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寻找写作灵感？中文期刊网用心挑选的代际视角下农民工养老保险论文，希望能为您的阅读和创作带来灵感，欢迎大家阅读并分享。
一、数据来源与样本描述
利用2012年在陕西省展开的“农民工劳动保障基本情况”实地调研数据，涉及建筑业、各类服务业等多个行业，共发放问卷600份，有效问卷555份，问卷有效率为98.2%。经过统计得出，555位被调查农民工中第一代农民工有347位，新生代农民工208名，平均年龄为37.8岁。
(一)性别差异:
一代农民工中女性占19.3%，新生代农民工中女性占30.8%，比例提高了近一倍。由此也可以看出，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观念的更新，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中的角色已经出现了极大的转变。
(二)文化差异:
一代农民工以小学初中为主，新生代农民工以初中和高中为主。新生代农民工中受过职业培训的人员比例高达32.21%，比一代农民工高20个百分点。新生代农民工的维权意识相比于一代农民工有所提高，调查问到“如果权益被侵害后会选择哪种方式解决”时，一代农民工中有63.98%的人选择找老板谈、找老乡帮忙以及忍忍算了，而新生代农民工则有60.58%选择找劳动部门、法院等相关部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三)职业差异:
在择业方面，新生代农民工工作耐受力明显比一代农民工低。54.47%的一代农民工从事建筑业，而新生代农民工只有28.37%从事，新生代从事的另一个主要职业领域为餐饮业和商业零售业。
(四)流动差异:
在外出务工规模方面，一代农民工多选择和老乡一同外出务工，而新生代农民工独立意识更强，选择群体外出的仅占38.46%;在更换工作频率方面，新生代农民工虽然外出务工时间远比一代农民工时间短，但更换工作次数却比一代农民工高出6.89%，这反映了新生代农民工职业预期高和职业发展能力低的现实;在城乡流动意愿方面，两代农民工的差异不大，部分新生代农民工由于外出务工时间短等自身原因以及社会等多方面现实原因，目前还没有能力留在城市，因此有14.42%的新生代农民工选择不确定。
(五)养老保险差异:
两代农民工的参保程度都很低，当问到“如果没有参加养老保险，是否想过一旦年老了该怎么办”时，未参加任何一种养老保险的一代农民工中有59.93%表示年纪大了就回家养老，或者靠儿女;有75.31%未参保的新生代农民工并没有参保倾向，大多数人表示年纪还小，不着急想年老以后的事。相比较而言，未参保的一代农民工的参保倾向要明显高于新生代农民工一倍多。其中，参加城镇养老保险的新生代农民工略高于一代农民工，而一代农民工参加农村养老保险的略高于新生代农民工。
二、模型建立与变量设定
影响农民工参与社会养老保险的因素多种多样。结合以往的研究，都阳和高文书认为单位特征较之个人特征更为重要;而王冉和盛来运发现随时间推移和政策推广，个体特征变量对其参加社会保险情况的影响也会逐渐显著。由于调查资料的限制，本研究主要探讨个体特性与工作特征对农民工参与社会养老保险的影响。基于前人文献和本文的研究目的，构建计量模型并对样本进行回归分析，模型的被解释变量选取农民工的参保行为，解释变量的选取则参考雍岚、孙倩、胡央娣等学者的方法，主要分为性别、婚姻状况、收入等个人特征和签订劳动合同等工作特性，主要探讨个体特性尤其是代际差异特征对农民工参与社会养老保险的影响。
三、计量结果分析
先将农民工看作整体，引入所有变量，555个样本的模型的最终预测结果为81.7%，拟合效果较好，且通过了统计性检验，模型具有统计意义。考虑到农民工群体已分化为异质体，还将分别研究各因素对一代、新生代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的影响。本文还对347个样本的一代农民工和208个样本的新生代农民工分别建立logistic模型，模型的最终预测结果分别为85.8%、86.4%，拟合效果较好，且通过了统计性检验，模型具有统计意义。
(一)总体分析
在整体模型中，婚否对农民工是否参与养老保险影响不显著;而外出时间、劳动合同对是否参与养老保险在95%的置信度下影响显著。外出务工时间越长，农民工越倾向于参加养老保险，签订劳动合同的农民工更加倾向于参加养老保险;性别、子女个数在90%的置信度下有着显著的影响，男性参加养老保险的倾向高于女性，子女个数越多参加养老保险的倾向越低;文化程度、月收入、流动意愿、企业性质以及在单位工作时间在不同程度上均对参保有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在整体的分析结果中，以实际值而非分段赋值的变量“年龄”的p值为0.144，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目前对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的界定主要以年龄为标准，故本文假设，由于农民工群体不再是同质体，存在代际差异，导致年龄在不同代农民工中所发挥的作用不同。因此，下边对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分开估计以反映代际差异的影响。
(二)老一代农民工计量结果分析
文化程度对老一代农民工是否参加养老保险影响不显著，可能是因为老一代农民工普遍文化程度不高，79.25%的人文化程度都在初中以下，影响到对于养老保险的认知;收入整体程度上对老一代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在95%的置信水平上影响显著，从收入水平来看，老一代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的意愿开始是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增加，当收入达到1501—2000元的最高水平时，参与养老保险的意愿反而降低。性别在99%的置信水平上显著且系数符号为正，说明在老一代农民工中男性农民工比女性有更高的倾向参与养老保险;子女人数对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在90%的置信度下影响显著，子女数越多越倾向于不购买养老保险;年龄在95%的置信度下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在老一代农民工组内，年龄对其影响不大;有无耕地对老一代农民工是否参加养老保险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耕地仍然是重要的社会保障因素。在流动意愿因素中，留城在95%的置信水平上对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呈现负的显著性影响，影响系数为－0.824，返乡在90%的置信水平上呈现负的显著性影响，影响系数为－19.96，说明老一代农民工留城的意愿越高，参加养老保险的积极性越大，原因是选择留城的农民工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融入城市生活并有一定的经济能力，倾向于依靠社会方式养老。因此城镇化的加速发展有利于提高农民工参与养老保险的意愿。年龄、婚否、外出工作时间、是否签订劳动合同、工作单位性质以及在目前单位工作时间等变量对老一代农民工是否参加养老保险影响不显著。
(三)新生代农民工计量结果分析
文化程度对新生代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文化程度越高，参加养老保险的需求越大;与老一代农民工不同，新生代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的需求随着收入的提高显著增加，说明新生代农民工具有参加养老保险的需求，只是收入低制约了参加养老保险的需求。与老一代农民工不同，新生代农民工中，性别在95%的置信度下影响显著且符号为负，表示女性有更强的动机参与养老保险，主要由于外出务工锻炼了女性农民工较强的独立性和自强性，增加了养老需求。与老一代农民工不同，子女个数对新生代农民工是否参加养老保险是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在对新生代农民工子女个数统计得知，208位新生代农民工有148位农民工目前尚未有子女，而剩余的农民工多是一个子女，反映了现代家庭中基本以独生子女为主，成为人母抑或人父的新生代农民工，对家庭的牵挂以及对稳定生活的追求更强烈，因此参与社会养老保险的需求也就越大。与老一代农民工相同，耕地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是否参加养老保险有着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表明无论对老一代农民工还是新一代农民工，耕地价值不仅仅承担着生产资料的功能还承担着重要的社会保障功能。这一方面表示耕地对保障农民养老有着重要的作用，在社会养老体系尚未健全的时候不宜过分强调土地的生产资料功能;另一方面表明社会养老体系的建立有利于化解农民工的后顾之忧，有利于农村耕地资源的优化配置。与老一代农民工不同，在新生代农民工组内，年龄对新生代农民工是否参加养老保险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表明年龄越轻，对养老保险的需求越大。年轻的新生代农民工文化程度较高，大多数都是高中或中专以上文化程度，更加向往城镇的生活方式，能接受现代型的养老方式，因而更能体会到参加养老保险的重要性。对新生代农民工而言，劳动合同对其是否参加养老保险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的权利意识抬头。在签订合同中注意维护自己的养老保险权利，表明新生代农民工有很强的参与养老保险的意识。与老一代农民工不同，新生代农民工目前所在单位对是否参加养老保险在95%的显著水平下呈现负相关关系，个体经营的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的倾向性高于私营企业的员工，私营企业的员工高于国有企业的员工，原因可能与新一代农民工面临的风险及对养老保险的认知有关。婚否、外出时间、流动意愿以及在目前单位的工作时间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是否参与养老保险影响不显著。
四、结论及建议
通过以上分析，得出两代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的影响因素存在显著差异的结论。原因是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程度、权利意识和对城镇生活的渴望程度远远高于老一代农民工，参保意愿较高，但由于年龄不大，参保的迫切性不高;而老一代农民工由于文化程度和权利意识的原因参保意愿不高，但较大的年龄导致参保迫切性比较高。因此，在制定政策时应该考虑此方面的差异而采取相应的措施，促进农民工参与养老保险程度的增加。首先，考虑到农民工群体的复杂性和异质性的客观存在，应根据农民工的代际差异及不同的养老需求，对他们进行类别的划分，制定“分层分类”多元化的过渡式养老保险制度。当然，这种“分层分类”的思路并不是要强化我国的二元社会状态，等到实现农民工养老保险的基本覆盖后，根据养老保险的“大树法则”，实现城乡统筹的养老保险制度的最终建立。其次，由于农民工参保倾向和维权意识较弱，应高度重视养老保险政策的宣传和相关教育，政府在不断完善养老保险体系的同时，应注意引导农民工了解和学习法律制度，培养和提高农民工参与社会养老保险的意识;加强企业养老保险制度的规范实施，提高农民工与用工单位签订合同的意识，有助于进一步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提高农民工的参保程度。第三，针对耕地对农民工具有特殊价值的问题，应进一步完善农村政策，加强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弱化土地的社保功能，强化土地的经济资源功能，使得农民实现由土地养老、子女养老向社会养老的转变，增强参与养老保险的意愿。
作者：李婷 郭亚军 单位：西北农林科技大学