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论文范例

摘要:本文总结了数学如何作为一种工具帮助经济学研究，同时总结了数学在经济学的应用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包括“数学滥用”、强行使用数学等，最后本文总结了数学在经济学研究中被赋予了不应有的地位以及虽然数学本身并不能独立支撑经济学研究，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在经济学中使用数学工具。

关键词:方法论;数学;经济学

数学与经济学的关系在学界已经被讨论了好多年，想要认清数学与经济学的关系，首先我们必须弄明白经济学与数学之间是否存在包含关系。Dow(1990)就曾指出，如果我们认为经济学就是一门数学学科，那么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将历史学、社会学、哲学以及方法论看做是这些学科在不同专业领域吸收知识，并且经济学实践将这些学科联系在一起。但是对那些将经济学看做是一门使用了数学的人文科学的人来说，经济学的内容本身就需要历史学、社会学、哲学以及方法论这些领域的专业知识。我认为后一种观点好像更贴切地描述了数学在经济学研究中的地位，就是说经济学是一门使用了数学专业知识的人文科学。

一、数学作为一种有效的研究工具，可以帮助经济学家进行经济研究

经济学家大多善于使用修辞学的表达方法来描述经济现象，在描述某些经济学家自己也没有完全弄明白的现象时，有些经济学家善于使用晦涩难懂的经济学术语来掩盖本身理论解释的不充分性，但是，这种做法会使得理论解释的说服力大打折扣。在这种情况下，使用数学方法进行补充性解释可以避免使用晦涩难懂的语言来掩盖理论本身欠缺的解释性，可以通过明白的数学公式展现清晰的逻辑。因为这个原因，在经济学研究中使用数学函数以及运用数学模型成了经济学家们更好地解释经济现像和预测未来经济发展走势的一种有用手段。罗默(2015)就曾经指出，借助新的变量，模型可以将文字叙述与数学公式较好地联系在一起，增加理论和实证之间的关联程度。罗默举例道，早在1956年，索洛在他的经济增长理论中就曾使用数学公式来表示“资本”这一变量。利用数学公式同概念的紧密结合，索洛精准地阐释了“资本”这一变量的含义，进而通过对概念的阐释轻松地将理论与实证结合起来。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典型的数学知识助力经济学修辞解释的例子。Dow精辟地总结道，数学结论的公式化为经济学纯理论的优势以及使用模拟进行实证演示铺平了道路。像罗默一样，凯恩斯对待在经济学中使用数学的态度也是积极的。通常认为凯恩斯对于在经济学中使用数理统计方法是持完全否定的态度的，但是O’Donnell(1990)认为这种现象是由于这些人只看到了凯恩斯一部分的观点，并没有全盘认识凯恩斯的观点，这种对凯恩斯数学观的解读是错误的并且是肤浅的。事实上凯恩斯对数学本身并没有敌意，而是反感“伪数学”，或者说数学分析方法的不合理的应用。例如，在对概率的研究中，凯恩斯自己便使用数学表达来方便解释概率这个经济学概念，为了清晰表达两组命题之间的概率，凯恩斯使用a/h来表示概率，a代表概率相关的结论，h表示包含了给定信息的先决条件。数学知识不仅在经济学先验演绎推理层面有用处，而且在经济学实证层面也有用处。财会学中数理统计的重要性是众所周知的，约翰•希克斯(1979)一直强调经济分析中，尤其是在动态经济分析中，财会传统的重要性。在这方面，凯恩斯也有类似的观点，凯恩斯相信某些部分的纯经济理论可以用数学方式表达出来，并且计量经济学可以为经济学提供重要的服务。凯恩斯强调，计量经济学有两个重要功能:为理论参数提供实验量级和量化独立的原因间的相对强度。对与凯恩斯来说，数学在经济学理论和计量经济学中有精确的功能，只不过数学能发挥的功能是有限度的。数学在帮助修辞学进行经济学解释的同时，还可以帮助经济学家形成有益的逻辑性的思维方式，凯恩斯就曾指出，数学是正式思维原则中的一个分支，因此，只要正确地使用数学，数学可以帮助经济学家形成创造一种“有组织的有顺序的思维方式”，这样的思维方式对经济学研究来说非常重要。

二、数学在经济学的应用中出了问题

数学具有诸多特性可以帮助经济学家进行经济学研究，但是，在实际操作领域，我们观察到了一些数学在经济学中应用的问题，这些问题不仅会妨碍数学的合理应用，还会使得一些经济学研究者对数学产生消极的观念。这些问题包括，“数学滥用”，数学的错用以及强行使用数学。

作者：蔡继明 王成伟 单位：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

一、引言:分析“政治经济学”概念演变的必要性

“政治经济学”(PoliticalEconomy)大概是经济学家使用最为频繁、但内涵指向却差异最大的经济学概念，不仅不同时代的经济学家对其理解不同，即使同一时代的不同经济学家，对其理解也不尽相同。亚当•斯密认为政治经济学是关于如何管理国家资源以便创造财富的科学;马克思则认为政治经济学是有关特定生产方式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研究;马歇尔认为应以“经济学”取代“政治经济学”;萨缪尔森则认为“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无异。而随着近年来“新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兴起，关于“什么是政治经济学”的问题，更引起学者们的普遍关注，如关于政治经济学和新政治经济学概念界定及研究趋势的分析，一直是国内外理论界讨论的热门话题，其中国内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方福前(1999)[1]、杨龙(2000)[2]、陈振明、黄新华(2004)[3]、贾根良(2004)[4]、马春文(2005)[5]、汪丁丁(2004，2005)[6][7]，等等。马克•布劳格(Blaug)一直强调，经济思想史研究最为关注的，并非某些经济学家的特定理论，而在于经济学理论研究的历史性突破，即经济思想的成长[8]，或按照熊彼特所强调的，是对经济分析史的考察。“所谓经济分析史，是指人类为了认识经济现象在心智方面的努力的历史;换句话说，也就是经济思想中带有分析性或科学性这个方面的历史。”[9]15如果用哲学语言来表述，经济分析史可以看作是经济科学认识论和方法论发展的历史。马春文认为:“解释政治经济学，就要作一部政治经济学史。”[5]57他强调，对任何学科中的重要名词解释，要有思想史的研究思路。亦如徐复观所说:“思想史的研究，也可以说是有关的重要抽象名词的研究。……在方法上，很小心地导入了‘发展’的观点，从动进的方面去探索此类抽象名词内涵在历史中演变之迹;及在演变中的相关条件;由此而给予了‘史’的明确意义。”[10]1，在“新政治经济学”已成为今日国际学术研究热点、分析工具和分析方法渐趋成熟、论文和专著大批发表的有利条件下，我们可以借助徐复观所强调的“发展”观点，从动态角度来探索“政治经济学”这一重要抽象概念在经济思想史上的演进过程，并藉此为“新政治经济学”的当代研究提供更为严谨的分析视域。

二、早期学者对政治经济学概念的理解

在早期学者的著作中，经济学是从属于政治学的，各种萌芽的经济思想都只能在政治学著作中才能找到。这种一切社会科学统归于政治学的做法，正是世界各国早期学术研究的共性之一。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写道:“出于男性和女性、主人和奴隶这两种关系，首先产生的是家庭。赫西奥德(公元前八世纪希腊诗人)说得很对，他说，先营家室，以安其妻;爰畜牡牛，以曳其犁。”[11]5家庭管理，这就是经济学的最初含义。从词根上来看，“经济”(econom)一词来自于希腊语，它是由两个词组成的复合词，其中，“eco”的意思是“家务”，“nom”的意思是“规则”、“法则”。在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经济学代表着“家庭管理的艺术”(theartofhouseholdmanagement)。[12]13男人管理女人、主人管理奴隶的治家之道，同君主管理臣民、政府管理城邦的治国之道是相通的。故此，国家管理，就成为经济学的题中应有之意。亚里士多德写道:“家庭是出于自然的一种结合，用以满足人们的日常需要，……当若干家庭联合起来，其目的不止于满足日常需要时，这就出现了村落。……当若干村庄结合起来成为社团时，其规模已经大到足以完全或相近于完全自给自足，于是产生了城市国家，这只是出于生活上的需要，至于所以能持续存在，则是出于享受美好生活的愿望。……这就很明显，城市国家是自然的产物，而人类则天生是政治动物。”[11]5－6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所谓政治，就是集体之事、国家之事，而个人是非常自觉地参与到集体之事、国家之事中去的;家政管理是与国家管理相统一的，个体经济自然就是国家经济的一部分。此时，政治学与经济学天然统一，个体研究与群体研究天然统一。

三、古典时代的政治经济学概念

“政治经济学”(politicaleconomy)这一术语最初出现于17世纪初期的法国，1611年，L．deMay-erne－Turquet在一本论政府的著作中首先使用了“政治经济学”。[12]13这一术语是针对亚里士多德的“经济学”概念而提出的，更确切地说，是对亚里士多德的城邦经济学、国家经济学概念的引申和强调。在法语中，“政治的”含有宏观的、宏大的含义，此时的“政治经济学对于国家等于家庭经济学对于家庭。”[13]1又如麦克库洛赫的解释，“经济(Economy)一词是从希腊字(家或家庭)和(规律)两字演变而来的，意思就是家庭的管理。因此可以说政治经济学之于国家，正如家政学之于一个家庭。”[14]3由此可知，古典经济学家使用“政治经济学”一词，主要是为了强调其所分析的是与国家管理相关的经济问题。翻阅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著作，类似的说法俯拾皆是，可以说这是一个基本的“共识”。在古典经济学时代，经济学几乎专指与国家资源相联系的财富的生产和分配的学问，或者说是研究国民财富的学问。在古典经济学时代，经济学还未从政治学、伦理学和历史学中分离出来，在古典经济学家的观念中，政治经济学并非是从政治的角度去理解经济学，更不是政治问题的经济分析，他们所强调的是宏观的、整体的经济问题研究，这既是经济的、也是政治的。如同巴里•克拉克所说:“政治经济学是原初的社会科学。亚当•斯密、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卡尔•马克思等人均是以广阔的视野研究社会体系。直到19世纪下半叶，政治经济学才开始裂变为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社会史、社会心理学以及社会哲学等学科。”[15]1在斯密时代的政治经济学，实际上尚未形成自己独特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工具，因此还在大量借鉴其他学科、尤其是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也正是在此意义上，早期经济学家只能在道德哲学、历史学、伦理学的课程体系里谋求教职并讲授经济学。正是基于多学科杂糅的研究方法，古典政治经济学始终将实证研究和规范研究融于一体，既表现出严谨的科学求真态度，同时又抱有强烈的社会变革理想，马克思的《资本论》，可以看作是古典时期实证研究与规范研究相统一的典范之作。马克思把自己的政治经济学著作《资本论》的研究对象界定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旨在揭示一个特定的社会经济形态即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和变化(灭亡)的规律。马克思有关商品、价值、货币、劳动力商品、资本、剩余价值、利润、生产价格、地租、利息等范畴的分析和演变，无疑是采用了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矛盾分析、中介分析以及一般特殊个别分析等实证分析方法;而有关资本主义发展趋势以及对未来社会的预想，则明显带有规范分析的色彩。正如马克思的一句名言所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解释世界主要靠实证分析，而要改造世界，就必须做规范分析。也正如已故著名政治经济学家周守正教授所说:马克思的《资本论》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统一，又是认识论、逻辑学和辩证法的统一。[16]研究对象为国家和社会的整体性经济问题(财富的增长与分配)、研究领域体现多学科交叉与融合、研究方法以实证研究和规范研究相统一，以上三点，共同构成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范式与理论特色。#p#分页标题#e#

〔内容提要〕经济增长的多寡意味人们生活水平的高低，而经济增长注定伴随资源环境约束。生态经济学所涉及的主题贯穿整个人类历史，随着问题的出现，人类面对、研究、解决，并最终逐步达成共识，在资源环境的约束下，寻求人类经济增长的动态平衡。

〔关键词〕经济增长;生态经济学;环境

一、经济增长与超载的世界

经济增长支配着当今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政治、科技、文化等都必须服务经济增长。现行的经济、政治、社会系统稳定存在的前提条件是没有尽头的经济扩张和与此关联的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创造高税收才能减少赤字；为满足日益增长的公共服务需求，政府财政需要更多的收入；维持社会凝聚力也需要经济增长。但是，这种“增长至上主义”已经让世界超负荷运转并恶化了环境问题、气候问题、收入不均等问题。世界经济在增长，但生态系统不会随之增长。增长意味着更大的嘴巴和更大的消化肠道比之前更快速地把更多的资源转换成更多的废物，以满足经常性破坏性的个人欲望（Daly，HermanE，2014）。当今天的科学家们谈论气候变化条件下“沙尘暴”越来越多时，实际上预示着一种剧烈的生态与社会的改变。这些可预计的危机也必将带来剧烈的后果（HannahHolleman，2018）。

二、生态经济学的历史发展过程

生态经济学所涉及的主题贯穿整个人类历史。自古希腊人以来就一直争论着，包括财富创造的极限、美好生活的意义、如何实现个人福祉和社会福祉、伦理与行为、价值认识论和炫耀性消费的心理和社会影响。这些现代主题的推理与观念线索在18世纪和19世纪的资料中均可检索到，并唤起很多被主流经济学家遗弃和忽略的话题，包括亚当•斯密（1759）有关社会动因的作品、马尔萨斯（1798）关于人口与贫困的作品、杰文斯（1865）关于对再生能源依赖的作品、约翰•斯图尔特•米尔（1848）关于稳态经济的作品、马克思（1867）关于剥削、阶级冲突与资本积累的作品、凡勃仑（1899）关于演进制度分析和炫耀性消费的作品。Ruskin（1862）最有名的经济学的浪漫主义批判作品也与这些主题相关联。Becker（2005）、Christensen（1989）、Smith（1980）、Spash（1999）的作品也是生态经济学历史脉络中的一些有限尝试，但最具价值的是MartinezAlier（1990）关于能源—环境方面的论文。生态经济学虽发轫于20世纪四五十年代，但六七十年代也仅有滥觞之力，尽管一些经济学家在形式上和实质上表达了至今仍旧流行于生态经济学的思想，如K.WilliamKapp（1961，1963，1978）研究了经济学与环境的关系，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著有思想史、方法论和基于环境问题制度分析的广泛写作。但其不为人知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他的批评在广度与深度上远远领先于那个时代。Polanyi（1944）和Galbraith（1958，1967）有关现代工业经济的著作各自涵盖了自我控制市场经济体与公司的兴起，两者都明确地将其主题与环境退化联系起来。20世纪60年代，《寂静的春天》（RachaelCarson，1962）和《人口炸弹》（PaulEhrlich，1968）的出版预示了对环境问题一种更普遍和广泛的社会觉醒。经济增长问题也被置于议程之中（Boulding，1966；Mishan，1969）。流行文化中，嬉皮士运动倡导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去物质化、选择简单随意公社式的生活。不过，流行的环境文学作品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风生水起，然后进入到经济辩论之中。辩题也从人口增长（EhrlichandHoldren，1971）扩展到对经济增长的一般限制（Meadowsetal，1972）、对生产方式的质疑（Schumacher，1973）和增长对社会的巨大影响（Hirsch，1977）。与此同时，激进的环保主义也在孕育之中（Abbey，1975）。在经济学里，能源危机是吸引注意力的主要的环境问题（Commoner，1976；Tanzer，1974）。但这遭到主流经济学家的轻蔑与反对（如Beckerman，1974），这类经济学家过去和现在都与公众认知大相径庭，对技术工业污染给这个星球上的生命造成的威胁不以为然。滴滴涕与人类和动物的出生缺陷之间的关联性是一个开端，武器测试的核辐射、核工业事故、温室气体、臭氧层空洞、酸性沉积物、滥伐森林陆续成了政治议题和国际研究项目。工业技术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强加给人类很多的怨恨、忧虑、恐惧和无奈。以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后果而言，经济增长具有恶劣的误导性（Mishan，1969）。人们认为，环境包含一系列被忽略的和经济学以外的价值（Krutilla，1967），但这些必须符合成本—效益分析和福利理论框架（Kneese，1984）。最基础的访谈数据结果对人类心理学与动机的经济模型提出了质疑（Spash，2008）。在正统经济学内部，偏好功利主义、最优控制模型、折现、一元论价值体系和教义化的数学，严重限制了批评、创新和解决环境与社会问题的能力。然而，环境经济学家也没有能力开宗立派，他们固执地教授一个核心模型，将污染描述为易于纠正的两个参与者之间的局部问题，是一次性的市场失灵（Spash，2010）；更糟的是，因为交易成本的存在，将污染视为一种最优行为（Mishan，1971）。因而，20世纪70年代，那些对环境问题发表激烈评论的经济学家普遍发现他们以及他们的思想在那个十年被边缘化了，其因在于他们的评论太具强烈的革命性。GeorgescuRoegen（1971）发表了一篇经济熵的文章，得出了一个基本结论：长远地看，增长是不可行的。而政策需要基础性改革。他从人口规模、生态系统压力到变革需要的时间以及人类系统可能变化的速度之间的推理导致对人类社会的怀疑。经济系统与伦理道德判断的分割，既要关注活着的同类，也要关注未来子孙。赫尔曼•戴利（1977，1992）认为，面对经济熵定律和对增长的批判，最好的目标选择是“稳态经济”。否则，大自然的反馈循环将迫使我们这样做，那时可能就是灾难性的。20世纪80年代后期，生态经济学提供了更多激进文学作品和思想者的潜力。哥斯坦扎（Costanza）属于主流阵营，将其广泛的多产的作品置于新古典主义思想体系之内，包括机械均衡模型和偏好功利主义，而正是它们限制了环境经济学家的早期努力。为实施环境评估，测度与价值问题成为生态经济学的高频议题，部分原因是尝试理论“包装”，以便为采取行动吸引经济和政治支持。后来，环境影响的物理计量技术也被开发出来，如生态足迹。更多的成本，如效益类型的研究也扩展到生态事务当中。但从很多方面来看，如果像在市场上交易人工制品那样处理生态系统会存在严重问题（Spash，2008b）。于是，一种“混改”式的作品出现了，因为没有哪一个经济理论能从过去经济学实践中发展一个连贯一致的价值理论的基本问题。

三、结语

作者：朱富强 单位：中山大学岭南学院

一、引言

在古典主义时期，经济学的研究主要源于对经济史和经济学说史的梳理和提炼，并且与道德哲学以及政治学等学科结合在一起，在很大程度上，它是一门注重社会制度改良和生活改善的福利经济学；但是，到了古典经济学中后期，经济学逐渐摆脱经济史和经济学说史的影响，并与道德哲学相分离，从而逐渐发展成一门非价值取向的并适用于一切社会形态的“纯理论”科学。发生这种转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经济学受到了牛顿革命和物理学发展的影响，以致学院派的经济学家开始刻意地将政治经济学规律当作“社会物理学”规律、社会进化规律来规范和研究；在这种情况下，边际革命将经济学从古典的“政治经济学”话语体系转向了“经济学”的话语体系，在个人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方法论指导下开始注重演绎分析，并开始大量使用数理逻辑。同时，纯理论研究的兴起使得经济学将其研究重点从“应该是什么”转向了“是什么”，相应地就促进了实证主义思潮在经济学中的壮大，乃至逐渐成为经济学理论和方法论的哲学基础；这样，到了20世纪初叶，逻辑实证主义开始取代了旧实证主义在方法论中的地位，并成为20世纪中期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的哲学基础，由此产生出了一门新的经济学分支———计量经济学。

逻辑实证主义认为，科学方法主要是整理事实的归纳法，科学命题可以且应该被经验证实，从而科学应统一于物理学；从这个角度上说，只有实证方法才是科学的，其得出的结论才是客观的。正是基于这种实证主义倾向，现代主流经济学极力批判古典经济学的方法和理论而推崇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和理论：一者，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没有将人的主观性排除在外而充满了价值观，从而是不科学的；二者，古典经济学的分析着眼于具体问题而没有构建普适性的理论体系，从而是含糊的。问题是，实证主义崇尚价值无涉而批判和摒弃古典经济学以及其他非正统经济学流派，但这里的判断逻辑显然存在严重的缺陷：因为根据实证主义，科学无法对任何价值进行评判，因此，科学永远不可能以某种学说具有价值倾向而否定它。同时，现代主流经济学衷于应用所谓具有先进性和科学性的计量工具进行实证分析，并由此发表了一篇篇“求新求异”的文章，但是，如此甚嚣尘上的实证分析果真促进了经济学理论的进步和社会制度的优化了吗？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过分偏重于计量实证，现代主流经济学无论是在现象解释、事件预测还是实践指导上都遇到了严重的危机，以致有人将经济学的性质也作了蜕化理解。其实，在现代主流经济学看来，古典经济学无论在研究方法还是具体理论上都已经过时了，从而不再注重从经济史或经济思想史中汲取营养。问题是，学术研究和思想发展果真可以抛开前人的智慧吗？当前的经济学人果真比以前那些经济学大师更加高明吗？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这种狂傲自大和自以为是的心态，使得现代经济学人并没有取得多少认知上的进展，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思想深度总体上甚至并没有超越19世纪古典经济学家的水平。［1］是以本文对当前流行的计量经济学在经济学理论发展中的意义和问题作一剖析。

二、计量经济学贵在统计方法和经济理论的契合

计量经济学是以一定的经济理论和统计资料为基础，运用数学、统计学方法与电脑技术，以建立经济计量模型为主要手段，而定量探究具有随机性特性的经济变量关系的交叉性学科。显然，扎实而严谨的计量模型分析对事物之间因果机理的揭示是有帮助的，因为描述经济现象之间联系的理论模型是整个理论分析的出发点，也是理论检验的必要阶段，从而有助于增强理论与检验事实之间的一致性。首先，即使仅仅限于对数据处理的统计分析而言，它对经济理论的发展和完善也有这样两方面的作用：一是提出以经验为根据的规律，它可能或不能随后进行演绎的阐释；二是通过检查演绎推理的结果并将它们呈送实验进行检测，对演绎推理予以补充，甚至促使理论前提的修正。［2］其次，计量经济学是数学、统计技术和经济分析的综合，因而在形成之初就被赋予了一定的经济学特性；这意味着，计量经济学在理论性方面就远远超越了传统的统计学，其目的就是为了有助于因果机理的揭示。这一点在弗里希为《计量经济学》杂志创刊号所写的发刊词中就得到了说明：用数学方法探讨经济学可以从好几个方面入手，但任何一方面都不能与计量经济学混为一谈：计量经济学与经济统计学决非一码事，也不应视为数学应用于经济学的同义语，同时，计量经济学也不同于我们所说的一般经济理论，尽管经济理论大部分具有一定的数量特征。在弗里希看来，对于真正了解现代经济生活中的数量关系来说，统计学、经济理论和数学这三者都是必要的；但是，任何一项都并非是充分条件，而只有三者结合起来才构成计量经济学。关于这一点，法学家耶林也有相似的认识：“在各种科学中，都只有专业人士才能够写出该科学的历史，因为唯有他们能找到并指明其知识来源，并且获得真正的理解。”［3］

因此，我们要清晰地认识到，计量经济学与统计学之间存在着根本性差异。一方面，统计学往往是显示事物本身是什么的事实，譬如，根据统计知识可以说明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的生产和消费，也可以根据统计资料来显示一种事物或行为的分布状态。另一方面，计量经济学的研究却需要根据统计提供的事实，进一步指出这些事实的来源和后果，阐明它们之间的因果联系。所以，如果计量经济学的研究蜕化为仅仅是提供事实，而不去进一步了解事实之间的相互联系，那么，就失去了它存在的意义，更不能由此提出政策建议。例如，萨伊很早就曾指出，没有一个荒谬理论或狂妄言论未曾援引事实以作说明；使政府当局往往受到迷惑的，也正是事实。正因如此，欧美学术界对这两门学科的性质往往区分得非常清楚：一个是提供事实，一个是机理探讨；有人甚至认为，对那些统计学家来说，观察事物就是简单地收集大量数据，除此之外就无事可做了，因而统计学家仅仅是捆好小麦给他人去打场脱粒的人，而他们本身的思想是贫乏的。而且，与国内混淆两个学科的研究者乃至把统计学家视为理论经济学的权威不同，西方学术界对这两个领域的学者也界定得很清楚：经济学家并非就是统计学家，而统计学家也不是想当然的经济学家；譬如，R.Kalaba是动态规划的创始人Bellman的主要伙伴，一生发表过600多篇经济学论文，12本书，但没有人认为他是经济学家，很多人甚至认为他不懂经济学。［4］#p#分页标题#e#

摘要：数学作为一种工具在宏观经济学研究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宏观经济学是否应该“数学化”一直以来在学界没有一致看法。宏观经济学是关于“人的行为”的学问，是社会科学的分支，冈此，宏观经济学不应该被完全的数学化，数学只是宏观经济学研究借用的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通过回顾宏观经济学数学化的发展历程，分析经济学者关于宏观经济学数学化的争论，对宏观经济学数学化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进行反思，探究如何正确看待宏观经济学的数学化，为宏观经济学未来发展提供可选方向。

关键词：宏观经济学；数学化；均衡分析；动态分析

自19世纪以来，数学的发展为经济学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西方经济学家大量地将数学运用到经济学的各个方面进行研究，就连过去较少使用数学的宏观经济学的研究，现在也充斥着复杂的数学公式。数学被引入宏观经济学的研究，迅速得到了大部分经济学家的认可，他们认为数学可以使问题量化，运用清晰的逻辑将复杂的经济问题解释清楚；而随着经济分析被引入越来越深奥的数学，也引起了一些经济学家的质疑，重视数学，忽略事实，轻视了逻辑思维在分析问题中的地位，高度数学化的经济学真的是宏观经济未来的发展方向吗？这一问题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因此，本文针对当前的宏观经济研究数学化趋势作出分析与建议。

一、宏观经济学数学化的起因和表现

数学化是对宏观经济学的发展历程总体上的认知，数学被引入宏观经济学的研究虽然有着漫长的历史，但随着时代和发展阶段的不同，数学在宏观经济学中的地位也大有不同。现在的宏观经济学数学化主要表现在研究过程已经没有使用纯语言的表达和分析，往往都是借助复杂的数学语言和模型进行分析。

（一）宏观经济学数学化的起因

在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中，通常把凯恩斯在1936年发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简称《通论》）作为现代宏观经济学建立的标志，30年代的经济危机又成为现代宏观经济学建立的现实要求，而经济学本身的发展也为宏观经济学发展提供了条件，其中最主要的就是经济计量学和数学在微观经济学的广泛应用推动了宏观经济学的数学化，为宏观经济模型建立以及运用宏观经济模型进行经济预测和政策指导起着重要的作用。宏观经济学数学化趋势最根本的起因主要是其研究问题的依据和分析工具。它依托基本的经济学原理出发，通过行为人的各种行为对经济产生的影响达到某种均衡状态，进而探究均衡状态下的最优化，而数学刚好为其提供了研究这些问题的方法和工具。数学模型又为解释这些经济现象和理论提供了平台，例如供给———需求曲线模型被广泛应用到市场优化配置和政府干预市场的政策制定中。除此之外，边际分析理论、计量理论等数学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数学化是宏观经济学发展的主要趋势之一，也是宏观经济理论迅速发展的动力之一。

作者：曹建忠 汪海凤 单位：内蒙古科技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0引言

宏观经济学是经济与管理类本科学生必修的专业基础课，在经济与管理类专业的教学中历来受到重视。普通高等院校由于自身教学资源和生源情况的限制，必须在教学目标和教学方法上进行合理的设计才能实现良好的教学效果。在现有条件下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才能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并为以后经济管理各专业课程的学习打下良好的基础，是许多普通高等院校经济与管理类教师以及教学管理人员共同关注的问题。阮守武认为西方经济学的教学最重要的是教会学生像经济学家一样思考。对于经济学专业的学生而言，最主要的目的并非是掌握前人的理论和观点，而是要学会经济学的思考方式，能够像经济学家一样运用经济学的分析范式来进行思考和解决实际问题。同时，他认为教学目标是选择教学手段和方法的依据，明确了教学目标才能选择合适的教学方法去实现它[1]。方福前认为西方经济学的教学主要是教给学生经济学原理和分析问题的方法[2]。

他认为在教学中仅仅教给学生西方经济学的假设、核心概念和分析方法是不够的，在教给学生分析方法的同时还要让学生具有研究实际经济问题的能力。成新华认为宏观经济学的教学目的不是仅向学生传授理论知识，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而能力的提高依赖于创造性思维的培养。这就要求教学以一定的创造性思维为基础，同时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能力[3]。要使宏观经济学研究性教学达到目标，需以厚实的理论知识和丰富的数据资料为基础，以教学团队形式和教师的科研来推动实施，要重视指导学生掌握研究经济问题的方法，引导学生学会观察问题并改变错误的认识，要关心学生学习并为之提供必要的认知条件。郭南芸认为在当前的社会环境下，具有研究能力的学生是高校经济学教学的培养方向[4]。她在研究产业经济学的教学中提出，经济学教学中应该培养学生的研究能力。要针对学生的学习需求，以专题式教学启发学生思考，在教学中鼓励学生演讲、讨论，挖掘学生的潜能，以案例分析激发学生兴趣，以课程论文培养学生系统分析的能力。

1普通高等院校宏观经济学课程教学现状

宏观经济学课程的学习一般安排在微观经济学课程之后，以经济和经济管理学科本科生为授课对象的宏观经济学课时数一般为50~60，根据笔者掌握的资料，课时数最多的院校为64（渤海大学），最少的为48（内蒙古工业大学、华东理工大学），大部分集中在50~56之间。完成微观经济学学习的学生已经具有一定的经济学基础知识，同时宏观经济学涉及到的一些内容可以经常从媒体上看到相关的报道。因此，相对于微观经济学课程而言，学生学习起来更容易入门。但是笔者在宏观经济学课程的实际教学过程中发现，学生学习的难度并不比微观经济学低。这一点从期末考试成绩情况就能看出来，宏观经济学课程的期末平均成绩与微观经济学的平均成绩水平基本相当，通过查阅对比过去5年的成绩，笔者发现内蒙古科技大学经济和管理学学科每一届学生的微观经济学平均成绩与宏观经济学平均成绩差距都在2.5分之内。

1.1教材的选用与学生学习能力不匹配普通高等院校学生的学习能力相比重点大学有一定差距。但是，现在各个普通高等院校在选择教材的时候都要求选择各种规划教材，而这些教材往往是重点院校乃至名牌大学的教师编撰的，编撰之初是针对本校学生的学习需求的。按这样的教材进行教学，要求普通高等院校的学生掌握教材所包含的知识点，超过了一部分学生的学习能力范围。

摘要：虽然在历史演进中宏观经济学理论研究取得了重要突破，但在从“研”到“教”的转化过程中发生了滞涩。当前的宏观经济学教学中普遍存在着课程体系和内容设计不合理、本土化理论体系缺失等问题。后危机时代背景下，应当通过基础理论与课程体系改革、教学内容与教学模式创新等路径实现宏观经济学教学的创新发展，构建凝练“中国智慧”的宏观经济学教学模式，全面、深入推进宏观经济学课程教学改革。

关键词：后危机时代；宏观经济学；教学改革；方向；路径

一、引言

宏观经济学通常是指以失业、通货膨胀、经济周期和经济增长等宏观经济现象为研究对象，以实现充分就业、物价稳定、经济增长和国际收支平衡等为目标，采取总量分析和定量分析等研究方法，对总体经济活动进行分析的一门科学。一般认为，现代宏观经济学起源于大萧条，凯恩斯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是最早的宏观经济学“教科书”。在历经数次“革命”与“反革命”的抗争中，宏观经济学作为一门系统的经济学说被确立下来，与微观经济学并立成为了西方经济学的核心课程，呈现在曼昆、萨缪尔森、伯南克、阿西莫德鲁、高鸿业等学者所编写的教科书中。虽然与过去相比，在宏观经济学的一些关键性问题上，人们形成了相当多的共识，但对宏观经济学的批判从来没有间断过[1]。科斯曾将宏观经济学的新古典范式形象地喻为“黑板经济学”，认为其只停留在理论推演，而无法解释现实世界。2016年9月，保罗•罗默更是发表了一篇题名为《宏观经济学的麻烦》的论文，从经验研究中的识别问题出发，再度对宏观经济学发难。他指出，当前宏观经济学主要是在“冲击-传导”分析框架下通过构造一些虚拟的外生冲击来解释经济波动，而忽略了外生冲击来源的微观基础，导致其对现实的解释力在不断下降。另外，以卢卡斯、普雷斯科特和萨金特为代表的部分著名经济学家在面对理论存在的可能缺陷时，采取了相互支持的态度。由于权威代替了求真，宏观经济学逐渐背离了自启蒙运用以来的科学精神，演变为一门伪科学[2]。那么，宏观经济学是否像学者们所批评地那样脱离现实呢？如何改进宏观经济学的研究与教学，构建适合国内学生学习的宏观经济学呢？本文对宏观经济学教学过程中存在的一些共性问题进行了有益探讨，并提出了宏观经济学课程教学改革的思路与措施。

二、宏观经济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研究市场经济运行中出现的宏观经济问题的宏观经济学被引入了我国高校课堂，成为经济管理类学生的主干基础课程。宏观经济学的开设对于提高我国经济学的整体水平，推动我国经济学教学和研究，有着重要意义。但是，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宏观经济学的课程体系、知识结构以及教授方式不合理等问题逐渐暴露出来。

（一）课程体系设计不合理

一、政治经济学教学面临困境

1．教师教学中的困惑

在经济学界，存在着把政治经济学束之高阁或被当作传统经济学而抛弃的倾向；非理论经济学的经济管理类专业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入学考试中，不考政治经济学内容；政治经济学研究成果发表渠道狭窄，经济刊物刊登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论文越来越少，一些经济理论刊物不承认政治经济学是学术，基本不刊登与政治经济学相关的研究文章。与政治经济学相关的研究成果，在一些经济学评奖活动中得不到承认，甚至被排斥在外。教师是生活在现实生活中的社会人，教师的个人发展与学科的发展前途密不可分。政治经济学课程的边缘化，使政治经济学教学科研队伍发生动摇，从事政治经济学教学和研究的人员不断减少。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很少有以政治经济学作为研究方向的，而一些有影响力的政治经济学专家则年事渐高，中青年学者队伍阵容单薄，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后继乏人。近年来，报考政治经济学专业硕士和博士研究生的考生，远远少于报考西方经济学、金融学等专业的考生，相应招生人数较少。在经济和管理类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入学考试中，完全以西方经济学理论为主，对政治经济学的内容少考或不考。这影响和减少了政治经济学教师的深造机会，加剧了政治经济学的师资力量薄弱状况。

2．学生学习中的疑惑

现在的大学生缴费上学，他们对自己的就业和前途非常关注，对就业有直接帮助的课程趋之若鹜，而对理论色彩强的课程兴趣不大。我们不能因此批评学生急功近利或短期行为，因为他们是理性的行为主体，他们的基本要求是合理的。在学习政治经济学这门课程时，学生会考虑政治经济学的作用，经常向教师询问学习这门课的将来用途。教师的回答一般有三条：理解和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培养经济思维能力和理论研究能力，坚定社会主义信念。有的学生认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对自己将来就业工作并无多少影响；有的学生认为，经济思维能力和理论研究能力可以通过其他途径来培养，而且并不是所有的学生都想考研或从事研究工作；有的学生认为，自己对社会主义信念很坚定，其他政治课也在强化自己的社会主义信念。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大背景下学习剩余价值理论，分析剥削问题，分析阶级斗争，有些学生觉得难以理解。有些学生提出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要解决剥削问题就要实行公有制，而我国为什么却要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政治经济学理论分析私有制条件下的剩余价值剥削问题，但大学生毕业后大部分要到私营企业去求职去就业，有些学生提出疑问：“学习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意义何在？难道要我们将来去企业跟老板搞阶级斗争吗？”这些疑惑无疑影响了学生学习政治经济学的兴趣与积极性。

二、政治经济学教学困境的成因

政治经济学教学困境的形成原因具有多面性和复杂性，既是社会经济环境变迁的结果，也是政治经济学自身创新不足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