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业贸易范例

摘要：经济全球化与一体化背景下，自贸区建设成为区域跨越发展的新引擎。为了适应国际贸易投资的规则变化，主动创建自贸区来推动经济转型是最好的选择。第三批自贸区的设立，是在资本管制加强的大背景下，国家将自贸区由沿海地区向内陆地区拓展的重大战略决策。河南自贸区在推进内陆地区更高层次改革开放方面有着重要使命。着眼于金融创新的角度，在分析河南自贸区金融基础、问题及需求变化的基础上，结合河南经济特征和河南自贸区特色进行创新思考，提出推进河南自贸区金融产品和制度创新的对策和建议。

关键词：河南自贸区；金融创新；金融问题；政策建议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当今经济发展的重要趋势。在当前全球经济结构和贸易格局深入调整与我国经济增速换挡、结构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我国需要持续推进综合性、全方位的改革开放试验，以深化国际合作，配置全球资源，驱动经济跨越发展。自由贸易试验区（以下简称自贸区）建设为实施这一战略提供了重要基础，通过构建更高规格的对外贸易投资模式，支持贸易、投资和结算的便利化，自贸区为我国经济金融改革、发展动力转换与发展方式转型提供了新的发展通道。2017年3月31日，《国务院关于印发中国（河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的通知》（国发〔2017〕17号）和《中国（河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正式公布，这意味着中国（河南）自由贸易试验区获批成立。河南自贸区建设过程中既有天津、广东、上海等自贸区成功经验可以借鉴，又有不同于沿海地区的资源特征和自贸区功能定位。本文根据河南经济资源特征和自贸区功能定位，分析河南自贸区建设的基础和金融需求变化，从创新角度研究河南自贸区建设过程中面临的金融问题和机遇，探索内陆地区开放新模式，为河南自贸区建设提供理论支持，为内陆地区自贸区发展探索经验。

一、河南自贸区的定位和使命

在日益严峻的国际贸易形势下，我国经济发展进入转型期，自贸区的设立既是我国经济转型的战略选择，也是我国对外开放的通道。河南地处中原，处于沟通东西南北的重要位置。拥有“三纵五横”的国铁干线网和“米”字形高铁网，以及“十二横九纵六放射”的高速公路网，我国主要的产业转移、资源输出、经贸交流都会途径这里。作为中原经济区的核心，河南还在丝绸之路经济带中具有重要作用，是南向、西向和联接海上丝绸之路的中心，具备成为“一带一路”建设核心腹地的坚实基础。河南自贸区定位于依托产业基础和区位优势、改革创新优势、文化底蕴优势和辐射带动优势，通过实施中央关于“加快建设连接东西、贯通南北的现代立体交通体系和现代物流体系”的要求，并加强建设服务于国家“一带一路”建设的现代综合交通枢纽和现代物流体系，让自贸区在服务“一带一路”建设中更有特色、更有作用、竞争力更强劲［1］。河南自贸区承担着推进内陆地区在更高层次改革开放的重要使命，对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加快国家中部崛起战略实施等方面具有重大意义。通过发挥河南的支点作用，带动整个中部地区区域经济发展，形成继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之后新的经济增长极。河南自贸区的设立也是国家深化改革开放，将自贸区由沿海地区向内陆地区拓展的重大战略决策，旨在逐步形成一个从沿海到中部再到西部的自贸区战略新格局。通过将河南自贸区打造成为内陆地区改革开放的新高地，探索内陆地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经济合作和人文交流新模式，形成内陆地区对外开放大平台，加速内陆地区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壮大，为加快实施“一带一路”倡议提供产业支撑。

二、河南自贸区建设的金融基础

自贸区是实施优惠关税和特殊监管政策，以促进贸易往来和金融便利的特定区域。总结国内外自贸区的发展经验可以看出，自贸区建设的意义在于打造“三大自由”：一是自贸区的货物进出自由，二是自贸区的投资自由，三是自贸区的金融自由。其中，金融自由是自贸区建设的核心内容之一。Mckinnon和Show（1973）针对金融抑制提出金融自由化和金融深化理论，成为金融自由化改革实践的主要理论依据。金融自由化能够有力地促进金融业发展，而金融业的发展又会促进经济的增长。减少对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干预，有助于金融行业的创新发展。

摘要：

在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通过RQFII制度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境外人民币投资困难的问题，拓宽境外人民币的实体投资规模才是根本出路。在这个方面，国内金融机构的离岸金融业务可以发挥重要作用，而且将成为国内离岸金融业务发挥后发优势的重要战略机遇。由于离岸人民币具备离岸货币的基本属性，可以成为我国离岸金融业务的潜在业务资源，因此，需要在政策上明确将离岸人民币纳入我国离岸金融业务经营货币，抓住RQ-FII制度扩容过程的短暂发展时间窗口。

关键词：

离岸金融业务；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离岸人民币

一、问题的提出

实现境内外完全可自由兑换是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的基本前提之一。近年来，人民币国际化进程逐渐加快，国际化程度显著提升，境外持有的人民币资产规模日益庞大。截至2014年底，境外人民币存款约为2.78万亿元，比年初增长7000亿元，离岸人民币总量占全球所有货币离岸存款总量的1.7%左右。[1]为了逐步提高人民币在国际上的可接受程度，除了探索扩大境外人民币的投资途径，我国也开始有计划地建立和实施境外人民币回流国内的投资机制，以进一步增强境外人民币资产的投资吸引力。在此背景下，2011年12月16日《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以下简称RQFII）境内证券投资试点办法》，允许符合条件的基金公司、证券公司香港子公司作为试点机构开展RQFII业务，即境外人民币通过在港中资证券及基金公司投资A股市场。四年多来，RQFII经历了多次扩容，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6月，我国RQFII试点已经扩大到中国香港、英国、新加坡等13个地区和国家，RQFII额度达9700亿元，其中2015年新增2000亿元。截止2015年6月29日，我国已批准132家RQFII，累计获得可投资总额度3909亿元。[2]虽然境外人民币不仅仅只有回流国内A股市场这一种投资渠道，作为货币的人民币也不止作为投资工具这一种属性，然而本文关注的是，在境外人民币回流渠道尚未健全的背景下，孕育的一种市场机遇，这个机遇可能并不主要地对人民币国际化有利，而是对在我国发展相对缓慢的离岸金融业务有重要的机遇。

二、我国离岸金融业务发展的现状及困境

摘要：中小企业是繁荣我国实体经济的重要基础，发展供应链金融对于促进中小企业融资具有积极意义，也是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具体举措。作为新兴的金融业态，商业银行在供应链金融中的融资功能有待增强，依托金融科技的供应链金融业务和产品整合也有待提速，并需要构建相应的风控机制。供应链金融成为中小企业融资的新途径，商业银行应发挥资金主渠道作用，通过深度介入产业链，大力应用金融科技，整合资源，丰富金融产品和服务，引领创新发展。

关键词：供应链金融；中小企业；融资；金融科技

当前，我国正在大力支持民营经济发展，通过创新金融服务模式，发展供应链金融来为中小企业提供多样化融资途径具有重要意义。

一、供应链金融是中小企业融资的新途径

供应链金融是指以供应链交易为基础，通过向链条注入信用和资金来达到为上下游企业提供信贷支持的一种新型融资方式。［2］供应链金融是实现银行和企业共赢的生态系统，对中小企业更具有包容性。从企业层面而言，供应链金融淡化了银行以往关注的企业规模和财务报表等传统项目，通过依托核心企业强化金融风险识别和防范，降低了相对弱势的中小企业准入门槛，作为新型融资工具提升了上下游中小企业的融资能力。对于银行而言，利用融资和风险缓释的措施和技术，通过与核心企业的资信捆绑来提供授信，降低了向中小企业放款的风险，业务渠道下沉能获得更大的定价溢价空间，有利于使小微金融业务取得突破性进展。［3］供应链金融具有普惠金融的融资功能，基于供应链事件驱动而非企业身份驱动，突破了中小企业信誉度不高的限制。在我国当前供给侧改革的背景下，供应链金融“从产业中来、到金融中去”，具有深厚的行业根基和发展空间，大力发展供应链金融有利于资金“脱虚入实”，增强产业体系支撑，释放中小企业创新活力，推动企业降本增效，促进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深度融合。［4］党的报告提出，要在现代供应链等领域培育新的增长点、形成新动能。国务院的《关于积极推进供应链创新与应用的指导意见》中明确指出，要积极稳妥发展供应链金融，鼓励商业银行、供应链核心企业等平台为上下游中小微企业提供高效便捷的融资渠道。商务部等十部门联合的《国内贸易流通“十三五”发展规划》也提出“鼓励流通企业采用投资基金、动产质押等多种方式融资，降低企业融资成本，稳步推广供应链金融”。在现行政策的大力支持下，得益于市场和技术力量的共同推动，供应链金融市场的巨大潜力正在逐渐得到开发，成为促进中小微企业融资的新途径，也是银行业务转型的重要方向。

二、供应链金融支持中小企业融资中存在的问题

当前，从商业银行开展供应链金融业务的具体情况来看，还存在一些问题和障碍，影响了供应链金融对中小企业的融资服务。

[摘要]香港是亚洲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通过分析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由来与特点，进而基于证券市场、外汇市场和货币市场等探讨香港金融业，对其未来发展趋势进行分析，在坚持“一国两制”、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发挥比较优势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关键词]香港；金融业；粤港澳大湾区；一国两制

香港自开埠以来，其现代金融业快速发展，二战后十余年便成长为地区性的金融中心。而后受益于得天独厚的地理禀赋、完善成熟的金融制度以及中国内地改革开放的时代红利，香港金融业务规模不断增长，并逐步发展成为全球领先的国际金融中心。2020年港区国安法的出台，为香港社会的长治久安和经济繁荣奠定了法律基础。从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异质性角度出发，纵向结合其发展沿革，横向比较其他国际金融中心，分析香港新常态下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变化，并对未来趋势提出展望与建议。

一、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由来与特点

香港金融业的发展可以追溯至第一次鸦片战争时，英国侵占了中国香港并将其作为转口贸易港使用，在交易结算需求的推动下，渣打银行、汇丰银行等外资银行开始进入香港，随后香港首个证券交易所于1891年宣告成立。在二战时，上海的沦陷导致大批银行家和商人选择南下，并使得香港获得了新一轮资本的注入，也成为香港战后经济及金融业发展的基础。得益于对外贸易的快速发展，融资结算等金融业务需求开始增长，商业银行数量由50年代的29家增长至60年代的73家，并且股市交易额一度突破十亿元大关。60年代末开始，为应对贸易竞争并促进产业升级，香港再一次进入了金融自由化时代，先后取消了外汇管制与利息税，放开黄金进出口，解除了银行新增牌照冻结政策。一系列政策使得香港实现了资本进出自由。截至1984年，香港共有银行140家，分支机构1407家，其中，外资银行占比超70%①。1986年，香港原有的四家交易所合并，成立了香港联合交易所，并成为国际证券交易所联合会的正式成员。随着香港金融体系日趋成熟，其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也基本形成[1]。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后不久，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受益于香港金融管理局及中央政府共逾两千亿美元的外汇储备给予的支持，香港得以平稳度过危机，这极大提振了投资者对香港金融市场的信心，进一步巩固了其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进入二十一世纪后，大陆与香港之间在经济与金融方面的联系不断加深。2003年，《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CEPA）正式开始实施，促使内地与香港在经济金融上的联系日趋紧密，其金融中心地位进一步深化。在国内经济，特别是制造业迅速发展的背景下，外贸与金融专业服务需求应声而起，而香港所拥有的经验及配套政策制度则使其能够快速承接这些需求。同时伴随着内地企业“走出去”的发展趋势，香港也成为了对外融资的首选平台。据商务部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12月底，内地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为25806.60亿元，其中对香港的直接投资存量便达14385.31亿元，占比逾55%。在融资端，参考2021年12月31日收盘数据，在香港证券市场交易的公司共有2584家，总市值约585408亿元港币。其中，中资公司1209家，总市值达418447亿元港币，数量占比近半数，市值占比超70%，体现了香港与内地金融市场的紧密结合，息息相关。通过回溯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历程，其形成与发展的原因主要可归结为四大因素：首先是其具备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香港位于亚洲中心，面向南海，利于通商。维多利亚港水深且常年无冰，便于货船往来。正是这一天时地利，使得香港在发展初期便拥有了极大的贸易结算需求，并吸引大批外资银行前往，并成为了其金融业发展的启动器。第二点原因是受益于内地工业发展及改革开放的时代红利。香港的发展与内地密不可分。在内地不断加大对外开放力度的背景下，香港对外成为了配置中国内地优质资产的中转站，对内地则成为了对外融资的绝佳平台。第三点原因，在于成熟且自由的金融制度。自70年代以后，并着力于金融市场开放、保障资金自由流动。并且多次获得“全球最自由经济体”之称，进而吸引大量国内国际资本进入。原因之四是香港享有“一国两制”的独特优势，更为国际与内地企业资本的进入提供了便利。一系列经济和金融数据显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在短期，受到一定事件带来不确定性提升的影响，会出现一定波动。但在长期，获益于中央政府坚实有力的支持政策及其自身成熟的市场调节经验，金融业表现出了强大的韧性，香港金融中心地位具有优势。从来自监管机构、证券市场及银行业的直接数据，到来自市场调查机构、评级公司等第三方机构的间接评估，均可以体现这一观点。在香港完善、灵活的金融体制以及背靠内地、互联互通的支撑之下，港股依然具有韧性。2019年香港联交所近十年来第六次成为全球首次公开募资金额排行榜首位，自九月后，香港证券市场上市活动明显转暖，并且第四季度的上市公司数目达到历年最多。根据香港交易所2019年年度报告披露数据，当年首次公开募股市场集资总额达3142亿港币，同比上升9%，处于全球首位。而从上市公司数量上，当年有168家主板公司在港上市，同比增17%。沪深港通同样展现亮眼成绩，北向交易平均成交金额达人民币417亿元/日，同比上升104％。债券通平均每日成交金额亦达107亿元人民币，同比增197％。在不确定因素冲击下，香港金融市场依然是境内外资本配置往来的优先选择。受益于包括“港版国安法”落地，香港市场20年首次公开募股金额再创新高，位居全球第二，仅次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创2010年以来新高。伴随内地融资环境的不断改善及资本市场建设区域完善，包括北京证券交易所建立、注册制试点等政策将对香港证券交易所的部分职能起到替代作用。相较于证券市场，外汇市场则更加敏感。根据国际清算银行及各地金融监管部门数据，香港在2018年以前长期处于全球外汇交易量第三名的地位②，这一排名维持了十余年。2019年，香港外汇交易市场规模受到大幅冲击，其中大量交易转移到了同样为自由市场经济的新加坡。当年新加坡日均外汇交易量飙升至6399亿美元，相较于香港6320亿美元的交易量高出约1.25%。在货币市场上，为满足香港特别行政区高度外向型经济体系需求，联系汇率制度作为香港金融稳定的支柱，保持其正常运行，是香港金融管理局的首要货币政策目标。监管披露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底，中国香港外汇储备资产达到4413亿美元，同比增长近4%。而2020年在疫情影响下，全球避险情绪高涨，香港金融管理局应银行要求，共沽出3,835亿港元，并使汇率在7.75港元/美元水平上维持了稳定。外汇基金的庞大财政资源和香港稳健的银行体系，充分保障了香港的货币及金融的长期稳定。修例风波发生前后的2018、2019与2020三年增长率分别为4.01%、3.38%与3.73%，2021年前三季度同比增长率更是达到了5.56%，显示出香港金融业正在摆脱外部事件所带来的不利影响，且依然具有很强的增长潜力。而从比重上看，2020年香港金融及保险业生产总值超6000亿港币，于2018年对比，其在总体经济所占比重由19.44%提升至22.57%，在五大国际金融中心③中居首位，进一步体现了金融业在香港经济中的核心地位并未受到影响。如市场调查公司及评级公司等第三方机构，同样传达着相同的信号，即中国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在短期内的确受到了冲击，但伴随局势的趋稳，未来展望依旧乐观。其中较为常用的衡量金融国际化程度的是中国综合开发研究院与英国Z/Yen集团共同测算并发布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数（GFCI）。在香港“修例风波”前（2019年3月），中国香港在全球金融中心排名中位居前三，仅低于纽约和伦敦。而在同年9月发布的第26期指数中，纽约、伦敦、中国香港虽仍然占据前三位置，但评分均出现了不同程度下降。随着“港版国安法”的落实，中国香港经济社会运转恢复稳定，再次回归到了全球第三的位置。伴随香港特区社会恢复繁荣与稳定，有利于稳定投资者信心，进一步吸引全球各地的更多投资者赴港营商投资，中国香港作为全球金融中心的前景依然乐观。香港强大的公共财政管理能力、强劲的经济韧性以及较高的人均收入均支撑了香港的信用等级，依然保持了AA－的良好评级，且展望稳定。阿里巴巴等诸多中国大型科技创新企业，选择在香港联交所上市募资，进一步凸显了香港特区作为中国内地企业境外融资中心的重要地位。这一地位与中国香港地缘优势将有望获得进一步巩固。同时如存款、在香港特区注册公司数量、就业与签证等多维度数据显示出香港作为全球商业中心，地位并未受到明显削弱。加之作为香港特区经济制度、简单税制及低税率均未改变，因而其对内作为大陆企业离岸融资窗口，对外作为外国企业开展业务的重要基地的功能将长期持续。

二、香港特区金融业未来发展趋势香港应积极考虑更好地融入大湾区建设，继续发挥自身便利作用，吸引中资企业赴港上市等。

（一）发挥自身优势，证券市场前景光明

摘要：中小企业是繁荣我国实体经济的重要基础，发展供应链金融对于促进中小企业融资具有积极意义，也是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具体举措。作为新兴的金融业态，商业银行在供应链金融中的融资功能有待增强，依托金融科技的供应链金融业务和产品整合也有待提速，并需要构建相应的风控机制。供应链金融成为中小企业融资的新途径，商业银行应发挥资金主渠道作用，通过深度介入产业链，大力应用金融科技，整合资源，丰富金融产品和服务，引领创新发展。

关键词：供应链金融；中小企业；融资；金融科技

当前，我国正在大力支持民营经济发展，通过创新金融服务模式，发展供应链金融来为中小企业提供多样化融资途径具有重要意义。

一、供应链金融是中小企业融资的新途径

供应链金融是指以供应链交易为基础，通过向链条注入信用和资金来达到为上下游企业提供信贷支持的一种新型融资方式。［2］供应链金融是实现银行和企业共赢的生态系统，对中小企业更具有包容性。从企业层面而言，供应链金融淡化了银行以往关注的企业规模和财务报表等传统项目，通过依托核心企业强化金融风险识别和防范，降低了相对弱势的中小企业准入门槛，作为新型融资工具提升了上下游中小企业的融资能力。对于银行而言，利用融资和风险缓释的措施和技术，通过与核心企业的资信捆绑来提供授信，降低了向中小企业放款的风险，业务渠道下沉能获得更大的定价溢价空间，有利于使小微金融业务取得突破性进展。［3］供应链金融具有普惠金融的融资功能，基于供应链事件驱动而非企业身份驱动，突破了中小企业信誉度不高的限制。在我国当前供给侧改革的背景下，供应链金融“从产业中来、到金融中去”，具有深厚的行业根基和发展空间，大力发展供应链金融有利于资金“脱虚入实”，增强产业体系支撑，释放中小企业创新活力，推动企业降本增效，促进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深度融合。［4］党的报告提出，要在现代供应链等领域培育新的增长点、形成新动能。国务院的《关于积极推进供应链创新与应用的指导意见》中明确指出，要积极稳妥发展供应链金融，鼓励商业银行、供应链核心企业等平台为上下游中小微企业提供高效便捷的融资渠道。商务部等十部门联合的《国内贸易流通“十三五”发展规划》也提出“鼓励流通企业采用投资基金、动产质押等多种方式融资，降低企业融资成本，稳步推广供应链金融”。在现行政策的大力支持下，得益于市场和技术力量的共同推动，供应链金融市场的巨大潜力正在逐渐得到开发，成为促进中小微企业融资的新途径，也是银行业务转型的重要方向。

二、供应链金融支持中小企业融资中存在的问题

当前，从商业银行开展供应链金融业务的具体情况来看，还存在一些问题和障碍，影响了供应链金融对中小企业的融资服务。

摘要：高新技术的发展创新带来了新时代的进步，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越来越多的便利。微信支付、支付宝支付等电子支付平台的出现也恰恰印证了传统金融受到技术创新的影响，从具有面对面交易特点的传统金融时代变更到线上交易的金融科技时代这一事实。本文通过分析预测金融科技行业的未来走向，金融科技公司有替代传统银行的作用，因此提出银行的变革是必要的。

关键词：金融科技;英国;传统金融业;金融监管;政府决策

金融科技(FinTech)是将金融(finance)和技术(technology)两者相结合之后产生的合成新概念词，是将传统的金融系统中高科技与核心创新理念相结合，优化现有服务效率的新型服务概念。在过去，金融科技以改善和支持现有金融服务为目的扮演着协助市场的角色。在20世纪80年代，随着个人电脑的出现，金融公司将互联网与现有的金融服务结合起来，提供网上银行服务，为客户提高便利性。从那时起，移动设备和智能手机相继出现，人工智能，社交网络服务(SNS)，大数据(bigdata)和区块链(blockchain)等先进的信息通信技术已经成为融入传统金融业的融资技术的新技术。

1英国金融科技的出现

英国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开始意识到金融科技的重要性。与此同时，随着对现有银行的信心下降，全球对传统金融服务的需求开始下降，在全球范围内重组金融服务市场的急迫任务也终于被搬出台面，国家经济核心为金融服务业英国的反映尤其激烈。金融科技产业以能排除时间及空间限制为消费者提供金融服务为主要特点，为市场提供的便利彻底改变了英国消费者对金融市场的需求。另外，近年来，基本支付程序已经大大简化，因此用户可以在第一次使用时通过授权证书进行认证，然后可以通过预先登记的密码或指纹等简化的识别过程进行交易。这对那些厌倦了现有银行高压商业惯例的英国客户而言，金融科技的简便性已经凸显出来。英国银行没有向消费者配备相对方便的金融系统。久而久之，英国的当国客户开始向市场寻求一种能代替这对他们来说相对不方便的金融服务系统。为了克服金融市场的危机，英国政府选择培育FinTech产业，以提高现有金融市场的竞争力，进一步增强消费者的便利性。由于英国拥有庞大的金融业规模和政府积极的养育政策，其金融科技产业以非常快的速度增长。不仅如此，英国还拥有强大的金融基础设施，在此基础上，各种融资网络也为吸引全球的金融科技公司到金融中心英国创造了条件。两者相辅相成，各金融公司的流入为英国注入了新力量，为英国不仅是金融行业也为新发展起来的科技金融行业提供了原动力，而英国的金融市场环境以及政府的各种优惠政策也为进入英国市场的企业们提供了保障。此外，英国在政府的强有力领导下实施了各种意在培育金融科技业的政策。随着英国在伦敦创建数字技术集群TechCity，许多高科技公司入驻TechCity，为金融科技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不仅如此，英国金融业绩监督机构金融行为监管局(FCA)还宣布，ProjectInnovate将支持金融科技行业，并自2014年10月开始运营创新中心，这是一项新的关于FinTech业务支持计划。自2016年5月起，英国经过测试后运营首个利用监管沙箱为金融市场提供了安全的监管环境和保障，进一步加快了金融科技市场的创新速度以及发展速度[1]。

2英国金融科技的主要领域

英国贸易投资总署将金融科技行业按业务领域分类为支付、财务数据/分析、财务软件和平台四个部分。韩国经济学家安秀贤提到在英国的金融科技市场，支付是最大的部分。而支付部分是指易于使用且费用低廉的汇款和支付服务，具体包括基础设施、在线支付和外汇交易。该服务主要通过与金融科技人员与银行和信用卡公司等现有财务公司的合作提供，并为用户提供服务，如NFC和电子钱包。另外，PayPal和支付宝是全球提供支付服务的公司，其在财务数据分析部分中，通过收集和分析与个人或企业客户相关的各种数据来创建新的增值。其中业务细节包括信用查询、资本市场和保险。它主要提供在线使用的线上股票、债券和期货投资平台，并通过互联网注册后提供相应的服务，为其各业务提供保险保障服务。在财务软件方面，利用先进的智能技术提供比现有技术更创新高效的金融服务和服务相关软件。其中包括会计、风险管理和综合资产管理等。最后，平台领域为个人和企业客户提供各种交易基础，以便在没有金融机构干预的情况下自由进行金融交易。与现有金融服务相比，金融投资平台以更低的手续费以及更快速的转账服务为竞争优势，以此增加其市场份额。

由中国国际商会、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中国财政学会和亚太金融论坛共同主办的2021年亚太金融论坛日前在北京举行，中国贸促会会长、中国国际商会会长高燕出席论坛开幕式并致辞。本届论坛设有“‘双碳’目标下亚太地区的投资机遇”“保险与社会经济发展”“证券市场的开放与区域融合”“绿色金融助力‘碳中和’”“数字化与金融”“信用体系与数据安全”等议题，在为期两天的论坛中，“数字”“创新”“绿色”成为论坛讨论的热词。

一、创新是金融活力的源泉

高燕在致辞中表示，亚太地区是全球发展速度最快、潜力最大、合作最活跃的区域。去年以来，亚太地区在合作应对疫情、推进区域经济复苏等方面都充分展现了强大的韧性和繁荣精神，率先形成了经济恢复势头，也为拉动世界经济复苏做出了重大贡献。“亚太金融论坛是亚太经合组织框架下的金融领域、公共与私营部门开展对话合作的机制性平台，也是各国工商界深入参与国际议题讨论，促进区域开放合作共赢的成功典范。”高燕表示，本届论坛以“共建创新包容的金融市场”为主题，寓意深刻，体现了当今亚太经济合作的内在需求，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重要的现实意义，成为引领亚太区域创新发展和推动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高燕指出，金融业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业的健康、平稳发展，也是国家、区域乃至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经济是机体，金融是血脉，两者共生共荣，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经济兴、金融兴，经济强、金融强。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中国财政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刘尚希表示，创新是金融活力的源泉，也是金融能力的延展，在肺炎疫情冲击下的经济复苏进程中，金融创新发挥着基础性、引导性的作用，支持了亚太地区经济率先形成恢复势头。在刘尚希看来，金融创新含义广泛，既包括金融业态创新，也包括产品创新、机制创新等。其中，业态创新主要与数字经济和科技金融相联系；产品创新主要与区域经济一体化与金融开放相联系，要支持各成员的资本市场有序开放，推进区域金融市场互联互通，增强供应链的韧性，坚守金融信用和防范商业风险；机制创新主要与生态环境和绿色金融相联系，要推进成员方开展绿色债券、保险、信贷和基金等机制创新，促进财政金融协同，完善环境产品降税清单，推动能源向高效、清洁、多元化发展，实现绿色增长。

二、推进绿色金融发展

中国财政学会会长楼继伟表示，在今年7月召开的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中国提出，早日战胜疫情，恢复经济增长，是亚太各成员当前最重要的任务，这也成为当前亚太区域经济金融发展的“双基点”。为此，必须坚持开放合作，推动疫苗作为国际公共产品，坚持包容性抗疫，确保发展中国家的可及性和可负担性，共同守护人类健康美好未来。其中，财政和金融合作是提升包容性抗疫的重要手段。高燕表示，中国政府历来高度重视金融业开放与合作，近年来通过实施一系列开放措施，中国金融市场已大幅放宽金融业外资股比限制，形成了包括首家外资独资保险控股公司在内的一批示范性实例。“今天的中国已是世界金融科技的创新发展沃土。”高燕表示，在金融科技方面，中国的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大数据等技术日渐成熟，与金融产品和服务场景的结合也日趋紧密。在金融服务方面，中国正在着力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同时完善收入分配结构，努力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金融服务将以服务人民生活、服务实体经济为前提，不断优化服务结构，提升服务质量，不断畅通金融血脉，服务民生百业。可以预见的是，未来的中国金融业有着巨大的发展潜力和成长空间。为应对气候变化、推动亚太地区有序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绿色金融发展是金融创新重要内容。在以“绿色金融助力‘碳中和’”为主题的全体会议上，参与讨论的嘉宾表示，中国已经进入了绿色低碳发展转型的新阶段，生态文明建设是未来发展的重要方向，在此之下，最重要的问题便是绿色低碳转型，绿色发展需求越来越迫切，而服务于绿色低碳转型发展的绿色金融也应运而生。近年来，中国绿色金融产品越来越多样化，不过，与成熟市场相比，当前绿色产品总体比较单调，而不同项目则需要不同期限的产品来匹配，未来政策需要继续发力助推绿色金融市场进一步完善。楼继伟表示，当前，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在国际金融和地区经济上形成了一定的“负面溢出效应”。面对挑战，要坚持《2040年亚太经合组织布特拉加亚愿景》，建设开放、活动、强韧、和平的亚太共同体，有效应对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利己主义的压力，把握绿色发展、数字经济、科技金融的机遇，遵循经济、金融的发展规律，坚持把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抑制负面溢出效应，全面落实亚太经合组织互联互通蓝图，实现亚太地区经济金融的强劲、平衡、安全、可持续与包容增长。

作者:周东洋 单位:中国贸易报

摘要：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金融服务业的核心竞争力对国家经济的影响重大。本文通过将人力资本水平引入中国金融服务贸易竞争力分析中，从理论机制梳理了人力资本对我国金融服务贸易竞争力的影响路径，并在此基础上利用相关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中国金融服务贸易长期处于逆差状态，主要是保险服务的大量进口所引起，国际市场占有率极低，贸易竞争力较弱。但从动态视角来分析，中国金融服务贸易规模呈发展态势，且市场占有率与贸易竞争力已有显著提高，实证结果验证了中国金融服务贸易竞争力加强主要受人力资本和金融业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

关键词：金融服务贸易；人力资本；贸易竞争力

目前各国产业发展格局发生巨变，服务经济飞速发展，已成为新时代背景下经济发展的显著特征和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升级的主要推动力，是如今国际市场竞争中的新兴重点领域，世界服务贸易结构日益向新兴服务部门倾斜，而传统服务业所占份额持续下降。以金融服务为代表的新兴服务业，在服务贸易内部结构中的比重将显著提高，服务业的竞争重点将逐步从传统服务业的竞争转向通过金融服务的新兴服务业的竞争。在此背景下，探究金融服务贸易竞争力提升的主要动力要素是富有重要现实意义的。关于金融服务贸易这个议题，大多数文献集中在对其竞争力的探讨。部分学者利用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贸易竞争力指数等对金融服务贸易进行了对比研究[1～3]也有部分文献围绕金融服务贸易的影响因素进行探究，主要从宏观经济因素和要素投入角度两个方面展开。刘建廷(2012)[4]从FTA视角出发，对比了中国、日本、韩国金融服务业的发展现状，认为中国的金融服务贸易竞争力与贸易自由度均无法与日本和韩国相抗衡。因此，中国应渐进有序地开放金融服务贸易策略，逐步推进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黄满盈，邓晓虹(2018)[5]将总量与动态发展纳入综合考量，构建了BTCGa用于测度双边服务贸易竞争力，并基于引力模型对其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发现：贸易双方的经济规模、经济自由度会对中国双边金融服务出口竞争力产生显著的影响，中国对大多数贸易伙伴的金融服务出口不具有竞争优势。黄蓉(2016)[6]从要素投入的视角展开讨论，她认为在未纳入技术因素的条件下，资本对中国金融服务贸易出口具有负作用，但在技术条件下劳动力对金融服务贸易规模具有较大的积极影响，且能淡化资本的作用力。

1人力资本对金融服务贸易竞争力影响的理论基础

斯密将“分工理论”延伸到国际市场成为比较优势理论的源泉。Hecksher&Ohli基于李嘉图模型进一步提出了要素禀赋理论，是对比较优势理论更深层次的扩展和补充。随着服务贸易规模的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学者加入服务贸易研究中，希望为服务贸易找到适用的理论依据。在新经济增长理论中，Lucas将人力资本视为一种特定的要素，提出了“专业化人力资本积累增长”模型。他认为劳动力的专业化可以通过“干中学”效应在生产实践中获取，劳动要素的专业程度随着产出数量的增加而强化，专业化后的劳动要素因为具有内生动力而成为人力资本，由于专业化的人力资本增长是在已有的人力资本水平上进行，人力资本的积累总体上递增，导致人力资本的边际产出具有递增性，因此人力资本积累是产业不断发展和经济持续增长的内在动力源。Sagari(1989)[7]在探究国际金融服务贸易比较优势的根源时，内生增长理论的内核引入H－O－S的分析框架下，认为国家之间不仅存在技术阶梯，而且技术转移日益成为服务贸易的主要内容。国与国之间存在技术落差，不同技术水平所导致的要素投入组合不同，即较高的技术水平可节约要素投入。因此，各国间的技术差异是驱动金融服务贸易发展的重要因素。金融服务既具有资本密集型特征，也具有人力资本密集型特点。当今国际金融服务贸易竞争激烈化的一个重要表征即人才竞争的不断加剧(刘辉煌，2000)[8]。人力资本增加意味着生产要素质量的提高和生产技术水平的进步，首先会导致金融服务业规模经济效应的形成，由于规模经济效应，人力资本产出的边际成本逐渐降低，金融服务贸易竞争力由此得以实现和保持。其次，人作为技术实现的主体，在人力资本作用加持下，传统金融服务与新思潮、新科技的结合，强化金融服务的内容、形式和质量，进而提高金融服务贸易竞争力。最后，技术流动使得一些发展中国家获得了较快的技术进步，服务贸易本身就是一种技术的传播渠道，它可以通过影响技术和其他生产条件，进而影响一国产业的发展。发达国家的金融服务内容和服务技术水平遥遥领先，在金融服务领域外商直接投资不断增多，中国对金融服务的大量进口，将对中国金融服务行业产生某种程度上的“技术溢出”，充足的高质量的劳动力(即所谓的人力资本)意味着更强的学习与吸收能力，在人力资本作用的加持下，通过对进口金融服务内容与技术的转化和吸收，能够刺激中国金融服务企业更新其服务内容与技术创新动力，从而提高我国金融服务贸易竞争力。基于以上三点，本文提出假设：人力资本对中国金融服务贸易竞争力具有促进作用。

2中国金融服务贸易发展动态

2.1中国金融服务贸易规模与结构。整体而言，中国金融服务贸易规模呈扩大态势，但贸易净值常年为负值。2005年金融服务贸易出口额为6.95亿美元，2018年扩大至84.04亿美元，相比增加了约11.1倍，年均增长率为23.41%。另外，中国金融服务贸易逆差在报告期内呈先扩大后缩小的发展趋势：2005年金融服务贸易逆差为66.64亿美元，随后持续扩大并于2013年达到峰值，逆差额为186.03亿美元，2014-2018年金融服务贸易逆差状态有所缓和，但仍处于逆差状态，说明我国金融服务国际竞争力并不乐观。中国金融服务贸易逆差主要原因在于保险服务的大量进口，2018年进口了近119亿美元的保险服务，而其他的金融服务进口规模约占前者的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