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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进口汇率弹性实证研究
汇率传导弹性一直是国际经济学的重要研究对象,国内外对此方面有过大量的研究,研究内容也非常广泛,从汇率传导弹性的不同国家、行业估计到汇率传导弹性对政策制定的意义(如货币政策、汇率制度选择和冲击的国际间传导等),具体相关综述可参见Menon(1995)等论述。[1]在众多研究中,汇率传导弹性的稳定性和变化是许多学者关注的一个重要方面,如在最近的很多论述研究中,一些学者(Campa和Goldberg,2002;Bailliu和Fujii,2004等)指出工业化国家的汇率传导弹性有下降的趋势,进口价格和消费者价格对汇率变动的反应程度正在降低。[2][3]但是Bouakez和Rebei(2008)则发现加拿大的进口汇率传导弹性比较稳定。[4]Otanietal(2006)对日本进口汇率传导弹性估计后发现90年代以后大部分行业的汇率传导弹性同80年代相比有明显下降,其中下降幅度最大的是初级产品,不同行业之间有很大的差异。[5] 上述这些研究为我们理解汇率传导弹性的变化提供了很多借鉴,但是这些研究一般把时间段都放在20世纪末,没有及时反映最近的汇率传导弹性的变化情况,尤其是在金融危机爆发以后汇率传导弹性的变化状况,本文利用日本最新的数据,希望对此做出一些探索。本文的研究具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填补目前学术界关于金融危机对汇率传导弹性影响研究的空白,加深对汇率传导弹性稳定性的理解;二是有助于加深对金融危机期间贸易商定价和承担汇率风险行为的理解,尤其是不同行业之间的差异性。在论文结构上,本文包括4个部分,第一部分回顾日本金融危机前后的进口和汇率变化状况;第二部分估计和观察日本各行业进口汇率传导弹性的长期趋势;第三部分检验金融危机对汇率传导弹性的影响;第四部分对计量结果进行解释,并得到论文结论。 一、金融危机后的日本进口状况变化 金融危机被称为是仅次于“大萧条”的又一次需求冲击,面对快速下滑的市场需求,生产商和出口商可能会调整在正常时期的定价行为,通过直接降价的方式来维持市场份额,另外一种方式可能是通过自己承担更多汇率风险的方式来维持价格的稳定性,间接维持市场份额。因此,在金融危机期间企业对市场定价能力有可能同危机前相比会有所下降,出口商在面对汇率波动风险时更多的采取自我承担的方式,避免在需求不足情况下的价格波动行为,从而使得进口商获得更大的定价权,那么事实是否如此呢,是不是所有的行业表现都差不多呢?首先看一下日本进口价格的变动,图1反映了2008年8月前后日本主要进口行业以日元标价的进口价格变化图,从中可以看到各个行业价格在2008年8月后出现了明显的分化,纺织、一般机械、运输设备、精密仪器行业的实际出口价格基本上没有下降,有些反而出现了上升;但是其他的行业,包括全部产品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尤其是化学、石化煤炭和食品行业在金融危机爆发后出现了进口价格剧烈的下滑,这表明日本进口产品中不同行业面对金融危机时的价格调整方式是完全不同的,一些行业具有很强的维持价格的能力,但是很多行业则对价格进行大幅调整。 二、日本的汇率传导弹性的历史估计和长期趋势 在研究汇率传导时一般的微观理论基础是Marston(1990)的对市场定价理论(pricingtomarket,PTM),认为具有市场实力的企业可以在分割的市场上实行价格歧视,由汇率变动引致的成本可以通过加成调整行为来影响企业出口价格,不过该理论假定出口商以购买者货币(当地货币)定价(Local-currencypricing,LCP)。[6]ObstfeldandRogoff(1995)通过Redux模型开创的“新开放宏观经济学”虽然更加偏向宏观方面因素的解释,关注名义价格粘性[7]以及BettsandDevereux(2000)等的拓展,将工资粘性、非贸易品、不同货币定价、不完全金融市场等微观理论融入模型,[8]但是Redux模型假定生产商货币定价(Producercurrencypricing,PCP),BettsandDevereux(2000)等的拓展则是假定LCP,由于这些理论基础都是基于LCP和PCP,所以在实证研究中学者一般使用双边汇率或名义加权汇率作为汇率的变量。但是从东亚的具体情况来看,无论是PCP还是LCP并不符合东亚贸易的事实,因为东亚国家贸易中存在着大量的美元定价,东亚国家对美国之外的国家贸易也大量使用美元,此时东亚和美国之外的国家之间的贸易既不是PCP,也不是LCP,而是VCP(Vehiclecurrencypricing),日本也是如此,图2反映了不同年份日本从全世界和亚洲进口中货币标价的组成状况,充分说明了日本贸易中(尤其是与东亚贸易中)的美元充当“工具货币”的现实。表1则反映了不同行业中计价货币组成状况,不同行业中本币计价的份额是不同的,即在贸易中进口商实行PCP还是PTM方式在不同行业是不同的。Parsons和Sato(2008)研究表明日元对东南亚各国货币汇率的变动对日本向东南亚的出口价格没有显著影响,他们认为导致这种结果的原因正是美元在日本与东南亚贸易计价中占绝对主导地位,此时贸易加权有效汇率或双边汇率并不能合理描述贸易中实际“起作用的”汇率的变动状况,利用贸易加权有效汇率或双边汇率来进行经验分析就无法得到真正合理的结论。[9] 因此本文不使用日元的贸易加权汇率作为汇率的变量,而使用日元计价进口价格与合约货币计价进口价格之比来表示,这样就可以获得本币对实际进口货币(生产商货币)的比率,使VCP可以转化为PCP(我们可以将此理解为:世界上其他所有国家是一个整体,使用一篮子货币来标价对日本出口,这个篮子中的货币比重就是日本进口中的各种货币比重),从而能够利用“对市场定价理论”来进行经验研究,事实上很多学者在研究日本出口汇率传导时都采取这种方法,如Athukorala和Menon(1994)、Celglowski(2010)等,[10][11]因此本文认为也可以使用这种方法来研究日本进口中的汇率传导。此外这样做还有个好处:可以获得不同部门的不同有效汇率水平,从而避免出现不同部门的有效汇率水平相同的情况,也不需要再重新构建每个行业的有效汇率。参考和利用Otanietal.(2006)[5]以及其他学者的方法,本文将回归方程设定为:△impt=φ0+φ1△impt-1+φ2△et+φ3△fpt+φ4△ipt+εt,其中△为差分算子;impt为日元计价的进口价格;et为汇率水平,使用日元计价进口价格与合约货币计价进口价格之比来表示,根据Otanietal.(2006)[5]和Bus-siere和Peltonen(2008)[12]的方法,本文对该变量使用国内企业产品价格指数(DomesticCorporateGoodsPriceIndex,dct)进行平减,可以获得某个基期不变价格的名义影响汇率水平,从而包含了国内价格作为竞争价格对进口价格的影响;fpt根据Campa和Goldberg(2005)[2]等通行的方法,使用neer*dc/reer来构造(neer为名义有效汇率,reer为实际有效汇率);ipt为日本工业增加,一般以此作为GDP的替代变量。数据中除了ipt来自IMF的国际金融统计外,其他数据均来源于日本银行,时间从1990年1月到2010年6月。在实际的回归过程中,由于ipt不显著,Bussiere(2007)指出:在进出口价格回归中,需求项一般都不显著,这是由于需求效应已经包括在其他变量之中。[13]因此,本文将最终的回归方程定为:△impt=φ0+φ1△impt-1+φ2△et+φ3△fpt+εt,所有的变量取对数,φ2为短期汇率传导弹性,λ=φ21-φ1为长期汇率传导弹性,表示日元对进口标价货币升值1%,将导致以日元计价的进口价格下降λ%。单位根检验表明所有数据都是I(1)的,即各个变量的一阶差分是平稳的,这样可以防止出现“伪回归现象”,回归结果表明汇率项系数是高度显著的(均在1%置信区间内),限于篇幅不再列出。下面给出通过滚动回归方法得出的长期传导弹性系数的变化图(使用SAS9.0软件,以10年为一个窗口期)。从滚动回归图中可以看到2000年以后大部分行业的传导弹性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很多行业(如纺织、食品、运输机械等行业)出现了比较稳定的、缓慢的下降,这和很多学者指出的很多工业化国家进口汇率传导弹性有所下降的结论是一致的,但是化学、木材、电子电气部门的传导弹性在最近几年出现了一定的上升,不过上升幅度并不是很明显。但是2008年9月以后一些行业(如全部产品、化学、木材、食品、石油煤炭等行业)的传导弹性出现明显的上升,而一般机械、运输设备和精密仪器等出现了一定幅度的下降。#p#分页标题#e# 三、金融危机改变汇率传导弹性了吗? 为了判断汇率传导弹性是否在金融危机爆发后有了变化,本文首先通过分段回归的方式,计算金融危机爆发前后两个时间段内的传导弹性,具体结果如表2所示:尽管滚动回归和分段研究表明,2000年1月至2008年8月和2008年9月至2010年6月两个时期,许多行业的汇率传导弹性确实发生了变化,但为了更准确判断2008年8月前后汇率传导弹性是否发生结构性的变化,同时也为了使计量结果更为稳健(Robustness),本文采用邹检验(ChowTest)来判断2008年8月是否是个断点,首先构建断点期哑变量,将2008年8月以后设为1,之前设为0,再将该哑变量和每个解释变量相乘,获得一个关于哑变量的乘积项,然后对方程进行回归。具体检验结果见表3,邹检验结果和滚动回归及分段回归的结果是一致的,这进一步证明了金融危机对行业进口传导弹性有明显的影响,而且不同行业变化方向是不一样的。食品、木材、化学和电子电气产品以及全部产品的进口传导弹性有了明显的提高,这并没有说明在金融危机爆发以后,日本进口商承担了更大的汇率风险,而恰恰说明外国出口商承担了汇率变动所带来的风险,这是由于金融危机后日元汇率的单方面大幅升值,进口汇率传导弹性的上升说明日元汇率升值1%将导致日元计价的进口价格下降幅度更大,即日本进口商从汇率升值中获得的价格下降的好处更多,外国出口商则要承担价格下降的损失。但是机械类产品(包括一般机械、运输设备和精密仪器)则正好相反,金融危机的冲击并没有使出口商比以前承担更多的日元汇率升值所带来的风险,而且还使得日本进口商比危机前更多地分担汇率升值所带来的价格变动。由于石油煤炭制品的价格波动性太大,使得邹检验分析并不能确定传导弹性的结构性变化,但分段研究表明金融危机后无论是长期还是短期传导弹性都有了大幅提高,出口商也更多的承担日元升值所带来的出口价格下降的风险。从汇率传导弹性的具体数值来看,在日元升值的条件下,传导弹性增加的行业具体数值均大于1,表明日元升值1%,导致进口价格下降幅度超过1%,即意味着出口企业获得以实际货币计算的单位收入下降,出口企业完全承担了日元升值的汇率风险,进口商完全获得升值带来的好处,而机械类产品的传导弹性均小于1,表明出日元升值1%,导致进口价格下降幅度小过1%,出口企业获得以实际货币计算的单位收入有所上升,即日本进口商分担了部分日元升值的汇率风险。 此外,我们还可以发现各行业的汇率传导弹性在金融危机爆发后的变化是成直线形态,而不是缓慢变动,在2009年2月之后,汇率传导弹性保持了相对稳定的态势,有些行业出现了小幅回落,这表明汇率传导弹性水平的变化是在短时期内完成的。导致传导弹性急剧变化的原因可能包括两个,一是金融危机的冲击(包括范围和强度)对于很多贸易商来说有些出乎意料,次贷危机爆发后很多人认为只是一般性的金融危机,主要的冲击对象是金融机构,而不是一次巨大的经济危机,并伴随着急剧的实体经济和需求下降,所以很多产品价格直到2008年8月仍在上涨,但9月莱曼兄弟的破产使得全球对于次贷危机的预期发生急剧调整,很多产品价格开始大幅调整,但是到了2009年2月以后对金融危机的预期和判断比较稳定,产品的价格相对稳定,正如张明(2009)所指出:2009年春季被称为“金融海啸第二波”,以对应雷曼兄弟破产所引发的金融市场系统性危机。[14] 不过,由于投资者预期已经显著调低,很难有打破投资者预期的意外事件发生,所以2009年春季后汇率传导弹性受价格调整行为的稳定也开始稳定下来;二是日元汇率在2008年9月开始对美元和欧元(主要的标价货币)急剧升值,到2009年2月,日元对美元大约升值了30%,对欧元大约升值了40%,如图4所示,由于美元和欧元在日本进口标价中的比重,导致日元对进口标价货币的比率也急剧升值,同时也导致了日元汇率急剧升值的预期,但2009年3月以后日元对美元和欧元的汇率有所反弹并开始稳定,使得日元对进口标价货币比率逐渐稳定下来,汇率预期也开始稳定下来,汇率的急剧变动的现状和预期也可能会导致传导弹性的急剧变化。 四、对行业差异的原因解释 为什么不同行业在面对金融危机时表现出不同的变化状况呢,尤其是机械类产品的变化方向和其他行业正好相反,本文认为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不同的行业市场价格维持能力不同,即各个行业的需求价格弹性差异较大,一般来说机械类行业的周期比较长,短期内受到的需求冲击相对于其他行业较小,另外机械类行业产品替代产品较少,因此机械类行业的需求价格弹性比较小。Oiet.al(2004)的研究为此提供了一些佐证,他们发现日本对东亚出口的长期需求价格弹性的行业差别很大(见图5),机械类相关行业的需求价格弹性较低,出口商的市场维持能力较强,他们虽然没有计算各行业的进口需求价格弹性,但行业特征应该相差不大。[15] 从图1我们也可以看到,汇率传导弹性下降或者变化幅度较小的行业在遭遇金融危机冲击时,均保持实际价格的相对稳定。另外一个可能的解释是机械类行业的企业内贸易水平较高,机械类行业是日本跨国公司海外直接投资的重点行业,企业内贸易在机械类行业的贸易中比重非常高(见图6)。日本跨国公司从总体收益增加的角度出发,将企业内贸易的风险进行最佳配置,由于日本母公司具有更强的处理汇率风险的能力,海外子公司在向母公司出口时更多的使用美元或者所在国货币定价,从而将汇率风险转嫁给进口商-母公司,由母公司采取措施来控制和对冲汇率风险。在巨大的需求冲击和日元汇率单边升值两个不利影响的冲击下,海外子公司承担着巨大的经营压力,为减少汇率对子公司的价格影响,母公司倾向于保持实际的进口价格,自己承担日元升值风险,表现在进口汇率传导弹性上就是具体数值的减少。 五、结语 本文利用日本的进口数据,通过实证研究表明,作为重大需求冲击的金融危机确实给汇率传导造成了影响,但不同行业的反应是有巨大差别的,大部分行业进口传导弹性明显增加,而机械类产品的弹性则明显减少,说明大部分行业的进口商在危机后比危机前获得了更多的升值好处,出口商承担更多的汇率损失,但机械类行业的进口商从升值中获得的好处则要比危机要少,表明他们分担了部分出口商所面临的汇率损失。导致这种差异的原因可能在于不同行业的产品竞争力差异,也可能在于各个行业的贸易类型和贸易结构特点。#p#分页标题#e# 本文的研究清楚地表明不同类型的产品在金融危机期间的表现是不一样的,进行价格调整的程度和承担汇率变动风险的能力是有巨大差别的,可以说金融危机对那些资源型、劳动密集型和企业内贸易份额较小的行业冲击最大,而资本、技术密集型和企业内贸易份额较大的行业则冲击较小,这既显示了一国贸易结构对于防范汇率和需求冲击中的重要作用,同时也表明随着跨国公司在贸易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汇率传导弹性也受到跨国公司行为的影响。
农产品国际贸易逆差问题分析和对策
摘 要:中国作为同时生产和消费大量农产品的农业大国,凭借土地资源的劣势和大量进口需求使中国农产品长期处于贸易逆差阶段。该论文旨在解决贸易条件恶化问题,从需求、比较优势、竞争力等角度分析了中国农产品贸易逆差的影响因素,并以大豆为例分析了我国虽然进口了大量的农产品,但并不具有大国效应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采取对外直接投资和在世界范围建立供应链来改善中国农产品的贸易条件的措施。这些措施都有效解决了原有问题,扭转了贸易逆差,给宏观经济传导正面效应。
关键词:农产品贸易环境;大国效应
一、引言
农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它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虽然土地资源并不充足,但神奇的是,7% 的土地资源养活了全世界 22% 的人口。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和国际市场竞争的加剧,对外贸易带来的问题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中国农产品(尤其是大豆)长期处于贸易逆差状态,然而在大量进口的情况下,却并不存在大国效应。中国农业贸易条件的恶化也对国内大豆价格与农产品结构产生了影响。因此,本文分析了如何缓解贸易逆差和提高市场话语权以更好地应对风险的解决方案。此外,“一带一路”倡议是近年来提出的。中国支持中粮企业反对外资多家公司垄断,调整产业结构,提升我国农业市场话语权和健全农产品供应链。
二、国内外相关研究
针对农产品国际贸易问题,前人已经有大量相关研究。早年李月云在国际贸易专著中研究了我国农产品贸易逆差的成因及诱发因素(2007),王亚娟结合疫情前 2002—2017 年的贸易数据对中国贸易条件进行分析(2017)。国内外研究人员统一认为,贸易逆差的形成分为两个方面:国际贸易环境和出口国的竞争优势。马舒、夏和群、程国强、凌峰分别从产业结构、竞争力、产业化和技术的角度分析了单方面的原因,为本文对贸易问题的分析奠定了基础(2011)。此外,蒋兴红博士从经济增长的角度分析了贸易条件恶化带来的问题(蒋,2013)。马苏中和王军特别指出了我国没有大国效应的原因。该研究将大国效应重新定义为市场话语权,而不仅仅是市场价格与进口量的关系(2012)。本文研究针对提升我国企业国际市场话语权和通过对外投资完善全球供应链的对策建议来解决贸易条件恶化带来的问题,以我国中粮集团企业为例,创新地从对外投资的角度进行分析,弥补了前人研究的空白。
三、中国农产品贸易逆差问题
边境贸易和经济增长的关系思考
[摘要]新疆处于“一带一路”中心地带,是重要边境省份。借助边境贸易方面的资源优势,整合社会资源对经济发展的投入,获取了更多的发展驱动力。本论文以2001-2019年的新疆边境贸易和经济增长的代表数据,用ADF单位根、最小二乘法、Granger检验对两者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新疆边境贸易对新疆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但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为,边贸进口额的促进水平不如边贸出口额。最后,结合新疆边境贸易对新疆经济经济增长的影响结论和检验结果提出了促进新疆边境贸易发展的相关建议。
[关键词]新疆;边境贸易;经济增长;实证分析
边境贸易是个特殊的贸易形式,是衡量沿边开放成效的重要指标,有利于促进与周边国家的经济文化交流,巩固和睦友好的外交关系。目前国内外学者大多认为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最为明显,而对于边境贸易的研究更着重于国家战略和地缘战略的研究。因此,国内外学者也开始从边境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入手,通过各种方法检验了边境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学者对边境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的研究结果如下:徐楚乾以新疆塔城地区巴克图口岸为研究对象,对比分析广西东兴口岸现状及发展历史,借鉴经济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难点及解决方法,针对新疆塔城地区巴克图口岸现状与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建议。张希平定量分析云南地区边境贸易对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表明边贸促进云南地区经济发展,但依旧存在影响边贸持续发展的障碍因素,并提出了结合边境贸易优势,借助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建议。矫德阳以黑龙江省边境口岸绥芬河市为例,采用计量软件对边境贸易总量对GDP变化的相关性进行回归分析,得出对外贸易的发展与GDP变化有相关性,其中一般贸易的显著性比边境贸易显著。张宏昊等人利用贸易数据分析西藏边境贸易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利用格兰杰因果检验分析二者的关系,得出西藏边境贸易对西藏经济增长有正相关性。王垚等认为,边贸对边疆地区GDP的增长有正向的促进作用,但相比投资等经典要素,边境贸易的影响力度不太理想,作用还是较弱。国内大部分边境贸易对地区经济发展是正相关的。以上不同的结论,部分学者比较赞成边疆贸易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拉动经济增长,助推地区经济发展。而另一部分学者认为,虽然边境贸易在GDP所占一定的比例,但是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够明显,远远不能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力。主要是因为各研究地区具有独特地理环境、地源特征等。
一、新疆经济增长与边境贸易发展现状
(一)新疆经济发展状况
根据地区生产总值核算结果,2019年全区实现GDP为13597.11亿元,同比增长11.5%。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1981.28亿元,同比增长17.1%;第二产业总增加值4744.45亿元;第三产业增加值7071.85亿元,同比增长26.64%。
(二)新疆边境贸易发展状况
探索国际商务专业实践教学改进举措
一、加大校内实践投入,建立国际商务专业专用实验室
让学生在结束相关理论课程时,立即转化为实际的操作能力。对于新专业,相关学校应该投入大量的新专业建设专项经费来强化校内实践环境。校内实践主要是利用IT技术,提供较真实的场景模拟,让学生通过模拟场景完成相关业务,使学生对国际商务活动产生真实感受,快速提高实践能力。相对于校外实习来说,校内实践可以由校方单方决定,而不用受制于企业。研发或购买相关模拟软件,让每个参与实验室国际商务活动模拟实践的学生都将按照实习计划扮演进出口业务流程中的不同当事人,从而共同组成了模拟贸易环境。
学生通过模拟实践中相互竞争和协作的角色扮演,模拟面对出口商、进口商、供应商和银行的日常工作,达到熟练掌握各种业务技巧,感受到客户、供应商、银行和政府机构关系,从而熟悉国际商务中的物流、资金流和业务流的运作模式等国际商务活动的全过程。
二、突出角色模拟和综合能力训练
国际商务活动实践是一个综合性的实践,它融合了商务礼仪、外语、国际贸易实务等各方面的知识。学生在模拟国际商务谈判前要做好充分的分组和详细分工的安排,要求其了解各个国家的风俗习惯、商务礼仪。各司其职,使其能够较专业地完成相应的角色任务。在角色模拟中运用国际贸易知识判断需要谈判的价格、付款等各方面情况。通过校内实践,提高学生的在国际商务活动中的思维能力、表达能力和协作能力等综合能力。
三、定期举行国际商务技能比赛激励学生
进行国际商务专业实践技能的比武,不仅可以大大提高学生的专业学习兴趣,还可以让学生明白自己所学专业的实践技能水平,为今后工作打下坚实基础。例如,在商务谈判教学实践中,将教学模拟和开办学生专业技能比赛相结合。每年举行一次商务谈判比赛,这对学生的知识结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通过举办商务谈判比赛的方式,可以使学生更重视教学实践,防止教学实践流于形式。
我国中小企业贸易融资对策探究
【摘要】2020年最新数据显示,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达到4.7万亿美元,排名世界第一。其中70%的份额由中小企业贡献,可见,中小企业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但是,由于规模小,中小企业一直面临融资难的问题,这严重限制了企业的发展。论文以中小企业贸易融资难为突破口,探索问题症结所在,并试图找到可能的解决方案。
【关键词】国际贸易;中小企业;融资
1引言
改革开放40年,中国经济持续飞速增长,其中国际贸易更是飞速发展,对我国的经济贡献率达50%以上。WTO2020年最新数据显示,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达到4.7万亿美元,继续领跑世界各国。可以说中国的贸易发展了自己,也带动了世界。中国能取得如此佳绩,中小企业功不可没。自加入WTO后,中小企业得到空前的发展,无数“中国制造”被销往国外,为国家创造了巨额外汇。可以说中小企业是经济增长的真正支柱,然而他们得到的待遇却与他们的贡献有天壤之别———几乎所有中小型外贸企业都面临资金短缺问题。近年来,我国政府一直致力于改善这种局面,但效果却不尽人意,总结起来,原因有二:一是中小企业先天规模不大,抗风险能力不强;二是由于宏观环境还不够完善,中小企业融资困难重重。长此以往,必将严重制约我国贸易的发展,因此,中小企业贸易融资难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2国际贸易融资的概念
所谓贸易融资是指银行对进口商或出口商提供的与进出口贸易结算相关的短期融资或信用便利。具体方式有授信开证、进口押汇、提货担保等。这种融资最大特点是融资周期短而且流动性很高,对于进出口企业的业务特点来说贸易融资非常适用,反过来对银行来说,这些特点能增加银行收入,风险也相对较低。因为在国际贸易整个过程当中,银行作为第三方结算人全程参与,所有的物权单据都要首先经过银行,因此,银行可以依托对物权凭证的占有为企业融资或提供金融信用,企业获得融资后进行下一步商业活动,最后还本付息,同时银行也获得更多收入。
3中小企业融资现状
网络文化产业发展问题与对策
摘要:
社会的不断发展,科学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网络已经遍布我们的生活。这一篇论文从中国的网络文化发展的状况、以及网络文化产业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了相关的分析,并对相关的对策进行了介绍。
关键词:
网络文化;产业经济;问题;对策
网络的发展和普及不但对人们的生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还对经济的发展等带来了很大的影响。美国的一些经济学家认为,网络技术是推动他们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而在中国,网络的出现给中国带来了更多的进行商业活动的机会,网络的出现推动了更多新型产业的发展。因此,网络文化产业经济的发展带动了经济的发展,能够提高市场的竞争力。
一、我国网络文化产业经济的发展现状
网络的发展始于90年代,但现在科学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网络技术的普及又迎来了一个新的发展趋势。首先,网络技术遍布我们的生活,更多的人运用网络,能够带动更多的新的就业岗位的出现。2007年,全国的网民的数量达到了2.1亿人,上网人数远远超过了美国。上网人数的不断增长,带动了相关网络产业的不断发展。2007年年底,中国用网络购物的数量近4640万,相关的一些网络广告近76.8亿元。网络的发展,推动了经济的发展,也扩宽了就业的渠道,大量的网络职业也迅速的发展起来。
浅析中日货币升值问题的比较研究
摘 要:由于人民币升值与1985年广场协议后日元的升值有许多相似性,因此,本文从中日两国货币升值的初始条件、应对措施与效应等方面入手,对日元升值与人民币升值对对外贸易影响进行全面深入的比较研究,以期为有效地化解人民币升值对我国对外贸易的不利影响,实现我国经济实现平稳较快发展提供决策依据。
关键词:日元升值;人民币升值;比较
人民币升值问题已引起了国内外的高度关注。人民币升值将会对我国的对外贸易产生巨大影响甚至是严重后果,尤其是在世界经济还没有完全走出金融危机的阴影的背景下更是如此。有效地化解人民币升值对我国对外贸易的不利影响是我国经济实现平稳较快发展的重要一环。由于人民币升值与1985年广场协议后日元的升值有许多相似性,因此,从货币升值的初始条件、原因及应对措施等方面入手,对日元升值与人民币升值对对外贸易影响进行全面深入的比较研究,有着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一、中日货币升值的背景比较
1.日元升值的背景
(1)日元升值的国际环境
日元升值的国际环境源于20世纪60年代末的美国周期性经济危机,由于美元汇率高估,美国对日本贸易逆差严重。同时,日本在美国的直接投资也不断增长,日本积累起的巨额经济财富使其成了世界级的银行家,而同时美国也失去了世界放贷者的地位,成为了日本最大的债务国,这就加剧了美日之间的摩擦。
国际金融与开放经济的宏观经济学分析
[摘要]本文主要探讨国际金融理论知识的未来变化走向。自改革开放以来,跨越时间的均衡研究策略是国际金融理论知识的重要走向,就是对一系列国际金融问题的探究加入更多的微观基本理论知识。Obstfeld和Rogoff两位著名学者“再论汇率动态变化”之后,国际金融学研究进入了“国际金融与开放经济的宏观经济学”的新时代,成为国际金融专业的全新发展走向。在这样的基础上展开研究,更加充实了国际金融学的理论知识。
[关键词]国际金融理论;跨时分析;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
0引言
最近几年国际的金融学的理论知识飞速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跨时均衡的研究办法的进步,致使对国际上一系列的金融问题的研究融入更多的微观理论知识。著名学者Obsfeld以及Rogoff(以下简称“OR”)的有关“再论汇率动态变化”的文章发表之后,国际金融学研究进入了“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的全新时代,引导了国际上金融学新的发展走向。当今国际金融学的进步主要展现在以下角度:首先,核心的微观以及宏观的经济知识理论广泛的使用到国际经济的趋势当中;其次,探究的学者们运用理论知识以及以往经验的分析更深入地研究国际经济方面的一些古老的课题。
1经常账户的跨时均衡分析
汇率基础知识的变化发展过程中包含一个特殊的部分,那就是日常账户的跨时均衡的研究,把最合理的上升内容使用到开放经济当中。在改革开放初期,很多学者们就构建了日常账户的跨时塑型,当中存钱以及投入代表着将来最合理的执行措施。在凯恩斯学术的探究办法中,出口基本上是由当时的平均收入标准以及对外产生纯利息的支付决策。在跨时均衡研究的办法中,忽视了这些问题的原因。这种模型跟初期的开放型经济的上升模式比较起来有所不同。这类模型可以解决短时间内的变化问题,比方说经济条件打压下的短时间和长时间的变化效果,也可以通过这样的办法研究一个国家的跨时预算限制以及有关政府部门的跨时预算限制。开放地区的经济和封闭地区的经济的最简单的差别就是,一个开放地区的经济可以从世界上任何国家地区引入或者输送物品。当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收入产生短时间内的浮动时,可以凭借国外的借贷躲避花费以及投入的快速减少。相似的情况还有就是国家和地区假如贮存上富足,就可以参加国内外的产出型的投入项目以及对外借款的项目。这样的资源上的跨时交换方式即跨时贸易。在开放的经济基础上,很多的宏观经济做法都和它的跨时贸易有些许关系,而跨时贸易一般可以通过日常账户的收入支出的平衡情况来反映。模型通过观察干扰花费和投入做法的至关重要的原因和实际利率来做出决策,可以研究日常账户等部分跨时均衡的浮动情况。另外还有叠代的模型,这种模型要求不同年龄段的消费群体之间允许存在差异。依据这种模型,可以做出下面的推断:人口波动的幅度和税收的影响也是影响国民经济水平和日常账户的基础要素。比如说,依据叠代模型研究框架致使美国储蓄率变低、日常账户赤字升高的一些因素就是它在改革开放时代的大额超出预算和接连不断的大额养老金的支出。另外一个角度就是日本的储蓄率升高以及日常账户结余升高也可部分算成它较为年轻的劳动力的储钱做法。要真是这样的话,伴随着大量的劳动力在21世纪初期的时候离职,日本日常账户结余可能会快速的降低。在以往的国际金融的记载当中,没有考虑到宏观上的经济举措的微观基本问题,而微观基本问题却是确保经济举措之间内在关联的重中之重;以往的国际金融记载,不能使用单一的结构对变化的经济问题展开说明,对国际的资本主义市场一体化的研究也不是那么的透彻。最重要的是,大多数以往的记载并没有对很多目前重要的经济举措及问题展开研究,比如:日常账户问题,政府超出预算问题,投资货币撞击问题,还有金融市场遭遇全球化对金融以及证券的衍生物的干扰等等。跨时研究办法给予了一个理论探究的结构,可以分析部分外部均衡互相关系的举措问题,外部的持久性和真正的均衡汇率,这些全部都是和国家经济所产生的跨时均衡互相牵连才获得的。跨时方法可以研究开放型经济下举措的福利成效。
2新开放经济的宏观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