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泡沫论文范例

科学、合理、客观、公正并卓有成效地评价科研成果,是目前高职学院进行科研管理、职称评审、业绩考核等一系列活动的基础。教育科学研究成果的主要表现形式为论文,其发表的主要载体为期刊。我国各大专院校非常重视期刊级别的划分,并以此作为评价科研成果质量的重要指标。高职学院科研工作起步较晚,其科研有着自身的特点与规律,科研成果评价是加强科研管理的重要环节,而教师科研成果评价有效性如何,是充分发挥评价导向作用和激励作用的关键,将直接影响教师科研积极性的提高。因此,在高职院校开展教师科研论文评价研究,是创新科研管理的手段与方法,形成激励和导向机制;能净化学术风气,营造和谐的工作环境;能完善科研管理体系,促进科研质量提高;同时也填补高职学院科研管理理论空白,对提高高职学院的核心竞争力和社会影响,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1国内期刊等级与核心刊物评定种类

总理在十六届五中全会上关于制定“十一五”规划《建议》的说明中指出:“加快建立现代科研院所制度,形成产学研相结合的有效机制”。“建立科学合理的绩效评价制度。”在高职院校构建科研论文评价体系是一项系统工程,高职科研有着自身的特殊性,如果不构建一套具有可操作性的规范,就难以引导高职教师在国内著名刊物或影响较大刊物上发表。(1)国内期刊等级划分问题。由于众多作者对国内期刊的“级别”不懂,造成了诸多的模糊看法,从国家权威部门对期刊级别的认定上,可以了解到我国期刊的分类情况。1)早在1991年国家科委、国家新闻出版署就了《科学技术期刊管理办法》,第二章第六条规定:“科学技术期刊,按其主管部门分为全国性期刊和地方性期刊。全国性期刊是指国务院所属各部门、中国科学院、各派和全国性人民团体主管的期刊。地方性期刊是指省、自治区、直辖市各委、厅、局主管的期刊。”[1]2)2002年底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报刊司就期刊级别问题又进一步进行了答复:1.期刊无国家级、地方级的区别;2.目前国家与地方关于期刊的评比与期刊的学术水平无关;3.“核心期刊”的认定是民间行为,而非政府行为;4.目前新闻出版管理部门没还有制定衡量学术期刊质量的权威标准;5.新闻出版总署近几年举办过国家期刊奖、全国百种重点社科期刊奖、中国期刊方阵等期刊方面的评奖活动,不能认为获得这些奖项的期刊中的学术期刊质量就是高的,“不能作为评职称时入选论文的依据。”[2]这是迄今为止政府职能部门最权威、最新的意见。(2)高职认可的几种核心刊物。目前国内对刊物的评价较成熟的有如下四种,这是学术界认可并影响最大的、也是公正、合理、客观、科学的评价依据。1)《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3]。由北京大学图书馆和北京高校图书馆期刊工作研究会联合编制,此项研究得到了国家教委人文社会科学基金“九五”规划项目资助,后又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资助。分别于1992年、1996年、2000年、2004年4次出版,2008年版即将公布。该《总览》是以布拉德福(Bradford)的“论文在期刊中分布规律”和加菲尔德的“引文集中与分散规律”为理论依据、运用综合评价方法,在12000余种期刊中选取1800余种作为“核心期刊”。2)《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4]。由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咨询委员会研制。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国家教育部重点社科项目研究成果,作为我国社会人文科学主要文献信息查询与评价的重要工具。CSSCI提供来源文献、被引文献、优化检索等多种信息检索。已开发的CSSCI(1998—2006年)9年数据,来源文献63余万篇,引文文献409余万篇。该项目成果填补了我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的空白,达到了国内领先水平。2008-2009年来源期刊528种,扩展版来源期刊152种,来源集86种。

3)《中国期刊方阵》[5]。2001年新闻出版总署调动全国期刊界的智慧和力量,制订了《建设“中国期刊方阵”工作方案》。“中国期刊方阵”的基本框架分为4个层面:第一个层面的为“双效”期刊,即社会效益、经济效益比较好。第二个层面为“双百”期刊,即通过每两年一届评比产生的百种重点社科期刊、百种重点科技期刊,每届进入全国“双百”重点期刊数量控制在200种左右;第三个层面为“双奖”期刊,是在全国“双百”重点期刊基础上评选出的“国家期刊奖”、“国家期刊奖提名奖”的期刊,此类期刊约100种左右;第四个层面为“双高”期刊,即“高知名度、高学术水平”的期刊,此类期刊约50种。4)《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要览》[6]。由中国社会科学文献计量评价研究中心、中国社科院文献信息中心研制共同建立的核心期刊。从1996年开始建立中国社会科学论文统计分析库,根据几年来的研究成果和对大量数据的统计分析,确定了1999年度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并编制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要览》,共收入506种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这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系统认定的学术研究核心期刊。该系统每年将对“核心期刊”进行更新淘汰和补充。

2目前高职院校在期刊评定中的现状

中国社会科学院赵文洪研究员就当前学术论文的“高产”问题指出“第一,败坏学风。单纯追求数量,无论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都会导致学术腐败。比如,低水平重复、抄袭、剿窃,等等。第二,阻碍创新。单纯追求数量,就根本谈不上创新了。第三,影响教学和普及工作的质量。有质量的研究成果减少,自然会影响教学和普及的质量。另外,教学人员把主要心思放在了研究产品的数量增长上,也就难以充分关注教学质量了。还必须着重指出,没有质量的数量增长,是对资源的巨大浪费,是我们这样一个并不十分富裕的国家所不能容许的,是为人民所深恶痛绝的。”随着高职教育的内涵式发展,对高职学院教师的科研论文进行评价,非常必要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这也是提升高职核心竞争的需用。目前高职学院科研论文质量难提高的原因《中国高教研究》编辑部统计分析了年在家全国中文核心期刊上发表的高等教育科研论文情况,属于高等教育领域内的论文总计有篇,其中所普通高等院校篇,占总量的。全国所高职高专院校中,仅有所学院发表过,占高职高专院校总数的,其中百所示范校发表的文章为所,占。共篇,占被统计论文总数的。发表二篇以上的高职学院全国只有所,共篇。据调查,现不少高职学院年科研经费投人都超过万。论文数量在大幅提升,而高质量的论文却很少见。评价标准不科学,考核机制不合理合理考核教师,构建激励机制。高职院校教师承担着教学、科研双重任务,进行洲研业绩评价,必须考虑学校定位和教师实际,科学、合理地处理好教学与科研的关系,使教学工作业绩和科研工作业绩可以相互比较和换算。避免采用同一标准评价所有科研工作的“一刀切”式的方法。达到质量和数量相统一、教学和科研相统一,真实地反映出教师的科研业绩。科研量化考核的结果与教师的职称评聘、岗位津贴、奖励惩处等紧密挂钩,通过量化考核,人人都知道自己的优势和差距,明确今后努力奋斗的方向。通过科研业绩评价,教师的阶段性科研劳动业绩得到认定,同时按照考评结果实施奖惩措施,能激励科技人员更加努力工作。

3结语

医学科研项目绩效评价指标研究的研究方法分析研究方法是研究者在解释事物内在规律和本质的过程中所应用的工具和手段，对研究者所用研究方法进行分析可以迅速了解某一问题的研究现状，并指导未来的研究方向。目前我国医学科研项目绩效评价指标研究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及比重如图2所示。可以看到，目前对医学科研项目绩效评估指标的研究主要是实证类研究和综述类研究，两者合计占研究总量的83%，另外17%是概念研究、理论研究以及国外研究的介绍等。可以发现目前开展的医学科研项目绩效评价指标研究中，对于基础概念、理论以及国外的评价指标的研究相对较少。医学科研项目绩效评价指标研究的主题分析绩效，单纯从语义学的角度看，包括成绩和效果。“成绩”强调对行为或活动的客观测量，“效果”则关注这种行为或活动影响的主观评价。绩效则是对二者的综合，即产出和结果的统一。从普遍意义上而言，绩效评估就是对行为或活动的产出和结果进行经济、效率和有效性维度的测量，以判断其达到既定目标的程度。下面从微观视角出发，就已有研究的研究主题进行统计分析，有利于整体上把握我国医学科研项目绩效评估指标研究的重点及方向，厘清优势及不足，指导今后的研究。通过对23篇文献的认真研读，根据研究者研究内容的侧重点不同，基本上分为以下两类:一类是投入产出量化评价;一类是结果式评价。未考虑投入因素，其中包括量化打分评价，也包括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总结式的结果评价。基于绩效的概念，结合统计结果，可以看出，医学科研项目的绩效评价应该加强对项目结果的评价，尤其是临床应用类的医学科研项目，有很强的社会效益性，其科研成果对公众健康和医疗能力产生的效果和影响是衡量其项目绩效的一个重要标准。

根据上述指标在各文献中出现的频率，显示最常用的投入指标是人员投入和经费投入。这与评价数据的可获取性有很大关系，其中人员投入，主要包括高级职称、中级职称和初级职称的人数;经费投入，指项目实际支出经费数。该部分指标全是量化指标，因此在评估实践中一般是将各级指标数据值根据权重进行加权求值，或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分析不同投入对于产出的影响。产出指标要素分析基于绩效的概念，产出是绩效的重要组成部分。表2是对23篇文献中的产出指标要素进行提取、归类统计的结果。通过统计发现，对于医学科研项目的产出评价，不少文献中直接采用了一般科技项目产出评价的指标，如论文、专著等。但是实际上医学科研项目的产出，不同于一般科技项目的产出，而且研究类型不同，产出也有着明显的差别。

如基础性医学科研项目的产出主要是论文、专著等，而应用性医学科研项目的产出除论文、专著，还将包括专利、获奖、技术规范标准、新的诊疗技术方法、一些适宜技术等等。但是在该23篇文献中，都没有对医学科研项目的类型进行具体的说明区分。产出部分的指标，都是属于可量化的指标，因此文献中的产出数据的处理一般也都是进行加权求和。结果指标要素分析在指标要素梳理提取中发现，有一部分指标不属于投入，也不属于直接产出，而是面向结果的评价指标，如项目管理能力、项目实现预期目标的情况、成果推广情况、科研成果成为政策依据、促进学科发展、改善生命质量等的评价，也就是研究活动或研究成果产生的效果和影响，在相关文献中并没有对这些指标进行明确划分，而是将其散落在产出中，或统称为项目评价，本文将其归为绩效概念中的结果，也就是医学科研项目的科研活动及科研成果所产生的效果和影响。通过聚类分析，将其分为以下四个维度:组织管理评价、项目完成情况评价、社会效益评价、经济效益评价。医学领域的科技研发与公众健康直接相关，因而其在医疗水平和市民健康方面产生的效果和影响在绩效评价中占重要位置。但是由于效果和影响的发挥相对于产出而言，具有时间滞后性，因此该部分评价是重点，也是难点。因此，目前多数文献中避开了对结果的评价。其中只有一篇文献“后评估体系在国际防盲合作项目中建立的探讨”，采取了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方式，并按照国内外科技评估的趋势，淡化评估指标、突出评估议题，从“项目适当性评估、项目的效果与效率评估、项目技术的后评估、项目财务的后评估、项目的社会影响评估、项目的经验与存在的问题”6个方面，用举证的评估策略形成评估结论。

针对其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建议:4研究成果整体数量较少，有待继续深入研究从医学科研项目绩效评价文献数量来看，针对评价指标的研究成果整体数量较少，从1998年以来，医学科研项目绩效评价指标领域的期刊论文年均不到2篇，其中最高5篇，有三年甚至没有相关文献发表。这说明医学科研项目的绩效评估工作有待继续推行，相关研究工作有待继续深入。研究方法相对局限，应开展广泛的调查从文献的统计结果来看，目前的研究方法以实证和综述为主，但是多数文献的实证研究，是对一般科研项目的绩效评价指标进行综述后，利用医学科研项目数据进行实证说明，这未能从医学科研项目本身的特征出发。因此，建议应在深入分析绩效评价理论的基础上，借鉴一般科技项目绩效评价指标，结合医学科研项目自身的特征，进行医学科研项目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开发，因为国外绩效评价工作开展较早，在医学领域也进行了一系列的评价实践，因此，建议加强国外医学领域评估方法与内容的引进，而且有必要对医学科研项目进行广泛的实证调查，统计分析，从而构建出符合医学科研项目特征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研究内容单一，以投入－产出效率评价为主从研究主题的统计结果来看，虽然产出、结果评价指标均有所涉及，但是整体以投入－产出效率评价为主，效率评价可以看作是绩效评价中极其重要的一部分，但不是绩效评价的全部，从医学科研项目绩效评价的角度来讲:1)未进行分类评价。按照最常见的科研类型划分，医学科研项目可以分为基础研究类、应用研究类和发展研究类，不同的研究类型，对应着不同的研究成果，因此绩效评价的重点也应该有所不同。但是在23篇文献中，未体现分类评价的思想，建议后续研究应该对医学科研项目的类型进行具体的说明区分。2)过分强调量化指标。23篇文献中，只有1篇文献采取了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评价指标，其余文献都选取了定量评价指标。定量化评价方式，虽然具有简化评价指标体系、提高效率、可计量可比较等优点，但是同时具有很大弊端，一方面与医学科研项目的实际绩效不能完全相符，另一方面过分强调定量化评价将激励短期行为，引发学术泡沫。因此，建议后续研究中绩效评价应该采取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评价方式，做到真正的理性评价。3)未关注社会效益。医学研究的最终目的是提高疾病防控能力，降低医疗负担，增强人们的健康水平，因此，社会效益是衡量医学科研绩效的最终标准。但是从目前的23篇文献来看，均未将社会效益作为重要部分进行设计。因此，建议后续研究应该加强该方面的研究，如社会效益时间滞后性的处理方式、数据如何获取等，并且应该多借鉴国外的评估实践，从而更好的做好评价工作。#p#分页标题#e#

作者：王艳芳 白波 单位：北京城市系统工程研究中心

摘要：从古至今，传统教学模式给予了舞蹈受教育者一定的专业能力，舞者们从舞姿的外在形态、身体的技术动作等方面都已经有了雄厚的基础来满足这门特殊形式的艺术。近些年来，由于经济、文化、社会的繁荣发展，在科研领域呈现出各学科交叉融合发展的趋势。这使得舞蹈借此机会，开创了一片“新天地”，引进了国外前沿的理念和科学的训练手段来丰富舞蹈的教学实践。本文阐述了舞蹈训练的特殊性，分析了身心学技法的理论基础，并结合教学经验列出一些具体的训练手段，弥补对身体“内在意识”的匮乏。

关键词：身心学技法；舞蹈；科学训练

一、舞者的身心训练

舞蹈作品是社会的文化产物，凝结了艺术创作者的思想感情。对于舞蹈这门特殊的艺术形式来说，它需要全身心的投入，这样才能做到外在的身体动作与内心的思想意识二者结合起来，释放出最原始、最纯真的豪放与热情。从训练学角度来看，传统式教学经验是各个年代舞蹈教育工作者留下的宝贵财富，是他们对舞蹈实践长期探索的成果。但随着社会的发展，教学模式乃至教学经验一定要跟上时代的步伐与发展，做到推陈出新，才能焕发出强大生命活力。如今社会文化大交流，我们要引进先进的教学理念，并将其与传统的教学手段相结合，使舞蹈人才培养环节之一的舞蹈训练高效、省时、省力。因此，我们要引入科学的训练方法来对舞蹈课程实践进行改革。舞蹈学科是以一种跨学科的视角，结合社会学、心理学、医学等其他领域共同合作的学科，应掌握其教学理念与手段来指导舞蹈实践。

（一）舞者的专业能力。对于普通人来说，机体能力是维持正常生命活动所必需的，但对一名舞蹈受教育者来说，有了这些基本的身体素质以外，还需要进行其他专业能力的训练和培养，使之更加符合舞蹈表演艺术的需要。舞蹈专业能力特指在舞蹈表演中舞蹈表演者身体应具备的各种专门能力。它是全部舞蹈训练内容的概括，是一个舞蹈受教育者在培养环节过程中应掌握的各种能力的总和。舞蹈课堂实践训练活动就是围绕此部分展开训练的［1］。因此，舞者的专业能力需要经过专门的、系统的、科学的训练方可获得与掌握。

（二）舞者的身心训练。第一，身心训练的内涵。身心学技术强调的是心灵与身体的合作，注重内心意识和外在肢体控制的高度融合。要建立由内向外的动作表象过程，就要时刻与自己的身体进行紧密的沟通与联系，使身体成为内在意识和外在艺术肢体动作沟通的桥梁。在舞蹈训练的实践过程中，由于舞蹈的艺术载体或呈现方式是人体，所以不得不接受先天遗传性在生理方面的影响，这就使得每个舞者在各个能力获取的同时都不是绝对的、统一的。这就需要舞蹈教育者从自身做起，树立科学训练的理念，尊重舞者的身心发展规律，做到训练内容和训练负荷更加具有针对性，使学生懂得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有机体。舞者的身心训练着重强化了在肢体动作过程中的身体觉察能力和自我对动作空间、方位、力度等感知。由于舞者的身体是一个完整的有机体，各个系统、各个器官之间进行着紧密的协作和分工。当身体需要运动的时候，大脑中枢神经系统就会发出指令，命令运动系统进行肌肉活动，所以在身心训练过程中，对于大脑的刺激，就会使神经系统和运动系统之间协作的能力得到加强或改善，也会间接促使舞者的艺术肢体动作在方位与音乐的高度衔接，最终达到提升艺术审美的目标。第二，舞者身心训练的特点。一是呼吸与动作的协调配合。二是强调动作的意象感。意象是人类大脑意识活动的产物。在身心训练中教师更加注重运用形象化语言提示来辅助学生的意识，使学生自行感受动作与调整动作。意象提示的优势在于对心智能力还不健全的儿童来说，更加有利于他们对肢体动作的理解，做到通俗易懂，防止训练过程中的模式化、程式化。这更加有利于激发少年儿童对学习舞蹈的热情和积极性。三是身体的察觉力。舞者身心训练是一种全新的理念，区别于传统式舞蹈课堂对于训练者的训练内容或针对性提高舞者能力的辅助训练，它依托身心学发展的理念与原理，借助有节奏、有韵律的呼吸，调整身体姿态，回归中立位，加强对内在意识的控制。在此过程中，舞者的中枢神经系统和运动系统的协调性就会得到增强，最大幅度、最大限度地挖掘了身心训练的潜力，发掘了舞者们肢体的动作潜力，从而逐步提高舞者的专业能力基础。第三，身心训练的独特优势。身心技法涉及的领域各不相同，训练的目标与方法也各有所异，切入角度和着重点也不同，但它们都是有着相同的训练理念：身心合一。如普拉提强调控制，被称作“控制术”，是世界公认的最先进的训练体系。

二、身心技法：舞者训练的手段

摘  要：由于人民币升值与1985年广场协议后日元的升值有许多相似性，因此，本文从中日两国货币升值的初始条件、应对措施与效应等方面入手，对日元升值与人民币升值对对外贸易影响进行全面深入的比较研究，以期为有效地化解人民币升值对我国对外贸易的不利影响，实现我国经济实现平稳较快发展提供决策依据。

关键词：日元升值；人民币升值；比较

    人民币升值问题已引起了国内外的高度关注。人民币升值将会对我国的对外贸易产生巨大影响甚至是严重后果，尤其是在世界经济还没有完全走出金融危机的阴影的背景下更是如此。有效地化解人民币升值对我国对外贸易的不利影响是我国经济实现平稳较快发展的重要一环。由于人民币升值与1985年广场协议后日元的升值有许多相似性，因此，从货币升值的初始条件、原因及应对措施等方面入手，对日元升值与人民币升值对对外贸易影响进行全面深入的比较研究，有着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一、中日货币升值的背景比较

    1．日元升值的背景

    （1）日元升值的国际环境

    日元升值的国际环境源于20世纪60年代末的美国周期性经济危机，由于美元汇率高估，美国对日本贸易逆差严重。同时，日本在美国的直接投资也不断增长，日本积累起的巨额经济财富使其成了世界级的银行家，而同时美国也失去了世界放贷者的地位，成为了日本最大的债务国，这就加剧了美日之间的摩擦。

【摘要】对于交通施工项目工程来说，创新使用现代化施工技术以及采用新型工程质量控制措施是保证交通工程质量、延长工程寿命周期及推动高质量工程建设的前提。基于此，论文对现代化交通施工技术及其质量控制的优势进行简要分析。

【关键词】交通施工；现代化交通施工技术；新型工程质量控制措施

1传统工程质量管理

对于交通工程来说，施工技术及质量控制与工程施工质量息息相关。施工单位在进行项目施工时，如果忽视施工技术的应用与质量控制措施的落实，会导致施工质量下降，后期会造成一系列质量病害，如路面会出现裂缝、坍塌等一系列的质量问题，对延长交通工程的使用寿命有着不利影响[1]。

2现代化交通施工技术措施

在项目施工过程中，现代化的施工技术的采用，能够有效预防项目结束后质量问题的发生，提升工程项目质量。本文简单介绍一些现代化施工技术。

2.1泡沫轻质土施工技术。桥台使用土方路基填筑，后期桥头搭板的沉降也是目前全国质量通病。当前较多的交通项目（如广明高速公路）采用泡沫轻质土来代替土方路基或部分基层材料，泡沫轻质土采用水泥、水及发泡剂以一定比例掺配试拌而成。采用泡沫轻质土施工可以有效地避免桥头跳车、地基沉降等问题，而且连续铺筑能够加快施工进度，且传统的底基层材料成本较高，提高泡沫轻质土强度，可以替代地基层的施工，降低工程成本。

一、中国学术出版存在的问题与挑战

1.学术道德失范

学术道德失范也称为学术道德遗忘。其表现为以下几方面：学风不正，指学术研究中片面追求数量和速度、哗众取宠、急功近利的浮躁风气，思想僵化、墨守成规的教条主义作风和理论脱离实际的作风，在学术批评中互相吹捧或互相攻讦的庸俗作风等。学术不端和学术腐败则是有意或故意违背学术界的“游戏规则”，是指一切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得荣誉和利益的学术不端行为。学术失范，指技术层面违背规范的行为，或由于缺乏必要的知识而违背行为准则的做法。有学者专门研究学术道德失范问题，将这种行为归纳为五类，一是低水平重复，二是粗制滥造严重，三是泡沫学术泛滥，四是假冒伪劣横行，五是抄袭剽窃成风。还有学者将学术道德问题归纳为伪造类、剽窃类与僭誉类三大类，伪造类包括伪造数据、篡改数据、拼凑数据，剽窃类包括部分剽窃、完全剽窃、改写式剽窃，僭誉类包括不实署名、僭越署名、荣誉舞弊等，我们从中可以感知这个问题的严重程度。

2.学术著作失范

学术出版的出版规范，从表面上来看，是学术出版的标准化、规范化，实质上体现的是学术研究的真实性、科学性、严谨性和权威性。当前，我国学术出版失范现象较为普遍，主要体现在三方面：其一，体例、格式不完备。能做到前言（序）、后记（跋）、引文、参考文献、注释、索引等诸要素皆完整的学术著作并不普遍。其二，体例、格式不统一。不同出版单位、不同时期出版的学术著作存在着体例格式不统一的情况，即使同一个出版社出版的学术著作体例也极不统一。其三，学术引用失真、失当。能否做到合理、正确、如实的引用，反映的是学者的学术道德问题。引用失真，主要表现为虚假引用。引用失当，指的是引用的篇幅与字数超出了合理的范围。[3]

3.研究水平不高

中国奇特的学术评价体系和职称评审体系造成了中国学术论文数量的持续走高。但与动辄以百万计的论文总数比较，真正具有学术价值和创新价值的论文著作少之又少，我国学术论文的影响因子一直处于较低的水平，对大部分学术论文来讲，阅读率、转载率、引用率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加之我国相当一部分有影响的论文往往刊发在国外的学术期刊上，所以，有学者直言我国的学术论文质量与庞大的数量之间存在着难堪的反比关系。在学术图书出版方面，我们也有不小的差距。有统计显示，中国每年出版的大约42000种学术图书中，大约只有5500种图书会得到美国国会图书馆收藏，其中只有约1000种图书最终会被选中翻译并在西方出版。对美国国会图书馆的选书原则与标准我们可以进行讨论，但他们毕竟代表了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学术出版的认识与评价，我们当从中思考自己的差距。

本文作者：李晓光     单位：太原理工大学机械工程学院

1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目前概况

中国和日本两国的社会结构、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虽有不同，但其高等教育方面，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两国高校的教育改革背景、内容等，有着相似之处。本文略作分析比较，以期得到启迪。

1.1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概况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高等教育改革，是在适应社会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进行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上，随着中国政府机构的改革，原隶属中央各部委（教育部除外）的大多数高等学校改由地方政府教育部门管理；长期“条块分割”的体制被打破，形成“以条为主、条块结合”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高等学校的类型上，近来由于各高校的学科拓展，特别是高校合并，使得多科性综合大学正在成为我国高校的主要组成部分。高等学校在所有制上，单一的、公有的高校所有制已被打破，民办（私有）高校正在迅速发展。高等教育经费上，单一的基本由国家财政拨款的状况也被突破，财政支付、社会出资、受益者负担的多渠道经费来源正在形成。高等学校办学上，高校在“调节招生比例”、“设置和调整学科、专业”、“开展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确定教学、科研、行政职能部门等内部机构的设置和人员配备”等方面的自主权，也都有了一些法律依据和灵活性。

1.2日本高等教育改革的概况

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的高等教育改革，基于其高等教育人口（18岁人口）出现逐渐减少趋势，会对制定高等教育政策产生深刻影响。日本政府为摆脱“泡沫经济”破灭后的社会经济困境，应对国内外状况的变化，所推行的行政改革中，要精简机构、精简人员，要让一部分政府所属机构民营化。故在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上，实行了“国立大学法人化”；其实质是改变国立大学的性质，使其从政府的直属机构转变成有法人资格的独立机构。这样，国立大学与政府的关系、政府对国立大学的拨款方式、大学内部的管理体制与机制等都将发生相应变化。这种独立的国立大学，可在高校办学、运营等方面获得许多自主权；并在具体的办学领域和教育体制方面，又推出了《大学设置基准》等法规，进一步给大学办学松了绑，增加了大学的更多自主权。

“十一五”期间，美术学与设计艺术学研究领域的发展变化较大，随着高等美术教育规模的不断扩大，研究生教育日益普及，高等院校逐步向研究性大学转换，高校教师的研究性成果成倍增长，研究机构纷纷成立，课题申报数飞速上涨，立项数不断上升①，但高品质的学术成果却并不多见，反而在总量扩大的情况下，质的相对比率反而下降。这种情况在“十五”期间已经出现，国家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如控制博士生的招生规模，对学术期刊进行学术评估，对核心期刊进行动态评估，加强对课题项目后期资助的审核及资助力度，出台各种对优秀著作及科研成果的奖励措施，各家出版社对优秀科研成果也在每年的出版计划中留有一定的比例，但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中，不良的学术风气依然存在，量与质的问题并没有得到有效控制。   全国美术学与设计艺术学学科研究的整体态势是个体性的研究增加而集体性的研究减少，专门领域内的研究向纵深发展，个案研究比较多，边缘性研究比较多，地域性美术研究亦逐渐增多，一些新兴学科的概论性著作也逐渐增加。整体上说明了学科研究领域的面在不断扩大，基础研究也在不断深入，处于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这主要体现在两大方面，一是国家项目的推动及省(市)、部门各级项目的立项与资助力度不断增强，大多数有研究前景的个人与集体项目都能获得各种不同的支持;二是研究生的学位论文成倍增加，尽管存在种种问题，但在总体上还是推动了学科研究的发展，因为其中的开题、评审、答辩等种种环节，在掌控论文的学术质量上还是发挥了作用，还有一些学生在认真地钻研学问。   与美术史论的传统学术研究相比，创作实践方面的研究更为活跃。美术市场空前繁荣，展览不断，当代艺术的浪潮一浪又一浪，画册、期刊及各种出版物让人目不暇接，对现状的研究也随之展开，美术批评理论也随着批评实践活动而有所发展，推动了各种创作理念;尤其是设计艺术理论研究，虽然还处于初创时期，亦初具规模，这与设计艺术教育的普及有关，与学科的基本教育规模与实践性有关，其研究成果大多还体现在教材与基础理论问题上。   现依据“十一五”期间美术与设计艺术学科研究的主要情况与基本特点，分述如下。   一、基础理论研究   “十一五”期间的美术基础理论比较薄弱。与“十五”期间相比，在研究范围上无突破，在数量上基本持平，基本上一年出版一本，还是以高等院校教材或辅助教材为主，如“美术概论”一类，有邓福星的《美术概论》(2009年版)、赵一丹的《美术概论》(2008年版)、陈美渝的《美术概论》(2007年版)及高国良的《影视美术概论》(2008年版)、肖清风的《设计艺术概论》(2007年版)、朱?主编的《设计艺术概论》(2006年版)，其特点是强调了个体性的研究，突出一家之言，走出了集体编著的大一统模式，展开了多元论述。在门类美术的基本理论研究方面，近十年来还是局限在影视美术，未见其他门类美术的著述。   在博士论文方面，则有些专题性的理论研究，如王云亮的《话语的转型:以宗白华的中国画理论为解析案例》(2008年版)，就在探讨20世纪中国美术理论话语的现代问题。   在“十一五”国家课题立项中，基础理论方面的选题比例也小，占美术类课题总量约17%，其中包括对西方艺术理论的研究，设计艺术理论、批评理论及各项专题理论研究，未见原理论研究，而且有些选题重复立项。   与美术基本理论研究现状相比，设计艺术理论的研究成果略为突出，且作者队伍也趋向年轻化，其成果形式还是以教材为主。如余强主编了一套设计艺术基础理论丛书(2006年版)，以及邵宏编著的《设计学概论》(2009年修订版)、胡守海的《设计概论》(2006年版)、张焘的《室内设计原理》(2007年版)、焦健等主编的《空间设计原理》(2007年版)、清华大学课题组编的《设计艺术的环境生态学》(2007年版，“十五”规划题)、何灿群主编的《人体工学与艺术设计》(2007年版)、陆小彪等的《设计思维》(2006年版)等等。专题性研究则有桂宇辉的博士论文《包豪斯与中国设计艺术的关系研究》(2009年版)，以及熊?的博士学位论文《器以藏礼:中国设计制度研究》(2007年)。   二、美术史研究   “十一五”期间的美术史研究依然是重头戏，成果数量不少，但值得称道的却不多。其间以教材为多，特别是中外美术通史写作，虽然看似以个人撰著为主，体现研究主体的学术立场及其观点，实际上还是取通用的体例及通常的史学观，无甚建树。五年间，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美术史出版有13本，外国(西方)美术史出版也有13本，基本上都属于简编。②   其中，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工艺美术史就出版6部，有5部是个人专著。应该说，这与“十一五”期间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大力展开有关，与设计艺术学科的兴起与普及有关，与文化研究及新美术史学观的兴起也有关系。外国美术史写作中比较值得关注的是陈平的《西方美术史学史》(2008年版)，特别是他又主编了一套“美术史里程碑”丛书，包括《罗马艺术》、《作为精神史的美术史》及《罗马晚期的工艺美术》。   美术史的研究方法是这一时期倍受关注的问题。   图像学、艺术形态学、艺术社会学及艺术心理学等研究方法，甚至包括政治学、经济学、意识形态研究、比较研究等不同学科的研究方法，也不断地渗入中国美术史学界，挑战传统的历史文献学及风格样式研究。   其间，较有影响的是美籍华人学者巫鸿的著作被介绍到大陆，如《礼仪中的美术》(2005年版)与《武梁祠:中国古代画像艺术中的思想性》(2006年版)。2007年4月，首届高等艺术院校美术史学教育年会在中央美术学院召开，会议主要着眼于青年一代的美术史学者，而来自各艺术院校及科研机构的青年学者所提交的论文，引起与会者的极大兴趣。两天会议不时掀起讨论的热点，如华南师范大学颜勇的论文《西学语境中的传统画论:以“墨分五色”的二三种现代诠释为例》，又如中央民族大学吴雪杉的论文《清初“四僧”与历史书写———民国时期美术史的一个考察》，还有中央美术学院张鹏有关寺观庙堂绘画、雕塑的研究，都具有各自不同的角度及独到之处。2008年4月第二届年会在四川美术学院召开，其研讨的主题是“美术的地缘性”，并设六个分论题，即(1)差异与融合;美术考古的视角;(2)地域性母题的图像呈现;(3)美术及其理论中的地方观念;(4)地缘性与风格流派;(5)文化地域性的价值限度;(6)地缘性理论的回顾和反思。显然，年会的学术议题已转向有关方法论的专题研究，“研究视角”比“学术立场”更受人关注。#p#分页标题#e#   2009年10月第三届美术史学教育年会在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召开，主题是“边界与范式”，曹意强与潘耀昌均关注到越界问题，即在全球化视野下的“世界艺术研究”;而在“中国古代美术研究新视野”的专场讨论中，郑岩、张鹏等人所提交的论文依然注重图像分析，注意讨论具体的问题，由此及彼，由小见大。这样的研究方法正被越来越多的青年学者所接受。   中国美术史专题研究的主要成果来自于之前的一些研究项目。如属于“十五”国家重点项目之一的“中国道教美术史”(2003年立项)，其课题成果之一《论〈八十七神仙卷〉与〈朝元仙仗图〉之原位》(李淞著)获首届中国美术奖理论评论奖(2009年)，与其同时获奖的还有李超的《中国早期油画史》(2001年立项的国家年度课题)及裔萼的专著《二十世纪中国人物画史》(2001年立项的文化部青年项目)。   中国近现代美术研究在“十一五”期间依然是一热点③。已出版的专著有吕澎的《20世纪中国艺术史》(2006年版)、张晓凌主编的《中国现代美术史文献集》第一辑(2007年版)、陈瑞林的《中国现代美术史教程》(2009年版);再版的有阮荣春的《中国近现代美术史》(原名为“中华民国美术史”，2005年版)、潘耀昌的《中国近现代美术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潘公凯负责的“中国现代美术之路”的课题组(北京市教委共建项目)于2006年相继在香港、上海组织召开学术研讨会，会议邀请海内外学者就20世纪中国美术的现代转型问题展开讨论。张晓凌负责的“中国现代美术史”课题组(“十五”国家重点)也相继在北京、杭州组织召开编委会，其项目将在2010年下半年结题。郑工的《民国时期美术思潮》(2001年文化部项目，原题为“20世纪中国美术大论辩”)已于2006年结题(将在2011年出版)。而在博士学位论文选题方面，数量更多，出版的也不少。   如顾丞峰的《现代化与中国百年美术》(2007年版)、薛娟《中国近现代设计艺术史论》(2009年版)、马琳的《周湘与上海早期美术教育》(2007年版)、华天雪的《徐悲鸿的中国画改良》(2007年版)等等。相比“十五”期间，研究范围扩大了，研究深度也加强了，其特点是以现代化理论为核心，注重社会文化的整体转型，同时也在进一步整理资料，敞开学术视野，消除偏见。   中国书法史论研究在“十一五”期异军突起。说“异军”则是因为在20世纪书法渐次游离出了中国美术圈，而在21世纪，在学科整合的过程中开始有所沟通，学科建设迅速发展，“十一五”期间推出了一批成果。如丛文俊等人合著的《中国书法史》丛书(2007年版)，欧阳中石主编的《中国书法艺术》(2007年版);专题研究成果可见之南方出版社的“书法研究博士文库”(第1辑，2009年版)，王元军的博士后出站报告《汉代书刻文化研究》(2007年版)，获第三届中国书法兰亭奖理论奖一等奖。   三、区域美术(含民族美术)研究   “十一五”期间区域美术研究比较活跃，正因为这一时期通史性的写作基本处于停滞状态，而地域性的美术研究又受到地方政府及有关文化教育单位的重视，作为地方文化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或有地方特色的研究项目进行扶持。区域美术研究的特点，一是文化中心区域，二是文化边缘区域。如北京的地区性美术研究就有两项成果，即邵大箴、李松主编的《20世纪北京绘画史》(2007年版)与李福顺主编的《北京美术史》(2008年版，北京市“十一五”社科规划项目)。前者聚集了国内颇有建树的美术史论家，如李树声、薛永年、水天中、单国强等人;后者主要是一批青年学者。二者体例不同，水平各异。相比“十五”期间出版的《上海美术志》(2004年版)和《20世纪上海美术年表》(2005年版)，在研究思路及具体做法上已不相同。澳门文化局近年也资助一批有关澳门美术与设计方面的研究项目，已结题并待出版的成果有胡光华的《澳门绘画史》、刘佳的《澳门设计艺术》。   由澳门基金会编辑出版一套《澳门史新编》(2008年版)，收录了莫小也的《澳门早期美术史:远古至1850年》与郑工的《澳门美术史的分期与分类》。莫小也的研究课题“澳门美术史”(2003年立项的国家年度题)也基本完稿。   相关的研究成果还有李伟卿主编的《云南民族美术史》(2006年版)、张亚莎的《西藏美术史》(2006年版)、范晓杰等人合著的《山西美术史》(2009年版)、朱琦的《香港美术史》(2007年版)、徐文琴的《台湾美术史》(2007年版)。还有一些民族美术史的研究课题在“十一五”期间陆续立项，如彭林绪的《土家族工艺美术史》(2007年度)、张景明的《中国北方游牧民族的造型艺术与文化表意》(2007年度)、李青的《丝绸之路与西北民族美术史研究》(2007年度)、李宏复的《中国少数民族刺绣工艺文化研究》(2008年度)及姜钟浩的《中国朝鲜族百年美术发展历程与特性研究》(2009年度)。   区域研究的性质应属于文化研究，或者说是有关地方知识及在特定空间区域内文化关系的总体叙述，故在文化边界、共时性关系、差异性论述等问题上容易形成关注的焦点。只是目前美术学界对文化研究的方法及意义认识还不明确，故在写作时容易出现视野不清。其中最大的认识误区，就是将区域美术研究作为局部范围内的一般美术史写作，即被缩小了空间范围的通史性写作。实际上，这是两种不同类型的研究，其目的不一，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都不一样，要解决的问题更不相同。这一问题在2010年4月的“中国地域性美术史研究暨《北京美术史》学术研讨会”上已被提出，但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四、边缘性的文化研究   边缘性的文化研究主要指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   “十一五”期间，美术学及设计艺术学处于学科的基本建设阶段，新的边缘类型学科出现不多，其队伍基本是由民间美术、工艺美术及设计艺术等相关领域的研究人员构成，理论基础较为薄弱。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兴起后，带动了民间美术与民间工艺美术的文化研究热潮，但真正理论上的带动却是文化人类学及民俗学。如乔晓光的《本土精神: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民间美术研究文集》(2008年版)、吴志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新视野下的福建民间美术》(2008年版)、沈泓的《节庆狂欢:民间美术中的节俗文化》(2009年版)等。还有一些研究课题在“十一五”期间陆续立项，绝大部分都属于调查报告④，其立项在美术及设计艺术类中每年的比例数高低不等，如2007年有五项(其中两项为国家重点)，2008年有四项，2009年有六项(其中两项为国家重点)，分别为当年美术及设计艺术类总立项数(含文化部项目)的19%、10%、17%(不含工艺史研究)，但重点题所占比例很大，2007年为50%，而2009年则为100%。#p#分页标题#e#   ⑤随着2007年当代艺术市场的火爆，艺术市场学也为人们所关注。有些学者开始研究艺术市场的运作规律，涉及种种与艺术品交易有关的经济现象，思考其中的理论问题，并涉及当代艺术的存在意义及其评价体系，重新判定艺术与社会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重新判定艺术与经济社会之间的关系，重新面对艺术的公共性，面对在新的城市天空中艺术的存在方式及交流方式。艺术社会学的内容必须置换，重新书写，其研究方式也不是传统的历史学所能胜任的。应该说，这方面的研究正处于开始阶段，研究成果多是调研报告，以及建立在宏观基础上的分析判断。中国艺术市场的不规范，许多统计数字不可靠，资料来源也很复杂，给深入而客观的研究带来很大困难。有些学位论文涉及到艺术市场机制、艺术市场语境下的当代艺术发展问题，关于中国艺术市场史的研究也已起步。   2006年，中央美术学院成立了艺术市场分析研究中心，由赵力主持，并主编了一套《艺术财富》丛书，如《艺术财富》(一)(2006年版)、《艺术财富:全球艺术市场新格局》(2007年版)、《艺术财富:全球化与中国艺术市场》(2008年版)、《艺术财富:金融危机下的艺术市场》(2009年版);同时艺术市场分析研究中心还陆续出版了2006年至2010年的中国艺术品市场的研究报告。自2009年起，国家文化部艺术市场研究中心也连续了2008年与2009年的《中国艺术品市场年度研究报告》。2010年4月，由北京市中关村科技园区雍和园管理委员会、艺术北京当代艺术博览会主办了“2010艺术经济论坛———后金融危机时代的艺术市场与艺术收藏”，其议题有宏观经济背景与目前艺术市场、中国经济发展和艺术市场复苏、亚洲当代艺术市场是否能够走出危机以及亚洲艺术市场的前景。   五、创作理论与实践研究   美术创作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历来是美术学研究最为薄弱的环节。大多数著述都停留在基础性技法理论教材的编撰，也有结合自身的艺术创作实践总结一些经验，提出一些看法，有的也试图建构一个系统的创作理论框架，实现自己的艺术主张。   与原理论研究不同，创作理论的研究正在于实践性及可操作性，其中技术性的成分比重较大，或者说，其解决的主要就是技术理论问题。特别是在新媒介、新材料不断出现的当代社会，艺术的创新性不断为人所重视，而创作理论与实践研究却有所不足。研究比较活跃的应属设计艺术学科，如新媒体艺术、图形创意研究、传统文化元素在现代设计中运用等，论文数量较多，也有一定的见地，而那些传统的绘画与雕塑领域，创新性研究不多。但在“十一五”期间立项的一些国家课题，有望在这一方面取得发展。如2007年度的“中国画写意传统中的世界性研究”(国家重点)、“中西绘画图式与时空观念比较”(国家一般);2008年度的“书法创作理论研究”(文化部项目);2009年度的“当代中国水墨语言体系研究”(国家一般)、“中国北派山水画的自然形态与笔墨形态研究”(国家一般)、“基于工作过程的服装设计理论与方法论研究”(国家一般)、“数字传媒设计中中国元素的融入及其应用研究”(国家一般)等。   六、问题及反思   问题一: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选题规划上最突出的问题是美术学与设计艺术学依然混合在一起，既不利于设计艺术学的项目规划与立项，也在挤压美术学的项目资源。在国家学科分类目录上，美术学与设计艺术学都是二级学科;同样，在国家学科分类及代码表上，美术与工艺美术、书法也是并置的。   因为多项学科均囊括在“美术学”内，造成每年“美术学”类的项目申报数居高不下，从而引起项目资源配置上的问题，导致“美术学”类的申报项目被大量削减，影响了学科的健康发展。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一些新兴学科的研究出现不少学术泡沫，与规划项目扶持不当也有关系。我们往往看到社会的需求，却没有注意到项目承担者的实际学术水平与科研能力。   问题二:学术创新最重要的就是要有独到的见解，这一点在集体编撰的项目中最容易被中和，最终使研究成果流于平庸。这并不意味着否定集体的智慧，否定研究课题的集体行为，否认学科带头人的积极意义，而在于我们如何正确处理科研立项中学科的“体系化”建设与“课题性”研究的关系。所谓“体系化”建设，即指那些学科的系统性理论建构;而“课题性”研究，则是针对某一具体项目的深入研究。从目前的学科发展情况分析，恰恰需要的不是这些“通史”或“通论”，而更需要在某一课题上深入发掘研究，得出新的研究成果，拓宽研究领域。如果没有基础性的“课题”研究先行，那么，“通史”和“通论”只能停留在编撰的水平，不断重复地拼凑组合，在所谓的“框架结构”上做文章。但这并不等于说我们不需要学科的体系化建设，学科的体系化建设不能只停留在“通史”、“通论”上，而应该形成各自不同的理论派别，从基础理论开始，形成“一家之言”，才能构成“百家争鸣”的大局，促进学术繁荣。   现阶段我们更需要独辟蹊径式的研究，从而加强某一选题的研究力度，以点带面，拓宽研究的领域。   特别在传统的中国美术史学领域，鼓励那些最适合个体性研究的选题系列，形成几项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成果。如中国的宗教美术就是一个极有学术发展前景的研究领域，尚且不论四大石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麦积山石窟及敦煌莫高窟)美术，论敦煌学的影响及其在国际学术上的地位，就算那些零星散布在全国各地的佛、道美术作品，数量也极其庞大。中国古代美术遗品中，半数以上应与佛、道有关。这是其它国家和地区难以具备的文化遗产与学术资源。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一样，古代美术遗址及遗迹的保护与研究也迫在眉睫。过去，我们已经整理出版了大量的图录与图册，相关的文献资料也陆续加以整理，但深入细致的高品质论文却难得一见，相关的研究选题也很少。#p#分页标题#e#   另外，继续鼓励少数民族美术研究，以边缘性的文化研究排解单一性的主体叙述，建立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新格局。同时，由少数民族美术及边远地区的美术研究拓展至周边国家和地区的美术研究，提升区域美术研究的学术水平，既看到历史文化在不同区域间的交流与互动，也揭示美术在地区性政治生活与文化生活中的作用及意义。   问题三:美术基础理论研究贫弱。基础理论需要较长时间的学术准备，尤其需要由创作理论沉积一段时间后再行引发新的突破。目前，艺术创作空前活跃，艺术家的创作自由度也大，但却匮乏新的理论思考及相关艺术实验的研究报告。   我们不能说美术创作中没有学术问题。过去美术家总期待着理论家帮他们解决理论问题，而理论家往往又帮不了这个忙，因为那些理论问题都与创作实践密不可分。与其他的人文学者一样，美术创作者总为范式问题所困扰，而突破范式的束缚则被认为是天才的创造力的体现。但范式的成形及传播需要知识的帮助，一个成系统的新知识才能支撑艺术的新范式。当代艺术鼓励创新，也为新的艺术理论出场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而这种理论又会支持新的艺术批评，促进艺术创作的实践，沟通艺术与社会公众之间的审美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