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思想史范例

一、马克思和恩格斯是18世纪和19世纪初的资产阶级文化的逻辑产儿

1．从马克思恩格斯出生的家庭背景来看，西方经济学者认为，马克思恩格斯都出生在典型的资产阶级家庭。

美国著名经济思想史家E•雷•坎特伯里(E．RayCanterbery)说:“马克思出生在普鲁士王国莱茵省的特利尔城，他的父亲是一名律师，属于中产阶级，或者说是不久后被‘马克思主义’憎恶的资本主义中等阶层。马克思在一个相对自由、充满学术氛围的环境中长大，他本打算从事学术性职业，但是一些政治事件改变了这一切。”“恩格斯属于资本主义上等阶层”，“恩格斯的父亲把他送到了曼彻斯特(Manchester)，让他从事家族的纺织品生意。”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L•海尔布罗纳(RobertL．Heilbroner，1919－)说，恩格斯出生在一个资产阶级的制造商的家庭。“恩格斯的父亲是个虔诚的加尔文派教徒，气量褊狭，是莱茵兰的一个制造商。”“马克思与恩格斯不同，他出身于一个自由主义的、甚至有些激进的家庭。他1818年出生于德国特里尔，是海因里希•马克思的次子，属于富裕的犹太家族”。埃里克•罗尔(EricRoll)也说:“恩格斯出身于莱茵地区的一个老的资产阶级家庭。他的父亲是个纺织厂的厂主，恩格斯自己也投身于家传的企业———设在英国曼彻斯特的厄曼－恩格斯棉纺企业公司。”中国学者何正斌的译著《经济学300年》中也这样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20－1895)出生于一个思想保守的正统教派家庭，父亲是工厂主。”由此可见，西方经济学者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一个出生在律师家庭，一个出生在制造商家庭。但是，他们都是出生在典型的资产阶级家庭。

2.从马克思恩格斯所接受的教育来看，西方经济学者认为，马克思恩格斯都接受过资产阶级文化的教育，并在资产阶级文化教育的背景下成长起来。

海尔布罗纳说，马克思的父亲“海因里希是个受到尊敬的人，……他还用伏尔泰、洛克和狄德罗的作品来教养他的小儿子”。而恩格斯的父亲，“按照卡斯珀•恩格斯的见解，宗教和谋利两者是对有浪漫思想的人很好的疗法。恩格斯恭顺地依从了他的父亲，致力于经商”。坎特伯里说:虽然“恩格斯天生对文学和音乐充满了浓厚的兴趣和热情。他尤其喜欢波西•比西•雪莱(1792－1822)的诗……正如边沁所言，恩格斯在阅读雪莱诗句的过程中，痛苦并快乐着”。但是，“恩格斯的父亲把他送到了曼彻斯特，让其从事家族的纺织品生意。”《不列颠百科全书》也表达了相同的观点。《经济学300年》中也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20－1895)，……他中学没有毕业就离开学校经商，18岁时已成为一位能干的商人。”约瑟夫•阿洛伊斯•熊彼特(JosephAloisSchumpeter，1883－1950年)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20－1895)，在1869年以前，在相当成功的企业生涯中点缀了一些革命活动。”虽然如此，恩格斯通过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大量的实际观察和自学考察也获得了许多知识。坎特伯里:“恩格斯目睹了许多怀孕女工最终沦落为妓女，很多孩子五六岁就进入工厂劳动(就连狄更斯都是在年满12岁后才被送进工厂劳动的);由于孩子的母亲也整天在工厂劳动，因而这些孩子很少能得到母亲的照顾，每天重复进行着机械操作，过着单调的生活，因而也就无法受到教育。”与恩格斯不同，马克思却得到了很好的系统的教育。马克思中学毕业后先后进入波恩大学和柏林大学学习。所以，美国经济学家亨利•威廉•斯皮格尔(HenryWilliamSpiegel)说:“马克思生于莱茵省，在他年轻时，他的思想倾向是在几个德国大学中形成的，其中值得注意的是柏林大学。”而且，“作为柏林的学生，他被黑格尔哲学迷住了，这种哲学那时俘获了许多青年知识分子的想像力。马克思从未摆脱黑格尔的影响”，“他始终没有摆脱他所具有的德国背景的一切痕迹”。由此可见，西方经济学者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无论是从其家庭教育还是社会教育来看，他们都是在资产阶级文化教育下成长起来的。

3.从马克思恩格斯及其经济思想形成、发展过程中所受到的思想影响

西方经济学者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及其经济思想都是在深受资产阶级文化的影响下产生、形成的，并深受资产阶级文化的影响。对此，西方经济学者从各自的研究视角，从不同的侧重点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介绍。美国经济学家斯皮格尔在其《经济思想的成长》用了“马克思与黑格尔”这一标题。《预测和策略》的主编马克•斯考森(MarkSkousen)在《现代经济学的历程:大思想家的生平和思想》中用“激进德国哲学家的影响”这一标题。坎特伯里在《经济学简史:处理沉闷科学的巧妙方法》一书中，在介绍马克思经济学的章节中，用了一个专门的小标题“黑格尔的影响”这一标题。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斯坦利•L．布鲁(StanleyL．Brue)兰迪•R．格兰特(RandyR．Grant)著的《经济思想史》第10章“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他们用了这样的一个小标题“影响马克思的各种学术思想”专门用来介绍和强调马克思恩格斯思想与资本主义思想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不仅如此，他们还进行了具体的论述，在《经济学简史:处理沉闷科学的巧妙方法》一书中，坎特伯里说:“从某种意义上说，马克思对黑格尔有着彻底的认知。”而且，“马克思的革命性不同政见始于他与哲学家乔治•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GeorgHegel，1770－1831)的第一次会面之后。黑格尔哲学非常难以理解，但是至少有一点事相当清楚的，那就是它与马克思主义紧密相关”。斯坦利•L．布鲁和兰迪•R．格兰特指出:“除了恩格斯之外，还有几个人影响了马克思，主要有李嘉图、早期社会主义者、达尔文、黑格尔和费尔巴哈。”不仅如此，他们还接着进行了具体的逐一分析。他们认为:“1．李嘉图的影响。马克思研究了斯密和李嘉图的著作，他尤其对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感兴趣。他认为李嘉图的理论有几个缺陷，于是着手勾画了他自己的劳动价值论———一个具有革命意义的理论。2．社会主义者的作用。马克思对前一章讨论的几位社会主义者的宣言有着清醒的认识。他赞同他们反对当代资本主义的道义愤怒、对古典经济学的尖锐批评、对未来社会的社会主义憧憬。3．与达尔文的联系。查尔斯•罗伯特•达尔文(CharlesRobertDarwin，1809－1882)受到了马尔萨斯的启发，而达尔文的不朽著作又影响了马克思。4．黑格尔的影响。对马克思的思想影响最为深远的是乔治•黑格尔(GeorgHegel，1770－1831)提出的辩证法。马克思修正了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并根据辩证法思想形成了自己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5．费尔巴哈的唯物论。虽然马克思接受了黑格尔的历史辩证法思想，但他用修改了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的哲学唯物论替换了黑格尔的唯心论。更重要的是，与费尔巴哈一样，马克思强调唯物论———物质现实的重要性———反对黑格尔的唯心论。”加雷思•斯特德曼•琼斯(GarethStedmanJones)在他为《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写的“恩格斯词条”中说:“他受到的教育是要把他培养成商人。然而，上学以后，他逐步树立了激进的远大志向，最终使他在1841年与柏林的青年黑格尔派取得了联系。”《不列颠百科全书》说:“不久抛开这些东西，而去研究左派知识分子团体‘青年黑格尔派’所阐述的黑格尔哲学，这使他从一个不可知论者转变为富有战斗性的无神论者。他在不莱梅还用笔名‘F•奥斯渥特’发表一些文章，显示出尖锐的批判能力和清晰明了的文体。1841年到柏林炮兵团服役。……他经常到柏林大学听课，并进入青年黑格尔派的博士俱乐部，在以讨论宗教问题为主的哲学论战中，他被公认为有力的领袖。”由此可见，在这些西方经济学者们看来，马克思恩格斯及其经济思想受到了资产阶级文化的影响。正如熊彼特在他的遗作《经济分析史》这本在西方被公认为最具权威性经济思想史著作中所说:“卡尔•亨利希•马克思(1818－1883)是一个十足的资产阶级环境的产物(但这种环境未能维持他在经济上的独立)，是一种十足的资产阶级教育的产物，这种教育把他变成了(正像它把那么多的人变成了)一个知识分子，一个急进派和一个学者———这种急进主义是属于他那时代的资产阶级类型的，这种学者的学问是属于历史学和哲学类型，而与数学和物理学类型不同的。”

一、专业“准人—准出”与多元人才培养方案的设置

1.准人方案设置

在完成所有全校通选课的学习后，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的准人课程可以设置为: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公共管理导论、社会学原理、政治学原理、公共政策基础、国际政治学。准人标准为:在第二学期结束时，完成全校面向本科生开设的所有通识通修类课程。本院学生第二学期结束时须完成上述6J’丁专业准人课程的学习，并取得相应的学分。外院系申请准人的学生在第二学期结束时至少取得4个准人课程，并取得相应的学分。

2.准出方案设置

准出标准为:首先必须修完下列基础课程:西方政治思想史、宪法学、中国政治制度史、公共行政学、中国政治思想史、政治学方法论、当代西方政治思潮、公务员制度、政治社会学、比较政治制度、中外政治文化比较。其次，完成全校通识通修类课程、准人课程、专业准出课程，并取得所有学分。

3.构建多元化人才培养模式

根据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办学目标，应严格按照专业学术类、跨专业复合类以及就业创业类这三种类型的人才的培养模式进行运作和施教。首先，认真培养从事本专业学习和深造的学生，创造良好的学习环境和学术氛围，为他们将来能成长为本专业的高级专门人才做好准备。该类学生除了要认真学习该专业的平台课程和专业课程之外，推荐选学本专业的选修课程，并且鼓励选学一级学科选修课。其次，积极支持学生们从事跨学科的、跨专业的学习和深造，在他们完成该专业的平台课程和专业核心课程之外，可以根据个人的兴趣爱好以及社会的需要自由地选学其他学科、专业的课程。在选学过程中，系里将提供一定的专业咨询和指导。

作者：蔡继明 王成伟 单位：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

一、引言:分析“政治经济学”概念演变的必要性

“政治经济学”(PoliticalEconomy)大概是经济学家使用最为频繁、但内涵指向却差异最大的经济学概念，不仅不同时代的经济学家对其理解不同，即使同一时代的不同经济学家，对其理解也不尽相同。亚当•斯密认为政治经济学是关于如何管理国家资源以便创造财富的科学;马克思则认为政治经济学是有关特定生产方式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研究;马歇尔认为应以“经济学”取代“政治经济学”;萨缪尔森则认为“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无异。而随着近年来“新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兴起，关于“什么是政治经济学”的问题，更引起学者们的普遍关注，如关于政治经济学和新政治经济学概念界定及研究趋势的分析，一直是国内外理论界讨论的热门话题，其中国内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方福前(1999)[1]、杨龙(2000)[2]、陈振明、黄新华(2004)[3]、贾根良(2004)[4]、马春文(2005)[5]、汪丁丁(2004，2005)[6][7]，等等。马克•布劳格(Blaug)一直强调，经济思想史研究最为关注的，并非某些经济学家的特定理论，而在于经济学理论研究的历史性突破，即经济思想的成长[8]，或按照熊彼特所强调的，是对经济分析史的考察。“所谓经济分析史，是指人类为了认识经济现象在心智方面的努力的历史;换句话说，也就是经济思想中带有分析性或科学性这个方面的历史。”[9]15如果用哲学语言来表述，经济分析史可以看作是经济科学认识论和方法论发展的历史。马春文认为:“解释政治经济学，就要作一部政治经济学史。”[5]57他强调，对任何学科中的重要名词解释，要有思想史的研究思路。亦如徐复观所说:“思想史的研究，也可以说是有关的重要抽象名词的研究。……在方法上，很小心地导入了‘发展’的观点，从动进的方面去探索此类抽象名词内涵在历史中演变之迹;及在演变中的相关条件;由此而给予了‘史’的明确意义。”[10]1，在“新政治经济学”已成为今日国际学术研究热点、分析工具和分析方法渐趋成熟、论文和专著大批发表的有利条件下，我们可以借助徐复观所强调的“发展”观点，从动态角度来探索“政治经济学”这一重要抽象概念在经济思想史上的演进过程，并藉此为“新政治经济学”的当代研究提供更为严谨的分析视域。

二、早期学者对政治经济学概念的理解

在早期学者的著作中，经济学是从属于政治学的，各种萌芽的经济思想都只能在政治学著作中才能找到。这种一切社会科学统归于政治学的做法，正是世界各国早期学术研究的共性之一。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写道:“出于男性和女性、主人和奴隶这两种关系，首先产生的是家庭。赫西奥德(公元前八世纪希腊诗人)说得很对，他说，先营家室，以安其妻;爰畜牡牛，以曳其犁。”[11]5家庭管理，这就是经济学的最初含义。从词根上来看，“经济”(econom)一词来自于希腊语，它是由两个词组成的复合词，其中，“eco”的意思是“家务”，“nom”的意思是“规则”、“法则”。在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经济学代表着“家庭管理的艺术”(theartofhouseholdmanagement)。[12]13男人管理女人、主人管理奴隶的治家之道，同君主管理臣民、政府管理城邦的治国之道是相通的。故此，国家管理，就成为经济学的题中应有之意。亚里士多德写道:“家庭是出于自然的一种结合，用以满足人们的日常需要，……当若干家庭联合起来，其目的不止于满足日常需要时，这就出现了村落。……当若干村庄结合起来成为社团时，其规模已经大到足以完全或相近于完全自给自足，于是产生了城市国家，这只是出于生活上的需要，至于所以能持续存在，则是出于享受美好生活的愿望。……这就很明显，城市国家是自然的产物，而人类则天生是政治动物。”[11]5－6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所谓政治，就是集体之事、国家之事，而个人是非常自觉地参与到集体之事、国家之事中去的;家政管理是与国家管理相统一的，个体经济自然就是国家经济的一部分。此时，政治学与经济学天然统一，个体研究与群体研究天然统一。

三、古典时代的政治经济学概念

“政治经济学”(politicaleconomy)这一术语最初出现于17世纪初期的法国，1611年，L．deMay-erne－Turquet在一本论政府的著作中首先使用了“政治经济学”。[12]13这一术语是针对亚里士多德的“经济学”概念而提出的，更确切地说，是对亚里士多德的城邦经济学、国家经济学概念的引申和强调。在法语中，“政治的”含有宏观的、宏大的含义，此时的“政治经济学对于国家等于家庭经济学对于家庭。”[13]1又如麦克库洛赫的解释，“经济(Economy)一词是从希腊字(家或家庭)和(规律)两字演变而来的，意思就是家庭的管理。因此可以说政治经济学之于国家，正如家政学之于一个家庭。”[14]3由此可知，古典经济学家使用“政治经济学”一词，主要是为了强调其所分析的是与国家管理相关的经济问题。翻阅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著作，类似的说法俯拾皆是，可以说这是一个基本的“共识”。在古典经济学时代，经济学几乎专指与国家资源相联系的财富的生产和分配的学问，或者说是研究国民财富的学问。在古典经济学时代，经济学还未从政治学、伦理学和历史学中分离出来，在古典经济学家的观念中，政治经济学并非是从政治的角度去理解经济学，更不是政治问题的经济分析，他们所强调的是宏观的、整体的经济问题研究，这既是经济的、也是政治的。如同巴里•克拉克所说:“政治经济学是原初的社会科学。亚当•斯密、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卡尔•马克思等人均是以广阔的视野研究社会体系。直到19世纪下半叶，政治经济学才开始裂变为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社会史、社会心理学以及社会哲学等学科。”[15]1在斯密时代的政治经济学，实际上尚未形成自己独特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工具，因此还在大量借鉴其他学科、尤其是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也正是在此意义上，早期经济学家只能在道德哲学、历史学、伦理学的课程体系里谋求教职并讲授经济学。正是基于多学科杂糅的研究方法，古典政治经济学始终将实证研究和规范研究融于一体，既表现出严谨的科学求真态度，同时又抱有强烈的社会变革理想，马克思的《资本论》，可以看作是古典时期实证研究与规范研究相统一的典范之作。马克思把自己的政治经济学著作《资本论》的研究对象界定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旨在揭示一个特定的社会经济形态即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和变化(灭亡)的规律。马克思有关商品、价值、货币、劳动力商品、资本、剩余价值、利润、生产价格、地租、利息等范畴的分析和演变，无疑是采用了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矛盾分析、中介分析以及一般特殊个别分析等实证分析方法;而有关资本主义发展趋势以及对未来社会的预想，则明显带有规范分析的色彩。正如马克思的一句名言所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解释世界主要靠实证分析，而要改造世界，就必须做规范分析。也正如已故著名政治经济学家周守正教授所说:马克思的《资本论》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统一，又是认识论、逻辑学和辩证法的统一。[16]研究对象为国家和社会的整体性经济问题(财富的增长与分配)、研究领域体现多学科交叉与融合、研究方法以实证研究和规范研究相统一，以上三点，共同构成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范式与理论特色。#p#分页标题#e#

本文作者：武 王斯一 单位：海南大学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研究所 北京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辛亥革命是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中国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它推翻了清王朝二百六十多年的专制统治，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辛亥革命在给帝国主义沉重一击的同时，极大地推进了当时社会生产关系的变革，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也使中国无产阶级队伍日益壮大。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对中国社会思想的变革有着巨大的历史意义。其中的民生主义理论，直接撼动了中国几千年封建经济思想的基础，为中国现代经济理论开启了大门。作为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发端与起点，辛亥革命还为日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产生与发展垫定了基础。特别是孙中山在“新三民主义”中阐释的民生主义，更是为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做出了最初的贡献。

一辛亥革命与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发端

中国现代经济理论是近年来新建立的崭新学科，是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以来关于振兴中华、富民强国的一系列经济观点、思路、理论及学说的总和，是在中国国情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学习西方并借鉴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经验的、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以追求并实现经济现代化为核心的经济理论体系。这就是说，中国现代经济理论从总体情况看，起始于辛亥革命。虽然从经济理论的性质、目的与基本内容的不同，中国现代经济理论大致可划分为三大部分，即中国共产党的经济理论;中国国民党的经济理论与非国非共的“第三理论”，但就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主干部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产生、发展与创新而言，应当说，也是辛亥革命为其开创了坚实的基础与广阔的前景，其早期形态———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也正是随着辛亥革命及其影响的深入而逐步拓展为以中国国情与发展阶段论、过渡时期经济论、社会主义经济改造论、工业化道路论、经济改革论、市场经济论和科学发展观等为主要内容的经济理论体系，从而成为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重要内容。毋庸置疑，辛亥革命作为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发端，就中国国民党的经济理论而言，是基本没有异议的。但是，同时也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象征性起点，仍有不少异议。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上线应该在新中国成立的1949年。这样，中国经济思想史近现代部分的历史分期与中国经济史近现代的历史分期才能吻合。其实，中国经济思想史同中国经济史是截然不同的两门学科。

对于中国经济史来说，它是以中国社会历史上各种不同生产方式以及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形成、发展、变化及演进过程和必然归宿为研究对象，用大量的具体史实揭示历史上各种社会经济的不同结构与形态及其发展变化的运动规律。其中的中国近代经济史，上限一般划在1840年，下限划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这样划分是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因为这一时期中国的社会经济性质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但中国经济思想史就不同了，它的研究对象是中国历史上经济思想、理论、学说的产生、发展、演变的过程、条件、特点及状况，探求并说明中国经济思想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及阶段的内在规律性。其中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上限亦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但下限不是划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而应划在1911年辛亥革命。基本原因在于:

第一，经济史与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对象是不同的。经济史面对的是经济实在，而经济思想史面对的是思想观念。研究经济思想史无论如何不能脱离经济史，但经济史的研究却绝对不能替代经济思想史的研究。经济思想相对于经济现实是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如果把中国近代经济史的分期套到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上，至少是混淆了两个截然不同的学科。

第二，从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看，虽然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前，这一时期中国的社会性质和经济性质，并未因为以为标志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两个阶段的划分而发生根本变化，但是，以辛亥革命为标志的两个不同历史时期相应的主体经济思想，其性质、特点及基本内容却发生了根本性转变，这就为经济思想史不同时期的划分提供了实质性的依据。以辛亥革命为界，在此之前，经济思想的主体是封建经济思想与封建改良主义;在此之后，经济思想的主体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和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

〔内容提要〕经济增长的多寡意味人们生活水平的高低，而经济增长注定伴随资源环境约束。生态经济学所涉及的主题贯穿整个人类历史，随着问题的出现，人类面对、研究、解决，并最终逐步达成共识，在资源环境的约束下，寻求人类经济增长的动态平衡。

〔关键词〕经济增长;生态经济学;环境

一、经济增长与超载的世界

经济增长支配着当今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政治、科技、文化等都必须服务经济增长。现行的经济、政治、社会系统稳定存在的前提条件是没有尽头的经济扩张和与此关联的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创造高税收才能减少赤字；为满足日益增长的公共服务需求，政府财政需要更多的收入；维持社会凝聚力也需要经济增长。但是，这种“增长至上主义”已经让世界超负荷运转并恶化了环境问题、气候问题、收入不均等问题。世界经济在增长，但生态系统不会随之增长。增长意味着更大的嘴巴和更大的消化肠道比之前更快速地把更多的资源转换成更多的废物，以满足经常性破坏性的个人欲望（Daly，HermanE，2014）。当今天的科学家们谈论气候变化条件下“沙尘暴”越来越多时，实际上预示着一种剧烈的生态与社会的改变。这些可预计的危机也必将带来剧烈的后果（HannahHolleman，2018）。

二、生态经济学的历史发展过程

生态经济学所涉及的主题贯穿整个人类历史。自古希腊人以来就一直争论着，包括财富创造的极限、美好生活的意义、如何实现个人福祉和社会福祉、伦理与行为、价值认识论和炫耀性消费的心理和社会影响。这些现代主题的推理与观念线索在18世纪和19世纪的资料中均可检索到，并唤起很多被主流经济学家遗弃和忽略的话题，包括亚当•斯密（1759）有关社会动因的作品、马尔萨斯（1798）关于人口与贫困的作品、杰文斯（1865）关于对再生能源依赖的作品、约翰•斯图尔特•米尔（1848）关于稳态经济的作品、马克思（1867）关于剥削、阶级冲突与资本积累的作品、凡勃仑（1899）关于演进制度分析和炫耀性消费的作品。Ruskin（1862）最有名的经济学的浪漫主义批判作品也与这些主题相关联。Becker（2005）、Christensen（1989）、Smith（1980）、Spash（1999）的作品也是生态经济学历史脉络中的一些有限尝试，但最具价值的是MartinezAlier（1990）关于能源—环境方面的论文。生态经济学虽发轫于20世纪四五十年代，但六七十年代也仅有滥觞之力，尽管一些经济学家在形式上和实质上表达了至今仍旧流行于生态经济学的思想，如K.WilliamKapp（1961，1963，1978）研究了经济学与环境的关系，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著有思想史、方法论和基于环境问题制度分析的广泛写作。但其不为人知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他的批评在广度与深度上远远领先于那个时代。Polanyi（1944）和Galbraith（1958，1967）有关现代工业经济的著作各自涵盖了自我控制市场经济体与公司的兴起，两者都明确地将其主题与环境退化联系起来。20世纪60年代，《寂静的春天》（RachaelCarson，1962）和《人口炸弹》（PaulEhrlich，1968）的出版预示了对环境问题一种更普遍和广泛的社会觉醒。经济增长问题也被置于议程之中（Boulding，1966；Mishan，1969）。流行文化中，嬉皮士运动倡导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去物质化、选择简单随意公社式的生活。不过，流行的环境文学作品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风生水起，然后进入到经济辩论之中。辩题也从人口增长（EhrlichandHoldren，1971）扩展到对经济增长的一般限制（Meadowsetal，1972）、对生产方式的质疑（Schumacher，1973）和增长对社会的巨大影响（Hirsch，1977）。与此同时，激进的环保主义也在孕育之中（Abbey，1975）。在经济学里，能源危机是吸引注意力的主要的环境问题（Commoner，1976；Tanzer，1974）。但这遭到主流经济学家的轻蔑与反对（如Beckerman，1974），这类经济学家过去和现在都与公众认知大相径庭，对技术工业污染给这个星球上的生命造成的威胁不以为然。滴滴涕与人类和动物的出生缺陷之间的关联性是一个开端，武器测试的核辐射、核工业事故、温室气体、臭氧层空洞、酸性沉积物、滥伐森林陆续成了政治议题和国际研究项目。工业技术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强加给人类很多的怨恨、忧虑、恐惧和无奈。以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后果而言，经济增长具有恶劣的误导性（Mishan，1969）。人们认为，环境包含一系列被忽略的和经济学以外的价值（Krutilla，1967），但这些必须符合成本—效益分析和福利理论框架（Kneese，1984）。最基础的访谈数据结果对人类心理学与动机的经济模型提出了质疑（Spash，2008）。在正统经济学内部，偏好功利主义、最优控制模型、折现、一元论价值体系和教义化的数学，严重限制了批评、创新和解决环境与社会问题的能力。然而，环境经济学家也没有能力开宗立派，他们固执地教授一个核心模型，将污染描述为易于纠正的两个参与者之间的局部问题，是一次性的市场失灵（Spash，2010）；更糟的是，因为交易成本的存在，将污染视为一种最优行为（Mishan，1971）。因而，20世纪70年代，那些对环境问题发表激烈评论的经济学家普遍发现他们以及他们的思想在那个十年被边缘化了，其因在于他们的评论太具强烈的革命性。GeorgescuRoegen（1971）发表了一篇经济熵的文章，得出了一个基本结论：长远地看，增长是不可行的。而政策需要基础性改革。他从人口规模、生态系统压力到变革需要的时间以及人类系统可能变化的速度之间的推理导致对人类社会的怀疑。经济系统与伦理道德判断的分割，既要关注活着的同类，也要关注未来子孙。赫尔曼•戴利（1977，1992）认为，面对经济熵定律和对增长的批判，最好的目标选择是“稳态经济”。否则，大自然的反馈循环将迫使我们这样做，那时可能就是灾难性的。20世纪80年代后期，生态经济学提供了更多激进文学作品和思想者的潜力。哥斯坦扎（Costanza）属于主流阵营，将其广泛的多产的作品置于新古典主义思想体系之内，包括机械均衡模型和偏好功利主义，而正是它们限制了环境经济学家的早期努力。为实施环境评估，测度与价值问题成为生态经济学的高频议题，部分原因是尝试理论“包装”，以便为采取行动吸引经济和政治支持。后来，环境影响的物理计量技术也被开发出来，如生态足迹。更多的成本，如效益类型的研究也扩展到生态事务当中。但从很多方面来看，如果像在市场上交易人工制品那样处理生态系统会存在严重问题（Spash，2008b）。于是，一种“混改”式的作品出现了，因为没有哪一个经济理论能从过去经济学实践中发展一个连贯一致的价值理论的基本问题。

三、结语

摘要：虽然在历史演进中宏观经济学理论研究取得了重要突破，但在从“研”到“教”的转化过程中发生了滞涩。当前的宏观经济学教学中普遍存在着课程体系和内容设计不合理、本土化理论体系缺失等问题。后危机时代背景下，应当通过基础理论与课程体系改革、教学内容与教学模式创新等路径实现宏观经济学教学的创新发展，构建凝练“中国智慧”的宏观经济学教学模式，全面、深入推进宏观经济学课程教学改革。

关键词：后危机时代；宏观经济学；教学改革；方向；路径

一、引言

宏观经济学通常是指以失业、通货膨胀、经济周期和经济增长等宏观经济现象为研究对象，以实现充分就业、物价稳定、经济增长和国际收支平衡等为目标，采取总量分析和定量分析等研究方法，对总体经济活动进行分析的一门科学。一般认为，现代宏观经济学起源于大萧条，凯恩斯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是最早的宏观经济学“教科书”。在历经数次“革命”与“反革命”的抗争中，宏观经济学作为一门系统的经济学说被确立下来，与微观经济学并立成为了西方经济学的核心课程，呈现在曼昆、萨缪尔森、伯南克、阿西莫德鲁、高鸿业等学者所编写的教科书中。虽然与过去相比，在宏观经济学的一些关键性问题上，人们形成了相当多的共识，但对宏观经济学的批判从来没有间断过[1]。科斯曾将宏观经济学的新古典范式形象地喻为“黑板经济学”，认为其只停留在理论推演，而无法解释现实世界。2016年9月，保罗•罗默更是发表了一篇题名为《宏观经济学的麻烦》的论文，从经验研究中的识别问题出发，再度对宏观经济学发难。他指出，当前宏观经济学主要是在“冲击-传导”分析框架下通过构造一些虚拟的外生冲击来解释经济波动，而忽略了外生冲击来源的微观基础，导致其对现实的解释力在不断下降。另外，以卢卡斯、普雷斯科特和萨金特为代表的部分著名经济学家在面对理论存在的可能缺陷时，采取了相互支持的态度。由于权威代替了求真，宏观经济学逐渐背离了自启蒙运用以来的科学精神，演变为一门伪科学[2]。那么，宏观经济学是否像学者们所批评地那样脱离现实呢？如何改进宏观经济学的研究与教学，构建适合国内学生学习的宏观经济学呢？本文对宏观经济学教学过程中存在的一些共性问题进行了有益探讨，并提出了宏观经济学课程教学改革的思路与措施。

二、宏观经济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研究市场经济运行中出现的宏观经济问题的宏观经济学被引入了我国高校课堂，成为经济管理类学生的主干基础课程。宏观经济学的开设对于提高我国经济学的整体水平，推动我国经济学教学和研究，有着重要意义。但是，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宏观经济学的课程体系、知识结构以及教授方式不合理等问题逐渐暴露出来。

（一）课程体系设计不合理

无论人们是否承认、评价如何不同，学术的历史脉络与生命是连绵不断的，处于无法隔断的历史进程之中。对一门学科而言，学说史研究是研究该学科产生、发展与演变的学问，体现了以历史视角把握该学科发展脉络的内在要求。一门学科只有了解自己的过去，才能在继承与批判的基础上把握现状与未来。   在法律制度、法学思想与法学学说三者关系中，法学学说史的研究对于法制发展有重要影响。研究历史上不同时期的法学学说，可以寻求法学研究与社会发展之间的相关性因素，获得对法学的整体性认识，同时对当前的法治发展产生推动作用。不论是对于法学研究还是对于法治建设而言，学说史研究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   法学学说与法治发展存在互动关系。法学学说的发展积极推动和促进法治发展，同时法治发展又进一步促进法学学说的发展。首先，法学学说是一个国家的法学研究者关于本国法制与法学发展历史的一种系统化、体系化的理论总结，是对法学理论和法治实践的高度概括，也是对本国法律文化和法治传统的高度凝炼。在法制与法学发展史上，一种或某些法学学说的出现，往往标志着这个国家特定时期的法制发展达到了一个较高的程度。而每一个新的法学学说的出现，通常又会引发学界对该种学说的争论，这些学术争鸣又在另一个层面上推动了法学的发展。其次，一个国家法制的发展并不是孤立的，往往和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交相辉映，而政治、经济、文化和法律的发展构成了法学学说发展的基础和根源。作为一种体系化的理论形态，法学学说的形成，要仰赖于法律制度的建立和法治发展。也只有在法律得以充分发展、法律信仰得以充分彰显、法治理想得以充分实践的社会中，法学学说的形成才能水到渠成。否则，单靠个别学者的单薄之力，在书斋中难以构建起一套成熟的法学学说。   法学学说是中国法学发展的知识背景，通过研究法学学说史，有助于寻求法学的思想性与本土性。由于历史与现实的原因，与大约同时起步的经济学、社会学、哲学等学科相比，法学在学术的思想性、主体性和前沿性等方面存在着进一步提升的空间。由于我国法学界普遍缺乏对本国法学发展的学说史、思想史等基础问题的关注和研究，无法从学术的历史源头中吸取营养，知识体系正当性的基础比较脆弱，缺乏学术传统，不能理直气壮地坚持知识的主体性，对学说史的体系化研究成果寥寥无几，导致法学研究成果的学术性和创新性不够突出，有的研究成果以致沦为闭门造车般的自言自语。   欲推动中国法学研究的转型，进一步提升当前中国法学研究的学术品格，改变当前法学研究中存在的低水平重复现状，当务之急是保持对学术传统的尊重立场，了解学术的历史，回归学术理性，尽快梳理和建构中国法学的学说发展史，在此基础上形成中国法学的学术品格与学术流派。法学学说史是法学研究者追求学术理想的内在动力，也是倡导学术自由，形成不同学术特色与学派的基本出发点。所谓学术流派，是以学术历史为出发点，以独立的学术思想为理念的。在中国的法治发展中，西方法学理论固然有着重要的参考借鉴价值，但更重要的理论资源应该是植根于本土的法律实践与法律文化中的法学学说。反观任何在国际上具有影响力的大国，他们都是在学术史研究中开创自己完整、合理的理论体系和学术传统，而绝不是拾他国牙慧、步他人后尘，否则在别人的话语体系中亦步亦趋，就永远不会有学术上的创新和自主性。   中国的法学学说史是法学研究和发展的理论依据。通过对中国的法学发展史进行历史和现实整体性的研究，可以展现法学在中国发展的历史历程，这既是今天的法学学科建设必须正视和重视的历史背景与经验教训，也是使法学研究成为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支撑的基本前提。   中国法学要想获得真正的发展与转型，就必须要立足于中国的社会结构与文化传统，要面向中国的法制实践，倡导“以问题为导向的”的研究方法。在国际化、全球化时代，法学学说史的研究有助于保持中国法学的主体性，突出“中国问题意识”。在过去的法学研究中，一些研究成果只是把产生于西方法治发达国家特定语境中的理论、学说和制度，毫无选择地介绍、移植到中国来，使得中国的法治建设和法学研究只是简单地重复西方法治的话语，既失去了学术的自主J性，也不能满足中国法治实践发展的需要。   当然，研究中国法学学说史并不是仅仅对法学的历史做出一种总结，更重要的目的在于对现今的法学研究和法治建设提供理论上的支持和借鉴。在“西法东渐”的过程中，中国的本土学者为西方法学理论的中国化作出了自己卓有成效的努力，提出了根植于中国本土、符合中国国情的具有本土特色的法学概念和学说。不同历史时期的学者形成了不同的学术风格，这些不同时期学者的学术风格延续下来，形成一条既各具特色又互相关联的学术思想脉络。这种思想史上的绵延关系构成了中国法学的知识谱系，形成了中国法学研究和发展的基本框架。它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学理论体系都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保持自身法律文化与实践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必须要加大对本土法律文化\学术传统和法律传统的研究。从长远来看，法学学说史是中国法学理论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中国法制建设的重要内容。中国法学面对的是中国的法制实践\法律文本和法制传统，必须依赖于中国法学的本土资源和理论框架。因此，有必要将中国的法学学说史研究置于法律文化乃至法制发展框架内予以考察，充分彰显其隐含的学术价值与社会价值，力求从法学研究的历史活动中汲取有益的营养，为法学的中国化提供理论基础，完成“法学中国化”的学术使命。   学说史研究是一个系统的复杂工程，不仅需要跨学科的知识，还需要采取对学术与历史的虔诚与客观的态度。从历史和现实视角准确地把握法学学说史的脉络与变迁规律，要付出艰辛的学术努力。   法学学说史研究的基础首先是史料的搜集和整理，只有在较为完备的历史资料的基础上才能提炼出相应的法学学说。如民国至今的法学著作以及实践总结等，都是重要的研究资料。但是历史研究，特别是学说史研究容不得半点浮夸，以史料说话，有多少材料才能说多少话。在收集史料的过程中，还要保证史料的精准度。很多法学史料由于年代久远而逐渐毁弃，现存的有用资料少之又少，而且有时还互相姐龋，难以印证。对此，必须尽可能通过第一手资料整理出可信的结论。#p#分页标题#e#   近代以来一百多年的法学发展历程中，各种观点、思想如星辰闪耀，璀璨多辉。是不是所有的观点、主张都可以称为学说?什么样的观点、主张才有可能称为学说?法学学说的判断标准与梳理的系统性，特别是如何从众多史料中提炼、升华出中国的法学学说，成为学说史研究面临的另一个难题。   法学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制度史、思想史和学说史等专业化的知识领域。在以往的法学研究中，我们往往侧重于制度史、思想史层面的研究，而对学说史研究关注不够。尽管学说史与制度史、思想史密切相关，但是它们之间也存在明显的不同。从研究内容上看，制度史是从法律发展的制度变革层面来研究其发展历程，思想史是从法律发展的思想流变层面来研究其变迁过程，而学说史则是从法律发展的学术积累层面研究法学产生与发展的过程，考察法律的历史积淀，旨在探讨不同时期法学特定概念与范畴的体系化、整体化的过程。学说史既不同于法律发展史，也不同于特定时代法律思想的记载，是对学术对象变迁的“再现”与“再认识”。

本文作者：陈霞 单位：海南出版社

中国现代经济理论是1911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以来关于富民强国的经济观点、理论、学说的概括和总和，是20世纪80年代初在我国兴起的新学科，也是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新领域。它是在中国国情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学习并借鉴西方经济发展经验、追求并实现现代化的具有中国风格的经济理论体系。武教授几十年的潜心研究铸就了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研究方面的一系列学术成果，新作《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研究》（第二版）一书（以下简称《研究》）2011年3月由海南出版社出版。笔者作为该书前后两版的责任编辑，对于武教授的研究及其成果很熟悉、很赞同。《研究》一书层次清晰、观点鲜明、论述充分、立意新颖，注重“论从史出、人从论出、史论结合、精于评论、把握脉络、重在发展”的基本方法，系统研究了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学科建设与理论专题，从学科架构、专题研究与学术评论三个方面客观、准确、公允地阐释了中国现代经济理论产生、发展、完善以及创新的过程、条件、内容、特征及其内在逻辑性。本书明晰的结构、丰富的内容与深入的研究充分体现着武教授从研究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开始，到中国现代经济理论整体研究这一过程的艰辛与执着，是作者长期从事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研究的真实写照与理论结晶，从而把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水平、新高度。

一、关于中国现代经济理论学科建设的创新

武教授首倡并长期研究中国现代经济理论这一新学科，他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开始，对于这一新研究领域的对象、任务、方法、分期、阶段、线索、脉络以及基本特点、核心范畴、理论主线等方面进行了全方位、立体性、多层次的框架性研究，并逐步将研究拓展为“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研究》一书的出版意味着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学科架构与基本内容大致成型，学科建设和主要问题已基本清晰。

1.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研究的对象、任务、特征与分期。武教授认为，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研究对象是“研究并解释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内容与产生、发展、完善的条件、过程、特点及其规律性的科学”[1]；其任务是“通过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产生和发展基本过程的历史考察，实事求是地介绍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早期共产主义者、主要领袖人物、著名经济学家的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客观地再现富有革命性、科学性、实践性和创造性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轨迹，阐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产生和发展过程。”[2]这个过程，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同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具体结合的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过程；更为重要的是，研究这种中国化的过程与创新在实践中产生了怎样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

2.关于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研究的特征。武教授又细分为“内容特征”和“研究特征”。内容特征：革命性、实践性、科学性、创新性；研究特征：过程性、综合性、概括性、评论性和预测性。这样的总结概括既有客观性，又有创新性。理顺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研究分期过程中的结点问题至关重要，武教授对“六大结点”进行了深入思考和探索：辛亥革命是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发端；是中国现代经济理论主体的先声；中国共产党诞生是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载体；新中国成立是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发展；是对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洗礼；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现代经济理论新时期的起点。把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发端确定为辛亥革命并相应进行必要的阶段划分，尚属首次，具有开创意义。

3.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研究的环境、线索与方法。武教授认为，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在中国革命与建设过程中之所以产生了鲜明的中国特色，不仅在于社会主义在与各国的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必然要具体化、特色化，而且在于社会主义得以在中国实践的环境系统，亦即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够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得以实践的客观条件与环境特征。[3]中国现代经济理论正是在中国现实社会主义的一系列环境特征之上产生的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特色的特定的关于经济现代化的理论。中国现代经济理论既不是简单的逻辑回归，也不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论及的本来意义社会主义的现实，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而也就使中国现代经济理论成为马克思主义及中国国情的函数。王教授认为，概括并把握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基本线索是该学科研究的基本要求，他指出，中国现代经济理论在其产生与发展的过程中，经历了与中国旧、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基本相一致的发展阶段，特别是其主干部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基本线索是清晰的、鲜明的。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基本过程，大致表现为：产生———形成阶段；实践———发展阶段；改革———创新阶段。依据这一基本过程，又可以把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基本线索概括为：来源、产生、发展、创新的不同时期。[4]在史学研究中，研究方法至关重要，判断其研究是否具有新意、是否具有开拓性，在很大程度上看其研究方法是否有创新与突破。武教授认为，中国现代经济理论既是一门经济科学，又是一门历史科学，其研究的根本方法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因受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研究对象和任务所决定，它在运用上述研究方法时，又具有其具体形式，即过程法、分析法、比较法与评论法。其中“过程法”和“评论法”是创新点。需要说明的是，王教授在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研究中又区别了研究方法与阐述方法，两种方法相互结合、互为促进，研究方法为阐述提供内容，阐述方法体现研究成果，并且将阐述方法概括为：论从史出，人从论出，史论结合，重在发展。研究方法与阐述方法不尽相同，两者之间是互补关系：研究方法是基础，阐述方法是说明；研究方法是本质，阐述方法是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