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理论范例

20世纪50年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加快了社会工业现代化进程，为人类创造了丰富的社会财富和物质文明。与此同时，人类急速膨胀的生产能力和消费需求也带来了严重的社会生态环境危机。经济活动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以过度消耗自然资源以及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增长活动转而又受到生态环境的制约。经济增长与发展不仅不能化解日趋加重的生态环境危机，甚至本身也成为导致这些危机的主要因素。20世纪60年代掀起的绿色政治运动进一步将生态环境问题扩大到全球范围，成为全世界人民共同关注的焦点问题。人们开始重新思考生态环境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一、绿色政治产生的时代背景   经济增长一直是世界各国政府及社会各界政治家、经济学家们永恒不懈研究和探讨的重要话题。各国政府把经济增长作为政府工作的首要任务，政治学家把经济增长视为保障政治稳定的“灵丹妙药”，经济学家则把经济增长作为衡量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尺。20世纪现代技术革命加快了工业现代化进程的同时，也为经济的高速增长奠定了基础。随着高科技和现代化的快速发展，世界经济也迅速步入了黄金发展时期，经济高速增长甚至成为人类追求的唯一目标。与此同时，技术进步促使人类对自然资源的消耗与需求急速增加，工业发展导致人类对自然环境的破坏与污染日趋严峻，最终造成了严重的生态环境危机。全球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的出现，迫使人们从最开始一味重视经济增长问题转而关注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生态环境问题。1962年美国著名学者蕾切尔•卡逊(RachelCarson)《寂静的春天》一书的出版，向人类敲响了生态危机的警钟。时隔十年罗马俱乐部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的出版，再次激起人们对生态危机的恐慌意识。面对不断恶化的生态环境，人们开始反思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开始审慎地思考经济增长与环境发展的关系。保护生态环境，摆脱人类生存困境逐步成为人类共同关注的焦点。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一股源自西方随后遍及全球的绿色政治浪潮迅速兴起。   二、绿色政治对传统经济增长理论的反思   经济增长理论的成长大致经历了古典、新古典和新增长三个发展阶段。从18世纪后期开始以斯密和李嘉图等人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到20世纪50年代开始以索洛等人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再到20世纪80年代开始以罗默等人为代表的新经济增长理论，分别对经济增长要素及决定因素进行了相关的研究和阐述。［1］其中，根据经济增长决定因素来源的不同，又可将经济增长理论分为外生经济增长和内生经济增长。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经济增长是由诸如资产、资本和劳动等外生技术进步推动，因而又被称为外生经济增长理论，或传统经济增长理论。新经济增长理论则认为经济增长主要是由诸如人力资本等内生技术变化推动，因而又被称为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或现代经济增长理论。［2］传统经济增长理论认为资源稀缺制约经济发展，但科技进步、对外贸易等途径可以缓解资源危机，资源并不能构成对经济增长的不可逾越的绝对限制。然而，从20世纪60、70年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实践来看，技术进步与创新不仅没有缓解资源危机，反而加剧了自然资源与环境的消耗速度。对此，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开始重新审视和评价传统经济增长理论，关注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对经济发展的制约与影响。   1．反思经济增长的代价———社会环境边际   成本经济增长与发展过程中，人类对自然资源的汲取与利用是不可避免的，因而经济增长成本也是必然存在的。但长期以来，由于人们缺乏代价意识，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因经济增长而支付的自然资源消耗、社会环境污染等社会环境边际成本往往被人们所忽略，导致现在社会所面临的经济越增长，环境越恶化的发展困境。1967年英国经济学家米香(E．J．Mishan)在其著作《经济增长成本》中指出，技术进步、人口和财富增长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会产生社会、环境和心理等边际成本。如车辆持有率的增多会产生交通拥挤问题，增加路程往返时间;新型塑料产品会给社会生态环境带来新的污染问题;高节奏生活会让人们产生更多的心理压力及精神损伤。他还指出，如果科技进步不能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和品质，我们就应停止这种进步。人权应该包括人们生活环境舒适的权利。［3］面对高增长带来高消耗的发展困境，人们开始反思经济增长带来的社会环境边际成本问题。认为单纯追求经济高增长而忽略经济增长对生态环境和社会整体发展的破坏影响，最终导致人类生存环境的日趋恶化，继而走向灭亡。传统经济增长理论也因忽视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的稀缺性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制约而受到社会各界专家学者的批评和质疑。   2．反思经济增长的极限———经济增长的有限性   1972年罗马俱乐部的梅多斯等人发表了《增长的极限》，文章中指出，人们追求经济高增长的同时往往忽略为之付出的生态环境问题。由于经济增长而附带的人口爆炸、土地沙化、资源枯竭、能源危机、环境污染等生态环境危机已经使人类陷入了生存的“困境”，当困境达到一定极限时世界就会走向毁灭。［4］1980年里夫金在其著作《熵:一种新的世界观》中运用“势力学第二定律”，断言科学技术的发展只能加速地球资源的枯竭和人类社会的崩溃。［5］资源的有限性决定了经济增长不可能是无限的。以耗竭自然资源为代价的经济增长方式不仅不能推进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而且也会因为受到自然资源稀缺的限制，逐步达到经济本身发展的极限。因此，反思传统经济增长与发展方式，保护生态环境，促进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均衡发展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3．反思经济增长与发展———经济增长不等于经济发展   长期以来，经济增长一直是世界各国政府追求的首要目标。特别是到了20世纪50年代，以技术进步为研究基础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在西方国家普遍盛行，经济增长甚至成为社会发展唯一目标。“在大多数工业社会中，有三个密切联系的增长量，即经济的、技术的和机构的增长量度。经济的持续增长，实际上被所有的经济学家认可为一种教条。……几乎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是围绕一个共同的、甚至可以说是唯一的目标进行，这就是:追求更多的物质财富”。［6］在经济增长理论的指导下，西方发达国家当时的经济和物质财富确实迅速增长。但与此同时，对高增长高发展的强烈要求，也造成了资源环境的高消耗，致使生态环境的急速恶化。基于对经济增长代价、极限以及与经济发展关系的反思，人们开始重新审视传统经济增长方式。开始反思这种以经济增长为唯一目标的发展模式，试图寻求一条经济增长与自然环境和谐发展之路，从而使人类走出不可持续地、有限地发展困境。#p#分页标题#e#   三、经济增长理论的调整与变革   对于传统经济增长模式造成的资源环境问题，可以有两种不同的调整方式:一种是在不改变工业文明的经济模式情况下修补式、应对式的反思和调整。另一种则是要求对传统工业文明的经济模式进行革命的变革式、预防式的反思和调整。［7］对于以牺牲资源环境为代价的传统经济增长理论也有两种调整方式:一种是对传统经济增长理论的补充型调整;一种是对传统经济增长理论的变革型调整。   1．经济增长理论的补充型调整:从外生经济增长理论到内生经济增长理论   外生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经济增长是由经济理论不能预见的所谓外生的技术进步推动。传统经济增长理论中的“哈罗德—多马”模型与“索洛—斯旺”模型对此都已经做了不少研究。①前者认为，经济增长最终由一国的储蓄率与资本的投资效率决定。后者则指出，通过诸如资产、资本等外生技术进步来修正总量生产函数，以达到经济增长的目的。［8］对外生经济增长理论而言，经济增长是由经济理论不能预见的所谓外生的技术进步推动。   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变化与发展，外生经济增长理论也开始暴露出一些缺陷。该类模型无法对各国经济增长率的差异以及诸如人力资本等内生技术进步率做出解释。面对传统经济增长理论的问题和缺陷，美国经济学家保罗•罗默1990年提出了技术进步内生经济增长模型，把经济增长建立在内生技术进步上。自此，以“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为理论基础的新经济增长理论的产生。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认为，技术进步既是经济增长之源，又是“知识”内生积累的结果。因而，经济增长就取决于经济系统本身，而非传统经济增长理论所谓的外生因素。［9］新经济增长理论关于知识、技术、人力资本是现代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的论证，进一步提高了技术创新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   尽管新经济增长理论突破了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单纯论述劳动与资本的局限性，在对人力资本等内生技术进步的解释上取得了进展。然而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核心假设和外生经济增长理论仍然是相同的，即技术进步可以推进经济的持续增长，因而只是对传统经济增长理论的修补型调整。   2．经济增长理论的变革型调整:从经济零增长到经济稳增长   不可否认，以技术进步推动经济增长的理论观点在20世纪中期社会实践中获得了很大的成功。西方国家的高经济增长政策为其带来了丰富的社会财富和物质文明。然而在经济迅猛增长的同时，与之相伴的却是日趋严峻的生态环境危机问题。因而，仅以技术进步就能推动经济持续增长的理论观点逐渐引起了人们的质疑和挑战。   1972年罗马俱乐部发表了一份名为“增长的极限”的研究报告。报告中认为工业革命以来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将给地球和人类自身带来毁灭性灾难，人类社会将面临前所未有的生存困境。资源有限性决定了经济不可能无限增长，经济高增长必然会引起资源高消耗和环境高污染，当这“三高”突破一定限度，世界末日就要来临。［4］为了避免经济崩溃，唯一出路是实行经济零增长。   经济增长极限论因对经济增长过于悲观甚至极端的观点遭到很多经济家的激烈批评，然而，经济增长极限论也因对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的关注而在环境学界受到人们的重视。美国经济学家米香认为，经济增长只是改善和提高人们的物质生活，并不能让人们精神得到满足。相反，人们在追求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往往会失去很多幸福。因此应该停止经济增长。［3］   不同于增长极限论所提倡的“经济零增长”激进观点，美国生态经济学家赫尔曼•达利(Her-manE．Daly)1971年在著作《走向稳态的经济学》中提出“稳态经济”理论观点。达利认为，在经济增长与发展无法避免的现实状况下，发展经济必须同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保持一定的平衡关系。“用质量性改进(发展)的经济范式来代替数量性扩展(增长)的经济范式作为未来进步的道路。”［10］稳态经济理论促使人们改变过去一味追求经济增长速度的态度，转而开始注重经济发展的质量，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

[摘要]翻转课堂教学法强调学生的主体地位，让学生在老师的正确引导下，主动积极地学习。翻转课堂教学法应用于西方经济学课程教学中，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充分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与积极创造性，可以收获良好的课堂教学效果，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和学习效率。

[关键词]翻转课堂；教学方法；经济增长

《西方经济学》的教学内容由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两个部分构成，以均衡价格理论和国民收入理论为核心，探讨如何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和资源的充分利用。西方经济学课程涉及的内容宽泛，具有历史性、系统性、实践性，且研究流派众多，所以需要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学习，翻转课堂教学方法可以增加学生的有效学习时间，提高了课堂教学效率。本文以经济增长理论为例来阐述翻转课堂教学法在《西方经济学》教学中的实际应用。翻转课堂教学法与传统的课堂教学流程不同，其主要内容是，学生课前自学新知识、观看教学视频，教师提出有针对性的课前练习任务，在这个环节中，教师和学生就相关问题进行密切交流；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引导学生在课堂上完成研究任务，展示研究成果，训练学生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最后教师对学生小组的学习效果进行评价，以便更好地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增强学习能力。可见，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对教师和学生都提出了较高的要求。虽然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在国外的教学中已经被广泛使用，但将翻转课堂教学法应用于西方经济学的教学实践活动中的相关研究还比较缺乏。本文基于翻转课堂教学法应用于西方经济学教学实践活动的视角，探讨翻转课堂在西方经济学课程教学中的应用。

1课前教师为学习小组梳理经济增长理论

在长期发展中，各国经济具有增长趋势，但如果从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来看,各国经济增长呈现出明显的差异。这就决定了经济增长理论必然要探讨经济增长的因素。斯密早在1776年就指出,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在于劳动分工、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马尔萨斯（1798）则对经济体的运行有着不乐观的看法，认为当生活水平高于生存水平时，生育率上升将推动人均收入下降并可能低于生存水平以下，从而引起死亡率上升，更少的人口又将导致人均收入再次增加。这就是马尔萨斯模型。李嘉图（1817）强调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在十九世纪之后，许多国家出现了人均收入相对持续的增长。马歇尔（1920）强调了企业的外部经济与内部经济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熊彼特（1934）认为创新引起经济增长，创新是把新的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新古典索洛增长模型，发现了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奠定了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基础。保罗•罗默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认为技术进步是内生变量，决定着生产率提高和经济增长的速度，建构了“新经济增长理论”。新经济增长理论致力于使增长率内生化，主要借助规模收益递增和内生技术进步的假设解释长期增长和增长差异。新古典增长理论已被学术界普遍接受，但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却一直存在争议，未形成统一的分析框架，其共性是：承认经济增长不是外生的因素作用结果，而是由经济系统的内生变量所决定，经济不依赖于外部力量的推动即能够实现持续增长。国内学者潘士远等（2002）梳理了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脉络；刘明兴等（2003）将新经济增长理论归为三类。这些研究表明了经济增长的轨迹。

2学生在课堂上阐述经济增长理论在中国的实践

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都要遵循经济规律，也要经过要素驱动、效益驱动、再到创新驱动三个阶段。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依靠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丰富的劳动力储备和人口结构较为年轻，低工资构成了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最大特点。当资源型的增长方式受到抑制，以及2011年前后，随着“刘易斯拐点”的出现，“人口红利”消失，资源和低廉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已然完结。同时，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也在不断累积和恶化，导致中国经济于2010年开始减速。这表明传统的经济增长动力已经变弱，原有的经济发展方式已经不可持续了。要化解中国经济减速的现实困境，一是充分认识“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的特点，二是制度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引言   古典经济学强调资本积累和劳动分工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这是从供给的角度来分析经济增长问题。一般认为，这种分析方法受萨伊定律的影响，忽视了总需求的重要性。马克思继承了古典经济学注重国民财富增长过程研究的传统，即注重资本、劳动及技术等供给因素在经济增长中的决定作用。马克思同时也深入探讨了产品实现危机的可能性:需求不足导致生产过剩，但马克思并没有进一步建立起包含总需求因素的经济增长理论。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增长理论仍然坚持经济增长取决于总供给的论点，这和新古典经济学的增长理论更为接近，而与卡莱茨基、凯恩斯、哈罗德和罗宾逊等人强调的总需求作用的经济增长模型，在理论基础和方法论层面都有很大的不同。毫无疑问，供给因素是经济增长的源泉。然而，经济增长的动力既离不开供给，也离不开需求。本文主要目的在于考察总需求因素在马克思经济增长理论中应有的地位。为此，第一部分评述了马克思增长模型的特征;第二部分简要分析了迪梅尼尔和赖维构建的模型，该模型试图综合凯恩斯的短期分析和马克思的长期分析，得出结论:总需求影响了短期的经济增长，但对长期无影响;第三部分重新审视了模型的前提假设，探讨了收入分配等内生性变量的影响，由此得到总需求与长期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结论部分为总结性述评及简要的政策建议。   一、马克思供给分析传统中的需求   在《剩余价值理论》中，马克思从供给的角度深入探讨了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生产逐年扩大是由于两个原因:第一，由于投入生产的资本不断增长;第二，由于资本的使用效率不断提高。”［1］如果不考虑经济增长中所包含的资本主义基本的劳动雇佣关系，马克思的观点和古典经济学是一致的。古典经济学家大都没有考虑总需求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李嘉图指出，“任何人从事生产都是为了消费或销售，销售则都是为了购买对于他直接有用或是有益于未来生产的某种其他商品。”［2］247一个国家“其所积累的资本多少，都不会得不到有利的运用”［2］247。马尔萨斯与李嘉图的观点相反，“对积累的异常热情必然会使商品的供给超过这种社会的结构和习惯所能容许的有利的消费的程度”［3］。李嘉图的观点显然是暗含了消费无限和投资无限的前提假设。但因李嘉图论证的前提假设是错误的，因此其结论也是错误的，这已为历次资本主义生产过剩危机所证明。   马尔萨斯客观地描述了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不一致的现象，但是也没有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入手。马克思对于过度生产问题的分析更为透彻，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曾指出，由于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在简单商品交换中存在过度生产的可能，由此他重点分析资了本主义生产中过度生产及危机现象。显然，马克思否定李嘉图对萨伊定律的支持。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又指出，过度生产及危机短期内是可能的，但持续的危机是不可能的。在恢复增长的路径上，总需求并没有产生影响。马克思认为，首先，竞争的压力会使得企业尽最大可能进行资本更新，使其产品价值低于一般价值以提高竞争力。其次，存在工资下降机制。工人之间的竞争会促使工资下降，工资下降提高利润率，进而投资增加。另外，还存在价格下降机制，这样，“周期将重新通过由于职能停滞而贬值的一部分资本，重新获得它原有的价值。而且，在生产条件扩大、市场扩大以及生产力提高的情况下，同样的恶性循环将再次发生。”   马克思认为，在危机时刻，企业不得不进行固定资本更新以保持竞争力。实际上，固定资本更新在危机时刻的作用是发展变化的，必须用历史发展的眼光来看待这一问题。在19世纪，固定资本更新的确有提高企业竞争力、促使经济走出危机的决定性作用。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垄断占统治地位，以及由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固定资本更新对于克服危机已经不是决定性的因素了，甚至不是最主要的因素了。关于工资下降，马克思认为，在经济危机时，失业增加，实际工资下降，利润率上升，进而投资增加。然而，存在失业的同时，如果产能也过剩，那就不是这种情况了，投资不会增加，总需求也不会自动提高。同时，实际工资下降，将存在收入再分配效应，即消费倾向相对较高的工资收入下降，将减少消费需求，进而减少投资。如果投资函数与产能利用率及利润份额高度相关，工资下降可能意味着经济会复苏。然而，这种结果不一定会发生，在深度衰退中产能高度过剩，即使利润提高，企业也会减少投资。罗宾逊(1962)和卡莱茨基(1971)曾深入研究了总需求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对马克思的模型进行了修正。罗宾逊和卡莱茨基均认为，储蓄和投资独立决定、非自动相等，因此资本和劳动等供给因素就无法单独决定经济增长，这显然和凯恩斯的观点是一致的。   二、凯恩斯与马克思的“综合”   迪梅尼尔和赖维(1999)构建了一个两部门离散时间模型，试图综合凯恩斯的短期分析和马克思的长期分析，以探讨需求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该模型认为总需求对短期经济增长有影响，而对长期没有影响。达特(2011)把该模型简化为一个部门，且假定时间连续，产品市场通过产能利用率(用产出与资本存量的比率计量)的变化而出清，在此基础上讨论了总需求对短期和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   在短期内，由总需求决定的产能利用率是内生的，企业投资与自发投资、产能利用率和货币供给等变量高度相关。资本家的储蓄由资本存量、利润率和储蓄率决定，当投资与储蓄相等时，可以实现经济增长的短期均衡。在长期内，迪梅尼尔和赖维认为，企业根据实际产能利用率和计划产能利用率(小于技术上可能实现的产能充分利用率)的差来调整价格。货币工资和价格按同一比例调整，以保持实际工资不变。长期货币供给是变化的，与实际产能利用率对计划产能利用率的偏离及物价指数有关。当货币供给变化率为零时，可以实现长期均衡，进而可得经济长期均衡增长率。此时，产能实际利用率等于计划利用率，否则货币供给将扩大以调节投资。在迪梅尼尔和赖维的分析中，经济长期均衡增长率仅由储蓄率、计划产能利用率等实际变量决定，与投资、货币供给量等总需求因素无关。#p#分页标题#e#   显然，迪梅尼尔和赖维的模型综合了凯恩斯和马克思模型的特征，即短期总需求的增加可以提高产能利用率。因为产能利用率提高，可以促进经济增长，这显示了凯恩斯模型的特征。在长期内，产能利用率的提高使货币供给提高，以顺应较高的经济活动水平。然而，当实际产能利用率超过计划产能利用率时，通货膨胀使央行限制货币供给的增长。如果后一效应较强，经济将收缩，并回到长期均衡(此时，实际的和计划的产能利用率相等)。因为利润率和增长率也将回到最初水平，反之亦然。这显示了马克思模型的特征，即总需求对长期经济增长并无影响。   在迪梅尼尔和赖维的模型中，央行充当了理性调节者的角色。实际上，货币供给与产能利用率及价格之间的变化关系无法得到精确计量，进而央行也无法作出反应，迪梅尼尔和赖维的分析显然具有新古典化倾向。而且，即使央行控制了名义利率，也不一定能控制实际利率，因此调整货币供给量以改变实际利率，进而影响产能利用率和经济增长的程度便要大打折扣。另外，货币供给对总需求的影响并非是双向的。当经济高涨时这种机制容易起作用，但经济萧条时并不一定会增加总需求。更为重要的是，迪梅尼尔和赖维模型的长期分析没有考虑收入分配的生成机制及其衍生效应。如果收入分配内生化，总需求的变化会导致劳动及资本的收入份额发生变化，进而对长期经济增长产生影响。由此我们必须对迪梅尼尔和赖维模型的长期分析进行重新审视。   三、模型的重构   我们对迪梅尼尔和赖维的模型进行修正。短期分析和迪梅尼尔—赖维模型没有区别。在长期内，名义货币供给M以外生给定的速度增长，实际货币供给m的增长率由下式给定:m^=M^－K^－p其中，^表示增长率，K为资本存量。当m提高时，投资增加，相应的也将增加总需求和提高产能利用率;通胀率依赖于m的水平，较高的m将提升总需求、产能利用率和通胀率;而m的提高也将直接或通过提升产能利用率增加投资和资本积累。当产能利用率达到其计划水平时，名义货币供给增加率比实物资本增加要快。在迪梅尼尔和赖维的模型中，收入分配是不受通胀影响的，因为价格和工资被假定为同比例变动，如果二者变动不成比例，结果会怎样呢?为此，假定工资随价格变动并非完全一致，收入分配是内生的。名义工资W根据下式进行调整:W^=pT+δ(p－pT)－δ＜1，表明货币工资根据目标通胀率变化而调整，但调整对于实际通胀率和目标通胀率的偏离是不完全的。这样，迪梅尼尔和赖维的模型中的实际工资便不是常量，用名义工资W和价格水平P来表示，即WP，可得长期经济增长率g为:g=sc1－α0(WP[])ud(1)式(1)中，sc为资本家的储蓄率，α0为单位产出的劳动需求，ud为计划产能利用率。当产生通货膨胀时，如果名义工资提高的幅度大于价格上涨的幅度，WP将提高，劳动份额上升，经济增长率则下降，反之亦反。这说明经济增长是利润导向型的，其前提是储蓄必须自动地转化为投资，这需要合理的货币政策等手段予以解决，否则便会出现凯恩斯的“节俭悖论”。投资需求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主要依靠储蓄的增长，当经济发展到比较高的阶段，投资需求将改变对储蓄规模的依赖，并受到储蓄如何转化为投资机制的约束。劳动份额的上升不但不会抑制经济增长率的提高，反而会扩大总需求，从而提高经济增长率。此时，经济增长便不是利润导向型而是工资导向型的。假定工资收入全部转化为消费需求，式(1)则改写为:g=1－α1(1－WP[)]ud(2)式(2)中，α1为单位产出的资本需求。同样，当产生通货膨胀时，如果名义工资提高的幅度大于价格上涨的幅度，WP提高，劳动份额λ上升，经济增长率则上升，反之亦反。综上，不论是利润导向型还是工资导向型的经济增长，这个模型都意味着总需求在短期有影响，对经济的长期增长也有影响。需求和供给有不同的决定因素，资本、劳动等供给因素能否进入生产过程成为经济增长的实际决定因素，与总需求高度相关。同时，收入分配状况的不同也改变着经济增长速度。   结论   本文考察了总需求在马克思增长理论中扮演的角色，马克思没有考虑总需求在长期增长中的影响，这一点和古典及新古典模型相似，和罗宾逊、卡莱茨基等人增长模型的结论则相反。以迪梅尼尔—赖维模型为代表的一些理论，引入货币政策来研究马克思增长理论的长期均衡，试图证明长期经济增长与总需求无关。迪梅尼尔和赖维的模型有着完美的逻辑形式，但结论却是与事实相悖的。假定与事实不符，模型的变量与参数也无法确定和计量，因此理论上的长期均衡无法在现实中实现。而且，如果在长期内受价格变动影响的收入分配是内生的，尽管有央行的稳定政策，长期增长也并非独立于总需求。实际上，总需求对长期增长无影响只在特定的条件下成立，这些条件与长期内收入分配、产能利用的外生有关。如果放弃这些变量的外生性假定，总需求将影响长期经济增长。   总需求不仅与短期经济增长有关，而且也影响着经济的长期增长，因此，对于长期经济增长，不但要关注资本、劳动及技术等供给要素的贡献，大力增加生产要素的有效供给，而且必须通过货币、收入分配等政策手段，提高产能利用率及改变需求结构，以调节总需求，进而实现经济的长期均衡增长。

摘要：本文基于投资和消费的双重视角系统分析了农村金融发展对于农村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农村金融将会以非线性的方式显著影响农业投资和农民消费与农村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具体来说，在金融发展水平较低时，农业投资和农民消费对于农村经济增长的影响都是不显著的，但是随着农村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农业投资将先阻碍然后才能促进农村经济的增长，而农民消费则直接促进了农村经济增长，并且后者对于农村金融发展的要求要低于前者，因此农村金融的发展将首先通过促进农民消费进而拉动农业投资的方式来影响农村的经济增长。

关键词：农村金融;农村经济增长;农业投资;农民消费

一、引言

随着经济增速的逐步放缓，脱贫越来越成为政府关注的核心问题。2018年6月在贵州考察时就指出能否顺利实现贫困地区脱贫是“十三五”时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所在，各级地方政府要切实把握好时间节点，确保贫困人口在2020年如期脱贫。而“三农”作为我国贫困问题产生和持续存在的主要领域，其势必成为我国反贫困的主战场，因此如何通过农村经济发展来从根源上消除贫困就成为当下亟需解决的重要战略问题。陈时兴（2010）指出“三农”问题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是资源尤其是资金被过度转移的结果，而农村金融作为农村资金融通的主渠道，其也就成为理解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切入点。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就明确提出要强化金融服务“三农”的职责，逐步实现农村金融的全覆盖。而近年来无论是中国的农村金融还是农村经济都取得了显著进步，这就为理解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有效的样本，本文就将基于中国农村经济增长的时间序列数据对此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实际上，金融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国内外学者关注的焦点问题。Mckinnon（1973）首次从金融抑制的角度深入研究了发展中国家金融管制与产出增长之间的关系，此后内生增长理论更将金融发展作为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而随着我国农村金融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国内学者也开始关注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姚耀军（2004）认为农村金融作为农村经济的特殊资源，其将通过相应的宏观和微观机制显著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但谢琼等（2009）则对此提出了质疑，其认为只有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才是经济增长的关键，金融的作用极为有限。但是正如Greenwood和Jovanovic（1990）提出的金融门槛效应理论所指出的，如果忽视金融在不同产业、不同部门尤其是不同发展水平上的异质性，其对经济增长的解释力将大大下降，因此与以往的研究不同，本文将在引入金融发展水平异质性的基础上重新考察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其具体机制，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二、数据和模型

为了考察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对于农村经济增长可能产生的异质影响，本文将引入农村投资比重这一控制变量，同时还将使用农民消费比重进行稳健性检验。正如在理论分析中所提到的，由于农民投资和农民消费均受到农村金融发展水平的显著影响，在农村金融发展的不同水平下，投资和消费对于农村经济增长影响的程度甚至是方向可能会发生显著变化，所以需要引入门限回归模型对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本文使用GDP表示农村经济增长，FIN表示农村金融发展，INV和CON则分别表示农村投资和农民消费。以农村投资为例，根据理论分析，可以建立如下双机制模型（1）式中，下标t表示时间，β1和β2分别表示不同金融发展水平下农村投资对于农村经济增长的影响，如果这种影响的机制超过两种，则我们也可以继续引入β3，其他依次类推。而γ就表示金融发展水平的门限值，即当金融发展水平处于γ及以下时，农村投资对于农村经济增长的影响是β1，只有当农村金融发展水平超过γ时，农村投资对于农村经济增长的影响才为β2。在稳健性分析中，我们将使用农民消费支出CON代替农村投资INV。当然，在三机制门限回归模型中，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将会存在两个门限值，其他依此类推。2）式可以得到门限值，并进一步检验模型是否存在门限效应，由于在无门限效应的零假设条件下，门槛参数无法识别，造成样本分布并非“卡方分布”，因此我们需要通过Bootstrap方法来计算统计量的临界值，当计算得到的F统计量大于临界值时，数据就存在门限效应，反之则不存在，因此相对于传统的模型设定，门限回归是依据数据本身进行判断，所以更加科学和准确。在具体的实证研究中，本文使用各年第一产业产值的增长率作为被解释变量农业增长，而使用第一产业投资额占第一产业的比重表示农业投资水平，使用农民消费占第一产业产值的比重表示农民消费比重。在农村金融发展水平上，学者们通常采用农业贷款占第一产业产值的比重（简称农村贷款比，下同）来表示农村金融发展水平，由于银行在农村金融占有绝对优势，因此农业贷款是衡量农村金融发展水平的有效指标，但是这一指标无法表示农村金融机构对于农村资金的转移程度，因此我们使用农村贷款与农村存款的比重（简称农村贷存比，下同）来表示，存款与农民的收入息息相关，因此农村贷款比和农村贷存比具有较高的相关性，同时农村贷存比还反映了农村金融在多大程度上转移了农村的资金，因此具有更多的含义，所以这一指标更能够有效反映农村金融的发展水平和对农村资金的转移程度。本文将采用中国1994~2014年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所有的数据均来源于相应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和中经网年度数据库。

三、实证结果分析

内容提要：明确资源环境与经济增长间的协调关系是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本文对2008-2019年关中平原城市群区域资源环境和经济增长综合水平进行测度，并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和耦合协调引力模型探究两者耦合协调发展关系及其空间联系。结果表明：（1）研究样本期间，关中平原城市群资源环境综合水平呈现先上升后下降趋势，经济增长综合水平呈现波动上升趋势，区域内各城市经济发展不均衡；（2）关中平原城市群各城市资源环境与经济增长耦合协调度基本呈现不断改善趋势，城市间耦合协调度分级明显，仅西安属于良好协调类型，资源环境与经济增长耦合协调度有较大提升空间；（3）关中平原城市群区域耦合协调引力程度较低，西安的引力强度最高，天水、平凉和庆阳的引力强度相对较低。据此，建议加强空间联系，通过推动经济良性增长和优化资源环境，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关键词：资源环境；经济增长；耦合协调度；引力模型；关中平原城市群

201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指出：我国要建立以城市群为主体的新型城镇化格局。城市群作为承载区域发展的主要空间形式和经济增长的核心引擎，为区域经济增长起到重要支撑作用。《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以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等经济发展优势区域为重点，增强经济和人口承载能力，带动全国经济效率整体提升”。协调城市群资源环境与经济增长间的关系对于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关中平原城市群为例，研究区域资源环境与经济增长协调发展的水平具有现实意义，以期为区域协调发展提供参考与建议。

一、相关研究文献述评

关于资源环境与经济增长的协调发展，国内外学者从理论及实证均做了大量研究。国外学者在理论研究方面较为深入，其代表性成果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及其曲线形状分析。美国经济学家Grossman和Krueger（1993）首次实证发现，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变化之间具有“倒U型”关系，即两者存在由互竞互斥到互适互补的过程，之后许多学者对EKC曲线在不同地区也进行了验证。国内相关研究起步较晚。方创琳（2000）对区域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概念界定、作用机理和决策途径进行了研究。邹辉、段学军（2016）以长江经济带为研究对象，分析其经济环境协调发展的空间差异，并得到东部优于中西部、沿江优于非沿江地区的结论。董锁成等（2019）基于系统动力学模型对近年中部地区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发展趋势进行分析，提出可通过建立污染联防联控机制等方式推动两者协调可持续发展。张国俊等（2020）对中国三大城市群经济与环境协调度进行对比分析，结果表明：三大城市群协调度均持续增长，其中珠三角城市群协调度最高。还有学者从区域、方法等不同研究尺度对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演变规律进行了实证研究。王敏、张晓平（2017）通过建立资源环境和社会经济的协调模型，测度昭通市“经济—资源环境—社会”系统协调度，得到昭通市经济发展受资源环境制约的结论。蔡文静等（2019）基于耦合协调模型和GIS工具方法探究了西北五省“生态环境—经济—城镇化”三维系统的耦合协调度，结果显示各省协调等级差异明显，需推进区域协同发展。苑清敏、何桐（2020）通过脱钩模型测度了2007-2016年京津冀地区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协同关系，研究发现天津市和河北省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脱钩协同程度优于北京市。刘薇、张溪（2020）基于DEA-RAM模型构建绿色效率、创新效率、经济效率结合的联合效率模型，认为通过创新要素投入可抑制环境污染源的产生，促进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纵观现有成果，相关文献从理论、方法、不同区域等对资源环境与经济增长协调发展做了比较全面且深入的研究，为本文的研究奠定了基本的分析框架与基础，但围绕城市群展开的研究相对匮乏。鉴于此，本文以关中平原城市群为研究对象，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和耦合协调引力模型，定量测度2008-2019年关中平原城市群区域资源环境与经济增长耦合协调发展关系，并进一步探究其空间联系，得出结论与政策建议，旨在为区域协调发展建言献策。

二、资源环境与经济增长协调发展的理论分析

资源环境与经济增长之间是相互制约、互为依托的关系，在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不能忽视对资源环境的保护，在保护资源环境的同时同样不能停止发展经济。由此可见，二者是对立统一的。其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资源环境是经济增长的基础和动力保障。资源环境提供了经济增长所需的大量资源，人们在社会经济活动中通过利用和改变资源环。推动经济增长。其中，部分资源通过生产转化为产品，部分资源则在生产和消费过程中转化为废弃物被排放。另一方面，经济增长反作用于资源环境。经济增长对资源环境造成一定影响，我国正处于经济中高速增长时期，随着经济增长资源消耗也会增加。因此，可以把资源环境与经济增长的耦合协调关系简要概括为：资源环境是经济增长必不可少的条件，为经济增长注入了强劲的动力保障。只有资源环境持续不断提供物质基础，才使经济高速增长成为可能；但经济增长对资源环境的需求必须有限度，不能超过资源环境的承受能力，否则不合理的经济增长方式会造成环境恶化、资源枯竭等问题，制约经济可持续发展；资源环境与经济增长构成了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所以，不能简单地通过不发展经济达到保护资源环境的目的，而是要在资源环境可承受能力下促进经济增长，即两者协调发展。城市群是一种特殊的城市地域单元，具有成熟的空间组织形式，是国家发展潜力并最能释放经济活力的区域。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我国已逐步形成以京津冀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为龙头，中原城市群、川渝城市群、关中平原城市群等城市群快速发展的格局。由于经济水平、资源禀赋、政策等差异，各城市群资源环境与经济增长的协同发展程度不同。京津冀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属于东部地区，经济基础好，对外开放水平高，经济环境协同发展意识较强，同时对环境治理、能源转型的投入力度大。中原城市群、川渝城市群、关中平原城市群经济相对落后，经济体系不够完善，城市群建设正处于快速发展的阶段，资源环境与经济增长协同发展程度相对较低。由此可以看出，尽管协同发展程度存在差异，但加强资源环境与经济增长协调发展仍是今后我国各城市群建设需关注的重点。关中平原城市群作为西部第二大城市群，有着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和开放格局的重要战略地位。本文以关中平原城市群为例，探究其资源环境与经济增长耦合协调关系对于区域可持续发展具有代表性和重要的借鉴意义。

摘要：近年来，我国民航发展以及GDP增长间存在的相互关系备受社会各界人士的关注。目前，民航运输的实际周转量已经于国际民航缔约，根据相关研究结果显示，我国已经逐渐发展为真正意义上的民航大国。然而，民航发展期间依然存在着诸多问题，而且这些问题又存在更加深层次的矛盾或者是一些结构性矛盾。要想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必须要从理论角度清楚了解民航运输以及经济增长间存在的具体关系，然后将其作为科学化的理论支撑，使其在维护社会可持续发展与民航建设工作中发挥现实作用。目前，在经济全球化发展背景下，民航运输的特点被放大，主要包括通达性强以及位移快等优势，正是由于优势条件的存在使我国民航运输逐渐发展为非常重要的运输方式。本文就民航运输服务与国民经济增长的关系展开详细论述。

关键词：民航运输服务；国民经济增长；关系

自改革开放后，我国民航运输已经得到了非常迅猛的发展，是名副其实的民航运输大国。民航作为大众化的交通出行方式，具有服务大众、促进和谐、传播文明的社会功能。中国民航机场人经过不懈的努力与长期探索，逐步确立了以人为本、以情为源、以诚为信的服务理念。在服务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真情服务是民航作为服务行业的本质要求，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具体体现。然而，我国民航未来发展过程中，面临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结构性问题[1]。而要解决以上矛盾和问题，应从理论上弄清楚民航运输服务与经济增长的深层关系，为决策提供实证性理论支撑。

一、理论模型分析

1.理论方法

从专业化角度出发，要从根本上验证国民经济增长以及民航运输服务间的相互关系，可以借助回归方程进一步论证，然而在论证之前必须要有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必须保持时间序列数据平稳化发展，若不平稳就会出现不同程度上的“伪回归”现象。在实际验证期间，为了有效避免这种现象的时常出现，相关工作人员可以采用科学化的协整方法实施最终的验证，究其原因在于该方法的使用往往不会忽略掉水平序列范围，可以产生大量有用信息[2]。从协整理论提出上来看，其提出人是格兰杰，刚开始的时候主要是用在时间序列基础的数量关系分析，实质上属于计量经济学的重要方法之一。借助非平稳经济变量为切人点，然后就经济变量间有可能会出现的均衡关系实施有效探讨，若说两者间的长期关系是非常稳定的，则变量之间属于共同增长的关系，反之就是不协整的关系[3]。

2.数据来源

摘要：针对当前营商环境与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基于耦合理论，以辽宁省14个城市为分析对象，构建2012—2019年营商环境与区域经济增长的耦合协调度模型并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辽宁省整体的营商环境与经济增长耦合协调度呈上升趋势，且城市与城市间的耦合协调存在大幅度差异。随着辽宁省经济的快速发展，存在营商环境滞后于经济发展现象，因此优化营商环境是促进当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关键词：耦合模型；区域经济增长；营商环境

近年来，随着东北地区经济下行压力的增大，资本、人才频繁流失，个别地方甚至出现停滞衰退迹象。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只有建设好投资、营商等软环境，才能有效遏制东北资本、人才流失状况，打破所谓‘投资不过山海关’的说法”。可见优化营商环境迫在眉睫。目前，东北地区营商环境主要存在“官本位”思想严重、法制监管滞后、“融资难、融资贵”、青年人才体系建设相对滞后以及信用体系不健全、经济结构单一、国企占比高但是国企的股权多样性不够、新兴产业欠缺等问题。这种产业群聚的模式在工业革命时代由西欧起源，盛行于所有的现代国家。这些问题无疑对当地的经济增长有直接影响，只有解决了营商环境存在的具体问题，才能加快推动东北地区经济更好、更快高质量发展。可见，优化营商环境已经成为打破区域经济发展障碍的有力手段。

1文献综述

经济增长是宏观经济学的核心领域，众多学者对经济增长进行了广泛探索与研究。现有研究多集中于经济增长的目标及影响因素方面。基于经济增长目标层面，其作为一项目标管理制度内生于经济多层级晋升锦标赛机制，目的在于激励地方官员积极参与辖区经济建设［1］。刘淑琳等研究发现经济增长目标主要通过激发政府和企业投资热情来推动经济增长［2］。基于经济增长影响因素方面，学者们主要从生态环境、人力资本等方面切入。李瑞等以黄河流域为研究基础，研究发现沿线城市的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息息相关［3］。崔俊富等运用多种实证模型研究发现物质资本、人力资本、能源等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巨大［4］。王见敏等应用耦合模型，研究进一步发现人才结构对区域经济增长有显著影响［5］。此外，亦有学者研究了营商环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营商环境是政务环境、市场环境、法治环境、人文环境等多因素的融合，对地区经济增长影响显而易见，尤其成为实现东北地区全面振兴的关键、东北振兴的关键。牛鹏等基于微观层面研究发现营商环境可以通过换届融资约束促进企业投资［6］，有利于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姜扬基于宏观层面剖析了东北地区营商环境存在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并给出建议［7］。综上所述，具体针对营商环境对区域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研究偏少。因此本文以点带面，具体到辽宁省城市营商环境，探究营商环境对区域经济耦合协调发展的影响，为辽宁省的经济发展提供参考意见。

2指标体系构建与耦合协调度评价模型

2．1构建子系统评价指标体系

一、国民经济生产基本状况

此主要是应用国民经济核算相关数据表达一定时期生产之基本结果。主要指标包括：国内生产总值、产业结构、综合要素生产率、国内生产总值（包括名义、实际)、劳动及资金投入等增长率等。此部分指标主要的作用是表达国民经济生产总水平、生产结构、生产效率与经济增长之基本特征。

二、国民经济生产变动的特点

此主要是利用统计比较的方法，阐明生产发展改变之特点。具体包括如下四个方面。

1.通过经济增长之历史动态相对比，表达生产增长波动之特征，也就是所处增长周期之阶段特征。对于增长周期波动分析，当前还没有系统构建。因而，搞好国民经济生产分析要强化增长周期理论同方法之研究，目前紧迫的是构建增长周期基准。

2.生产率的动态对比，阐明其改变的特点。其中比较重点的部分系技术进步动态的改变；

3.产业结构的动态对比，阐明产业结构的改变过程与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