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理论范例

一、金融全球化下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

（一）宏观经济的内在矛盾与冲突

在金融全球化的过程中，随着各国银行制度与金融结构的整合，使得各国金融活动的相关程度提高，这就客观地要求汇率制度或汇率政策的灵活性，以消除外汇储备耗尽的风险。然而，由于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对美、欧、日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依赖性较大，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各国纷纷选择了美元或以美元为主的“一篮子”货币的固定汇率制度。这种汇率制度的安排就造成了这些国家宏观经济的内在冲突。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弗诺德、伽伯等人提出的国际收支危机模型（又称理性投机攻击模型），比较客观地解释了这种宏观经济的内在冲突引发金融危机的机理。在资本市场开放条件下，造成金融危机的最主要的问题是发展中国家所特有的固定汇率制度与独立的货币政策和资本流动之间的内在冲突。在金融全球化进程中，随着资本市场的开放，资本的流人与流出不受限制，这同时也是金融自由化发展到最后阶段的必然要求

（二）金融全球化下的理性预期和道德风险

金融全球化造成的三元冲突是金融危机发生的必要条件，但并不是充分条件。金融危机之所以频繁发生还在于金融全球化背景下投资者理性预期的自促成及道德风险的普遍存在。随着资本运动，在完全不可变更的货币联盟和完全的浮动汇率之间没有舒服的中间道路可走。奥伯斯持菲尔德模型证明，危机的根源是市场预期和固定汇率制度，而不是政策和经济状况，维持固定汇率制度是不可能的。除了市场预期会引发金融危机之外，道德风险的普遍存在也是引起危机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所谓道德风险，在这里是指由于实际利率水平的提高，银行为了追逐高额利润而将贷款投向高风险项目。而由于存在着政府对银行的显性或隐性的保险，使得这种追逐高风险回报的贷款行为超出了一定的限度。

（三）金融全球化背景下宏观经济内在冲突的激发

从以上两类金融危机模型可以看出，对于金融危机产生机理的研究正在从实体经济领域向金融活动运行的内在机制深入。由于许多金融危机理论只是对当时的一些危机现象做个案式的剖析，尽管模型续密；推理严整，也相当深刻地说明了某一方面的问题，但不断变化的金融危机现实不断地给出新的难题，无论哪一个模型或哪一个阶段的理论都无法全面地说明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而在经济、金融全球化日益加深的今天，对于金融危机机理的研究还尚有很大的空白。更值得指出的是，现有的金融危机理论模型似乎没有充分注意到20世纪70年代以来广大发展中国家，甚至世界范围内日益加快的金融全球化进程。在分析金融危机时，似乎没有考虑到在这样的条件下一国乃至全球宏观经济的深刻变化。因此，我们在这里试图充分考虑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下，透过资本市场开放时期宏观经济的不协调性，对这些金融危机理论做尝试性的综合。

摘要:金融跨国波动形势与传播机制等变数使金融危机的跨国效应愈演愈烈，稍不留意便会借助外贸渠道迅速“传染”至其他国家，而最终演变成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作为外贸高依存度国家，我国应立足内需的策略需求，适度降低对外贸易的过度依赖;国际贸易要“走出小圈子、闯出大市场”，理顺贸易伙伴新型多元化机制;以制度措施促规范，实现贸易集体固定式汇率制;以积极的心态投身国际金融货币合作，不断提升我国在维护国际金融经济稳定的效能。

关键词:全球化经济;金融危机;跨国效应;免疫对策;探究

目前，经济全球化大趋势愈演愈烈，随之带来“雪球”效应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屡有发生，这种经济高关联所引发“传染性”危机的迅速蔓延，已引起理论界与舆论界的广泛关注。面对这样流行性“顽疾”，学者们痛心疾首、大声疾呼，以不同的声音唤醒人们对这种世界性“传染”危机的警觉与重视，提醒世人应尽快、竭尽全力加以解决。

一、基于金融“顽疾传染”的危机路径辨识

为规避这样的“顽疾传染”，国内外理论界则始终把防范金融危机传播机制作为经济发展头等要务，并不懈致力其研究当中，竭力从看似杂乱无章、并无关联路径中辨识相似或相近的特征，在跟进的特征突破中寻觅一种预防危机“重演”的有效手段。有知名学者曾提出，市场中一旦出现与市场汇率不协调“音符”，即便是政府的“强硬”宏观调控，其结果也必将是背道而驰，金融危机则一触即发。尽管学者研究危机问题的立意视角各有不同，但基于实际结合理论研究问题的思路是相通的，从不同的角度分别进行了探讨，进一步增强了人们对金融危机路径的理性辨识。路径一:共生因素的辨识。一般而言，国际金融市场形成的协调价格运动多由共生因素导致，由此而引发的各国货币危机皆源于此。该理论辨识点在于突出解释了一些新型工业国家货币危机的根源，在遭受国际商品的价格冲击影响，国内货币危机通常会一触即发，而危机的“罪魁祸首”则是来自一些经济发达国家的调整政策，即便再多一些挣扎，也如同风雨中娇弱的身躯难以撼动大树一样，显得多么苍白无力。路径二:外贸危机的辨识。用一句形象的话讲，外贸危机就是国内危机通过贸易活动形成国际外溢，从而引发国际“连锁式”金融危机。该理论辨识点强调了国际金融危机发生的关联性，提出国际贸易危机其传导渠道不仅限于贸易国之间，由此还可带来第三方市场的动荡，也就是说某国家的发生货币贬值，在出口竞争力得到提升的前提下，无形中也间接性掠夺了同类商品生产、供应国家市场，其结果则是国际性市场预期将被无情打压，贬值国汇率势必险象环生，最终诱发货币危机。路径三:资本市场的辨识。资本市场作为老生常谈的话题，重拾话题又有新的市场说法。国际化资本危机新的表现形式为跨市场的金融危机，资本国际化的渗透无形加剧其危机的“蔓延”和“传染”。随着国与国之间经济交流的层层深入，各国金融机构之间的联系也逐渐挣脱了国界限制，而彼此紧密联系起来，在这种情形下，一种国际流动性货币资产频繁交流在所难免，一旦其中某个国家发生流动性危机，最直接、最便捷的手段就是头寸拆借缓解，尽管能短期奏效但也无形加大了他国潜在的货币危机风险。倘若国家间的资产运动具有高度共性之处，则金融危机可借助跨国市场背景下的套期保值迅速外张，造成他国“再蹈覆辙”，显示出跨国危机的“传染高发性”。路径四:投资波动的辨识。投资者的市场运作行为是导致金融市场相关价格波动的主要诱因，不规范的投资行为极易引发金融危机。对投资波动的辨识，应着眼于投资心理预期与资产市场调整行为的冲突环节。金融市场由此而导致的波动与前三种大有不同，这种波动的出现并非国家的经济实体基础暴露非稳定性，而是一种由投资者单纯行为导致而成的资本短期异常流动与大幅资产调整等，由此带来某国国内以及跨国金融资产市场价格的骤变波动。

二、源自危机“跨国传播”的病态机理探析

爆发初期的金融危机的危害性为主表现在国内市场，但受经济全球化大趋势驱使，这种局域性的小范围危机则极容易蔓延，借助外贸渠道就可轻易传至其他国家，如同“肿瘤”般孳生，演变成全球性的金融规模危机。外贸活动是其借助的主要传播渠道，贸易伙伴与竞争对手是其实现跨国传播的主要力量。究其病态传播机理主要如下:(一)贸易伙伴传播机理。这种传播也就是通常所讲的直接双边贸易传播，通常情况下，“危机源”主要通过外贸交易、对外商品及货币投资等扩散路径，将本国风险传播扩散到其他合作贸易国。其病态机理主要是，危机源头国家因金融危机的冲击形成本国货币在短时期内大幅骤然贬值，带给贸易合作国家最直接的结果便是同步增加的巨额贸易赤字。阵痛之余，合作国的外汇储备也骤然减少，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这种被动经济趋势也极容易让这些国家成为国际货币投机者的冲击对象，结局更不容乐观，最终将遭受货币危机的冲击。在此情形下，危机源头国家大幅的短期货币贬值必将同步拉低贸易国家的价格水平，造成贸易合作国家价格消费指数的整体下降，相对合作国家居民消费，国内市场的货币需求量也相应减少，而外币兑换需求则反其道而行之，短期内骤然上升，对外汇储备无疑又“雪上加霜”，更加严峻的货币危机如履薄冰，极易导致再次恶性循环。(二)竞争对手传播机理。如此称谓的传播可理解为间接性双边贸易传播，究其根本，尽管对象不同但也是凭借贸易联系与对手国家将危机“传染”开来，所不同的只是传播形式与贸易伙伴传播略有不同而已。可将此传播路径如此假设，A、B两国为竞争对手，倘若A国遭受了货币危机，在大幅贬值出现的同时也将带来出口贸易量的增长的短期“利好”，而竞争国B国为了维护自身利益绝不可“袖手旁观”，危机面前也必然是采取相应的货币贬值政策积极应对，同步刺激跨国贸易。表象看竞争对手B国的做法似乎无可非议，但透过现象看本质实则不然，该种情况一旦出现，B国则会无形增加被投机者实施货币攻击的潜在风险。同样使原本只发生在一国之货币危机扩散、蔓延成跨国型多区域性质金融危机。

一．金融与经济发展的模型分析

随着金融危机理论模型对现实重大金融危机的解释力越来越强，也就日益接近金融危机发生的本质原因。金融危机下的宏观经济政策也会相应的发生一系列的变化，而这点能够明显的表现在金融业的调整方面，根据原有的AS-AD模型来分析,按照假定总供给在短期内不发生变化，贸易顺差巨大的背景下,银行利率升高加上外资流入增加，使得货币供给增加，带动总需求曲线右移，最终的结果是物价上涨。有理论指出，一国宏观经济已经出现某种程度的内外不均衡，则国际短期资本流动所形成的巨大冲击很容易成为最终引起货币危机、金融危机全面爆发的导火索。对于这样的情况，金融业要根据经济和金融发展的模式积极的调整自身的策略方向，以应对外部经济环境发生变化带来的影响。

二、金融危机后我国经济发展的特点

虽然2009年下半年至整个2010年都是经济企稳的整固期，但是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使得世界经济仍会较为疲弱，经济增长结构将发生一些新变化，2009年内需增长很强、外需极为疲弱，而2010年则会是内需增长有所放慢、外需则有一定的回升，政府对经济增长的直接拉动作用有所减弱，但市场内生的增长动力有较明显的增强。在保持总体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下，保增长政策将使得经济在短期内重新进入高速增长通道的可能性极小，2009年二季度后，世界三大发达经济体或下降幅度明显收窄或已初步复苏，向上的趋势开始形成，带动我国出口有较明显的复苏。但是面临失业率过高、消费增长乏力、财政赤字严重等较多的内在障碍，发达国家的复苏力度将是一种弱势状态，未来较长时间内的增长都不会很强、我国出口产品结构较低并面临印度、越南等后发国家的竞争挑战等，未来几年我国出口都可能呈现弱势增长局面。从投资的角度分析，在金融危机中投资的高增长得力于强大的政策推动，而不是受市场力的驱动，2010年投资增长尽管会有所回落，但增长结构将出现更加积极的变化，即政府对投资的作用会有所减弱，市场对投资的作用会明显增强。从消费的角度看，危机之后就业形势依然不够理想，从而对消费的抑制作用还是比较长的，物价经过下降的趋势后，将逐步恢复正增长，现在我国再次出现了货币的持续高增长，但由于宏观经济总体供大于求的形势没有变，不少工业行业面临越来越明显的产能过剩压力，在外需仍然存在较大压力、内需增长需要整固的形势下，使工业生产保持平稳较快增长而不是加快增长成为许多企业的共同选择。

三、我国金融业发展的概况及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金融业发展迅猛，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稳步发展，我国金融业发展越来越引人注目，金融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但是，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对我国的金融业造成极大的冲击，虽然平稳度过，但是金融危机过后，依然对我国金融业带来了严重的影响，使我国金融业面临市场竞争加剧，通货膨胀态势增大，资本市场涨幅较大，投资风险逐步加大的影响。

（一）发展概况

摘要：在当今时代，金融发展和国际贸易受到了越发广泛的关注，甚至成为当今世界发展的两大主题。伴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的增强，贸易自由化、金融国家化以及经济金融化等的快速发展，使得原本属于各自独立的金融发展和国际贸易呈现出了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的关系。本文从金融发展和国际贸易的现状出发，分别从优化资本禀赋、改善商品结构、强化风险管控、改进金融机制这四方面出发探析了金融发展对国际贸易的作用机理，并就如何实现两者的共同发展提出了优化金融产业结构、调整金融发展策略、扩大贸易商品结构这几点建议，希望对我国金融发展和国际贸易发展有所帮助。

关键词：金融发展；国际贸易；作用机理

金融发展与国际贸易之间的影响作用是相互的，以2018年的中美贸易战为例，其对于中美两国国际贸易领域的冲击极其巨大，中国和美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占据了极其重要的位置，贸易冲突会影响全球经济的稳定增长，并引发各种各样的问题，如海外需求疲软、经济走弱等，导致经济下行压力的增大。基于此，应该积极探索金融发展对国际贸易的作用机理，推动我国经济的转型升级。

一、金融发展和国际贸易的现状

（一）金融发展现状

金融发展可以看作金融结构的变化，其发展过程是金融功能持续扩充与完善，促进金融效率提高、实现经济快速增长的过程。结合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相关数据，2017年，我国金融业增加值达到6.5395万亿，2018年达到了6.9100万亿。同比增长4.4%，这也表明现阶段我国金融发展相对稳定。有研究人员指出，对于国家而言，良好的金融发展态势会对当地国际贸易产生正向激励作用，而较强的金融实力意味着不弱的经济实力，能够为区域在国际贸易中争取到更多的话语权，带来更多利益[1]。

（二）国际贸易现状

当我们对某一观点产生惯性思维后，就很难发现其中的不妥之处。例如，在理解宏观经济产出时，不管基于何种意图和目的，我们都假设经济是单一企业生产单一产品。虽然宏观经济学家们一直在努力丰富经济总量中不同层次商品和服务的多样性，但大部分学术研究和政策讨论仍局限在这一假设下。这一假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意味着，在不涉及部门之间和部门内部发展的基础上，总需求不足、经济波动和生产率的长期演变都可以得到合理解释。也就是说，在考察宏观经济产出时，可以不用考虑诸如一个经济体生产何种产品更有比较优势，或者一个企业生产何种产品更有效率等问题。总括之，与资源错配有关的问题不会对宏观经济产生多大影响。但实际上，资源错配与宏观经济产出之间的联系可能比我们想象的更为密切。对这一问题的忽视已经成为当前宏观经济学的盲点。因此，进一步研究两者的关系并探讨其政策含义，有助于弥补和解决这一问题。下面，我将从金融在宏观经济中的作用这一角度阐述该问题。众所周知，大金融危机（GFC）已经警示我们，金融周期会对宏观经济产出产生巨大影响。最近的一些实证研究也表明，大规模金融扩张和收缩（金融周期）导致的资源错配可能会对生产率增长产生实质性的长期破坏。同时，利率、资源错配和生产率之间也可能存在关联性。

一、金融周期与生产率的关系

大金融危机让我们真正意识到金融周期会对经济造成巨大损失。正如我所强调的那样，没有金融周期的宏观经济学就像没有王子的《哈姆雷特》一样。信贷、风险和资产价格，尤其是房地产价格之间自我强化的相互关系，可以导致金融体系自我可持续的扩张和收缩，当其总量足够大时就会使经济发生严重衰退、复苏乏力以及持续低速增长，并长期处于低迷状态。在银行危机发生时尤其如此。为了解释这些事实，经济学家们在假设经济只生产一种产品的情况下，着重考察了需求因素，即重点研究了产出缺口，而忽视了其组成部分的重要性。这种解释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合理性，但毫无疑问，金融周期引发的支出崩溃是经济损失背后的主要原因。这就是全部事实了吗？金融资源错配起到作用了吗？它们是不是通过影响生产潜力及其与总需求的联系进而与宏观经济产出产生了密切关系呢？在近期的研究中我们找到了答案。我们的研究过程如下。首先，我们将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变化分解为两个部分，一个是对所有经济部门来说都相同的组成部分，另一个是由劳动力跨部门流动产生的部分——这是此项研究中的一个基本特征假设。其次，在控制其他变量的影响后，我们比较了两个组成部分影响信贷扩张的程度。最后，我们检验了信贷扩张期生产率各组成部分在随后的经济衰退期影响未来生产率趋势的情况。这里，我们特别研究了银行危机发生时生产率的演变情况。样本选取了21个发达经济体1969～2013年的相关数据。研究主要有以下两个结论。第一，信贷扩张会降低生产率增长。一个典型的信贷扩张期每年至少降低生产率0.25个百分点以上。其影响机理是，信贷扩张使劳动力向生产率增长较低的部门转移，尤其是使建筑部门在短期内膨胀。也就是说，信贷扩张与生产率增长的分配之间存在经济上和统计上的显著关系。这一机理解释了近三分之二的生产率增长。正如切凯蒂和卡鲁比（2015）所指出的，信贷扩张会降低生产率增长，其主要途径是诱导劳动力资源向低生产率增长部门转移而造成的。第二，如果发生银行危机，那么金融扩张期带来的劳动力重新分配会对生产率增长造成更大影响。危机发生后的五年，生产率增长平均每年下降0.5个百分点。整体效果的规模可能更大。考虑一个完整的金融周期，包括五年信贷扩张期和危机后的五年，生产率增长的积累缺口将达到约6个百分点。也就是说，2008～2013年，出现经济繁荣和危机的发达经济体生产率增长每年损失约0.6个百分点。这大致等于它们同期的实际平均生产率增长。以上事实说明，对于造成生产率增长损失的实际因素应该给予更多关注。如何解释银行危机发生后，经济繁荣期资源错配会对生产率增长产生更大的影响呢？这需要更多研究，但一个合理的猜测是在繁荣期过度扩张的部门在后续发展中不得不收缩，这不仅涉及资源重新分配，还需要纠正前期的资源错配。在这种情况下，银行危机发生后过度负债和已遭破坏的银行体系使得资源调整需要付出更大的成本。例如，如果家庭抵押贷款债务超过其房屋价值，那么这些家庭将很难通过搬迁来寻求更好的就业机会。更重要的是，虽然部分银行资产负债表受损，并持有高额不良贷款，但其并不愿确认损失和信贷错配：仍然保证还款能力较差的借款人的信贷水平，却压低还款能力强的借款人的信贷规模或增加信贷成本。实际经验也证实了这一点。以上分析使我们对经济生产能力持续弱化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宏观经济学家始终假设经济只生产一种产品，总需求持续不足可能会导致供给减少，失业者失去技能，投资不足会降低未来生产潜力，尤其是减缓新技术的应用。但生产结构也很重要。过度扩张的部门需要缩小到可持续发展的规模，这就涉及总需求的扩张和收缩，调整过程会较为复杂。其核心不再是广义的需求缺口，而是各部门之间的资源错配；事实上，经济繁荣期总需求大量增加促进了资源错配。这就意味着经济恢复必须解决错配问题。各部门之间的情况也同样适用于部门内部。从分析角度看，基于企业的研究更为有利。不仅可供观察的企业数量庞大，最重要的是“需求”因素能够得到有效控制：可以假设同一部门的所有企业面临相似的需求。这样“错配”问题的识别更加简单，不同需求的差异也更为明显。例如，我们可以判断在生产率较低的部门，产出需求快速上升是由于经济增长还是长期的经济发展不平衡。但对宏观经济而言，研究部门之间的错配问题可能更为重要。

二、利率与生产率之间的联系

金融周期、资源错配与生产率之间存在广泛联系，那么利率尤其是持续低利率与生产率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呢？目前的观点普遍认为，两者确实存在联系，但仅限于生产率提高真实利率，反之则不存在。这一观点的理论基础是“货币中性”（即长期来看，经济的实际产出水平不受货币政策影响）。因此，货币市场利率将逐渐收敛于某一均衡利率水平或自然利率水平，且只受非货币政策因素的影响。我认为上述分析过于简单，大大低估了货币政策的作用。实证研究表明，生产率增速影响真实利率这一假设非常脆弱。同时，上述研究并未说明该关系在“某种条件”下成立的可能性（比如货币政策的窗口期）。利率与金融周期的相互作用可能是利率影响生产率增速的途径之一。基于此，考虑金融目前所处的周期阶段和对政策的响应将变得尤为关键。在金融扩张期，低利率尤其是持续的低利率可能会扩大金融周期的幅度和长度。这是因为货币政策传导渠道具有促进信贷增长、推升资产价格和鼓励过度冒险的倾向。此外，低利率的影响更有可能存在异质性。因为各部门企业的对外融资需求和在市场上的议价能力各不相同，因此对利率的敏感程度也不尽相同。根据低利率促进金融繁荣的程度不同，金融资源会流入不同的实体部门，如建筑业或金融业，进而对生产率变化产生影响，银行危机发生后，上述现象将更加明显。由于金融周期的时间跨度一般会比较长，可达16～20年，且对生产率增长的影响较为持续，所以可以认为利率变化是中性的，似乎“在货币政策的窗口期内”并无益处。在金融收缩期，持续低利率具有同样的影响。具体来说，首先是在危机管理时期，银行危机导致金融萧条，低利率受到市场欢迎，有助于稳定经济运行，防止金融系统和经济产出的螺旋式下降。其次是在危机恢复期，此时的首要问题是修复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但持续、异常的低利率可能导致抵押品损失，缓解借贷者沉重的债务负担，尤其是以浮动利率计算的债务。这也许会降低资产负债表的修复速度。因为当利率长期处于低位时，一方面银行背负不良贷款的机会成本更低，另一方面区分借贷者的难度更大，这都将延缓银行解决潜在的资产负债表问题。最终，盈利能力较差的僵尸企业仍然得以存活，还挤占了其他企业的金融资源。上述机制在理论上可行，但缺乏相关的实证证据。现有研究大多只讨论银行本身的脆弱性，并未涉及持续低利率造成的影响。显然，两者通常会同时存在，因此对其进行区分并非易事。研究表明，大规模的资产购买能够压缩信用风险溢价，尤其能降低风险区分。以上研究还不足以证明低利率对资源分配的影响，仍有待进一步深入分析。利率水平与僵尸企业之间是否存在更一般意义上的关系呢？班纳吉和霍夫曼（2018）利用来自14个OECD国家1980年至今包括近32000家上市企业的数据，对该问题进行了实证分析。首先，根据OECD对僵尸企业的定义（即成立10年以上且盈利不足以支付利息支出的企业）进行筛选。其次，在OECD定义的僵尸企业的基础上，进一步选择其中预期增长潜力相对更低的企业，即托宾Q比率低于行业中位数水平的企业，其目的是剔除特斯拉这种目前亏损却具有巨大发展潜力的企业。研究发现，第一，僵尸企业的占比持续上升。剔除周期性波动，OECD定义下的各国僵尸企业占比均值从1980年的接近于零稳步上升至2016年的10%以上，在更严格定义下的僵尸企业占比均值也达到5%。第二，僵尸企业的存续时间变得更长。例如，更严格定义下，1987年的僵尸企业在下一年仍是僵尸企业的概率是40%，但2016年这一概率上升至65%。为什么今天的僵尸企业比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存续的时间更长呢？目前该问题的答案仍不那么清晰，但可能的原因在于，本世纪以来企业缩减债务的压力更小了。回归分析结果显示，2000年以前，僵尸企业缩减债务的规模占总资产的比重比非僵尸企业多了3个百分点，但2000年以后，两组企业没有显著区别。即使僵尸企业的偿债覆盖率有所恶化，但其利息支付仍有所下降。综上所述，由于偿还债务的压力下降，僵尸企业进行资产抛售和缩减资本支出的动力不足，因而阻碍了金融资源的再分配，挤占了具有竞争力企业的金融资源。值得关注的是，僵尸企业的诞生与名义利率下降之间存在密切关系。如图1所示，僵尸企业的占比和存续时间都与政策利率呈显著的正相关性，即使剔除变量的周期性波动，上述关系依然成立。因此，较低的利率水平可能反映了整体经济的疲软，导致僵尸企业发生率上升和存续时间延长。但上述关系也可能仅仅是巧合。可能原因之一是利率之外的其他因素导致上述关系的出现；例如，可能存在反向因果关系，即由于生产率下降和经济活动低迷，企业盈利能力减弱，从而导致央行放松货币政策、降低利率。这无疑能解释周期性波动部分，但对其他部分的解释力则稍显不足。如前所述，一方面，在某种条件下低利率可能会通过放大金融周期对生产率造成长期损害，从而导致僵尸企业出现；另一方面，由于持续的低利率水平，贷款人发现继续为僵尸企业提供资金支持的机会成本正变得更低，这使其更具有容忍度，特别是在贷款人仍希望获得收益时，僵尸企业会存活更长时间。目前，我们对低利率、僵尸企业和生产率等因素之间的关系还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这将有助于了解资源错配的影响因素并制定相应的货币政策。例如，OECD已经意识到了僵尸企业对生产率增速下降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僵尸企业的占比越高，提高名义利率的风险就越高，我称之为“债务陷阱”。从选择合理的操作目标到制定更广泛的结构调整政策和宏观经济政策，上述因素对各类政策的制定都提出了巨大挑战。

三、结论

在当前的研究和讨论中，资源配置与宏观经济总产出之间的关系总是很不明确，这是当前宏观经济学的盲点。大量的研究应该关注它们之间的互动，而不是强调它们的独立性。我通过重点关注金融与宏观经济波动之间存在的长期被忽略的关系，说明了这一点。金融周期通过影响资源错配，对生产率提高造成长期损害。我们需要了解更多利率和这种错配之间的联系。制定政策时更需要考虑这些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实践经验可以让我们更好地理解一些教训。例如，银行危机之后我们需要解决资产负债表的修复问题，为强劲和可持续复苏奠定基础。这样的策略对缓解货币政策压力也同样重要。但是，大金融危机之后这种做法在一些区域的推广较为困难。其他方面（如持续低利率的影响）也需要更好地纳入政策考虑范围。如何做好以上这一切可能会成为解决当前政策挑战的关键之一。

作者：刘佳 单位：广西民族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

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课程，由于特殊的教育功能，使其在我国高校的课程设置中有着极为特殊的学科发展地位。当前，伴随全球经济发展模式的多样化，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也呈现出多样性的特点。在这样的背景下，政治经济学的教学也遇到了一些新的问题和挑战，本人就理论和教学当中如何凸显时代性的问题提出几点思考，希望对该门课程的教学实践能有所帮助。

一、丰富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内容，凸显时代性

课程的研究对象是对一门学科的研究范围、主要任务和研究方向的高度概括，它是学科间相互区别的重要基础。一门学科只有确立科学的研究对象，才能建立它合乎逻辑的学科体系。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序言中明确写到：“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1]即马克思明确把生产方式作为《资本论》的首要研究对象。但长期以来，在我国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几乎都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归结为生产关系，出现了不重视对生产方式的研究或撇开生产方式抽象地谈生产关系的现象。而当前的时代背景，决定了当代社会主义国家包括中国把财富增长和经济增长问题作为这一时期的主要任务，理论研究的重点也集中在如何发展生产力的问题上。对于资本主义国家来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过三百多年的发展，其分配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已达到该制度所能容忍的最大公平。因此，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已从以往主要研究生产关系转向生产力，主要研究市场中资源配置如何达到效率最大化的问题。这一社会现实，让以往主要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作为研究对象的政治经济学陷入了困境，甚至让人们错误地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生产关系的观点已经过时。固然，在财富对一国及个人的影响日益重要的今天，如何让资源配置合理、高效以实现国家富强和个人生活水平的提高，是每一个人也包括当代大学生应该关注的。但弄清纷繁复杂的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背后的本质关系，弄清转型时期社会生产关系的实质，不仅是理论研究的需要，更是指导社会实践的必需。生产关系研究的弱化或缺失将不利于学生对当前我国经济关系的把握，削弱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代性、发展性和科学性。因此。政治经济学必须把研究对象坚实地树立在社会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在把握研究生产力发展的同时，进一步把握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生产关系的本质及其运动规律，指导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发挥理论的强大生命力。

二、理论体系的构建应增强现实说服力

作为一门历史科学，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构建应该及时反映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其理论必须具有现实实效性和与时俱进的精神。二战以来，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蓝本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其经济和政治都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变化。如果教材理论不能根据实践变化而丰富和发展的话，必然削弱理论的权威性和信服力。另一方面，随着社会实践的深入，一些经济理论和经济范畴其含义和所指向的内容、范围出现了新的变化和拓展，这要求我们在教学中必须对这些经济范畴及经济理论作出符合社会现实的解释和说明，使理论能有效地指导实践。如关于资本的概念，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资本是能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体现了资本家剥削雇佣工人的关系，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范畴。而当前，资本与我国经济建设互为促进的功能已日益突出，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我们对资本的界定还停留在传统的概念上，把资本在资本主义社会运动所具有的特殊形态上升为一般的话，显然不利于我国建设一个成熟、健康的资本市场。只有正确界定资本的内涵，才能对资本的功能地位做明确的评价，而地位的清晰将有利于资本推动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再比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强调劳动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它承认信息、科学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在经济增长和价值创造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突出，但认为是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于劳动者，使劳动者的复杂劳动在价值创造中的比重不断增长，劳动仍然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2]这样的认识与知识、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越来越多地应用到现代化企业生产当中。一些学者因此对劳动价值论产生质疑，甚至否定理论的现实功能。要解决理论与实践的矛盾，唯有创新，依据实践去丰富和发展理论，这才是实现理论生命力的有效途径。此外，目前我们教材所使用的一些数据明显陈旧，如教材126页表8-1“美国制造业的剩余价值率”，引用的是1929-1985年的数据；在说明当达资本主义国家垄断的新形式时，教材165页引用的仍然是20世纪80年代的一些垄断组织。[3]数据、实例等如果不能及时反映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整个理论大厦的信服力无疑是受到很大的影响，课程教学的目的性和作用力也会大打折扣。

三、借鉴其它经济理论的内容和分析方法，夯实和发展理论体系

第一篇：企业财务风险和防范

【摘要】

伴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和经济制度的不断完善,我国企业渐渐步入了稳步发展的阶段。但在经营管理过程中,企业还可能面临一些风险,其中当属财务风险影响最大。企业的生存发展与企业面临的财务风险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由此,财务研究的重心放在了对企业财务风险的研究。本文分析论述了可能产生财务风险的原因,并结合我国企业普遍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合理化建议以及有效的防范措施,希望可以使企业在进行财务管理时，认清风险，更加有效的防范风险。

【关键词】

财务风险;风险防范

一、财务风险产生的原因

财务风险是指企业在财务管理的过程中,由于多种不确定的因素，例如市场环境、行业环境等，影响了企业的预期收益，使其远远小于企业的实际收益，因此导致企业发生损失的可能性。企业财务风险产生的本质是来自各种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因此,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内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带来的没有保障性的企业财务操作的结果,是导致财务风险的最主要原因。

摘要：金融和贸易在国民经济活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是国民经济活动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国际分工日益明确，经济全球化进程也不断加快。在这一时代背景下，金融与贸易在区域内以及区域间的融合与互动关系日益增多。因而，对金融发展与国际贸易互动机理进行分析探讨，并采取合理措施解决互动中存在的问题，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关键词：金融发展;国际贸易;策略

近年来，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深化发展，金融与国际贸易之间的融合不断深化，与此同时，金融发展与国际贸易之间的互动也不断增多。因而，这成为国际经济及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发展与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但是，不同的学者对其研究持不同的观点。因而，对金融发展与国际贸易互动机理进行研究，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金融发展与国际贸易发展的必然要求。

1金融发展与国际贸易互动机理的研究内容

1.1融资成本与贸易结构

(1)金融部门的融资成本差异与贸易结构的概述。金融部门的融资成本，与贸易结构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一国在总进口总额和进口产品差异化程度，与银行债权额和贸易融资贷款数量有关，两者之间呈正相关。也就是说，总进口总额和进口产品差异化的程度会随着银行债权额和贸易融资贷款数量的增加而增加。金融的发展，可以使资金在分配方面进一步优化。与此同时，也会使不对称条件下逆向选择的成本得以降低。在这一发展模式下，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一国的出口结构。因而，一个国家要想使无形资产产业部门在这一发展模式下快速发展，需要做好产权保护，顺应时展潮流，满足社会发展需求，继而增加出口产品在本国产品出口中所占的比重。(2)金融发展水平对产业部门的融资成本和资产结构的影响。金融发展水平的高低对产业部门在融资方面和资产结构发挥着重要作用。当然，在这一发展模式下，继而也会对贸易结构产生影响。产业融资借贷能力与金融发展水平息息相关。金融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国家，产业融资借贷能力也相对较差。恰恰相反，金融发展水平越高的国家，拥有较多无形资产的产业部门。因而，对于可以那些金融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的国家，在产业融资方面将会更容易，也将会获得更多的贷款。因而，一国产品的出口结构，受该国的金融发展水平和产业部门资产结构的共同影响。也就是说，本国的出口能力是与该国的金融系统呈成正相关的。金融系统相对较发达的国家，出口能力相对较强。反之，金融系统欠发达的国家，出口能力相对较弱。因而，在信贷约束相对较少，或金融系统相对较发达的国家，企业更容易获得贷款。因而，该国要结合本国实际发展情况，对本国的贷款利弊进行准确衡量。从而使贷款的优势得以充分发挥出来。当然，也可以根据国家发展需求，将这一贷款优势发展为本国的一种比较优势，继而使本国在世界的舞台上进一步发展，从而在出口中占据有利地位。这是一国在金融发展与国际贸易互动中的必经之路。

1.2货币流通性与贸易融资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