学者试图论证童年学学科创建的可能性。“与倡导儿童学的旨趣有别，一些学者基于当代童年研究的进展、童年现实的复杂性，而提出一门以童年为研究对象、专门研究童年问题的学科即童年学创建的可能性。尽管‘命名’不同，意蕴有所侧重，但涉及到议题却有诸多交叉之处。这样的探讨，如果理论层面上继续深入的话，或会与儿童学形成良性的竞争性互动。”(郑素华《2012年中国“儿童学”研究评述》，载《2012中国儿童文化研究年度报告》，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13年)读者也许要问:儿童学以外还有童年学吗?或者童年学以外还有儿童学吗?在我看来，儿童学与童年学是辩证统一的。儿童在其年龄维度上就是童年。通过研究童年我们了解儿童，通过研究儿童我们了解童年。童年是儿童和成人的童年，儿童是在童年这个年龄维度上的现实形态。不可能存在分别独立的儿童学和童年学。它们其实是一个学科，因而不可能形成竞争关系。古诗云:“横看成岭侧成峰”，童年学与儿童学的关系就是这里的岭峰关系，乍看不同，其实为一。克里斯曼的儿童学曾经传遍欧美乃至全世界。然而，“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究其原因，是由于paidology的学科定位存在问题。不过，儿童研究并未因此而中断。20世纪出现了皮亚杰等著名的儿童研究者，许多学科都对童年有过出色的研究。今天我们讨论儿童学是否可作为一个学科来建设的问题，其实就是研究儿童学学科所具有的可能范式，为儿童学学科发展建构一个库恩式“范式”，寻找学科的共同话题、基本规范和基本共识，呼朋引伴，凝聚队伍，建设学术共同体，为进一步拓展儿童学学科的发展空间以及寻找儿童学大发展的可能性而努力。

二、儿童研究与教育学的关系

儿童研究与教育学具有密切的关系。儿童的“发现”导致了教育学现代体系的诞生，便是历史给出的证明。沈俊强在《儿童学:一种可能的建构?》(载《中国儿童文化》第八辑，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13年)一文的第二部分，以“儿童学与教育学”为标题，专门探讨儿童学产生的时代背景。他写道:“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美地区的儿童教育有了一个新图景。生理学、心理学、实验教育学的发展，促成了儿童研究的深入;伴随着欧洲大陆的新教育运动与美国的进步主义教育运动，儿童中心论开始流行，根本性地改变了人们对儿童教育的传统看法。儿童学在这样的时代中被提出，表明人们有为儿童研究创立专门的知识体系的强烈愿望。”可以看出，沈俊强将儿童学产生的背景主要归因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美儿童教育的大繁荣，或者说，在他看来，儿童学产生于教育学大发展这一时代背景中。他由此得出这样的结论:“以儿童为研究对象的儿童学(paidology)从诞生之日起，就与教育学(pedagogy)有着紧密的联系。”这一结论是符合史实的。应当强调的是，美欧的儿童研究运动对于教育学“儿童中心”观念的壮大立下汗马功劳。霍尔于1891年创建《教育学园地》(Pedagog-icalSeminary)季刊，集中发表儿童研究的相关文章。值得注意的是，集中发表儿童研究的相关研究成果的这家期刊是教育学杂志。由此可窥见，当时的儿童研究与教育学的亲密关系。霍尔一定是洞见了这一亲密关系，所以便用教育学刊物发表儿童研究的相关成果。事实正是如此。早在1882年，霍尔在全国教育协会发表演讲，提议把儿童研究作为教育学的核心。他说:“儿童研究应该成为教学方法，教学内容和教学顺序的基础。”(DorothyRoss．G．StanlelyHall:thePsychol-ogistasProphet．Chicago: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72，126．转引自郭法奇《欧美儿童运动研究运动》，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1884年，霍尔建议全国教育协会在其内部成立科学的教育学委员会。

教育协会接受了建议，并号召教育工作者以儿童研究为核心建设科学的教育学，从而使儿童研究成为教育工作者的一部分。克里斯曼于1893年在《教育学园地》季刊上发表《儿童的倾听》(TheHearingofChildren)一文，首次提出儿童学(paidology)这一概念;1894年在《论坛》(TheForum)第二期上，发表《儿童研究:一个新的教育部门》的文章，详细阐述创建儿童学系的想法(郑素华《2012年中国“儿童学”研究评述》，载《2012中国儿童文化研究年度报告》，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13年;赵霞《儿童学:学科体系及其当代建构》，载《中国儿童文化》第八辑，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13年)。克里斯曼在教育学杂志提出“儿童学”概念，又将儿童研究视为“新的教育部门”，由此可见“儿童学”甫一出世便与教育学结下不解之缘。儿童研究为教育学的创新和提升功不可没。沈俊强写道:“总体上说，随着儿童研究的深入开展，现代社会确立起来的儿童利益至上、尊重儿童、保护儿童、给儿童以参与权、倾听儿童的声音等养育原则已成为儿童教育的基本共识，它也是教育学的基本理论创新的背景性原则。”这种看法恰好印证了1918年霍尔在全美教育协会所做演讲中的说法，这个演讲是为了纪念全美教育协会儿童研究部成立25周年。霍尔说:“对童年的研究通常被认为是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因为在此之前，是儿童适应学校，而现在，整个教育体系都要根据儿童的需要与天性来建立。”(霍尔《儿童研究纵览》，载郭法奇《欧美儿童运动研究运动》，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这段话很好地表达了儿童研究的教育学意义。事实上，在这次儿童研究运动以前，夸美纽斯，尤其是卢梭及其以后的裴斯泰洛齐、福禄贝尔、帕克等人，已经在观念或哲学上建设儿童中心主义的教育，裴斯泰洛齐、福禄贝尔、帕克等人还将这种观念作为自己所创立学校的理论基础，也就是说，他们已经在学校或幼儿园开展过“哥白尼式革命”。不过，杜威在《学校与社会》中倡导学校应当产生由教师中心或教材中心转变为儿童中心的哥白尼式革命，确实是发生于此次儿童研究运动中的。夸美纽斯，尤其是卢梭以后儿童观和教育观的革命有一个前提，那就是西方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所推进的人的自我发现和人的自然天性、自然权利的解放这一宏大的历史背景。有了这个背景，就不可能不“发现”儿童;“发现”儿童后，就必然产生教育学和教育的哥白尼式革命。这是时代精神使然，卢梭等人则是时代精神的体现者，———时势造英雄，此之谓也!在时代精神所营造的春天里，儿童研究成为“运动”，形成热潮，也是历史使然和逻辑必然。儿童研究运动使启蒙运动以来“儿童发现”的哲学衍生出各门科学的丛林，大大刺激了教育学、教育制度、教育实践的现代转型。

一、生活即教育———思想品德教师应善于把课堂引向生活并从中吸吮营养。

“生活即教育”的思想要求教育要打破育人课程的封闭性，开发开放性的课程资源，把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纳入课程的范围。如果用“生活即教育”理论指导我们的学，必将把素质教育在学科教育中的实施引向深入。陶行知先生说：“活教育教人变活，死教育教人变死，而传统的教育，正是教人变坏变死的坏教育、死教育。”传统思想品德教学严重地抹杀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创造性，其结果只会使学生厌倦学习、禁锢思想。生活是一部教育的“百科全书”，生活的内容都应该是教育的内容，思想品德教学应把学生引向生活，并向生活吸吮营养。思想品德教师在钻研教材与大纲的基础上，认真备好学生，因班制宜，因材施教，突出学生学习的生活情感体验。新课程标准指出：让学生学习有价值的知识、学习生活化的知识。因此，思想品德教学应创设生活化的情境，让学生在学习中了解生活，培养他们的生活能力。通过实践，我确实收到了一定的效果。现就陶行知教育思想在中学思想品德教学中的实践谈谈体会。在教学内容的选择上，要由远离学生生活的理想化的内容取向转变为贴近学生真实生活的“生活化”的内容取向。以往的思想品德课教学，特别强调教材内容的系统性传授，学生学习就是为了习得教材中的内容，仿佛学生不是为自己而活，而是为教材活，不是为现实生活活，也不是为理想生活活。虽然为了说明教材中的某些观点，在教材中列举了一些例子，但这些例子是理想化的、成人化的。比如在教学环境问题这一知识点时，我首先请学生回顾自己从家门口到学校的路程中，有哪些环境污染？学生纷纷自告奋勇，然后再追问，那作为中学生，我们可以通过哪些途径解决这些现状？有的说一定要杜绝污染源；有的认为可以通过撰写“小论文”到相关部门，学生各抒己见、表情激动。思想品德源于生活，应该回到生活中检验。如果教师懂得把思想品德教学导向生活深处，给学生自由翱翔的双翼，又何愁他们不能展翅高飞。

二、社会即学校———思想品德教学应该培养学生的社会实践能力。

陶行知先生提出“社会即学校”在于要求扩大教育的对象、学习的内容，让更多的人受教育。他指出：“我们主张‘社会即学校’，是因为在‘学校即社会’的主张下，学校里的东西太少，不如反过来主张‘社会即学校’，教育的材料、教育的方法、教育的工具、教育的环境，都可以大大增加，学生、先生可以多起来。”他的“社会即学校”学说，告诉我们“教育的材料，教育的方法，教育的工具，教育的环境，都可以大大增加”。这与我们解决当前教育中教育内容的过时、陈旧、不符合学生生活实际、不切合学生思想认识、不能很好地为学生的将来生活服务的现象是很有启发的。他提到：“学校必须给学生一种生活力，使他们可以单独或共同去征服自然、改造社会。”思想品德教学最终的培养目标应该是提高学生的社会实践能力。因此，思想品德教学应该科学合理地安排好一定的社会实践活动。每学期我们会带班级“走出校园”，对学校周围的及乡村的环境情况进行小调查。调查的方式、内容由学生确定，学生回校后认真地写了调查报告，他们写出了感情，写出了具体与真实，从而更珍惜、把握自己的学习机会。其中一位女学生把“发展经济更要保护环境”的情况以“小论文”送至镇长办公室，镇领导对学生保护环境的意识、行为进行了高度表扬，同时在镇年度工作报告中采纳了该学生的部分建议。通过此事我告诉学生，我们是社会的小主人，是时代的小主人，要学会运用我们的知识回报社会、关心社会、亲近社会、服务社会，这正是初三思想品德课第1课的要求，这样的社会活动完全实现了思想品德学科教育的思想与行为目标。总而言之，我们应该认定社会就是伟大无比的学校，善于运用社会的力量，由此提高社会实践能力。

三、教学做合一———思想品德教师的责任在教学、教学生学，以便更好地做。

陶行知“教学做合一”思想，把教学做视为一件事，以做（实践）为中心，把教与学统一起来，主张“事怎样做便怎样学，怎样学就怎样教。教与学都以做为中心。在做上教的是先生，在做上学的是学生”。他认为：“教学做是一件事，教师拿做来教，乃是真教；学生拿教来学，乃是实学。”陶行知提倡教学做合一的基本精神是强调教与学、学与用、知与行的结合，这与我党提倡的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是一回事，而传统教育扼杀了人才的培养，扼杀了民族的希望。我们今天所拥有的教学资源，是陶先生不敢奢望的。因此，我们有太多的理由将“教学做”融为一体，推进教育，让思想品德教师在教学改革的浪潮中解放思想，大胆地实践和实验，积极投身改革开放的社会生活中，让师生共同努力在改革的“做”中教，“做”中学。在新课改的春风中，我们应该把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摆在突出的位置上。思想品德教师应该把学生培养成敢于辩论、敢于拿起笔杆子披露社会的黑暗、敢于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乐于奉献爱心的现代公民。我们可以让学生模拟教师讲课，（我们称为“小先生”），然后教师加以点拨，让学生体验教师是如何教他们学的。为“小先生”提供实践舞台的还有思想品德早读课，四个班的思想品德科代表和“巡视员”精心准备早读的内容，教师只要传递鼓励的眼神，加上“感情的投资”就可以收到良好的效果。就这样，让学生在为班级作贡献的过程中待人，在接物与处世的做人实践中超越自我。“做是发明、是创造、是实验……”现代教育论认为：教师活动要以学生为学习的主体、以活动为学习的载体，在教学中让学生学到的知识是通过实验、实践自己探索出来的，使他们的学习能力化。陶行知先生是中国人民教育的奠基人，他从社会和思想品德的高度研究中国教育，其生活教育理论的内涵丰富而博大，是我们进行教育教学理论探索、搞好教改实践的理论宝库，是我们在各种教育思潮中站稳脚跟的强大思想武器。因此思想品德教师应该以陶行知先生先进的教育理论为指导，尤其要把“生活教育”理论运用到思想品德教学中。我们坚信：先生的先进教育理念必将指导我们教育的晚辈坚定地走下去，并培养出能担负起时代崇高使命的建设者与接班人。

作者：毕素芳 单位：苏州工业园区娄葑学校

一、构建全程实践课程体系的现实依据

（一）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进展及其要求

当前，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取得的主要进展以下：一是新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注重课程的综合性，打破了以往基础教育课程过早开始分科教学、造成知识系统性、完整性欠缺的局面，使学生能够对知识和世界形成整体认识；二是新基础教育课程强调课程的实践性，在小学高年级开设研究性学习、社区服务、社会实践及劳动与技术教育等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给小学生提供贴近社会生活的机会，发展综合实践能力；三是新基础教育课程改革重视转变学生的学习方式，倡导以“主动参与、勇于探究、交流与合作”为特征的新的学习方式；四是新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注重推进信息技术在教学过程中的应用，充分发挥信息技术的优势，为学生的学习和发展提供良好的学习环境。这就需要对当前的小学教育专业课程体系进行调整，特别是实践课程设置应具有面向基础教育、服务基础教育的意识，体现与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相协调的现代教育理念，从而更好地实现为基础教育服务的功能。

（二）小学教育专业课程建设的需要

在我国高等师范教育体系中，小学教育专业的发展时间不长，还是一个全新的专业，其专业建设存在诸多不成熟的地方，特别是其课程体系的建构尚处于探索阶段。当前，小教专业的课程体系中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没能有效融合，学生的理论学习与真实的小学教育相脱节；另外，在实践教学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教育见习、教育实习，并没有作为一种课程去建设，实习内容单一，实习任务只限于课堂教学和班主任工作，而教育科研、教育行政、教育调查等其他教师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被极大地忽视，因而学生的教育实践能力难以适应当前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要求。为此，在小学教育专业课程建设中，要不断加强和改革实践教学，建立实践课程体系，促进师范生教育实践能力进一步提升。（三）满足学生终身学习和发展需要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知识在未来社会发展中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成为了推动社会进步的巨大动力。如果像过去一样，将学习期和工作期截然分开为两个阶段，人们仅仅拥有学校学到的知识，那将难以适应知识的更新速度和现代社会的高速发展需求。由此，要求学校教育不仅要教给学生科学的文化知识，更重要的是培养他们具备持续学习能力，满足他们终身发展的需要。早在1991年，美国劳工部就对终身学习的知识与技能做出明确的规定，包括：收集、分析和组织信息；交流思想和信息；计划和组织资源；理解和设计系统；解决问题；使用技术；运用数学概念和技术；与他人共事。目前的高等教育课程常常只限于特定领域的知识技能，从终身学习的需要出发，坎迪等呼吁大学课程改革要以终身学习知识技能作为核心，其次一级是通用性知识技能，最后表面层为各学科内容和情景性知识。终身学习的社会现实使传统高等教育课程面临巨大挑战。作为培养教师为己任的师范院校，应该在教学目的、内容和方式等方面进行改革，培养学生成为兼具终身学习能力和创新性精神的人才。

二、小学教育专业教育实践课程设置构想

人才培养是一个完整、动态和渐进的过程，高师实践教学课程体系的构筑是一个系统工程。它的构建要运用系统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以人才培养方案为指导、以社会需求为导向、以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为主线，以增强学生的综合实践能力为目标，通过合理的课程设置和各个实践教学环节的合理配置，建立起与理论教学体系相辅相成的结构和功能最优化的实践教学体系。根据这一构筑思路，小学教育本科专业实践教学的课程体系框架如下：在时间维度上，实践教学贯穿大学四学年八学期，体现全程性；在目标内容维度上，实践教学包括专业情意、基本技能和专业技能，体现综合性；在实践课程的实施上，课内课外结合，校内校外结合，体现开放性；在实践课程评价维度上，通过课程考核、职业技能展示。

摘要：大数据技术为我们推进史论课程教学改革、提高教学效果提供了新思路。本文根据目前课程教学中存在的诸多问题，提出了艺术设计类史论课程的一些教改思路。院校应该重视史论类课程的教学地位；教师应该根据教学内容建立知识图谱，并以重构知识图谱为目标建立大数据库，丰富教学内容；老师应该采用多种多样的教学方式和教学方法，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和学生的主体作用；改革考核方式。旨在改变传统教师讲授的单向传授模式，重新认识课堂教学中教师主导性和学生主体性两者之间的关系，激发学生的积极性，培育学生科学的设计观，拓展学生的设计视野，提高教学质量。

关键词：史论课程；大数据；教学改革

1引言

艺术设计类史论课程是艺术设计类专业的基础课程，对学生开阔视野，提高人文理论素养，培养设计思维和树立设计理念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存在学生重技轻史、学习兴趣不高、教学效果不佳等现象，因此许多院校基于时展从教学目标、手段方法到课堂设计等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在当前的大数据时代，图像、文字、视频等多种形式的数据可以通过互联网容易的获得，为史论课程教学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此外随着大数据技术的发展，体验经济、服务设计的加入，也给史论课程教学带来新的思路。本文总结了目前艺术设计史论类课程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利用大数据的特点，提出一些改进措施，旨在形成史论课程教学改革的新思路。

2艺术设计史论课程教学面临的问题

从当前教学情况来看，大部分院校艺术设计类史论课程对学生的培养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学习动机和效果并没有实现统一，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在教育大众化和教育市场化的时代，艺术设计院校侧重应用型人才的培养，课程设置也偏重于较务实的专业课程，对史论基础课程重视不够；一些院校普遍认为应该加大设计技巧或技能的课程比例，没有必要开设史论课程，对课程存在消极抵触思想；

2.1课程教学改革研究关注点已从原来基于历史发展状况、设计活动和设计风格的历史演变等理论知识的讲授转变为如何设计教学过程，即挖掘教师与学生的互动、激发学生的参与体验。但目前课堂教学仍是以教师讲授为主，教师与学生的互动也仅限于视频影像的播放或学生参与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