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寻找写作灵感？中文期刊网用心挑选的全球油气资源投资环境风险分析，希望能为您的阅读和创作带来灵感，欢迎大家阅读并分享。
1全球油气供应及我国油气进口现状
1．1全球油气供应及投资现状
1997～2018年，全球石油产量从34．69×108t增加到44．74×108t，提高了28．9％，产量增长主要来自以中东产油国为主的欧佩克生产国和美国。2007年以来，全球三大产油国美国、沙特阿拉伯和俄罗斯的石油产量均呈现增长态势，以美国的产量增速最为明显，2018～2019年美国为全球第一大石油生产国（图1）。1997～2018年，全球天然气产量从21927×1012m3增加到38679×1012m3，提高了76．3％，产量增长主要来美国、伊朗、卡塔尔、土库曼斯坦和沙特阿拉伯等主要产气国家。2018年美国的天然气产量达到了8318×1012m3，占全球总产量的21．5％。2018年俄罗斯的天然气产量为6695×1012m3，占全球总产量的17．3％。自2014年低油价以来，全球各石油公司纷纷削减上游投资，幅度达30％～50％。2018年，全球油气勘探投资为434亿美元，约为2013年的40％（图3）［1］。
1．2我国油气进口现状
2009～2018年间，除2011年和2015年低谷以外，我国其他年份油气行业对外投资金额均保持在200亿美元左右。2018年，海外油气权益产量已超过2×108t，投资主体逐步多样化，民营资本参与海外油气投资逐渐增加［1］。目前，我国有34家能源企业参与210个海外油气项目投资，业务遍及全球50多个国家，其中涉及民营企业23家，基本建成六大油气合作区，并建成了横跨我国西北地区、东北地区、西部边境以及东部海上的四大天然气进口战略通道，境外油气权益储量产量连续多年保持快速增长［2－3］。据伍德麦肯兹（WoodMackenzie）数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9年3月底，34家中国能源企业共拥有境外油气勘探开发生产区块1241个，占全球总区块数的2．9％；78家美国能源企业共拥有境外油气勘探开发生产区块2207个，占全球总区块数的5．1％。我国油气供给形势十分严峻，随着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对油气的需求量不断增加，境外丰富的油气资源已成为保障我国能源安全供给的重要来源（图4）。据中国统计局数据，2019年中国进口原油50572t，较2018年增长9．5％。按进口来源国划分，主要来自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安哥拉、巴西等国（图5）。2019年进口天然气1313×1012m3，较2018年增长6．9％。
2全球重点区域油气投资环境新特点
未来中长期发展阶段，石油仍将在全球能源供应中扮演重要角色，预计到2040年，全球石油需求水平仍维持在39．8×108～64．7×108t／a，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需求将呈现逐步下滑趋势，全球油气需求增长将全部来自新兴经济体［4］。美国“页岩革命”持续深化，美国页岩油／致密油将主导全球液体燃料生产的增量，未来十年，美国致密油产量增长2．99×108t／a。到2030年前见顶时，总产量将接近5．23×108t／a；预计到2040年，美国页岩油产量将降至4．23×108t／a。未来石油产量年均增长0．3％，2040年将超过50×108t／a，非常规产量约占15．2％。美国和卡塔尔将成为全球两大液化气出口中心，到2040年合计占全球液化气出口的40％［3］。在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的绿色能源应用趋势下，天然气行业将强势增长。预计到2040年增长近50％，是唯一和可再生能源一样份额在展望期间增长的化石能源。亚洲仍将是全球液化天然气的主要进口地区。2019年，美国、俄罗斯和以沙特阿拉伯为首的欧佩克是全球石油供应的主要力量。据BP数据，2012～2018年间，欧佩克在全球的产量份额由44％下降到41％，全球出口份额由66％下降到54％。随着美国页岩油产量的激增，开始不断削弱欧佩克的影响力，减产提价的效果逐渐减弱，由此也开始导致欧佩克组织内部矛盾激化，卡塔尔和厄瓜多尔分别于2019年1月和10月宣布退出欧佩克。作为影响国际石油市场的主要国家，美国、俄罗斯和沙特阿拉伯的油气投资政策环境在新时期呈现了新特点。
2．1美国是全球油气市场最强势的力量
美国自2014年以来的“页岩革命”呈持续深化态势，原油产量、炼油加工量、炼油能力、石油消费量、天然气产量和天然气消费量均为全球第一，跻身全球前五大原油出口国之列（图6）。2019年，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原油产量增长国，原油产量激增至6．96×108t，占全球总产量的16％，占全球原油增量部分的75．4％，且有望在2020年实现液态油料的进出口平衡。美国继续推行“能源独立”，在全球油气市场的影响力日益增强［3］。美国政府退出《巴黎气候协定》，放松对能源行业的监管措施，并大幅下调企业所得税税率，对企业提高石油采收率和新钻边际井引发的开发提供税收减免开发政策，有效降低勘探开发成本，使国内非常规油气资源得到最大潜力的开发利用，提升竞争力，加速能源独立的战略目标。通过制裁伊朗和俄罗斯，进一步挤压其在全球能源供应市场的份额，为美国能源资源开拓国际市场。
2．2俄罗斯减产协议执行不高
近年持续受美国和欧盟的金融制裁，俄罗斯由于经济压力将减产执行率维持在较低水平，并在2018～2019年保持油气出口持续增长。2019年，俄罗斯原油产量5．6×108t，同比增幅448×104t，原油产量再创历史新高。俄罗斯不断推进天然气出口多元化战略，尤其是增加管道运输建设，面向欧盟市场的“北溪－2”管线正受到美国的“长臂”干扰、面向土耳其市场的TurkStream管线、面对中国市场的中俄东线现已正式运营；在LNG方面，逐渐增加对亚太国家的出口。北极亚马尔项目进展顺利，中国石油将收购北极LNG2项目10％的股份，其正在与沙特阿拉伯、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进一步商谈中。俄罗斯政府采用财税政策鼓励北冰洋近海地区和东部边远地区油气勘探开发，尤其是外商投资，其石油出口关税尽管从105．0美元／t提升至114．4美元／t，但产自东西伯利亚、里海油田和普里拉兹洛姆油田的石油出口关税自2018年起仍为0。确定石油税改革方向，将在六年内逐步取消石油出口税，同时，2019～2021年石油开采税将有所上调，向俄罗斯国内市场供应高质量汽油和柴油的炼厂将享受税收减免，2019年起，增值税税率自18％上调至20％［4］。
2．3沙特阿拉伯成为全球地缘政治最为复杂的地区
2018～2019年，沙特阿拉伯是“欧佩克＋”减产协议执行的核心国家，严格执行减产协议对国际油价产生了重要影响，为保证市场供应，在2018年下半年开始增产，年底快速减产，在2019年石油设施遇袭之后迅速补足市场供应，国际油价迅速回稳，显示出其强大的市场供应和调节能力（图7）。据沙特阿拉伯能源部和欧佩克数据，2019年欧佩克原油产量降至14．87×108t，同比降幅约9960×104t。2019年沙特阿拉伯石油平均日产量为4．89×108t，占欧佩克总份额的32．8％，较2018年削减4．9％［5］，为6年来最低。中东地区局势一向是牵动国际油市的一条“敏感神经”，局势紧张或缓和都可能造成国际油价大涨和大跌。当前美国对伊朗极限施压催生的海湾危机有进一步加剧之势［6］。沙特阿拉伯本土天然气产量增长迅速，但完全供应国内市场。沙特阿拉伯《愿景：2030》中明确其推动石油精加工和石化产业发展，炼油业是其优先发展的产业，并拥有更为开放的政策环境。沙特阿美计划在2020年将炼油产能提升至3．98×108～4．98×108t／a，成为全球最大的炼油企业。同时，大力发展新能源产业，以期在全球能源转型中占据有利地位。2019年，沙特阿美成功上市，沙特阿拉伯作为全球石油供应中心的地位一时无两，但日趋激化的大国博弈使中东地缘局势剑拔弩张，恐怖势力、反对力量深刻影响沙特阿拉伯原油供应安全，也为全球油价的走向增添了多个不确定因素。
3全球油气资源投资环境风险
2018～2019年，全球油气市场受地缘政治形势波动剧烈。主要资源国投资环境复杂多变，不仅持续加强对战略性矿产资源的管控，并且顺应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发展趋势，大力减少化石能源的比重，加大发展可再生能源，全球油气市场面临多重挑战。
3．1全球宏观经济形势低迷
全球宏观经济不稳定性增加，需求增长进一步减速。中美贸易冲突不仅严重损害了中美贸易关系，也间接对全球贸易和经济增长造成了负面影响。同时，伴随着全球融资环境紧缩，一些新兴市场如埃塞俄比亚、巴基斯坦、土耳其等债务压力增大，新兴市场国家爆发危机的可能性上升。短期内，不利的贸易和融资环境仍将持续，发达国家经济体还将面临周期性下行压力，经济增速或将进一步降低，油气需求增长也将随之下降。从中长期看，一些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逐步完善、工业化进程逐步展开，将成为拉动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而“一带一路”倡议也将推动宏观经济的发展，亚太地区将成为经济增长和油气需求增长的主要动力。
3．2地缘政治风险加剧，大国博弈导致区域矛盾尖锐
在全球油气市场最核心的中东地区，近年来不断上演各种尖锐的地区冲突。沙特阿拉伯、伊朗作为最核心的产油国，不断以武装冲突或者恐怖袭击事件等各种极端形式体现美国、俄罗斯、中国、印度等大国博弈的结果。美国在中东地区大幅减少军事存在，并刻意制造摩擦，公开支持以色列，退出伊核协议并恢复对伊朗制裁，不断加强对沙特阿拉伯的军事支持，刻意推动可能存在的军事冲突；同时伴随着叙利亚境内的反恐战争和也门混乱的政治局势，各种恐怖势力也摩拳擦掌，不断制造“突袭”“打击”事件，让中东地区整体政治和安全局势趋于紧张。而在拉美地区，国内反对派的存在加剧了大选之后的社会动荡，国际原油供应局势日趋复杂［8］。
3．3中美贸易冲突带来巨大影响，美国“能源独立”持续深化
2018～2019年，影响全球能源资源前景的投资风险主要体现在中美贸易冲突上，一方面对中国能源需求集中的工业领域造成抑制作用，另一方面严重打击市场信心，投资行为受限，并由此产生强烈的避险情绪。中国对美国LNG的进口关税已逐步由10％提高到了25％，2019年8月，中国开始对美国原油加征关税，中美贸易冲突对能源领域尤其油气领域的影响将是系统性的。随着2019年底中美贸易谈判取得阶段性成果，将为全球经济及石油需求前景注入强心针，石油行业普遍认为，中美贸易前景缓和，提振了投资者对原油市场需求将维持稳定增长的乐观预期，后续影响将逐渐显现。近年来，美国以宽松的市场环境和具备竞争力的投资政策推行“能源独立”和“美国优先”，提升国内油气产量，天然气出口量大幅增加，在国际市场份额和影响力也逐步显现，国际油价的影响因子在进一步增加［9］。在全面放开天然气出口的同时，不断借助大国地位打压主要油气资源国的地位，以不遗余力地“长臂”干涉“北溪－2”俄罗斯天然气管线最为典型，这一做法引起包括欧盟在内的多个国家强烈反感。但伴随着美国大选在即，关于美国国际政策的各种不确定性大幅增加。
3．4应对气候变化，推动可再生能源发展将深刻影响全球能源结构变化
为应对气候变化，多国计划出台政策限制油气占比，进一步加剧行业发展的不确定性。随着2018年末《巴黎气候协定》实施细则的通过，意味着透明的碳排放交易制度、发展中国家的减碳资金来源将成为大问题。按照《巴黎气候协定》的要求，到2040年全球石油和天然气消费应分别为34．8×108t和41840×1012m3，大部分化石能源需求将被可再生能源代替，减排压力巨大。虽然2017年美国宣布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减排政策出现倒退，同时也在多个国家遭遇抵抗，《巴黎气候协定》推进并不顺利，但全球能源转型却是大势所趋，油气行业的产业格局将面临重大调整。世界主要国家纷纷进行可再生能源发展战略布局，目前已有192个国家制定了自主减排目标，64个国家公布了可再生能源占最终能源消费比重的目标（据21世纪可再生能源政策网络统计），欧盟计划在2030年将可再生能源占比提高到30％。另外，多国推进“碳排放”交易系统和定价政策，目前已知有88个相关方正在考虑采用碳定价作为实现《巴黎气候协定》减排承诺的工具，51个国家和地区已经实施或计划实施基于碳定价的解决方案，包括25个排放交易系统和26个碳税系统。另外，部分国家持续投资可再生能源，推动能源替代。为保证风电和光伏的应用，美国、英国、法国、日本、墨西哥、欧盟等能源消费大国和地区开始大力投资储能技术和分布式能源，以解决可再生能源的间歇性问题。
3．5各国加紧对战略性矿产资源的管控力度，政策投资环境进一步恶化
近年来，出于对国际经济下行的担忧和对能源资源的管控，国际大国纷纷推出战略性矿产或者关键性矿产目录，并通过关税等多重手段加强投资行为开发管控和供应安全保障。2018年美国公布包括油气在内的35种关键性矿产目录，用以扩大关键性矿产资源的勘探开发和安全供应，且在2019年成立美国能源联盟，确定9个国家成为联盟成员，这一举动凸显美国正在加强对关键性或战略性矿产资源的全球控制力和话语权。作为深海油气勘探的全球中心，巴西也对油气管理体制进行了改革，加强国家对资源的掌控力度，并同时着手编制关键性矿产资源目录，以加强国家供应保障。同时一些油气资源国也纷纷效仿通过制定国家政策，将油气等能源矿产资源列入“战略”管理范畴，增加了油气投资政策环境的复杂性。在加强政策管控的同时，各国开始严格生态环境的保护措施，油气企业的社区关系和社会责任风险进一步凸显，甚至严重影响油气企业的运营。
4中国油气企业海外投资运营面临挑战
4．1政府支撑和服务不足
我国能源资源管理部门对海外油气的公益性、基础性、前瞻性的研究和布局工作较薄弱，对海外油气风险勘探缺乏必要指导和科学规划，在金融服务、政策服务、信息服务和应急服务方面处于起步阶段，尚未形成高效联动。尤其是在信息服务和金融保障方面，没有建立全球油气投资环境动态评价体系，对地缘政治复杂地区和区域冲突尖锐地区信息共享和服务不及时，同时缺乏行之有效的金融担保和专门的财税支持体系，海外风险勘探和大宗商品投资决策制度滞后，导致石油企业海外竞争错失良机。另外，对我国石油企业海外“走出去”缺乏统筹规划和长远考虑，在海外油气市场上，还会出现中国企业竞相抬价，恶性竞争的情况，严重影响油气企业“走出去”的质量。对国有石油企业的考核机制和管理方式也亟待改革，石油企业决策者对资产优化和重组顾虑重重，资产得不到有效配置，严重影响企业效益和生产效率。
4．2石油企业基础薄弱、缺乏经验
我国石油企业开展境外业务时间较短，全球优势资源获取难度大，在深水、非常规等新兴领域的探索开发与跨国石油公司还存在较大差距，关键技术和装备优势不突出，核心竞争力弱。随着近年国际经济下行和油价持续走低，在境外获取优势资源、争取作业者的机会难度进一步加大。在“中国威胁论”的压力下，加之资源国紧缩的资源市场和全球气候变化趋势背景下严苛的社区环境，以往的海外油气资源合作基础也面临多方挑战。
4．3油气行业国际参与程度低
作为全球油气消费最多的国家之一，我国对国际石油交易的定价权、话语权未能充分体现。目前，国际上主要的大宗商品大多转变为期货市场主导定价。全球原油贸易大多以纽约商品交易所的西德克萨斯轻质原油（WTI）价格和伦敦洲际交易所的布伦特（Brent）原油期货价格为基准价。虽然日本、印度、迪拜、俄罗斯、中国等国家和地区先后上市原油期货，但都没有成为被广泛采用的价格基准。2018年3月我国原油期货正式上市，2018年成交量0．27亿手，约占全球能源期货期权成交量的1．5％，尚处于起步阶段。由于缺乏定价权，导致我国石油进口议价能力不足，至今仍被动接受进口“溢价”。另外，我国油气行业的国际能源组织参与程度不高，影响较小。近年，国际能源署（IEA）、国际天然气联盟（IGU）、国际能源论坛（IEF）等多个国际能源组织和机构中出现了中国面孔，但总体看，中国加入国际能源组织合作参与全球能源治理，仍处于起步阶段，多边合作薄弱；在权威国际能源机构和组织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不够，缺乏主导性作用。同时，油气行业缺乏与其他国际组织的有效沟通和衔接，导致在海上通道、海上反恐等方面缺乏部门联动，未能高效利用国际影响力助力油气领域国际合作。
5建议
5．1加强统筹规划和引导服务工作
政府应加强对石油企业“走出去”的规划和服务，利用多部门联动、多领域互动、多方位沟通方式对石油企业“走出去”进行支撑和服务。结合国际国内形势，完善海外重点合作区域布局，丰富能源国际合作内涵，把握好各方利益交集。深化与俄罗斯、中亚合作，扩大与中东合作，加强与非洲合作，拓展与美洲合作，稳定与亚太的资源合作。构建多元化供应格局，加快重构供应版图，实现进口源多元稳定，形成长期可靠、安全稳定的供应渠道。科学、及时开展全球油气资源投资环境评价工作，全面考虑地缘政治的复杂性和突发性，充分利用外交手段，进一步提高我国能源进口多元化保障水平。
5．2进一步优化企业境外资产重组，提升资产收益率，实现产量可持续增长
随着油价低潮期的持续蔓延，国际石油公司资产组合优化的力度进一步加大，核心资产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如雪佛龙（Chevn）强化美国致密油气资产，加大短周期资产投入力度；壳牌（Shell）聚焦深水、LNG资产；埃克森美孚（ExxonMobil）聚焦美国非常规、深水、LNG资产；英国石油（BP）强化深水、非常规资产，相比较国际石油公司，国家石油公司更依赖传统常规资源。我国三大石油公司海外资产也以常规油气为主，在非常规和深水领域也有突破，考虑到我国石油企业技术储备不充分，建议继续加大国内非常规勘探开发，积极配置LNG和深水资产。同时，我国石油企业境外资产总量不少，但是资产剥离较少，导致低油价时期的经营收益率低，甚至经营困难，严重拖累企业海外油气资产的整体竞争力。应通过剥离收益率低的资产，有效聚焦专业领域，持续打造核心竞争优势，保持资金能力和财务流通性，提升油公司海外发展质量和核心竞争力。
5．3石油企业主动适应形势，进行结构化调整
在应对气候变化和低碳发展的背景下，全球能源结构面临深刻调整，降低化石能源的利用，大幅发展可再生能源将成为能源发展新趋势。尽管在一定阶段内，石油仍将处于核心地位，但由石油公司向能源公司转变已成大势所趋。我国石油企业应积极重新布局和调整定位，在推动传统油气高质量发展的同时，结合核心优势，加强对天然气和可再生能源的全面布局并有序推进。
5．4鼓励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
全球油气行业已进入全面调整和深刻变革期，随着易获取常规油气资源的逐步减少、天然气和可再生能源的大力推广，技术创新和科学研发能力已成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体现。我国石油企业应加强在非常规、深水、LNG等前沿油气专业领域的科学技术研发能力，重视已有科技成果的及时、高质量转化，加快智能化、数字化在油气勘探开发全流程应用和科学化管理，有效应对全球油气行业技术变革，强化企业核心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
作者:王越 单位:自然资源部油气资源战略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