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危机理论范例

【摘要】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是揭示资本主义社会运行规律的关键，需要进一步挖掘与研究。马克思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进行了政治经济学的审视，分别从商品和资本视角对经济危机的生成机制进行了分析，认为经济危机是买和卖、供给和需求、资本及其逻辑等关系的产物。经济危机是一种必要的恶，虽然它造成了严重影响，但对人类整体发展来说又是必须的。资本主义对经济危机的改良只是一种暂时的修补，只有无产阶级革命才能从根本上破除经济危机。

【关键词】马克思;经济危机;商品;资本

经济危机理论贯穿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学术界对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进行了广泛研究，但仍需进一步挖掘与发展。本研究回归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原文，对马克思阐述的原因进行重新分析与思考，重建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逻辑框架。

1.基于商品视角的经济危机生成

商品二重性与经济危机。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统一体。对于前者，马克思有着这样的描述：“物品的有用性也就是使用价值，这种价值与物品自身具有密切联系，或者说它是由物品的自然属性决定的，离开了物品也就没有使用价值。”[1]使用价值是物品转变为商品的前提，这种性质虽然是社会需要的产物，但并不能反映任何类型的社会关系，因此使用价值与经济危机之间并不存在着必然关联。价值即“无差别的劳动凝结”，从这个层面上来说马克思将商品界定为“结晶的劳动”。马克思认为商品的价值既是确定的，又是不确定的，确定是因为价值存在着衡量标准，即价值量，能够对劳动量进行计量；不确定指的是抽象劳动对熟练度、强度进行精准衡量缺乏统一的标准。在某一次交换活动中很难完全实现等价交换，只能长期观察价格与价值之间是否存在一致性。因此，在日常生活中总是会出现物超所值或者物不及所值的现象，而这些都是经济危机的预见性因素。马克思认为：“使用价值反映着私人劳动，价值则与社会劳动紧密相连，这两种对立与矛盾蕴含着经济危机的可能性，但也仅限于可能性。”[2]使用价值对资本家来说是“无价值”的，他们看重的只是能够增加自身利益的价值属性。如果商品价值不能实现，经济危机也就产生了。价值包含了整个资本主义的生产形式、阶级对立和危机萌芽。商品不能获利不是因为使用价值不足，而是因为它不能被买走，这时价值成为多余的存在。商品流通与经济危机。商品从生产到流通的领域转变使得经济危机生成的可能性更大了。首先，买卖分离是产生经济危机的隐性条件。马克思认为在流通领域商品蕴含着一对矛盾，即“对于任何一个商品占有者来说，不可能同时经历个人过程和社会过程”，简单来说，商品虽然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统一体，但任何商品占有者都不能够同时拥有这两种属性。随着货币的产生，问题也复杂化了。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中论述的那样，“货币既可以代表价值，又是货币标准的等分，这些符号和含义使得问题更加混乱了”。[3]另外，货币的产生使得商品流通被割裂为两个相对立的过程：“商品与货币交换、货币与商品交换，即买、卖。”这两个过程在时间和空间维度上都是相互分离的，失去了直接同一性，此时很有可能出现不适应、不一致、不协调、不平衡的情况，不确定因素的增加使得供给、需求之间的不对等性逐渐增强，经济危机产生的可能性随之加大。其次，生产与流通分离增加了经济危机的概率。如果说静态商品形态转变使得经济危机的发生成为可能，那么生产与流通领域的分离则使得这种可能性继续发展，如果两个过程不能相互转化，经济危机就会变为现实。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与流通两个过程都是为资本增值服务的，如果一个环节出现问题，就会对整个系统造成冲击。生产效率的提升使得资本家的增值欲望处于膨胀状态，但扩大生产规模的结果则是生产过剩，导致生产与流通之间的矛盾深化。马克思将流通形容为“社会蒸馏器”，也就是将各形各样的商品统一转化为货币结晶，这就为商品交换矛盾提供了运动渠道，矛盾转移、对立和经济危机随时产生。在资本主义社会，商业活动的目的不在于满足人们对商品本身的需求，而在于获取更多的经济利益，这种不协调也加大了经济危机的可能性。再次，供给与需求之间的不平衡是经济危机的直接原因。需求引导供给，供给满足需求。但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交换过程中，两者并不总是处于平衡状态。人的发展受到社会、环境等多方面的影响，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情境下，人的需求、供给也是不断变化的，此时产生了一对新的矛盾，即需求无限性与供给有限性之间的矛盾，或者说无限欲望与有限资源之间的矛盾。对于资本家来说，满足人们无限制的需求是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重要途径，因此他们会不断引入技术与设备、变革管理方法、提升员工能力等，将全部的精力用于扩大生产而从不担心生产过剩，这时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平衡就被打破了，大量生产与大量消耗使得经济危机成为必然。在这种情况下原本的供给-需求平衡转变为供给-需求对立，经过一定周期后这种对立与矛盾就会以最激烈的形式爆发出来，即经济危机。

2.基于资本视角的经济危机演化

无限生产与购买力不足之间的矛盾愈发突出。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扩大生产已成为资本家阶层的普遍共识，社会化大生产使得商品数量急剧猛涨。为了在市场中保持优势地位、获取更多利益，扩大生产依然是资本家的必然选择。而在资产阶级社会，阶级之间具有显著的地位差异，也就是生产资料私人占有：资本家掌握着社会上的绝大多数财富，并且不断地压榨无产阶级，这就使得工人的基本生命、生活保障变得少之又少。这样，一方是生产扩大、商品增加，另一方是需求减少、购买力不足，而且裂缝越来越大。作为主要消费者的工人无钱消费，商品卖的过程实现不了，资本也就不能回收，这时经济危机就产生了。竞争和信用的催生效用。在《资本论》（第1卷）中，马克思清晰地阐释了资本积聚与集中的过程，他认为社会资本集聚于一点的结果就是工人阶级的就业岗位被缩减，随之而来的就是相对人口过剩。与此同时，“作为资本集聚的杠杆——竞争、信用也同时发展起来”。在资本主义市场中，竞争可以说是永恒的话题，竞争的结果是“大资本战胜小资本，资本由失败的一方流向胜利的一方”，直到资本终结。这种模式会持续不断，而这种长期的利益争夺会增加经济危机产生的可能性。伴随着资本集中而来的还有信用制度，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信用制度的评价是“固有的二重性”，[4]首先，通过信用制度，资本家将剥削工人作为发财致富途径的方式转变为一种纯粹的赌博欺诈制度，并且使得资本家的数量越来越少；其次，在《资本论》（第3卷）中马克思将信用称为新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也就是信用在世界市场形成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作者：刘佳 单位：广西民族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

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课程，由于特殊的教育功能，使其在我国高校的课程设置中有着极为特殊的学科发展地位。当前，伴随全球经济发展模式的多样化，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也呈现出多样性的特点。在这样的背景下，政治经济学的教学也遇到了一些新的问题和挑战，本人就理论和教学当中如何凸显时代性的问题提出几点思考，希望对该门课程的教学实践能有所帮助。

一、丰富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内容，凸显时代性

课程的研究对象是对一门学科的研究范围、主要任务和研究方向的高度概括，它是学科间相互区别的重要基础。一门学科只有确立科学的研究对象，才能建立它合乎逻辑的学科体系。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序言中明确写到：“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1]即马克思明确把生产方式作为《资本论》的首要研究对象。但长期以来，在我国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几乎都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归结为生产关系，出现了不重视对生产方式的研究或撇开生产方式抽象地谈生产关系的现象。而当前的时代背景，决定了当代社会主义国家包括中国把财富增长和经济增长问题作为这一时期的主要任务，理论研究的重点也集中在如何发展生产力的问题上。对于资本主义国家来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过三百多年的发展，其分配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已达到该制度所能容忍的最大公平。因此，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已从以往主要研究生产关系转向生产力，主要研究市场中资源配置如何达到效率最大化的问题。这一社会现实，让以往主要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作为研究对象的政治经济学陷入了困境，甚至让人们错误地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生产关系的观点已经过时。固然，在财富对一国及个人的影响日益重要的今天，如何让资源配置合理、高效以实现国家富强和个人生活水平的提高，是每一个人也包括当代大学生应该关注的。但弄清纷繁复杂的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背后的本质关系，弄清转型时期社会生产关系的实质，不仅是理论研究的需要，更是指导社会实践的必需。生产关系研究的弱化或缺失将不利于学生对当前我国经济关系的把握，削弱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代性、发展性和科学性。因此。政治经济学必须把研究对象坚实地树立在社会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在把握研究生产力发展的同时，进一步把握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生产关系的本质及其运动规律，指导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发挥理论的强大生命力。

二、理论体系的构建应增强现实说服力

作为一门历史科学，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构建应该及时反映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其理论必须具有现实实效性和与时俱进的精神。二战以来，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蓝本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其经济和政治都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变化。如果教材理论不能根据实践变化而丰富和发展的话，必然削弱理论的权威性和信服力。另一方面，随着社会实践的深入，一些经济理论和经济范畴其含义和所指向的内容、范围出现了新的变化和拓展，这要求我们在教学中必须对这些经济范畴及经济理论作出符合社会现实的解释和说明，使理论能有效地指导实践。如关于资本的概念，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资本是能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体现了资本家剥削雇佣工人的关系，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范畴。而当前，资本与我国经济建设互为促进的功能已日益突出，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我们对资本的界定还停留在传统的概念上，把资本在资本主义社会运动所具有的特殊形态上升为一般的话，显然不利于我国建设一个成熟、健康的资本市场。只有正确界定资本的内涵，才能对资本的功能地位做明确的评价，而地位的清晰将有利于资本推动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再比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强调劳动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它承认信息、科学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在经济增长和价值创造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突出，但认为是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于劳动者，使劳动者的复杂劳动在价值创造中的比重不断增长，劳动仍然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2]这样的认识与知识、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越来越多地应用到现代化企业生产当中。一些学者因此对劳动价值论产生质疑，甚至否定理论的现实功能。要解决理论与实践的矛盾，唯有创新，依据实践去丰富和发展理论，这才是实现理论生命力的有效途径。此外，目前我们教材所使用的一些数据明显陈旧，如教材126页表8-1“美国制造业的剩余价值率”，引用的是1929-1985年的数据；在说明当达资本主义国家垄断的新形式时，教材165页引用的仍然是20世纪80年代的一些垄断组织。[3]数据、实例等如果不能及时反映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整个理论大厦的信服力无疑是受到很大的影响，课程教学的目的性和作用力也会大打折扣。

三、借鉴其它经济理论的内容和分析方法，夯实和发展理论体系

一、经济危机理论阐释

1929年发端于成熟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的经济危机宣告了在理论界和政策界长期占统治地位的自由市场经济在经历了一百多年的漫长演进后几乎走到了绝境。以亚当•斯密《国富论》发表为标志的自由市场体系模式随着历史的发展呈现出诸多方面的缺陷,其中和经济危机的发生直接相关的是自由竞争必然带来行业的兼并和垄断,包括垄断性竞争。垄断必然产生低效,原因在于竞争不足企业缺少技术创新和改善服务水平的足够动力;延长劳动时间抑制工人收入水平的提高造成广大社会群体有效需求不足引发经济危机。按照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的观点,市场经济本身会带来有效需求不足,这是凯恩斯对于经济危机的阐释,可见和马克思《资本论》中对经济危机的解释本质上是相似的,他们都点明了经济危机产生的一个根本性原因:科技创新的缺失。科技创新的滞后导致生产领域对资本的吸引力缺失,资本出于逐利性需求,更由于金融监管、行业监管的不到位,大量流入投机性领域获取投机暴利,包括房地产行业、证券市场、国际大宗商品投机等,引发泡沫经济。所以在这个阶段不仅看不到经济危机,相反经济呈现出虚假性繁荣。过度的金融创新最终会引致金融危机,国际大宗商品涨价造成初级产品价格上涨,带来世界范围的通货膨胀,但泡沫崩溃后则是更为严重的经济危机。所以现代经济体经济危机的呈现形式虽有所变化,但问题的本质并没有变化,即新技术革命成果的不足。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进而引发世界范围的金融经济危机,被经济学家解释为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信息产业带动经济增长的潜力释放后,世界范围新技术的发明与使用的有限性造成大量国际游资追逐高风险性行业引发经济危机。

二、第一、二次产业革命与经济危机

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产业革命发生于1770年的英国。水力发动机技术应用于纺织业,到1812年水动纺织机使每个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比1770年高出200多倍。随后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相继完成工业革命,蒸汽机应用于交通运输业,轮船、汽车、火车的发展使得贸易格局发生质的变化,与贸易相关的服务行业开始飞速发展。18731875年这些国家爆发了一场严重的经济危机结束了这一波经济的高速增长。人类历史上第二次科技革命发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发电机和电动机的发明和应用为主要标志,使社会生产力进入电力时代,也称作电力革命。电力技术和内燃机技术被运用于钢铁业、电气工业、化学工业的发展,随后19291933年的经济危机中结束了这一波经济增长的势头。1929年10月发生的股灾是美国历史上影响最大、危害最深的经济事件。这场股灾持续时间长达4年之久,近4000美国人自杀身亡,影响波及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家,最终演变成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大危机。此后,美国和全球进入了长达10年的经济大萧条。这一次经济危机发生的直接原因主要体现在寡头垄断控制下的社会有效需求不足。这一时期世界主要资本主义经济体基本进入垄断时期。以美国为例,工业增长和社会财富的分配极端不均衡,16家财阀控制着整个国民生产总值的53%,全国1／3的国民收入被占人口5%的最富有者占有,大批工人因此失业。1930年占总人口1／5的农业人口的收入还不到非农业人口收入的30%,约60%的家庭还挣扎在每年200美元的水平。作为消费主体力量的工人阶层收入严重不足,生产与消费的矛盾是经济危机爆发的直接原因。

三、二战后新科技革命与经济危机

(一)二战后新科技革命及其特征

二战结束后资本主义世界迎来了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人类历史上迎来的第三次科技革命以原子能、电子计算机和空间技术的发展为主要标志。第三次科技革命比前两次科技革命对人类社会的影响要广泛和深刻得多,具有以下几个突出的特点:第一,科技革命几乎在所有领域实现飞跃,并在各方面产生重大影响。第二,科学革命和技术革命紧密融合,科技对经济的促进作用明显增强。20世纪初,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5%～20%,20世纪90年代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达到60%～80%。第三,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其与生产的结合日益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现代科技进步的难度和风险非常大,往往需要大量的资金和人力投入,甚至需要多个国家的国际科技合作,这是单个企业很难承担的。美国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建立了国家科学基金会,专门负责制定科研政策,资助和监督科研计划的实施。

一、科技革命的推动与资本主义的历史地位

（一）国外学者的研究

面对挑战和质疑，以都留重人、莫里斯•多布等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们给出了相应的回应和思考。莫里斯•多布认为，对待资本主义既不能断言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也不能认为资本主义已进入一个全新的制度，虽然国家作用在增强，技术进步在加速，但这些不能“在任何意义上证明‘新阶段’言论的有效性，或者在任何基本方面改变我们对资本主义作为一个制度的评价和对其未来的估计”。S.都留重人同样认为，战后资本主义国家虽然实现了经济的长期繁荣，但却是以巨大的浪费为代价的，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并没有发生显著的变化，因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性质不会改变。于尔根•哈贝马斯认为，有组织的或国家控制的资本主义并不能完全消灭经济危机，利润率下降规律仍然在起作用。Y.A.克隆罗德否认资本主义国家能够抑制资本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作用，他认为，尽管资本主义国家的作用大大增强，但世界范围的经济危机仍然不能避免。就在关于“资本主义发生变化了吗？”的讨论如火如荼进行时，资本主义的快速增长和繁荣发展戛然而止，随之而来的是20世纪70年代的以石油危机为代表的一系列危机的爆发。平稳而快速的增长被“滞胀”所替代，社会累积多年的矛盾以信贷危机、经济危机、生态危机、战争危机、价值危机等形式不断地爆发出来。危机的爆发和劳资关系的破裂引发了西方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热潮，英美等国家开始涌现出一些颇具影响力的马克思主义流派，如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后现代的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垄断资本学派和市场社会主义学派等。这些学派都从各自关注的视角对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资本主义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和批判。例如，美国左翼代表人物保罗•巴兰和保罗•斯威齐，用经济剩余增长规律代替马克思的一般利润率下降规律证明了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客观性和周期性，他们指出，在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不断增长的经济剩余总量由于无法找到出路，决定了当代垄断资本主义经济趋于停滞的客观趋势。后现代的马克思主义重要代表人物，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戴维•哈维认为，资本主义虽然通过转变资本主义积累方式，即从“福特主义”积累体制转变到“灵活积累方式”，基本摆脱了20世纪70年代经济危机的困扰，但这种转变更像是转移，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的性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规律仍在继续起作用。

（二）国内学者的研究

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宋涛教授在他的著作《当代帝国主义经济》一书中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科技革命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普遍发展，是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两个重要的出发点或历史条件，虽然科技革命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调整，但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这一经济基础，不能改变追求高额垄断利润这一经济运行的根本目标，因而不可能真正从根本上解决整个社会经济运行的无政府状态，更克服不了由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引起的经济危机，更改变不了其必然灭亡的命运。顾海良教授认为，帝国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的过渡阶段的历史地位，并不会因为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而改变，但是这种过渡的进程以及向社会主义的过渡的形式和路径，显然可能有多种选择。这是因为：科技革命导致生产的社会化程度有了长足的发展，科技成果的社会化应用已经并将更快地改变生产方式。所以，研究科技革命给现阶段及其继续发展的资本主义所带来的变换，并对此作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解释是极其重要的时代课题。徐崇温教授认为，“在如何认识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问题上，既要看到这些新变化在延缓资本主义的覆灭、延长资本主义的寿命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又要看到酝酿和加剧资本主义矛盾方面的作用。要从总体上看到，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没有也不可能改变在经过一个长过程的发展以后资本主义最终必然被社会主义所取代的历史命运。”

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社会主义的发展

在落后的国家首先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一大创新。但如何在这样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却是历史留给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具有实践性意义的重大课题。列宁在俄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科学地认识到：俄国还不具备从小生产向社会主义直接过渡的条件，它必须经过资本主义及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这一中间环节，这是小生产自发发展的必经阶段。列宁未能见到过渡时期结束后的社会主义社会，未能提出和解决社会主义社会是否存在商品生产的问题。斯大林虽然也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商品生产，但是他认为商品生产的活动范围仅限于个人消费品，生产资料不能进入市场交换。因此，斯大林的理论是不彻底的“半商品经济论”，不能真正解决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市场关系的根本问题。

作者：黄榕 沈坤荣 单位：南京大学

债务危机研究已成为当代经济危机的题中之意，国内债务或外债违约被纳入有关危机发生顺序的模型中①。虽然《资本论》一书并未对债务危机进行专门论述，但是书中不乏对债权债务关系锁链与经济危机关系的研究。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起源于英国自1825年起开始爆发的周期性危机，该理论的重要贡献在于从“生产相对过剩”角度指出经济危机的制度根源——生产的社会性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马克思的这一经典理论也可以阐释2008年爆发的美国次贷危机——“又一场资本主义的‘生产过剩危机’，以及一场与之相对应的无法满足人类需要的危机”②。毋庸讳言，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与生产的社会化的矛盾）是爆发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但是，马克思对经济危机的研究不止于此。

一、马克思对债权债务关系锁链的系统论述

1.债权债务的关系锁链发轫于商品流通领域，造成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在简单商品流通（W－G－W）阶段，货币执行支付手段，商品生产者和商品经营者由此形成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关系：“一个商品占有者出售他现有的商品，而另一个商品占有者却只是作为货币的代表或作为未来货币的代表来购买这种商品。卖者成为债权人，买者成为债务人。”①已售商品的价格总额形成了某个特定时期的到期债务，它的实现，首先取决于货币的流通速度。“它决定于两种情况：一是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关系的锁链，即A从他的债务人B那里得到的货币，付给他的债权人C等等；一是各种不同的支付期限的间隔。”②关系锁链和支付期限成为研究债权债务关系的两大关键要素。

2.债权债务的关系锁链处于生产过程的循环中，催化了危机发生的因子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一个资本循环过程。就产业资本来看，完成一个以价值增值、货币增长为中心的循环（G－W…P…W'－G'）。从G到G'，货币财富实现了增加。这也是商品生产的目的，即获得价值而非使用价值的增值。在商品生产中，货币作为支付手段包含着一个矛盾：既可以在观念上执行计算货币或价值尺度职能，也可以在实际执行中充当“社会劳动的单个化身”、“交换价值的独立存在”和“绝对商品”③。这一双重关系危害了商品生产实现价值增值的目的。“在一个接一个的支付的锁链和抵消支付的人为制度获得充分发展的地方”，一旦货币危机发生，“货币就会突然直接地从计算货币的纯粹观念形态转变成坚硬的货币。”④这时，“商品和它的价值形态（货币）之间的对立发展成绝对矛盾”⑤。也就是说，危机发生时，商品的使用价值变得毫无价值，导致商品价值消失，从而不能代替货币，以价值增值、货币增长为中心的循环就此断裂。

3.债权债务的关系锁链维系再生产扩大的信用，引发支付危机以信用雏形发展的赊销支付关系，“为节省支付手段造成了新的杠杆”，推动了信用经济的专业化发展：“随着支付集中于同一地点，使这些支付互相抵消的专门机构和方法就自然地发展起来。”⑥更为重要的是，生产过程的发展促使信用扩大，而信用又引起工商业活动的扩展，在这种相互影响的作用中，“信用的数量会随着生产的价值量一起增长，信用的期限也会随着市场距离的增大而延长。”⑦债权债务的关系锁链以信用维系，信用的本质就是债权债务关系。马克思认为，在信用经济中，货币只充当支付手段，“商品不是为取得货币而卖，而是为取得定期支付的凭证而卖。”⑧随着信用经济的发展，商品生产者之间形成一连串的债权债务链条。在信用经济中“每一个人的支付能力同时就取决于另一个人的支付能力”⑨，如果其中某一人到期不能支付，支付链条就会中断，整个债权债务关系就会陷入混乱，出现支付危机。

4.债权债务的关系锁链在虚拟经济中资本化运作，提高支付杠杆马克思考察信用制度发展的一般形式，认为“单纯的货币，不管是代表已经实现的资本，还是代表已经实现的收入，都会通过单纯的贷出行为，通过货币到存款的转化，而变为借贷资本。”⑩在实体经济中，借贷资本和产业资本是同一个东西。但是随着金融机构和制度的创新，借贷资本与实体经济无关，这种用于生息的资本也就变得更加纯粹，形成虚拟资本，亦即“资本化”：“人们把每一个有规则的会反复取得的收入按平均利息率来计算，把它算作是按这个利息率贷出的一个资本会提供的收益。”①生息资本使得“和资本的现实增值过程的一切联系就彻底消灭干净了”，资本成为一个“自行增值的自动机”②。马克思认为，借贷资本的积累来自一切以货币形式存在的收入，而不论这部分收入是预定用于消费还是用于积累的；借贷资本“就是商品资本转化为货币的价值部分，从而是现实积累的表现和结果”③。债权债务关系的锁链，已经被借贷资本的机构化所掩盖，“很大一部分社会资本为社会资本的非所有者所使用”，“具有弹性的再生产过程，在这里被强化到了极限”④。但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对立性质基础上的资本增值，只容许现实的自由的发展达到一定的限度”⑤，这种对立性质生成了对资本增值的束缚和限制。

作者：高强 高乐华 单位：中国海洋大学管理学院 中国海洋大学水产学院

1966年，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斯•鲍尔丁发表了题为《一门科学———生态经济学》的论文，在反思传统经济学的基础上，明确阐述了生态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并首次提出了“生态经济协调理论”［1］，标志着生态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正式诞生。生态经济协调理论认为，人类社会经济活动无时无刻不在与生态系统发生关系，且社会经济系统的运行始终建立在生态系统基础上，并与生态系统构成了耦合关系复杂的生态经济复合系统，在该系统中，不断增长的社会经济系统对生态系统资源环境需求的无止境性与相对稳定的生态系统对资源环境供给的局限性构成了连续发展过程中贯穿始终的矛盾，该论断同样适用于海洋生态经济这一特殊复合系统。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随着人类对海洋认识的不断加深，人类社会开始了以捕鱼、海运、盐业等为重点的初级海洋产业发展时代，国内外关于海洋生态结构、功能、生物生产力、食物链等自然科学领域的研究不断增多，海洋经济学研究也逐渐萌芽。20世纪90年代，海水养殖的普及、海洋油气资源的大面积开发以及海洋旅游产业等新兴产业的迅速崛起，促使人类进入了现代海洋产业发展时代。然而，随着人类开发海洋资源、发展海洋产业的规模化推进，海洋生态系统运行状况却愈加恶劣，人为因素引起的海洋灾害不断增多，海洋资源枯竭、水域污染与生境破坏日益严重，海洋自然净化能力、平衡能力不断衰退。鉴于海洋经济增长与海洋生态保护矛盾的日趋尖锐，20世纪90年代后期尤其是进入21世纪，国内外对于海洋生态经济协调发展的研究不断增多。

纵观已有海洋生态经济协调发展研究，国内外学者研究对象涉及到沿海国家、沿海城市、海岸带、海岛、滨海、近海、海洋、渔场等众多地理空间区域，研究视角大多从海洋(包括沿海、海岸带、海岛等研究对象)的生态经济可持续发展出发，基于海洋经济需求与海洋生态供给这一根本矛盾，形成了多种海洋生态与经济发展关系模型和可持续发展评价模型，并在海洋生态经济综合协调管理措施上不断创新突破，研究成果日渐丰硕，为海洋实际开发管理工作提供了一定支持。总结研究成果可以发现，国内外关于海洋生态经济协调发展的主体研究逻辑思路为:以海洋的生态经济价值贡献为起点，剖析当前海洋生态经济矛盾和危机，评估海洋生态安全及产生问题根源，构建海洋生态经济关系模型，进行海洋生态经济可持续发展研究，提出海洋生态经济问题协调、治理或综合管理的办法与措施。所运用的研究方法涵盖:系统分析方法、生态经济学方法、地理学方法、数学模型方法、地理信息系统方法、管理学方法等。由于海洋生态经济协调发展研究起步较晚，各方面研究目前仍处于交叉进行阶段，不存在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因此，按现有研究逻辑和内容划分，本文将该领域的国内外论文研究成果分以下五个方面综述。

1海洋生态经济价值和贡献研究

海洋生态经济价值与贡献研究是海洋生态学、海洋经济学以及海洋生态经济协调发展研究乃至人类开发海洋的基础，国外学者关于海洋生态经济价值和贡献的研究已积淀了较为深厚的理论成果，并初步形成了相对成熟的评估体系和方法。如Costanza等［2］在构建海洋生态经济价值类别体系的基础上，详细剖析并评估了全球海洋的生态、经济和社会价值，得出全球海洋生态经济价值为461220亿美元/a;Martinez等［3］研究了沿海区域的生态、经济和社会重要性，提出应推进继续海洋生态经济评估工作，以确保沿海实现最有价值的可持续发展;Beau-mont等［4-5］识别并定义了海洋生物多样性所能提供的物质与服务，提出该物质和服务的有效利用对海洋生态系统的运转能够起到基础性作用;Kildow等［6］探讨了衡量海洋对国民经济贡献的重要性，指出由于各国相关定义和方法的差异，以现有资料测量、比较与海洋有关的经济活动价值仍较为困难。

在海洋生态经济价值和贡献研究方面，国内学者最初主要从理论探讨的角度进行定性分析，近几年许多国内学者开始借鉴国外学者研究成果，并将生态经济学有关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评估的方法(如市场价值法、影子工程法、机会成本法等)引入，形成了诸多定量实证性结论，尤其是随着2005年国家海洋局启动“海洋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及其价值评估”研究计划的实施，国内学者相继在海洋生态系统服务概念界定、经济属性概括、服务类别划分及经济价值实际评估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突破。如张朝晖等［7］从海洋生态系统的组分、生态过程及生物多样性等3个方面分析了海洋生态系统能够产生和支持的生态系统服务，并将海洋生态系统服务归纳为15种类型;高晓路等［8］研究了天津市海岸带环境的空间价值差异，并对海岸带产业开发和生态环境保护政策的效果进行了比较，发现天津海岸带工业开发通常以生态环境破坏为代价，而渔业开发则能带来正面综合效益;石洪华等［9］以桑沟湾为例对养殖型海洋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与价值进行了系统评估，结果表明2004年桑沟湾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价值为10．51×108元;卢霞等［10］根据TM遥感影像及海岸带资源综合调查结果，采用国外学者Cost-anza分类系统和服务单位价值，估算出连云港海岸带生态系统功能总价值为22．55亿美元/a;王丽等［11］应用条件价值法对罗源湾海洋生物多样性维持服务价值进行了评估，并指出家庭年收入、对生物的了解程度和环保意识是影响生态价值评估的主要因素。

2海洋生态经济问题与危机研究

摘要：供给侧改革是中央基于中国现实国情对国家治理思路做出的重要转向，着力从供给和需求双向发力，双轮驱动经济增长。供给侧改革的提出不仅有其现实基础，还有其深厚的理论渊源，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结果。通过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再思考，为深入开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研究提供理论启发。

关键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供需错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所谓供给侧改革是指从供给侧入手，针对经济结构性问题的制度性矛盾而推行的改革。[1]2015年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上首次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强调要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2]其目标就是面对我国新常态下供需错配的复杂经济状况，推动产需匹配拉动经济增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仅是今后一段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指向标，引导着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而且也具有极大的理论意义，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和发展。

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现实需求

1、解决供需错配问题的需要

1978年以来，我国经济一直保持着中高速增长，是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但是在物质生产和财富积累迅速增长的同时，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也面临着越来越多的问题和困难。（1）产能过剩。市场经济在供求规律、竞争规律、价值规律的作用下调解市场供求。由于长期的利润和GDP驱动，中国政府主要通过拉动需求刺激生产，钢铁、煤炭企业不断增加产能扩大供给。但我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市场经济不完善，加上市场调节功能自身的弊端，导致供求不平衡。行业自律机制不健全，地方保护主义风行也加剧了产能过剩。另一方面有效需求不足：我国目前仍有大量贫困人口，支付能力有限，购买力不足。因而，我国应从供给和需求双面发力，双轮驱动推动经济增长，加强政府宏观调控能力，弥补市场缺陷，并在经济领域进行一次彻底的结构性改革，解决制度性矛盾。（2）有效供给不足。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科技含量高、具有自主产权、能够满足消费者高端需求的物质产品明显不足。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居民消费水平的提升，海外购买高档消费品成为消费常态。据统计，2015年中国游客海外消费约1.2万亿元，买走全球46%的奢侈品。同时，因为国内产品的品质安全问题，国外高质量、性价比较高的一般消费品也深受中国消费者喜爱。在我国居民消费水平提高的同时，产业结构却没有做出相应的调整，有效供给不能适应和满足需求结构变化后的市场需求，影响着消费结构升级。因此，一场针对经济结构的制度性改革势在必行。

2、新常态下经济结构转型的需要

中西医思想之不同对经济学研究的借鉴与启示

(一)中西医思维方式的不同对经济学研究的借鉴与启示

西方哲学以元素论和原子论为基础,追求的是通过主客体之间的互动,实现对客体的不断认识,并最终对客体实现改造,以满足主体的要求。在此思想指导下,西医的思维方式是当人体出现疾病时,医生以其为客体,在不断的实践中对其逐渐了解,并最终找出治疗的方法。所以,西医认为健康与疾病是躯体有特定形态学表现的正常与异常状态,躯体形态组织的完整一致性是其追求的健康标准。中国哲学以元气论为核心,认为作为客体存在的“天”、“地”是作为主体的“人”产生的根源。《黄帝内经•素问•宝命全形论》曰:“夫人生于地,悬命于天;天地合气,命之曰人。”由于人为天地所生,天地中有人类存在所需要的各种元素,所以,人类只有顺应自然规律才能够生存。在此思想指导下,中医追求的不是如何改造外部的客体,而是主体的行为如何顺应自然规律,并最终达到天、地、人之间的和谐统一。因此,中医认为健康与疾病是“完整的人”(与天、地合而为一)的正常与异常状态。由于中医有这一特点,所以不像西医那样追求的是治疗“已病之病”,因为只有当疾病出现时,西医才能找到需要改造的客体,而对于中医来说,只要主体的行为不符合自然的“道”,必然会导致疾病的产生。所以唐代医家孙思邈在《千金要方》中提出“上医医未病之病,中医医欲病之病,下医医已病之病”的观点。西方经济学与西医的相似之处在于,二者都追求在认知客体的基础上对其进行改造。保罗•萨缪尔森认为:“经济学研究的是一个社会如何利用稀缺的资源生产有价值的商品,并将它们在不同的人中间进行分配。”[6]

在此定义中,客体是资源、商品及劳务,主体则是作为有自主思维的人。中西医思维方式的不同对于经济学研究的借鉴与启示是:不要过分追求改变自然,以希求自然能够满足人类的需要,而要努力适应自然的规律,这样人类的生存环境才能更加和谐。在医学中,中医的追求目标是按照自然规律行事,只有在违背自然规律的时候,人体才会出现西医所努力诊治的疾病;同样,如果人们不按照自然规律行事,出现自然界不能满足人类需求的情况,这时试图认识并改造自然资源的“经济学”便会出现。“事物是一分为二的”这一经典在各个地方都有所体现。在对经济学的批判上,虽然表面上看经济学对于资源的配置起到了优化作用,使得作为主体的人类实现了利益最大化,但是这种最大化只是以人类某一时段、某一群体而言的最大化。对于整个人类来说,某一部分利益的获得必然带来另一部分利益的损失。如果某一时段、某一群体利益的获得超过整个永续人类可以接受的最大利益,便可能会产生难以想象的后果。在西方经济学中,研究者认为,某一地区GDP越高,经济发展水平就会越高,同时人们就会感到越幸福。因此,GDP成为人类追求的一个重要目标。2012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形势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于是在以GDP作为官员升迁重要评判标准的时代,中国地方政府出台了升级版的“四万亿”,旅游文化产业、海洋经济产业等以前鲜有问津的领域成为投资热点,地方政府的发展规划预示着我国的自然环境及海洋环境将开始或已经遭受大规模的破坏。这种对环境进行大规模改造以追求使国人“幸福”的方式不具有可持续性。实际上,完全可以像其他一些国家那样,以幸福指数作为官员施政的评判指标。相对于GDP,这一指标更加关注人类生存的自然状态与社会状态,更加符合自然规律,也有助于建立一个永续幸福的人类社会。

(二)中西医方法论的不同对经济学研究的借鉴与启示

西方还原论认为,①整体是由部分构成的,因此高级形式的物质是可以由低级形式的物质构成的;②生命这种高级的运动形式是可以由机械、物理、化学等低级的运动形式组织起来的。如笛卡尔认为宇宙是一个巨大的机械系统,生物也被描述为自动的机器,可以用一般的物理规律作出解释。在此思想指导下,西医不断把人体分解成更为微小的组成部分。

随着科技的发展,研究从器官、组织、细胞等层面进一步缩小到分子、病原体甚至基因等层面,同时在物理、化学等学科的发展之下,治疗的手段也越来越微观。这种各方面互相割裂进行治疗的方法产生的现象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得到的结果是治愈已有疾病的同时,可能由于副作用又感染上了其他疾病。中医的整体论认为,①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人体的组织结构及各种器官都可以纳入到以五脏为中心的藏象系统中,通过经络,联系成一个统一的整体;②不但人体本身是一个整体,人与自然环境也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自然界的时间、环境变化对人的身体也会产生影响[7]1。《黄帝内经•灵枢•邪客》曾云:“人与天地相应者也。”由于中医具有系统论中整体性、联系性、有序性和动态性的特征,在此思想指导下,医生必须对疾病进行全面的分析与思考,并结合内部与外部环境综合诊断予以治疗,所以治疗疾病更加彻底。中西医方法论的不同对于经济学研究的借鉴与启示是:在解决经济问题时应开阔视野,看到事物之间的普遍联系性,不能把眼光仅仅局限于需要解决的个别问题甚至是个别问题的细枝末节上。目前来看,经济学研究的整体性是以某种角度来讨论资源分配问题或具体解决某一方面的问题来体现的,但从更广阔的视野来看,整体性应该是从各种因素以及动态的观点来解决问题。影响经济的因素,既有社会的、政治的,也有文化的甚至是自然条件方面的。在遇到某一经济问题时,应该也可以采用经济学之外的方法来解决。亚洲金融危机时,韩国的外汇储备降到低点,而且短期内尚有大批外债需要偿还。危难时刻,韩国广大民众纷纷走上街头,主动捐献黄金和美元给国家,换取政府公债,成功帮助政府稳定了韩元币值,共同渡过了经济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