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监管法规范例

一、金融风险控制与监管的相关理论

（一）金融风险控制理论

金融风险控制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上是指运用一定的手段对风险进行处理，为了防止进一步的损失;金融风险控制广义包括风险识别，预测，评估和预防的每一个环节，治理风险，减少损失为目标，是金融风险管理的一部分。在本文中，金融风险控制的理论是在词的最广泛意义上的金融风险控制的理论。预测和评估金融风险是金融风险控制，市场风险，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和操作风险的前提条件是其主要控制对象，防止风险，实施全面风险管理的最终目的。

（二）金融风险控制的一般原则

金融风险控制的一般原理就是以最低的成本，最高的效率，保证利润。

1.最低成本的原则。

主要包括金融风险控制的交易成本，执行成本，机会成本和风险成本的费用。在金融风险控制的实现都应该先考虑如何以最小的成本，以达到最佳的成本。

一、我国金融监管体制存在的问题

从金融监管方式来看，我国的金融监管主要是外部监管，即现场监管和事后监管，这样的监管方式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缺乏预警的效能，造成一定的监管滞后性。从金融监管手段来看，我国长期实行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金融监管以计划、行政命令和适当的经济处罚等手段来进行。基本金融法律与实际工作的要求相差较远，缺少具体的实施细则，监管难以通过法律手段得到保障。

二、完善我国金融监管体制的对策建议

（一）改进和完善现行金融监管体系

1、建立统一的金融监管体系

近年来，我国金融业发展迅速，与国际接轨的步伐加快，我国分业监管的体制也越来越暴露出很多弊端，而建立统一集中的金融监管体系是当今的世界趋势，也是历史的必然。我国“一行三会”的分业监管体系，存在职责不清、重复监管、监管漏洞、监管效率低等问题，应该建立一个统一的监管体系，进一步加强金融监管的协调机制，能够更好地协调各监管机构之间的矛盾，使各机构可以加强沟通，实现信息共享，对监管工作中的重叠部分进行明确分工，从而提高监管效率，减少资源的浪费；对工作中的真空和盲点进行弥补，对金融活动实行无缝隙覆盖监管。

2、完善金融监管操作过程

摘要：本文针对我国互联网金融监管现状展开了详细研究，最终结果发现互联网金融监管存在着较多问题，需及时提出合理性防治措施，便于实现互联网金融最佳监管成效。

关键词：互联网金融；监管现状；构建体系

城市化进程不断深入推进背景下，互联网技术也得到了创新优化，逐渐应用到各行业中，其中以金融行业最具代表性，彻底打破了传统金融模式局限，不单单能借助第三方软件完成支付业务，如网络借贷、网络筹资等，还能借助互联网技术创新研发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为人们日常生活提供极大便利性帮助。但就目前现状来说，互联网金融监管过程中仍存在较多问题，如监管水平较低致使现金交易风险隐患较大。为有效解决这一问题，要求社会大众能不断提高对互联网金融的重视程度，积极构建相对健全互联网金融监管体系，便于有效保障互联网金融运行安全性。

一、关于互联网金融的实质概述

据实践调查了解到，互联网金融主要就是指将金融行业与互联网技术结合在一起的一种新型化移动通信技术，进而能借助互联网金融手段达到资金流通的一个过程。与以往传统融资手段相比较，互联网金融不但能最大限度节省投资成本，还能大大提高融资效率，并且还具备简便性优势。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互联网金融的使用人数也越来越多，一些新型化金融产业也逐渐应运而生，如支付宝、微信及余额宝等，在我国金融行业得到了广泛应用，对我国整体发展有着极大促进作用。

二、现阶段互联网金融监管存在的问题

（一）安全体系建设不够完善

一、我国金融监管的现状

我国的金融监管模式经历了：全面计划控制阶段、资源控制阶段和在保持一定的政府控制下向市场化转化的阶段等三个阶段的发展，已逐渐形成了以银行法为核心、以分业经营，分业管理为原则的监管模式。具体的表现为：建立了分业监管的金融管理体制，保证了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等三会的明确分工和相互协调；逐步建立了以《中国人民银行法》为核心的金融法制体系，保证了金融监管的公开、公平和公正；构建了金融安全网，通过存款风险制度等措施能切实防范金融风险，保障金融市场的秩序；在监管内容上，强化了对合规性等方面的监管；在具体的监管业务上，长期依据强制性行政命令进行监管。

二、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尽管，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的金融监管体制取得了很大的发展，逐步实现了现代化、市场化和国际化，化和国际化，成绩斐然。但是，仍然存在很多问题需要我们进行研究，如：

1、金融监管的相应法规还不完善虽然，我国已有不少与金融监管相关的法律法规，但在实际的实施过程中，还是缺乏规范性和灵活性，相应的透明度也不高，仍需要进一步的完善。

2、缺乏对金融风险的监管目前我国金融监管的主要内容是监管银行审批和经营的合规性，而对银行日常经营中的风险监督却不规范，相应的管理办法也不够完善，通常会忽视对银行的经营能力、盈利能力等指标的考核。

3、监管方式过于单一银行通常只注重重点监管和非现场监管，而不重视日常监管和现场监管。但是，非现场监管只对数据、资料的收集和汇总，缺乏深入的分析，并不能得到对实际情况的深刻认识；重点监管只有以日常监管为基础才有意义。

第一篇：农村金融监管法律制度完善

摘要：

我国农村金融监管法律制度是在封闭、半封闭经济条件下制定的，一向遵循以金融安全为重的监管思路，农村金融法制体系不健全且不具有农村金融市场特质，不能适应当前开放经济条件下农村金融市场日新月异的发展。开放经济条件下我国农村金融监管法律制度的完善应秉承“安全与效率并举”价值理念；应着眼于开放经济条件；应契合农村金融市场特质，这样才能更好地提升农村金融监管绩效和确保农村金融业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

农村金融；金融监管；法律制度；开放经济

开放经济条件下我国金融环境将由以前及现在的封闭半封闭金融运行环境走向更加开放的全球一体化的金融大市场，金融业发展呈现高度国际化趋势。我国农村金融将直面全球金融大市场的挑战与风险。金融监管本可为农村金融构织公共安全网和防范系统性风险。然而我国农村金融监管法律制度是在封闭、半封闭经济条件下制定的，一向遵循以金融安全为重的监管思路，农村金融法制体系不健全且不具有农村金融市场特质，不能适应当前开放经济条件下农村金融市场日新月异的发展。为了使农村金融监管更具针对性、公正性、权威性和持续性，下面拟对开放经济条件下完善我国农村金融监管法律制度应注意的几个重要问题展开探讨。

一、完善我国农村金融监管法律制度应秉承“安全与效率并举”价值理念

各国通过金融监管国际合作制度为金融市场提供的金融稳定这一全球公共物品，制度模式表现出多元化的特点。监管合作既有双边模式、区域模式也有多边模式。这三种模式在合作基础、运作方式等方面均有所不同。本文主要对金融监管国际合作制度的双边模式展开研究分析。

双边合作模式的合作基础

（一）金融监管双边合作的两种博弈类型

双边合作作为国家间交往的一种重要模式，应用领域非常广泛，从投资、贸易、科技、文化到军事防务、争端解决，几乎涵盖国家交往中的所有领域。双边合作所表现出的广泛性，主要是由于在这一交往模式中，参与方数量少且固定，合作程度的可选择空间非常大，从对双方具有完全约束性的正式双边条约（bilateraltrea?ty），到不具有约束效力的谅解备忘录（memo?randaofunderstanding）、联合公告（jointpressre?leases），参与方可以根据议题的领域、谈判的时间、国内的政治情况自主决定最终进行合作的方式。双边关系的本质是典型的双人博弈过程，在这一博弈过程中，会因为议题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博弈类型。在金融监管的双边合作关系中，国家其实面临着两类博弈情境。首先，国家与他国，特别是在全球金融市场中与本国金融市场相比，具有较弱竞争力的国家，在金融监管合作领域中呈现出典型的囚徒困境的博弈模式。尽管二者都明白在金融监管领域进行合作，对两国而言将获得更高的绝对收益。但同时，对于具有较强金融市场竞争力的国家而言，如果在金融监管领域展开合作，特别是就集中性较强的证券市场准入问题展开合作，会加大本国企业在证券市场上的融资压力。因此，对于处在这种金融关系中的两国，所具有的合作意愿是不同的，对于占有金融市场竞争优势的国家而言，并不具有强烈的合作激励。其次，金融交易技术手段的创新与便捷，使得巨额资本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跨境转移，从而给一国的资本市场与外汇市场带来巨大波动；与此同时，现代金融交易技术与金融交易工具的创新，也给金融犯罪带来了更多的机会空间。就维护两国金融市场稳定，保护消费者利益与打击金融跨境犯罪而言，两国的合作关系又体现出了“性别之争”［1］107型的博弈模式①。即两国对于在维护金融市场稳定与打击金融跨境犯罪领域应当进行合作是具有共识的。但是，鉴于相关的金融利益集团在每个国家中的政治地位与影响力有所不同，两国会在合作的范围与方式等具体执行问题中存有分歧。

（二）合作的基础

前文阐述了金融监管双边合作中的博弈类型，说明了两个国家面对金融监管的不同问题，具有不同的合作激励。除了合作激励以外，双边金融监管合作制度的建立，还需要具备以下四个方面的条件。第一，两国具有较高的交易频率。威廉姆森将交易频率分为一次、数次和经常三种类型［2］35。交易频率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两国间关系的联系程度。较高的交易频率意味着两国之间的联系度较高，有着较强的相互依赖关系。特别的两国在金融领域具有较高交易频率，就意味着由此产生的较强相互依赖关系，将给两国带来较高的监管合作激励，进而提升两国进行金融监管双边合作的意愿。第二，两国具有较高的同质性。国家的同质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国家的经济类型与政治制度。两国如果同属市场经济型国家，且具有较为相近的政治制度，那么，两国就具有较高的同质性。金融是社会经济领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两个具有不同经济类型的国家，在经济发展与管理理念中会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而这种差异性也会反映在金融监管领域，包括金融监管的目标、金融监管的水平和监管部门的实际执行能力。这种差异性越高，意味着金融监管双边合作制度中的交易费用就越大，而过高的交易费用很可能使得双方对监管合作望而却步。如果两国政府能够克服经济类型的差异性，而决定开展金融监管合作，但如果两国的政治制度存在较大的差异性，则会使得政府间达成的合作方案，在不同政治制度下最终获得通过的概率有所不同，而这将直接影响金融监管合作制度的顺利执行。第三，两国之间的了解程度。两国之间的了解程度主要是指各自对对方金融监管领域中的法律制度与监管模式的了解程度。两国之间的了解程度与交易频率有关，两国在金融领域的交往频率越高，势必对彼此的监管法律制度与监管模式了解的就越多。基欧汉与奈在关于世界政治的复合相互依赖理论中，对复合相互依赖的三个特征做出了详细的描述。其中，第一个特征就是强调社会之间的多渠道联系。这种多渠道联系包括国家间联系、跨政府联系和跨国联系三个层面①。跨国银行与跨国公司构成了跨国联系的主力。两国在金融领域中较高的交易频率，表明了两国跨国金融企业往来密切。跨国金融企业通过具体实践可以更多的、更为具体的了解对方的金融监管法律制度与监管模式，进而帮助本国政府在实践层面而非原则层面了解对方的监管法律制度与模式。第四，两国之间的政治关系。两国之间的政治关系是决定两国能否在金融监管领域开展双边合作关系的一个前提性因素。如果两国存在根本政治分歧，甚至处于严重政治对立状态，即使已经具备了前三项双边合作条件，两国也绝对不可能在对国家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金融领域展开双边合作，甚至会单方面终止已经存在的双边合作关系。由此可知，两国间的政治关系直接决定了金融监管双边合作的存续。

金融监管国际合作制度双边模式的两个模型

摘要：在互联网金融背景和混业经营趋势下，我国“一行三会”分业监管制度弊端尽显，仅仅通过“加强监管”，很难有效防止金融风险的发生。文章通过文献研究法，回顾中国金融监管制度的发展历程及其现状，分析其与现代混业经营趋势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认为：分业监管难以适应当前业态发展，统一监管已成趋势。“一行三会”的监管格局势必要改革，改革最终的方向是在“三会”的基础上建立中国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形成一个统一监管、分工明确、协调合作的现代化金融监管结构。

关键词：金融监管；混业经营；中国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

一、前言

金融发展经历了混业经营到分业经营，再到混业经营的发展历程。一方面，混业经营使得单一业务多元化；另一方面，可以增加金融机构收入。随着我国金融创新发展，以衍生品市场为标志的多层次金融市场形成，金融控股公司成为金融机构的主要组织形式，分业监管模式已难适应需求，金融监管改革势在必行。本文拟从宏观上分析以混业经营与金融创新为实质，以金融控股公司与互联网金融为形式，导致的金融监管重复、监管空白问题，并对以后的金融发展趋势提出针对性意见，提出新的金融监管框架构建思路，在不撤销三会的基础上，通过过渡，最终形成以中国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为主，以中国人民银行为辅的“双峰型”监管机构。

二、中国金融监管体制的发展与现状分析

（一）中国金融监管体制的发展历程

1.金融监管的初始萌芽阶段。1949~1978年，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金融市场发展程度较低，只有一家银行———中国人民银行，央行同时具有宏观调控与金融监管职能。人民银行的工作重心是信贷资金管理与宏观调控，其金融监管作用并不明显。1992年之前，我国始终实行集中统一管理，央行是我国金融市场的监管主体。2.1993~1994年，分业经营界限被打破，我国进入整顿式监管阶段。混业经营的收入来源更广，几大国有商业银行在利益机制驱动下，开始向证券、保险等领域拓展，打破分工界限，造成实际意义上的“混业经营”，导致了当时的金融泡沫，造成金融监管的混乱。央行提出严格治理，各地人民银行分行加强金融合规监管，处理了大批擅自调整利率、越权批设金融机构等商业银行问题。3.1995~1997年，我国金融监管进入有法可依阶段。经过两年多的整顿式监管，国有商业银行和其他商业银行基本上不再进行证券、信托、房地产等投资。由于之前商业银行违规混业经营造成的混乱局面，我国于1994~1995年之间颁布了多条金融监管法规，对金融市场和金融行为进行监管。人民代表大会讨论并通过了《中国人民银行法》，我国金融监管从此有法可依。4.1997~2003年，“一行三会”分业监管体制逐渐形成。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暴露出国家银行统一监管体制的弊端，中国证监会、保监会应运而生。2003年3月，第十届全国人大会议，经决议，成立中国银监会，负责监管商业银行和存款类金融机构，而中国人民银行的监管职能仅限于监管货币、外汇市场。我国由集中统一管理体制最终发展成“一行三会”的分业监管体制。5.2003至今，分业监管体制继续深化阶段。我国在“一行三会”分业监管体制形成之后，一方面实行分业经营、分业监管，另一方面，又学习国外经验，开展部分混业经营试点，这就造成了分业监管体制与混业经营现状共存的局面。为加强金融监管，控制风险，“三会”在2004年共同签署了《备忘录》，并由央行牵头建立了“监管联席会议机制”。

外生性金融风险是由于银行体系内在的脆弱性以及社会对风险诱因的过敏反应所导致经济损失的可能性。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商业银行之间的传统分工已经逐步淡化、业务交叉与相互竞争已经成为现实，强化银行金融风险监管特别是外生性金融风险监管已经不再是单一监管层面能完成的，需要银行监管的各个层面的协同合作，因此建立基层商业银行外生性金融风险协同监管体系已经成为实现我国金融发展和稳定的客观要求。   基层商业银行外生性金融风险协同监管体系是建立在新古典经济学及帕累托适度理论基础之上的。在新古典经济学方面，本体系认为基层商业银行金融市场的垄断性、外部性、传染性、脆弱性、公共产品、不完全及不对称信息等因素，造成了基层商业银行金融市场的失灵。基层商业银行外生性金融风险的随机不确定性、加速性和传染性等特点决定了政府、金融监管机构及银行自身等各个外生性金融风险监管层面不能单纯依靠自身来解决基层商业银行的外生性金融风险监管问题，需要监管层面之间加强协同合作，构建统一的监管体系来纠正基层商业银行金融市场失灵问题，控制和防范外生性金融风险。   一、基层商业银行外生性金融风险协同监管体系的监管层面构成   1.银行业内部监管层面   银行业内部监管层面包括银行行业协会监管和银行自身内部监管两部分。银行行业协会监管主要负责协调各商业银行之间的监管关系，加强银行相互之间的经营管理监督。健全银行系统组织监管体系，完善内部控制制度，做好授信制度、人事控制、资金安全控制、程序控制、系统外生金融风险预警等系统协调工作；银行自身内部监管是商业银行为实现其经营目标，通过制定和实施一系列制度、程序和方法，对风险进行事前防范，事中控制，事后监督和纠正的动态工程和机制。本层面监管主要负责维护内部组织机构有效运行，稳定银行经营方针策略正常实施；对董事会和高级管理层进行监督；适当控制行为与职责分离；适当的测量、评估、监督和管理信息系统，修正和健全信息沟通渠道，主动披露银行自身真实信息。   2.社会的外部监管层面   社会外部监管层面包括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基层行政机关、社会舆论、经济法规及其他风险监管机构等。财政部监管主要负责宏观经济政策制定实施，协调国内外金融政策，平衡国内外银行业监管层面差别；中国人民银行监管负责货币政策的制定与实施、维持货币稳定，主要从宏观上规划控制商业银行，规避风险，对整体金融风险进行预警，协调各种金融层面与银行业之间的经济和风险关系；银监会监管负责对银行进行监督管理，密切关注商业银行贷款规模与通货膨胀指数，保证商业银行资本充足，防止商业银行陷入负债性危机。防范和化解银行风险，保护存款人和其他客户的合法权益，促进银行业的健康发展。拟订有关银行业监管的政策法规，负责市场准入和运行监督，依法查处违法违规行，披露各银行的经营管理实时信息；基层行政机关监管表现为地方行政机构、财政部门从自身出发结合当地实际，采取一定的行政手段，监管地方商业银行的外生性金融风险，对可能发生的地方性外生性金融风险进行行政预警；社会舆论监管主要包括广播电台、电视台、报刊、杂志、互联网等舆论媒介，宗旨是规范信息披露和舆论导向，事前揭露、事中追踪、事后总结，正确披露银行相关信息；经济法规监管主要由经济法规制定、实施的部门负责。从监管银行外生性金融风险的法律层面上，规范基层商业银行的外生性金融风险监管，做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寻，适时调整和废止监管立法；其他风险监管机构涉及中国证监会、保监会等，证监会负责监督商业银行证券交易风险，保证商业银行具有充足的流动性，防止商业银行陷入流动性危机。保监会负责对银行的存款保险进行监督，在保证银行运行安全的同时，即时发出外生性金融风险预警。   二、基层商业银行外生性金融风险协同监管体系的运作   1.基层商业银行外生性金融风险溢出效应阶段协同监管   基层商业银行外生性金融风险溢出效应阶段是外生性金融风险发生的最初阶段，也是风险传导机制的第一环节。由于行政、执法不当或新闻炒作等外部因素的产生，诱使外生性金融风险开始萌芽、溢出效应产生。在此阶段现行外生性风险监管体系的做法主要是以银行自身监管调节为主，当事银行与行政、执法部门及新闻传媒之间进行沟通协商，缩小和控制风险引发因素的扩散。但此阶段，以银监会为主的社会监管层面，一般不给予监管协调，监管当局对风险重视不够，预警机制与基层实际脱离，其相关措施宏观性较强，微观控制领域还处于空白阶段。基层商业银行外生性金融风险协同监管体系在本阶段的监管主要以协同为中心，从两条线来处理基层商业银行外生性金融风险萌芽。一方面从银行自身角度，协同和调节与行政、执法部门、媒体之间的关系，对于基层行政、执法部门的不当行为和措施，可以及时向更高层次的行政、执法部门提出申诉，要求公正处理；对于新闻媒体的不当报道应及时要求其澄清。另一方面是从社会监管层面角度，银监会要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将监管工作落实到基层，协助基层商业银行搞好与各社会监管层面的关系协调工作。各级地方行政、执法部门，协同好银监会和其他社会监管层面的工作，对银行的行政、执法工作要公正透明。作为信息传递中介的监督媒体，要把握好信息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尺度，不谎报信息；同时媒体也要搞好各个监管层面的监管工作宣传和经济法规的宣传，提高社会群众的金融风险意识。   2.基层商业银行外生性金融风险唤醒效应阶段协同监管   基层商业银行外生性金融风险的唤醒效应阶段是外生性金融风险发展的第二个阶段，也是溢出效应作用的直接结果。由于溢出效应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信息不对称等原因，部分信息灵通人士开始率先提取或转移存款。现行基层商业银行外生性金融监管体系在本阶段仍然是以银行自身的监管调节为主，银监会等主要的社会监管层面没有介入调节监管，这种监管的状态，也造成了银行自身的监管麻痹，往往不能准确的识别外生性金融风险正在发生。基层商业银行外生性金融风险协同监管体系在本阶段的监管特点是各个外生性金融风险协同监管层面要在明确分工基础上加强信息沟通，加强各自外生性金融风险的预警系统的建设、对接与协同，启动风险预警机制。由于部分提现和转移存款的发生，银行自身和银监会等监管层面发出外生性金融风险预警信号并开始启动以银行自身和银监会为主的内外双向预警机制。改变以往监管系统对风险监控的偏见，建立网络状的风险控制组织结构，既要有完善的外生性金融风险控制体系，又要有垂直的外生性金融风险控制机构。同时要建立外生性风险衡量子系统、外生性风险预警子系统。在以往的风险监管体系中一般忽视了建立相关子系统，只是在宏观上建设和控制，这样缺乏信息的准确性和监管政策的有效性，在协同监管体系中把构建子系统作为一个重点环节。在此阶段中，银行自身要加紧储备资金，同时加大流动资金的数量，缩短贷款期限，投资主要倾向于变现能力较强的周期较短的项目。银监会等社会监管层面，密切关注银行及金融市场的动向，及时协调各监管层面的监管工作，同时向存在危机的银行发出预警信号，搞好整个基层商业银行外生性金融风险系统监管体系内部的信息沟通。#p#分页标题#e#   3.基层商业银行外生性金融风险羊群效应、传染效应阶段协同监管   羊群效应阶段是银行外生性金融风险爆发的主要阶段，本阶段中大量的存款客户开始挤兑提款，银行的存款基础严重动摇，流动风险并发；传染效应阶段，是外生性金融风险扩散和蔓延的主要阶段。外生性金融风险发生使当事银行流动支付出现危机，银行将向其他网点及金融机构请求流动资金支持，挤提将会迅速波及该银行其他网点及周边地区的其他金融机构。现行基层商业银行外生性金融风险监管体系在本阶段特点是银行自身的监管调节作用被忽视，银监会等社会监管层面介入风险的控制监管，但监管层面各自负责自己职权范围，部分问题重复监管现象严重，彼此之间协同性缺乏，整体上没有统一部署。基层商业银行外生性金融风险协同监管体系在本阶段的监管特点是各监管层面此时主要以监管控制为工作重点，协同调控，采取适当的补救措施，减少和控制风险的损失与蔓延，遏止风险。中国人民银行协调各个相关的金融层面，调配资金充当最后贷款人，适当提供给基层商业银行资金及信用支持，发出局部地区金融外生性风险预警信号；银监会依法介入调查监管，向社会公开披露信息。银行系统监管层面，协调各银行关系，紧急调配资金，补救缺口，调整内部组织体系。银行内部监管，调整经营管理目标，查找外生性金融风险产生的原因并及时补救，向社会披露自身信息，树立维持公众信心。基层行政机关，维持好当地金融秩序，对当事银行给予适当的保护，防止挤兑和社会秩序混乱产生。社会舆论媒介层面客观报道银行的真实信息，稳定和树立公众信心。经济法规监管层面，对当事人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适时修改不完善的监管法规。其他金融监管层面，适当配合监管控制外生性金融风险，并防止其扩散。在本协同监管阶段，以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为主体的相对独立金融分工监管模式，应进一步加强各监管主题的协调机制。建立有效的信息共享机制和政策协调机制。针对当前基层商业银行混业经营趋势，采取适当统一的监管方法。中央和基层监督两级相结合，以基层监管为基础，实现以法规为依据的规范化监管，同时金融管理要具有灵活性和随机适应性。监管主体要独立监督，同时积极寻求财政、审计、社会公众的积极参与和帮助。强化市场约束机制，加强金融透明度分析，完善金融监管法规体系，真正实行依法监管。   4.基层商业银行外生性金融风险再溢出效应阶段协同监管   基层商业银行外生性金融风险再溢出效应阶段是由于风险监管控制不得当而使金融危机升级，在破坏金融体系的同时还导致了政府信誉扫地，政治动荡等不良影响。现行基层商业银行外生性金融监管体系在本阶段的运作方法是银行自身及社会监管层面退出监管领域，政府采取强制行政干预。基层商业银行外生性金融风险协同监管体系在本阶段的监管特点是发挥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银行自身等多层金融管理部门的作用，协同处理外生性金融风险带来的严重后果。金融危机解决的方案，应有各金融风险监管层共同协商解决。危机过后，基层商业银行外生性金融风险协同监管体系主要是协同处理好外生性金融风险的善后工作；协调各个监管层面共同总结和纠正外生性风险发生前协同监管体系中存在的缺陷与不足；重新寻求一个新的符合各监管层面监管初衷的监管方案，从而不断优化协同监管体系，使之不断进步与完善。中国人民银行将责成相关金融监管部门妥善处理好外生性金融风险善后工作，解除局部风险预警；银监会将总结外生性风险监管经验，出台相关监管规定，纠正事前的一些不合理监管规定，继续对银行进行监督管理，密切关注商业银行贷款规模与通货膨胀指数，保证商业银行资本充足，防止商业银行再陷入负债性危机和外生性金融风险。银行系统监管层面，运行新的资金配置方案，改革组织监管体系。银行内部监管层面，重新审慎经营管理方案，重新改革内部组织机构、总结外生性金融风险监管教训，改善测量、评估、监督和管理信息系统，修正和健全信息沟通渠道，恢复客户信心，搞好风波后的信息披露工作。基层行政监管部门，适时配合各基层金融层面恢复共建，适当提供政策支持。社会舆论媒介监管层面，搞好风波后的正面舆论宣传，重新帮助基层银行树立公众形象。其他金融监管层面配合银行危机后的外生性金融风险监管体系重建。   三、基层商业银行外生性金融风险协同监管体系的特色   基层商业银行外生性金融风险协同监管体系的监管层面构成和运作的整体特点，与现行外生性风险监管体系有很多不同之处。协同监管体系在继承现有监管体系优点和健全完善运作方法的同时，剔除了现有监管体系中的一些不合理、不科学的因素，使监管效率大大提高，其突出特色主要表现在如下三方面：一是外生性金融风险协同系统监管体系与现行监管体系最大的不同就是强调风险监管过程中的协同合作，改变了以往监管体系中，监管层面各自为政，分工交叉、效率低下等状况，提高监管层面的监管效率。二是本监管体系扩大了监管层面的范围，打破了目前基层商业银行外生性金融风险监管的常规，将国家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等列入监管体系之内，主张金融决策部门也进行银行业的金融宏观监管。三是在外生性金融风险传导机制监管控制过程中，将风险预警建设看作是监管体系前期的重点工作。协同监管体系中的预警机制比现行外生性金融风险监管体系在风险传导机制上要早一个效应环节，起到了早发现、早监管的预期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